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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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2、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3、一般学者会把研究范围归纳入“微观”或“宏观”层面。“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或个体与其他个体间的决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经济物品的消费、生产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投入、资源的分配、分配机制上的选择等等。“宏观经济学”则以地区、国家层面作为研究对象，常见的分析包括收入与生产、货币、物价、就业、国际贸易等问题。

4、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建基在理性的“极大化”这假设之上，每个人都会在局限下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真假并不重要，只要假设推论出来的可被验证含意，能够解释及推测现实世界，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行动的行动公理基础之上。其学派旗帜鲜明的反对把理性状态和极大化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前提。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 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页注 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 。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 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 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 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 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 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篇(3)

关键词：数理经济学；教学方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163-02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for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ang-Danfeng

（Dongwu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2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 analysis is late in China， which is learning and imit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verseas and the domestics o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systems， whether the frontier mathematical economic models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a directly should be discussed. During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e should enab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sense of framework-analysis using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are numerous， difficult， and complex，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improvement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

Keywords：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e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某个个体或群体最优的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如何实现最优化为主线，从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一直沿伸到动态分析。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运用经济学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经济社会中，微观个体与宏观总体都面临着在有限资源及环境机制下实现自身最优的问题。尽管由于参与方的行为表现、经济环境及制度安排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流派，但是对经济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及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方面。（田国强，2005）任何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在学习时，首先明确模型的这五个方面特征，将有助于人们迅速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数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涵义。

（二）学会设定切合实际经济环境的数学语言

通常经济学理论分析都包括三个部分：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进行论证分析；得出论断，给出政策建议。因此，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时研究语言就需要经历“经济学语言——数学语言——经济学语言”阶段的转换。分析问题是在明确了研究目标之后，要学会把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参与方的行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当的数学语言准确、精炼地表述出来。不同的经济环境、游戏规则以及参与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方面。学会用数学语言准确描述经济背景及环境，是做好整个模型分析的基础。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学习时，结合听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在理解本专业学科基本的经济思想脉络情况下，有侧重地介绍一些基本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说博弈论、动态优化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分析工具介绍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重点。教学时应首先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模型（basic model）的解决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联系现实环境，向学生明确指出基础模型依赖的假设条件及在实际中的适用情况。如果基础模型的某些假设与实际环境相违背时，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进。教师在重点讲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点，查阅相关文献，对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三、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数理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且数理模型的证明与推导，看起来抽象难懂，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为了更好地讲授数理经济学，针对学生的具体经济学科专业以及相应的知识准备，应使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分析工具为导向

经济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最终反映的是现实的经济运行。做经济分析时，一切应先从问题出发，将数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是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脱离经济问题本身，过度沉迷于数理模型的推导无益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理解。无论是对于以后走向社会工作的应用型学生，还是对于日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性学生，他们都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必须首先以问题为导向，从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寻找或创新数理分析工具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二）实施启发式教学

教学时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微观经济学标准的消费者或生产者理论模型中，经济人都假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每个人都把价格视为参数给定，个人的选择不受他人的影响，且每个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赖于自身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初学者往往会对此不解，认为无论是假设条件还是得出的分析结果都不切合实际，无法理解学习经济学的用处。这时须启发学生，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情形出发，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复杂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宽假设，假如市场环境不再是完全竞争，而参杂了垄断成份，甚至是完全垄断，那么我们通过模型推导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假如个人的选择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模型的结论又如何？同样，对其他诸如博弈论，委托——，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模型的学习时，也应秉承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打好基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在基础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课题、实际案例与课堂互动相结合

即时的科研课题或者实际案例都是对当下经济热点问题的反映。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穿插，形成补充。这样能使学生对所学数理模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直观的感触。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资料或文献，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互动式的讨论。因而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课后的练习

仅仅依靠课堂时间就想掌握一门课程的全部知识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有复杂数学公式推导的数理经济学课程来说。因此，为了使学生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课后练习是必要的。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后练习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代表性基础模型的推导证明训练；结合专业基础模型的课程论文写作训练。两种练习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分析能力为主。

四、结语

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由于国外的经济环境、机制设计以及参与者的行为心理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国外前沿经济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的直接适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对于国内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由于数理经济学课程存在内容多、难度大，抽象复杂等特点，本文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几点体会。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总结和反思，数理经济教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2] 王 黎.应用型本科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模块化 教学改革

一、关于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通论》提出的最有影响的见解是经济大萧条产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完全有可能出现供求非均衡状态。同时由于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公共支出却能够作为外生性工具发挥替代作用。这一见解推动了当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并且为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导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与AD-AS模型一起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模块的划分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及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模块

1.国民收入的核算。国民收入是反应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国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另外一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2.IS-LM与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汉森根据凯恩斯观点提出的，该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多恩布什把IS-LM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该模型通过利用利率的传导机制，分析了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战后各国主动干预经济运行的首选理论依据。但从实践来看，该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对传统凯恩斯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国内经济学教材仍然继续沿用这一思路。但在国外许多国家，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进一步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解释国民收入与价格决定之间的关系，就是AD-AS模型。

3.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二是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经济增长率来描述。哈罗德（1948）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多玛（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两个模型几乎相同，所以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的表达式为：尽管哈罗德多玛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认该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经济增长理论最有影响的是索罗提出的“slow增长模型”。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创立的，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自建立以来，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模型表达式为：索罗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储蓄率，并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处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的活跃时期。

经济周期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主要理论有熊彼特经济周期，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等。

4.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问题。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同时，货币工资就是通货膨胀率，这条曲线就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对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义工资变化率必须用通货膨胀率来纠正。工资变化率部分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决定，部分地由实际失业率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增长率。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现代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长期，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一条垂直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替代关系，从一地程度上解释了滞涨现象。

5.开放经济下的经济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种开放经济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通过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从而对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适应性预期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下，发展了汇率的波动理论。分析了汇率、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货币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货币超调现象。作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延伸，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本知识模块的主要内容。

三、结论

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收入的总体运行情况，但国民经济是个庞大的体系，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同时需要剖析他的内部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按照模块进行知识分类，帮助学生建立框架性知识体系，教给他们建立知识模块化的方法，这将有助于学生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

[3]Dombush，R.1976，“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pp：116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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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救市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1、正统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在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 %，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3、后凯恩斯主义

同时，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仅仅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微小的影响。

（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的假说，只是拒绝了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第二，新古典主义认为 ，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带给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连西方大国舆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价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宣称要把社会主义扔进垃圾堆，认为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两种舆论反差中，国际社会不断地搜寻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所周知，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相当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一高双低的良好态势，即实际GDP增长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

要对这种相互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一）格林斯潘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说，为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调刺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新经济）。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从而最终给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从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常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二）里根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经济自由化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与实质

（一）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

1、美国救市方案

为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9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 美国国会众院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现救市方案总额增至8500亿，10月3日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 ，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2、欧元区国家救市方案

欧元区15国首脑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欧元区首次峰会并推出联合救市计划，以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此项计划的要点是：债务担保，欧元区成员国2009年年底前为银行5年期以下的新债务提供担保，以帮助增强投资者对收回投资及其回报的信心，降低银行借贷难度；银行资本重组，欧元区国家政府承诺以资本重组和其他“相应手段”救助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会计规则，政府将寻求改变“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防止银行因金融危机冲击而标价过低，从而加剧市场恐慌气氛。

3、中国救市方案

国务院总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二）救市方案的新凯恩斯主义本质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 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各国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

四、基本结论

（一）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不同。同时，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二）各经济体救市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主流媒体中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 国有化政策。这其实是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会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而会在危机过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不会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但具体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是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而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处理繁荣时期所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容易使经济体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因此，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信条的政策执行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态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因此，凯恩斯主义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

参考文献：

[1]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中信出版社，2009，第178页.

[2] 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3] [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张秀娈，陈新岗.试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史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5）.

[6] 番薯.金融危机与政府救市[J].时代周刊，2008，（7）.

篇(6)

[关键词]财产，合同，侵权，经济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政府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即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注：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版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本文的目的旨在对法律经济学中有关财产、合同和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理论做出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一、财产的经济理论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财产是“一组权力”，这些权力描述了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包括对资源的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和阻止他人的侵权等。或者说，“财产的法律概念就是一组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的关于资源的权力”（注：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125页。）。

法律经济学有关财产的经济理论，主要集中在关于财产法的四个基本问题上，即：（1）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2）所有权是怎样建立起来？（3）所有者如何合法的处置其财产？（4）如何保护财产？如何赔偿对财产的侵犯？

法律经济学是依据微观经济学中有关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区别来分析和回答“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这一问题的。由于私人产品具有个人排他使用的特点，或者说，在消费上具有对抗性。因此，对具有私人产品特性的资源建立和履行所有权（私人财产权）的成本比较低，而通过建立所有权带来的利用资源效率将会提高。例如，土地（无论是耕地还是牧场）的使用是具有对抗性的，如果不建立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则将会出现“公地的悲剧”，损害了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确立，将对土地所有者产生一种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激励，从而有利于改善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所有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一问题，法律经济学是根据自愿交换的谈判理论和博奕论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的。经济学的谈判理论表明，自愿交换的利益基础在于，交换的参与双方都有可能通过交换来增加各自的利益，或者说，交换将带来一种“合作剩余”。所有权的建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通过谈判来建立起一组有关资源配置及资源配置结果分配的“社会契约”的过程，只要有关建立所有权的谈判成本及所有权的建立和运作成本小于所有权的建立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改善的收益，并且这种收益能够合理地分配于有关谈判各方，所有权的建立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谈判的结果出现。法律经济学在研究所有权建立问题时，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财产法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被称为“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即：“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达到最小”；（注：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136页。）第二个原则被命题为“规范的科斯定理”， 即：“建立法律以消除私人协议的障碍”。（注：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138页。）这两个财产法原则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建立所有权的目的是有助于私人的谈判，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改善。

对于“所有者如何合法地处置其财产”和“如何保护财产及赔偿对产权的侵犯”这两个问题，法律经济学主要是根据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来加以分析的。首先，所有者在利用其财产时，不能因为其利用财产的行为而导致出强加给别人一种非自愿成本的结果，或者说，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损害，也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其次，当产权受到侵犯时，法律对侵犯权行为的制裁，必须视对产权的侵犯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措施。具体地说，当对产权的侵犯是一种“私害”（指只对极少数人的损害）时，应该选择禁令这种衡平赔偿；当对产权的侵犯是一种“公害”（指会对许多人造成损害）时，则应该选择损失赔偿（或者币赔偿）这种法律赔偿。（注：有关“私害”和“公害”与“衡平赔偿”和“法律赔偿”的分析，可进一步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期。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四章《关于财产的经济理论》的有关内容。）法律经济学有关“私害”适用于衡平赔偿和“公害”适用于法律赔偿的研究结论，也是以“科斯定理”作为其分析基础，其核心思想是产权的保护也必须考虑交易费用，法律的实施必须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

二、合同的经济理论

法律经济学中有关合同的经济理论在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学经典的合同理论（交易的合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合同法的目的的是什么？（2）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合同？（3）如何对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违约给予补救？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可以依据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区分为瞬间交易和缓期交易。缓期交易是一种承诺交易，从承诺的作出到承诺的实现之间存在着一段完成承诺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因此，承诺交易一定涉及到未来，承诺意味着约束交易参与人的未来的行动。因为承诺交易涉及未来，所以会出现不确定性及风险问题，也会更容易出现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合同是完成承诺交易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合同的订立必须考虑到承诺交易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分配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损失和促进信息交流的顺畅，从而有助于交易双方顺利达成交换目的。相应地，合同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制履行承诺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私人目标”，（注：罗件特。考特，托马期。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314页。 ）而有关合同的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则是如何通过人们所达成的自愿协议来促进人们对私人目标的追求。

既然合同法的目的是通过强制人们履行承诺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私人目标，那么，什么样的合同（承诺）应该是按其条款严格履行的呢？法律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强制人们履行合同，而是强制人们履行有效的合同。从帕累托效率的角度看，如果一份合同经过修改有可能在双方不受损的条件下至少使一方受益，那么原来的合同就是无效率的；反之，如果不可能出现上述合同修改的结果，那么该合同就是有效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效率的合同也就是一份完备的合同，合同的经济理论把“完备的合同定义为假如可强制履行，那就能理想地适应实现立约人和受约人目标的一种承诺”。（注：罗件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317页。 ）合同的经济理论的研究表明，一份完备合同的订立需要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合同的订立者必须具备个人的理性；二是签订合同的环境必须是一个类似完全竞争的环境。

有关完备合同的经济理论，为由于个人理性和市场环境的缺陷所造成的合同纠纷之法律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例如，当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时，原告会对被告（违约方）提出起诉，被告则可能会提出辩解。被告的辩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立约抗辩”，即被告声称在合同订立时就存在不正常的因素，使得合同不完备，妨碍了合同的合法性；二是“履约抗辩”，即被告声称在准备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出现了竟外的情况，导致他无法履行合同。被告抗辩的目的自然是要求法院免除其合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根据效率的原则，将依据合同是否完备的有关标准，来判定违约方所提出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并以此来作出是否应该免除违约方合同义务的判决。如果合同是完备的，法院可能会判决违约方赔偿违约受害者所承受的实际损害，即违约补救的“法律救济”（亦称“法律补救”）；法院也可能会判决违约方履行合同义务，即违约补救的“特定履行”（亦称“衡平补救”）。

三、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

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侵权行为时，主要是研究三个问题：（1）侵权行为的特征；（2）侵权行为的责任；（3）侵权的赔偿。

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侵权是一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失职行为，构成侵权行为的要素主要有：（1）被告对原告没有履行法定的责任， 被告的行为有“过失”；（2）原告受到了伤害， 且这种伤害是可估量的伤害；（3）被告的“过失”是原告遭受伤害的近因或直接原因。 法律经济学的侵权行为经济理论，在传统的法学侵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侵权是一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失职行为，且对这一种行为的后果，受害人无法通过求助事先的合同来解决赔偿问题。根据经济效率标准和交易费用理论，侵权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因此，就侵权的伤害即赔偿在事先进行谈判并缔结合同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谈判的成本将是非常昂贵的。以交通事故这一类侵权行为为例，就不可能通过行人和司机事先谈判订立合同来解决侵权行为的责任及赔偿问题。

侵权行为发生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侵权的责任问题。侵权的责任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严格责任原则”，二是“疏忽原则”。严格责任是指只要发生侵权行为，施害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受害人所遭受的伤害完全负责；疏忽原则是指施害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责任与一定的法定标准有关，施害人的行为在参照法定标准时，施害人可能负完全责任，也可能只负部分责任，也可能不负责任。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表明，之所以在发生侵权的场合不能一律运用“严格责任原则”，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将大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得许多有益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成为不可能，结果是降低了社会的总体福利。

当“疏忽原则”是不可缺少时，与此相关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确定就成了一个问题。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已广为接受的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规范性效率目标，是卡拉布雷西提出来的，即：侵权责任原则的构成应该能使预防费用、事故费用（损失）和行政费用减低到最低到限度。据此，法定预防标准的确立原则是：法定预防标准应确定在使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标准上。设W为单位预防成本，X为预防标准或程度量，则WX为预防成本，且是X的增函数；同时设P（X）是侵权行为发生的概率，A是侵权所造成的潜在受害人的损失费用，则P（X）A 为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费用，且是X的减函数。据此，可以得到侵权行为的社会成本（SC ）公式：

SC＝WX＋P（X）A

最佳的法定预防标准确定必须使得社会成本最小化，即

SC‘＝W＋P’（X）A

或者：

W＝-P‘（X）A

上述方程表明，当侵权行为预防的边际成本（W ）等于预防的边际收益（P‘（X）A，可理解为预防所避免的边际损害费用）时，所确定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社会成本达到最小化。利用上述方程即可解出最佳的法定预防标准（或法定预防程度量）X[*].

当侵权的责任明确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侵权的赔偿问题。法律经济学的侵权行为经济理论在“享德法则”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讨论了侵权的赔偿问题。（注：关于“享特法则”的内容可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与经济学》。第八、第九章中的有关论述。）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补偿性损害赔偿金的确定，还是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确定，都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效率原则，即通过损害赔偿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内部化，以促使人们注意遵守法定预防标准，或通过增加故意侵权行为的预期成本来减少各类侵权行为的发生。

以上有关财产、合同和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表明，法律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一是非常重视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确立和突出“经济效率”标准，强调法律制度安排及运作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以此为前提来研究法律的“效果评估”问题；二是非常重视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用成本-收益分析来研究法律规则的制定及经济主体对法律规则的反应。正如R.P.麦乐怡教授所指出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注：罗宾。保罗。麦乐怡：《法与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第2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文版。

［2］理查得德·A·波纳斯。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册，蒋兆康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 储蓄 最优储蓄率 动态效率

一、前言

储蓄和消费作为经济的两个重要方面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面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净出口受到很大冲击，政府的投资支持计划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也带来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在这种激素刺激型的增长下，带来了诸多经济增长的后遗症，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增长后继乏力。

二、最优储蓄率的理论框架

（一）最优储蓄率的定义

从微观经济学的个人福利来说，最好的稳态应该出现在最高消费的时候：c*=（1-s）f（k*）。索罗模型就是从上面公式出发最大化消费，将c*用k*代替，求出稳态时最大化消费的k*gold。存在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中，MPK代表资本的边际报酬，n代表人口增长率，δ代表折旧率，g代表技术进步率。资本黄金律水平满足公式：MPK=n+δ+g。达到了资本黄金律水平的储蓄就是最优储蓄率。

依据资本黄金律水平定义的最优储蓄率要求经济满足消费最大化的原则，在实际政策调控中很难满足。因此，本文提出了依据潜在经济增长率来定义最优储蓄率：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就是最优增长率。在计算上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出发，用潜在经济增长率代替均衡经济增长率。一方面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政府宏观经济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调控上也比消费者个人效用最大化更具可操作性。

（二）最优储蓄率的理论依据

1.过度储蓄理论。过度储蓄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平衡储蓄和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过度储蓄理论中储蓄的平衡点正是最优储蓄理论的最优储蓄率。如果按照符合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来定义最优储蓄率，那么在潜在产出水平上，经济主体能够达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潜在产出是水平上，社会的全部资源（包括储蓄）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达到充分就业。

2.经济增长理论。最优储蓄率最早出现在索罗模型关于资本黄金律的讨论问题上。索罗模型中，储蓄并不会改变长期经济增长率，但会提高稳态人均收入水平和稳态消消费水平。在拉姆齐模型中，储蓄是依赖居民行为的内生变量，是由家庭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一生效用来决定的。理性家庭会在目标函数约束下进行动态最优抉择，权衡当期储蓄与消费的水平，长期中就产生了消费和储蓄的最优时间路径。世纪交叠模型个人最大化问题变成如何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分配两个时期的储蓄和消费来达到个人的效用最大化。

3.动态效率。经济动态效率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存量能否与最优经济增长率所要求的资本存量相匹配的问题：当经济中资本存量大于资本黄金律存量，则该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当经济中资本存量小于或等于资本黄金律存量，则经济就是动态有效的。Diamond（1965）首先研究动态效率问题，并得出过度积累的均衡也有可能在一个竞争经济中出现的结论，人口增长率超过资本的边际产量或者说投资大于回报，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动态无效了。Phelps（1961）认为，动态无效需要考察资本黄金律水平，当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水平时就会发生动态无效。

（三）最优储蓄率的测度方法

本文将分别依据两种方法对中国储蓄率的最优水平进行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进一步进行分析，希望找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优储蓄率的潜在变化规律。

（四）中国最优储蓄率的存在性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一定是中国经济增长自身所决定的，是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高度一致的储蓄率。为探讨中国最优储蓄率问题，必须从研究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出发。

1.相关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选取1990到2012年GDP增长率与总储蓄率进行图示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储蓄率的走势基本保持与国民经济走势相一致的趋势，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与总储蓄率出现拐点，1992～1999年GDP呈现下行走势并于1999年筑底，当年GDP增长率为7.6%。总储蓄率从1992年出现增速之后缓慢下行并于2000年达到谷底37.7%。2000年至2007年间二者走势相关性极大，总储蓄率于2006年达到峰值，GDP在2007年增速达到峰值之后金融危机再次出现拐点下行。

2.收敛性。GDP增长率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率收敛于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个稳定的增长率就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从储蓄率的增长路径不难看出，总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保持高度相关，自身也存在着一个波动的中心轴，在储蓄率波动的各时期总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轴进行，也即总储蓄率也收敛于一个“潜在储蓄率”，这个“潜在储蓄率”就是本文分析的最优储蓄率。由于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保持着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则二者各自的收敛中心线也必然保持着高度相关的正向相关关系。根据最优储蓄率定义，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就是最优储蓄率，我们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最优储蓄率。

三、中国最优储蓄率的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的选取和模型构建

数据的选取。本文的数据采取1991～2012年间年度数据。经济增长率采用张连城（2012）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该增长率依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经过严格的测算得出。最后通过求出资本产出系数就可以直接得到我国最优储蓄率的估计值。

（二）实证分析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的检验。文章采用运用AMSZ准则研究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总收益与总投资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这期间出现了7年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情况，也验证了中国经济存在动态无效的情况。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有效情况，如2000～2002年期间，经济运行中是存在动态有效的，但是净收益占GDP比重却是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资本的净收益开始出现下降，之后2009年呈现大幅上升。2009年之所以出现大幅回升。在2010～2011年期间这种激素型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弊病开始显现，资本净收益出现严重下滑，投资效率低下和重复投资也拖累了经济增长的态势，2012年中国经济的再次探底也揭示了这种投资计划的弊端。

2.哈罗德-多马模型估算最优储蓄率。依据最优储蓄率的计算公式对公式中的未知量资本产出系数求值。历年资本产出系数依据年度固定资本净增值与年度GDP净增值之比计算。对于22年资本产出系数加权求值的结果为3.62，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利用张连城（2012）依据HP滤波法对1953～2011年实际GDP指数数据测算得出的潜在产出增长率10%为标准{1}。综上得出：

s=g*V=10%*3.62=36.2%

据此我们认为适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最优储蓄率是36.2%。

3.索罗-斯旺模型估算最优储蓄率。存在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中，在稳态时，稳态增长水平由储蓄率决定。假定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假设，那么根据欧拉定理，资本和劳动在产出中的份额就是固定的，假设分别为？鄣与1-？鄣。这样就可以根据资本在产出中所占份额估算最优储蓄率。由于在计算资本产出弹性过程中存在较大难度以及存在多种计算方法，经过综合比较，本文参考选用了彭志远{2}在测算合理宏观储蓄率利用的方法。根据间接税占GDP比例计算γ，再依据γ计算？鄣，？鄣=1+γ.在预测中我们采取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条件下的一些简化，鉴于数据的稳定性，对资本所取得实际份额采取平均数值0.40，间接税数值采取0.14，根据公式5得到γ=0.16。

？鄣=1+γ-（1+0.16）*0.40=46.4%

也即根据索罗-斯旺模型我们得到了目前中国最优储蓄率应该保持在46.4%。

（三）实证分析小结

应用AMSZ准则判断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并没有得出中国经济完全动态有效或者动态无效的结论。通过索罗-斯旺模型测算出的中国经济最优储蓄率是46.4%，而哈罗德-多马模型测算出来的中国最优储蓄率为36.2%，两者存在着较大差别。根据前文提出的判断中国最优储蓄率标准上，本文提出最优储蓄率区间：36.2%～46.4%。当中国储蓄率达到以上区间时，能够满足潜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储备而不造成对于消费需求的挤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合理控制储蓄率

最优储蓄率符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发展要求，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再生产需求的资本，同时最优储蓄率也是满足人均消费最大化的资本要求。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传统储蓄习惯以及投资渠道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我国高储蓄的事实。为控制储蓄率达到最优储蓄率必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比重。其次，完善和发展我国投资渠道，积极引导公民健康理财观念。最后，积极倡导消费观念转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针对目前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技术进步也包括制度变革。在地方不合理的政绩观下，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普遍存在。过度的投资和重复投资不仅造成投资回报率低下，而且无法维持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必须做出转变。

（三）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从经济增长周期和中国经济增长路径问题做出政策研究，对储蓄进行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对储蓄进行改革必然要求储蓄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目前我国储蓄利率已经存在着一定的金融机构利率自由浮动空间，但这种利率上浮空间对于存款利率改革只是最初步的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一方面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将加息预期直接变为市场定价，另一方面存款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促进经济运行过程中储蓄总量保持在潜在经济增长率所要求的最优储蓄率水平。

注释

{1}张连成.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1.

{2}彭志远.我国合理宏观储蓄率的测算，经济经纬，2007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