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术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庭孝等.信息咨询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69.

［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几个相关问题［EB/OL］.［2011-04-28］..2010-04-09.

篇(2)

据QS统计，今年中国内地共有48所大学有一个以上的专业位列世界200强。同时，有95所中国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至少一个专业中被其他国际学者引用。据悉，该专业排名考察了全球2858所大学的学术声誉、雇主评分、学术论文引用以及其他关键指标，对包括土木工程、经济学、法律、计算机科学以及许多其他主流30个专业进行了综合评测，选出了各项专业全球最顶级的200所大学。

理工专业排名快速上升

从专业看，中国大学在理工、科学、数学等方向的专业排名快速上升，有更多大学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大学在材料科学、化工、机械、电气和电子工程、土木工程，以及数学、化学、统筹学、农学和环境科学上有超过10所中国大学得到世界认可，位居世界200强。其中，中国大学在材料科学上实力最强，有20所大学名列世界前200名。与去年相比，仅材料一个专业，就有8所中国大学新入选世界200强，增长2/3。此外，中国大学的化工专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令人惊叹，仅今年一年世界大学200强中就新增7所中国大学，比去年增长88%。电气与电子工程以及环境科学各自有4所中国大学分别跃居世界200强，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4%和67%。

文科综合表现有待提高

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育学和历史学的排名中，每项排名仅有不超过3所中国大学达到世界200强水准。在社会学中，中国仅有北京大学一所院校入选世界200强，今年全球排名仅有64位，与去年相比（37位），下降了27位。

篇(3)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当前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遇到的关键问题，如研究论域的模糊、研究方法的漂浮、研究主体的窘境进行了梳理，并深入挖掘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读书》主编黄平先生曾指出:“冷战结束以后，整个社会学进人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社会生活的阶段，社会学合法性遭到置疑，全球化对当今社会学提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战”。同母学科社会学一样，体育社会学也遭遇到许多难题，突出表现为学科界限的逐步模糊、研究方法的贫乏以及研究者的主体困境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梳理，有助于清醒认识当前阻碍我国体育社会学的若干因素，更好地推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深人与发展。

1模糊的论域

1. 1在科学与常识间摇摆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许多的学术论文里通常可以看到“新奇”的理论和漫无边际的研究对象，这些论文典型的加工模式是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母学科和他学科理论来套鲜活的体育现实，这种方法早已经被制度化、专业化了，被包裹得十分精美。就整体的研究内容来看，宏观的对象与庞杂的结构总是相伴相生，最后的结果是陷入大量现象的描述和堆积，而不能切人问题的要害。描述的克星是“批判”，后者恰恰是我们扔掉的体育社会学的精髓。例如:申奥成功以来，对奥运会意义、价值、影响、作用的研究铺天盖地，这些研究中，主观臆断和归因偏差大量存在、解释力极其不足、对后效应的思考也极其匾乏。描述的泛滥使人们找不到体育社会学作为科学的本质，论域的广泛并不一定导致肤浅，但广泛性和描述性常常合二为一，抹杀了“科学”和“常识”的界限。体育社会学缺少经典社会学所表露出来的危机意识背后的批判意识，这种精神不单是马克思和韦伯传统的延续，也是迪尔凯姆一脉发展起来的莫斯的人类学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这使得体育社会学在纵向上摇摆不定，常常滑人零散、琐碎、孤立、突兀的边缘。

1.2边界的善变与漂移

体育社会学的边界何在?抑或说体育社会学本来就没有边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常被作如下划分:研究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如果按照分类的原则，这种对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划分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互斥原则。科克利也用列举的方法来划定体育社会学的边界，这种划分的非穷尽性同样反映了体育社会学的“善变”和“漂移”。假设边界存在，我们好像找不到体育社会学的核心和边缘:逻辑起点何在?理论假设何在?核心议题何在?

当然，体育社会学边界的模糊受母学科社会学边界模糊性的制约，难怪青井和夫在《社会学原理》开篇文章就是“社会学的暖昧性”。他认为社会学的暖昧性在于其对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经济学、政治学等力图按照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来分析社会现实，而社会学力图按照人格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物财体系这些分析性构成要素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社会学边界模糊性的原因在于:我们真正研究和了解的并不是体育活动本身，而是社会人对体育活动所做的一切，社会学家鲍曼评论“社会学何为”时得出同样的结论。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泛文化”现象加剧了体育社会学边界的模糊性，在学科地位受到威胁之后对传统领地的收复使得体育社会学必须面临一个更为宏大的词语—体育文化。一旦研究体育文化内容，则使体育社会学的话语空间无限延伸，造成“混沌”状况更加严重。

2漂浮的方法

从分析方法的分类来看，体育社会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并无二致: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当前，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水平被某些专家称之为“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总之，我们面临着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失位和错位。

2.1理论建构的断章取义

在理论建构方面，断章取义的理论照搬和模仿依然存在，即便是有理论预设和逻辑先导，也多以一元论的面目出现，缺少对理论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把握。例如:翻开中国体育社会学的“经典教材”，对体育社会学功能主义方式的理解随处可见，功能主义作为理论解释范式并无不妥，但其本身的功利主义倾向可能会抹杀其作为理论公正性的本质，研究者必须慎重处理理论的公正性与自身主体价值观的冲突。然而，这种单一的方法没有因为解释力的不足而退出学科界定的理论框架，反而占据了研究内容分析和界定的主要位置。此外，体育社会学教材同母学科教材的联系还存有模仿与复制的痕迹，体育社会学概念、范畴过强的母学科性依赖性使得体育社会学内生性的理论建构步履维艰。

欧美国家体育社会学教材的理论体系与此大相径庭，首先是分析工具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Ste-phen K. Figler所著的《美国人的体育与游戏》中，四个层次的分析工具十分清晰:直接描述，分析评论，社会批判，社会工程;其次是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每个专题都有几种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这些框架和综述尤其突出体育社会问题的生态性和跨文化性，倡导学习者和研究者用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待体育问题。体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不足使得我们的体育社会学学术论文容易出现苍白无力的叙事、大而无物的架构、同义语反复的结论、甚至是内容和方法的自相矛盾。

2. 2实证研究的医乏与伪装

在实证研究方面，我们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实证研究自身的匾乏和“伪实证研究”的泛化并行不悖。“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其实，方法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适用性的高低和潮流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学的重大转向就是以研究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主实证研究风潮占了上风，注重构建宏大理论的社会学派相对弱势，但帕森斯、霍曼斯、吉登斯和亚历山大等为建立普遍性社会学理论所做出的工作影响了整个社会学界。

我们的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对国外主流社会学方法思潮的追逐中由于研究主体的地下能力和方法学迷信而误入歧途。在对实证研究理解、把握存在偏差的“方法学迷信”主导下，体育社会学有些实证研究设计和完成的低劣程度甚至超出了科学形式的纬度，进人了科学伦理讨论的范畴，快餐式的问卷设计、闭门造车式的问卷发放和回收、简单百分比样的统计分析往往导致归因的简单化、线性化，不但无法检验因果关系的假设，反而使有关问题的结论和对策显得十分荒谬，实证研究的解释力为之大打折扣。由于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实证研究方法技术的掌握不足，在最需要数据和第一手材料支撑的研究中，不是材料不充分和错误，就是直接简单的逻辑推导占据上风。

3窘境中的研究者

3.1独立性的缺乏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感叹:“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同时又能保持独立性而不蜕化。各种学术机构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支持，研究者如果具有学术工作的理想与必要的知识准备，同时又能获得大量经济上的资助，其研究会有一个科学化、可供检验的成果，但目前的问题不是学术机构功利化的倾向和学者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而是许多科研成果自身缺乏批判力、解释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科研只有是有闲阶层的事情，才能保持独立性而不受到世俗的干扰，当科研课题成了衡量研究者专业学术、职业生涯进步和再造的唯一祛码时，如何苛求以上提到的独立性、批判性、解释力?科研成果自身的质量更是可想而知，再加上民间学术机构和研究者无法自由、通畅地享用这些成果，最终的研究成果只能成为一堆束之高阁的学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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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字化出版 期刊传播 特色栏目与专业 《气象与人类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47-03

数字出版引起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的变革，有单篇论文的传播取代整本期刊的传播之势，导致期刊的传播力不断弱化。因此，在数字化时代，高校社科期刊在保证编辑出版质量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传播能力的提高。提高传播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对高校学报而言，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充分利用学科资源优势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可以使栏目新颖独特，保持相对稳定的风格，吸引专家学者关注，保证稿源稳定，还可以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1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设置

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的特色栏目有 200 多个，这些特色栏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具有学科优势的栏目，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栏目等；二是具有地域优势的栏目，如《安徽大学学报》的《徽学》，《湘潭大学学报》的《思想研究》，《云梦学刊》的《屈原研究》等。

《阅江学刊》设置特色栏目《气象与人类社会》的首要依据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气科学专业优势。2013年1月29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结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专业跃居全国第一[1]。这样的专业优势为本栏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还因为气候气象与人类生活、人类文明发展有密切关系，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夏小正》《春秋》《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庚子·辛丑日记》《郭天锡日记》《张诚的日记》以及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上报的《晴雨录》等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气候变化会引发族群整体迁移等文化活动，水灾、旱灾、苦寒、苦热等各种异常天气现象是历代文学作品的常见题材。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气候气象的影响越来越大，气候气象变化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气温反常、极端天气和灾害天气频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或污染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引起了气象部门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学术界的严肃讨论。这里的“学术界”，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而且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视角严肃审视当今气候气象问题不难看出，气候问题往高度看是政治问题，往深度看是民生问题，往学理看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气候或气象已经不仅是一个纯自然科学或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事关民生或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进行认真研究与探讨，以寻求解决之策。然而，纵观国内学术期刊，却没有一本甚至没有一个栏目以气候气象与人类社会发展为主题，众多的研究成果无处发表，专家学者没有交流思想观点、发出呼吁的稳固平台。基于此，《阅江学刊》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以特色专业建设特色栏目，刊发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气候气象问题的学术论文，引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研究，为气象学研究开拓一个新领域。

《阅江学刊》设立《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也是气象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气候或气象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是气候与气象研究的发展趋势。2011年第2期《气象软科学》刊登了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在中国气象学会第27届理事会气象软科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以“科学研究”、“气象事业”、“中国大发展”和“软科学”为关键词，阐述了气象软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中国气象局还设立气象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为气象学、环境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提供平台，鼓励气象软科学研究在运用软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气象软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说，《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开设适得其时。

2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选题特色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不断走向综合与交叉，二是日益精细化和具体化。因此，学术期刊的栏目选题既要体现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又要展示学科研究在具体方向上的观点和成果。同时，目前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日趋“术业有专攻”，往往集中在学科的某一研究方向上。所以，要吸引专家学者投稿和阅读，学术期刊在栏目选题上最好能保持与学科研究方向的一致。在这两点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做法是，将栏目进一步细分为不同专栏，围绕专栏主题策划学术专题。栏目设立了《气象与经济》《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法律》《气象与文学》等专栏，形式新颖，主题明确，吸引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参与。这种“专栏+专题”的选题方式，突出了专业研究方向，使选题更有针对性，更能切中研究热点，也便于研究者搜集学术信息。

栏目每期文章的选编，会注意学科间的互动和争鸣，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和现实意义。其一，注意选发关于气象与政治、气象与经济、气象与法律、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当前全球范围内对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呼声愈趋强烈，由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文化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反映到学术领域，气象文化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大气科学研究与有关的文化研究相互碰撞、交融，其结果是，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其二，注重气象或气候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与政策、气候变化与伦理、气象与人类生态文明等，组织刊发吴国雄、潘家华、吕学都等大家名家的论文，为《阅江学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引起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三，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而言，《气象与人类社会》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比如，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一文探讨区域气候治理合作问题[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分析各国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公平安全排放份额之内的责任和义务[3]；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对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发展及内容转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阐释与论证，为气象部门更好地服务民生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这些文章都以某一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在深刻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或策略，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3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传播效应

“出版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积累……编辑所做不仅是对稿件的技术性完整，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术意识，尽力发掘选题，根据现有条件增加书稿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5]。《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在选题上的开拓创新，极大地带动了作者的积极性，校内外、国内外众多领域和专业的专家学者纷纷将研究视野转向学科交叉研究，一些长期从事大气科学研究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与气象有关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栏目创办至今，刊发论文80余篇，其中中国科学院李崇银院士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问题》，世界气候谈判专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吕学都的《气候变化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展望及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吴效刚教授的《气象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等文章，还被《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传播效应。在栏目的引领下，逐步形成大气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交叉融合研究的新局面，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自为营的传统研究格局，活跃了研究氛围，将那些本来是一个人、几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参加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变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课题。并且，以栏目为媒介，《阅江学刊》凝聚起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形成了“教学、科研、编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了刊物和栏目的影响力。

《阅江学刊》的《气象与人类社会》这一特色栏目的创办，俨然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举起了一面新的学术大旗，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气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群体，促成了大气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反过来，这又使栏目获得了充足的优质稿源，栏目质量不断提高，影响力日渐提升。

4 总 结

高校学术期刊是引领学术繁荣、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科研评价、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说：“我们提倡每一个学报努力办好各自的特色栏目，朝着学术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其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有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6]早在“第二届社科期刊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高层论坛”上，有学者就针对社科期刊应高度重视传播力这一热点问题提出了“建设并抓好特色栏目”这一举措，即社科期刊应通过特色栏目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形成鲜明特色，坚持把特色栏目办成开放的公共平台，吸引国内外最好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栏目建设中来[7]。《阅江学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显示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历史传统与专业特色，承载浸润着丰厚的气象文化，它将气象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动态信息及时有效地呈现在专家和学者面前。同时，专家和学者通过这一公共开放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开展学术探索与学术争鸣。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通过期刊传播推进到管理和决策层面，从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化为人类社会的资源，推进气象学研究的开放式发展。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发展，《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成为学术界、编辑出版界关注的名栏。

注 释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OL].[2013-01-29].http：///xwyyjsjyxx/xxsbdxz/index.shtml

[2]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J].阅江学刊，2012（6）

[3][美]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J].阅江学刊，2012（5）

[4]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J].阅江学刊，2012（3）

[5]潘占伟.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学术意识[J].出版科学，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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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工作；状态；使命；方向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43-1

社会工作研究既有社会研究的共性，也有自身特性。受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工作的学科性质决定，社会工作研究属于应用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性是其最为突出的特色。受社会工作主要工作对象的性质决定，社会工作研究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

一、社会工作的学科状态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学科现状究竟是独立学科，还是附属学科，尤其它与社会学的关系如何，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虽然社会工作界一直在争取自身的学科独立，但我国社会工作仍旧作为二级学科隶属于社会学下。研究内容占首位的是社会问题，社会单元集中于中观与宏观系统，即社会工作受社会学影响很大。社会工作与社会学是否需要分家，其实不是命题的本质。命题的本质是：其一，作为以相关学科知识和本身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型社会科学学科（顾东辉，2008a），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应当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其二，必须区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异同，二者虽都对人、人际互动感兴趣，但社会学做的在于准确识别社会问题，而社会工作更关心解决问题和改善社会功能。

二、研究分析工具：社会工作研究的理念类型分析架构

社会工作研究的理念类型分析架构，根据国内有较高声誉的社会工作概论教材，结合美国著名社工学者N.Carroll（1977）提出的三维度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型，并参考台湾学者古允文、许展耀（2005）等人设计的“台湾社会工作理念型分析架构”，最终制定出本文的“社会工作研究的理念类型分析架构”，该理念类型包含三个维度的社会工作核心概念：维度一是研究内容 （Core of Social Work Research），该部分探讨社会工作研究的核心；维度二是社会单元 （Social Units of Concern），指社会工作助人服务所接触的工作范围，或称之为介入单元（Focus Unit）。维度三是研究人群（Population），指社会工作助人服务所接触的服务对象。以下针对此理念类型的分析架构作一简要的操作化说明。

三、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在近几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无论是哪个研究方向都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同时，我国社会工作的研究也还未能给实务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笔者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以“社会工作”为主题进行精确地跨库检索，共得记录41条，剔除一些无关条目之后剩下不到26篇文章。其中，有17篇文章是集中在2012和2013这两年中发表的。这也就是说，在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无论是在本土化理论的探索方面，还是在具体操作方法、对社会工作者素质的具体要求等方面，都还需要一个长足的发展。

四、社会工作的研究使命

我国社会工作学术界的研究仍旧聚焦于社会问题的解释，如同社会学家一般会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发现事实。但社会工作力求了解案主或社区，做出适当的诊断，并进行处置，帮助解决问题和改变环境，使人们有更佳的社会适应，但国内的研究很少涉及问题的解决。就社会工作的研究使命而言，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都是它的任务，但后者是社会工作的立身之本。解释问题即是基础性研究，主要重视理论和假设验证，解释人类社会运作过程、事件发生的原因、社会关系的构成，以及社会变革的原因等。而应用性研究旨在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帮助实务工作者完成任务。这其实要求国内社工学术界需要加大对于行动研究、社会影响评估和评估研究的投入与重视，突出自身特色。

五、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

通过对近三年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的研究分析，发现研究者的内在逻辑中，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比重超过社会服务的诉求。中国社会工作强调社会管理有其独特的处境化因素，这源于政府试图运用社会工作达致社会管理的目标。但简单用社会管理取代社会服务，将会背离社会工作的自身使命（个体赋能与社会正义）。因此，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社工界思索：一、政府如何给社会工作一个合理的定位；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中应该为自己寻求一个怎样的角色与地位。

六、今后发展方向

通过上文的研究与分析，我们为近三年的社会工作研究做了一个基本的梳理，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其一，借鉴国际经验，建构本土特色。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和话语进行讨论，站在国际社会工作的前沿，把握国际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研究的新成果与新趋势。

其二，重视学科理论，强调研究方法，加强社工学者的理论层次和研究方法的提升。一则可以加大力度推动国际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引进与翻译工作，把握国际最新动态；二则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可以组织高水平的培训教育工作，提升社工学者研究方法的精深；三则不断加大社会工作学术期刊的建设工作，繁荣社会工作学术阵地。

其三，提升实务能力，强化证据为本。一方面，社会工作本质是行动的专业，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教育者的实务操作能力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证据为本是当今国际社工界的共识，对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地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何雪松，2005）。这要求我们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建立一个指导思想：即实务立足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上，从众多证据中找出最佳的社会工作实务策略。

参考文献：

[1]O. William Farley，Larry Lorenzo Smith，Scott W.Boyl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10thed）[M].Shanghai：East Chin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6.

[2]查尔斯 ・H・扎斯 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第七版）[M].孙唐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社，2005.

[3]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研究，2012（4）：1-7.

[4]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

[5]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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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QS排名”增长

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排名”）和英国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QS排名”）；而我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近些年的“QS排名”和“THE排名”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几乎一直位列前200名。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也有不俗表现，均有进入前400名甚至挤入前200名。这说明我国高水平大学越来越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关注和认可。

“QS排名”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排名，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排名之一。2009年之前（包括2009年），QS公司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合作，曾推出有广泛影响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自2010年，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合作终止，QS公司推行了自己独立的世界大学排名，即QS世界大学排名。

据了解，在201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上榜的中国大陆25所大学，分布在中国大陆东南部的13个省市。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大陆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数量从13所上升为25所，将近增长一倍。中国内地共有48所大学有一个以上的专业位列世界200强。同时，有95所中国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至少一个专业中被其他国际学者引用。

学校、学科发展有待平衡

根据QS2013年榜单，从专业看，中国大学在理工、科学、数学等方向的专业排名快速上升，有更多大学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大学在材料科学、化工、机械、电气和电子工程、土木工程，以及数学、化学、统筹学、农学和环境科学上有超过10所中国大学得到世界认可，位居世界200强。其中，中国大学在材料科学上实力最强，有20所大学名列世界前200名。与2012年相比，仅材料一个专业，就有8所中国大学新入选世界200强，增长三分之二。此外，中国大学的化工专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令人惊叹，仅今年一年世界大学200强中就新增7所中国大学，比去年增长88%。电气与电子工程以及环境科学各自有4所中国大学分别跃居世界200强，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4%和67%。

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育学和历史学的排名中，每项排名仅有不超过3所中国大学达到世界200强水准。在社会学中，中国仅有北京大学一所院校入选世界200强，2013年全球排名仅有64位，与2012年的37位相比，下降了27位。

在30个全球评比的专业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有超过60%的专业位列世界200强。其中，北京大学有21个专业位列世界50强，清华大学有16个专业位列世界50强。清华大学比北京大学有更多进入世界20强的专业。北京大学在现代语言、哲学和化学这3个专业世界领先，排在全球20强内。而清华大学在包括统筹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化学、机械航空制造工程类、土木工程、化工的7个专业中都排在了世界前20名。

高校间差距扩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中国高校世界排名的增长既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榜单中都是国内名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这一点在高校资产分布上的体现也尤为明显。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等部门的《2012年度中国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489所高校3478个校办企业的资产总额为3190.26亿元，相比2011年增长11.63%。虽然总资产超过3000亿元，但报告显示，高校产业资产规模非常不均匀，排名前20位的高校资产总额就高达2500多亿元，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办产业资产已分别高达近千亿元和超过700亿元。

篇(7)

我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其中，包括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所信仰的南传佛教及其仪式音乐，是我着力最多的一个学术视点。记得那是新世纪到来之际，我经导师田联韬引荐，拿着刚刚写毕的一部书稿雏形来到张老师家中，当他老人家看到有年轻后辈不仅愿意下到他所一直重视的南传佛教传播地区去做扎实的田野考察，而且完成了在他看来有一定分量的学术成果时，不禁在脸上显露出难掩的喜悦之情，在热情接待，勉励有加的同时，还为我遍阅全文，指点迷津，通过面授及后来的通讯往来，一一分析并找出文中的诸多错讹之处。此后，每逢我在研究中碰到有何疑难之处，便登门拜访或发信向张老师求助请教，他从来都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为我答疑解惑，或者亲自动手，帮助我翻译经文、唱词。当我的博士论文《贝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将要出版时，又承蒙他老人家亲自撰写序言，对我尚显粗浅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热情的褒誉和鼓励。后来，在张老师的亲自带领下，我们又开始了历时多年的携手合作，共同撰写《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一书。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张老师以他深厚的傣学、历法和宗教学素养，始终作为学术团队的灵魂及核心，支撑、把握着从课题的构思、写作到整个实施过程的大局。至今，以我个人名义完成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优秀奖)、《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以及由张老师领衔，以团队名义完成的《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张公瑾、杨民康、戴红亮，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五部专著及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都浸透了张老师的心血。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在傣学研究领域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那么，这都是张公瑾先生与田联韬、王国祥诸前辈先贤谆谆教导、严格要求，一直为我“保驾护航”的结果。

二、张公瑾教授作为“两栖学者”给我的学术开示及终身教益

在目前的傣学研究领域，张公瑾教授是少有的既精通傣语会话，又能熟练地从事傣文(尤其是老傣文)文献翻译的汉族学者之一。对于傣族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长年持续、始终如一的研究工作，使他由一位纯粹的局外文化学者逐渐进入了局内文化持有者的学术佳境。而早期所经受的科学、严谨的语言学学术训练以及数十年来丰富、全面的教学研究经历，则使他既拥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又在具体的田野考察及分析环节上显露出很强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关于他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可见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及系列理论文章中，曾极力主张把民族文化的问题带到语言学课堂及理论研究中，力图使该项研究带上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把混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文化语言学及傣族文化研究中的设想。他就此提出：“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混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此观点在后来的语言文化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由此联想到，以往在中外人文社科学界，由于语言学以其学科思维及方法论优势而居于“领头羊”地位的原因，能够在理论研究和分析实践两者之间以及本学科和其他文化研究学科之间互采所长，来去自如的“两栖学者”，一向在语言学学科中要远远多于其他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学硕士学位开始，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专修和旁听过许多语言学、民族学课程，在与我有师生之谊的语言学学者中，便有张公瑾、徐仁瑶等老师，以其优异的学术禀赋及文化品质可归于上述“两栖学者”之列。比较而言，以往的音乐学由于归属于艺术学科领域，更偏好并强调自己的“专项研究”特点，以致带有较多以接受其他学科方法论及研究思维为主的经验学科的性质。在早期的音乐学分析思维中，便曾经接纳了许多语言学的方法精粹。

自从20世纪中期音乐学与人类学结缘，产生了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分支以来，由于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影响，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两栖学术”思维便成为民族音乐学学者继承较多、受益较大的学术财富之一。不言而喻的是，通过数十年与张老师这样的众多语言学和民族学学者的不断交往，我和我的学生们自然也进入了其学术继承人乃至“终身受益者”之列。在对我的多部书稿及其中部分研究细节进行审阅时，张老师尤其注意考察我所采用的学术、文化观念和方法论，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教。2003年，先生为我的《贝叶礼赞》一书做序时写道：“他(按：即笔者)不辜负香港中文大学三年深造的机遇，树立了文化多元性的认识，纯熟地掌握西方民族音乐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超越传统调查研究的局限，既能对问题分析人微，又能在理论上作宏观把握。”又说：“全书处处渗透着新的学术思想，运用着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书中出现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能指、所指等源自索绪尔的术语，更使我这个研究 语言学的人倍感亲切。”其实，我从一位纯粹从事音乐艺术实践的表演者最终成长为一名民族音乐学家和高校教师，其中便注入了先生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老师们的心血，是他们始终提倡应该在艺术研究中融人人文文化精神及社科理论方法，并对之身体力行和以此对我一贯严格要求的结果。

三、张公瑾教授的傣学研究对傣族音乐研究的几点启示

如今，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傣族文化研究在学界渐成热点，以此为对象和标题的研究论著也林林总总、汗牛充栋。这其中，张公瑾老师以其过硬的傣文读写应用能力为起点，通过混沌学及语言文化学的发散性理论思维，发展衍生出包括古籍、佛经整理与研究，傣语语言学及文化系统研究，傣族历史、历法研究以及傣族传统艺术研究在内的较完整的傣学研究体系及大量学术成果，现居于傣学和南传佛教文化研究之巅峰，执相关学科、学界之牛耳。张教授曾经在2010年于西双版纳召开的“《中国贝叶经全集》新闻会暨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贝叶文化是傣族文化的象征，傣族文化从物质生产到日常生活、到精神文明的顶峰，构成了宝塔式的结构。张老师眼中的上述塔式结构，由塔座、塔基到塔尖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南传佛教的传人，“使傣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高攀哲学和人文精神的顶峰，这是塔尖。”而傣族传统音乐文化融合了民间艺术和佛教文化二者因素，无疑也位于精神文明的顶峰。因此，南传佛教和傣族音乐，可说是贝叶文化“塔尖”上的两颗明珠。在张教授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通过《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中国的傣族》《傣族文化史》等一系列著作，对于贝叶文化从塔座、塔基到塔尖展开了全面、完整的系统性研究，其中便有一部分成果同上述两个重要的精神文化领域直接相关。历年来，张老师的上述傣学研究对我所从事的傣族音乐文化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其中的要点是：第一，本人目前所承担的多个有关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研究课题，其中涉及的音乐、乐器分布等问题及其研究思路，受到了张教授著作论文中有关云南与东南亚傣仂语言文字分布的观点方法的很大启发。第二，张老师的早期学术论文《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赞哈》以及《傣族文化》等书中的相关章节，对傣族赞哈歌手及其演唱艺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笔者后来的相关课题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第三，本人在《贝叶礼赞：傣族节庆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及多篇论文中涉及了泼水节、安居节等傣族佛教节日及历法问题，这些历史文化知识都是建立在张公瑾、陈久经等教授的《傣历研究》(1990)、《傣族文化》等著作所进行的奠基性研究基础之上。

上述几个方面里，笔者目前在第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较为明显，现以此为例略作描述：从上世纪末笔者涉足湄公河流域诸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开始，便关注到包括佛教寺院的大鼓、象脚鼓舞蹈，孔雀舞(“紧那梨和紧那罗舞”的一种)以及音调相似的佛教诵经曲调共聚于其中几个重要城市，由此形成一个可以体现其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乐舞文化特质丛的现象。尤其是2008年以来，笔者继以往对西双版纳地区佛教寺院的铆钉大鼓(汉语俗称太阳鼓)具有的初步认识，通过对云南与东南亚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开展进一步考察，在泰国清迈、缅甸景栋及老挝南勃拉邦等也陆续发现了铆钉大鼓在此分布密集，而走出这类地区便逐渐稀疏的状况。上述现象促使笔者去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结果通过相关民族、佛教史料及张老师的民族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使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据傣文《仂史》记载，1190年傣族首领叭真在西双版纳(古称车里)一带建都时，孟艮(今缅甸景栋)、八百(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皆受其统治。方国瑜也曾论证说，景龙(今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孟艮、猛交(今越南境内)、猛老(今老挝境内)是叭真家族的统治区域，也就是景龙国的版图，即包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啪从佛教传播角度看，据西双版纳傣文手抄本《佛教圣事大记》：佛教由斯里兰卡传人兰那，又由兰那传人缅甸的景栋，最后进入云南傣族地区。由于兰那古称勐润，地处泰北的清迈景海一带，故传人云南的佛教这一分支称润派。∞如今，上述地区从行政上已经归属不同的国家，但各地均有分布的掸傣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含布朗、德昂、佤等民族)彼此保持着长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产生并形成了包含宗教、文字、民俗及音乐、乐器在内的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在这诸多的文化特质里，佛教文字的传播和共存现象无疑占有最有显著的位置。对此，中外学者均发表过相关论述，其中便以张公瑾教授的观点较具有权威性和明显的说服力。张教授曾经指出，中国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现今使用的傣仂文，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古称兰那)和缅甸的景栋。其中，使用于清迈的文字又称为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文字称为傣痕(即傣艮)文；老挝使用的老挝文也与傣仂文基本相同。傣仂文、傣允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经文古代都曾是佛教书面文字，如今虽有四种名称，但在字母形式上以至拼写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也就是人们所通称的“经典文字”或“经典傣文”。“”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在相关研究领域能够将民族历史、佛教书面文献、口传史料及现存语言文字在民族文化语言学平台上加以整合的最有力的文化证据之一。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上述音乐舞蹈、乐器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新旧发现，便续接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使该区域和族群文化所承载的一个虽延续了千年之久，但如今已盛极而衰、且完成了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傣仂南传佛教亚文化圈”现象逐渐浮出了水面。

四、张公瑾教授在傣族经腔、唱词翻译上与我的几点学术互动

几十年来，田联韬教授和本人在傣族民歌和佛教音乐研究过程中，经常在经腔、唱词的翻译上得到张教授的帮助。对于该类研究及其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帮助无异于雪里送炭。行内的人都知道，语言学、音乐学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非经长期的专业训练而不能达致学术佳境。有人文学科学者曾对笔者言及，你们音乐学者所拥有的本专业分析手段，让其他学科学者望而生畏，从来都不敢去触碰。而在我们看来，人文学科中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何尝不是这样呢?以张教授为例，他在回顾当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语言学的经历时说过：“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tJII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_l因此，摆在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即必须通过向语言学者认真学习，甚至不排除向后者直接寻求帮助，以高质量地完成田野考察中所获声乐作品唱词的译注、译配工作。在此基础上，或许还将生发出一些学科“跨界”研究的奇花异果。对此，我与张老师有关傣族经腔、唱词翻译的几次深度合作颇值得予以回忆和介绍。1998年暑假期间，我与留美学者卫立一道，带领来自欧美亚多个国家的多批“地球观察基金会”考察队员，在西双版纳进行了有关傣族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第二期考察活动①。期间在西双版纳允景洪总佛寺瓦巴姐寺购得一部《维先达罗本生经》，这是该寺于傣历1360年(公元1998年)印刷的一种比较标准的本子，共十三卷，分装十三册。据张公瑾教授的解释，《维先达罗本生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汉文为《太子须达擎经》(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册第171号，全文8000余字，是这部经文大意的缩写)。西双版纳傣文有详简不同的几种译本，但内容都比汉文译本详细丰满，情节婉转曲折，描写细致人微。此后，当笔者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贝叶礼赞》时，便萌生了将此文献翻译出其中一部分，并配上乐谱和傣文唱词，以作为该书附录的设想。当时考虑到此翻译工作不仅必须经过兼通汉文和傣文的专家之手，而且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而我手中并无任何课题经费可以支付专家费用，为此心里颇感彷徨和踌躇。然而，当我把这个设想及其为难之处告知张老师后，他虽然科研、行政琐事缠身，教学及学术活动繁忙，但几乎未经考虑，便一口答应愿意承担此事。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将要插入谱例和附录时，经张老师精心译为汉文，且以国际音标注音，并附有他亲手书写的精美傣文的唱词样本便放到了我的面前。

此后，经我将国际音标和汉文唱词录入电脑，配上事先记录完毕的五线谱，再通过“剪刀加浆糊”的手工操作，将张老师手写的傣文唱词粘贴上去，置于五线谱下方第一行，与乐谱及其下的几行唱词一一对应。这样，便将一件由音乐学者与语言学者通力合作、精心阐释的，包含了乐谱、傣文、国际音标、意译及直译全文(附于谱后)，乐谱长达7页的傣族佛教音乐作品《维先达罗(十愿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录里，还有《依拉灰》《圆苏》《高升歌》《怨世甜蜜经》《贺党里坦》《干朵》《采花调》《跟鼓调》①等多首曲调附上了国际音标和汉文译词，但与之相比，《维先达罗》这首佛教音乐乐谱由于配上了张老师的傣文手写字迹和以巴利文译文为主的唱词全文，而让笔者和傣族文化的爱好者们尤为珍视。当然，让我更为感佩于心的，是张老师作为一位前辈学者所身怀的一颗扶危济困、奖掖后辈的侠胆义胆。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我更增添了一缕欣慰之感。张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将为我翻译的那段经文唱词作为一个傣文佛经翻译的特例，配上阐释说明的文字，另外发表在一个语言学刊物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篇张老师的论文《傣文<维先达罗本生经>中的巴利语借词——以(十愿经)第一节为例》’。在这篇以具体的傣文文献翻译问题为对象和起点的语言学论文中，他结合佛经与民歌以及巴利语与傣语用词的讨论，充分阐述了傣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化与其所衍生的不同民族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观点，例如张老师以这部经文和他为我翻译的另一首傣族民歌为例，说明“译音加注释的方式，使佛经中相当一部分词语能够为傣族一般信徒所了解，使佛经教义更容易渗入到人们的心里。这是傣语中接受外来词语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即对群众所不熟悉的外来词加注本族语词，使人们逐渐熟悉外来词的词意当作为外来词的词意慢慢为人们所了解之后，作注的本族语词就可能脱落，外来词就可以独立使用了，如kan6thal‘花束’一词，在‘依腊辉’舞词中，就常常单独出现，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了。”由此可见，就是通过这样较微观、具体的课题研究途径，他不仅解决了许许多多的现实与实践问题，而且充分阐发并体现了他自己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混沌学观点“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把语言看成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语言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文化信息，这就是部分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所致，这就是语言与文化的自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