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方法论精品(七篇)
时间：2023-08-27 14:55:24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科学技术方法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08-0037-02
0引言
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机技术得到了众多行业的广泛应用。当前在社会生活中，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并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和生活工具。而建筑行业作为一项工程规模较大的行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相关的数据量也大幅上升。并且人们随着生活观念的转变以及生后水平的提高，对于建筑设计水平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为了更好地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引入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当前的许多建筑设计中已经能够见证到计算机等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建设设计方法论的变革。
1当代建筑设计方法的基本方法论
近年来，建筑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相关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创新。当前，建筑设计的方法论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和补充，其中比较常见的基本方法论分别是功能设计论、形态设计论、环境设计论、手法设计论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大多数情况下，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时，这五种方法论都可以被综合利用。但有时也会根据建筑师的个人观点不同，而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其中功能设计论主要是指在建设设计的较为前面的一个设计阶段，强调建筑的作用功效。例如，建造一座综合大楼时，建筑首要的任务就是理清其中的功能关系。下部几层的空间用来做些什么，相互关系如何；上不几层空间也要考虑同样的问题。而环境设计论则具有较为宽泛的概念范围，包括了建筑设计的内部环境和空间场所的外部环境。有时还要考虑，是围绕局部的环境来进行建造还是根据整体的效果来进行设计。而形态设计论通常情况下，不会过度的考虑功能效用和结构设计，此时建筑的外部形态是其重点考虑的内容。此外，如果建筑设计手法理解成为广义的建筑设计方法，那么实际上手法设计问题就应当包括以上三个方面的设计内容。反之，如果将这种方法理解成为狭义上的方法，那么它也有许多建筑造型处理上的手法问题，但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形式处理问题。最后，计算机辅助设计则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来借鉴发展的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以人为主体的设计思路，加上计算机的辅助作用来进行的设计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设计工作的严谨性，也可以增强设计人员在造型处理等问题上的把握。
2在当代科技影响下建筑设计方法论的相关特征
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科技的重大进步和发现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从工业革命的开端，到当今的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性发展，都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而科学技术与建筑设计的结合发展，也间接地反映出建筑哲学的产生将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吸收先进科学技术中的有益因素固然重要，但在建筑哲学中更应注重建筑方法论的实际作用，能够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也能够最大程度上的满足人们的生活工作需要。
受当代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建筑设计方法论相对于过去的传统设计方法论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主要可以从柔性设计、虚拟设计以及功能仿真等三面来概括和介绍。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柔性设计。从柔性设计的内容上来讲，柔性就是指具有较为灵活的适应性。这是由于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柔性设计的建筑设计特征能够不断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无论是在建筑的空间功能区分上，还是对建筑结构的维护升级上都具备较为灵活的特性。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草图和模型来推敲建筑方案并且优化设计是广大建筑师最常用的一种手段。虽然这种传统方法在过去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建筑行业也贡献良多。但其精度上的不足和速度上的滞后，使其不能够适应当今效率化的社会，并且伴随设计的深入和复杂度的提高，它的实际效用也大打折扣。在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上，更是难以发现它的优势。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形技术很好的替代了传统的图纸，通过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技术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中创建出自己所设想出的建筑风格。大大的提升了人脑的三维空间操作能力。最后，通过计算机技术还能够做到对设计目标对象的功能仿真分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功能仿真的对象是目标建筑的计算机模型。这一过程不仅仅在于建筑空间及造型的真实效果再现，更重要的是建筑整体功效的真实反映。
3结论
建筑行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行业的发展成效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好坏。通过本文对当代建筑方法论的分析与介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切的建筑设计方法论都要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才能真正实现建筑设计的目的和价值。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技术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普及程度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建筑设计工作作为一项夹杂着艺术性和技术性等多种特性为一体的任务，一定要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予以借鉴和吸收，从中吸取适合自身发展的元素。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在建筑设计领域上，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许多电子系统都未建立，相关的数据库以及技术基础平台也都为得到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创新。为此，一定要强化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通过科技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来提升我国建筑设计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金磊，左东明，李沉.以人为本的建筑 以人为本的文学――第二届“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侧记[J].建筑创作，2002（11）.
[2]毛良河，郝占鹏. 浅议方法论的研究对建筑设计的指导作用――关于建筑哲学的一些探讨[J].四川建筑，2006（3）.
篇(2)
一、思维科学范畴的提出
思维科学范畴是经典作家最先提出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思维科学”概念,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典作家提出的思维科学范畴,为思维科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思维科学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倡导要建立思维科学。他在《关于思维科学》中指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
二、唯物辩证法是思维科学的根本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思维方法”概念:“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了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由材料搜集阶段进入材料分析阶段,科研工作者以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整理,充分运用了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归纳和演绎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突破了以经验归纳法为主要思想方法的研究传统,思维不断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本质和规律,带来了科学思想全面的飞跃。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自然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他还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最后他提出必须正确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须相互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三、思维创新不能脱离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解决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科学思维方法的科学,它能为思维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思维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是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要想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须靠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会走向伪科学的泥潭。因此,我们要进行思维创新,就必须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就能正确认识包罗万象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为不断地推动思维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保证思维创新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科学研究固然受未知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但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选定往往要更多地考虑到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要。进行思维创新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人民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面向广大人民需求,把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上来,加速科技进步的思维创新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造福,又能为人类造孽。它在努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意外地带来了许多灾难,比方说生态问题的产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大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丧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i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科学技术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要想保证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事业,就必须充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建立、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和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为思维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体制。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是思维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要推进思维创新,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持“百发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形成既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有积极的、健康的争鸣和批评的良好学术氛围。
无论是人文环境的营造,还是良好运行机制的健全,都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篇(3)
关键词：系统；系统工程；综合集成法
中图分类号：N945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系统工程方法论的重要性越趋明显。综合集成法是系统工程方法论的一种典型代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1-2]其本质是将专家群体、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能发挥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的系统。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说，应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分析与总结综合集成法的实践应用，可以促进综合集成法的发展，并使得综合集成方法论走向成熟。
1 系统知识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许多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系统随处可见，且在不同时刻其状态是不同的，不同时刻系统的状态变化就构成了系统的演化，系统的演化总是从稳定状态到非稳定状态再到稳定状态不断演化。[3]
2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的目的是从全局的角度解决问题，实现目标位总体的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要解决总体的复杂问题，可以从部分问题着手，各部分虽然较劣，但总体可以优化。
系统工程的研究对象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4]，即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技术。
在解决大型的复杂系统时，可以将定量和定型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解决系统设计、组织建立、系统经营管理等问题。形象地说，系统工程就是实现系统最优化的科学。
3 综合集成法
综合集成法属于系统工程领域的方法论，是一种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结合起来的系统论方法。[4-5]
3.1 综合集成法的含义。综合与集成是系统工程、霍尔方法论以及系统综合中很常用。通常，综合高于集成，综合集成的重点是综合。集成比较注重物理意义上的集中和小型化、微型化，主要反映量变；综合的含义更广、更深，反映质变。[6]
3.2 综合集成法的提出。综合集成法是区别与还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是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创造与贡献。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综合集成法的具体运用，[4]这套方法和方法论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采取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式，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综合集成，达到对整体的定量认识。[6]
综合集成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是研究具体事物、现象发展的变化过程以及这些事物和现象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现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严密的综合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一场技术革命，引起社会经济形态飞跃，导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钱学森院士称之为第五次产业革命。这场产业革命所涌现出来的各种高新技术，为综合集成法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6]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系统学、第五次产业革命中的其他技术的经验汇总和升华的结晶。
3.3 综合集成法的特点：（1）其实质是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能发挥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的系统，合理运用综合继承法便于有效发挥系统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2）综合集成法把专家体系、数据和信息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3）综合集成法使用精密科学方法，体现了精密科学从定性判断到精密论证的特点，以及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经验判断到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精密定量论证过程。（4）综合集成法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科学结合，在吸取还原论和整体论的优势的同时，避免了还原论和整体论的局限性。（5）综合集成法指出了解决复杂巨系统和复杂性问题的过程性以及过程的方向性和反复性。这个过程是从提出问题和形成经验性假设开始的。这一步是专家体系所具有的有关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智慧相结合并通过讨论班的研讨方式而形成的，通常是定性的。这样的经验性假设（猜想、判断、方案、思路等）之所以是经验性的，是因为还没有经过精密的严格论证，并不是科学结论。精密的严格论证是通过人机结合、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对经验性假设作出明确结论，如果肯定了经验性假设是对的，这样的结论就是现阶段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科学结论。如果经验性假设被否定，就需要对经验性假设进行修正，提出新的经验性假设，再重复上述过程。[6]（6）综合集成法及其研讨厅体系不仅可以用于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可以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3.4 综合集成法的应用分析。在《综合集成研讨厅在大型工程物流中的应用――三峡工程散装水泥/粉煤灰实时调运指挥系统》一文中论述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思想方法正好为三峡工程散装水泥/粉煤灰调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理论方法，合作双方在三峡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供应厂家、运输单位、中转车站等的配合下，研究开发了三峡工程散装水泥/粉煤灰实时调度指挥系统，成功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7]
系统的本质是其整体性，即将系统中的各个相互联系的组成要素统一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获得了各组成要素所没有的性质、功能、要素等。从量的关系看，系统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这就是著名的贝塔朗菲“非加和定律”，即系统整体对于它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加和性”，具体体现在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系统整体功能放大效应和整体功能小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系统整体功能缩小效应，这两种现象在系统工程领域称为系统整体的涌现性。
由此，综合集成法运用得当，可以促进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且为积极相关的，那么系统整体的涌现性表现为好的方面发展，即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之和。
4 小结
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介绍综合集成法，简要讨论分析的综合集成法的应用，加深了对综合集成法的理解，属于理论层面的研究。由于综合集成法及其研讨厅体系是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前沿成果，今后还需不断深入研究，继续丰富和完善，体现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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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学森.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1991，4（1）：1-4.
[3]刘金卓，廖鸿志，谢仲文.软件再工程的系统分析[J].计算机与系统工程教学研究论文集，2010：253-258.
[4]费奇，陈学广，王红卫，刘振元.综合集成研讨厅在大型工程物流中的应用――三峡工程散装水泥/粉煤灰实时调运指挥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现，2011，31（1）：171-180.
[5]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6]孙东川，林福永.系统工程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于景元，周晓纪.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实现和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22（10）：26-32.
篇(4)
关键词： 创新思维 交叉学科 跨学科 科学技术
交叉与跨学科教育作为科学技术研究中创新的思维方法之一，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其概括学科内部、学科之间的关系，综合各学科间的异同，通过对思维的发散，创造更多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创新思维
（一）创新思维方法。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历史长河衍变发生改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永远是体现一个国家未来能否作为超级大国的试金石。因此，不断创新方法刺激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久不衰。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处在一个多元发展的环境中。其创新的本质就是思维要素之间的辩证组合与重新配置而产生的新的思维方法。
（二）创新思维的特点。所谓创新思维是指，在客观需要的推动下，以获得的新信息和已储存的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各种思维形式，创造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形象，从而使认识和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维活动。与一般性思维相比，创新思维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突破性。与一般性思维相比，创新性思维通常会在形式上有所突破。它将各种思维调动起来，组合之后发挥各种思维的优势，灵活地解决科学技术中的问题。
2.整体性。对不同思维方向所获得的思路进行统一整合，从效果的全面分析突出创造的多元化。
3.统一性。与一般性思维不同的是，创造性思维不再像一般性思维那样直接反映人脑思想的变化，而是将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性思维与联想、直觉、顿悟等非逻辑性思维相结合，是将想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辩证统一的过程。
二、交叉与跨学科方法
（一）交叉学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种建设的步伐加快，很多问题需要将自然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相结合才能解决。所谓交叉学科，是指包含两门或更多的研究领域、科学或艺术的学科[1]。交叉学科既是一门综合了多种学科的整合体，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完整的机构体系。
一般，我们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对其进行分类。广义上说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的交叉，例如在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调研的时候必须涉及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而每门学科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但通过学科间的交叉，思考本学科的同时很好地结合其他学科对问题的设想，以实现对研究问题的最大认识。狭义上包括理科与文科的交叉。例如在高等数学中的方程思想、划归思想、换元思想等，看似是纯粹的关于数理知识的研究方法，但学习的同时可以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加以理解和研究。抽象与具体相结合，辩证地学习和理解问题。
（二）跨学科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新韦氏大辞典》和《牛津英语辞典补本》首次提出“跨学科”一词，至五六十年代这一术语开始在科学界和教育界普及[2]。在学术方面，主要是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协调，共同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打破了学科间的隔阂与距离，将不同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有机结合。
近年来全球化工产业逐渐成为工业领域的领头军，而物理化学作为基础学科正是一门以物理的原理和实验技术作为基础研究化学体系的性质和行为。例如物理有机化学、化学物理等都是跨多学科领域，共同研究由光学、力学、电学等构成的工学体系。在医疗卫生技术产业中，制药工程作为近几十年新型的产业其本身就是一个横跨化学、药学和工程学的工科类专业，要求具备过硬的化学知识、强烈的工程意识和较强的动手能力。
三、交叉与跨学科方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词源相同，都是在多元学科内容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可独立存在的完整体系[3]，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学科交叉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主导趋势，也是当今时代产生特色学科、前沿学科的最佳路径[4]，因此，学科交叉最容易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这些交叉了多学科的技术，通过各个学科间的紧密联系，将单独个体间独立的知识系统进行整合，创新出新型的科学技术。
（二）跨学科方法是科学技术研究的原动力。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成果的重大突破都可以追溯到其原创性成果的产生[5]。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涉及很多领域，包括一些学科知识结构联系紧密的生物、化学类博士，还有跨度较大的文学与理科类博士。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过硬的综合学科研究能力。这些科学工作者相互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从而获得更多创新的灵感与思路。
（三）更新学科内容，搞好科学建设。通过交叉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培养了更多复合型人才。相交于传统而单一的研究过程，这种创新的方法会通过与交叉、跨学科的比较，逐步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1]解恩泽.论交叉学科的形成[N].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2.
[2]刘仲林.当代跨学科学及其进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Vol9，（1）.
[3]炎冰，宋子良.“交叉学科”概念新解[J].科学技术与方法论，1996，Vol13，（4）.
篇(5)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设计艺术学；理论框架；概念；领域；内涵
1 设计艺术学释义
设计艺术横跨了自然、社会、人文三大学科，设计艺术要包容、整合一些以前并无联系的学科。在“设计艺术”这个大学科下，聚集着众多的子学科：人体测量学、解剖学、人机工学、行为科学、材料、结构、工艺技术、价值工程、系统工程、环境学科、包装、广告、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及围绕设计象征功能的哲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等。[1][P41]“现代设计的计划、构思是受到现代市场营销、一般心理学和消费心理、人机工程学、技术美学、现代技术科学等等因素约束而成的；而传达这种计划和构思的方式，可以从简单的、传统的手工绘图、模型到复杂的电脑设计预想表现，因具体的设计要求而不同；最后的设计应用，则与具体设计所设计的生产方式的技术条件密切相关。”[2][P12]设计艺术涉及的范围宽广，它是功能与审美的统一，是技术与艺术的统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设计艺术学是按照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规律，创造人类生活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一门学科，是对人类艺术设计实践和成果进行再认识的理论，是关于设计艺术规律的科学体系。
2 设计艺术学的几种主要研究
2-1 明确设计艺术的概念
设计艺术具有传统制造工艺中的意匠形态与现代产业经济与经济文化领域中的设计形态。涉及科学领域、艺术领域、经济领域等多方面。这使得设计艺术的应有的面貌极易被混淆。因此，要从多方面的比对中明晰设计艺术的概念。这些需要仔细剖析的关系有：（1），设计行为中的艺术行为与非艺术行为的关系；（2），设计行为中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的关系；（3），设计教育中的职业性与非职业性的关系；（4），设计教育中的理论属性与实践属性的关系；（5），设计行为的高技术化趋势与人性化原点的关系；（6），设计行为的试错要求与社会容错功能的对立关系；（7），设计行为的个人性动机与非个人责任的关系；（8），设计文脉中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共生关系；（9），设计功能中本土化需求与普世化原则的关系；（10），设计文化中人性化原则与反人性化需求的关系。[3]
2-2 明确设计艺术学研究的领域
对于设计艺术的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系统、规范的方法不断引入，这方面的研究已做得很全面，大致来说，有这样几个领域：（1），设计艺术哲学研究；（2），设计艺术形态学、符号学研究；（3），设计艺术方法学研究；（4），设计决策与设计管理研究；（5），设计艺术心理学研究；（6），设计艺术过程与表达研究；（7），设计艺术的经济学、价值学研究；（8），设计艺术的文化学、社会学研究；（9），设计艺术的教育研究；（10），设计艺术批评学与设计艺术史学研究。[4]
2-3 从大文化、大艺术的角度，挖掘设计艺术的内涵
从大文化、大艺术的角度，将设计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着重于探索设计物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此来对设计进行指导、进行批评。这一侧重点与文化学、人类学联系紧密，近来又向符号学、文化研究、传播学有所借鉴，从表层的设计行为、设计物，深入到它们背后的“工艺――社会”结构，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结构。
从大文化、大艺术的角度可将设计艺术理解为“造物艺术”，“造物艺术”实际上综合了工艺美术、艺术社会学及现代工业设计。它将艺术视为一个整体，将纯艺术、工艺美术、工业设计等视为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中艺术的不同侧重点。如李砚祖教授在《造物之美》中描述艺术的发展过程是“制造――创造――制造”，后一个“制造”即现代设计艺术。从文化角度来挖掘设计艺术的内涵，对正确的理解设计艺术、批评设计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张道一先生曾将设计艺术归纳为这样几点：（1）合着生活的脉搏，渗透于衣食住行用；（2）与科学技术结合，相为表里同步发展；（3）实用与审美统一，再造物中显现理想；（4）物质与精神一元，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更进而归纳出由基础需求到精神需求的层次：资生――安适――美目――怡神。在理论的构建中，这样一条线索是值得关注的。
2-4 以设计方法论指导实践
设计艺术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理论与教育的重点之一在于如何服务社会。也就是紧紧扣住设计艺术作为一种产业一种职业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设计艺术视作产品开发与一种营销行为，专注于研究设计艺术在企业内部的管理、外部的流通中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及其工作程序；更注重工作程序、调查结果与分析报告，以市场作为检验设计是否成功的标准。
对实践进行分析，进而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有专家就写道：“设计应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应提高到‘一切人为事物’的角度来认识，这就是设计的定义。……她是人类从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时代过渡的方法论。”[1][P2]从方法论的角度锲入，进而引出以系统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论：以方法论为核心，秉承“形式追随功能”，将“功能”具体化为系统中的众多“子系统”、“子目标”，将“形式”作为系统优化输出的结果。
2-5 设计艺术教育的层次
设计艺术学经历着由技能型学科向理论型学科的转变过程。其教育模式也从以前的传统美术的技能教育转向综合教育，以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核心。着重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教育：“一、技法性的理论；二、创作方法论的理论；三、原理性的理论。”[5]原理性的理论研究基本包括三方面：“设计原理研究（造物艺术论、设计一般理论、设计方法论）、设计历史研究（中国设计艺术史、外国史、现代史）、设计美学研究（艺术审美、设计美学、技术美学、形式美）。”[6]
2-6 设计艺术学理论框架的层次
对于设计艺术学的理论构架而言，其结构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理论按何种方式展开。现有的主要是这样几种结构：
设计艺术技法――设计艺术方法――设计艺术原理
设计艺术专业知识层面――设计艺术方法层面――设计艺术科学层面――设计艺术哲学层面
设计艺术基础知识――设计艺术实务――设计艺术原理
设计艺术现象――设计艺术原理――设计艺术哲学
3 设计艺术学的学科框架
3-1 设计艺术学的主导方向及主要专业
按照学科方向的设置与实际教学的安排，设计艺术学有这样五大主导方向：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染织服装设计与工艺品设计等。其中具体而言，工业设计包括产品造型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数字艺术设计等；视觉传达设计包括广告设计、书籍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环境艺术设计包括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等；染织服装设计包括染织设计与服装设计；工艺品设计包括金属工艺设计、陶瓷工艺设计、木工艺设计、漆工艺设计、纤维工艺设计与特种工艺设计等。
3-2 设计艺术学科的研究层次
设计艺术学科的研究层次应本着从基础到理论、从一般到抽象、从现象到原理的原则，以下的结构应该是较为合适的：
设计艺术基础――设计艺术方法――设计艺术原理――设计艺术哲学
3-3 相关学科
对应着设计艺术学科的研究层次，设计艺术相关学科如下：
设计艺术基础――人类工程学、物理学、化学、力学、技术学、工艺学、仿生学、材料学、信息科学、符号学、图像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
设计艺术方法――价值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商品学、生态学、运筹学、思维科学等。
设计艺术原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民族学、逻辑学、系统科学等。
设计艺术哲学――哲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人类学、伦理学等。
3-4 相关课程
对应于设计艺术学科的研究层次，设计艺术教学中的相关课程如下：
设计艺术基础――设计基础、设计表达、色彩应用与理论、工艺与材料、造型实践与理论、装饰技巧与理论、人机工程学、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设计艺术方法――设计方法学、市场分析、设计艺术管理、价值工程、设计传播学、系统设计研究等。
设计艺术原理――设计思维研究、设计艺术批评、设计符号学、设计伦理学、中外设计艺术比较、行为科学研究等。
设计艺术哲学――设计艺术哲学、设计艺术美学、设计艺术历史、设计艺术人类学等。
3-5 设计艺术的学科框架
综上所述，设计艺术学的学科框架也就形成了，即以设计艺术的内涵为原点，沿横轴展开是设计艺术的主导方向与主要专业，沿纵轴展开是设计艺术学科的研究层次以及由此衍生开的相关学科、相关课程的层次。随着理论研究、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设计艺术学科框架的内容也将更充实、更丰富，更有效的指导设计艺术实践，并最终成功地完成设计艺术学科由应用型学科向理论研究型学科发展的转变过程。
参考文献:
[1] 柳冠中. 工业设计学概论[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 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3] 许平. 作为交叉融合学科的艺术设计及其实在性[C]. 武汉：2003交叉性艺术学科国际会议，2003.
[4] 李砚祖. 设计艺术学的结构与体系 [C]. 武汉：2003交叉性艺术学科国际会议，2003.
[5] 张道一. 应用学科的理论研究[J]. 设计艺术，2001，（3）：1～2.
篇(7)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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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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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vidBloor:ScienceandSocidlImage,RonteedgeKeganPaul&fd.1976,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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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thnography,BritanicaVoi.4,pp.583—584.
[10]R.S.Anderson:TheNecessaryofFieldMethodinFliedgmmethodofScientificRecearch,in"ScieneesandCutlures,p.218,p.216.
[11]BrunoLalour:LaboralorgLifePrinceton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KarinD.Knorr-Cetina:TheMonut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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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