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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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制度缺陷 法律规制

一、民间借贷概述

民间借贷是种复杂的金融现象，它具有地区性差异特征：在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多属于一种商业性质的金融交易；在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明显的互助合作性质。此外，民间借贷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不同地区对资金的需求也有所差别。民间借贷的复杂性质决定了国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的缘由

（一）民间借贷的存在价值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已久，至今仍然没有随着经济现代化和金融自由化而自动消亡。这说明了我国正规金融部门依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和家庭的融资需求，社会对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仍然存在着强烈的需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存在的民间借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宏观层面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要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风险，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金融契约形式，建立满足市场不同层次需要的金融机构，即"多元融资"的路径。在微观层面上，民间借贷与其他金融交易一样，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特点，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但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可以在信息筛选、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因此，不能因为民间借贷存在风险就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必要性

首先，民间借贷合法化可以解决在目前的"金融抑制"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其次，民间借贷合法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件之一。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能够有效遏制"虹吸"效应，使农村多余资金在农村范围内流动，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再次，将民间借贷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能引导民间借贷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且能打击非法集资、高利放贷、洗钱等各种扰乱金融秩序的金融犯罪。将大量的民间游资纳入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特征

我国现行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的显著的特征在于按照主体的不同属性分别设定规则。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体组合：

其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根据我国现行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被认定为无效，主要的理由在于金融活动的专营性。早在 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制定的《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确立了"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收取利息"，后来又为1990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6 年《贷款通则》等规则所强调和重申。

其二，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在最高法院 1999年做出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企业与个人的借款只要是意思表示真实，即认定为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 年第 5 期中的案例"郭忠连诉青岛市卫生局、青岛市东部医院借款合同纠纷案"中③，对于个人与企业间的借款认定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其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法》第 210 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条的自然前提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属于有效。

从上述的列举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三种主体组合所持态度并不一致，企业之间的借贷被否定，而个人之间的借贷被法律所肯定，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一般认为是有效的。然而，这一规定的实效性并不强，因为对于企业之间借贷的否认往往能通过个人与企业的模式进行规避。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现存问题

1、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反观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主要针对正规金融，目前尚没有针对民间借贷监管的制度设置。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等从民法角度对民间借贷做了简单的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三部最重要的金融法均没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对民间金融活动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致使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2、民间借贷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法律制度的缺失与冲突导致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界限，民间借贷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同时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长期坚持着国家本位主义，存在着两个基本价值上的偏差：一是坚持压制等于稳定和安全的理念，过分强调严格的压制；二是过分强调通过压制民间金融维护正式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的目标。政府金融管制强度过高，忽视了市场自身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

四、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制度构想

（一）加强立法，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款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严格界定什么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其次修改现行的法律。明确非法集资的规定；继续细化刑法修正案八中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修改企业间借贷规则，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修改有关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规定；合理界定民间贷款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二）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社会投融资过多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向企业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而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作为企业铺底资金长期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承担着向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大量中长期资本性投入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单一将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此只有以法律规制途径规范民间融资，开拓银行以外的各种融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应当利用市场经济成熟的做法，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设立小额信贷部和批准一些小额信贷组织专门做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

（三）强化法律监管体系，将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测和监管体系中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同时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法律约束。

参考文献：

[1] 蒋寒迪，张孝锋.中国地下金融市场中的利益群体及其博弈分析[M].华龄出版社.2007.

[2] 刘丹 民间金融法制化模式探析[J].金融与经济.2009.8

[3] 张健华 中英非银行放贷人立法框架研讨会 [N].会议纪要 2011.2

[4] 牛娟娟 规范引导民间借贷 助力国民经济发展[J]. 金融时报2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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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规制途径

中图分类号：D923；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2-0197-02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基本要素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1.一般认为，民间借贷是与正规借贷相区别，二者形成相互对应关系的概念。其特点是不受国家金融监管机制约束，官方数据不统计，法律不给予主动保护，是一种特殊的不正规的金融活动。很多学者称之为地下金融。通说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处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组织等非金融机构主体实施让渡货币价值、取得本息偿付，同时少有法律规制、法律保障的融资行为。

2.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手段。它的运作方式是资金借贷方把自有闲置资金作为其资金来源，采用合同方式将这部分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方，资金需求方向借贷方支付约定利息享有资金的使用权，资金供给方承担金融违约风险。

（二）民间借贷的特征

一是具有广泛参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等社会主体。二是具有广泛资金来源，主体广泛性直接导致产生资金来源广泛性的特征。三是具有灵活借贷方式，主要采用现金交易方式。四是具有多样化借贷形式，包括传统的企业集资、民间放贷、私人钱庄借贷，以及新兴的会所借贷、互联网借贷等形式。五是金额持续增大。六是具有长期借贷期限。七是具有市场化利率，主要是根据市场变化制定利率，往往同比高于银行，甚至有时会出现高利贷现象。八操作性很强且简单方便。

二、我国民间借贷需要进行法律规制的原因解析

民间借贷虽然比正规金融占有地缘、血缘和人缘等方面的优势，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主要是依靠个人信誉和道德规范的约束，缺乏法律规制，导致民间债权债务纠纷大量出现。

1.民间借贷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成文法明确民间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民间借贷行为很难得到法律保护。

2.民间借贷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证据观念不强。出借人往往因顾及情面不好意思索取必要的证据，纠纷产生时，出借人因证据不足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追回欠款。其次出借人对《担保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不会保护自身权益极易受到损害。

3.盲目追求高额利息回报是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的内在原因。出借人的逐利心理和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面临的资金困难成就了民间借贷。需求造就市场的同时，也成为专业放贷人和民间借贷诉讼大量出现的直接原因。

4.诚信缺失是造成民间借贷纠纷多发的社会原因，加强我国公民诚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部分借贷主体道德滑坡，把朴素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基本准则抛弃了，“欠钱是大爷”的歪理却成了这部分人的信条，这是民间借贷纠纷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建议和对策

（一）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

民间借贷自古产生并存在至今是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民间借贷利用血亲地缘关系，依靠亲属、朋友和乡亲邻里等社会关系，以简便快捷的办理特点，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体业者、农户的融资难题，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同时，民间借贷还具有合法性特征。只有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在法律的规制下运行，才能有效防控和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

（二）制定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使法律规制有法可依

关于民间借贷，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有一些规定，但过于粗放分散。笔者认为，必须制定民间金融借贷专门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民间借贷的地位、运行规则、利率、资金来源、借贷人的资金用途、放贷人的索债方式、规制方法及惩罚措施等，切实保护正当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非法借贷。重点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细化和完善，构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框架。

1.降低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标准，实行分类监管。2015年 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最高法院《规定》）明确了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资金拆借行为是合法的，司法应当予以保护。但对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的行为作了否定性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较小数额（如一万元以下）的借贷行为，可以不纳入规制范围。法律应对以发放贷款赚取利息为主业的放贷人进行准入规范，明确规定自有资金最低数额和主体审查方式，确定其主体资格。商业放货主体在设立上应区别于一般公司，不适用现行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严格按照实缴登记原则核准。同时应对商业放贷人进行严格资格审查。排除有不良社会记录的人员从事高风险的民间借贷业务。

2.确定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使借贷双方互利共赢，让放贷人更加积极让渡自有资金使用权。借贷双方从各自角度争取最大利益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利率标准怎样确定才算合理，法律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只有本着互利共赢这个市场经济基本价值准则，才能让民间借贷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否则只能最终两败俱伤。最高法院《规定》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作了三个区间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介于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利息，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如果借款人已经偿还了这部分利息，之后又反悔要求退还，法院同样会驳回。这个规定对利率的认定不再用四倍的模糊标准，便于操作，有其合理性一面。但笔者认为，本规定的利率仍然未脱离“四倍”利率限制，应当把36%作为一个分水岭，36%（含36%）以下均应包含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利率高于36%的借贷应确定为高利贷，高利贷从民事角度应视为不当得利，出借人所得超过36%利率部分的利息应当返还借款人。对于利率高于36%且因乘人之危造成借款人企业破产、家破人亡等恶劣社会后果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应该追究出借人放贷罪刑事责任。只要利率未超出年利率的36%，同时借款合同不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那么约定的利率和利息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理由是，近几年民间借贷的利率随着国家金融财政政策的收紧而逆势上扬，通常利率远超年利率24%的限度。借贷双方通常采取预先扣息、订立阴阳合同等方式来规避法律。这一现象首先说明了借鉴四倍利率设定的新标准仍然未反映出现实要求，因此，应对现行利率规定进行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

3.严格审查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禁止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笔者认为，规定放贷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民间借贷毕竟是国家正规金融的补充，是发挥脱离国家金融机构监管散落在民间资金作用的一种方式。虽然民间借贷手续简便，但多数存在无抵押等低级管理的特点，如果允许放贷人吸收存款负债融资极易发生损害存款人利益的行为。另外，把从国家金融机构所贷款项转贷他人谋利的行为会严重扰乱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这道红线不能越，除非放贷人具备了注册正规金融企业标准。

4.强化对非法民间借贷的刑事责任追究。为规范我国的民间借贷行为，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尽快将涉及民间借贷的严重违法行为入罪。例如，将超过规定放贷利率的行为设定为超利率放贷罪；将通过黑社会组织等非法手段逼贷、要贷的行为设定为非法逼贷、要贷罪；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借贷，数额较大期满不还或跑路的设为非法借贷罪。同时，明确民间借贷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应予以法律支持和保护，如明确划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正当民间借贷的界线，保护民间借贷的正常运转和放贷人正常的融资行为。

5.以书面形式明确民间借贷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法》民间借贷应为要式合同、实践合同，但也可以是不要式合同。由于民间借贷客体与国家金融秩序的联系紧密，应该从严规定借贷合同的形式，故而，民间借贷合同应该以要式合同为一般。本人认为对于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间借贷应明确规定为要式合同，这是从减少矛盾的产生，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的。同时，大部分的借贷行为发生于亲缘和熟人社会中，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就已具有很强的可靠性，所以不要式合同可以作为补充，体现出了民间借贷形式的灵活性。对于不要式借贷合同在数额上应限定在1万元以下为宜。

（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政府监管

建立民间私人借贷登记管理制度，同时强化交易行为的政府监管。加强网络建设，构建完善的社会诚实信用体系。正确区分民间私人借贷与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建立健康的民间借贷秩序，进一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 田光伟.金融监管中的市场约束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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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金融利率概述

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 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 从贷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 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 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 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 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PaydayLending(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 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甚至公益性的， 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 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 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 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 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 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 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 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 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 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 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 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 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 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 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 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 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 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 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 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 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 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 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 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 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 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 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 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 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 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 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 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 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 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 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 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 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 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 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 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 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 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秉持分层次的立法思路。首先，寻找高利贷泛滥与金融秩序紊乱的原因， 利用经济法律政策对制度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其次，通过民事、商事、经济与行政法规的作用对违法行为进行消解， 避免蔓延和升级;最后，经过分层处理，通_______过刑法惩治犯罪行为。即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设置行政监管和刑事责任。如果在利率越滚越大的情况下设定行政管制的界限， 及时为借款人或放贷人预警， 会大大降低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刑事犯罪的比例。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置一个禁止利率，这一利率界限应高于目前我国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36%这一标准，以此作为政府监管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标准。超过此利率进行放贷，可以对放贷人进行行政处罚，以平抑民间高利贷无人监管、借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局面。设置政府干预的利率上限，可以改变过去月息1成、年利超过100%也没有任何干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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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借贷现行利率的规定及其不足

(一)民间借贷利率之现行规定关于民间借贷

利率问题，目前我国限制为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4 倍。1991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借贷案件审理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自此4 倍利率成为民事、刑事司法判断中的标尺。1999 年出台的《合同法》借贷合同部分并未对民间借贷的利率重新规定，仅在该法第211 条的第2 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以此进一步强化4 倍利率。

4 倍利率产生有其背景。之后，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不能满足农村经济改革所需的资金，于是民间的自由借贷便开始盛行，由此产生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自由借贷利率偏高，一般为月息二、三分， 也有高达八、九分，甚至一角， 超过了国家银行贷款利率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上个世纪90 年代我国金融业出现了单位或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的金融三乱现象，为维护金融秩序，打击违法民间借贷，1991 年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案件审理意见》，对民间借贷予以详细规定，4 倍利率就在其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民间借贷利率现行规定的不足

1.4 倍利率是一刀切的管制模式。一刀切的规制模式难以满足我国各地区借贷现状。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闲置资金、地区资金需求量以及民间金融发达程度有关。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课题组通过对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监控发现，就温州是来看，正规金融机构多、金融生态环境好、产业集聚度高的区域，由于当地民间资金雄厚，供求关系相对平衡，因此借贷利率相对较低; 西部山区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民间资本实力较弱，产业聚集度较低，在较小规模的借贷环境下借贷利率就相对高于对于产业发达地区。就全国而言，2013 年广东、江苏、山东GDP 总量均在50000 亿以上，而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却不足5000 亿，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民间资本状况相差极大，因而4 倍利率这一管控范围能否适应全国不同地区的利率需求是值得商榷的。此外，一些高风险、期限短的借贷项目的风险成本较高，利率略高于国家管控也是情理之中，若一概认定为非法则会打击民间借贷的活跃性，甚至会逼迫民间借贷转入更加隐蔽的地下交易，届时的管制将更加困难。不可否认的是，一刀切的司法模式对于当时国家利率调控和提高司法效率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此种僵硬的模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我国的现状来说却是不合理的。

2. 我国法律未给利率上限以强力保护。《借贷案件审理意见》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要受4 倍利率限制，并规定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除《合同法》第211 条第2 款对4 倍利率进行简单回应之外再无其他法律对此进行规定。仅仅不予保护对高利借贷几乎没有威慑，现实生活中出贷方总是以收取高额手续费、不写明利息、预先扣息(砍头息)、通过虚假诉讼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等一系列安排，以排除法律介入。有学者认为，民法视域下的民间借贷应当贯彻意思自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让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笔者对此不予赞同，从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国内外的借贷危机来看，高利借贷是能够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资本活动，如此，缺乏国家调控的借贷难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如美国、香港等已经将高利借贷纳入了刑罚处罚的范畴，相比之下，我国仅在《刑法》中规定了不存在针对性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低廉的违法成本使借贷者为了高额利润，敢于突破法律的既有规定。

二、民间借贷利率规制路径之学说及其批驳

(一)民间借贷利率之市场决定论 利率之市场决定论是指民间借贷利率不需要固定利率予以规制，利率之高低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性，由市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 年出台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解除了城乡信用社外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继而就有学者主张，在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民间借贷利率也应当市场化。

笔者不赞同市场决定论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借贷利率的市场化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美国在20 世纪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特拉华州、南达科他州等部分地区便趁势取消利率的限制，尽管美国政府随后出台了《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以约束高利借贷，但是利率市场化仍在美国次贷危机的诱因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第二，市场具有逐利性、盲目性的特点。我国有数额惊人的民间资本，在利率管制下的今天尚且有众多的借贷崩盘，若有市场决定便会如脱缰的野马，环环借贷的链条一旦出现危机，将会对社会经济、治安稳定造成巨大创伤。第三，民间贷借是刻有地域性烙印的借贷方式。这种地域的封闭性往往会使当地一个或者几个借贷集团操控整个地区的利率变化，借款人对资金需求的紧迫性会迫使其不得不接受高昂的利息，加之一些民间借贷通常会伴随着暴力势力的拥簇，这些隐形的不平等会使民间借贷与公平正义相差更远。将民间借贷与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相提并论更是不妥，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接受中央银行、银监会等国家机关的监督，并且商业银行管理的正规化、业务的精细化、对金融风险的敏感度是从事民间借贷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

(二)民间借贷之个案判断论个案判断主要是指国家不事前公布借贷利率，借贷双方的借贷行为是否为高利借贷由法院决定。采取此种方法的国家主要有德国、英国、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地区。《德国民法典》第138 条第1 款规定违背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 第2 款规定特别是当法律行为系趁另一方处于困窘情境、缺乏经验、欠缺判断力或意志薄弱，使其为自己或第三人的给付作出有财产上的利益的约定或者担保，而其产生的利益与给付显然不对称，该法律行为无效。 英国《消费者信贷法》规定了高利贷交易，该法第137140 条规定高利贷协议是指总体上价款过高或者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的协议，并规定债务人可随时要求法院对高利贷交易进行审查。英国《破产法》规定了自然人、法人在破产程序中可以申请法院撤销其破产前3 年内所进行的高利贷交易。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第2332 条规定：在金钱借贷的情形，如一方当事人遭受显失公平的待遇，法院在权衡风险及全部情节后，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裁定削减产生于合同的债务，或按它决定的方式修改履行债务的期限和条件。

毋庸置疑，此种路径下借款方的利益在理想的状态下可以及时、甚至是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但是在现阶段的我国却没有生存空间，原因在于: 其一，法的正义要求法律规则必须具备明确性，个案判断多体现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在我国是法的基本原则，缺乏法律规则、语言、文字的明确性，因而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的法官并不能就此达成一致，这会导致在实践中司法不一。其二，有资料显示，2013 年1 月至4 月，全国新收借款类案件461865 件，占合同类案件的34.46%，约占民商类案件的17%，全国接收的一审案件为1421.7 万件。我国各级法院案件众多，部分地区司法资源严重匮乏，而大多民间借贷案件极其复杂，若依此路径对民间借贷予以规制，不仅会堵塞借贷纠纷的解决渠道，而且会加大各级法院的审判压力，难以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其三，民间借贷往往有经济强势的一方，尽管近些年来司法环境相对较好，但我国仍然不具备支撑法官自由裁量的外部约束条件，权力与腐败总是有一定的联系，通常出贷方相对于借贷方来说往往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广阔的人脉，在这种双方地位失衡的状况下，难以保证司法人员都能刚正不阿。

三、民间借贷利率规制之应然选择

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个案判断的利率均有其弊端，客观化的市场利率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应采取软上限与硬上限相结合的利率规制模式。所谓软上限是指在具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借贷双方就利率约定可突破之利率上限。所谓硬上限则是指任何约定超过此利率之规定的均无效的利率上限。软上限和硬上限的典型代表是我国香港地区，香港地区的《放贷人条例》第24 条所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贷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此外，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于年息48%，则为本条施行，但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于敲诈性。第24、25 条中的年息48%就是软上限，年息60%就是硬上限。

(一) 软硬上限相结合之优势 软硬上限相结合就是国家在规制民间借贷利率中也设定软上限与硬上限。在此，软上限可认为推定性质的规范，硬上限为强制性规范，没有可能推翻。这一规制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 第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软上限范围内当事人双方可就资金用途、借用时间、有无抵押等重要事项依据市场行情或者双方的意思达成协议。第二，严格不失人性。软上限是在民间借贷中出现法律规定的某种特殊情况时可以突破软上限之规定，以期实现实质公平，体现法之人性 硬上限则为民间借贷之红线，绝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予以突破，否则将受到惩罚，既照顾到了市场交易的自由，又防止金融秩序的混乱。第三，可充分考虑我国民间借贷之地区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客观情况表明地区之间资金需求与社会闲置资金之数量的不同，采取软硬上限的模式可以依据地区经济状况拓宽或压缩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浮动空间，有利于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动。第四，提高司法效率，预防司法腐败。公知的软硬上限是构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外在机制，在法规范围内法官可公正司法，行为人也可以预见其行为的法律效果，减少可避免的借贷纠纷，节省司法资源。

(二) 软硬上限相结合之具体化

1. 维持4 倍利率作为软上限。现阶段，4倍利率是否合理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笔者认为4倍利率本身较为为合理，理由是: 首先，4 倍利率总体来说不是过低利率。总的来看，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借贷利率上限介于12%30%之间，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在20%上下浮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民间借贷利率并不低。其次，4倍利率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实务中的借贷利率一般都在4 倍利率限度之内，在民间借贷十分活跃的温州地区，2003 至2010 年民间借贷利率也一直维持在1317%， 2011 年前6 个月的利率尽管达到24%，但也基本在4 倍以内，只有极少情况达到50%，鄂尔多斯等地的情况亦是如此。最后，过高的利率有引导全民借贷之嫌。民间借贷阳光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民间借贷合法的同时，本已远高出银行存款利息的民间借贷必将引起民间资本大量流动至借贷市场，民间借贷的现状是资本实际用于实体经济生产不到50%，存在大量资金的空转现象，击鼓传花式的资金链条极不稳定，一旦某个环节遭到破坏，不仅对地区经济是严重打击，更对社会的稳定造成重大隐患。

软上限在何种情形下适用，在制度建设中应当着重考虑。为防止软上限虚设，应对软上限的突破采取较为宽泛的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例如一些用期短、风险高、借贷人信用差等情形需予以列举明示。针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可依据概括规定依法享有突破软上限的权利，但其突破应当有一套严格的批准、审核和监督程序。

2.硬上限的确定。香港《放贷人条例》规定利率超过60%为犯罪，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较为自由的金融交流方式，在实践中，敢于以畸高的利率岀贷的往往是相对于借贷方具有强势的地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金融违法行为往往具有涉及面广、金额巨大、破坏严重的特点，因此硬上限的确定就应当含有对畸高的利率予以严厉制约的机制，效仿美国、香港地区之立法，明确规定超过硬上限为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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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融资活动，它主要在城乡主体间直接发生的一种自发的、互助的信用行为。它如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因缺乏监管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纠纷诉至法院后，案件审理和执行难度加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在地方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受国家利率政策变化及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影响，民间借贷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据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正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当地银行贷款的20%。 这一估算是根据抽样调查，从资金介入方和贷出方双向测算并相互验证而得的，是该时点上存续的债券债务关系的借贷余额。据悉，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于2010年建立了温州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该项监测以温州市近1000家融资中介的1300多个银行账户为样本根据抽样调查，定期采集这些账户的资金交易。从监测结果来看，2010年以来五个季度的账户交易额分别为208亿元、327亿元、262亿元、335亿元和396亿元，规模总体呈增加态势。其中，2011年一季度的交易量是上年平均的1.8倍。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认为，在社会资金总体趋紧的背景下，短期垫资需求增加，社会资金拆借链条延长，转手环节变多，“空转”而没有进入实质领域的民间借贷资金有所增加，当前社会融资中介市场的资金链脆弱性日益上升。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管、主体风险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共同制约，因此而产生的纠纷日益普遍。

一、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及基本特点

现有银行体系很难全面满足广大中小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必然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深化，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了信贷风险管理，对信用度较低的小企业提高授信门槛或提高抵押及担保比例，使这些企业和个人融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村居民缺乏有效资产担保，“三农”贷款受到限制。一旦小企业和农户有资金需求，即将眼光投向资金富裕的工商业主、亲戚、朋友、同学等，形成民间借贷。目前，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和利息。

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专门进行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和转贴现，即少数规模较大又掌握较多货币资金的企业对需融入资金的持票人进行贴现，只要贴现利率高出其存款利率即可买入票据。同时只要贴现利率低于其存款利率，又可将票据转出，从中赚取差价获利。

在国家对产能过剩和需要调控的行业如房地产业等紧缩信贷后，严格的贷款条件使这些行业的企业难以得到急需的资金支持，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等非法资金来源，客观上诱发了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机构的发展。同时，带有明显洗钱目的的民间借贷的比重也逐渐增多。

从温州市的现实情况看，民间借贷活动相当频繁，是一种非常普遍和有效的融资方式。其活跃与发展，基本同步于地方经济的逐步推进，具有量大、息高、手续简便等特点。

1.总量大

民间借贷隐蔽性较强，对其资金周转总量尚没有精确测算办法，只能在某些地域范围内进行深入调查和尽可能了解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范围内的总量做出一个初步估计。据被抽取的60家企业样本中，43家企业发生过民间借贷行为，占71.7%，借入总金额4273.6万元，单家企业民间借贷最低余额2.6万元，最高400万元，平均余额为99万余元。抽取的100户个人样本中，87户有过民间借贷的经历，占87%，借入总金额421.3万元，单笔借贷余额5万-100万元不等，平均余额20万元。

2.利率高

民间借贷利率主要是受地方资金供求状况所决定，在经济活跃时期较经济平稳或疲软时高。此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影响甚大，如2008年以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影响，信贷政策放松，民间借贷利率相应有所下降；反之信贷收紧时，民间借贷利率也随之上涨。2010年以来，温州市民间借贷利率有小幅走高的趋势，一、二季度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3.2%、13.4%，比2009年末分别提高0.46、0.59个百分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大部分高于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的2倍，年利率集中在10%至15%之间，甚至有40%以上的，存在事实的高利贷现象。

3.手续便

相对银行的借贷手续，民间借贷适应了民间资金需求“短、频、快”的特点，手续简单快捷。部分亲友和关系紧密客户之间的民间借贷，因相互间了解与信任，仍采用口头承诺的借用形式，或一般只需写张借条，注明期限利率，找一个中间人作证明即可。部分的民间借贷双方订立有书面协议，且协议内容较为完备，包括如借贷双方姓名、金额、利率、期限等要素，若通过中介者达成的借贷行为，还会订立担保协议。被调查的60户企业均有正式的借贷合同，虽然条款相对简单。被调查的100户个人112笔借贷中，无任何借贷协议的32笔，占总借贷笔数的28.6%，有简单借条的75笔，占总借贷笔数的67%，有正式借贷协议的仅5笔，占总借贷笔数的4.4%。

4.纠纷多

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同时，民间借贷重点流向中小企业。据调查，100户样本中，规模靠后的30家企业存在民间借贷现象，后10家企业基本靠民间借贷来维持正常的资金流动，向民间借贷2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下6家。这些企业规模较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大力向个人及民间机构举债是这一类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在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双重打击，一些小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随之江浙等地一大批借贷纠纷出现，并呈现涉案标的大，矛盾突出、执行难度大的特点。

二、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分析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对财产权的理解，应当既包括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公民对财产的使用权。我国《民法通则》也特别指出公民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使用、处分的权利。因此公民对财产使用权的行使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财产权确立的意义之一在于使公民获得了对自己财产的自治权。资金作为公民财产的主要形式，理应由公民自由支配。我国《合同法》亦承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确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因此，从宪法精神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民间融资并不属于违法融资。

我国目前对民间融资管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刑法》和行政法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简称《取缔办法》）。《刑法》中确认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未对这种行为划定范围，难以适应对非法融资行为进行规制的客观要求。《取缔办法》虽然将未经金融管理机关批准而从事的融资行为认定为非法融资行为，但是缺乏法律这—位阶来连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取缔办法》这一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民间非法融资实行限制或剥夺就缺乏完整的法律规定。

因此，从法律规范位阶的角度分析，民间融资的合法性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的存在具有合宪性，从民法的意思自治看，它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并受到《合同法》的保护；第二，无任何法律（狭义的法律）明文加以禁止；第三，未经批准的融资行为属于非法融资这一规定来自于行政法规，其效力相对弱化。因此，由立法机关制定民间融资法律制度显得十分迫切。

三、民间借贷市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民营企业和群众的资金需求，弥补了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空白，在解决广泛存在的贷款难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民间借贷的发生与发展缺乏法律的有效管控，从法律上分析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产生的纠纷也不断增多，有的甚至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一定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1.从法律主体上分析

（1）加重企业财务负担，挤压利润空间。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高出银行同期利率数倍。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收益率比较低的企业容易形成资金使用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2）无法有效保障债权人权益，风险补偿机制尚不健全。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债务人如果不按时偿还贷款，债权人很难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追回损失，而且没有完善的保险机制对债权人的损失进行补偿。

2.从法律监管上分析

（1）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力度，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大量的民间融资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资金体外循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是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根据我国利率政策在一定区间内浮动，而民间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由于民间借贷大都发生在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资金的情况下，因此利率水平通常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二是影响国家信贷政策的实施。民间借贷具有盲目性、随意性、自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不受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只注重利益，不注意投向与社会效益，资金流向往往偏离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

（2）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首先，民间借贷的存在直接减少了银行资金来源，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存款竞争，提高了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其次，借款人总是想方设法归还高息贷款本息，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加剧了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3）民间借贷监督制约机制缺失，资金风险不易规避

由于民间借贷不规范，资金所有者无法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容易引发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资金到期无法归还。

3.从法律纠纷上分析

（1）滋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由于民间借贷手续不规范，部分采取白条的形式，担保简单，并且在借款期限的掌握上人为因素较大，不能合理确定借款周期，一旦借款人因天灾人祸等原因不能按时归还，有可能酿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刑事案件。

（2）高利贷较为普遍

据调查，目前的民间借贷利率大部分高于2-4倍基准贷款利率，有的甚至高达月息7%，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高利贷认定标准，不在司法保护范围之内。而由于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得不到解决，少数企业不得不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运转；城乡居民急需不可预测的生活性借款时，在出借资金者的选择上余地不大，利率不是首先考虑因素，只要能解决燃眉之急就行，在资金周转不灵情形下，从而引发债务危机。

（3）借贷“陷阱”现象突出

有在借贷时故意为对方设下圈套，以致引发大量的纠纷。一是玩“文字”游戏。如甲向乙借款5000元，为乙出具条据一张“收条，今收到乙5000元。”在发生纠纷时，甲称是乙欠其5000元，在乙还款时所出具，由于乙给他写的借据丢失，因此他才为乙写了收条。二是玩“数字”游戏。出借人借款时在金额前后故意留下空隙，双方借条签字后，再在金额前后添加数字，使借款金额巨变。三是“偷梁换柱”。在向他人借款时，借机离开现场，让他人代自己写借条，尔后以不是自己笔迹为由拒绝还款。

（4）借款人故意逃债

有的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为躲避债权人追讨，在发生纠纷时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在温州市法院系统2009年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近二分之一案件的被告下落不明或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只能制度审理和判决并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也无从查找可供执行财产，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成为法院执行难案件新的增长点。

四、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

1.诚信缺失是纠纷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个人征信系统包括的交通、通信等相关信息数据尚处于不断建设之中，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民间借贷只能依据相互间的信任和双方间的某种既定社会关系作出选择，缺乏理性。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纠纷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但由于现实需要和投机及赌徒心理支配，又大量借贷。这种情况在个别暴利和投机行业中比较明显。如前期的房地产业利润惊人，很多人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举债进入，在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后，矛盾纠纷得以显现。有的房地产建筑开发企业，对利息多少不问，只要能借到钱“，反正只有赚钱，才能还，赚不到，他拿我也没办法！”种种因素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纠纷直至诉讼案件频发。

2.唯利是图的投机思想是根本原因

在现有的投资渠道不畅、投资产品不足的背景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在高息引诱下涌进借贷市场，这些出借人贪图暴利，只考虑高额利润，不顾一切地向当事人放款，根本没有考虑借款人的履约能力和自己面临的风险，在审判实践中，有为数不少的当事人根本不去过问借款人的情况，他们只关心利息多少，多长时间结一次利息等等。特别是周围个别人通过放贷一夜暴富的“示范”作用，更刺激他们的冲动，暴利迷住他们的眼睛，最后导致本息都得不到受偿的结局。

3.借贷风险意识不强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会执行严格的贷前、贷时、贷后“三查”制度，审查借贷方的经营、诚信等情况，而民间借贷出借人缺乏金融风险意识，也不具备审查的专业手段，如未通过法律、中介机构或即使设定担保、抵押不足以清偿，在不了解借贷方经营前景的情况下，也盲目出借。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实现，特别是在借贷方恶意逃贷情况下，即使法院强制执行也很难执行到位。

五、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的法律对策

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有其逻辑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是整个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民间借贷行为的不规范对正规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借贷有问题，又为民间所需。因此，强化和完善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是我国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

1.创新金融理财产品，疏通民间资金出口

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体系，针对不同公众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而设计多种投融资金融产品。同时，健全股权融资私募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分流到民间融资市场并进行股权融资，或者是股权与债券的混合融资，以提高其整个社会的股权融资的比例，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其别是储蓄替代型的低风险金融产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保本基金、债券等。实际上，中国居民储蓄主要用来提供防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功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一，如果要对这一部分储蓄进行分流，不能鼓励其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因此必须要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他们的这种低风险的投资需求。

2.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社会投融资过多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向企业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而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作为企业铺底资金长期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承担着向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大量中长期资本性投入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单一将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此只有规范民间融资，开拓银行以外的各种融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应当利用市场经济成熟的做法，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设立小额信贷部和批准一些小额信贷组织专门做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同时允许成立小型的民间借贷机构，如农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资金富裕的企业或个人组织的贷款协会、资金经纪人等，借此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为社会底层服务的信息成本优势和交易费用优势。

3.强化监管，把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测和监管体系中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同时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规矩约束。

首先要设立监测和监管机构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监管工作。其次，建立完善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民间借贷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再次，建立自下而上的民间借贷登记制度。赋予被登记业务主体合法地位，对每一笔民间借贷业务的交易方、交易金额、利率、期限等进行详细的登记，将民间借贷的发展变化纳入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监测中来，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时充分考虑民间借贷的影响，降低民间借贷对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4.加强立法，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民间借贷在小额或小范围金融活动中具有交易费用优势，因此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这一非正式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调整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政策。相对已存在多年的民间借贷现象，尤其国外在此领域健全的法律保障，我国相关立法和法制建设还较为落后。如美国为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早在1934年就颁布了《联邦信用社法》，并成立了专门的信用社全国管理局，此外还有日本的《赁金法》、中国香港地区的《放贷人条例》、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等。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央行虽然早在2008年就着手起草了《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然未能通过，民间借贷依旧无序运转，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款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严格界定什么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和银行表外业务的全面监测和有效监管，妥善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防止风险扩散蔓延。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过去十年，我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宽度上，都有长足进步。我国一直实施的“金融抑制”战略，即政府主动地、有意识地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的介入，在一定时期保证了国家对资金价格的有效引导，促进了实体产业的发展，但其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存在消极作用，对长期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应导向“金融深化”路径，逐步减少国家对金融市场价格的控制，鼓励更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重视“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非正规金融”也称民间金融，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存在的合法性、无序性、利息计算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笔者认为，民间融资的法律监管，对于缓解融资权与政府规制权之间的矛盾、防治民间融资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以及解决“用钱荒”、促进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金融纵横》2011年第6期.

[2]李 存：“民间借贷在公法领域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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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困境 体制创新

民间借贷作为我国金融体制外的有益补充，在解决中小企业资金不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缺乏合理的规范和指导，导致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民间借贷已涉及到社会稳定，对于民间借贷是否应当规范、如何进行规范，怎样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引导和管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国民间借贷的成因

近几年来，发生的“孙大午案”、“吴英案”以及温州由于民间借贷引发的一系列企业家外逃、跳楼等案件表明：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企业的快速成长急需大量资金，而现行资金供给体系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无法满足企业需要，必然导致像孙大午、吴英等人铤而走险，大肆吸收民间资金，却最终由于经营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身陷囹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企业融资难是民间借贷产生的根本原因。企业要发展，资金应先行。在我国，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融资难、融资贵，是诸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要面对的问题。近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试图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收效甚微，资金短缺的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资金主要向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集中。主要因为：一是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诚信保障，导致银行放贷存在诸多顾虑；二是中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可用于担保的财物有限，而没有充足的担保就不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三是银行出于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益性考虑，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他们放贷的主要对象。上述原因导致企业在急需资金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

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且条件严格。商业银行贷款要求客户办理提供担保、抵押等手续，并且还需要上级银行审批，中小企业办理这些相对繁琐的手续较为困难，正规的金融交易成本过高，导致中小企业多方寻求交易成本较低的民间借贷。由于民间借贷具有手续简便、操作方便快捷等固有优势，与银行信贷相比，尽管存在较高的贷款利率，但对于急需资金经营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

民间资金流向缺乏合理的引导，投资方式单一。随着经济的日益复苏，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呈现一种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张，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愈加迫切，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央行的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银行新增贷款4.17万亿，而通过民间融资获得的资金却达到7.76亿。这些资金投资渠道狭窄，投资方式无非就是存到银行、炒股票基金和购买国债。由于银行利率不高、股票基金固有的风险以及投资者欠缺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使得这些投资方式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民间资本的趋利性使得那些具有风险偏好、手头有较多闲置资金的投资者，更愿意在市场上通过放高利贷谋取较高的利息收益。

我国民间借贷面临的法律困境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资金不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居民的投资方式。但民间借贷的趋利性和固有风险，加之我国对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约束和正确引导，导致民间借贷陷入法律困境。

法律地位不明确，界限不清。民间借贷长期作为一种非正规的信用形式，我国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意见》虽规定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但对于超出利率范围的借贷行为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惩罚办法。可见，对于民间借贷的规范和约束，我国目前的立法是空缺的，民间借贷游离于罪与非罪的边缘，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稍不留神就会坠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的陷阱，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

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监管。有的学者认为，吴英之所以从一个商界精英沦落为非法集资的阶下囚，源自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一方面，民间金融急剧膨胀，另一方面缺乏有效地监管，这正是吴英案成为法治案件的制度背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明确的法律地位，国家对民间借贷监管缺位，无法将其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由于监管的缺失再加上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和中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求，使得民间资本的流向具有盲目性。

金融行业准入限制，民间融资无立足空间。在我国，正规金融一直处于受保护地位，民间资金很难进入金融行业。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也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可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因此民间能提供这种资金能力的个人就成为中小企业主追逐的对象，从而产生民间借贷行为。

加强民间借贷立法，促进民间借贷体制创新

加强民间借贷立法和政策引导。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民间借贷应有的法律地位，对民间借贷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政策引导。为使民间借贷向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应尽快制定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相关立法以保障民间借贷行为的健康发展，为民间借贷规范、合理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空间。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又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在立法实践中必须明确，并不是所有的民间借贷行为都适合通过立法加以规制，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制不应搞“一刀切”。总之，民间借贷从制度层面来看是合法的，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和规制的途径应分清主次、区别对待。

对民间借贷行为除了通过立法进行规制以外，国家还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加以引导。目前，民间资金主要投向虚拟经济和资产炒作，而并没有投向实体经济。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准入限制。目前我国并不具备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某些领域只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民间资本并没有好的去向，只能投资虚拟经济。二是国资与民资待遇不公平。尽管有些领域允许民资介入，但国资与民资地位是不对等的，很多针对国资的特殊待遇，民资享受不了。除此之外，国家既要引进民间资金，又要让民资参与管理，建立管理与利益均衡机制，才能充分调动民资的积极性。

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规范民间资金投向。由于民间借贷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往往处于尴尬境地。在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下，银监会负责监管正规的金融机构，对民间借贷机构并不负责，对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首先要从立法上制定有关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民间借贷明确的法律地位；其次要明确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职责，加强对民间融资活动的监管；再次建立民间借贷的“风险预警机制”，由金融专家同监管部门相互配合，对民间资金的流向进行风险评估，建立警报机制，定期向社会公开民间资金的使用和运作状况，接受资金提供者的监督；最后合理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向，对于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了有关民间投资的36条意见（即“新36条”），赋予了民间资本与国资、外资平等的法律地位。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的投入力度，为民间资本与国资、外资提供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制度保证。

创新民间融资机制，进一步优化民间投资环境。首先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从根本上消除民间投资在进入市场时存在的部门、行业垄断和歧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种渠道的资金供给模式。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比如成立民间投资融资公司，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担保，参与中小企业投资，既能基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可以吸收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资本。2010年，我国已准许小型贷款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此举是将民间借贷引入合法化的重要措施，尽管还存在着准入门槛高等问题，但毕竟是国家放松金融行业市场准入条件的一项重要举措。

其次，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所以不愿意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或中小企业诚信缺失。建议建立专门的企业信用评估机构，定期对企业进行评估，让民间借贷主体通过信用体系多方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规避借贷风险，减少借贷纠纷。

篇(7)

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21-03

一、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法律风险

（一）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式

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历史悠久。其外延或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最常见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形式主要有民间借贷、民间合会、银背、私人钱庄、民间集资。还有的学者根据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化程度将其分为三类，即非组织化的、有组织无机构的和有组织有机构的。第一类非组织化的典型形式是民间借贷和民间集资，特点是无组织无机构；第二类以合会为主要形式，特点是有组织但无相应正规机构；第三类以典当行、信用社为代表，特点是组织与机构俱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借贷与信用社两种形式是比较重要的。民间借贷是最为广泛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形式，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包括个人之间的借贷、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其中企业之间的拆解与高利借贷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信用社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产权上由全体社员共有；管理上，内部由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外部施行行业自律。而且信用社又可以分为国有的和民间的两类，后者属于农村非正规金融。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法律风险

1986年春， “抬会”风波席卷了温州的乐清等14个县（区），资金规模过亿，引发骚乱，牵涉人员三百多人；1988年和1989年，温州平阳两次“会案”，引发骚乱造成几十人死亡；2003年9月，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发生标会倒会回头外逃……类似事件近些年屡屡发生。农村非正规金融自身缺陷及法律规制、法律监管不全面造成其存在严重的法律风险。

1.存在经济性犯罪的威胁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一直处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状态之下，使得其容易出现非法集资、高利放贷、集资诈骗等经济型犯罪行为。这些经济性犯罪主要是在从事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主体法律意识淡薄、高额利益诱惑、投资信息不对称、市场出现异化现象的情况下出现的。

2.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造成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本运营风险加大

我国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监管有监管强度高、监管主体不明确和没有风险防范机制等特点。这些金融监管的特点造成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空间严重受到限制。我国刑法中将很多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都视为经济类犯罪，而实践中，大多数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开展是不利的。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对于监管主体的规定不统一，造成主体不明，央行、银监会、地方政府等监管重叠。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完善对策

（一）确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

罗纳德・麦金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多的金融管制、利率限制等政府干预行为，使金融和经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状态，只有通过金融开放才能搞活经济。金融开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促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转变法律法规在立法思想上对于民间金融存在的不合理歧视，使民间金融获得与正规的合法金融同等条件下的待遇，使民间金融同正规金融拥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和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地位，是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最重要的一步，打破正规金融在市场经济中融通资金的垄断地位，民间金融合法化是指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化、公开化、机构化、组织化的转变，使得民间金融活动可以在政府的监管下和法律的规范下公开、有序地发展。

具体来说，民间金融合法化有以下几种途径：

1.将现有农村广泛存在的“合会”合法化

合会是带有互动、合作性的、群众自发形成的融资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要形式有即标会、轮会和摇会。因为缺乏合法的法律监管，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出现合会畸形发展的形式，脱离了合会合法发展的正轨，成为了非法金融组织，应依法予以铲除。在合会方面，韩国的 “新农村建设制度”是立法成功的典范。在我国“合会”合法化过程中，应该借鉴韩国“农协”的成功经验，促使合会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民间金融机构，引导其为三农服务。

2.大力发展由民间资本组建的各类合作制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解决当前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中小企业投资难的问题。进而，可以促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解决在体制内部存在的限制经济发展的问题。目前，我国国内存在的纯粹的民营银行仅有民生银行一家，让民间投资人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是促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2011年1月28日挂牌的张家港市农业银行、2005年6月成立的江苏锡州农村商业银行、1997年5月成立的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及2005年挂牌的武隆农村合作银行都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它们为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