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案例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纠纷的案例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目前，我国出现建筑工程结算纠纷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解决这些建筑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的机制却比较的单一，不能够采用多种形式来解决经济纠纷问题，一般解决合同经济纠纷都是采用诉讼的形式。然而诉讼作为建筑工程结算解决经济纠纷的主要方式，却缺乏灵活、便捷，不能够及时的解决出现的建筑工程合同经济纠纷，从而降低了解决经济纠纷的效率和公正影响力。在一次的案件中，经过了多次工程结算审理和坚定，最终才解决这一经济纠纷，这样的过程和程序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建筑工程结算难的原因

1、建筑工程管理存在无序和混乱，制约着建筑工程结算目前，由于在现阶段下的经济体制，我国对合同的管理存在极其不规范的现象，现在的经济体制存在一定的制约性，并且管理手段落后不能够满足现在建筑工程结算的管理。建筑工程合同存在的不完全性就要求对合同进行规划的管理，而建筑工程造价的不确定性则要求对合同实施的工程加强管理。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在于技术与经济的脱节，施工管理和合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够形成统一，施工人员既不能够对经济有所了解，又不能够有一定的合同管理意识。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一般的管理人员都只是注重对工程质量的管理，而忽略了对合同的管理，同时监管的体制也不能够达到要求，不能够实现规范化管理的要求。

2、建筑工程合同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工程款的不确定性建筑工程合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不完全性合约，其与一般性的购物合同有所差别。这种不完全性是由于建筑工程本身决定的，建筑工程本身就存在比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签订建筑工程合同的过程中，不能够对每一个细节都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改善措施和解决方案有明确的规定，更不能够对存在不可预知的情况做好实现的补偿和安排。为了能够将改善建筑工程合同这种不完全性，签订合同的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都应该考虑到再协商，再修正，以便更好地解决纠纷，以此来弥补建筑工程合同中这一缺陷。建筑工程合同款的最初造价和追加款存在不确定性，在进行具体施工过程中，需要进行随时的变动，不断地进行调整。

三、建筑工程结算难的治理措施

1、提高解决工程结算纠纷的质量有效地提高解决工程合同纠纷的质量关键在于建立合适的纠纷解决机制。根据以往的案例表明，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建筑工程结算的纠纷，并不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诉讼存在其自身的缺陷，解决工程缓慢，程序复杂，现在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来改进我国现在的解决建筑工程结算合同经济纠纷机制。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运用这种解决方式，就不需要做那些复杂麻烦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谈判、协调、调解等等形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式具有比较强的专业性，一旦出现经济纠纷时，能够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简单、便捷，在国际工程纠纷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2、提高合同的签约质量提高合同的质量关键在于能够在签订之前做好防御工作。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应该对采用什么样的结算方式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无论是采用计量与支付，还是建筑工程费用需要变更以及需要进行索赔的都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同时在签订合同时，还应该对合同双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义务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提高合同质量主要的是提高合同双方人员的综合素质。对采用不同方式来进行签订合同的双方，采用招标工程的，应该将招标文件尽快的转换为正式的合同，并且加强对合同的审查；对进行工作的，应该找好合格的人，并且不断地提供人的服务。

四、总结

篇(2)

原告在卢山县城关老城大街经营一家军需用品商店。2006年10月24日,两个案外人来到该店称欲向其订购1000套迷彩服,骗取了原告的信任。2006年10月25日,案外人引诱原告在被告下属的卢山县西关邮政局办理了以“卫述桦”为实名,账号为XX2679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办理了账号相一致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同日,案外人假冒原告的名字,用假身份证在被告的下属人民路邮政支局办理了账号为XX2200的活期存款账户及相配套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后原告在向案外人出示办理好的存折时,两个存折被调换,调换后案外人以证明原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借口,要求原告往存折上存款,结果当天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4万元现金存入其所持的案外人开立并掌握密码的存折账户上。同日,该4万元存款被案外人持邮政储蓄绿卡分四次提取,其中第一次在邮政储蓄营业网点支取了3.5万元,第二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三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四次跨行支取1000元。原告发现被骗后,立即向被告提出支付的请求,被告要求原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即向公安机关刑侦队报了案,卢山县公安局已立案受理,但至今未侦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至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卢山县邮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卫述桦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至还款完毕之日),驳回卫述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由原告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宣判后,卢山县邮政局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辨析

储蓄机构有无义务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

上诉人抗辩认为,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44号《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据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值得关注,尽管并不完全充分。该上诉人认为,首先,“批复”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分行《关于办理储蓄存款密码修改手续等问题的紧急请示》的一个批复文件,批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该批复是针对储蓄机构为储户更换存单、存折上的密码时应履行手续的答复,并不涉及开户问题,因此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其次,该批复是在1999年做出的,当时国务院实名制规定尚未出台,银行系统对身份证真伪的鉴别手段也不够完备,这样的批复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案发生在2006年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已于2000年实施,如果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资料只做表面上的审查,那么就无法保证国务院关于实名制的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最后,该批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即使一审法院基于以下规定的分析,也未必能够清楚的得出银行需对身份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身份证上使用的姓名”。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与号码。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个人存款账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开立具有通存通兑功能的账户(包括存户、银行卡户)或基于已有账户申领银行卡时,必须要储户出具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和设置个人密码”。《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银行应负责对存款人开户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

但是,作为储蓄机构,我们应该看到,前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银行的审查身份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义务。只是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认定银行尽职尽责,则是不够明确。实际上,二审法院在二审裁判中也没有办法明确得出银行对身份证真伪有实质性审查的义务,而是强调了有一定的“审查义务”。一旦发生有虚假身份证件的情形,法院就可能推定银行未能尽职尽责。这也是本案法院坚持认定银行有审核义务履行不当的根本所在。该裁决指出:“联系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看,《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银行在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尽管使用了“核对”一词,但银行在办理与存折相对应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发放银行卡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的真伪应当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正因为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为他人提取被上诉人的存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故上诉人上诉称其没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伪,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先刑后民”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先刑后民”是储蓄类诈骗案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争议焦点。“先刑后民”并非本案原告独创,也有司法解释作为依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基于此,上诉人抗辩认为,本案发生是因诈骗引起,但诈骗案件未侦破,具体的案情究竟是什么,无法得到有效印证,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诉称就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案和经济犯罪案应该分开审理。”被上诉人则认为本案一审将民事纠纷案和经济犯罪嫌疑案分开,单独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正确的。两审法院均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理解并非绝对,对于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的解释取决于法院。

类似案件的裁判可否作为抗辩依据

本案上诉人在上诉抗辩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审法院类似案件中曾经有不同的裁决。即平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储蓄机构无责任,本案也应但比照该判决处理。

但是上诉人疏忽了裁决基于的事实难免有一定的差异,而这一点正好成为被上诉人抗辩的重要理由。有趣的是,上诉人的抗辩还提出了更有影响力的案件来反驳上诉人,即《大洪报》2008年5月24日B25版以案说法《存折被掉包丢钱谁负责》所分析的案例和本案更为接近。此文对案例的一审、二审判决都有详尽的评析,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以案说法,对本案二审判决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实际上二审法院也明确指出:上诉人提供的案例,即本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故上诉人要求本案比照该案例进行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从国内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同一法院的裁判也很难用于法院的裁判依据,尽管有时此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为法院所接受。

责任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

此类民事侵权纠纷的核心争执在于责任分配如何确定,而目前尚无具体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做出规定,而是由法院基于过错大小的分析来自由裁量。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一定责任。原告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西关邮政支局,案外人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人民路邮政支局,由于轻信及防范意识差,原告在存折被调换后没有核对其所持存折上的印章,将款项存入案外人的存折造成损失,其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具体责任分担以双方各承担50%为宜。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即关于责任的划分问题,原审依据本案的事实酌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从国内此类案例的裁判来看,有类似的五五分成的责任,也有三七开,四六开的案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实无具体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对储蓄机构的启示

应对存款诈骗的纠纷案例,储蓄机构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储蓄机构必须严格履行开户审核职责。从目前的监管法规来看,尤其是实名制推行以来,开户审核中的疏忽势必导致银行风险。从各种存款诈骗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均系犯罪分子采取种种手段骗取储户信任后,利用储户的各种信息,伪造身份证明,骗取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或结算账户,然后诈取储户在储蓄机构的存款。为有效防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发生,储蓄机构需源头上加强防范,严把开户的审核关,提高身份证明审核的技术手段。严格审核操作流程,为发生纠纷时积极举证履行审核义务做好准备。

第二,不能过于依赖“先刑后民”的程序机制以及法院的既有判例。从本案来看,“先刑后民”的抗辩就被法院所拒绝接纳了。银行应该积极地抗辩,管辖的程序抗辩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法院的支持。实际上,近年来,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已经明显倾向于否认“先刑后民”的主张。尽管法院的既有判例对法官裁判有一定影响,但是银行不宜报过高预期,不能过分依赖法院借助已有判例来裁判。

第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诉讼,积极抗辩,争取司法机关的支持和理解。存款诈骗案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比较慎重,银行绝不可因为纠纷标的金额不高而有所疏忽。这类案例的对方往往是个人,他们会积极应对诉讼,而且法院对于个人和储蓄机构争议,往往有扶持弱者的天然倾向。况且,此类案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证据的准备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银行如果不足够重视,可能被赋予难于实现的举证义务,从而导致银行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篇(3)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由道路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行政程序、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认为，原则上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但不能绝对。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条对此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指出：“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我认为，这一规定大体上是合理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由后者进行刑事追诉。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在公安机关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之所以不必经过民事诉讼是为了避免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事实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作出互相矛盾的认定，同时也为了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与此相关联的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如何对待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呢？《通知》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可见，人民法院（也适用于人民检察院）对全案负有审查、核实责任，其中包括公安机关对事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意见一致，即予以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有误，则不予认可，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刑事诉讼不仅涉及到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同时还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刑事诉讼较之其他性质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要求更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也要高于其他程序。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而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法院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中独立判断。

应松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认识还不统一，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一样，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曾刊登过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案例。本案中，法院对陈某提起的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所以有必要协调不同系列的两个诉讼之间的关系，即解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否则容易造成法院不同审判庭之间的裁判相互矛盾。判断的标准是，如果某一诉讼的裁判结果是另一诉讼进行的前提或先决条件，那么作为前提问题的诉讼程序应优先进行，而另一诉讼程序应中止，等待前提问题的裁判结果。

“刑事优先”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作为一般原则适用，这是有其法理基础的。一般而言，刑事诉讼较民事、行政诉讼，其诉讼客体、诉讼结果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相应的其诉讼程序、诉讼制度也更加严格。具体到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一般在已提起行政诉讼后，检察机关对相关问题又提起刑事诉讼的，应先中止行政诉讼，等待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刑事判决无罪，则行政诉讼继续审查是否有行政违法问题；如裁判有罪，则不再继续进行行政诉讼程序。但正如陈光中教授谈到的，“优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可能会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实行行政诉讼优先，本案正是如此。行政诉讼中，原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刑事诉讼中对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诉讼的裁判，行政诉讼审理结果是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前提，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因此应当先进行行政诉讼程序。

具体处理意见是：如果行政判决原告败诉，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应提起公诉，但刑事诉讼中还要全面审查，负事故主要责任不一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必要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经行政诉讼审查认定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不合法、原告不应负主要责任，我主张不必再进行刑事诉讼，因为再提起刑事诉讼已失去基础，且法院的刑事判决不能否定先已存在的行政判决。如果刑事审判庭对行政判决有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重新研究，通过内部程序纠正，也就是说在本案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只有行政判决被依法撤销后，才能再开始刑事诉讼程序。

案例二 2001年10月15日，甲省A市某化工公司报案，称乙省某农药厂在B市的经营部负责人吴某，利用合同诈骗该厂货款11万余元。A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6日对吴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取保候审，同年9月12日，A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未能执行）。吴在取保候审期间，以A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财产权为由向乙省B市C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市公安局分别向C区和B市两级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均被驳回。同年9月29日，C区法院判决撤销A市公安局对吴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决定，退还保证金，并支付赔偿金及经济损失，在A市和B市两地报纸上向吴发表道歉声明。A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诉。同年12月20日，B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如何加以制约和救济的问题。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逮捕、拘留等活动以及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等均属于刑事诉讼行为，具有司法性质。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我认为，本案中，B市、C区两级法院受理吴某起诉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也有悖于法理。

然而，现行法将刑事强制措施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必然引发以下问题，即如何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制约，以及对因强制措施违法而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进行救济。考虑到目前司法实践中借刑事诉讼之名，非法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多，而且往往是出于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驱动，解决这一问题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我的看法，一是强化检察监督，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提出纠正建议，或者完善立法，赋予检察院以强制纠正权；二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即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前，须向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说明理由，获得后者的授权，并根据后者签发的令状执行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后，须及时将其带至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面前，由后者审查确定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以决定将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或释放。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为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同时也规定在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中，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

与此相比，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行政诉讼来对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进行救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问题，但在可行性与有效性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方面，两类诉讼同时进行，以行政诉讼制约刑事诉讼，既不顺理成章，也难以奏效，不利于诉讼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此外，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公民个人都不啻于一个沉重的负担，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应松年：本案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的名义干预经济纠纷，造成当事人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情况如何处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救济真空。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客体，公安机关履行行政职能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则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审查。实践中，某些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名义规避行政诉讼的审查，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情况经常发生，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都要进行审查，但是必须要进行到相应的程序才有可能纠正并停止损害，此前则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这种事后救济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不及时、不充分的。

我同意陈光中教授的看法，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解决上述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参考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办法，建议如下：对公安机关的行为，根据公安部1995年2月15日的《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审查该行为是否合法；如果检察机关在同案中已批准逮捕，建议受案法院可以向同级检察院的上级机关请示，如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确系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则作出行政撤销判决后，由上级检察机关撤销逮捕令，通过内部程序解决。总之，方案的设计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如何更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篇(4)

一、经济法实践课教学国内研究现状

总体上，我国的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经济法学课应开展实践教学。但是，学者们对法学课程的任务驱动法研究甚少，有研究者也仅限于刑事案件处理能力训练、公司法方面，而对合同法、经济纠纷解决、财税法、市场秩序法等方面还没涉及。虽然近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法学实践性教学与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课题以及《经济法实务》方面的教材，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法学专业学生而言的，而且大多是建构在实训基地建立、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校外实习、实地观摩、义务法律咨询等层面上，实训的设计及组织等问题谈及较少。学者们通过研究非法学领域方面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及它带来的正面影响，进而将非法学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应用于公司法、刑事诉讼法、环境法法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这是对法学领域实践教学模式的一大创新。但是，这一创新对非法学专业(主要是经济类专业)学生法学教育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值得商榷。首先，这种将任务驱动法应用于法学课堂的研究都只是理论，没有付诸实践。其次，法学课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是照搬别的学科的任务驱动法的设计方式进行的，而对是否适合经济类专业学生没有研讨。再次，法学知识能否用任务来驱动以及实际效果如何值得商讨。

二、对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教学的思考

本研究试图将这些纯理论教学或大篇理论教学的模式用任务驱动方法进行替代，进而详细分析任务驱动法与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的适用性与实效性以及如何实施等问题。特点是:(1)以实训为重点，重新组合经济法教学内容;(2)在实践的方式上不拘泥于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实习实训、实地观摩等方式，而是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有效结合“案例导入、问题引出、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根据所学知识特点灵活运用这些方法;(3)在学生知识的获取上，与时俱进，结合经济前沿新现象或典型案例，争取每块知识都能用线条直观地表现出来。为此，本课题重点要研究的是适应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法课程内容设计以及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式改革两大问题。课题组成员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调研，以学生“有所学、有所用、有所悟、有所知”为目标，以“合理、适度”为原则，设计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为以下四大模块:(1)企业法模块:主要包括企业设立实训、企业机构治理实训、企业合同管理实训、企业用工管理实训;(2)财税法模块: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实训、政府采购实训、企业涉税(缴税实务与节税实务)实训、基础会计记账实训、审计实训;(3)市场秩序法模块。主要包括竞争法实训、产品质量法实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训;(4)经济纠纷解决模块。主要包括谈判实训、调解实训、仲裁实训、民事诉讼实训、行政复议实训、行政诉讼实训。教学方式确定为:以“针对性、实践性、灵活性”为原则，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案例导入、问题引出、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式。实训的组织行式是:大模块情景假设/问题引入———子模块之间的关系———子模块实训环节(认识子模块———子模块情景假设———学生讨论———法律分析———角色扮演———实训评价———作业回顾)———总结大模块所学知识。

作者：祝华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篇(5)

[关键词] 营销法律实务；“诊所式”教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D9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5-1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有较高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社会实践能力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法治经济，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职业素质，增强学生的就业、从业能力，也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目标。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在《营销法律实务》课程教学中探索引入“诊所式”教学，可以帮助缓解或者说解决这一矛盾，从而达到掌握《营销法律实务》理论，培养法律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的目标。

一、“诊所式”教学的简要介绍

“诊所式”教学又称为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它是一种法学教育模式，就像医学院的学生在医学诊所中进行临床实习一样， 法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在真实的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给予法律帮助、予以法律上的“诊断”和“治疗”。这种方法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后风行于西方世界。2000年9月，在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启发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大学的法学院开设了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尝试着进行“诊所式”法律教学。2002年7月，经中国法学会批准，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教育研讨会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可以说，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在中国高校扎根，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逐步形成。

二、在《营销法律实务》课程中实施“诊所式”教学的意义

具体来说在《营销法律实务》课程教学中引入“诊所式”教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中心。“诊所式”教学可以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经济纠纷，通过运用他们学到的《营销法律实务》理论知识分析案件从而使他们掌握法律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要比书本上的案例复杂得多，这使得学生要想妥善处理经济纠纷，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进行法律实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就无法用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在“诊所式”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充当诉讼当事人或辩护人，要完成分析案情、调查取证、查阅资料、参与庭审等一系列活动，要像当事人、律师一样面对所有的挑战和问题。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学生有可能遇到各种难题，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通过学生运用所学《营销法律实务》理论分析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学生增加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提高了学生利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从中吸取教学经验，实现了教学相长。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分析推理的能力和表达能力，培养有效的思维方式。学生通过主动的探索和分析与营销法律实务相关的案件，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获得了社会方面的各种知识，而且还亲身体验到法律专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通过在《营销法律实务》课程中实施“诊所式”教学，可以锻炼学生适应不同情况，接触不同类型的人员，处理不同种类法律问题的能力，是对学生处理人际交流和人际关系进行的有益的探索；可以锻炼学生的口才，包括提问、回答，以及归纳总结问题的能力；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包括工作的计划性，以及从杂乱无章的事实和可能性中整理出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三）有助于实现从课堂教学到实践教学的转变。传统的《营销法律实务》课程教学注重的是对法律规范的内容的理论讲授，主要从法官的角度对社会法律行为进行认识与评价，即使教师授课过程中也会通过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但教师讲课过程中所用的案例一般较抽象、孤立，只是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而无法做到举一反三的利用知识，提高法律素质。而诊所式教学则是注重增强学生社会参与意识，使学生通过对自己遇到的或接触到的案件分析和论证，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诊所式”教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教学，大大超出了传统教学方式的时空限制，让学生进入“社会大学”，关注“诊所”同学受理的案件，关注社会上与《营销法律实务》有关的典型案件的发展进程，使学生的学习从“课堂”扩展到了法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甚至看守所等等，使他们成为学生学习《营销法律实务》理论的生动课堂。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学生被置于真实的环境中，不但要求学生充分掌握自己所学的所有法律知识，而且还要能够将其付诸于司法实践。

（四）有助于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的转变。高等职业教育的真谛应当是传授知识与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并重。对于一个合格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不可缺失的是社会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解决纠纷能力等等，而这些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是得不到足够的锻炼。借鉴“诊所式”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使学生在分析、判断、处理真实的案件过程中，要接触社会现实，完成从收案到结案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学生要完成这些任务，不但需要扎实的学好课本知识，还要求学生需要利用课外时间查阅资料，寻找尚未学到的或无法在课堂教学当中学到的东西，或者相互讨论、向教师请教一些在课堂上讲述过但不知如何在实践中使用的知识。通过实践锻炼，能够使学生及时地丰富和补充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从而大大增强他们的法律综合素质。“诊所式”教学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理论知识的直接应用，促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刘慧.法学“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困境与出路[J].法制与社会， 2009，（20）.

篇(6)

记：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目前中国正加紧与欧盟的谈判，可以说“入世”指日可待。“入世”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同时也会对其他方面带来冲击。比如对中国法律界。您是如何看待“入世”将对中国法院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

吕：从整体上看，“入世”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经初步分析、预测，认为“入世”后审判工作将出现以下新的变化：其一，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审理涉外贸易纠纷案件，给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二，随着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增加，涉及境外投资的纠纷案件必然增多；其三，为了适应参与国际竞争，将大大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引发的企业重组、兼并、破产等案件必然增多，如何妥善解决纠纷案件，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社会稳定，需要认真研究；其四，要遵守国际规则，客观上要求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依法制裁假冒伪劣商品和各种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地触动一些地方和部门经济利益，执法难度增大。

面对这种形势，审判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尤其是涉外经济立法不够健全，一些新问题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导致执法上的困难。二是缺乏高素质的涉外审判专门人才。法官中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尤其是既懂涉外经济、懂国际规则，又懂外语的人才不多，亟待需要提高。三是适用审判程序不够严格、规范，一些案件庭审水平不高甚至有走过场的现象，影响庭审活动的公信度。四是超审限案件仍占一定比例。如果案件久拖不结，甚至超期，必将影响我国审判机关在国际上的形象。五是案件“执行难”。近几年来，执行工作呈现收案增多、结案增多、存案增多的趋势。如果境外当事人胜诉的案件执行不了，就会对我国投资法律环境产生动摇，影响到我国投资经商的信心。

针对这些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及时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加强研究，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加快法院工作改革，进一步完善审判运行和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审判工作水平，以适应“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记：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对“入世”给审判工作的影响的认识也不一。广东省对入世后的紧迫感和压力是不是要强些？您认为法院应如何对待“入世”的问题？

吕：我们现在的压力就很大，有紧迫感。广东由于其所属的地理位置和较早的开放政策，使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独资、合资企业占很大比例。因此，经济纠纷特别是涉外经济纠纷较多。所以，入世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可以预见涉外经济纠纷将会有较大增加。目前，我们正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省高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收集有关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审判工作，制定出法院入世后的对策，并将此作为今年法院的工作重点之一。

我想“入世”后广东法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全国各地法院都会遇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对“入世”法院必须要有一个清醒认识，要增强大局意识。“入世”后我国经济将逐步纳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发展、稳定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为此，人民法院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入世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维护稳定放在工作首位，进一步强化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法律力度，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危害政治安定、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各种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同时，要依法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妥善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要坚决纠正并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思想，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坚决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和干扰，平等地保护境内外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和司法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工作的深入开展。

记：肖扬院长提出今年法院工作重点是深化改革，确保司法公正。那么“入世”对司法机关，特别是对法院执法公正的要求是不是更严格和迫切了呢？

吕：我认为要适应“入世”需要，关键是确保司法公正。“入世”后，随着中国服务产业的开放和在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引进高质量的外资，以及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增多，到法院的涉及外商、外资的案件将不断增多。依法公正地处理这些案件，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投资环境和人民法院在国际上公正执法的形象。为此。人民法院要以公正司法为核心，很抓严肃执法，努力提高审判工作水平。具体要确保做到四个“公正”：（1）实体公正。要正确执行我国法律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公正地确认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对当事人有明确约定适用外国法律的，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适用外国法律的原则处理，准确适用外国法律。（2）程序公正。依法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对当事人有明确约定由仲裁机构或由外国法院管辖的，只要不违背我国法院，就要予以确认；确保当事人各方享有平等的诉讼法律地位，使他们充分地行使法律规定的各种诉讼权利；努力提高庭审的规范化水平；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讲清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使当事人服判息讼。（3）执行公正。要大力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依法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确保债务人有履行能力的案件都能得到执行，使当事人的债权得到及时的实现。（4）形象公正。要加强对法官的执行形象教育，要求他们注意在庭审中保持居中裁判的形象，维护法律的尊严。

为维护司法公正，适应“入世”需要，还要进一步提高公开审判水平。“入世”后，我国经济将进入并融入国际大市场的体系之中，承诺遵守规则，承诺开放市场，而规范市场又靠法律来调整，无论是外商或外资企业都会更加关注我国法律对他们的保护以及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水平。人民法院要从维护公正司法形象、更好地宣传我国法律和法制的政治高度全力提高审判水平，关键要在“公开保公正”上下工夫。要切实做到“五公开”：开庭时间、地点公开；当事人争议公开；举证、质证和辩论公开；认证和评判公开；宣判公开。围绕上述“五公开”，要努力提高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各方当事人有理说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查明事实在法庭，分清责任在法庭，真正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从根本上增加外商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法律和法制的信心。

记：“入世”给法院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法院除了从思想上认清形势，增加紧迫感外，具体还应该作哪些准备呢？

吕：首先，当务之急是大力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入世”以后，审判工作会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及外国的法律，面对越来越多的境外当事人。要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提高人民法院在国际上的公信度，提高公正司法水平，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法官队伍。尤其是要尽快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涉外法律人才队伍。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法官队伍德的法律业务教育培训，尤其是涉外法律方面的教育培训，适应涉外审判工作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一批熟悉涉外法律的专门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让他们充当起越来越多的涉外审判重任。其次，要加强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一方面，主动到有关部门了解我国与“世贸”成员国所签署的协议，了解相关的国际规则，了解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加强对审判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预测，研究相关的措施和对策，反馈给立法部门，以使我国涉外法律法规尽快完善起来。同时，注意收集、外国法院适用国际惯例的典型案例，借鉴吸收境外先进立法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提高涉外审判工作水平。

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今年1月8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召开了“WTO与中国律师业”的大型研讨会，准备迎接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我看来，这种机遇和挑战同样存在于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中国法院应从现在起作好准备迎接挑战。

篇(7)

【关键词】 法务会计；财务会计；区别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 法律案件中经济案例的比重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断上升，且门类日益繁多、情况逐渐复杂、手段更加隐蔽。在处理具体的案件或纠纷等法律事项时，必须同时解决事实与法律两方面的问题，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受其专业知识、技术方法、业务手段的局限，只能处理法律问题和简单的事实问题，而一些较为复杂的专门性事实问题（如财务会计问题）则只能交由有特定专业资质的人员处理。于是，一种融合会计学与法学为一体、协助法律工作者查证案件或纠纷涉及的财会事实的新工具――法务会计应运而生。李若山教授认为，法务会计是特定主体运用会计知识、财务知识、审计技术与调查技术，针对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专家性意见作为法律鉴定或在法庭上作证的一门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法务会计是在社会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会计界对法律界的专业服务。法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与传统财务会计自然存在共同之处，关系比较密切，但其所服务领域、业务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与传统财务会计存在区别。

一、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

（一）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都属于应用会计学

会计学可分为理论会计学和应用会计学，其中理论会计学包括会计理论、会计史等；应用会计学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国际会计、法务会计及成本会计等，可见法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与财务会计都属于应用会计学。

（二）财务会计是法务会计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财务会计为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服务，法务会计为法律工作者处理法律事项服务，因此它们都属于会计服务活动，其最终成果（财务报告与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材料都来自于各项经济活动。但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通常是由会计事项和会计活动组成，而法务会计活动本身是对案件涉及的会计事项或会计活动进行检查、验证和鉴定，并据此作出判断，发表专家意见，通常是在财务会计工作基础上开展的。因此，财务会计是法务会计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二、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一）主体不同

财务会计是为某一特定主体（会计实体）服务的，要对特定主体（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等）的经济过程和结果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法务会计的主体不是单一主体的单一会计，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会计，凡经济纠纷、诉讼案件中涉及到会计事项的认定、判别，均与法务会计有关。法务会计的空间范围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一是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二是社会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三是司法机关（检察、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等）以及政府审计部门、纪检部门。

（二）职能不同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财务会计有核算、监督两项基本职能。核算职能侧重对事实的描述，主要是对某一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对其结果进行报告。监督职能侧重于纠正偏差，主要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相关会计核算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财务会计的这两项基本职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会计核算是会计监督的基础；而会计监督又是会计核算质量的保障。法务会计职能的作用范围则远远超出了财务会计，不仅局限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且在解释财务问题、强化会计的控制职能、收集会计数据以提供诉讼支持、保护和惩戒会计职业人士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等方面也能提供信息支持。

（三）目的不同

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虽然都有“会计”二字，但二者的目的却有着天壤之别。财务会计的目的是着重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对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能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所提供信息具有公开性。而法务会计提供信息的目的在于完成受托责任，它是对经济活动（或者经济纠纷）中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调查、取证、提出专家性意见，为法庭、仲裁或鉴定机构提供相关证据。

（四）内容不同

财务会计的内容是用财务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一般会计事项，具体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会计要素。法务会计的内容则取决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法律、法规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财产资源等规定的详细程度，因此，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法务会计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我国学者对当前法务会计内容的认识较为统一，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理算会计；（2）债权、债务理算会计；（3）保险赔偿理算会计；（4）社会公正会计；（5）物价会计；（6）基金会计；（7）司法会计；（8）海损事故理算会计；（9）社会保障会计。

（五）工作程序和方法不同

在工作程序上，财务会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统一的、定型的会计处理程序。财务会计的工作程序即会计循环可概括为七个环节：（1）审核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2）过账；（3）结账前账项调整与结账分录；（4）对账；（5）试算平衡；（6）结账；（7）编制财务报告。各环节具有连续性和继起性，且凭证、账簿、报告的格式、内容、编报程序与要求多由国家统一规定。而法务会计服务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作程序的特殊性，大多是从接受受托责任到事件结束工作报告的报出，不存在会计期间的连续性，更不需要继起性。一般来说，其工作程序应包括：（1）会见委托人，明确受托责任；（2）初步调查，收集有关资料；对受托任务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3）制定行动计划，包括实施的策略、步骤、方案等；（4）获得证据材料；（5）计算、分析；（6）报告，即将法务会计工作的最终结果以报告的形式系统表达出来。

在工作方法上，财务会计大量使用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分析方法。法务会计作为一门复合性学科，不仅使用会计的方法，有时还大量使用审计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如抽样分析法等）及收集证据的方法等。常见的方法有：审阅查验法、关联核对法、座谈询问法、实物勘察法、分析比较法、综合计算法等。

（六）执业规范不同

实现财务会计目标的关键在于保证财务报告的质量，因此需要有专门的会计规范。财务会计人员在处理经济业务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会计法》的有关规定，还要受到统一会计规范（如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的约束，其中，企业会计准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会计规范形式，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分为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法务会计的执业活动涉及三个规范，即会计准则、法务会计准则和专家证据准则（谭立，2006），前两者为会计行业规范，后者为法律规范，三者关系密切，又相互区别。法务会计工作就是将会计语言记录的财会事实翻译成法律语言表述的案件事实，也就是说财会事实经由法务会计之手以专家意见形式送达法官手中，成为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法务会计准则作为会计与法律两个职业的联结纽带，起到了由会计准则通向专家证据规则的桥梁作用。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制定了有关法务会计准则外，许多国家的法务会计业务活动都是参照审计准则执行，但制定统一的法务会计准则仍是必然趋势。只有建立健全法务会计准则，才能使法务会计工作有规可循、有章可依，才能保证执业质量，提升职业信誉，才能实现法务会计准则与法律法规、准则和惯例的联系和沟通，指引法务会计健康发展。2006年初，我国财政部颁布了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这一准则体系已基本上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完成了48项审计准则的制定或修订工作，标志着我国的企业会计、审计准则体系已基本建设完成，为建立法务会计准则提供了基础性框架。

（七）报告不同

财务会计报告是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法务会计报告是法务会计工作者根据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卷宗材料，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等，对案件或纠纷等法律事项所涉及的财务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并作出专业判断所形成的一种书面结论性文件。法务会计报告与财务会计报告有十分显著的区别：

1. 用途和使用者不同。财务会计报告的用途在于为投资者、社会公众、政府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经济决策所需的相关会计信息；而法务会计报告适用于诉讼实践，为法律事项承办人、当事人等提供认定相关财会事实的专家证据。

2. 反映的范围不同。依据“会计主体假设”，财务会计报告所反映的财务事实仅局限于某一会计主体的相关经济业务；而法务会计报告不存在“会计主体”的限制，它是依照法律事项来划定空间活动范围，凡是法律事项涉及的会计事实都必须查清、核实，并向委托人报告。可见，财务会计报告与法务会计报告所反映的事实范围差异较大。

3. 内容和格式不同。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财务报表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常见的财务会计报告是以格式报表为主题，表注及相关信息和资料作为辅助，其中每张报表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而法务会计报告的内容反映了法律事项所涉及范围的财会事实，通常情况下，法务会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引言、对财务会计资料的分析论证过程和最终的结论等。如果报告人占有资料不充分或资料很少，也可发表“无法作出明确结论”的报告结果。不同经济纠纷或案件的性质、内容不同，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完全一致，因此，法务会计报告没有固定格式，通常是根据不同的业务对象和使用对象，按委托人的要求分别采用不同的格式。

4. 时间要求不同。依据“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财务会计报告作为对企业不断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资金运动的分期综合反映，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法务会计是在涉及会计领域的经济纠纷和诉讼发生时，对财务事项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与处理，着重于向法庭提供临时的审计证据。

（八）对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要求不同

法务会计人员的素质同所有会计人员一样，应包括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两方面。道德素质方面与审计人员的要求基本相同，但在业务素质方面，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复合型边缘学科，对法务会计人员的要求也较之一般会计人员更高，要求从业者不仅必须精通会计与审计知识，以便合理解释涉案对象的财务事实，甄别其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提供有助于法庭判决的有效证据，而且必须熟悉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税法、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等各种法律和相关规定，这样才能实现会计事实与法律程序的有效对接。此外，还需借助心理学中的相关知识来透析经济行为背后的欲念和动机。总之，法务会计人员的知识层面要远远高于传统财务会计人员的知识层面。

【主要参考文献】

[1] 谭立. 论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当代财经，2005，（8）.

[2] 成慕杰. 法务会计及其人才培养初探.财会通讯，2005，（2）.

[3] 孟祥东. 法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 王文杰. 法务会计相关问题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

[5] 李若山，谭菊芳，叶奕明，洪剑峭. 论国际法务会计的需求与供给. 会计研究，2000，（11）.

[6] 谭立. 注册会计师提供法务会计服务五题. 经济管理，2006，（13）.

[7] 李雪婷，王东清. 论法务会计在司法诉讼中的信息支持. 事业会计，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