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发展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分享经济；发展；启示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J].经济研究,1982(2).

[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5]代明,姜寒,程磊.分享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纪念威茨曼(分享经济)出版30周年[J].经济学动态,2014(7):106-14.

篇(2)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经济始终作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单元而备受学者重视。1776 年，批判总结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富论》出版问世，作者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决定个人的效用水平，因而与社会福祉紧密关联。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社会观测而主观判定消费多少取决于实际收入，消费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增加量高于消费增加量，这一表述被称为消费基本心理法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20 世纪40 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解构美国19 世纪的国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发现长期消费和收入的比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边际消费递减趋势只存在于短期状况下。1926 年，从反思凯恩斯消费经济理论出发，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一生各期的收入和利率水平，消费的贴现值等于收入的贴现值，消费者究竟选择寅吃卯粮还是量入为出取决于其不同时期的消费偏好;1949 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消费是当期收入、消费习惯、周围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函数、消费习惯带来的消费惯性被称为棘轮效应、效仿周围人消费水平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

经济学家莫迪格里亚尼从费雪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人倾向将一生的收入高峰和低谷进行转移以平滑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继续补充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收入能够增加消费、暂时性收入为消费者提供储蓄和借贷便利的永久收入假说罗伯特霍尔认为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够成立的条件下，消费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因为理性预期会使消费者不断修正消费水平，只有意外事件才会导致消费大起大落，而意外事件是随机的。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消费的随机波动性远小于现实的收入变动影响，更符合实际的消费模型有待建立。

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代表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消费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谨慎消费，以额外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效用函数对消费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由于收入较低而不能或很难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消费能力的现象，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不仅是其收入的函数，同时也是其现有资产规模的函数，资产规模越小，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就越大，通过借贷和提取金融资产来补充消费能力缺失的难度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和现实消费行为契合较强，具有普遍的政策实践研究价值。

二、中国社会消费率变化趋势

从宏观层面考察一国经济的实际消费状况，可选的较为适宜的指标是最终消费率，即一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区分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率。我国1978 年改革开放至2014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在近三十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发展态势，而将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区分来看，近三十年政府消费率始终保持在15% 左右，波幅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则连年走弱，从1978 年接近50%到2014年不足40%，消费体现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突出，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是我国全社会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1978-2014 年，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1992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开始超越农村居民消费率，至2014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29.40%，农村居民消费率8.52%，城乡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整体走低，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连年疲软导致我国社会居民消费率的整体低下，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有区分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消费传导上已经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城乡经济总量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全社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异的政策关注较为迫切。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划分来看，最终消费率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同样显示出不均衡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从1998 年至今始终徘徊在45% 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从1998 年的57%、64% 回落至47%、52%，降幅均超过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实现了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在这些地区持续酝酿福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政策存在的局限和低效，同时中部崛起战略政策也具有国土空间经济发展差异日渐扩大的无奈性质。

三、居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

首先，在预防性储蓄和储蓄目标层面，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的最终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的抑制。如图3 所示，我国国内储蓄率近三十年来持续攀高，在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之外，体现更多的是居民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不完善、不充足的社会现实使得落后地区居民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这种高储蓄和消费压抑的现象。

其次，在收入层面，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低下的重要诱因是不断增加的社会收入差距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2015 年，我国官方统计的社会基尼系数高达0.462，说明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群，由于同等条件下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造成了社会总体消费量的低下;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我国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不断增加，但这是建立在挤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的，这种扭曲的收入配置格局导致居民缺乏具备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也使得非生存类消费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最后，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对消费经济理论历史演变进行总结时，笔者提及了金融发展落后引起的流动性约束。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本土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消费金融理念的进步都与快速攀升的GDP总量出现了脱节，消费信贷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跨生命周期消费很难实现，国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一)从解决高储蓄比率入手

首先，要降低我国社会畸形高企的全民储蓄率，提升居民的劳动及财产性收入非常必要。一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劳动收入占比要依靠政府激励结构的转变，努力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在我国全社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面前，以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劳动收入分配思想替代事实上还广泛存在于国企和偏远地区的大锅饭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房地产以外的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金融财产性资产重构以活期、定期储蓄为主的僵化储蓄格局。

其次， 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从收入方面降低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这同时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消费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农副产品定价机制应尽早提上日程;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不应局限于城镇，而应实现全民共享;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政府和企业部门应降低一次收入比例，藏富于民，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提振消费经济。

最后，解决居民高储蓄率的关键还要仰仗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十三五计划中，国家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职工医疗基本保险、城镇居民医疗基本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应共同推进、共同对待;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要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为之创造获取劳动收入的经济环境;在对待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充足性方面，以多渠道引进和多角度监管确保资金的及时和有效利用。

(二)从解决流动性约束入手

深化消费金融制度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流动性约束的主要发力点，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个人征信体系和在落后地区进行小微消费金融改革，居民跨时期消费的财富平滑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从我国消费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角度来看，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消费金融改革已经具备了一定成效，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使得小贷、短贷等个人信用消费日渐成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于部分中部城市而言完全具备借鉴意义。当然，解决流动性约束要建立在居民增收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基础上。

篇(3)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发展；认识；把握；探索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0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学也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一路成长。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一支完整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理论走向成熟，让理论更好地对实践加以引导，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识。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进而挖掘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遵循规律，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发挥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繁荣。

一、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中国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但却从未形成系统和逻辑的经济知识积累过程。无论与的经济体系还是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比，中国经济学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次，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经济理论。第三，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批的经济学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第四，中国经济学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济理论成果基础上成长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世界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的经济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良好的开端，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规范性提高。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经济学在专业语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研究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第二，应用性增强。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中国经济学正在摈弃对西方经济研究的简单移植，立足于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走向基于中国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问题，中国大批理论工作者从实际中研究问题，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很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第三，实用性增强。经济学不是挂在嘴边的术语的堆砌，而是实用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在于可以通过指导政策的制定，通过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发挥理论的作用。2008年在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经济理论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举措，平稳渡过艰难时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可见中国经济学的实用性有所增强。

（三）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前沿研究还很缺乏；数据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约了量化研究；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研究没能有机地融合，等等。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支持，而与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尚不足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构建并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把握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它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同时，它的发展也具有内在独特的规律性。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必须在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中国经济学要坚持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想取得新的进展，首先必须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以经济学理论为“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出现了形形的经济理论“过时论”，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已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良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经济学，并不善于在新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它。经济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要想实现发展，不仅要在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还要不断地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用发展了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应立足本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国情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现实，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且发展不均衡。第三，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制度的特殊性、国情的特殊性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要着眼中国现实，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明确注释。这种注释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滞后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提炼和归纳出相应的中国经济学范畴、规律和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学要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构建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需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有益成果，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精髓。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中国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利用其方法论上的优势。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盲目信奉一种理论，把其推向终极地位，同时打击其他理论和思想，如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或对西方经济学的持绝对排斥态度，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构建和发展需要处理好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之间的关系。

三、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创建科学、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成熟的理论来源于成熟的实践，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系统工程，目前中国的经济建设仍处在发展和进行之中，因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但理论上的个别突破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这一点点的突破会逐渐构筑起中国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至少应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入手，从中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需要立足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既能熟练地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还能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两者运用到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可行的知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还应注意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准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经济学数学定量分析方法，为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此外，在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上，应鲜明的反对用西方范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体系的言论，提倡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之中来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拓宽研究视野

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研究视野的拓宽。一是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拓展到对现实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提炼和总结上。加强调查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二是要从对国内研究拓展到国际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成功经验，汲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益的东西。三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经济学专门人才，使他们从国内走出去，置身于国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融贯中西经济学知识，以中西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动经济理论发展。

（三）应用创新研究方式

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四个结合：一是在研究中要将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经济学理论为魂，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体，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用。二是在具体经济问题研究中要将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相结合，既立足本国实情，从国内实际出发，又结合国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三是要将古今相结合，在经济学研究中，既充分注重现阶段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同时，还要继承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宝贵资源，促使其为当代经济研究所用。四是要将传统的经济研究手段与现代先进的科技研究手段相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解析、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研究中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论支持，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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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旭.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与中国经济学结构构建[J].学术月刊，1999，（8）.

[3] 覃巍.略论中国经济改革、现代经济学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建立[J].广西大学学报，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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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完整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确立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调控等内容，蕴含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结构优化的思想

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抽象化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经济用途的产品组成;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合理配置。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不仅研究了生产需求即投资需求，也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在社会再生产即社会总需求中不能忽视消费需求。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增长理论，蕴含结构优化的思想。在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积累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且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追加的可变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即经济增长。马克思还论证了，在相同的价值总量下，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者之间分别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要素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能够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在该书中，凯恩斯抛弃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投资和总储蓄等，对其进行了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在政策上，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放任自流的传统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凯恩斯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在内容上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在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上，凯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观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创立了收入、储蓄和投资的简单模型。他认为收入=产出的价格=消费+投资，而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这一模型的理论寓意在于为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提供了一种公式分析。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1) 国民收入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2) 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3) 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能得到实物保证。显然，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凯恩斯的总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逻辑起点的分野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即发生经济危机进行强制平衡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有效需求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分析和分配理论，始终没有构建好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出现了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对立与割裂。这也成为国外反对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强力武器。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趁机进行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的逆转，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构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动态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本身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描述。简单再生产只能维持总量不变的社会总产品生产，扩大再生产则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通过对c、v和m的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也可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更多的强调横截面的静态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

在内容构造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更为系统完整。以宏观平衡为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实物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结构平衡。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宏观平衡理论，只是在价格形式上分析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实物的平衡。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总供给是否等于总需求，不仅取决于等号两端用货币计算的价格总额是否相等，还取决于等号两端的商品在实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对方需要。如果在实物形式上不符合，单纯的价值平衡也难以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的宏观平衡理论也缺乏结构平衡分析。如果投资结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违背合理化发展，即使投资在总量上等于储蓄，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真正平衡。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对于当前我国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宏观经济运行要注重消费需求管理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既研究了生产需求也研究了消费需求，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商品(抑或劳务)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关系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实践证明，如果不根据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最终影响生产的发展。通过消费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努力方向，且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文化消费的质量、品味和层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消费需求领域，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投资需求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出口需求领域，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二)宏观经济平衡要重视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就必须重视供给侧管理。从实践来看，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衡量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作为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物质保障，反映出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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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三)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地进行经济维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循环经济理论认为GDP增长不仅有数量的增长，还有价值的增长，而对于生态旅游发展而言，尤为重视这种价值的增长，即内涵式增长。”［3］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对其生态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产品质量内在所体现的生态旅游功能，包括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的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将生态旅游的各种功能落到实处，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精品的升级和创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导其服务品质的提升。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类型，而生态旅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则要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处理。这种产业升级具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意义，即推动社会结构从生产型转向了服务型。

二、循环经济视野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从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讲，要先从宏观上构筑一个完整的、贯通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各产业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利用，并从产业类型形成一种补给与攀升的此消彼长的常态发展模式。首先在生态工业建设上，通过文明、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实施，率先在企业层次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各种生产模式创新和变革，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对生态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新兴技术的运用，积极循环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在工业生产体系内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模式，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产目标底限。其次是在生态农业建设上，主要遵循“立体式农业系统”，即“太阳—沼气—耕地—畜牧业”和“鱼塘—鸡鸭鹅”共生的多层次农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多样但遵循生态规律所开展的有效的农业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态旅游业的“总结式”综合发展上，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整合式、联动式的发展，以文明、集约、节制的态度对待待开发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要适度、有底限、有分寸地开发，要始终在承载力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挖掘利用。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修复和补偿被破坏的生态资源，以尽量小的代价去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转化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

(二)建设循环生态文化以促进西部生态旅游的全方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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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经济理论的概念及形成背景

所谓生态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利用生态经济学的原理与系统工程方法，致力于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并尽可能的将所有可用的资源与潜力挖掘出来，进而发展生态高效、经济发展的产业，并为此创立景观适宜、生态健康、建设体制合理和社会文化和谐的环境，最终促进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腾飞、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高度统一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也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所以就提出要在重视经济单方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生态环境。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结合科学发展观，以及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生态经济应运而生。就当前来看，生态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其重点就在于确保生态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与传统的经济理论而言，在注重眼前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长远利益的规划，换句话说，就是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注意生态效益，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因素与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有机的融合，进而形成立体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式。

2、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观念结合的必要性分析

要将生态经济的概念融入到建筑经济，就不仅仅要考虑建筑本身要环保，更要考虑建筑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比如对资源的使用，对建筑周边景观的影响等等方面。就目前来看，我国建筑业的发展虽然正朝着智能化、低碳化和环保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往往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进展缓慢，尤其是一些建筑企业在考虑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经济效益时，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以破坏还款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使得我国很多建筑企业难以走出能耗高、投资大、污染大、回报低的粗放型经济怪圈。而将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观念结合，能有效的转变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观念，将落户的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成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能耗低、污染少的现代新型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既能恢复生态环境。环境污染压力，还能节约大量的成本。因此，将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观念结合具有强烈的必要性，而且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生态经济理论的支持与引导。

二、在生态经济下来分析建筑经济的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生态经济理论的定义、 形成的背景及其与建筑经济观念结合的必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为了更好的转变现代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观念，必须从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对建筑生命周期的经济观进行比较，才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的有机结合。

1、新的成本观念和评价标准。建筑行业是我国四大经济发展支柱型行业，但也是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行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当前的新时代，一些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依然只限于工程成本、进度和质量三方面的控制，往往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尽可能地采取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追求最高的质量，但是往往忽视对生态环境方面的保护，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还导致了周围环境被破坏。

就传统的建筑生命周期经济观来看，主要包含了生命周期中的经济价值与效益，并没有提到环境，只注重初期资源投资，而对建筑生命周期中的环境的保护盒垃圾的处理等费用则完全没有考虑，但在建筑的生命周期中，初期资源的投资往往只有整个建筑生命周期的10%，加上对经济费用缺乏科学的评估与计算，导致建筑生命周期效益率低下。

传统成本观念中对于这些费用的忽视，存在有严重的成本评价缺陷，也使得人们难以从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去考虑问题。因此，树立新型的全生命周期成本观是非常必要的，使得人们能够客观的对建筑成本进行评价，客观的反映建筑的经济效益及其市场价值，还应建立相应的新型的建筑生命周期的评估系统，并将生态经济理论中关于生命周期成本评估的办法应用于看着生命周期的评估之中，尤其应做好建设期、使用期以及生态环境等成本的评估，才能更好的体现新的建筑生命周期经济观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实现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

2.1 建设生态建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在建筑中应用生态经济理论是促进建筑经济学领域发展与创新的重大举措。加强生态建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说明。而生态建筑，主要是把建筑作为生态系统，其本质就在于将大量的人整合并居住在超级建筑之中，利用精心的组织和设计建筑内部外空间的物态因素，确保能源和物质能在建筑的生态系统内部实现有序的循环的转换，从而得到高效化、无污染化、低消耗化、无废化且生态平衡的和谐的建筑环境。在生态建筑建设过程中，应结合工程所在地的实际，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必须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并利用建筑技术科学和生态学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基本原理，建成满足现代人民生活和居住的舒适的环境，实现建筑与人以及自然生态环境间的良性循环。因此，在未来的建筑事业发展过程中，应致力于生态建筑的建设，从而在降低建筑经济成本的同时提高其使用寿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以世界上著名的生态建筑的纳米亚结晶。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建筑生态建筑都具有较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是实现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

2.2可持续性建筑。生态经济理论与建筑经济相融合，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的保护和节约能源具有重要作用，给现代建筑行业的设计带来了深远的改革意义。在生态经济的研究体系内，对于建筑经济观念重构的一大重要体现就是绿色生态住宅区。绿色生态住区系统的实施与建设过程应充分体现整个系统发展过程的动态性和反馈平衡性。在实施过程中所收集的信息是综合的、全方位的。从绿色生态住区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到单位住宅设计;从政府各部门到业;从自然经济环境到地方建材质量、价位。总之，以实现可再生能源及其资源伏阳能、地能、生物质能、风能、雨水资源、中水资源等)的利用为目标，并确定适应地域发展的主导能源和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诚然，必须考虑开发项目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支撑以及诸多条件是否可行。如像对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需要采取的生态措施，变废弃有机物为可利用物质，成为清洁型能源。并对所获取的反馈信息、能源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形成系统的良胜循环，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