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当前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需求牵引不突出，开发动力不足

影响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档案信息意识不强所致。由于对现阶段档案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平时在档案工作中某些档案又比较强调保密，检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库藏档案信息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造成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牵引不突出，反过来又导致档案部门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动力不足，难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

(二)目标不够明确，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必须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且每一项档案收集活动的总目标与各个档案收集活动的分目标必须构成一个目标体系。没有目标的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必然不会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长期以来档案编研比较强调档案的史料价值，使大多数档案人员眼睛只盯着过去，而不太关心历史研究当前的发展情况，对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往往只是在领导要求后才被动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更缺少对如何策应提出明确的建议，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样在历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档案信息层次不高，辅助研究的价值不大。

(三)编研力量薄弱，信息内容深度不够

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务，应以深层次开发历史档案信息为重点，大力开发具有高度准确性、真实性和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以及具有长远效益的档案信息，以此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现状是一些档案馆(室）重馆(室）藏，轻开发，表现在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设备均不足，开发工作似有似无，更谈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还是专题介绍、联合目录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数据库开发为主要项目，缺少建有各个历史研究项目的提升数据库。从编制力量来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编些检索工具，全宗介绍等二次文献，对于深层次的三次文献编研很少，影响到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不能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陈旧，馆(室）藏资源不足

目前大多数档案部门虽以装备了计算机等设备，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素质能力问题，他们仍愿意用传统手工操作方式进行工作，大量的档案信息资源囿于传统的操作方式而没有开发出来。多数档案信息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现实利用的价值，客观上造成档案信息资源实效性差的现状。同时馆(室）藏档案不足，收集不够齐全，有些价值的材料没有很好收集起来。

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建议

档案信息资源系统是由现代信息技术诸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开发系统，系统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他们在系统整体中，服从、服务于系统整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总体动态平衡。因而要做好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作，必须运用科学管理的原理与方法，从技术、设备、人员管理等多种角度，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的规划、协调与控制，以满足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1.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档案管理人员作为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者，对信息应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要有专业的敏感性。在管理档案信息时，要以资源运作的观念来指导工作，将档案信息视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知识备查为信息传送，促使档案资源向信息化的转化。不要将档案信息的存储和保管当做档案馆(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务也是档案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当做为历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导性活动，将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作为与档案存储、保管同等重要的资源加以管理，在宏观上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摆脱重收藏保管，轻开发利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变成活信息。要经常走出档案馆(室），了解和研究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然后通过选材与整理形成能够满足历史研究的档案信息产品。

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是有效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为历史研究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一是全面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学知识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掌握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学会运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进行档案信息的分析与研究；三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对档案信息存在状况及其相对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对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须要熟悉档案的收藏情况，了解收藏档案蕴含的信息内容，并能在总体上评估不同背景的档案所具有的价值，正确解读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规律，从而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高效服务。

(二)利用多种媒介，拓展档案信息服务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处理现代化步伐。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上的应用，就谈不上科学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是实现科学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性技术条件。档案馆(室）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语言、文字、电子三大类，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还处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这就必然制约着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因此必须加快实现电子化，重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档案馆(室）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使用多种媒介传播档案信息，以满足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研究需要。

2.与其它信息服务有机结合。可以将档案信息服务与办公系统、图书情报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信息交流情况通报制度，形成信息资源管理的新领域。做到在外延上发掘档案信息资源，开拓档案信息服务渠道；在内涵上不断重组和加工档案信息库，为历史研究提供广泛的信息支持。档案馆(室）与其他机构合作，既可开发利用馆(室）内自身的信息资源，又可实现信息效益，还可以节约人力和物力，将自身静态档案信息与其它部门的动态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于、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强信息导航，构建档案信息网络

扩大利用以实现更多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这是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数量上的要求。档案信息可以重复利用，它的价值不因利用而损耗，相反，档案信息的价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体现。它要求档案馆(室）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使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档案信息。当然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中，为维护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虑信息的控制权问题，应该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要有明确的目标导航，不同的信息对不同历史研究层次有不同的价值，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传递档案信息。档案管理的角色也要从档案保管者转变为档案信息导航者。建议在档案馆(室）设置相当于CIO(信息主管)的岗位，负责对档案馆(室）的信息资源管理、利用与开发进行控制，制定有关档案信息管理标准，并参与历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务流程，参与规范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的基础标准，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档案信息支持服务。

(四)做好需求预测，开展定题服务

对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档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历史研究者课题研究的需求，我们不能满足所有历史研究的需求类型，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新近历史研究热点课题的需求动向与趋势预测，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以实现最大限度提高档案信息是使用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所谓定题服务，就是档案馆(室）要根据当前历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了解历史研究者对档案的信息需求，主动向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档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开展。对保管的档案信息进行有序的组织与横向、纵向深度加工是档案信息开发的核心内容，其侧重点应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情报性，预测性分析，可以通过向历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务的专题目录，有针对性地传递信息，充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价值。

要围绕战略性，方向性课题组织开发档案信息。着重抓住与热点历史研究活动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是档案馆(室）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点。历史研究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历史研究工作者考虑问题不一定全面、完备，档案信息服务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们研究方向关注、对研究课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把信息的焦点对准研究课题的全局性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抓住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课题，组织相应的档案信息，超前提供参谋服务，帮助历史研究工作者拓宽视野，调整思路，做出科学研究。

(五)增强时效性，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

时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尽管档案信息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也应要求档案馆(室）尽可能注重档案信息的时效性和所传播信息的新颖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时、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时、迅速。要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提供的历史研究档案信息要做分析筛选，确保信息“适销对路”。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利用档案信息的反馈工作。档案信息输出利用后，档案馆(室）应及时收集利用效果、并经过汇总分析，掌握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档案信息在某个时期的重点及其需求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和改进信息服务工作。

(六)注重档案业务基础建设，确保档案信息质量

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是建立在档案信息积累基础上的，没有基础工作，就谈不上有效地开发利用。因此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有必要从档案业务的基础建设入手，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1.丰富馆(室）藏，扩大档案信息资源。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工作满足历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工作需求的重要保证。档案收集的系统性、完整性如何，直接决定其服务的质量和利用价值。因此要做好进馆(室）档案的收集整理，定期接收和征集，努力丰富馆(室）藏档案信息资源。在重视归档与接收等传统渠道外，要加大开拓其他收集的渠道，档案馆(室）要主动出击，对相关档案信息进行收集或监控。

篇(2)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04-0020-04

一、引言

对历史的研究通常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以更好地预知未来，科学研究同样如此，要把握任何学科的未来，最好途径就是先了解其历史。因此学科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术方法。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学科历史研究和反思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反思的深度广度，对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科史研究服务于该学科的需要，通常关注本学科领域里主要理论问题的来源、解决情况以及解决方法等。通过研究学科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梳理出学科发展的清晰脉络，确保该学科的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基本价值，是所有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教育技术学这一年轻学科来说同样如此。通过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重要思想体系产生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领会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对我们梳理教育技术学科，寻找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规律，准确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科学史主要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目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以科学史学科创始人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编年史方法，以柯瓦雷为代表的思想史编史方法以及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社会学方法。

以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乔治・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科学是实证知识，而科学史则是实证知识的积累史，其研究方法通常采用以大事年表的方法记录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由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开创的思想史编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观念，科学观念的发展是内在的和自主的，科学史是观念内在更替的思想史。与编年史研究方法相比，思想史研究方法既能从某个特定学术领域中寻找和选择能够代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科学事实和关键技术，又能深入分析这些科学事实和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在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上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科学史可以而且应该写成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史。科学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主张在研究科学发展的同时结合对应时代的社会背景。

实证主义编年史研究有助于人们快速而清晰地了解某一科学领域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和主要脉络，但对重大科学事件背后隐藏的科学演变规律却未作过多探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者们在对科学人物、科学事件和科学成果进行记录和总结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历史解释的方式来寻找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发展规律。在学科史研究过程中，如果想找出蕴含于其中的历史规律，最好的方法是对上述几种方法取长补短，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加以综合运用，我们在进行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学的历史研究时同样需要如此。

三、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充分借鉴了科学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者们最终形成了关键事件编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学术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种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不同视角下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史。

1. 教育技术学的编年史研究

与其他科学编年史相同，教育技术编年史研究也是对教育技术领域曾经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整理，通过分析其对本领域的影响程度来进行选择，最终形成不同时间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术重大事件列表。

目前已有很多各具特点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如美国佐治亚大学Julie Moore 主讲的《教育技术学导论》课程中，学生Saeid Roushanzamir和 Emily Giles 创建并维护了一个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表1），该表的时间段基本上是从1920年代前后一直到2000年前后。针对每个时段里的重要事件都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其中列出每个年代出现的重要理论，如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系统方法，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理论开始向认知主义理论转化，20世纪80年代微型计算机的普及所带来的对教学设计的巨大影响以及绩效技术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等。从这个大事年表中，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对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来把握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

2. 教育技术学的范式研究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为当代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讨论基础。范式实际上就是在某个科学领域内，研究者们遵循的相关标准理论、思想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的总和，也就是研究者们对于特定对象所使用的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构成的体系。

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以库恩范式理论为指导来解读和诠释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成为一种重要思路。不少学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体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范式体系如赛特勒的教学技术四范式理论，即：媒体范式、传播与系统范式、行为科学范式、认知科学范式，蒂莫西・克诗曼提出的包括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范式、智能导师系统（ITS）范式、（Logo-as-Latin）范式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CSCL）范式等。运用科学范式理论研究教育技术学既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因为范式理论所倡导的多元化既能有助于从不同研究角度推进教育技术学发展，也可能影响教育技术学统一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3.教育技术学的学术人物思想研究

学科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成通常可以看作该学术领域大师们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研究的积累和沉淀。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读和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学术论著及其包含的观念和思想，既能从中梳理出引导学科发展方向的线索，研究成果最终也可以构成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基石。

虽然教育技术学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本学科和相关领域内无数学识卓越的大师通过智慧和努力，为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理论巨著――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给出了很多教育基本理论的界定，成为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石。心理学家桑代克、斯金纳将行为反射理论应用于教育心理学；此外，皮亚杰的认知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和拉斯韦尔、施拉姆对信息传播模式的定义对教育传播学后续发展的影响。皮亚杰、布鲁纳、维果斯基、格拉斯菲尔德等人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对教育技术学科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教育技术学界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史进行追溯与解读，系统介绍、分析研究和评价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是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以及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理清教育技术重要理论的发展及沿革规律。

四、不同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例如仅关注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事件，往往容易迷失于其中，难以从中发现规律。同样，如果脱离历史事件进行范式研究或是学术人物思想研究同样无法真正把握教育技术学的历史脉络，我们必须融汇和综合运用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结合教育技术历史研究三种方法的优缺点，分别通过关键事件年表、研究主题和范式的演变以及主要学术人物思想演变的过程梳理出多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历史发展脉络。

1.理论与技术视角下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演化线索

各种理论与技术随时间逐渐引入教育，使得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题与研究对象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如果以各类技术发展对教育技术学及其研究主题的影响作为分析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演进线索，如图1所示。

针对上述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技术及研究主题的历史演变，可以借鉴塞特勒范式概念来解读和综合研究其发展线索，可以综合应用媒体范式和传播与系统范式来研究直观教学到视听传播这条线索，综合应用行为主义范式和认知科学范式来研究个别化学习演化这条线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理论基础与技术进步影响下的教育技术学演进规律。

2.基础理论与学术思想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的关键阶段，往往都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他相关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对本学科重要学术人物产生了较大影响，令其深入思考后提出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理论而推动的。如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以戴尔、芬恩为代表的早期媒体派教学专家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播学的影响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发起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运动带来的从媒体研究向整体教学过程研究的发展，使系统科学研究方法逐渐开始成为教育技术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后学习心理学发展推动学习科学逐渐成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使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开发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战场。相关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不断开拓着教育技术学研究视野，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不同学术人物之间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沟通交流与融合贯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

五、多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脉络

结合上面所说的教育技术历史关键事件、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学术人物思想的碰撞与交互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着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来梳理出一条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例如，可以应用赛特勒四范式结合历史事件、理论发展及代表学术人物思想影响来梳理出20世纪30年代至目前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和演进关系。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在教育技术的演变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关键事件，能够带来教育技术研究视野和角度的变化，对于相应时期的学术人物的学术观念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由此推动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和丰富完善，这种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推动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全部动力。

六、结语

教育技术学作为真正意义的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都与现代教育技术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承，而教育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教育实践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不同阶段的教育技术发展都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不同角度的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中，都能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在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视觉媒体及其教育应用，到视听媒体、再到视听传播、教育制度，从只关注学校教育本身到关注学校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这种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断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体系自身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单一视角和单一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有助于梳理出更加清晰、完整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在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原则，既注重对事实的叙述，也注重对事实背后影响因素的逻辑分析，应将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过程置身于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要结合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来做研究和分析。

作为比较年轻的学科，现代教育技术诞生和发展还不到一百年，在基础理论建设上还很不成熟。对于这样发展迅速的新兴交叉学科，对其历史和理论的总结、研究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为解决学科高速发展同时带来的一系列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所有教育技术理论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冷静总结学科发展历史，寻找客观规律，分析和预测变化趋势，探寻保证本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焦建利.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10）.

[2]宫淑红.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3.

[3]刘美凤.解析美国教育技术的三条历史发展线索[J] .比较教育研究，2004.（8）.

[4]焦建利.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引论[J].现代教育技术，2009.（1）.

篇(3)

【关 键 词】民俗史 民俗学 口述史学 新史学

【 正 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转贴于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篇(4)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71-02

为了总结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就，整合学界的力量和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由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沿论坛”于2012年11月24日在外交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国内二十几所高校与研究机构。本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有助于从总体上推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纵深展开，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优势。

一、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天津师范大学谢丰斋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构架和意义》的发言中从世界史的角度讨论了“东方外交史”的构架和意义：1.“外交”与“东方”释义。“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是指地中海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包括北非的埃及。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四大古典文明。因此，东方外交史主要是研究这四大古文明和四大文明衍生国之间的外部交往，其中的主体意识当然是东方各国；2.东方外交史的分期与构架。纵观世界发展史，东方外交史以新航路开辟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公元1500年以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1500年之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外交之外，还新增加了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东西方外交；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包括：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正在上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也在回归，对东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二是有助于拓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目前只有发达国家如美国外交史、欧洲主要国家外交史等等，却没有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三是有利于启动对中国古籍与古史资料的整理工作。这些古史资料除了正史外，其他史籍也可成为整理和使用的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刘丹忱副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作了概括。他认为，中国古代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教化四方、天下诚服的文化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间互相征战攻伐的那一套。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基本被同化，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而西罗马则是文明基本被毁灭。这种差异性很值得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可突出东方外交中东方文化的特性。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奉林教授在题为《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的发言中，总结了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1.已成功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内涵、理论、方法与历史阶段等形成了明确而明晰的认识；2.出版了多本论文集，为进一步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旧框架，对国家间、地区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内容、体系、立意上都有所突破，凸显了东方国家的主体意识；4.强调国家间的横向联系，突破了国别与分散研究的旧模式，加强了东方国家外交史的整体研究；5.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展，理论范式、分析模式、概念使用都有所创新，出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6.建立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通过借鉴与吸收西方研究成果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创新，东方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同时，陈奉林教授也指出了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那就是参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力量还很薄弱，东方外交史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国内将东方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还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国内外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与著作。

二、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各分支领域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1.关于东方外交史的地理范畴问题。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认为，可把现在的“东方”按文化区域进行研究，东亚是儒学，南亚是佛教，西亚是伊斯兰教，要研究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不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国别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现在讨论的“东方”这个概念，是和“西方”一词相对而言的，其范围包括亚洲和北非，但这个区域广袤，统合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从东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东方外交史是一项不得不做的紧迫工作。《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徐波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区域广阔，各个文化体都有其自身特色。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认为，可以做非西欧文明圈的外交史研究，但这比较宏大，一旦有所突破，就有了创新性。

2.关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周边中小国家的研究，应该做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而不是高谈阔论地构建理论。暨南大学张明亮副教授指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应该加强对历史上东方国家间相互认知情况的关注，因为这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相互认知对今天国家间关系的重塑有着重大影响；他也强调了对小国研究的重要性，如老挝对中越关系改善就发挥了很大作用。重视小国作用的看法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的响应，他认为小国对大国的影响值得关注，比如东亚峰会在哪个国家召开，对讨论什么议题影响很大。

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的经历指出，研究东方外交史，尤其是古代部分，资料分散于诸多史籍之中，要挑选出来加以利用是一项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外交学院李潜虞博士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符合现在世界历史研究的大趋势，那就是关注的热点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高级政治转向了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个人。河北大学的程爱勤教授表示，东方主要存在两个交流圈，一个印度——东南亚交流圈，一个中国——东南亚交流圈，而其交集在东南亚，所以东南亚的地位很值得重新审视。外交学院任远博士提出了三点关于未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发展方向的想法：一是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可以和东亚区域合作问题结合在一起，挖掘东亚区域合作的思想根源；二是开辟东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打破西方长期独占外交思想研究的局面；三是关注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做一些关于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的微观研究。

3.关于“东方外交史”的特征及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副研究员认为，东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远比欧洲国家悠久、漫长与丰富，东西方是按照两个不同的路径发展过来的，在研究东方外交时不能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一定要有选择，有东方人的方式、方法和编纂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外交学院梁晓君副教授把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作了一个对比，引发了参会人员对于学者在现实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指出，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相互结合，互相支持而共有助益。只有用中国特色的视角、体系去研究，才能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如果只是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永远都难以达到对等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体现东西方外交的不同，看看处理同一问题，东西方国家各自采取的方法。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胡孝文就做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规划与出版工作提出了建议。

篇(5)

乡土史即本乡本土的自然、人文、社会资源，包括了一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人口状况、风俗习惯、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和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的内容。“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可见乡土史教育对于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之重要性。作为职校历史教师，笔者深深地感到开展乡土史教学对于职校学生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概而言之，乡土史的教学有助于影响人和教育人。

二、职业学校开展乡土史教学的实践

1.开发乡土史教学资源

乡土史教学的第一步就是乡土史教学资源的开发。

笔者所在的桐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有着浙江省迄今时间最早、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罗家角遗址，以及最近发掘的距今4000多年的留良新地里良渚文化古墓群；有千年水乡古镇——乌镇；有江南名刹——福严禅寺；有人文景点——茅盾故居、丰子恺缘缘堂、君匋艺术院、金仲华故居、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等一大批名人文化场馆。在这里有着大量可以开发的历史资源：乡土类资源即文本类资源、非文本类的实物资源、音像类资源、口述类资源、民俗乡风类资源。其中文献资源是笔者开发乡土史的主要资源。

2.乡土史教学实践

（1）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乡土史资源。笔者所在学校虽是一所职业学校，但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的功能，每周开设有两节历史课，这为笔者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教学平台。笔者最初的乡土史教学实践就是从历史课堂开始的。为达到课堂渗透乡土史的目的，笔者主要做了以下两项工作。

一是平时整理好乡土史资源库。现在的历史教学是专题模块教学，分别是政治文明史、经济文明史、思想文化和科技文明史，涵盖古今中外的三大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笔者在搜集整理桐乡地方历史乡土资源的时候，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按照下表分门别类，进行归档研究，以备教学之用。

二是课堂运用好乡土史资源。在讲述对应历史时期相关内容时，笔者十分注重引入乡土史资源。如在讲到古代中国起源时，适当介绍桐乡已发现的两大早期中国文明，即：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遗存；罗家角遗址和新地里遗址。它们是古老桐乡的见证。通过引入这些乡土材料的介绍，给学生以教育和启迪，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在讲到明清时期工商业发展时，笔者向学生介绍了濮院的“濮绸”。濮绸品种繁多、质地细密、柔软滑爽、色彩艳丽、强度高，有“天下第一绸”之称，跟当时的杭纺、湖绉、菱缎合称江南四大名绸，不仅远销海外，而且是历代朝廷的贡品。在讲到三省六部制之时，笔者引入司马高桥（崇福镇南门）。司马高桥旧名南高桥，明洪武间(1368—1398)建，清乾隆十四年(1749)重建，同治三年(1864)毁，光绪二年(1876)知县余丽元再建。据《周礼》载：周时设置六官，以司马为夏官，掌军政和军赋，后用为兵部的别称。通过这些介绍，学生加深了对明清时期桐乡经济发展的了解，以及对古代政治制度的印象，唤起学生对家乡古建筑的热爱保护之情。

多渠道、多角度地挖掘相关乡土历史，适当合理地与教学内容相整合，能够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乡土史的教学除了课堂教学的渗透，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引领学生开展有关乡土史资源的研究性学习。

3.开展依托乡土史资源的研究性学习

（1）乡土历史是历史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内容。当下的课程内容已不再只是单一的、理论化的、体系化的书本知识，更主要的是要给学生呈现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而且我们也知道学生学习历史的过程不能只是接受知识和结论，而应当将学生学习历史当作一种探究的过程和方法，即历史教学要运用史料证据，让学生自己去探究。所以在这样的认识下，乡土历史就成为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收集的有关资料显示，各地研究性学习课题有一半与乡土史有关。这些课题主要包括各地民间传说和民风习俗，名人故居的维护与开发，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老城市改造的利弊思考，桥梁民居街坊的演变，传统工艺、产业发展状况，历史人文景观的开发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等等。可见乡土化已成为历史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发展方向。学生通过诸如设计课题、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亲身实践，可以获得对历史和社会的直接感受，了解历史研究的一般流程和方法，体会与他人的交往合作，使整个德育过程潜移默化、悄然无声。

（2）挖掘乡土史资源,确定研究性学习主题。在进行研究性学习内容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乡土历史进行充分发掘与利用，通过构建研究主题模块的形式，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研究本乡本土问题，构建历史研究性学习内容体系。

主题是指在设计研究性学习课程实施整体方案时，设置一些研究主题，从而引导学生确定研究性学习的选题方向，让学生围绕主题提出一些课题，从而使课程内容相对集中。通过设置研究主题，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开发乡土资源，使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实施比较系统规范。如笔者给学生设置了像桐乡行政制沿革、桐乡古代经济发展、桐乡古代文化、古代遗址研究、乡风民俗研究等主题，希望通过这些主题的设置，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3）整体设计研究课题。历史研究性学习是以课题研究为主要载体的学习，选择好恰当的研究课题十分重要。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后，围绕主题，可从不同角度、切入口进行设计。同一主题切入口不同，研究的内容也就不同。如在“乡风民俗”的主题模块下，可以选择研究节日民俗、礼仪风俗；可以研究生产、生活习俗、饮食习俗；可以研究民间体育、文艺、谚语；可以研究地方方言等等。学生在进行课题设计时，可以将主题模块分解为若干子课题，子课题再分解为若干次子课题。这样主题模块通过分解细化、层层相嵌，呈现立体结构。通过这样的设计，逐步形成主体研究系列。

当然，在教师指导学生选择和设计课题这一过程中，要遵循四条原则。第一，现实性原则。课题要符合学校的层次和学生能力的实际。第二，兴趣性原则。课题是学生感兴趣的、乐于钻研的。第三，可操作性原则。课题不要是纯理论的，要避免大而全，可以选择乡土历史的一个侧面进行探究。第四，可依托性原则。课题尽量与乡土历史相结合，与历史基础型课程和拓展性课程的学习相结合，从中寻得理论和实践的支撑。

篇(6)

关键词：比较史学；价值；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浅析比较史学

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领域之一就历史的比较研究，它也是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和雏形。早在史学的萌芽阶段，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开始出现，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指出，对历史的研究如果想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应必须通过比较研究，“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则指出：“凡天下事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在西方，随着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史学家们逐渐在对历史的比较研究之中总结出了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这一独立的学科领域。西方公认的比较史学之父，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1928 年发表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提出了较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提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

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有整套相对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说，在理解比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掌握比较研究的类型、程序、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比较史学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可比性原则，它是能否正确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关键。可比性的判断是基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而非表象的判断。

二、比较史学在研究中的价值

比较史学对于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很大意义，“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

第一、有利于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察其异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比较史学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过比较考察，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与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发生与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史实。差异性决定着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往往把历史进程中某种制度、某种思想、某种社会现象等局限于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片面地割裂了各种史实之间的客观联系，难以把握各种史实之间的同异关系。比较史学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间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历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庐学派认为，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这启发了我们应当从中国思想和社会这两个维度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联系及其特点，从而提炼出值得继承的精华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对历史的研究。

陈国庆教授在《史学与科学》一文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中,或许有若干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 研究者们最起码在史实的判断上不至于发生歧义。从另一个角度讲, 历史研究者不应当以单纯的从事于史实的重建为满足, 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学的阶段, 而应当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 采用当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力量与模式分析史料, 进一步解释史实。例如, 将许多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史实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研究, 以考察分析其异同和关联, 从而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部的归纳与检讨, 进而从更高层次上衡量该史实在整个历史主流中所发生的意义, 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当代中国史学大体是在影响下的史学体系, 但前苏联的一套史学研究体系, 也给中国当代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过麻烦。通过中外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 把中国近代史坛不时受西方诸种史学思潮撞击情况及其引起这些撞击的各种社会背景发掘出来, 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 通过中外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 把国门打开后, 西方史学方法的大量引进和对当代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揭示出来。

第三、有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根据人们获得知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为三类，即理论、实践和鉴别的知识。而鉴别的知识是靠比较获得的，比较的长处就在于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比较史学的兴起，正是因为它不仅可以推进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而且还可促使新思想观点的产生，从而扩展研究的视野，甚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杜维运认为,只研究中国史学,倾毕生之力写成的中国史学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跻身世界史学之林。他 “居于世界渐几于大同的今日,应胸襟广阔,眼光远大,以比较史学的观点,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同时涉及世界其它地区出现的史学,比较其异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则中国史学的世界性出现,其价值将弘扬于世界。”

陈国庆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创新》第二部分——近代专门史研究需要拓宽和深化中指出“对经济史的研究越深入, 人们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越多。从目前的学术进展看, 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 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有的学者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视野, 对近代中外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启发了我们，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历史的史事上，还应将其投放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与世界历史的背景相结合、比较，这样往往可以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结论。

三、比较史学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史学学科建设中应当大大提升比较史学的地位。目前根据教育部的学科设置目录，历史学学科门类下设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但纵观这三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都没有比较史学的位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使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在中国史、世界史下分别设置中国比较史学、世界比较史学；二是参考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将历史学分为史学理论、中外通史研究与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并在史学理论下设比较史学二级学科。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设置，比较史学本来就是世界范围的比较，如果按第一种方案，中国比较史学的存在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本来就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须的，中国史的研究也应当采纳。但鉴于第一种学科设置不至于对刚刚调整完毕的学科设置再做大的变动，也可以供决策者参考。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当重视比较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杨豫, 胡成.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5.

篇(7)

【关键词】历史研究；封建社会；经济观念

读罢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让我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中提出的诸多观点让我耳目一新。如钱先生对“封建社会”的定义，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解释，对“无作为”人士的评价等，均是我之前未有耳闻的。现仅就其中某些感悟颇深的地方谈谈我自己的见解。

一、作者简介及写作背景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之叔父，一生淡泊名利，虚心向学，具有人格与学术的双重魅力，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国学大师”……

这段文字见于百度百科，之所以后面加了省略号，是因为钱先生的简介颇多，一时截取不完，但管中窥豹，我们可见一斑。钱先生被誉为国学大师，其影响力与学术贡献自然不可小觑。我们将要评述的这本书即是他1961年应邀香港讲学时的讲稿，前后共八讲，简要介绍了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虽是客观讲解方法，却无形中透露出对中国史学前景的希冀。当时，东方无论从科技，经济，抑或是文化建设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于是很多人打着革新的大旗仿效西方，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要摒弃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的时节，钱先生在此次讲演中旁敲侧击地提出中西文化之异同，惊醒那些激进分子，新新人类，要认清形势，不可盲目跟风，舍本逐末。并对广大青年提出殷切的希望，让下一代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焚膏继晷，期盼中国文化有朝一日磅礴崛起。

二、本书内容概要及个人分析

本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开篇序言，讲义，附录两篇。前序后录未曾细考，现仅就中间讲义略述一二。

1.如何研究通史

钱先生从杜鲁门的一句话引入主题“青年人该懂些历史”从而分析中西方史学差距，归纳其差异性，提醒青年们切不可忘本。又进而提出三种研究通史的方法，告诫大家治史并非容易事：初看好似说故事，大家却须大见解。为我们铺开一条康庄大道，在历史的世界恣意驰骋。

2.如何研究政治史

钱先生的政治史由通史引出，因中国政治史学方面的书籍多称“通”。就此问题，他给出这样的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自古迄今，有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因而谓之‘通’。”在本讲中，钱先生提出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学术观点，即秦汉前得中国为封建政治，而秦以后的中国为郡县政治。其原因是秦以后中国有君主，无宪法，非专制。但此点正是我所不解之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秦以后中国的专制还是很明显的，对此问题后面还有专门的探讨。

3.如何研究社会史

钱先生在此讲中主要对比中西方社会的差异，体现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西方是三种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自秦以后便一直处于郡县社会。另一点重要区别是西方政治，经济中心分开，而中国则一直合为一体，不论是唐都长安，还是宋朝的汴京，直到中华民国时的南京。

4.如何研究经济史

本讲主要提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即以人为本，理性定义经济水准，由此来同西方无限度发展经济相对比。但自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经济发展的水准也直线飙升，大有赶英超美的趋势。不知钱先生面对这一现象，是否会对中国人经济理念的看法有所改观呢？

5.如何研究学术史

对于中国学术史，钱先生抱着宽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学术分两种，“一曰思想，二曰实践”，中国人治学术，始终保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念，与西方空乏的思想体系不同，可理解为实践派。而若说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国是没有的，因其一直未脱离“善”的范畴，所以学术研究出来一般是为政治服务的，因而中国少有精于一科的专家，却多产纵横社会的大家。

三、典例分析及个人浅解

钱先生此讲演的好处自毋庸赘述，各大文坛，史坛已说的天花乱坠，无非是说理清晰透彻，文辞严谨，例证生动，见解深刻，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云云。若再让我谈些新见解，恐怕又落俗套，且由于篇幅关系，我仅从我尚不能理解的几点谈谈我的看法。

1.钱先生对于封建社会的定义有悖于我曾习得的见解

就钱先生所言，中国秦汉之前为封建社会，而自秦汉之后则为郡县制社会。其解释如下：而我们平时之所学，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于，彻底帝制，消灭王权。倘若我们学的有错，为何几十年来的教科书不曾变更，倘若钱先生的说法有错，为何无人对他的说话进行指摘。钱先生亦云，史学是严谨的学科，如若一个名词有两个定义，岂不是对严谨一次有所玷污。封建社会究竟为何，似乎还有待考证。

2.钱先生讲述中国古人的经济观念此点，我也有些许疑问

先生认为，中国古人既“懂得重视人生精神价值而理性定义经济水准”，此点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钱先生将我们的经济形势理解为社会的共同趋向，即广大人民这一历史洪流造就了我们知足常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我不禁要问，我国古代民智未开，素质教育尚未普及，如何理解那么高深的中庸之道，而趋同与一个可由物质需求与人口增长自由调控的经济模式。我们的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究竟是由于我们重视人性价值还是我们尚未经过资本的启蒙教育？若是第一点，我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高尚情操，不为利益所动，淡泊宁静。若是地二个原因，似乎也没什么值得推崇的，钱先生未免有些自夸之意。

3.钱先生对于英雄史观的定义

“不一定有人就会有历史，必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这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人民大众创造历史又有了分歧。我们不能说英雄的确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未免夸大了个人的能力。钱先生说“他们都是能主持一个时代，并能开创一个时代的大人物”这句话不错，但是试想，如果没有人民大众的力量，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怕也未能成事吧。英雄孕育与人民，没有人民的支持，再英雄的想法也只能成为纸上谈兵，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四、结语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得几点见解，虽不甚成熟，但确是我认真研读后产生的一些想法。其中多是我不能理解的部分，毕竟我与钱先生的思想深度差距甚大，理解其思想颇显幼稚，但我希望能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丰厚知识底蕴，以便有朝一日能更深一步与大师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