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资本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作为无限的贪欲，总要不断超出自身力量的限制，它只有不断增殖，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不断采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必然造成与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垄断资本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必须从对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垄断中寻找出路。资本的扩张以全球为最大边界，它就要停止扩张的脚步了，它就要失去其本性了，资本就要消亡了。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新阶段，它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变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但也是有限的。它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资本主义各种内在矛盾的激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也加大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以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扩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仍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首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在其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论是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还是全球垄断阶段都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本质。其次，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内，原来的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演化成东西南北矛盾。但主要的斗争矛头都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以及争夺世界市场、全球霸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非常尖锐复杂。

全球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首先，全球生态危机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垄断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全球生态危机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在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不断强化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其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就必然不断向全球扩张，最大限度地掠夺全球资源，把污染环境的产业甚至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改善自身的生态环境。这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加速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篇(2)

内容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仍然存在用马克思理论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某些情况,必须透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加以防范,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风险

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在货币产生之前, 物物交换的条件下, 买和卖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同步的, 因此, 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的, 没有什么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成两次过程, 从而出现了买与卖脱节、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流通“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货币产生以后,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使商品交换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 一旦有债务人到期不能支付, 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使一系列支付关系不能实现, 影响整个信用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 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 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 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 一方面,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一个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标, 这种商品本性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逐利性, 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 容易产生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一次到位, 因为,市场经济无法合理解决个别企业投资、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投资、生产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因此,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成本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杠杆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 …… 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马克思认为,信用危机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危机才会全面爆发。“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 ,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 。信用制度的最大益处在于促使人、 财、 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产组织的高度社会化。这又使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分开,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信用制度的范围越大,造成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危害性也越大。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产扩张将不断遭遇到工人工资收入和消费需求的限制,呈现为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货币经济中的信用关系不断打破对生产扩张的束缚和限制。 “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其结果是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尖锐冲突,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此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往往会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会发生,并且是隔一段时期发生一次。从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到下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之间间隔可称之为经济周期。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决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 “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期时间决定的。……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期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组成。“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驰、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阶段。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从出现一次危机到新的危机出现,就会形成一个经济周期。危机发生后,由于商品大量过剩,商品价格就会暴跌,促使大批企业倒闭,社会生产规模急剧缩小。经过一段时间,随着过剩商品的破坏、浪费和减价卖出,再加之企业的大量倒闭,商品的供应量大幅减少,商品的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商品的价格逐步回升,大量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货币的出现,买与卖的分离,是经济危机的起源,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存在信用制度,就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商品经济仅仅提供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完成的。在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推动下,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所取代,简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经济危机爆发所需要的“一系列关系”也初步形成,这就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逐渐演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过程。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出现过类似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需要运用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原因,在实践上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努力使我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理论上讲,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并且,这个体制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等。因此,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多管齐下,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我国防范经济危机风险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努力刺激内需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的宏观调控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适度的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也要注意区分市场经济常态下的干预和某种特殊条件下的干预。在常态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在于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在某种特殊时期,政府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使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常态,但是,政府的干预也应该合理有效和公平正义,不可任意而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刺激内需方面,要注意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改善投资结构,降低贷款利率,扩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判断风险的能力

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制度作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杠杆,往往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线。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还很不完善,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有效进行信用等级的区分,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三)审慎推行资产证券化,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时要更加谨慎。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释放风险、活跃金融市场,但也要注意到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源。这就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以稳妥的态度逐步开发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真正让金融创新产品为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邱海平.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J].当代经济研究,2008(3)

2.王伟光.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J].研究,2009(2)

3.郭真,梁东兴.《资本论》:从物质生产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J].哲学研究,2008(8)

4.王宇伟.从马克思的《资本论 》看美国的次贷危机[J].当代经济研究,2009(3)

5.崔巍.经济周期、经济危机与危机治理理论的再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篇(3)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2]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篇(4)

前段时间，一家研究机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研究报告。声称：“除非中国实施深层次改革，缩小其庞大的国有企业的规模，使它们的运营接近商业化企业，否则中国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避开了危机

我们听惯了“国有企业效率低”、“腐败”、“垄断”等五花八门的指责，将国有企业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指责国有企业，还是第一次。这种指责颇有想象力，可以说是一大发明。可是，其想象力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只能说是一种偏见，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看到，美国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已近四年，迄未见底。欧盟国家只能在负增长中徘徊。政府赤字增加，债台高筑，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美国失业人数达到9%-10%，欧盟有些国家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0%—40%。劳动群众示威此起彼伏，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国则是另一番景象。美欧经济危机虽然对我国有所波及和影响，但由于我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扩大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将影响降低到了最低程度。2009—2011年，我国经济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以上。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50%。整个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工业增长超过10%，高技术制造业增长高于15%，农业连年增产；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人，农民工达到2.5亿多人；城乡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高于14%，人民生活明显提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一片兴旺繁荣景象。人们称“中国一枝独秀”，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走的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虽然是由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引发的，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虚拟垄断金融资本本质的暴露和反映。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其性质和内涵都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表现为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发展，暴露出资本逐利的本性，逐利达到反常的程度，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危机必然爆发。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马克思说：“金融资本渴求货币这一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阶段，金融垄断资本势力日强，玩弄神奇交易的办法更多，手法更老辣狡猾熟练，加上互联网和通信手段的进步，金融诈骗及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得到高度发展，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只有消除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我国之所以蒸蒸日上，兴旺繁盛，在西方经济危机蔓延情况下平稳发展，并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国有企业是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

说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不能离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坚强支柱。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支柱地位，并使之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和物质技术基础，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产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同时，国有经济是宏观调控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公有制为主体，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支柱，作基础和后盾，我们就没有能力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无法对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影响进行应对，宏观调控就会成为空话。

篇(5)

[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72，1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2，5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篇(6)

关键词：经济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中国的经济过剩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呈周期性波动运行。经济紧缩或经济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方面。依据经济学对经济过剩的界定与我国目前市场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等经济表现，无疑，我国是处于经济过剩运行阶段。由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过剩阶段的政策措施，则成为目前经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

检阅现有的有关经济文献，绝大多数是套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目前我国有的经济文献称“买方市场”）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选用了刺激需求（重点是刺激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1）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不完善方面的原因；（2）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从完整意义上说，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经济活动的波动原因与治理，既要从市场机制上求解，又要从市场制度上探寻，应着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特征；（3）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推进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既为市场规律作用所决定，也为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所决定，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的成因与治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上所产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必须分析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决定作用；（4）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分析治理经济紧缩的政策，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积极地探索集治理经济紧缩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政策。

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的经济学，不仅从市场机制上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制度原因。应该说，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对于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本文侧重于理论角度，述评凯恩斯主义与对生产过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从中得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治理的几点现实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过剩危机成因与治理的理论分析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其突出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根据他的解释，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不过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和流动偏好的加强，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对于经济危机的治理，凯恩斯以乘数原理为根据，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凯恩斯更主张通过增加投资（由于萧条时期，私人企业家因悲观预期而不愿增加投资，所以他主张以政府投资来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经济危机。根据他创立的乘数原理，投资的变动会引起收入和产出的倍数增长，所以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投资。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均衡出发，并从储蓄函数、投资函数的非线性特点入手，通过两条曲线的叠加把凯恩斯的两个静态模型改造为一个动态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循环性周期模型。② 依据他的经济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论要点：（1）当事前储蓄（即人们愿意储蓄的量）与事前投资出现差异时，必然要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波动：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就会引起经济扩张；相反，则会引起经济收缩。（2）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本身一些内在因素引起的，投资与储蓄的变动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动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经济周期性地变动。他强调，使经济向扩张变动的因素没有使经济向收缩变动的因素那样稳定。因此，长期萧条的危险大于长期繁荣的危险，如果让经济自己调节，则经济中的波动与萧条就难以避免。（3）经济周期的长短，其一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动反应的大小与快慢；其二取决于完成一次累积性趋势所需要的时间。（4）经济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曲线的形态。（5）政府抵制萧条的扩张性政策在萧条的较早和较迟阶段比极度萧条阶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

篇(7)

（一）人均发电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具有相似性，即在人均GDP低于8000国际元时，人均发电量随人均GDP的变化非常接近，都呈相似的线性关系。美国在人均GDP超过8000国际元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曲线斜率明显降低。而中国和日本具有相似性，即日本的人均发电量—人均GDP曲线在人均GDP低于8000国际元时，呈现非常好的线性关系。尤其到2001年为止的数据，中国均与日本保持基本相同的线性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均属于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则属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国家，这就导致在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相似的情况下，人均发电量—人均GDP曲线却呈现两种态势。由此推断，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可能更与日本相似。（二）达到3000千瓦时／年以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发电量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以年人均发电量达到3000千瓦时为基准年。在基准年10年以后，五个发达国家年人均发电量增长的情况非常相似，如图3所示。截止到2010年，中国年人均发电量超过3000千瓦时，这就意味中国未来发电量随时间增加而变化的情况可以通过这五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推测与分析。在进入基准年后的10年里，五个发达国家年人均发电量均以相似的速度从3000千万时／年增加到4500－5000千瓦时／年。而在此之后，五个发达国家的年人均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不再具有相似性。其中，人均发电量增速最高的是美国；德国年人均发电量高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此后德国的人均发电量开始下滑，特别是东西德合并后使德国的人均发电量进一步下滑，而日本则在基准年20年时超越了德国；由于法国和英国互相输送电力，这导致两国的数据不具可比性。从基准年以后10年，五个发达国家年人均发电量均以相似的速度增长，而基准年10年以后，五个发达国家人均发电量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基准年以后10年是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时期，电力消费主要是工业用电，而基准年10年后，这些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用电水平出现了差异，这导致此后年人均发电量发生变化。综上所述，发电量增速与GDP增速直接相关。此外，经济结构、节能降耗力度、生活用电比重的变化也与发电量相关，这些因素对发电量增速上的作用力可能大于GDP增速，也可能小于GDP增速。因此，对这些因素的解构本文在此不作赘述。还有一个指标通常被用于分析发电量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即电力弹性系数。

二、电力弹性系数变化情况分析

电力弹性系数是电能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又称电能消费弹性系数。因电能消费增长一般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在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称作电力超前系数。电能消费增长速度用发电量增长速度表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速度来表示。它是反映电力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和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宏观指标。电力弹性系数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b＝AY／AX。式中：b为电力弹性系数，AY为电力消费年平均增长率；AX为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电力弹性系数反映电力工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说明发展总趋势的一种概括性指标，可以作为衡量电力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参数。从世界各国长时期的电力工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致力于不断提高电气化程度，充分利用电力所具有的方便、清洁、高效率等优点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用电范围不断扩大，用电数量迅速增长，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电力弹性系数一般大于1。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电力弹性系数，本文按照人均GDP将5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5000－10000国际元；第二阶段为10000－15000国际元；第三阶段为15000－20000国际元；第四阶段为20000国际元以上，如表1所示。本文认为，表2中一些国家个别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是无效的，因为各个国家在一些阶段受到战争、经济危机、石油危机和电力输送协议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非正常时期，电力弹性系数并非是正常值，因此这些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本文视为无效数据。例如，美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即为无效数据，因为第一阶段的美国正经历第二次经济危机（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开始，贯穿整个30年代。第二次大战拯救了美国经济，由于战争的刺激，从1941年开始，美国各项经济指标才超过了1929年。美国经济经历了40年代的战争红利后，50年代增势较缓，60年代增长较快，这就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受到战争刺激，因此也是无效数据；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里，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其电力弹性系数也被视为无效数据；1990年随着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国统一。这件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事件恰恰发生在德国经济社会的第四阶段，因此该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无效；如前文所述，法国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大规模向英国和德国输送电力，因此该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也是无效的；英国自第二阶段至第四阶段，大规模从法国购电，因此英国在这三个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无效。根据表2中的有效电力弹性系数来看，5个发达国家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电力弹性系数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第一阶段各国电力弹性系数较高，平均值为1．33，由此可以认为该阶段是初步工业化阶段，因此电力消费主要集中在工业用电领域；第二阶段电力弹性系数最高，平均值高达1．71，可以认为该阶段处于全面工业化时期，电力消费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第三阶段电力弹性系数较前两阶段而言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较第二阶段下降幅度较大，该阶段电力弹性系数平均值为1．20，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电力增长主要集中在居民电力消费领域；第四阶段的平均电力弹性系数继续下降，并低于1。该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能耗较低高科技和金融等行业。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