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国社会问题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简·亚当斯（Jane Addams）；社会工作理论

在早期形成的社会工作理论中，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起着重要的作用。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的理性的反应。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简·亚当斯（Jane Addams） 则从社区改良运动的角度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改变贫民生活环境，进而促进社会整合。本文对这两个理论进行比较，探讨两者是如何在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的。

1、两者的理论观点

1.1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随着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社会风险的增加、城市人口贫困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俾斯麦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发展的目的，讨好工人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制定社会保险政策，开创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缓解社会矛盾。

1.2 简·亚当斯（Jane Addams）与美国城市社区改良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大量贫困移民聚居的城市贫民区问题困扰着美国人民，面对这一城市难题，简·亚当斯发起的社区改良运动独树一帜。在亚当斯看来， 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帮助解决大城市的社会和工业问题以及减轻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2、两者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研究动机不同。俾斯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社会保险制度，从统治者的动机来看是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在客观上达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而社区改良运动从动机出发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慈善运动的一种超越。相对于以高高在上地姿态对移民施加怜悯，社区改良者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贫民区中，将穷人视作邻居，将社区改良运动提高到了社会改革的高度，赋予其以新的时代的内涵。

第二，两者研究的视角不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资产阶级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所采取的，它意味着国家开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它对以后的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亚当斯则以政策的倡导者身份自下而上的鼓动宣传政府保护下层人民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简·亚当斯还注重开展社区调查，这就一方面宣传倡导美国人对于贫民区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政府实行进步的社会立法，从根本上改善贫民区居民的生活处境。

3、两者的共通点

奥托·冯·俾斯麦与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都是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探索，这些共性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首先，两者都是从宏观社会工作层面阐述其观点的。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德国政府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的理性的反应。国家通过社会立法推行社会保险政策，防止了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随意性，确保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和畅通性，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亚当斯也认为，社会和经济原因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她深信，“没有整体的提高和进步，个人也不可能实现他在道德以及物质方面的持久的进步。”亚当斯致力于构建较高层次的社区和社会生活中心，“赫尔之家”的志愿者们认识到，局部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只有将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赋予社会中所有人以平等的权利，才是实现对人的权益的最高尊重。“赫尔之家”的工作重点从微观的救助行动转向对宏观政治制度的变革，进而解决社会问题。

其次，两者都致力于为解决社会问题做贡献。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境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有利于社会整合。简·亚当斯的社区改良思想是在社区改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赫尔之家”最初创办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底层的大众解决实际问题。随着亚当斯改良思想的不断完善，她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以及公民福利，促使社会进步。

4.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意义

政府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可以为社会行动的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是社会行动的基础和框架，而社会行动是社会政策必不可少的执行环节和组成部分，并且促进社会政策的完善。两者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促进社会的整合，推动社会进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有责任建立和完相关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无论是俾斯麦自上而下的社会保障发展模式还是亚当斯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都为中国探索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提供了参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庆，《论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2]唐志明，《论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厉光通，《论简·亚当斯的社区改良思想及实践》：[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1

[4]张骁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赫尔之家”组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吉林大学，2012

篇(2)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篇(3)

【关键词】《冰点・人物》 典型人物报道 转型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朝着价值更加多元化、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报道难以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时代一样产生轰动效应。“社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分化，其结构趋向复杂，同质性减弱，异质性增强；社会相对的自主性也大为增强，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明显。一种典型报道很难把全社会的人都调动起来，形成轰动效应。”①

因此，新闻从业者和媒体开始思考典型人物报道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逐渐抛弃“高、大、全”的写作方式，开始注重细节，还原人物本身。另一方面，非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也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冰点・人物》便是其中翘楚，它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普通人、小人物，通过写人，来书写社会，倡导人性的真善美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关于《冰点》及《冰点・人物》

《中国青年报》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她站在时代前沿，以敢言著称。《冰点》创刊于1995年1月6日，作为特稿专版，成为《中国青年报》“站在社会进步潮头”的代表，自创刊以来，就备受读者和业界推崇。1996年，《冰点》被新闻界专家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名栏目”。2004年6月2日，《冰点》改名《冰点周刊》，扩大到四个版面，分别是《冰点・特稿》、《冰点・文化》、《冰点・探索（科学）》、《冰点・人物》。扩版后的《冰点周刊》四个版的平均阅读率持续在70%以上，居《中国青年报》各版阅读率之首。

《冰点・人物》位于报纸最后一版（即第十二版），“封底人物”是《冰点・人物》中版面最大的一块，每期写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物，文章字数在3500字左右。通过人物，《冰点》在向读者传达一种社会价值观，在倡导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性的真善美。

“冰点”就是“在不放弃社会‘焦点’、‘热点’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②扩版之后的《冰点周刊》在“封底人物”的选择上也恪守着创刊之初的想法，将眼光投向普通人，寻找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和特质。《冰点》主编李大同在《周刊创刊致读者》中写道：“人物”版的设置，既和本报的传统有联系，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关。在当代中国，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不是因为古道热肠，而是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换个时空，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能对普通人的喜乐哀怒熟视无睹，他们是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孩子和老师，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与我们同构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各个阶层人的描述和回忆，人们感动、思索，大泪滂沱、幽思绵绵……③

在“封底人物”的选择上，《冰点》“关注普通人的命运”，通过书写人物来书写社会，通过书写人物来让人们思考社会。

二、《冰点・人物》的人物选择及写作

在人物的选择和写作上，《冰点・人物》继承了《冰点》的一贯风格：做普通人的文章，表现不普通的主题。本文选取《冰点・人物》从创办伊始到更换主编期间的文本进行研究。

1、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特质

作为《冰点・人物》的重头戏，“封底人物”在人物的选择上，坚持了以前“冰点特稿”的风格，坚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走进《冰点》。进入《冰点》编辑记者法眼的普通人必须有着不普通的特质。

从2004年6月2日―2006年1月18日，《冰点・人物》共刊载了79篇报道。在这79篇报道中，除了广东省前第一书记任仲夷和世界富豪肯尼斯・贝林以外，剩下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是普通的市民、农民、打工者、律师或者记者等等，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而且很多事件在主流政治话语之下也难以成为典型。但是，这些人都有着不普通的特质。他们之中有为艾滋孤儿救助而四处奔波、四处碰壁的志愿者，有倍受“职业伦理”、“世俗伦理”严酷煎熬的《每周质量报告》记者，也有在制度的“铜墙铁壁”前坚持前行的专职公益律师等等。他们的行为和遭遇，让人们觉得不寻常，但又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周围。因为“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与我们同构的”，而《冰点・人物》所选择的这些人的特质，向我们展现了这些“同构”。

2、平视角度，客观记录

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将正面典型美化成“神”，而将负面典型丑化为“魔”，以一种仰视或者俯视的态度看待典型人物。这使得受众对媒体上报道的典型人物缺乏信任感，而且有着强烈的距离感，造成受众的逆反心理。

《冰点・人物》采用平视的角度和人物对话，展现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记者就像是在为读者讲故事一样，将文中人物的事迹娓娓道来。记者只是个记录者，将自己所看到的、所采访的告诉给读者。虽然在写作过程中，记者可能会对一些具体场景做报告文学式的处理，但这也是采访所得，并无虚构成分。记者以旁观者的立场，看待人物、记录人物和事件，不参与，更不对人物和事件做有痕迹的点评。

3、宏大主题，微观入笔

《冰点・人物》并非是为了写人物而写人物，也不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人物。在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社会问题，或者是令人深思的可贵精神。但是，在具体的报道过程中，记者仅仅是从细节和人物语言中刻画人物，通过细节和语言表达记者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记者将思考的余地留给了读者，希望读者通过思考解读人物背后的深刻含义。李大同说：“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④，而告知之后的价值判断的权利属于受众自己。《冰点》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希望读者能够在细节化的写作中体会到这样的主题。

三、《冰点・人物》所展现的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

《冰点・人物》展现普通人的目的在于挖掘这些人物所代表的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冰点》所选择的人物“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⑤，期望用新闻影响今天。

1、发现人的闪光点

“封底人物”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普通人创造了不普通的生活。例如，退休大夫赵华琼在杭州专门为“贫民”开了一家医疗门诊，全心全意为民工服务，却使自己负债累累；87岁的老人苏桂琳退休之后用心学习，在阔别近70年后重圆大学梦；北京市民沈继光，二十年痴迷地用镜头收拾古城残片……

这些人物具有的闪光点，是吸引读者的要素，这些闪光点启发人们奋起向上、思考社会问题。这些人物代表了与之类似的一类人，通过报道使这些人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赏识、批判和思考。《冰点》首先发现并挖掘人物的闪光点，体现人物的价值，以促使读者思索。

2、展现转型期中国的实景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冰点・人物》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实景不露声色的记录了下来。2004年6月2日―2006年1月18日《冰点・人物》所报道的79个人物，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议题：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公民权利、弱势群体等。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冰点》在不断地提示人们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文章中的人物来促使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暴露”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

“封底人物”选取人物能够表现文章主题的一个侧面加以书写并放大，例如，用书讯记录世相的浙江书商范笑我，记者紧紧围绕“书店”和“书讯”组织文章，对范笑我的其他方面并无着墨；中国第一位公推直选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文章中除了记述其执政和选举过程，并无他处着墨。“一个侧面”的书写与放大，同样让读者觉得人物丰满可触，而且毫无夸张之嫌，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物背后所展现的社会实景，深深的吸引了读者，令读者感动、思索。

3、倡导主流的社会价值观

李大同曾概括其编辑宗旨为：主流媒介在判定新闻价值时，应当意识明确地有一个参照系，即敏感到社会是否在某一方面已经发生了失衡；社会某一部分人群是否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利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等等。主流媒介的社会责任，就在于用强化某方面报道来提出警告，成为社会“纠偏”的领头羊……⑥作为《冰点》组成部分之一的“封底人物”，也遵循了这一编辑宗旨，而且，“封底人物”在通过人物报道向人们提出警告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社会的参照系。

这个“参照系”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中国社会的价值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但是某些社会价值观应该是社会成员需要遵循和倡导的。人性的真善美、保障公民的权利、关心弱势群体、倡导民主法治等等，都应该成为媒体的“参照系”，是媒体向公民强调和倡导的重点内容。“封底人物”在报道人物的时候，通过记者对报道角度、报道细节等的选择，将以上这些社会价值观不断地传达给公众。

寻找和发现人物的闪光点是文章吸引读者的第一要素，文章的最终目的是向读者描述现实的中国社会、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倡导普世社会价值观、倡导人文关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冰点》创办十余年来一直倍受读者关注，阅读率长期高居《中国青年报》各版前列。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传统典型人物的报道手法、宣传方式日渐式微。因此，媒体典型人物报道走向多元，着力于还原人物本身，回归人物新闻的行列，非典型人物报道应运而生。记录时代、影响今天的《冰点・人物》成为非传统典型人物报道的代表之一，也可以作为中国非传统典型人物报道未来发展的参考之一。■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物报道的新路径》2010CXS035阶段成果，由《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①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新闻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48

②李大同：《冰点故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5

③《冰点》周刊创刊致读者[N].《中国青年报》，2006-06-01(B1)

④⑤石岩、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N].《南方周末》，2005-12-22

⑥唐晓霞，《人文关怀，转型期主流媒体新闻理念的擅变――以《中国青年报》“冰点”专题报道作为文本分析》[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6-47

篇(4)

这是因为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民以食为天，而只有当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国家发展才有切实的可能性。所以，“志在富民”充分体现出了费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的博大情怀。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推崇费老的原因吧!

但费先生的伟大显然不仅仅如此，作为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于物质制度层面的研究之外，他的研究视角更深入至文化精神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透过费先生对文化的分析，我们更加明白了在新世纪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充分表现在“文化自觉”思想的提出。

我们说，先生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解和贯彻，他说“我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这说明，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透彻理解、没有对西方文明的深刻了解、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是不会有这样思想的提出的。

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人类学来说尤为如此。作为西方学术的人类学如何在中国发展有着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

首先，研究的对象发生了转变。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相比，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更复杂，研究范围也更加宽广。因为中国是文明古国，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下了异常丰富的研究内容。这就需要新方法的引入和尝试，这就得提费先生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它开启了我们自己研究自己文明的先河，正如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其次，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因此更具复杂性。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国文化该如何发展从而达到与世界发展和谐相处，一直引发人们的思考。在这方面，人类学家体现出来了一如既往的人文关怀。例如，最迟在20世纪40年代，费先生就意识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世界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以在美国实地访问时接触到的大量事实为依据提出“科学并不一定带来了幸福”这一观点。即使今天看来，这一观点也毫不过时：在享受巨大物质便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同样甚至更沉重的代价。表现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迅速消失、社会问题的出现。

今天，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没有了思考的时间，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动地接受，甚至被强制纳入西方体系，因此造成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后果。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解决之道就在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谐就是“和而不同”。这不仅体现出费先生的智慧，更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

篇(5)

关键词：自主性，关系，“共谋”，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 世界结构 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那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两个论断：一是“共谋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通过研究对象的科学建构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篇(6)

“乐以和其声”这个话题，出自我和民族音乐学家、潜心发掘和研究“纳西古乐”――宣科的一场对话。

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不仅在于有钱有势，还要有文化魅力。如何推进中华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使之为我们的民族持续地积蓄和迸发力量，来酿成文艺复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九个字大体就可以显现出中华民族数千年孜孜不倦的精神跋涉之轨迹。古人用礼崩乐坏形容乱世，其实，一切乱的根本原因是心乱，价值颠倒，人欲横流，它可能是社会变革和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是社会变革与进步不能不克服的障碍。如果说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又使人被神话、异化了的话，当今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来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必须去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世界。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中华文化可能就需要一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回归与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概会伴随一个从礼崩乐坏到礼兴乐盛的过程。

用今天的话来说，“乐以和其声”，也可以是支撑人民精神充实、国家强盛的一种“软实力”。

旧话重提，是因为我们要推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定是来自民间、来自大变革时代，全民族精神的激动和荡漾。

旧话重提，是因为古今中外多少智者，都有过“乐以和其声”的同感。

西方的哲学家尼采就认为：“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而交响乐是音乐中的音乐，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而且它具有博大的、高远的、深厚的精神境界。”

今天，我们在用民族复兴中国梦来提振全民族精气神的同时，也需要“乐以和其声”。

其实，《礼记・乐记》还说过：“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是我们的先人对交响乐的描述和想象，这也是中国文化对交响乐的认同和赞赏。作为世界经典高雅音乐――交响乐，不光属于西方，也属于中国，且早就属于中国。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应该“乐以和其声”，应该有交响乐来为她“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创造，必然创造出壮丽的史诗。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番理想和抱负，2012年，16个省市的近百位教授、将军、部长，在李岚清同志的倡导下，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乐团――“‘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我被大家推举为乐团团长。2012年12月，我们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办了两场特殊的音乐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带来了特别的震撼。

这样大规模的聚集，当然难以长期持续，音乐会结束，乐团就解散了。但我们的理想和抱负不会散，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不会散。“聚是一团火，散时满天星。”2013年，以北京、天津等地的原“‘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团员为骨干，新增数名教授，又组建了“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我继续任团长。

篇(7)

新闻图片的功能可因其作用的主体不同，分为不同的层次，它对报社、对读者、对社会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最终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一、对报刊：具有信息传播、美化版面、增加卖点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提出了“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 办报思路。1990年，首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究会对这一办报思路达成共识，从此以后，“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真正从一种思路变为全国报纸的实践。新闻图片很快从不被注意的角落转变为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手段之一，成为报社吸引读者的重要法宝。

1、信息传播功能。新闻图片的本质属性是“新闻”，新闻价值是新闻摄影优劣成败的根本尺度，也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作为新闻传媒传播手段之一种，它必然要承载着信息传播的功能。

信息传播功能是新闻摄影最主要的功能。新闻摄影是新闻事业中“最机敏、最敏捷的视觉神经”，也是“交流各种信息最通俗、最迅速、最直观的工具之一”。优秀的新闻照片简洁直观、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而且“一图胜千言”，新闻图片把事件和现场完全复制给了受众，客观地还原现场画面，使人们对新闻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可以从更多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画面中所包含的信息量远非文字可比。再者，新闻图片形象、直观、生动，它极大地把人们从线性思维中解脱出来，以最简单、方便、易读的形式将信息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形象思维方式甚至可以突破民族、种族、语言的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承的纽带。

2、版面美化功能。美国一家杂志的编辑阿诺德曾说，对于版面设计来说，图片在表现动态和使版面变得多样、生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审美角度来说，图片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直观、形象，较之单调的文字稿要有趣得多，当版面不够稳定需要调整重心时，编辑会首先考虑是否可以用新闻图片来解决。没有图片，版面缺少密度最大的色块，容易显得轻浮，更难以形成一种起伏跌宕的美感。

新闻图片因其大篇幅和直观性最具视觉冲击力，而这种视觉冲击力使其成为形成版面视觉中心的最佳选择。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在1994年提出CVI（视觉接触中心）概念，他认为一个有创造性、和谐的版面设计，就是要在版面上安排一个强有力的CVI，而一个兼具新闻性与审美性的新闻图片就是版面上最具吸引力的视觉中心。《南方周末》每期头版上的大幅新闻特写图片，以其所浓缩的信息以及带给人的冲击力，强烈地震撼了广大读者，成为《南方周末》“迷人的眼睛”。

3、增加报纸卖点。新闻图片是视觉新闻，是读者首先映入眼帘的形象。优秀的新闻图片可以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注意的目光，形成版面上的强势，成为报纸的重要“卖点”。《北京青年报》成为国内最早大胆运用新闻图片的一批报纸之一。它曾提出“三步五秒钟”理论，即在要头版上多使用具有冲击力和视觉震撼力的图片，使读者在距离报摊三步远的地方就首先注意到这份报纸，在五秒钟内就决定购买它。这种吸引力的产生，首先要归于新闻图片的视觉刺激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特点是需求和供给均日益丰富而高效，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更直接而迅速，这恰好给新闻摄影以大显身手的机遇。新闻摄影成了市场化报纸竞争的有力工具，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报纸要吸引读者占有市场，就要关注读者需求，发掘自身卖点，而照片就是报纸最好的“卖点”。

二、对受众：具有获知信息、审美愉悦、思想教育功能

1、获知信息功能。从受众角度考虑，新闻图片首先具有获知信息的功能。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渴望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图像信息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不要求读者具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即使不认字的人一样可以通过图片了解新闻事件；对于一些现场感强的新闻事件，文字的描述往往是苍白和乏味的，如果采用新闻图片的形式将现场原生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表现力就会大大增强。再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必须具有更广泛的共享性，图片可以冲破语言和文字的隔阂，使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读者交流思想感情，增进彼此的了解。

2、审美愉悦功能。优秀的新闻图片内含着广阔的社会内容、浓郁的现场气氛、强烈的形象力量、感人的情感因素，为人们提供具体实在而非抽象虚构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对象，集社会美与艺术美于一身。它在饱含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拍得很漂亮，起到既传递新闻信息又能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多重作用，这并不损害新闻摄影新闻性的本质规定。人们对新闻图片的审视、认知、欣赏过程其实就是审美和思想交流的过程。在阅读和审视作品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图像信息，运用自己的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和联想，去领悟作品所传递的新闻信息和审美信息。优秀的新闻图片不但应具有新闻价值、形象价值，还会具有审美价值，它渗透到读者阅读的过程中，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和放松。音乐厅、美术展固然可以陶冶心灵，但对于目前的中国老百姓而言，普及率较高的报纸无疑是一种更合适的方式。

3、思想教育功能。新闻图片的思想教育作用是指新闻照片能给读者以启示，对读者起到思想教育及情感教育。新闻摄影图片与其他新闻传播材料一样，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维护着国家的政治安定、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道德，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宣传教育作用。另外，它展示的是真实生活的图景与事件，暗含了记者对生活和新闻事件的情感、态度、评价和美学认识。读者通过欣赏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从而引发自身的情感体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受众的文化品位，提升读者的思想深度，使读者自觉地观照自身、观照社会。

德国学者本雅明认为，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文化工业产品面前，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人们不大愿意去思考，不再去追问精神、价值、意义及人生终极关怀问题，显示出当今大众在思维品质上的“营养不良”。作为报刊重要符号手段的新闻图片，应该获得清晰的理性把握，自觉增加新闻图片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

三、对社会：具有记录历史、宣传引导、舆论监督的功能

1、纪录历史功能。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而今天的新闻图片无疑是一种更生动、更真实的历史纪实。新闻图片是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瞬间形象记录，其纪实性决定了新闻图片必将成为历史的见证。

“新闻摄影最根本的任务是纪录历史，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促进社会向前发展。”新闻图片的历史文献价值不是刻意去追求的，而是由其真实性所决定的。真实反映时代风貌、纪录社会变革的新闻照片不仅是好照片，也理所当然的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列宁说：“照片的历史意义是很伟大的。一位画家不能像摄影师那样迅速地和准确地抓住一个事件的进程”。新闻摄影是历史的瞬间切片，凡是记录了事件和动态的新闻图片，都将作为历史的见证而载入史册，为人们所铭记。摄影记者应自觉担当起这一重任，以真实性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记录历史的重要瞬间，成为后人了解、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宝贵文献资料。

2、宣传引导功能。这个功能其实是由新闻传播功能引申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起着党的宣传工具和社会舆论的向导作用。”新闻确实扮演着一定的宣传的角色。新闻摄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同样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担当“耳目喉舌”的职能，及时用形象的方式配合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工作重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真实性的前提下，树立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肩负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责任。

相对于文字，新闻摄影在传播形象新闻方面更具客观性，这是由摄影手段的科学纪实性和图像纪实性的特点决定的。其自身直观真实的特征使其更容易被广大读者接受，更易取得预想的宣传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图片在执行宣传引导功能时，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它反映的应是在特定时空状态下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实，决不可以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摆拍，甚至制造假照片。在拍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必须是以尊重新闻事实的客观真实性为基础的，不要亵渎受众对于新闻图片的信任。

3、舆论监督功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型，中国社会加速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下由社会所赋予新闻媒体的神圣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许多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诸如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城市下岗失业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野蛮执法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新闻摄影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就可以起到反映群众疾苦、引导社会舆论、监督相关部门的不良作为，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批评性的“新闻摄影”因为其形象性、客观性、实证性，比一般的文字报道更有力、更有效。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摄影记者要坚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有针对性、讲政治的原则，对自身进行明确的定位，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去审视所报道的对象，以遵守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为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各项工作。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下，在“和谐社会”的宏观语境中，新事物、新风貌、新成就不断出现。我们的新闻图片报道应该紧跟社会发展大潮，积极投身其中，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注现实，纪录伟大的历史，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①张鹏成：略论新闻摄影的社会性，《1983年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编辑组编，1983年，第81页。

②转引自陈红梅：《报纸编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

③时盘棋：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过程论与新闻摄影》，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④《为列宁拍照》，《文汇报》，1979年7月2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