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经典理论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公共管理的经典理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公共管理专业 激励―保健理论 学习积极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 You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Today students' motivation is practical， motivation for this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ighly professional learning is not high. Based on the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iting motivation - hygiene theory analysis， should be resolved in two ways students are not enthusiastic about the issue， one is to reduce the factors that students do not like， to achieve health benefits； two factors like the increase in students， and thus play the role of incentives.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tivation - hygiene theory； learning initiative

1 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科特征

公共管理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以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公共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来源于长期的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反过来，公共管理知识也为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可以说，公共管理兼具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既要回答“应当是什么”，也要回答“是什么”。且公共管理专业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因此，公共管理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交叉性的广域知识，学生的学习要求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以适应复杂治理环境下的公共管理需要。

学生之所以对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主观上感觉与未来工作不相关。许多学生认为学习公共管理是为了以后当公务员做准备的，但是现今我国公务员的准入制度是只有通过全国或地方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才可进入，而公共管理专业的学习与公务员考试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对公共管理专业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二是认为公共管理的专业课与现实脱节。公共管理专业是一门理论性特别强的学科，且许多教材都是引用西方经典的理论作参考，因此教师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应该怎样”的逻辑推理问题。而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法律法规仍不完善，所以难免有些学生会认为书本上的知识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不符，从而造成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2 实证数据

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某校公共管理专业大二3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和研究，共120名学生，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7份，有效问卷105份。此问卷主要是采用选择式的问题，问学生们喜欢公共管理专业的原因和不喜欢的原因，可以多项选择。

通过统计回收的问卷，得出的结论是：影响学生是否喜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各因素是不同的。有些因素固定的与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相关，有些因素固定的与不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相关，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学生对公共管理专业兴趣的因素

3 由研究结果提出解决办法

根据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学生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的因素与不喜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激励―保健理论，影响学生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的因素被称为“激励”因素，导致学生不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的因素被称为“保障”因素。如果例如“枯燥乏味”、“与以后的工作无关”等因素处理不好，就会使学生不喜欢此专业，并进而失去学习的积极性；如果这些因素处理得好，也只能消除学生的厌烦心理，但是并不能起到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功效。要想提高学生对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仅仅降低不喜欢的因素并不能起到激励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的效果。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减少学生不喜欢的因素，达到保健效果；另一方面是增加学生喜欢的因素，进而起到激励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如下：

第一，尽量贴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公共管理专业在西方的发展较为迅速，许多经典的理论都是由西方发现提出，然后传授到我国的。因此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的授课内容，都会有很多关于西方理论的介绍，尤其是有些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联邦制、分权理论等，这会给学生一种与现实脱节的感受。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尽量多引用我国的事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单纯讲授公共管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还适当的多介绍下我国现今的公共管理“怎么样”的问题，会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第二，在讲课的时候尽量避免“一言堂”的现象，即尽量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我国传统的课堂教学，几乎是教师的“一言堂”，以理论灌输为主，少有关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事例的研讨。一方面学生缺乏主体性，容易导致死记硬背理论知识的现象出现，没有真正理解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学生保持注意力的时间有限，一节课45分钟全部由教师传授知识并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因此，应当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

第三，引入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的要求，通过组织学生对案例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的一系列活动，使学生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中以案例为中心，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通过案例的组、分析讨论、总结评论把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让学生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深入其中，通过具体直观的感受来分析并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避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枯燥无聊感。例如组织一场关于限制房价政策的模拟听证会，指导学生在课前搜集有关听证会的各项资料，分配好角色，体会“听证会”这一活动对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的影响。最后由教师加以点评，引入相关理论。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和学习。

第四，引入实训课程。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教学中存在着毕业生的实务操作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形成了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即缺少实践能力。一方面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学生自身也很担心无法适应社会，从而对专业课的学习缺乏积极性。因此，在公共管理的教学中引入实训课程，让学生实习实践，通过在政府、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实习，或者模拟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实践活动，把公共管理知识应用于实践。

参考文献

[1] 易新涛.公共管理视野下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的探索与重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篇(2)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1]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2]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3]（P408）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4]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5]（P10-11）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6]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7]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8]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9]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10]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11]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篇(3)

1.教学方式单一在传统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传授、学生听讲为主，教师在课堂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少得到发挥。由于公共管理学课程通常是安排在大一、大二进行学习，该阶段学生对公共管理问题的认知还处在较低层次，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易使得课堂内容枯燥且内容较难理解。课堂中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如提问、案例讨论等，但这些互动内容的核心主体仍然是教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起“配角”的作用。在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主导下，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被动性。

2.案例教学不够深入“案例教学是一种在教师的安排和指导下，学生通过阅读、讨论对已被整理出来的个别事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类事物的一般原理的教学方法”，“组织得当可以取得如下积极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案例的有效设计和对学生的合理引导，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时主要还是运用例证法，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作为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补充，或者以提问的方式试图引起学生对案例的深入思考，但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案例，对案例的思考也缺乏深度。从实际效果看，学生难以从案例教学中培养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考核方式单一目前，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主要还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卷面题目较大一部分内容是书本上一些记忆性的基本知识点，学生只要在期末进行突击复习就能通过甚至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少学生通过与本专业的学长们交流，在掌握这一规律后，往往会出现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考试“抱佛脚”的情形，学生重结果、轻过程，更加重了对平时学习不够重视的情绪，陷入课堂教学效果欠佳的恶性循环。

二构建应用导向的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目标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本教学团队认为公共管理学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明白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理论与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将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体现公共管理学学习的价值。在此教学目标引领下，需要调整以往授课的教学内容。在基本理论教学外，特别增设具有实践性的案例讨论、团队学习、成果展示、公文写作、实践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公共管理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在课程实践中加深对管理的体验和感悟。由于学时限制，教学内容增加后，必须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团队式学习与管理＋课堂团队展示”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理论教学与团队展示点评以及案例讨论为主，而将关注公共管理热点问题、读书报告等实践性活动交由学生团队在课外开展完成。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能使教学改革收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学生课外学习投入明显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团队意识逐步形成，合作能力提高；科研及实践应用能力提高。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而是侧重于培养教师引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互动氛围。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具体角色扮演中感知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情景模拟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培养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通过现场观摩，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充分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习兴趣等。另外，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把课程信息、电子课件、教学素材上传至共享平台，并设立BBS讨论模块，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课余的互动交流，使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线上交流，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能更及时地实现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厘清理论知识、掌握调研方法等。尤其对于课程中涉及比较抽象的概念，坚持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的思路，主讲教师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资料和学生学习反馈信息，形成对知识点的有效补充，从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开发多层次、分类别的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侧重于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案例设计、学生准备、案例讨论、讨论总结点评几个阶段。其中案例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学生的特点，在课程导入阶段，案例教学以教师举例为主，通过讲解实际发生的公共管理案例，引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正确理解现实公共管理实践中包含的各种理论。在课程进入重要知识点的讲授时，通过案例的引入、案例的讨论和案例的总结点评等形式，全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卷面考试中，合理设计理论考核与理论应用考核的比重，将案例分析作为考核学生理论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层次的案例教学，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分析讨论中存在的认识模糊、理论应用困难的问题。同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作用，即可以让学生参与搜集、设计和制作经典案例，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反馈、改进作用。

4.采用团队式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学习开始，由学生自由组合成4～6人的学习团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团队为单位，开展实践调研、案例分析讨论、成果展示等教学活动，因此，该团队不仅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平台，更是一个学生自我管理和进行管理实践的平台。通过团队式学习，学生不仅对公共管理理论和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协调平衡的能力。

5.尝试全课堂开放教学模式这是一种将教学过程由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将学生目光由书本转向社会、并全方位地组织教学素材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采用经典阅读、实践调查、案例搜集及讨论、团队自我管理等方式加以实施，并将部分课堂搬至校外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的教学能将学生置于真实的公共管理情境之中，使抽象的公共管理问题变得具体而真实。对于学生而言，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这些活动，能成功地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同时也将学生学习的目光由书本转向了整个社会，引导他们关心社会，运用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素养。

篇(4)

(一)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范式论争的概述

1999年，陈振明教授撰文指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1］之后，陈教授又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三种范式的名称略有变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研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该领域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被称为‘新公共管理(学)’)。”［2］但是，这一观点随即遭到了不同意见的批评。蔡立辉教授在2002年撰文反驳说:“无论是从范式转换的意义上，还是从新范式形成的意义上，‘公共管理范式’兴起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也极不符合学术规范。特别是以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为例来证明‘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更是难以成立。”［3］他还进一步批评道:“认为现在是由‘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的时代，这是没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是十足的误导(misguiding)。”［4］关于公共管理范式的争论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论战当中，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例如:王乐夫教授在2005年撰文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视野和内容要比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宽泛得多。”“也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是以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最新成果而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综合运用这些理论研究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不断探求一些新的结论，正逐步形成新的知识体系。”［5］黄健荣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2005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应用范式，它的兴起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模式的批判、接替和超越。”［6］2008年，他又在自己的新作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概括:“广义而言，公共管理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其主要发展进程历经前工业社会的统治主导型模式、工业社会的管理主导型模式，现在正转向服务主导型模式的治理。”［7］

(二)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范式论争的焦点

综观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是否存在范式嬗变与转换;二是公共管理范式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夹杂在其间的还有关于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论。关于第一个问题，现居主导地位的意见是认为公共管理的新范式确已产生，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并未出现新的范式，也未发生范式转换。关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意见尚不统一，有二范式说、三范式说甚至多范式说，其中持三范式意见者居多———但在范式的具体指称与内涵界定上也不尽相同。至于将公共管理的范式嬗变与转换置于中国国情下讨论，观点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二、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原因

以笔者浅见，关于公共管理范式嬗变或转换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范式概念的诸多歧义性理解以及其他替代和挑战性理论研究工具的运用。

(一)范式概念内涵及对其歧义性理解

一般认为，“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不到13万字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运用范式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和分析了前科学、常规科学、范式、危机与反常、科学革命等概念，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范式的转换:“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问题的标准。”［8］遗憾的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概念时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涵义，其本身就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正如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女士总结的那样:“库恩那种半文半白的文笔对水平不高的读者来说，要理解他笔下的范式倒真是一个困难。根据我的统计，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可能只多不少。”［9］她逐一列举了库恩对“范式”的21种描述，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10］:一是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组信念、一种神话、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规范、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一张地图、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二是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像一套政治制度，也像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三是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它被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使用，例如把它作为一本实际的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些供给的工具、实际的仪器设备、更带语言规范地作为一个语法范式、带有解说色彩地作为一个类比、较富心理特色的有如一个格式塔图形和一副反常的纸牌，等等。可见，库恩范式概念的芜杂与捉摸不定，一方面有利于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发现若干理论兴奋点，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学者并不刻意去全面理解和把握范式的内涵，而只是“盲人摸象”似地依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范式概念与范式转换理论，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片“范式丛林”。当学者们在论及公共管理范式时，也许使用的并非同一套话语标准，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对范式理论的挑战性概念与理论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1965年7月，在伦敦裴德福学院举行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当代有名的一些科学哲学家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库恩的范式论，［11］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与理论解释与之分庭抗礼。其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和“韧性与增生理论”。

1．科学研究纲领

伊姆雷•拉卡托斯为了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的模式。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有结构、有层次的整体。研究纲领内部有相对稳定的“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还有一套解决疑难问题(例外性)的机制，即辅助研究法(heuristic)。硬核是约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它比范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保护带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当遇到反常或否证时，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而达到保护硬核的目的。“所有科学研究纲领都可用其‘硬核’来刻画其特征。纲领的反面助发现法禁止我们把矛头指向这些‘硬核’。反之，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甚或去发明一些‘辅助假设’，在这个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以致矛头只得改而指向这些假设。正是这些辅助假设构成的保护带必首当其冲受到检验，进行调整再调整，甚或全部更换，才使得那个因而成为坚硬的核得到保护。”［12］而当研究纲领失去解释力和预测力时，它就会因逻辑的和经验的原因而碎裂，人们就会抛弃这种的退化的研究纲领，而采纳进步的研究纲领，这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

2．韧性与增生理论

在同库恩的论战中，保罗•费耶阿本德描绘了他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有一定的“韧性”(tenacity)，人们总能够从许多理论中选出一种可望取得成功的理论，即使遇到巨大困难时仍可加以坚持，而置大量反证于不顾。有了韧性，我们就不必用顽强的事实取消某一理论了，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理论T''''、T"、T"''''等，即对现行的理论进行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增生原则(principleofprolifera-tion)，容许不同理论的并存。［13］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之所以不断发展，正是增生与韧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坚决反对范式的绝对统治。虽然在范式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发展的解释模型，但是在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数学者似乎更偏爱并只移植了库恩的范式概念，承认科学理论的演变是通过一个理论范式取代另一个理论范式的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当范式理论的解释力出现问题时，争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很多时候，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争鸣，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工具的竞争。

三、对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反思

(一)公共管理究竟是否出现了新的范式

反对公共管理新范式说的学者也承认，公共行政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使用了不同的概念、理论、方法与研究模型，但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不过是在同一公共行政学范式下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学自产生后100多年以来，经历了许多重大发展阶段，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但构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背景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没有变，共同体信念没有变。各种概念、理论与方法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这个核心。”［14］显然，批评者在这里已经运用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即认为公共行政的“硬核”没有被触动，只不过其周边的“保护带”遭遇了一些挑战而已。言下之意，陈振明教授等人关于公共管理新范式的提法只是看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技术性表象，而未对其理论内核细加审视。但是，仅从公共行政学的百年历史中来界定公共行政的“硬核”，或许并不全面。黄健荣教授显然看得更加深远。他将整个公共管理的发展进程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特别是国家产生以来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得出了三次范式嬗变的结论，并且对三种范式各自的“硬核”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梳理与概括: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行政范式以统治者为中心，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以专制体制为其运行基础，以统治者的集权专断为管理方式，其本质是政府的阶级统治功能;工业社会的管理型行政范式以处于权力制衡系统中的政府为权力中心，以经济效率等工具理性为主要价值取向，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主要任务，以民主和法治为其运行体制的基础和管理方式，其凸显的是政府的管理功能;而当今正在转向的服务型行政范式则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强调公民本位和服务本位，以公平正义、人文关怀、民主、法治和责任等价值为运行基础，以多元参与、合作共治为运行方式，突出的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服务功能。概而言之，从价值取向上看，统治行政寻求对等级秩序与资源的攫取，管理行政追求理性与效率，而服务行政寻求增进共识与合法性。如此看来，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亦即理论“硬核”部分已然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正如其研究方法与管理实践等“保护带”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黄健荣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挑战的实质:“反映了对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所有文明的标志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赋予的尊重。”［15］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体现了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和管理科学的进步，反映了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尊重的改善。“根据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基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公共管理理论模式作为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它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它是对公共行政理论模式的一种超越，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正在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16］如果在21世纪仍然看不到公共管理领域的这一显著性变迁，而拒绝承认任何公共管理新范式的出现，那么即便不能被指责为顽固，至少也应当被批评为迟钝。

(二)公共行政的概念要被废弃了吗

篇(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经历了酝酿、恢复、壮大几个阶段，直到1997年我国将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加入管理学科中，公共管理专业开始取得长足的发展，许多高校都设置了公共管理专业。同时，伴随着非营利性组织的日益壮大，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必然日益增多。但过快的专业发展速度导致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上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培养目标不合理

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院校都有公共管理专业，且每个院校的培养目标都不同，有的学校以培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才为目标;有的学校则培养适应各种领域的泛管理人才。绝大多数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参照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专业介绍，并未结合学校自身的师资力量、学科建设、办学特色等实际情况进行目标定位。

(二)培养理念不科学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以来对于人才培养都存在着通才和专才之争，注重通才培养的高校为了避免学生出现能力局限的现象，以宽口径、厚基础为目标培养通用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即“无所不能”的人才;而注重专才培养的高校认为这样只会培养出一无所长的人，所以应偏重专业知识的灌输，因此在公共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专业知识类课程多于通识类课程。

(三)教学内容不完善

教学内容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健全。一方面课程过于理论化、专业化，不注重对学生各项素质能力的培养。2003年全国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管理类课程体系的四门平台课(即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但大部分高校按此设置的课程都是纯粹理论性的课程，尽管有极少数学校开设了实践性、案例性的课程，但仍未注重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课程之间衔接不够紧密，很多高校将专业基础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混淆，没有明确核心课程，也没有将各课程相互有机配置结合起来，课程设置过于松散、过于随意、综合性学科课程过少。由于公共管理是涉及多学科的领域，需要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再进行多学科的融合，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高校甚至连一些核心课程都没有开设，这必然会导致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缺少专业素养。

(四)实践教学薄弱

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过于强调政治职能，而忽视了社会管理职能，使得很多高校偏重基本知识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由于实践单位必须是政府组织、事业单位或者非营利性组织，这些机构的稀缺性和封闭性，导致不少院校缺乏实践单位;同时，由于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的高级人才极少，教师相关的实践经验也存在不足;另外，部分学生也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参与实践的积极性不高，态度不端正，以上各原因综合起来导致公共管理专业在实践教学上十分薄弱。

(五)师资水平不高

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近几年才逐步发展起来，高学历人才稀少，不少公共管理的老师都是其他专业例如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半路出家而来，因此教师专业性有待提高;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由于我国与国际的学术交流较少，对国际学科前沿的研究并不是很了解，再加上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大部分高水平的老师宁可多申请科研课题，也不愿意开设专业课程。而这些教学工作就交由一些学历不高、水平有限的教师承担，其教学效果较差。

二、构建以通识教育理念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

由上述问题可以看出我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需要做出改变，从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到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师资水平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善和提高。其中最根本的是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目前，我国高校基本都采取分科式专业教育，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目的，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近年来有所调整，但并未做出根本性的转变。通识教育则为目前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通识教育是从人本身出发，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它与专业教育的区别在于方法和视角，它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做出结论之前养成搜集和处理证据的习惯。

(一)确定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

各高校公共管理专业需要转变目标不合理的问题。公共管理人才具体说来应具备表1中的三大类素质，认知能力、情商和技能都应达到一定的水平。同时各高校还应根据自身的特点、优势，明确培养何种人才、向何处输送人才等问题。，使学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技能从而与其他学校的公共管理人才相区别。如师范类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可以主要培养教育管理人才，艺术类高校可以培养文体类管理人才，医学类院校可以主要培养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等等，这种立足本校自身特色所培养的人才才能更具专业性和竞争性。

(二)课程体系改革

以通识教育为理念设计课程体系，注重对学生总体素质的培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识教育可以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并发掘其存在的专业潜质，而专业教育则是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专业性学习、研究。因此，学校应该推行通识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专业的培养。如图1所示，公共管理课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对人才进行各方向的深入培养，结合多种教学方式进行立体式的教学。课程主要分为三块:通识教育、专业理论教育、实践教学。三大模块分别贯穿于大学四年中，相互交叉共同形成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1．通识教育课

通识教育是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但却最被忽视的一块。有的高校简单地把通识教育看作是让学生学习非专业课程，即工科学生学习文科课程，文科学生学习工科课程，片面地认为将专业课程简单化就可以作为通识课程。通识教育是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教育的教学活动，是高等教育中除专业教育之外的基础性、综合性教育，因此通识教育课程应该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帮助学生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思考、从最基本的领域中获取宽泛的知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前者是所有学生必须修读的，以培养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的课程，后者则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指导老师的建议进行有选择性的修读。如表2中，必修课主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英语、计算机、体育、军事理论等;选修课主要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类和交叉的综合学科。自然科学类主要有数学类、人类生物学、物理学、现代化学、科学史、环境工程等等课程;人文社科类主要有大学语文、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类、艺术类等等课程;交叉学科是两门不同学科的融合，例如管理学与心理学交叉成为管理心理学，社会学与统计学的交叉成为社会调查与统计、天文学和物理学交叉成为天体物理学等等。这些通识教育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多种学科知识的学习，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发散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打破过去的思维定势，从而找出新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应该积极选修一些管理领域之外的课程，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构造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尤其应该修读交叉综合类的课程，因为公共管理本身就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而通过交叉综合类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学生融合各学科知识提供指导，从而打破专业思维定势。

2．专业理论教育

公共管理专业理论的教育主要分为基础课程、主干课程和方向性课程。基础课程是学科中最基础的知识，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统计学、政治学、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等。主干课程是区别公共管理专业与其他管理专业的课程，如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组织学、政府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学、劳动经济学、公共关系学等等。方向性课程是不同专业方向所需要修读的知识深化、细化的课程，如人力资源管理方向需要修读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工作分析等与人力资源相关的课程;信息管理方向需要修读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理论、软件开发、数据库管理等相关课程。方向性课程是根据不同学校开设的不同专业方向而定的，同时各高校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开设课程。例如师范类院校的公共管理专业可以开设中学教育管理类课程，医学类院校的公共管理专业可以开设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类课程。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公共管理专业的知识技能，又可以将自身专业特色融合进去，使其成为真正的具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人才。

3．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主要通过模拟实验、亲身实践、科学调研三种方法进行。模拟实验是通过虚拟事件训练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情况，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加大案例教学比例，让学生以模拟场景管理的方式进行仿真训练，也可以在管理实验室中进行沙盘演练和计算机模拟等;亲身实践是将学生安排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中去，直接参与公共管理;同时也可以安排学生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通过科学调研，用数据和实际案例来学习。

(三)教学方法多样化

目前各学校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活动为辅。传统的填鸭式课堂教学不仅效果不佳，同时由于其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也让其他教学方法无施展的余地。因此，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图2中是理想的公共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通过课堂、讲座、交流会、实践活动、案例教学、名著阅读、导师指导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培养人才。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学校可以邀请知名教授、学者进行讲座，为学生做专题性的演讲，高质量的讲座可以比课堂更让学生受益匪浅。还可以举办师生交流会、研究生本科生交流会、校际交流会、院际交流会等参与对象不同的交流会来拓宽学生的视野。和不同的对象进行交流学生可以获得不同的信息，与老师交流可以接触学术前沿，和其他学校同学交流可以了解不同学校之间的知识重点和教学差异，和其他专业同学交流可以开拓思维、分享知识。实践活动不仅包括实习、实验，还包括参与校内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竞赛活动等，这些活动被称为“第二课堂”，充分体现了其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另外，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是名著阅读。作为高素质的人才对专业领域需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这些积累就需要通过阅读来获得。因此，指导学生进行相关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能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更能通过导师的适当指引激发他们对于该领域的探索。

(四)提高师资水平

针对师资水平薄弱的问题，学校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研讨会，选派教师出访国内外知名高校进行学习深造，鼓励教师参加专业培训班，引入高级人才等方式提高师资水平。如参加教育部高教司举办的“全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培训”，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师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校际间的交流，各高校老师能在这个平台上分享教学经验，探讨学术问题。针对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学校应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为教师参与实际工作提供机会，同时可以邀请政府部门、事业部门等相关部门的官员做客学校进行讲座等;各高校还应该转变教师评价体系，将教学工作作为教师评价的重点，激励高水平的教师开设专业课程，为学生讲课。

(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反馈制度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而言是重要的，它有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改进。评价体系包括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师资水平等多方面进行的评价，从而综合考察学校的教育体系。通过对课程设置的评价，可以淘汰或改进过时的课程，与时俱进地增设一些前沿课程;对教学方法的评价可以评估各方法的效果，了解师生对于各方法的看法，并根据师生的意见进行改进;此外，还应将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作为评价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教学是学校最重要的职能，教学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学校的品质，因此将质量好的课程保留，将质量差的课程予以改进或淘汰，能促进课程的进步;最后，师资水平的评价能根据学校师资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和提高，只有硬件上去了，学校才能切实地获得长远的进步。

篇(6)

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从公共行政专业演化来的,而公共行政专业则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多科技术学院(Polytechnics)。英国传统的政府管理者多毕业于像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名的大学,并取得政治学、法学或其他文科学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从50年代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伴随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政府部门迫切需要大量操作型管理人员。适应这种需求,在英国开始出现“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市政管理专业证书”起初仅是一种职业资格证明,并不是专业学位。但到60年代末期,多科技术学院作为职业大学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在这些多科技术学院中,“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便演化成最早的公共行政专业学位。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来自富顿(Fulton)委员会的建议。英国建立富顿委员会的目的是检查公共服务,在该委员会1968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公务员及其他各类公共服务人员都应该有明确的专业教育背景,而不单纯是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来接受大学毕业后的再教育。而且,当时富顿委员会自身也需要招募大批熟悉公共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因而,正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迅速发展,并要求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职业化的背景下,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在多科技术学院里诞生了。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并不是从政治学专业中分化出来的,也不隶属于政治学,它从一开始就是为适应公共服务职业化的需要,产生于英国早期职业教育机构———多科技术学院之中,这也为英国公共行政专业后来进一步向更具实践和技能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转变埋下了伏笔。

1968年,英国第一个公共行政专业的学士学位在Sheffield多科技术学院被授予,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已经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可以授予公共行政学士学位①。虽然公共行政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职业公务员,但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仍建立在社会科学之上,以政治学为主,辅助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社会政策分析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大学也开始设立起类似于公共行政的专业。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政府研究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Kent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种是从公共政策和管理分析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第一种类型偏向于政治学,第二种类型则已经开始倾向于经营和管理科学传统②。1979年以后,伴随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公务员需求的变化直接冲击了多科技术学院和部分传统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使之开始由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转向以经营和管理学科为基础,并且更为关注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新的课程,像经营战略、管理学、营销和财务管理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而进入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多科技术学院公共行政专业学科基础转换过程中,英国“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起了关键性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协调和监督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英国政府建立了两个委员会,1973年建立了技术教育委员会(TEC),1974年又成立了商业教育委员会(BEC)。公共行政教育隶属于BEC。1983年,两个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采纳了与一般商业教育更为一致的公共行政教育观点,使公共行政成为BTEC商业和金融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BTEC下属的商业和金融分委员会负责。正是在BTEC的直接干预和支持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响应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新型公务员的要求,职业技能训练取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公共行政课程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教育更进一步体现出“通用技能”的要求和“学科交叉”的主题。BTEC曾对“通用技能”进行了明确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开发、与别人一起工作、沟通、管理目标和解决问题、应用计算、应用技术、应用设计、创造在内的技能。BTEC要求其所属的多科技术学院的课程都必须围绕提高这些技能来设计。虽然英国传统大学并不受BTEC指导,可以自行设计课程,但由于BTEC在英国职业化教育中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这使得传统大学中的公共行政课程也从强调理论知识和社会科学基础转向强调技能和经营管理基础。一场席卷整个英国教育系统的“技能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多科技术学院还是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都更趋向于应用性和操作化,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管理的自主性、效率和成本—收益分析成为永恒的主题③。正是这场“技能运动”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彻底转型,也即由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

1991年英国还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和5所传统大学授予公共行政学位,但到1997年,英国竟然没有一所大学再单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在现有的16家进行公共部门研究和学位授予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公共行政学位已经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两种学位所取代[2]。虽然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型是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过程,但真正的突变却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允许多科技术学院像传统大学一样自行决定专业和课程设置,提供高教产品,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多科技术学院(包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的8所多科技术学院)得以升格为大学,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大学”。从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几乎所有的公共行政学位名称都消失了[2]。从公共行政裂变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在核心课程设置中更体现了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如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决策科学和公共经济学等成为公共管理专业首选课程。即使在公共政策专业,技能导向也越来越明显,学科基础也更倾向于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1]。英国大学公共部门研究的专业和课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组,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由其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技能运动”和90年代高等教育放松管制的影响之外,来自英国大学商学院的竞争和冲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多科技术学院和传统大学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公共行政硕士学位(MPA),相关的硕士学位专业和课程要么隶属于政治学或政府学系,授予文科硕士学位(MA),要么隶属于商学院,授予理科硕士学位(MSc)或MBA[3]。20世纪80年代席卷英国高等教育的“技能运动”,不仅影响到公共行政的学士学位课程,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萨切尔内阁支持公务员取得MBA学位,而不是与公共行政相关的硕士学位[2]。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或政府学系中与公共行政相关的MA学位的规模日益萎缩,而商学院中相关的硕士学位尤其是MBA课程却急剧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商学院大量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类MBA课程,其名称为“公共部门MBA”(PublicSectorMBA),甚至像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它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也是MSc和MBA,而且尤以MBA占多数,竟然和商学院完全一样。而且,在课程设置上,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非常接近一般MBA课程。

例如,Aston大学商学院公共管理系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组织变迁管理、营销管理、公共政策、客户服务和质量管理、应用研究方法;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则包括:治理和管理、财务管理、组织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营销管理、信息管理、政策分析。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大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Aston大学是英国最早、也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在商学院中创办公共管理教育的大学之一,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则是英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机构。从这两所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核心课程设置上不难看出,英国公共管理教育的技能导向和非政治化色彩,其课程已经很难与一般MBA课程区别开来。某种意义上说,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正是大量公共部门MBA阻止了MPA专业在英国的出现,反过来,也进一步限制了公共行政专业的发展空间①。因而,英国大学商学院大规模培养公共部门MBA也是促成公共行政专业20世纪90年代最终转向公共管理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由公共行政教育演变而来的大学公共管理教育,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其显著差异体现在四个方面,即:(1)更强调实践导向,而非理论导向;(2)更注重政策实施的管理和评估,而不是政策制订;(3)从社会科学基础转到工商管理基础;(4)由重视知识到强化技能[1]。伴随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转型,公共管理教学方法与公共行政相比也有明显不同。传统公共行政教学倾向于单向式教学,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而公共管理教学则强调双向沟通式教学,以学生和问题为中心,更注重未来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实际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及其所需各种实用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教育。因此,公共管理教学方法较之公共行政则更为灵活多样,已不限于单纯的课堂教学和讨论班。像商学院其他工商管理课程一样,在公共管理教学中,案例分析也处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还包括实地调研、实习(如三明治课程,其中包括一年到实际部门的实习)和计算机模拟等。目前,在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灵活的教学模块和跨专业的联合或荣誉学位,已经构成其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教育的鲜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未来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学生。

二、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及其危机

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的形成要早于大学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20世纪初,英国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由Webb夫妇建立的,他们的经典研究工作是关于英格兰地方政府的系统研究。Webb夫妇具有实用主义形式的关于外在于政治过程的政府职能的研究工作,长时间主导着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风格[4]。在Webb夫妇的积极倡导下,1922年,英国皇家公共行政学会成立(RIPA),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和咨询组织,旨在发展作为一种职业的国民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并推动公共行政研究。RIPA创立的第二年,英国著名的《公共行政》杂志创刊。RIPA的创立和《公共行政》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英国建立起来。RIPA早期主要致力于三个领域的工作:其一,运用案例研究探索和提升公共行政的职业实践;其二,将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理论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以便建立公共行政学科;其三,研究所有民主国家中公共行政所应遵循的原则[5]。为此,RIPA定期举办各类演讲和会议,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联系,支持个人研究,并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6]。RIPA对于维系和促进英国早期公共行政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规模都十分有限,真正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也很少,研究主题主要是对英国政府的历史描述和运作现状的批评,研究方法多采用历史案例分析,即通过历史史实来刻画和分析政府组织结构、职能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7]。进入20世纪6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整个60年代都被称为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英国政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此时都从事公共行政研究,如D.N.Chester、W.J.M.Mackenzie、S.E.Finer、W.A.Robson、A.H.Hanson等都活跃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4]。在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的学术领域被定义为是研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就是将公共服务看作由政府供给的产品,重点研究政府的制度结构和决策过程,它的学科基础是政治学。概括地说,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特征是:(1)集中于研究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公共服务;(2)相信政府“计划”可以弥补市场失败;(3)捍卫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8]。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范围开始得到拓展,其主要推动力量是来自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分析两个学科的迅速发展及其向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的广泛渗透[7]。

组织理论和它的分析工具在英国的本土化发展工作主要是由Aston大学的DerekPugh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完成的,他们由此创建了组织理论学科发展史上世界闻名的Aston纲领和Aston学派。Aston学派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63年至1969年这段时间,他们运用大样本的制造业企业组织和其他类型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一套组织理论中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如规模、专业化、集权、规范化、标准化等等,用它们对组织结构进行测量,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变组织理论。Aston学派后期的工作是将权变理论运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和管理研究,开创了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过程的先河,并为英国公共行政领域中研究范式的转换创造了条件[9](p.90)。英国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公共政策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研究内容集中于政策过程而不是政府正式的制度安排,更强调在政策形成和传递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网络分析,同时也更为关注政策内容和结果评价以及与提高政策质量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基础已经不局限于政治学,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开始进入政策分析领域。英国早期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分析,如著名的清洁空气法案研究等,有名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Birmingham大学的地方政府研究所,Bristol大学的城市化研究所,Leeds大学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研究所等[7]。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典型的如政策评价、政策网络分析等至今在国际上仍颇具影响[10]。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初虽然并不是隶属于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的研究领域却与公共行政多有交叉,并在客观上起到了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作用,同时也为该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英国,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在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使得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面临潜在的危机。盖瑞和詹克森(Gray和Jenkins)曾经指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替代者的威胁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多元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很多学者通过运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和政策分析来研究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学术努力又恰与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战略规划、预算改革和公共服务战略管理的努力相一致。此时,学者和实践者都相信通过运用战略管理、结构重组进行有效改革,可以创造出更具响应性和说明义务的行政单位,并发展起更好的人事管理系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公共行政研究范围扩大了,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学者,还包括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管理研究专家。然而,也恰是从这时开始,传统的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研究开始消退,而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得以迅速发展。”[11]

胡德(Hood)也认为:“英国公共行政从70年代已经失去了其在公共部门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公共行政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弱点。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真正的理论建构相当有限,通常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案例分析,而且这些研究经常是建立在精明的常识而非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导致它极其易于遭受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的攻击。”[12]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已经面临其他学科诸如公共选择和公共管理的挑战,但它的真正危机还是来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组了公共组织体系,政府已经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这使得公共行政范式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传统的公共组织科层制模型是建立在等级制、规则和普遍有效性原则之上的,这些原则随着政府职能的分散化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像内部市场机制、竞争定价、合同外包等,正在不断涌现出来,公共组织的性质、目标、结构和相关利益领域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都迫切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说明,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并开始成为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者。另外,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20世纪80年代所资助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中也不难发现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政府间关系研究”和“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是依据政策、职能和活动领域的变化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新形式,并由此寻求对政府间关系、政策制订、实施和说明义务的新理解。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则是建立在政府间关系的框架上,探索不同类型组织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及其相关的政策网络形式[7]。可以说,ESRC所资助的这两个重要研究项目都远远超出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围,相反,却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三、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持续危机,到90年代终于酝酿出一场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的革命,也即范式转换。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英国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取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标志性事件,是存在了70年的皇家公共行政学会于1992年7月因破产倒闭而寿终正寝[6]。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公共管理就正式取代公共行政成为主导研究范式。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有两大理论支柱,即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7]。管理主义的前提假设是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在公共部门同样适用,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基于此,管理主义强调授权、职业管理、明确的标准和绩效测量、结果管理、货币价值、客户导向等等,这恰好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3E标准(即节约、效率和效益)给出了合理性说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强调作为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失败而不是市场失败,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基于此,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化、合同外包、准市场和消费者选择,这为英国公共部门私有化、政府职能化作出了理论注解[13](p.47)。无论是管理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已经不再将公共管理看作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也不仅仅等同于是单纯公共部门的管理,而是将其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个过程中由各种不同角色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治理,这些角色包括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社会集团,压力、行动和利益集团,社会志愿组织,私人和商业组织等等。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实际上并不局限于研究政府做什么?公共部门做什么?公共管理研究致力于全面分析公共服务是如何供给的。基于这样的研究出发点,横亘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之间的那些传统界限开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治理(gover-nance)成为核心问题。

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而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关系实现秩序化的方式,它包含更为复杂的机制、过程、关系和制度,借此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行动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调解他们的差异。在一个给定制度框架下,不同利益相关者保护其差异和表达其利益的能力是与他们在治理过程及其实施机制中的利益和权力配置相关的。因此,治理过程是否平衡、公平、透明、参与、负责、平等、具有说明义务和有效性,是在公共治理网络中谁行使权力及其行使权力的程度的函数①。一般地说,好的治理包括四个要素,即合法性(legitimacy)、说明义务(accountability)、能力(compe-tence)、尊重法律和保护人权(respectforlawandprotectionofhumanrights)[14](p.5)。好的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对经济资源或公共服务的基于效率的狭义管理,而且还包括使政府更开放、更负责、更透明和更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公共治理的公共管理就不仅涉及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更关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说明义务”关系,亦即人民不仅仅是消费者或顾客,而且是公民,公民有权力要求他们的政府对其所采取的或没有采取的行动做出说明,公民确实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理想的低税率,但同时他们更期望他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能够得到尊重[14](pp.4-5)。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公共管理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公共治理”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在这个议题下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研究问题,如说明义务、国家或地方公共服务网络、伙伴关系、公共服务能力、政府能力、公共组织能力、机构、合同外包、政策网络等等。

篇(7)

摘 要 古德诺是继威尔逊之后将政治和行政关系进行全面阐释和系统梳理的重要人物。本文概括了古德诺关于政治和行政关系的基本界定,重点阐释其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基础和途径选择的观点,分析得出古德诺的公共行政思想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政治、行政二分的原则,有力地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的构建和方法的创新,并基于其实践性和针对性强的特点,科学地指导了各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结论。

关键词 政治 行政 协调 评价

学界通常认为,威尔逊于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正是威尔逊通过对政治和行政二分原则的精辟论述,第一次明确地将行政管理的活动和过程进行专门化的研究,使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确立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而随其后的著名公共管理学家古德诺,在批判三权分立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的论述,成为了政治与行政关系深刻、系统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一系列富有创建的理论对公共行政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基本界定

关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在古德诺的著作《政治与行政》中得到了系统地阐释。在威尔逊的理论基础上,古德诺主要从功能差异角度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即“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者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一直的执行功能,前者谓之政治,后者谓之行政①。”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同时,古德诺还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他认为,基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政治和行政绝非泾渭分明、各司其职,而在运行中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关系特征。即古德诺进一步发展了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从更加全面和广阔的视角阐释了政治和行政的逻辑关系,并将重心放在了二者关系的协调与配合之方面,这对于实现国家民主与效率的发展目标的平衡意义深远。

二、政治与行政关系协调的基础和途径选择

古德诺在其经典著作特别提出,政治与行政协调的基础在于政治对于行政的控制。他认为政治必须对行政加以某种形式的控制,并且选用的方式会因不同国家体制而有所差别。为此他专门举出英国和美国政治体制和政权运作规律的实例来加以论证,同时认为,认为只有政治与行政的控制,方能国家管理目标的实现和权力的正当运作。但同时,古德诺也指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虽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否则也会妨碍行政执行的效率,损害协调的基础。

在厘清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古德诺全面、具体地提出了二者和谐关系塑造的途径。第一,政治和行政应相对分立而又彼此交融、促进。政治应以民主为起点,重在代表和表达国家的意志;而行政则重在高效地贯彻国家意志、切实履行国家的决议。因此,二者存在目标区分和功能分离,这对于排除政治干扰建立以效率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大有裨益。而另一方面,二者的分立又非绝对的,应当充分发挥二者的相互关联和彼此促进的功能。政治应对行政加以控制,使行政执行符合民主和正当的目标;同时政治重视行政管理和执行过程中结果的反馈,及时地进行治理的反思和政策的调整,最终切实地实现民主和效率的有机统一。第二,行政的适度集权。古德诺认为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协调,其中行政权力的集中是其必要的途径。他通过分析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认为三种国家权力互相牵制、制衡,虽能够防止某种权力过分膨胀和滥用的现象,但是也会客观上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和缺陷,即互相防控的权力模式会使国家意志执行受到阻碍,使行政执行受到掣肘,从而最终使权力的统一性受到损害。因此为了改变这一弊端,实现行政执行的高效率和高效能,结合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古德诺认为应当加强行政权力集中的趋势,保证行政权力运行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从而切实达到有效应对国家公共事务、及时处理公共问题,从而保证国家的意志执行的目标。第三,政治对行政合理、适度的控制。古德诺指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应该以不使行政体制被利用来影响国家意志的表达为限。应当使多数行政人员的行政执行工作不会因政党的交替而受到影响影响,确保行政管理活动拥有特殊的路径和功能,排除了政治的干扰。而这从长远来看,必将有助于实现国家政权运作的统一性和行政管理的连续性。第四,法外调节方式。古德诺通过对美国政府体制运作的分析,发现美国政治和行政得以协调的一重要的途径便在于体制外的调节,即政党的作用的发挥。无论是政治对行政适度调控,还是行政权力的集中运行,都有赖于政党功能的发挥。为此,古德诺认为,首先要变革美国的行政分权体制,从而使政党对整个政府负起责任。同时,面对美国政府分权的体制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则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党,方能实现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和行政事务的有效执行。此外,鉴于美国传统的两党制度,为解决分解政治的客观问题,其另一项改革的措施便是经常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从而使得民众意愿得以及时表达,使政党更向人民负责②。

三、对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关系论述的评价

继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一文的发表使得行政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后,古德诺是继承和发展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并将其关系做出系统分析的重要人物。他所提出的政治、行政分立与协调的独到见解,为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与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共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

第一,古德诺关于政治和行政关系的论述,促进了公共行政在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政治与行政虽在理论中同属于上层建筑之范畴,但二者却互有差异。古德诺对其关系的经典阐述,深刻地揭示了二者在国家管理中的不同功能和目标取向,并且还认识到上述差异必将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会逐步彰显的重要规律,而该发展规律反映到行政学的演进中,便客观上要求行政从政治的遮蔽下分离出来,凸显行政权力运作的特色,保证行政权力的独特地位和现实执行力,追求科学、高效的管理。而反映在国家管理的实践中,客观上会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于研究行政体制及其运行特征,“因为既然行政已经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的领域,那么它从属于技术性设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③。”如何是行政及遵循政治的安排、有最大限度的提升效率,保证国家意志的实现便成了值得深入思索的问题。此外,对于研究的方法而言,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革新作用。在古德诺看来,传统的研究政府和行政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学的方法,过分强调政治的作用,关注政治学的要求和研究重心,其必然忽视了行政机关和行政执行的特殊性和行政运作的差异性,而二者关系明确界定后,行政学作为新兴的学科便客观要求着在研究方法的凸显特色,在选择上趋于具体,从而为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古德诺对政治行政关系的论述,继承、发展了威尔逊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古德诺在其经典著作中不仅强调了政治、行政分立的必要性,其更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二者关系协调对于国家政权顺畅运作的深刻意义。他根据国家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等实际特点,认为在现实中,政府机构之间的分工不可能像政府两种功能那样划分的一清二楚,即无法严格的规定上述的功能应委托哪些政府机关去行使。因此,只有建立二者的和谐、配合与互补的运作关系,方能使国家的发展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实现相得益彰。当然,为了实现协调,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国家意志的表达机构或执行机构的独立性,即实现协调的基础是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政治对行政的控制能够保证执行机构恪尽职责地履行国家的意志,实现政令的统一。由此可见,古德诺所提出的二者协调是在政治、行政主从关系的基础下加以建构的,这符合当时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为了保证行政效率和民治性,政治对行政的控制还应界定在一定的限度内,只有控制适度,方能最大限度发挥国家政治机关的功能。最后,古德诺还结合美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其他科学的途径,如进行行政适当的集权,保障使得行政力量的统一性,增强行政管理的执行效果;进行有效的法外调节方式,发挥它的协调、弥合功能等等,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公共管理活动中都将发挥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第三,古德诺的理论扎根于政治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创新性。古德诺之所以在公共行政发展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在于他的理论完全来自国家管理和政治实践,他的理论是直接瞄准美国现实公共问题解决的。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虽然权力的制约可以保证权力规范的行使和不被滥用,但是毕竟割裂了政治与行政相互交融和促进的关系,从而客观上导致了行政力量的不统一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上述问题,古德诺提出了政治和行政的分立和协调的关系主张,较好地消除了当时美国国家权力和政治体制在实际运作中的客观障碍。同时,他的政治、行政关系的理论还来源于美国特殊的两党体制,即正是政党竞争所带来的利益集团的对立和分化,导致了社会的混乱甚至动荡,因此有必要把政治与行政分离开来,即“把政党之间的竞争限制在纯粹意义的政治领域,而把行政看作隶属于政治又与政治相分离和有着自己独立性的领域④。”这样一来,便解决了两党制带给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和管理的连续性。此外,古德诺对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界定之所以更加地全面和深刻,其也归功于他对美国政治体制和他国的客观国情、政权运作状况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作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民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政治是由公民授权和委托而形成和运行的已是不争的事实,即国家意志从宪法角度而言是来源于公民意志,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因此,从国家管理的层面而言,政治所代表的民主明显比行政所带来的效率具有更高的正当与合法性,理应在二者的关系中扮演主导和支配的角色,因而政治控制行政也变理所当然了,这种方式能够防止行政权力的异化和滥用,保证行政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但同时,为了国家意志的有效执行,政治对行政的约束和控制却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要给予行政相应的空间,维持行政权力的统一和贯彻力,确保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实现政府管理的高效率。这些极具价值的论述都和作者研究美国的具体政治实践和社会问题不可分割,正是古德诺这种贴近政治实践的研究风格,使得他的理论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成为了公共行政学中的经典理论和指导各国公共管理实践的科学理论。

注释:

①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12.

②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