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类型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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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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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混业经营监管体制

一、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现实的两难选择

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是金融业的两种不同经营模式。分业经营是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开经营，它们的核心业务不同，互不交叉，它们的机构也分开设立、互不隶属，相互独立。混业经营是指金融机构在传统业务基础上还经营其他金融业务，如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开始相互渗透，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越来越多，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不断发生，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盲点和低效率，极易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和风险的聚集。监管必须与监管的对象相适应，面对变化了的监管环境和对象，改革现行的监管体制以m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对混业经营在我国发展现状的优劣势分析

按现行的有关法规，我国目前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人为割断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联系。但近几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混业经营趋势明朗并加强，美国、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调整其金融体制；在国内，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分业经营政策也出现了适度调整和放松。

尽管我国目前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我国的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的混业经营一直在扩大，已经存在像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保险集团等控股多个金融机构的金融集团，以及在境内外控股或设立投资银行和上市银行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同时跨业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业务等。例如，中国光大集团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机构，并且控股申银万国证券、组建中加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模式”其实就是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综合体，同时又实现了在同一利益集团主体协调下的混业经营的格局；中信集团出资设立了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和管理境内外中信公司所辖的各类金融企业，包括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中信期货经纪公司、中信资产管理公司和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中信资本市场控股公司、中信国际资产管理公司等；平安保险业同时立足四大主业，包括财险、寿险、信托和证券；中国银行控股香港上市银行――中银集团，拥有中银国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工商银行控股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拥有工商东亚从事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于1995年与摩根斯坦利合资成立中金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同时，2005年2月，《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出台，被认为是发展混业经营的明确信号，经有关部门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交通银行将成为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为金融业分业框架下实践金融混业经营提供了政策依据，导致了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长期隔离的状态被打破。由此可见，我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如何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对金融集团有效的监管已成为金融监管当局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难题。

三、混业经营趋势下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障碍

面对混业经营步伐的加大，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1、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要规范和约束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集团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其它业务活动，必须做到依法监管，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杜绝随意性，维护金融监管的客观性、公正性、公平性。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领域相互渗透，但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很不健全，虽然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多达四千多部，但主要还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还没有任何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存在监管空白，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无法适应混业经营趋势。

2、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并存。在混业经营趋势下，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的趋同性和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缺位或监管机构之际的相互推卸责任，进而导致监管的真空。本来不同部门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因业务的交叉又必须按业务进行监管，重复交叉监管现象突出，同时也严重制约了金融业务的创新活动。

四、功能型监管――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路径选择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效仿美国为主，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别监管，这固然可以发挥专业监管优势，但这种监管在体制上的障碍不但有悖于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而且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产生冲突，而功能型监管与传统的分业监管有着根本的不同。功能型监管是相对于机构型监管来说的，机构型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安排监管，而功能型监管则是按照金融活动的类型来安排监管。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功能型监管的最大优势就是其能够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反映监管对象的实际情况，实行跨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王刚，杨军战.我国金融行业监管现状与制度变革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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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之下，金融行业逐渐向自由化与创新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综合经营是当前社会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的实践可以证明，综合经营有利于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内外的金融业监管体系变革工作的进程。在新形势的驱动下，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必须以综合经营为必然途径。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弊端，无法完成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发展的需求，使得我国金融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有所降低。

1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1.1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相关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会议的召开并没有周期性与规律性，并且，由于其不具备公开性使得监管协调会议的权威性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之间相互独立，彼此之间无相互约束的权利与义务，三者并没有资源共享的平台，这就使得信息资源无法进行及时沟通，严重影响着金融监管工作的进行。

1.2 对金融风险控制存在盲区

当前，在对金融行业的产品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对于跨行业的金融产品缺乏明确的权责分类与定位，这就使得在具体的监管工作中，各个监管部门出现责任不明，重复监管，甚至是无人监管的情况，严重影响着监管的工作效率。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主要三家监管部门欲进行对各个产业根据业务的性质与特点分类经营与监管，在进行分类监管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弊端，如缺乏监管主体等问题。

1.3 对金融的创新缺乏有效支持

金融行业的各监管部门为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欲主张进行分业监管的工作模式，因此，在具体的兼顾工作过程中，监管部门意图控制其所监管的金融单位的经营范围与内容，对于一些具有创新性与开拓性的产品采取抗拒的态度，以期减少监管的工作压力与风险，通过实践可以证明，该种方式严重阻碍了金融行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行业无法得以有序的综合经营，在全球的市场经济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处于底端。

1.4 金融全球化趋势对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

当前，无论国际与国内的金融体系都具有不稳定性，在当前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形势之下，市场的竞争也就愈加激烈，因此，各金融行业为提高经济效益而不断拓宽自身的经营范畴，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对其所经营的产品与经营方式进行不断地创新，以开拓其经营范围，这就使得全球的金融体系的风险性日益增长，金融危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日益严重，金融行业的交易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以得出，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增加了我国监管部门的工作难度。

2 综合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变革路径

2.1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

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协调小组，监管的主体主要是由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以及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等部门构成，在进行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金融监管协调小组应当由国务院的专管领导进行直属领导，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工作内容.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应当加强金融行业监管协调小组与金融协调委员会（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人民银行、财政部组成）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在此过程中，应当充分调动各监管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使得对于金融行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制定有效的策略与决定，通过不断地实践与完善，建立健全的沟通协调机制。

2.2 建立健全的主监管制度

在进行实际监管的过程中，为避免各监管部门出现权力争夺、监管内容重复与交叉的情况，应当通过法律的制定来对各个监管部门的职权进行明确规定，明确规定其监管范畴与监管力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各个金融行业的不同性质与特点进行分类，并确定其直属的监管部门。在明确规定各部门的监管职能的同时，也确定主要监管部门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强主要监管部门与附属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方面日常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及信息资源的共享。在此期间，应当建立应急事件的绿色通道，将具体的操作程序进行简化处理，在实践时根据以上原则，对于监管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之处给予及时的补充与完善，以推进金融监管工作的有效进行。

2.3 完善功能性的监管

借鉴先进的功能监管思想，对我国的金融行业进行全程监管，有效规避风险并且完成市场公平竞争的目标。在金融行业进行综合经营的形势下，对金融行业的全程进行科学的风险预测和监管，以避免金融行业中过多风险的堆积甚至是金融危机的出现。在具体的金融行业中，具有不同的经营产业类型，而不同的产业类型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相同或类似之处，这就使得监管的难度加大，因此，必须完善功能性的监督，根据功能监管的具体理念，根据具体问题给予与之对应的解决方法，从而推动稳定的金融秩序。

2.4 加强监管能力的建设

如上文所述，在实际的监管工作中，综合经营的方针使得当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日益复杂，监管难度也与日俱增，这就要求相关监管部门必须立足于宏观的视域，拓宽自身的监管观念。与此同时，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对金融行业综合经营过程以及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实时监测，以得到对当前金融行业综合经营过程中所面对风险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有效地分析与排查，从而完成有效规避风险的目标，在相应的工作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地分析与总结。并且，应当加强金融监管人才队伍的建设。在此过程中，对监管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以提高其专业的业务能力，强化其道德观念，从而将其培养成为各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更好地完成当代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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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监管制度；金融管制因素 1.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历程

1.1金融组织创新

中国金融组织创新的发展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推动的，主要由中央银行组织实施，为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职能，为使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设置适应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的要求而逐步推进的。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涌现代表着中国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方面，形成了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这一体系为建立向市场转轨的金融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

1.2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

从贷款业务看，扩大了贷款对象的范围，出现了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按揭贷款等品种。在此基础上，各专业银行开始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设备贷款、基建贷款、商业网点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外汇贷款、票据贴现贷款、票据抵押贷款、个人抵押贷款等新型贷款业务。

从存款业务看，对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存款业务进行了深入的创新，先后出现了大额支票账户、存款通存通兑、存款保值储蓄、购房储蓄、工资代收存款、信用卡存款、通知存款等新业务品种。

从中间业务看，拓宽了各种类型的汇兑和结算业务，新开发了诸如异地托收承付、代收代付、代客保管、个人信汇、电汇信用卡等业务，各商业银行还成立了信托业务部、证券业务部、租赁业务部、房地产信贷部、信用卡部等，开展了票据贴现、票据回购、资金拆借、货币互换等业务，在更广阔的金融市场业务领域内进行创新。

中国金融工具的创新，在货币市场上包括国库券、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债券、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在资本市场上包括中长期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收益债券、股权证、基金证券等；股票市场的工具创新，除引进国际通用的普通股、优先股等吸纳性创新外，还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B股股票、法人股权证和内部职工股等；在保险市场上包括健康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保险、投资分红保险、保障类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

我国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的过程中呈现三个特征：（1）以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为主，但这些业务与工具创新还停留在浅层面，缺乏基于促进资金融通的流动性和防范与降低金融风险的深层次创新；（2）资本市场的工具创新以吸纳型为主，结合中国具体金融环境的原创型创新很少，债券融资工具（尤其是企业债券融资工具）创新种类远远不足；（3）金融业务创新单一，严重缺乏交叉业务创新和跨行业金融工具，并且缺乏与新技术的结合，金融电子化程度低。

2.我国金融创新中的主要问题

2.1微观金融机构缺乏创新动力

我国的金融创新主要是由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等外部因素推动的。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产权单一，尚未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缺乏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国有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是在无序过渡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许多不计成本甚至负效益的金融创新。

2.2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

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系统性，创新成果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各金融机构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建立在研究客户需求基础上统一的规划协调部门，没有专门的主管机构，业务开发缺乏系统性。二是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科学性，金融创新产品的优势无法发挥。

3.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3.1有效监管模式的安排

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我国的微观金融机构的创新范围也将逐步的由单一领域扩大到多领域，为了满足跨领域金融创新的需要，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应采取逐步推进的思路，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短期内：（1）先应采取措施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行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2）由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风险性、功能性监管转变，让传递同样风险和收益信号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及金融市场受到相应的监管。（3）逐步建立起由中央银行牵头的监管模式。央行设立协调机构，定期召开金融联席会议，实现银行、证券、保险在信息交流、法规、日常监督、处理上的协调。（4）推进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专业化，加强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商业银行的运作规范化，以及金融业内各行业间将相互开放、相互进入的金融发展格局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创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具体做法是：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全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活动，协调金融监管与外部各有关方面的关系，提高监管能力，实现协同效果和规模效益。在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立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保险监管局、信托监管局，将原分业的金融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归并和组合，由相应的监管局取代，分别负责相应行业金融监管工作的具体实施。

3.2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

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作条件，而这个条件能否具备则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

尽快制定金融法律实施细则。监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监管职能，除了主体法律体系外，还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还要对立法环境尚不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有关金融行业，先制定过渡性的暂行条例。另外，针对目前银行面对企业大量的金融法规行为无能为力、社会信用环境恶化的状况，必须尽快成立金融执法机构，专门受理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诉讼案件，重塑我国金融司法秩序。

加强商业银行退出方面的法律建设，构建有问题商业银行的退出机制。相关法律要赋予监管机构退出市场决定的自，即在银行破产倒闭前采取适当纠正行动的权利，使监管机构能根据具体情况，对产生问题或经营效率低下的商业银行进行及时处理或勒令其退出市场。

3.3建立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借鉴发达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我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可分为三个层次建立：（1）建立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系统。可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统计局、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参加，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指标体系、分级监控的原则，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组织系统，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同时，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及时传输到政府各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2）建立区域金融预警系统。由中国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和区域内银行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和辖区内各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检测和预警，及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递到上层预警组织和各金融机构。（3）建立地区金融预警系统。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银行监管部门与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检测和预警，将各种警情信息及报时上级预警系统和监管机构以及各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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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监管；全球化；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

一、风险防范与控制渐趋成为金融监管立法核心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而金融领域又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加之金融行业自身的脆弱性，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风险与金融形影相随。因此，金融风险的积攒和蔓延，势必对全球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当今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核心和焦点。风险监管作为新的监管理念，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

(一)金融全球化与风险监管

金融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市场主体的日益国际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这都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使风险得以蔓延和扩张，并难以得到防范和控制，金融全球化中的任一环节一旦发生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从而加剧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还直接导致任何单纯一国监管的低效，加之金融业自身的脆弱性，在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金融风险跨国感染和蔓延的机会大大增加。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已迅速蔓延和扩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充分说明了，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建立和健全以风险防范与控制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法律制度作为依托和保障至关重要。

(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

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统计学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和预测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强，缩小了不确定性的范围，减少了不确定性的程度。于此同时，由于各种各样新事物和新制度的涌现，人们还来不及了解其影响时已不得不去适应它，因而，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新的潜在风险，正是因为大量不确定性的产生和存在，人类始终面对着一个充满挑战、机遇及危险的世界。随着当今金融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快以及金融创新的日益很活跃，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创新浪潮已涉及金融的各个领域，不仅包含金融工具的创新，同时也包含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组织、范围和功能的创新。金融创新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使金融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大。模糊了传统的金融业务的分类，对传统的金融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需要，不但不能实现对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反之，是对金融创新发展的制约和束缚。金融监管需要在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革和加强。金融创新是传统的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日渐深入的全球化金融服务业中管制因素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所形成的日益激烈竞争的反映。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无疑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规模效益，两者的相互促进形成了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竞争，导致了金融业务更加复杂、金融行为瞬息万变、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风险防范和控制的任务更加严峻。

(三)金融自由化与风险监管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窘境，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自由化与放松管制一方面促进了金融法创新的发展，活跃了资本，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客观上也导致了金融机构更多的冒险行为，利率自由化、混业经营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多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集中了更高的风险和投机性。这些都引起了金融脆弱程度的增加，容易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而完善且执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框架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制度质量，从而减少金融自由化所引发的金融脆化现象。因此，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就是金融监管法要以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为核心和重点。建立和健全风险监管法律制度。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渐趋完善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

回顾百年来金融理论演进和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现代金融及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的金融及金融理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此金融而非彼金融”。现代金融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结构的高度复杂性、巨大的负外部性、日益明显的虚拟性和独立性，加上金融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全球性，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波动与危机迅猛的跨国界传导，传染性与破坏性极强，这都促使了全球金融风险的迅速全面升级。面对这种金融风险全球化的趋势，单个国家面临着日益艰巨和复杂的金融监管压力，单单依靠某个国家内部监管当局的力量越来越难以实现对本国金融业的有效监管，为了避免监管信息采集、检查和处置工作的重复成本，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金融监管无效和失灵，以及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差异所带来的监管冲突，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就日益凸现出其重要性，并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52届年会讲演上指出：“在许多问题上，各国努力与国际支持相结合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很多困难都超出了各国自行解决的能力范围。”这句话用在金融监管方面尤为恰当和贴切。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立和健全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价值在于促成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监管的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在于消除或减缓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全球传染效应，在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促进金融业安全和快速发展。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进程中，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日益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明显趋势。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合作与协调的主要有效实现方式是国际组织的建立及达成的诸多法律文件，各种国际会议和论坛的召开。国际金融监管最初表现为银行监管者之间的双边接触，后来逐步扩展到金融的各个领域。1975年。在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内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交流金融监管信息，制定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各国监管当局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维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

所说的“巴塞尔协议”)。1997年9月又正式颁布实施了更为重要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1984年，证券监管者国际组织(IOSCO)成立，是国际证券业监管者合作的核心，先后发表了《里约宣言》、《监管不力和司法不合作对证券和期货监管者所产生问题的报告》和《承诺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监管标准和相互合作与援助基本原则的决议》。1992年，保险监管国际协会(IAIS)成立，制定和颁布了《新兴市场经济保险规则及监督指南》。为了对有可能阻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协调，以推进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对金融监管法律也进行了国际协调。1993年12月，缔结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附件，1995年达成了《金融服务承诺谅解》，1997年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协议》(FSA)等文件。各国际金融领域基本上初步形成了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文件。并在不断的适应新的国际金融形势，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此外，监管机构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信息共享与合作及技术性和程序性的安排还是比较普遍的，主要表现为谅解备忘录的形式(MOUS)和金融信息备忘录(FIMOUS)，前者通常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条件，通常包括获取彼此所拥有的官方文件和其它信息的规定，而金融信息备忘录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备忘录，规定获取更一般信息的条款，或进一步规定关于国际经营企业风险评估认定的常规报告要求。以上这些都说明，基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健康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在此方面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注意：1、坚持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并不是否认国家经济原则，也更不是对国家原则的质疑和动摇，也更不代表就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弱化论”和“让渡论”的拥护者。各国要在坚持国家经济，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本着“双赢，互惠”的目的进行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这样才能真正的维护本国的利益，从而进一步促进全球金融安全与稳定。2、目前普遍认为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文件不具有强制力，具有软法的性质，由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是否实施，但绝不能以此忽视，甚至否定这种软法的效力。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各国的彼此依赖性加大，软法的效力虽然不直接来自于各个单个国家的强制力，但是，国际法制的创设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博弈与较量的过程，其具有规范效力，软法一经形成，相应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如果违反，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纪律的制裁，甚至被共同体开除等制裁。因此。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文件虽然不具有法的强制约束力。但却对各国有着更高的吸引力，更应受到广泛的信奉、认可和遵守。

三、动态性金融监管和系统性金融监管相结合

(一)系统性金融监管立法

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动态的运动本质，随着资本和加速运作，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尤其是在金融创新日益活跃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形成了以资金链为基础的竞争关系，各金融机构之间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和连动性。当一个机构出现问题时。就会迅速波及其它机构，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危机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此外，金融交易手段的创新，在提高金融活动效率的同时，也伴生出新型的交易风险。如：股票指数交易、期权、期货交易等。这些新型的工具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在产生风险时，这种杠杆效应的存在更使风险倍增。金融风险更呈现系统性扩张和蔓延的特征。

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一般就是相对个别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而言的，指的是通过单个金融风险的传染和蔓延而形成的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其在规模和性质上，均大于个体金融风险的简单相加，具有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等显著特征，往往会对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和威胁，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近期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而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使系统性风险监管问题受到高度关注。2008年3月，我国央行、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应该正确处理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金融系统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状况，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保障国家金融安全。”这充分说明在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的背景下，风险从其一产生，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在金融监管中确立系统性监管的理念，将监管视野扩大，用系统的、全局性的思维去设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非常重要，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立法趋势。

(二)动态性金融监管立法

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在当前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系统性风险凸现的背景下，与时俱进的重视动态金融监管非常重要。将动态性监管与系统性监管相结合，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立法的趋势。动态性金融监管立法的本质特征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信息化监管。金融市场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金融风险又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蔓延性。因此，大量真实、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是金融监管部门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其中，信息披露制度非常重要。在金融监管实践中，由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导致了信息供给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就很难做出使监管资源最优化的决策，极大的妨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完备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非常重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朗曾对信息公开制度作过这样的评价：“公开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与产业弊病的矫正政策而被推崇，阳光是最有效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鉴于此，为了提升金融监管的信息化，国际社会近年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1年4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保险业协会及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组成的工作小组，出台了《多方工作小组关于提高信息披露的最终报告》文件，对完善金融机构信息公开披露专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与指南。2004年6月26日，在经过长达5年的修订后，巴塞尔监管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最终稿。在新资本协议第四部分，即第三支柱――市场纪律中，就明确说明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要求通过建立一整套披露要求以达到促进市场纪律的目的，并对相关的要求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2、及时化监管。监管信息，监管措施及政策的实施，都具有时效性，动态监管要求及时的收集监管信息，并及时进行信息的鉴证、扫描与分析，及时编制信息报告，并将监管信息及时高效传递或披露，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有关的监管决策层并迅速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监管行为。时滞的信息以及监管措施，难以真正起到实效，会导致监管成本的增

加。监管低效，甚至对金融风险的积聚和扩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持续性监管。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应在监管中不断的自我改进和完善，与时俱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监管。动态性监管应是持续性的监管，一是应着眼于监管的方案、程序、技术的不断调整与修正，以适应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充分发挥激励相容机制在金融监管领域中的作用，注重金融机构自身对风险与缺陷的持续改善，直到其安全性、稳健性和效益性等指标符合金融监管的需要。

5、预防性监管。金融监管的时滞性普遍存在，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在风险充分暴露，大规模蔓延时才监管，容易导致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低效。因此，针对当前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的客观现实，为了避免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更好的防范和控制风险，维护世界金融的安全与稳定，“预防性金融监管”制度的确立日益重要。金融业“预防性监管”的方法和手段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最初主要是以单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的。1993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使用“标准化监管”方式。但仍然延续了这种行政指令式的特征，1996年，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以内部模型监管方法替代了“标准化监管”，但内部模型监管方法却被称作是一种“半刚性”的监管方法，没有完全解决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弊端，而且在内部模型监管的运用上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随着信息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非对称信息博弈研究和运用的成果，金融监管领域产生了预先承诺方法，体现了动态监管的理念，以实现预防性金融监管的高效为目标，将成为金融监管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四、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 功能监管 “伞形”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对“金融”的简要解释为：“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的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①参照一个对“金融”更为简洁的解释“跨期配置稀缺资源”②我们就能对“金融”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金融监管（financial supervision）意指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和经营行为的监管。”③具体来说，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督管理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④

“金融监管的最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尽力防止或制止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的发生；二是保护知情较少者的合法利益。”⑤

金融监管体制的探索是建立在上述对金融和金融监管本质理解的基础上的，是以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为导向的。无论是三种标准金融监管模式―机构监管模式、功能监管模式还是目标监管模式之间，或是他国通过对标准模式的发展形成的“伞形”监管体制、“双峰”监管体制或是混业监管体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监管体制或者如何探索最适合中国的监管体制取决于对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程度的深入了解和对金融监管发展趋势的预判。

三种标准金融监管模式

金融监管模式是具体金融监管体制的标准化模型，各个国家的监管体制都是以监管模式作为蓝图构建起来的。即便是采用单一监管体制的国家只设立一个综合的金融监管机构，但是它的内部架构依然不可能脱离传统的监管模型。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类：机构监管（institutionregulation）；功能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目标监管（objectiveregulation）。

机构监管一般是指以金融机构的分类来区分监管者，例如银行业的监管机构监管银行、证券业的监管机构监管证券公司、保险业监管机构监管保险公司。作为一种历史上最简明有效的监管模式，机构监管有以下的几种优势：其一，有相对全面的监管覆盖。在法治市场中，金融机构都需要进行登记，所以只要金融机构符合某一个监管者监管对象的类别，就会被这种监管模式覆盖。其二，因为监管对象是一个金融机构整体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业务部门，所以有利于把握整个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发现混业区域的违规问题。

功能监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1999年美国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首次提出了“功能监管”概念。意为相似的金融业务要由同一个监管者监管，例如银行业的监管机构监管银行业务、证券业的监管机构监管证券业务、保险业的监管机构监管保险业务。这种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首先，每个监管者只监管其最专业和最熟悉的业务，这不仅提高了监管效率也保障了监管的质量。其次，类似的业务由同一监管者监管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和原则，避免类似业务却有不同标准的监管。例如在机构监管模式下，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某些涉及证券业务的监管标准可能就与证券业的监管机构对于证券公司的监管标准产生冲突。最后，功能监管有利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平等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目标监管一般是指面对业务种类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一种更为直接和理想的监管模式。它的理念是根据最终的监管目标设计监管机构，“使金融监管的三个方面―系统监管，审慎监管和业务经营监管均能达到各自的目标”⑥。这种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方面，目标监管主旨明确，直击要点。无论是在机构监管模式或是功能监管模式下，总体的监管目标是分散在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中实现的，毫无疑问，经过这样的稀释，监管目标的明确性和主导性自然会有所下降。而目标监管模式是根据监管目标而设计监管机构，例如系统监管机构，审慎监管机构和业务经营监管机构，目的性和监管侧重自然清楚明确，监管效率自然提高。另一方面，目标监管模式根据监管目标不同设立各自独立的监管机构可以消除基于不同监管目标而产生的理念和制度之间的冲突。系统监管、审慎监管和业务经营监管是相互间区别度很高的监管目标，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和监管文化，一个监管机构要从理念到制度完美统合不同的监管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加速，不同的监管目标之间的差异化会越来越明显，基于监管目标的不同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具有现实意义。

当今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所需的设计是建立在以下制度基点的充分论证之上的：审慎监管与市场行为监管是否合并、中央银行的角色、各监管机构的政治独立性、监管竞争需求、监管权力制衡和如何更好地衔接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等。

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分类是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都是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向或者走折中路线，然后参照三种监管模式设计出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混业监管体制和美国的“伞形”监管体制。

混业监管体制也称为单一监管体制或集中监管体制，即只设立一个综合金融监管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各种金融业务尤其是混业经营程度较高的金融集团的所有金融业务进行全面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其典型代表。英国于1997年合并了原有的各类金融监管机构，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并于2000年颁布《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 FSMB），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综合监管者的地位。虽然2010年6月，英国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变革，撤销金融服务局，由英格兰银行执行其大部分职能，但是并没有改变英国混业监管的基本体制。

混业监管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混业监管体制适应当今金融创新能力急剧增强，市场细分化和业务多元化显著的金融业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对于资本市场日益提高的金融服务要求，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和日益细分的业务类型蓬勃发展，混业监管可以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从宏观上控制总体风险。其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监管分割所导致的重复监管及监管对立，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监管环境。再次，混业监管体制可以产生规模效应，降低监管成本。最后，混业监管体制这种简洁的结构可以更好地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与责任。

混业监管体制的劣势在于：首先，混业监管体制只适合非常成熟的金融市场。其次，唯一的监管者就意味着缺乏竞争环境，无论是监管效率还是勤勉程度没有类似机构的比较就只能寄希望于自觉，这为的滋生创造了可能。最后，唯一的监管者这一状况本身就意味着高风险，一旦这个监管机构的制度和理念出现偏差和疏漏或者没有紧紧跟上金融市场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发展，那么某种程度的监管失效就几乎无法避免，因为没有另外的监管主体和监管系统可以对此进行补救。

“伞形”监管体制属于分业监管体制的改良体制，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分业监管机构设置一个“伞顶”―牵头监管者。以美国为例，首先根据功能监管的模式进行分业监管，“在银行业领域，财政部货币监理局（OCC）、联邦储备银行（FRB）、储蓄性金融机构监管局（OTS）、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各州的银行局（SBD）共同负责监管。”⑦，证券业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期货业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保险业由所在各州的保险监管局监管。在这些监管机构之上由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FED）进行总体监管。美国拥有最为复杂的体制，“有100多家联邦或州立机构负责负责不同类别和层次的监管”。⑧

“伞形”监管体制的优点在于：首先，基于功能监管模式的分业监管设计可以发挥各类监管机构自身的专业性。其次，在监管机构之间产生监管竞争，有利于激励各个监管者的勤勉和高效。最后，在分业监管之上有牵头监管者的总体监管可以在宏观层面控制风险，协调监管中的冲突和矛盾。

当然，“伞形”监管体制也有其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非常繁琐和复杂。其一，整个监管体制需要精简集中，牵头监管者的权力需要得到加强。其二，监管范围除了传统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外，要把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纳入监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哪种监管模式或监管体制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采用哪种监管体制必须建立在各国自身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之上。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选择监管体制应当充分考虑该国的金融行业的融合性，包括跨业经营的法律障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国家上层权力制衡机制等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整个监管体制的基础与可行性。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混业监管体制和“伞形”监管体制。

混业监管体制的建议主要体现在对于“大部制”的讨论，“整合金融监管资源，成立金融部一度呼声很高。”⑨具体而言，就是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一个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的部门，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统一监管。混业监管建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混业经营的必然性。混业经营已经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种趋势。对于顾客来说，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满足个性化的需要。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混业经营可以拓展业务范围，通过多元化业务类型来分散风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但是回到前文关于混业监管体制的优缺点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实施混业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国家要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英国、德国、日本等皆是如此。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市场发展不过三十余年，年轻与不成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金融市场由政府主导的痕迹非常明显。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建立混业监管体制，那么其优势将大打折扣，而缺点―和缺乏风险控制将彻底暴露。中国是由国务院而不是央行在主导金融政策，而如果建立“金融部”或类似的机构自然也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这样一来不仅仅是监管竞争的缺失，连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身份界限都将含糊不清，最终“教练”与“裁判”的身份再次合一，中国金融市场失去市场主导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国实行混业监管体制缺乏现实条件。

其实除了混业监管体制，以分业监管中功能监管模式为基础的“伞形”监管体制也能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虽然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它的“伞形”金融监管体系敲响了警钟，但从这个体系自身来看，经过完善（主要是对“伞顶”监管机构的功能强化）的“伞形”金融监管体制依然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监管体制。而对于中国而言，选择“伞形”监管体制有以下的这些优点：首先，中国现有的监管资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有效的利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才刚刚建立不久，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易改变整个监管体制，推倒重来确实有些草率。其次，中国金融机构的架构和运营模式比较多地参照了美国的经验，那么在监管体制方面的参照也是一种配套。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设立和运营都参照了美国的很多经验，尤其是在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公司的设计上直接借鉴了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那么既然美国的“伞形”金融监管的体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基本是有效的，那么作为参照美国发展起来的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向“伞形”金融监管体制发展也是符合逻辑的。最后，建立“伞形”监管体制适应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状态。“伞形”体制应当说是一种安全与效率较为平衡的体制，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这样相对不够成熟而且需要尽可能快速发展从而满足全球化压力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安全保障的金融市场而言，“伞形”监管体制是一种有较强适应性的体制。

中国要建立“伞形”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难点是在于“伞顶”的选择，是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总体监管能力还是在国务院再新设立一个机构？从现实考虑，舍弃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既存的总体监管者再去新设一个总体监管机构，然后重新梳理监管体制并非明智的做法。而直接加强中央银行的总体监管权限，以它作为总体监管者和协调者，以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作为平行的功能监管主体，是实现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机统一原则的合理方式。

结语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再一次提速，作为中国金融业持续繁荣和健康成长的保证，中国的金融监管能否尽快完成监管体制的转型，能否适应中国金融业和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事关中国金融战略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而且目前中国又面临如何尽快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组织，面临21世纪战略发展机遇期的重大挑战，金融监管作为贸易和投资双重自由化的核心监管领域，如何在体制和执行力方面寻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监管体制，进而更顺利地嵌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希望笔者的一些浅析，能够和理论界的其他讨论声音一起，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该如何转变发展的问题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上册），胡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②[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戴维・L・克利顿：《金融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③[美]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九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0页。

④⑤⑦⑨郭田勇：《金融监管学》（第二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1页，第13页，第82页，第95页。

⑥郭锋：《全球化时代的金融监管与证券法治―近年来金融与证券法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争鸣概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篇(7)

“在中国，目前绿色信贷的优势在于我们建立起跨部门的领导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现在地级市一级有信息联网，在环保方面若有企业违法违规，那么银监会就能随时监控，在这些企业信贷支持方面不予以考虑。”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叶燕斐在第二届关注气候中国峰会的“绿色金融・创新共赢”金融论坛上表示。

针对绿色信贷，叶燕斐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大指引力度：一是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二是严密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不能为环境违法违规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三是关注并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表现。

据了解，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21家主要银行机构“两高一资一剩”行业贷款（扣除转型升级部分）增速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9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较2013年初有所下降。

针对推动绿色信贷的方向，叶燕斐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制定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的财税政策，发挥金融支持节能环保的杠杆作用；第二，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在引导资金投向中的基础作用；第三，逐步提高产能过剩行业准入和营运标准，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