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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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简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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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我们自己。2012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了7.8%，为最近三年来首次破八。其中二季度增长7.6%，总体呈下行趋势。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0.4%，6月份单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1.7%，比1～5月份投资累计增速高1.6个百分点，为期间的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如何避免经济失速、硬着陆风险，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认为，“低要素成本”时代已经过去，继续维持GDP9%v2上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中国将进入次高速（5%～8%）的增长阶段，未来经济政策应该在适度宽松的前提下，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在经济下行惯性和稳增长之间谋求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些，本期以“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产业转型”为论题，集中讨论未来经济政策选择。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宋雷磊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与中国宏观经济》中。提出了三点结论：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结构因素；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发达经济体可能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新兴经济体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在中长期内致力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贺力平、樊纲的《从过热增长回归正常增长》，回顾了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历史背景，对2012年宏观经济走势中的几个特殊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应当坚持及时和微调原则，并注意把握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方针。

赵湘鄂、赵成、陈雳的《中国钢铁行业亟待转型破局》，针对目前行业的困局，提出了市场化行业整合及产品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要调整品种结构，更加重视特钢；加强政策指引，强化环保指标；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重视兼并重组的经济效率。

黎峰剖析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问题，认为转型不仅仅是调结构，重点是发展模式的转变。胡春林、贺娜、陈鲲玲基于充分的调查，分别以珠三角、河南省和克拉玛依市为例，对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刘三林则从企业如何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期论题八篇文章，从不同视角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力求多维度论证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新的政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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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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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世界经济的走势、企业的外部环境扑朔迷离，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企业领导者，如何把握当前宏观形势和未来走势?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寻找企业跨越发展之路?

《这个冬天有多长――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通过对全国5920位企业家的问卷跟踪调查与实证研究分析，反映了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经济政策、改革热点及企业外部环境的认识、评价及建议，让我们走近并看清了企业家眼中的企业外部环境。编者根据调查中企业家们反映的疑惑和问题，访问请教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等资深专家学者，请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深入分析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发展情况，给企业家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建议，帮助企业家厘清当前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所面临的真正机遇和挑战。

《这个冬天有多长――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企业家年度问卷调查报告。

2008年8月至10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第16次全国范围内有5920位企业法人代表参与的年度问卷跟踪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8・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改革热点的判断、评价与建议》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企业景气状态、企业家对未来预期、企业家对相关热点问题的判断、企业家对宏观调控和改革的评价及建议等五个方面，客观反映了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改革热点的判断与建议，反映了他们对当前中国企业宏观经济环境的认知，是国内首份详尽了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

2009年3月23日～4月10日，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2009年千户企业经营状况快速调查”，并完成了《企业经营者对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评价和建议》调查报告。报告从2009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状况、企业经营面临的具体挑战与转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几个方面，反映了企业家对2009年企业宏观环境的判断。这份报告反映出当前企业家对经济走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对前景仍看好，严峻考验中也有不少商机和转机。这对了解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状况，增强信心有着相当难得的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专家学者访谈。

本书约请了来自政府、大学、企业的八位专家，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的专业领域，对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及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前瞻性判断。

第三部分，专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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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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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是绿瘦红肥的季节,17日那天,记者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北京)期货暨衍生品市场论坛。会议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与未来走势做了精要的分析,同时,他也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着独到的见解。

由于去年十月份,我国调整了宏观调控目标,经济政策由比较宽松转为适度宽松。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较好成效。从整个经济形势看, “今年中国的整个经济增长是前快后慢的形势。”祝宝良作了判断。

对日前出炉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祝宝良表示,通胀预期还在进一步显现。从目前数据看,经济增长恢复到了12%左右,目前的问题是,通胀预期增强、房价高企,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又再大幅地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收紧货币政策,采取加息等措施?

“个人觉得,应对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办法可能要动用利率工具了,用差别利率的办法。”不过,最新出台的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政策,包括提高二套房的利率、停贷第三套房,其实这已是差别性利率了。就此,祝宝良认为,整个国家通过提升利率来应对经济过热的必要性就降低了。

他说,其实无论是采取哪种政策,多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就当前经济形势看,中国通货膨胀预期比较高,CPI控制在3%之内有困难,但是控制在5%的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祝宝良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要进行温和的通货膨胀,借鉴2008年的教训。而就目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情况看,中国率先利用加息也不是很好的办法。

其次,他还认为今年通货膨胀的情况不会太严重,需要动用财政政策,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抑制这方面的价格上升。所以货币政策要在年内控制在17%以内,适度地控制信贷工具。

篇(7)

中国经济不会“过热”更不会“滞胀”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9％，引发经济过热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首季度的高增长率既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原因。随着去年二、三、四季度基数的不断走高，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和累积，全年经济增长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也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为复杂，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趋势，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剧烈。他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9％以上，其中二季度10.5％，三季度10％，四季度9％以下。

“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在一系列不利因素、不确定风险下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指出。

美欧经济形势不见大的好转，国内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速下滑，股市、楼市表现低迷，CPI涨幅攀升……5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外界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滞胀”的担忧。

工业是反映经济增速的代表性指标。年初以来，中国工业增速从20.7％开始逐步回落，5月份回落至16.5％。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1％，继5月份回落1.8％后再度回落1.8个百分点。在公众担心的物价方面，5月份中国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达到3.1％。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担忧：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取消、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大。

“增速的适度回落与物价的温和上涨，不能代表我们的经济出现了滞胀，而是说明经济的运行渐趋平稳，回归正常区间。”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解释说。

从4月、5月的数据看，虽然工业增加值增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投资和消费也处在历史同期的较好水平上；出口增速反弹甚至好于市场预期；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延续着回升向好的势头。

庄健表示，受货币信贷投放较上年回落、重要商品库存充裕等因素影响，实现全年CPI涨幅3％左右的目标是有基础的。无论是从实体经济还是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状态来讲，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并不存在发生“滞胀”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由政策支持的高速回升，转向市场驱动的、相对平稳但更加可持续增长的转变过程中。”张立群说。

当前经济工作仍需高度重视“稳增长”

在近日于长沙召开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王建认为，总理的讲话凸显了中央对“稳增长”的高度重视，透露了下阶段宏观调控政策倾向宽松的信号。在稳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中，中央仍然将“稳增长”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

“中国下一阶段不存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问题，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仍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庄健表示。

去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前～段时间，无论是控制信贷投放节奏、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密集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等的调控举措，都似乎发出了“宏观政策从紧”的信号。

“但现在，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因素来看，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仍是‘松’的基调。”王建说，中国正面临严峻形势――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危险在加大，乐观的声音越来越少，刚刚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和道琼斯指数都很不乐观，美国华尔街分析师认为，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依然脆弱，甚至面临“向下”的转折点。

来自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5月份美国工厂订单环比下降1.4％，为14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6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12.5万人，表明美国就业市场状况持续疲软。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上涨趋势，从5月份的62.7降至6月份的52.9，超出市场预期。

在长沙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国内外经济环境极为复杂，必须坚持处理好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稳定政策，扎实工作，确保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重点防范各种现实和潜在风险

在6月底于北京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着眼当前，谋划长远，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宏观调控既有利于克服短期困难，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又有利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缓解经济长期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调结构’无疑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工作的主旋律之一。接下来宏观调控的重点将是着力解决中长期发展的问题，在收入分配改革、节能减排、体制改革等方面下功夫。”张立群指出，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保持在8％左右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速度。下一步国家应抓住有利时机，腾出更多精力、资源加快结构调整，坚持有保有压，积极推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严格控制过剩产能和“两高一资”行业。

今年以来，中国对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比如信贷投放量正逐步回归正常，同时对一些存在泡沫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果断出手。庄健指出，政府进行调控，目标还是在不影响就业、经济内生活力的条件下，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调结构应该成为长久之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及许多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要求中国通过结构根本性调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复苏和增长。

他指出，国家统计部门及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应该收集并定期公布结构调整的数值及数据，建立结构调整的定量评

价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数值及数据；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调整的数值及数据；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数值与数据；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数值与数据；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数值与数据。

分析人士指出，在实体经济内生动力及“元气”还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虚拟经济的泡沫放大及商业银行规模快速放大，加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而这会进一步刺激并诱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现实和潜在风险。

文宗瑜表示，当前政府宏观调控要高度警惕并防范金融企业滞后的运营困难及其金融风险、防范先泡沫后滞胀的经济运行风险和房价超长期持续上涨而导致的房市“崩盘”风险。潜伏的风险决定了宏观调控既要在“稳增长”上着力，也要在“防风险”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

下阶段是否会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为期两年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再过几个月就要到期，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对此，王建分析指出。中央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刺激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有很多危险性。

他表示，宏观调控未来方向肯定要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过于着眼于短期目标肯定是不行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些领域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现象已相当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来的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更加激化。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也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再出台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他表示，此前的刺激政策在对经济产生巨大拉动效果同时也带有很多负面作用：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行业快速增长，一些已淘汰的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突出。

经济学家们认为，今后，中国应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城镇化进程等为持久扩大消费提供根本支撑，为经济稳定发展创造内生动力。

在长沙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坚持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着力完善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也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

人们注意到，一些酝酿多年的重大改革在今年开始破题。根据国务院同意的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今年要加快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

中国国务院今年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36条”，配套措施正抓紧制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所长聂高民指出，这实际上是对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