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经验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区治理经验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已进入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喜人。但如何进一步借鉴社区建设中的新思路、新做法和新经验，真正建设好和谐社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社区建设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一环。本办参与“和谐社区”主题调研课题，目的就在于协助调研组及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并写出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二、参与调研内容

（一）社区的基本情况

（二）对近几年来开展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评估

（三）当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1）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

社区治安防范组织情况。社区有哪些治安防范组织，各类组织的人数、人员待遇、经费来源情况；

各类治安防范组织如何开展治安防范；

社区警务情况。

（2）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

创建平安社区的情况；

有效组织开展群防群治的情况；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内容。

（3）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

吸毒人员管理教育情况；

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视居住人员的管理安置情况；

对组织的防治、打击情况；

帮教组织设立情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情况；

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

（五）目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六）对今后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参与调研方式

在调研组的统一调度和计划安排下展开调研。总的要求，调查面要广；挖掘资料要深；掌握的数据、经验、主要问题要实；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新。

1、深入群众、街道了解情况；

2、召开有关基层机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篇(2)

工作制度

XXX街道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市委十届六次全会及区委相关会议的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快推进全民守法进程，经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成立了XXX街道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为使该办公室工作顺利开展，特制订本制度以供执行。

一、主要职责

（一）传达、贯彻和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

（二）制定普法教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的阶段性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要点。

（三）贯彻普法规划，研究安排全街道普法工作，推动解决普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协调、指导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法治文化作品创作和法治文化公共服务等相关工作。

（五）安排部署法治创建工作，研究、落实推进各层次、各领域依法治理的方法和措施。

（六）推进法制新闻宣传工作，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社会宣传。

（七）安排部署普法教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工作的阶段性或年终督导检查工作。

（八）通报普法教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工作评议考核情况。

（九）负责培养、总结和推广各社区和各部门在普法宣传、依法治理、法治创建中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

（十）其它需要办公室研究推进的事项。

二、工作程序

（一）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实行主任会议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主任会议由办公室主任召集，各位副主任参加，各社区、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各社区、各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社区、部各门。

（二）各社区、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办公室主任会议议定事项的进展情况，要及时反馈办公室。

篇(3)

摘 要：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如何在危机发生中构建安全社区不仅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保卫社区的安全关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危机管理；社区功能；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倪斌，男，1986年6月8日出生，籍贯：浙江省乐清市，民族：汉，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6-0207-01

近几十年，各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我国统计局年年都会公布我国因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危机管理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现代社会虽然越来越发达，但是却十分脆弱，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各种公共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国是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国家，幅员辽阔，本来就是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重大突发性灾害频发。再加上我国目前实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很多人错误的理解这一政策，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实行“掠夺式开发”，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的无限索取、有限保护导致自然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促使了很多人为诱发自然灾害的发生。[1]

2003年的抗击非典给中国政府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近年来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显著提升。政府毫无疑问在危机事件的预警、救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然而公共危机具有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危害性、影响的传播性等特点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当今社会的风险因素及其带来的危机一定程度上又与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当密切相关。因此,当代国家应急管理机制通常由政府和各种社会主体共同构成,注重发挥社会团体、社区等力量的作用,最大可能调动社会资源，群防群治，共同应对危机，呈现出全政府、全社会的危机治理网络特征。这不仅是分权化带来的政府治理变革思潮的体现,也是克服可能存在的政府失灵、实现危机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社区在危机管理中是有着有巨大的潜力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化管理模式逐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区也必将在整个社会的管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力量。[2]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只有千千万万个社区的安全才能形成整体社会的安全。因此，如何在危机发生中构建安全社区不仅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保卫社区的安全关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基层社区组织不积极地参与和支持，政府就不可能对危机事件取得实现高效、成功的应急管理。作为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系统末梢的社区组织的健全发展及其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功能的发挥，直接扮演和扩展着城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角色，对城市整体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3]社区可以依靠行政组织网络延伸的力量，协助基层政权实施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又能利用自治的组织特性，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目前，我国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外有关危机管理理论的引介，不同区域类型的危机事件的特点、成因和对策研究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其中，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研究作为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以林毅夫、曹现强为代表的制度论者，认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机制不健全、制度存在缺陷。这也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及政府处理的不得力，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制度不健全。建立与完善危机管理体系或机制，应该借助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组织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从完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设置、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等制度层面入手，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水平。这种强调政府危机管理中制度建设的理论，是建立在以政府为危机管理核心力量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除政府以外其他因素对于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和效力的影响。政府危机管理制度是死的，而政府危机管理的对象却是千变万化的。如果单纯依靠死的制度来弥补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这种研究方法还忽视了非政府组织、企业、群众甚至国际组织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类，以薛澜、王德迅等学者为代表的经验论者，重视经验尤其是国外成功经验的作用。通过介绍美国、日本等危机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有关危机管理方面富有成效的制度建设，为我国危机管理和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借鉴。以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法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起到非常总要的作用,采取这种方法可以尽快缩短我国政府与国外政府在危机管理能力方面的差距，使我国政府在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过程中少走弯路。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只能作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一种辅助方法。

第三类，以张成福为代表的全面整合论者，认为现代危机事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解决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项资源、模式和策略。张成福在《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提出全面整合的政府危机管理应该是在高层政治领导者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通过全程的危机管理，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弹各种危机，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董研.政府危机管理与社会参与研究, 2003。

篇(4)

在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人口已经大部分集聚到城市，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一直没有停止。总之，治理好城市，就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这是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全球的智慧必须通过融合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2016年12月5日至8日，第三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及2016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球的城市治理 “思想结晶”和“实践经验”在广州汇聚，并展开碰撞。城市治理的“广州智慧”，再次绽放绚丽的光芒。

“广州智慧”并非广州独有、独享，它集聚了全球城市治理的不同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后发地区。它们也都殊途同归，所有经验的共同宗旨都在于提升城市居住、营商的环境。

目前，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实践已经启动，在全球城市治理水平亟须提升的大环境之下，无疑为全球提供了良好的“广州经验”。尤其在产业和互联网融合成为全球产业革命新趋势的时代，广州城市治理和产业发展不断实现有机、和谐的统一，这种经验更值得分享。 “创新之城”第三届广州奖颁奖典礼。郭嘉亮/摄

城市治理体现对人的关怀

第三届“广州奖”的评选，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CLG，简称“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与同期举行的2016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广州国际创新节一并简称“一奖一会一节”，主题为“汇智广州・智惠全球”，主会场设在广州图书馆。

整场本届大会活动，除了上述“一奖”“一会”“一节”，还包括“一个主题论坛”（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从理念到行动）、“六个分论坛”（2016穗港澳台科技创新论坛暨项目对接会、广州国际工程师论坛――工匠精神与创新、新发展理念与城市创新论坛、历史文化名城的更新与改造国际论坛、城市发展战略创新――枢纽型网络城市论坛、“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以及“一个展览”（企业创新展与城市创新展），共六大板块，60多场活动。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第三届广州奖评选无疑是重头戏。12月7日晚广州奖揭晓：韩国松坡区太阳能共享发电厂、埃及卡柳比亚综合社区固体垃圾管理，美国波士顿青年参与预算、丹麦哥本哈根气候适应社区、玻利维亚拉巴斯斑马市民文化项目，获得本届“广州奖”殊荣。

“广州奖”获奖项目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通过新技术、新方案的运用，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水平和运行效率；二是体现了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以及对人的关怀；第三，多数项目都由一群富有责任感，并且锐意创新的年轻人来推动和实施。

其中，韩国首尔市松坡区的太阳能共享发电厂项目，创新了资源在城市中的再分配模式。该项目中，松坡区当地居民参与建设太阳能共享发电厂，而资金来自于财政预算、居民捐款和市场投资。居民不仅是能源用户，也是能源合作生产者。项目部分利润会分配给老人、残疾人、贫穷人群等无法获取能源的人。

埃及卡柳比亚地区的社区综合固体废物管理项目，既改善了城市环境，也改善了拾荒者人群的生活质量。和所有的后发国家城市一样，卡柳比亚城区的快速扩张带来了与日剧增的固体垃圾，该市与当地拾荒者合作，支持其职业化，以提高垃圾回收处理效率。一是鼓励拾荒者建立公司，进行垃圾收集和分类，并在综合回收资源中心将废物转换成燃料出售；二是建立专门部门，处理拾荒者人群因接触工业废料发生的职业伤害。

丹麦哥本哈根市的气候适应性社区，旨在增强社区的气候适应性，通过改善城市地表环境、加强生物多样性等手段，防止城区在暴雨天气积水，改善了城市超过2万居民的生活。

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斑马市民文化项目，则通过城市边缘人群的带薪“志愿活动”，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秩序，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率。

此外，美国波士顿市青年参与预算项目，通过提高青年人在当地财政预算等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培养他们参与城市管理的习惯。尤其是，项目覆盖了青少年、无家可归的青年和拘留中心的帮派青年，有助于他们的人生进步。

“中国经验”和“全球经验”的碰撞

5个入选项目，只是众多城市治理智慧的一小部分。本届“广州奖”共吸引了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171个城市的301个有效项目参评。在与会者看来，“广州奖”的本质，是一场传播全球城市创新经验的课堂，举办以来，参与城市迅速扩展到五大洲，这一奖项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

“广州奖”评审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表示，本届“广州奖”参选城市项目为历届之最，项目质量相当高；5个获奖城市只是这些优秀者中的代表，参选的城市目都是创新的典范。

俞可平说，无论是来自非洲的埃及，还是来自北欧的丹麦，这301个参选项目都是全球城市创新智慧的精华，这些新模式、新经验将录入广州奖数据库，为城市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

评委会专家、原欧洲议会成员舒勒赫兹女士也表示，广州奖不仅是一项奖励，更重要是以此为平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全球城市协同创新，共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实际上，在活动期间，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对中国的城市治理水平的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全球城市之间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必要。印度行政学院城市治理环境及能源中心主任维德拉・斯里尼瓦・查理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治理水平，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印度，无论是宜居性还是营商环境方面都是如此。

维德拉认为，“中国城市向印度城市学什么”这种问题不太好回答，但印度也有一些经验可以与全球的同行分享。他特别提到，在印度也有智慧城市的说法，但智慧城市需要背后有非常发达的技术来支撑，这是一个挑战。与此同时，印度的城市建设还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的包容性这一特点。他认为，像广州这样的城市或者说大部分中国的城市，其实在这些方面已经成为了全球城市的一个典范；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印度需要向中国城市学习。

与会者多半都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治理水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对“中国经验”的赞赏并不出人预料。不容否认，中国城市治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城市的治理者强大有力，能够集中力量把事情办好，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较高；二是中国城市的基建水平相当高，比如轨道交通便捷程度、无线通讯的覆盖范围等。尤其在城市治理和管理不断实现信息化升级的今天，这些“基础条件”是中国城市不可忽略的优势。 “创新之城”第三届广州奖颁奖典礼现场的粤剧表演节目。 郭嘉亮/摄

共生开放的“广州经验”

全球不同城市，因为国情的不同，其管理层进行城市治理的目标会有不同，也会有所侧重。但有一个“终极目标”则是共同的，即通过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营造良好的宜居和宜业环境，既让市民生活舒适，也不断吸引资本、创业者进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最终打造城市的长期竞争力。

比如，在“广州奖”评选中，广州“如约巴士”项目也入选30个专家推荐城市项目，这个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市民的“宜居”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如约巴士”的专业名称叫“网络集合班车”（NASB），俗称“定制公交”。它的核心是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客源的预估和组织，从而提高公交系统的效率和市民的出行体验。比如，在一些市民出行密集，但固定公交线路并未开通的地点，通过APP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对巴士进行灵活的调配。与会专家和评委认为，“如约巴士”提高了公交系统的运行效率，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城市公共服务信息化的一个典型样本。

如果放在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这一宏大背景之下，如约巴士只是城市治理众多的“微创新”之一。但这个“微创新”却凸显了全球城市治理大变革的一个苗头，这个苗头又谙合了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新运用。 志愿者现场演示给机器人下指令。 郭嘉亮/摄

在很多国家，物联网作为一个大热门，已经在公共交通管理中“小试牛刀”。以广州的如约巴士为例，它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与人、人与公共交通工具之间的互联，是物联网的一种“简化模式”。这种人、物之间的互联，最终提升了交通工具的配置效率和人们的出行效率，也将双方（公交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的成本最小化。

未来，物联网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世界，一是它将运用到公共管理特别是城市治理领域，提升全球的城市治理水平和降低治理成本；二是它将和产业互联网趋于融合，从而推动产业界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

当前，全球产业界正经历新一轮的技术变革，这一变革的主体是互联网将从消费互联网时代向产业互联网时代推进。在消费互联网时代，a品直接面对消费者，链条其实很短。但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产业的长链将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整合，从而提高产业的运行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广州位于“世界工厂”珠三角的枢纽位置，又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无论是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还是在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于城市治理的运用上，都必然抢占先机，积累可以分享给全球城市的“广州经验”。

篇(5)

关键词：动迁；安置社区；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提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个城市快速的扩张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0%，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郊区土地农村土地被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居住的房屋，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于是动迁安置社区也成为农村村民城市化后的居住场所。动迁安置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是一种新式社区，也是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历史产物。动迁安置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的社区，既存在着城市社区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兼有农村社区的一些特征。

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是众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处。近年来，按照嘉定新城规划建设的要求，自2008年起马陆镇进入大动迁时代。与以往城乡异地动迁模式不同，此次嘉定新城采用的动迁政策安置的房源是高层楼房。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一共有4个大型高层动迁安置社区，即远香舫、枫树林、金沙湾、唐家苑。其中远香舫动迁安置基地于2012年交房入住，安置房源3595套，共安置石冈村，众芳村、马陆村1200多户动迁户；枫树林动迁安置基地于2015年6月建成，共有安置房源2233套，目前已安置石冈村、彭赵村、马陆村440户动迁户；金沙湾一期于2016年3月竣工交房，将安置陆家村、马陆村448户1251套房源入户；唐家苑动迁安置基地于2014年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17年竣工，用于安置新联村380户动迁户。该四个基地都是高层商品房社区，享受嘉定新城区域内的动迁政策，是嘉定新城建设造就的新型社区，是嘉定新城最新一代的动迁安置小区。

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动迁社区管理形式与其他城市社区的管理形式相类似，成立社区居委会，按照现在城市社区的管理方式进行，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管理社区。由于缺乏经验借鉴，在动迁安置社区管理上发现不少问题，现对目前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简要分析如下：

一是政府对于动迁安置社区居民的市场化引导不够。动迁安置社区内居住的大部分是农村宅基地拆迁安置过来的“农村人”，受固有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大部分动迁居民无法一下子从“农村模式”转变成“社区模式”。动迁安置社区在硬件上虽然已经基本同步于城市商品房小区，但居住者的思想意识却与商品房小区业主相差甚远。很多动迁居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农村自给自足模式和村委会管理模式，对于物业公司和居委会联合管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很难适应，甚至可以说，很多居民认为社区管理模式就是物业费、维修基金、垃圾清运费、停车费等各种费用的累加，巨大的消费差距给动迁居民内心形成了巨大的阴影和心理恐慌，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很多不满情绪和抵触心理。

二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较难改变。城市化运动过程把农民城市化为居民，户口簿上的“农转非”代表的只是表面身份的转变，但是千百年来骨子里的农村生活习惯却并没有改变，这需要两代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改变。随地扔垃圾、在公共绿地晾晒衣物、小区绿地变菜地等现象屡禁不止，对社区环境造成破坏，为社区管理增加难度。

三是社区管理参与性的积极性较低。由于动迁安置社区的生活环境和之前农村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从居住环境，宏观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动迁安置社区的居民在经济和生活的各方各面也都受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双重辐射。对于突然而至的城市化社区管理，一大部分的村民还处于抵触、适应的阶段，因此在参与社区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另外，动迁安置社区的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很多居民虽然最近几年十几年受到城市化运动的影响，了解了新事物，但是本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尤其是家庭管理角色的中老年人，很多都是法盲、文盲，习惯了以道德、风俗习惯等为行为标准依据去生活。他们没有参与小区治理的意识，也没有参与小区治理的能力。

四是小区居民缺失社区管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马陆镇动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工作中，政府组织基本处于主导的地位，很多居民对于社区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处于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例如小区的公共设施被破坏，窨井盖被撬走等等，都处于冷漠的状态。对于动迁社区缺乏城市小区居民应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动迁安置社区没有居民热情的参与，就少了最基本的生气与活力，没有治理与被治理者的沟通互动，最终造成动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结果十分不理想。

五是外来流动人口引起的管理难问题。截止到2014年，马陆镇共有人口1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7万，非农业人口有2.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共有6.3万。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口数量，占了马陆镇总人口的一半还稍多。伴随着大动迁的全面铺开，动迁安置社区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在少数，且不难发现群租现象。外来人口来自祖国各地，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加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存在很多问题，也给社区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

一个成功的社区管理应该是由政府作为主导，居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的过程，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的动迁社区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还处在探寻摸索阶段，相信通过不断分析总结，积累经验，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模式。（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朱媛媛.过渡型社区治理体制研究[D].苏州大学，2013.

[2] O栋.上海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4.

篇(6)

【关键词】公共服务；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问题；解决思路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2—05

2009年，中央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单纯的农村人口聚居，它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实现集约化经营为主导，以移民搬迁和住房建设为契机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基层治理模式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成都和济宁两地做了有益的探索。借鉴其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社区建设不可避免会陷入如何处理新的社区生产、生活方式与原有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制度的关系的困境，而且自组织程度不高已成为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城乡公众共同享有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1］因此,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需要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基本路径加以探讨，以期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必须履行好公共服务责任，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则始终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只能提供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私人无力从市场上获取的私人物品。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公共服务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政府行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村庄形态的开放性。农民的活动空间已大大超越传统的村庄地域界限，村庄间的流动与土地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是乡村呈现出一个信息开放、社会多元的状态。二是人口迁徙的自由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生产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或产业，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劳务输出或者从事新的非农产业。三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农民已不是从前那种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小农形象，而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新式农民。四是村庄结构的异质性。农村社会的变化使传统农村社会迅速解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及各种要素在道德、价值、情感方面不断改变着旧有的传统状态。这些变化在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得乡村治理也陷入了困境。［2］

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在村委会职能弱化。村委会对乡村公共事务和公共设施建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大量基于乡村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常陷于无组织依托的困境。农村有效资源大量流失。劳动力大量外流，常住人口减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成为乡村的主体；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耕地减少，农村经济基础被不断蚕食，发展缺乏动力；村集体经济空壳化。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提出，农村的三提留五统筹、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相继取消，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林地等也都陆续承包到户，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部分逐渐消失。

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化对我国的乡村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2006年中央l号文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农民收入得到较快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也成了题中之意。但由于我国各地区农村普遍存在村庄多、规模小，位置分散的特征，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投入成本过高，投入分散，投入效率低等问题，新建的住房、活动中心等往往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已成为农村发展的趋势。为了寻求解决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途径，2009年，国家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

篇(7)

关键词：绩效管理 公民参与 治理模型

传统的公共行政为维护社会秩序非常注重社会公众的需求，并以满足这些需求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在绩效管理中，现代公共行政比传统的公共行政更加注重“顾客导向”，它将公众作为顾客，使政府工作的重心围绕顾客的需要，又以顾客需要的满足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新公共管理”运动充分实践了公民参与的治理理念。很多国家认为公民参与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治理模式。政府绩效管理是在全球化发展和政府财政压力增加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借鉴企业绩效管理的经验做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等方法。作为公共组织，原则上是要对公众负责，绩效管理的目的也围绕公共资源是否有效利用、公民满意程度如何、预期目的是否达到等。因此，社会公众承担政府绩效管理主体角色被认为是合理正当的。

1. 有效治理模型

有效治理模式是美国公民联盟小组（Citizen League Team）在研究公民参与和政府绩效测评关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描述公民在社区中推动结果导向实践所起的作用。根据这一模型，可以看到社区有效治理的三个重要因素：公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绩效测评。这三者相互作用并以结果为导向，将公民置于政府政策与绩效测评的中间位置，充分说明公民参与直接影响到社区绩效。

社区有效治理模型实际上就是社区绩效管理实施的一个模型，以社区绩效作为结果导向，注重公众参与，保证政府政策顺利执行，公民应当直接参与政府业绩测评，即公众可以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主体。

2. 社会公众承担政府绩效管理主体的合理性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首先，更具有客观性。政府绩效测评，从传统的自己对自己测评到非营利组织测评再到社会公众参与测评，逐步走向科学客观公正的道路。尤其在社区治理中，公众对自己所在社区的问题解决及政策实施具有更大的参与热情，由此总结出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更多经验。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测评相比较，前者由于不能完全排除利益驱使的困境，使得公众参与成为更加有效客观地测评方式。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也能充分反映顾客真实的需求意见。绩效管理是对绩效的管理，包括绩效评估、绩效衡量、绩效追踪。通过公民参与可以获取更加真实符合公民意愿的绩效信息，从而为整个绩效管理过程奠定基础，有利于突破传统官僚体制的绩效测评方法，真正做到绩效管理的科学客观。

其次，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民主政治发展来看，公民参与俨然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的表现形式多集中在投票选举、投票率等方法追踪上。但投票选举的意义及效果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置疑。投票选举受到外力影响的现象逐渐增多，而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并不能完全以投票率说明。由此，以公民社区参与研究为基点，公民参与在政府绩效管理领域获得了较好的参与形式。此时的公民是顾客、生产者、监督者以及服务质量测评者，其角色得以转换。公民作为政府绩效管理主体，不仅为公民参与政府事务提供了良好可行的渠道，也使得公民真正当家做主，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自，一改传统的被管理角色。

3. 社会公众承担政府绩效管理主体的问题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测评，承担政府绩效管理主体，具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受到传统“政府本位”思想影响。政府本位作为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对社会公众影响颇深。公民参与政府绩效测评极易受到政府部门所谓“官”的权威的影响，从而使得这种民主参与流于形式或弄虚作假。地区政府对公民民利认识上存在根本上错误，必然会造成政府不积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选举走过场、蔑视公众监督、不给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渠道和机会等，极易造成政府主导的局面，阻碍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合作互动的联系。要想保证参与的有效性，政府部门首先需要政务公开，为公民参与绩效测评奠定基础，广开渠道。其次，对公众测评结果的运用真正落实到位，否则都将影响公民参与的热情和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一方面政府部门不愿意主动公开绩效信息，即使公开，也只是对绩效测评结果满意与否的粗略介绍，提供的绩效测评渠道也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公民受到权威体制影响，不一定会做出完全真实的评价。

其次，公众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有限。社会公众成为政府部门绩效管理的主体，从被管理者转换到管理者角色，意味着公民素质的提高。包括具备适宜的参与能力，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学习能力等，同时也要求公民秉持负责任的态度。我国政府部门引入绩效管理还未进入全面系统的改革阶段，对公民参与绩效测评以及绩效结果追踪都没有良好的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的实现需要以物质基础作保障，公民参与一样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我国目前距离全面小康社会还有一段距离，地区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仍然贫困落后，直接影响了公民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广度深度。 很多地区公民参与的实例也表明，目前对社会公众而言，所谓的公民参与无异于形式上的“走过场”，并没有真正做到主人翁的姿态，甚至认为绩效如何是政府的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因此，实现公民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参与素质的培育。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有效的公民参与，是公民与政府共同构筑起来的。首先，公民个人需要认识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以及对公共事务的敏感和热情，树立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还需要社会及政府的支持配合;其次，政府从传统管理者角色中卸任，转变为真正的服务者。需要树立公民本位的管理理念，同时要广扩公民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渠道，营造宽松的参与环境，真正让公民成为政府绩效的判断者、绩效评估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最后，政府方面要构建相应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保障公民参与的可行性。可以通过引入法律法规，使得政府部门意识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政府部门建立专门公民参与绩效管理跟踪小组，对公民参与能力进行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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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国贤.政府绩效管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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