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教训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网络泡沫破灭以后，总计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本从Nasdaq股票市场夺路而逃，同时“9・11”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逃离的网络资本利用廉价信贷，在金融杠杆作用下不断投机，随即制造了厉地产泡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统计：2005年CDO市场总值为1510亿美元，2006年为3100亿美元，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20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华尔街的精英们甚至发明出了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对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连小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其次，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和其他一些重点城市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即把大批制造业转移出本地，将腾出的空间作业态转换，重点发展金融、通信和设计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此刻，如何避免美国经济所走的弯路，避免经济过度虚拟化后形成泡沫经济，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眼下正在探索发展的生产业，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生产业也称“2.5产业”，介于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包括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科技交流和科技服务等；它既是服务业，又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

篇(2)

很多人都同意，美国金融危机给所有人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但究竟能从中学到什么？取决于人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目前，最常见的分析认为，金融危机来源于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和冒险。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宁可把钱借给那些可能无法还钱的人，让他们去买房。于是，制造出不合格的、次一级的贷款――次贷。然后，银行家又绞尽脑汁，发明出复杂难辨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围内把次贷债券转卖给其他金融机构，比如欧洲的许多银行。结果，当房价下降时，那些次贷变成了呆账。由于次贷数额巨大，众多金融机构因此一下子陷入了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

金融危机并非源于银行家的贪婪

作为银行家，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资金安全，把钱借给那些会准时还钱的人。如果银行家冒冒失失到处撒钱，不管能不能收回来，无论银行有多少钱都会很快败光。真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雷曼兄弟居然有长达一百五十八年的历史。它本该早就把钱撒光了，怎么会经营了那么久？

现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银行家可能是社会中最保守、最谨慎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宁可放弃可能的盈利机会，也不接受过分的风险。实际上，无论是银行的建筑风格，还是银行家自己的着装起居（你见过披头士式的银行家吗？），都是在尽可能向社会传递老成持重、稳健可靠的印象。因此，说银行家会为了利润而忘记风险，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华尔街的人很爱钱、很贪婪，但如果不爱钱、超然物外，他们也不会到这里来工作。华尔街从诞生之日起，就集聚了最爱钱的人。他们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变得贪婪的，可金融危机是最近才发生的，简单地用贪婪恐怕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金融危机。

如果认为金融危机的来源是银行家的冒失和贪婪，那么，通过这一课能学到的教训自然就是――要设法限制银行家的自主行为。谁来限制呢？看来政府是个不错的监督者。许多人也确实正是这样总结教训的。他们主张，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把过去没有纳入监管的项目也纳入进来，更加严厉地控制那些自己不能管理自己的银行家。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实行银行国有化，直接让官员代替银行家去管理银行。当然，随后还要建立完善的监察司法机制，确保官员不会腐败。

可是，如果金融危机并非源于银行家的冒失和贪婪，而是另有原因呢？如果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府此前对金融行业的干预和管制，金融危机才会如此严重，那么，人们应该得出什么教训呢？

对金融危机稍做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无所不在的政府作用。美国的金融行业，早就受到了政府日趋细密的干预和管制。正是在这种无所不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逃避的政府管制下，金融行业丧失了应有的风险应对能力。错误的市场行为得不到纠正，错误的后果也就逐渐积累，终于有一天，所有的问题超出了整体经济的容纳能力。于是，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财富再分配“善举”逼出大量次贷

政府的作用真有那么大吗？让我们先从在金融危机中爆得大名的“两房”说起。“两房”中文分别译为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个译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两家公司性质的信息。但如果看看他们的英文全名，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一些东西。房利美的全称是联邦全国按揭联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的全称是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两家有着明显政府背景的公司。不管它们怎样解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两家拥有政府信用的公司。它们绝不同于市场中其他公司，不会破产。如果它们出现问题，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当初成立这两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穷人能够买得起房子。起初，这两家公司完全由政府经营，后来，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它们仍然规模过大，而且拥有政府信用。早就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要拆分这两家公司，彻底把它们的资产市场化，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因为政府还需要这两家公司替他们做事。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持续了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当然是好事，但长期增长让美国政治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从政策上加以维护，他们可以转而从事一些财富再分配的“善举”。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致力于建设“伟大社会”。这个“伟大社会”计划强调财富的平等分配，当时的总统约翰逊颁布了平等权益法案，要以政府的力量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人群得到更多的利益。

从此，美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政府管制计划。许多人认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了美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转为停滞。其实，石油危机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真正压制经济增长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快速增加的政府管制。自由企业受到来自政府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管制，企业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经济由此陷入停滞，这一点也不奇怪。

1977年，美国的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再投资法》。这部法规强令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1978年又推出了《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也许这些法律看上去问题并不大。银行确实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对顾客有所歧视。但银行确实应该根据风险对贷款人进行筛选，不向那些可能无法归还贷款的人放贷。可是，如果银行拒绝了向某人发放贷款，即使完全出于经济原因，那个不满意的贷款申请人也很容易声称银行是因为其他原因歧视他。

而在美国法庭上，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往往倾向于怀疑富有的银行家，而更相信可怜的贷款申请者。一旦银行输了官司，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制裁，相关业务会被政府监管部门限制甚至终止。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权衡市场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显然后者更大、更无法逃避。于是，银行就只好放弃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发放所谓的次贷。

这些次贷信用很差，虽然一时看不出来，但银行心里有数。因此，银行就很想把这些次贷变成债券，出售给其他人换来现金。这时，“两房”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它们大量购买银行的这种次贷债券，数量达到惊人的几万亿美元。

说到这里，事情的实质就很清楚了。既然是不合格的贷款，如果是银行自由自主经营，本来是不会出现的。没有足够的信用，就没人会给你贷款，你就没钱去买房。可是，政府不忍心看你买不起房，于是，先让银行以次贷的方式替你把钱垫上，让你能够买房，然后政府再通过“两房”把钱还给银行。

这个过程看上去不错，很慈善，很感人。可惜代价是整个金融体系被搞乱了。“两房”买了次贷债券以后，并不是把账单直接交给华盛顿报销了事。美国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么，怎么办呢？“两房”再把这些债券重新包装成其他金融产品投到市场中去。在整体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两房”拥有政府信用，人们相信它们永远不会破产，只要包装得当，这些债券不愁卖不出去。

同样，信用评级机构也受到政治压力，要求对这些次贷债券不得做过低的评级，否则就是歧视弱势群体。市场系统进一步被破坏，纠错能力进一步被禁止。买了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会再次包装，再卖出去。这个过程会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以至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也禁不住诱惑，认为可以从中盈利。

烂苹果再怎么清洗，也不会变成好苹果。所有这些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是那些很难收回的贷款，这就注定了金融危机迟早会爆发。

政府永远无法代替市场

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强制贷款，为什么到2008年才爆发金融危机？这其中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许多问题；另一个是因为格林斯潘。

格老任内，几乎被视为上帝。他无所不知，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机调节利率，把美国经济掌控得刚刚好。过热了，就提高利率，放缓了，就降低利率。但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审视格老的政策，这才恍然大悟。

格老其实并不是上帝，他并非无所不知。他把利率调来调去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没有人有能力那么准确地预测市场动向。利率调来调去的结果就是打乱了货币的稳定供应，更多地制造出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有一个特点，在初期，人人都很满意，因为大家手里的钱都多了。

但难受的日子在后面。过多的货币在市场中制造出泡沫，首先抬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这样一来，次贷必然带来的财务窟窿被通货膨胀暂时掩盖了。问题再一次被延缓，危机继续积累而没有爆发。不过，别忘了，积累时间越长，爆发时的烈度越大。到了2008年，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危机无法抑制地爆发了。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是由政府通过两个阶段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政府强迫银行发放次贷，拥有政府信用的“两房”把次贷投放到市场中，从根本上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自我纠错能力，然后，政府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掩盖财务窟窿。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不断积累错误的经济行为。终于，人们要为所有的错误埋单了。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状态。市场信心几乎荡然无存。人们都不敢进行交易，因为不知道交易对方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曼兄弟。这时，许多人主张政府出来救市，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自身的信用投入到市场中去，作为第一推动力，恢复市场的运转。如果没有这个来自政府的第一推动力，金融市场的信心就难以恢复，金融危机也就无法缓解。

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金融危机是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现在又要政府来出面拯救。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失败的话，政府要出面代替市场。可是，如果是政府失败，那么，依然要让政府继续干下去，只不过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官员。

那么，政府有这种能力吗？如果政府具有市场所不具备的能力，那么，国有企业就不会那么糟糕，“两房”也不会造出那么大的的财务窟窿。

如此一来，市场只能靠自我恢复？如果怀疑交易对方有可能是下一个雷曼兄弟，并因此不敢与其交易的话，想交易的一方会用各种办法证明自己的资信，毕竟，恢复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总会有人想办法克服困难，一旦成功就会得到收益。但是，如果政府出面大把撒钱救市，市场的自我恢复能力就会被压制，结果，看上去就好像市场真的不能自救了。

篇(3)

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市场、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第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和最大债权国，中国宣布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自然引爆世界财经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讨论，他对全球金融发展、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自从19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实施经常账户开放之后，什么时候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或完全自由兑换(国外媒体习惯称之为资本账户自由化)，一直是我国金融发展战略和策略的一件大事。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和现实困难，迫使中国再次慎重思考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次序和时机。新世纪降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外汇储备快速积累，资本账户开放多次成为国际财经界关注的焦点。早在2002年，就有学者预测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最佳时点。美国次贷危机及其随后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再次迫使中国谨慎决策。当然，更有人以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正是因为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此时此刻，全球金融危机仍未完全过去，欧债危机还在持续发酵，中国高调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充分显示了我国积极融入金融经济全球化浪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决心和魄力。

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和收益，是过去数十年金融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资本账户开放的浴火考验，有的非常成功，有的非常失败。站到不同的角度，人们从金融开放的历史经验里，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教训。

篇(4)

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出了问题。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后来人们习惯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布雷顿货币体系。布雷顿货币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自由浮动，标志着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与黄金挂钩不再受约束。美国可随意印美元，剥夺世界经济成果；世界各国也在研究如何给美元套上“缰绳”，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秩序。这是导致本次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二是美国的消费增长模式出了问题。美国推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出台金融政策鼓励穷人买房，可以不交首付。他们预测房价10年内涨一倍，假定一所100万美元的房子10年后就是200万美元，每年有10万美元的溢价。这10万美元5万归银行还帐，5万归买房的穷人消费。现在是房价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为负资产，穷人还不上贷款，银行亏损，房地产商倒闭，资金链断裂。据权威人士估计，次贷所形成的亏损有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14万亿美元的1/7。目前美国70%的经济靠个人消费，每户5张以上信用卡，信用卡债务累计近1万亿美元，汽车和其他消费信贷1万5千亿美元，私人性质抵押贷款10万亿美元。整个美国的债务是多少，很难算清楚。正是这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促成了当今的金融危机。

三是美国金融监管出了问题。虚拟经济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即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自上世纪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来，美国大量的实体制造业被转移到了拉美和东南亚，而美国本土成了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中心，随后美国政府废除了金融管制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美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使用，使人们投机心态加重，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被忽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形成泡沫经济。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加入wto之后，我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也将不可避免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是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此次浩劫我国也难幸免。在危机不断扩散的过程中，美国不断采取降息、注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再加上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更是无法阻挡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步伐，使我国再次成为国际资本保值增值的避风港，也使我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之中。我国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目前大约有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其中，我国持有“两房”相关债券3000-4000亿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近20%；我国商业银行持有“两房”相关债券253亿美元；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债券约6.7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持有美国投行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雷曼对花旗集团香港子公司欠款额约为2.75亿美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也曾主导给雷曼贷款5000万美元。若美元贬值、资产抵押品缩水，我国将替美国承担风险。

二是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在国内楼市低迷的情况下，近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物业。如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出售在上海的部分住宅项目，除大摩之外，花旗也酝酿将一处上海住宅物业出手。这都是基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才产生的连锁反应。现在，我国经济虽然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但也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所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项目可能会加快中国房地产下滑。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还表现在打击购房者的信心。尽管各省市纷纷出台房地产救市政策措施，但市场观望气氛浓郁。金融危机也使房地产融资更加困难。银行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在下降，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通过债权和股权进行融资的路基本已经被堵死，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想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融资也基本行不通，从整体上看房地产业陷入了困境。

三是对进出口的影响。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非常重要，2007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而2008年出口明显萎缩，1-9月份出口平均下滑4.8%。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由于近期美元逐渐反转走强，原油、铁矿石等商品的价格显现下降趋势，这对需要大量资源性产品的我国来说本属利好消息，然而美国金融市场反复动荡严重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和持有者的信心，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如此一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被再度推高，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将大为增加。

四是对经济增速的影响。目前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回落。我国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尤其是工业增速明显下滑。2008年1-9月我国gdp的增长率是9.9%，但9月份gdp的实际增长为9%，10月份的gdp增长率有可能低于9%，表明我国经济上半年增长较快，下半年增速有所下滑。就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而言，gdp增长率2003年为10.0%，2004年为10.1%，2005年为10.4%，2006年为11.1%，2007年为11.9%，而2008年1-9月为9.9%，并且下半年存在下滑趋势。2008年全年gdp增长将低于10%，相对近年来的强劲增长态势而言，近期经济增速下滑值得我们关注。

三、美国金融危机为我国留下的教训

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动荡尚未达到尽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未来不确定因素还将继续增多。所幸的是，由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较为谨慎，因此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成因却为我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及其可能的扩散效应。美国发生的全方位甚至有可能终结现有金融体系的危机，诱因首先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我们应看到，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金融的最大风险。在我国，房地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1/3。房地产价格很可能出现全面性下跌，与股票市场相比，房价下降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稳定房地产市场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

二要摆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衍生品是把双刃剑，其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次贷危机也可以说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难辞其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引以为戒，对相似情形应有预警能力。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提倡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适度进行金融衍生产品开发，控制风险规模。

篇(5)

发展实业扩大内需

华尔街一直代表着美国的后工业时代经济模式，它将真正创造财富的制造业转移他国，只留下脱离实体的现代服务业，而在遭遇金融危机动荡时，其经济泡沫迅速挥发，不能持续保持经济的长足发展。冰岛金融业曾在2005年为该国带来7%的经济增长，但危机发生后，它却给该国经济带来几近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不应盲目追捧欧美模式。

我国经济原来一直选择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金融危机出现后，发达国家的消费乏力给我国产品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应适时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我国应降低对外依存度，以扩大内需为主。一直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应采取有效措施刺激国内消费市场。

弹性调控健全体制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应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经济运行中的不同情况随时调整政策，同时应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

一是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中国目前基本是国家担保，这种全部由国家买单的体制存在一定弊端，它把很多问题都掩盖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美国目前出现金融危机乃事出它因，我国未出现风险只能说条件不具备，如果我国存在类似情况，将会因制度空白而比美国更严重。因此，加快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是应在市场与政府调控间找到平衡点，出现严重的经济或金融问题时，政府应快速反应，及早介入。不干预市场不等于任其发展，美国政府若早出面干预或救市，也不至于发展到目前这种地步，但政府反应迟钝，后期国会审批议案又延误了时机，导致了问题愈发严重。

科学发展适度创新

一是金融创新要适度。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把“次贷”比喻成“烂苹果”，经创新包装后外表华美，打开却发现它把好苹果都感染坏了。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乃至泛滥，我国却创新不足，应该从中总结教训，研究如何有效创新、趋利避害。曾提前预测出次贷危机的纽约大学鲁比尼教授认为：“金融领域的创新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当然他们不时也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遏制创新”。

二是应充分发挥员工集体智慧，不能完全依靠银行家个人能力带领银行发展或者拯救银行。雷曼兄弟在倒闭前完全可以出售，但由于董事长兼CEO富尔德的决策失误把两次机会都错过了。

三是金融高管应该限薪。虽然我国金融业的高管工资比照欧美不算太高，但也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性措施，确保金融高管从业人员对其管理后果负责。

合理消费重视信用

一是提倡适度消费的理念。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几乎不储蓄，他们的高消费建立在向未来借钱和健全的社保体系基础上，未来不够，就向世界借，世界不够，再向世界的未来借。金融危机的事实告诉我们，不管是因为国家对资源和信用的严重透支，还是居民的超前消费，这些漫无边际的“借”终会酿成不良后果。我们并不反对现代消费观念，但要提倡适度消费的理念。

二是要对自己的个人信用纪录负责任。个人信用纪录是居民个人的经济身份证，是办理各种金融业务的依据，一旦有不良纪录将给个人的经济活动带来很多麻烦。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只有大家都重视自己个人信用的好坏，构建信用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经济活动也才可良性发展。

篇(6)

亚洲金融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亚洲金融业表现如此出色,可以从亚洲历史中思考分析。对于亚洲来说,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道分水岭。当时,亚洲金融业已经经历了2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从而纵容了松懈的借贷和草率的投资行为。当外来投资(当时仍然数额巨大)趋缓且政府无力支撑本国货币时,亚洲地区开始见证到一场巨大的崩溃。

这一次亚洲能够成功地走出风暴,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1990年那场深刻而严峻的危机,让亚洲国家学到了几条至关重要的教训,它们决意不再重蹈覆辙。从那时起,亚洲就未雨绸缪,为抵挡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所以,当其他地区面对冲击措手不及时,亚洲却是胸有成竹、有备而战。

举例而言,自1997年以来,亚洲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对财政纪律的重视度增强,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也得到提升。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前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亚洲经济体累积的负债水平。事实证明这一点非常关键,它确保了由债务引发的西方世界危机没有传播到东方。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教训,就是各国政府需要按照适合内需的步伐前进,逐步放松对本国金融行业的监管。1997年之前,一些亚洲经济体过快地放松监管,导致泡沫增长。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这样做无异于引火烧身。而近期出现的危机表明,亚洲经济体已经走出了1997〜1998年金融风暴的阴影,监管环境更加稳健。

众所周知,对于政府出手干预使亚洲经济免于承受更严重衰退的做法,很多人都表示赞赏。的确,亚洲各国政府均坚决地支持本国经济,为此公布了规模和范围不等、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激励政策,包括推动内需、降低利率、稳定货币以及终止贷款配额。亚洲各国能够推出这一系列措施,应归功于它们由于相对较低的公债水平、高外汇储备以及健康的外债结余而拥有的坚挺财务实力。

亚洲银行业硕果累累

然而,在亚洲强有力的危机对应措施中,也许最被忽视却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当地银行与西方同行相比的状况。在亚洲,我们完全看不到预期中的银行利润下滑。例如,在2008年,亚洲银行业的利润总额比全球银行业的利润总额高出27%(全球很多银行出现亏损,导致全球利润总额走低),而亚洲银行资产仅占全球银行资产总额的14%,一级资本的份额仅为17%。相比之下,拥有全球大部分银行资产的欧洲银行业所遭受的亏损,相当于全球银行业利润总额的14%。美国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它在全球市场的资产份额为20%,亏损却相当于全球利润总额的80%。

这些数据虽然只能说明近期金融危机的概况,但是在思考并对比1990年所发生的事件与本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表现时,它们就成为谜底的关键部分了。有目共睹的是,亚洲银行业表现抢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看到多家外资银行抽身,导致当地企业信贷短缺,而亚洲本地银行(它们同样是受害者)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本地需求。但是这一次,亚洲的形势迥然不同。亚洲本地银行的财务实力大大增强,并向本国企业提供了更强力的支持。它们现已因此而主导国内市场,除在城邦国家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之外,外资银行在亚洲各国家或地区所占市场份额几乎不足10%。在继续前进和进行扩展方面,中国的银行业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显著,包括证券上市、国际银行收购战略性股权以及经济强劲的增长。中国银行业已经跻身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列。

立足本地是关键

虽然机遇众多,但银行业将要承受的影响也很大。一旦企业开始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其银行业务需求会有重大改变。起初,当企业业务限于工厂进行出口生产时,基本的借贷和一般的跨境交易服务(主要是基本现金、贸易融资和外汇)已经足够。但如同渣打银行已经在遍布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1.7万家分支机构中所看到的,由于企业运营更加本地化,渣打银行需要提供具备充分本国货币能力的国内交易服务,而且由于企业开始在本国而非国际层面开展对冲、基金和结构交易,还要提供更具增值性的服务。

“立足本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人可能认为区域性银行的资源少于“大型银行”,因而境况更堪忧,但是规模固然重要,分支机构数量和本地整合水平同样不可忽视。考虑到多变的监管措施及其影响、截然不同的体系、语言和本地运营要求所带来的挑战,这一点尤为真切。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打造本地业务,并使其具备足以抗衡亚洲本地银行的技能。渣打银行在亚洲的经营历史已经有150多年之久,根据我们所积累的经验,我们相信一家银行要取得成功,必须根据本地需求开展业务,并且在多个小型市场同时提供一致。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渣打银行的亚洲全球产品团队的经营方式,即在所有市场管理具备多语种系统的标准化平台。有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现在人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其他银行必须同样改变经营重点,在主要国家变得更加本地化或者找到一家可以为其做到这一点的合作伙伴。

篇(7)

记者：岁末年初，南美洲的阿根廷备受关注。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终于引发社会骚乱，政局剧烈动荡，仅总统就换了五位，这在阿根廷历史上绝无仅有。请问，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陶湘：我认为，阿根廷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阿根廷十多年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超过了它经济的增长率，中国的老话叫“坐吃山空”。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太快，生产跟不上，必然发生问题。第二，阿根廷把比索与美元挂钩，这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美元疲软的时候，比索也是相应地疲软，对阿根廷的商品出口有利。相反，假如美元坚挺，那么比索也相应地坚挺。近年来，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对阿根廷出口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当欧洲、日本牛肉都在出问题的时候，阿根廷是牛肉出口大国，照理说应该出口形势很好，但由于比索随着美元坚挺，使得阿根廷牛肉出口价格太高而难于销售。所以，阿根适实行的汇率政策，完全由挂靠的货币来掌握，没有调整余地，结果受制于人，丧失了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余地。第三，就是阿根廷政府官员的腐败。在2001年12月份以前，有260亿美元从阿根廷逃走。这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最终由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政治问题。

江时学：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比索与美元挂钩，1比索=1美元)却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从而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活力。第三，1999年初爆发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经济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响。第四，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的疲软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长。

一般情况下，在国民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在阿根廷，货币局汇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胳膊”，政府无法有效地运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银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局汇率制度犹如一件“紧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对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产生的“冲击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量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不利的变化，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

记者：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汇率变动诱发的。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之一也与它所实行的汇率制度有关。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才能既规避风险、又促进经济发展?

陶湘：汇率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本身的条件与国际国内的形势而定，采取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不能一棍子打死。比如，港币也是与美元挂钩，港币与美元的比价是1美元=7.8港币。但无论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的时候还是现在，香港都没有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些调节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都跟得上。

债务负担超过偿付能力

记者：举借外债是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地举借外债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外债的规模必须与本国的偿付能力相适应。阿根廷这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在这个方面，阿根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教训?

江时学：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因外债规模超过本国支付能力而终于在80年代初陷入了债务危机。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更为重要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债务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债务相当于出口的比重却高达五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一是还本付息集中在2001年～2004年，二是大多数债务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从而使还本付息负担进一步加重。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除非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否则不应该使债务负担达到如此重的地步。此外，阿根廷的教训还表明，在外资流入源源不断的时候，阿根廷早就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应该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

阿根廷对外债的依赖无疑与储蓄率低有关。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4％，不仅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而且还低于巴西（18.6％）、墨西哥（22.4％）和智利（25.2％），更是低于韩国（33.8％）。事实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韩国，1998年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记者：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问题有关，因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问题上，但阿根廷危机则表明，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阿根廷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教训?

江时学：不容否认，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阿根廷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1993年的财政收支甚至出现了盈余，其他年份虽然是赤字，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然而，从1996年起，一方面，90年代前期急风暴雨式的私有化结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减少，而政府开支却未得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总统梅内姆为了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

阿根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教训是：（1）提高征税体系的效率十分重要。由于偷税漏税司空见惯，政府只能获得应纳税收入的60％。（2）政府部门应该提高工作效率，控制公务员队伍的规模。阿根廷的总人口为3600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200万。这一比率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这些公务员不仅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3）必须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财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有所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则显著强化，财政开支也大幅度增加。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90年代的财政赤字增长了10倍，并不断地向银行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几乎是束手无策。

总之，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它们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必然会导致危机。

私有化不是抵御危机的“防火墙”

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举起了“自由化、私有化”的大旗，对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然而，有学者认为，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爆发，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提供了一个例证。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江时学：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国有企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进入90年代后，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不容否认，大规模的私有化一度刺激了经济发展，使阿根廷与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前列，私有化使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然而，90年代后期，即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过去之后，私有化收入不断减少，而政府开支并没有得到控制。可见，私有化不仅没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难，而且还给其财政状况留下了“后遗症”。

阿根廷为我们提供的教训是，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来扩大出口。阿根廷的出口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0％。这一比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是比较低的。这既与实施了十年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也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虽然90年代以来阿根廷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那种内向发展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纠正的。（2）虽然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的产业结构还是基本上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为1/3，其余均为初级产品。（3）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

IMF药方：一剂良药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帮助受灾国家缓解危机、摆脱危机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但这种帮助通常都是有“条件”的，国际社会把这种“条件”称作IMF的“药方”。从受援国来看，各个国家在执行IMF的“药方”上态度不一，如最近IMF的“药方”在阿根廷遭到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强烈抵制；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也不尽相同。请问，对于IMF的“药方”，应当如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