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篇(2)

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Weiss）发表的《不完备市场上的信用配给》是本书的基本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提出了信用市场的不完备性问题、信息在信用合约中的重要性及其银行的最优选择。但是，作者对传统货币经济学的质疑至少可以再往前推10年。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岁之时，先后推出的三篇论文――《两部门经济中的异质性资本品配置》、《风险条件下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利得税效应》和《对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审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产品的“非同质性”（heterogeneous）、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对经典理论诸多假设前提的挑战。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献都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激励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贾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其中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ool），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

一是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含义。这启发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货币政策能否考虑区域经济结构，以及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等重大货币理论课题或许不仅是中国特有的难题，也是美国、欧元区等所有存在地区差异、存在信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经济体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篇(3)

【关键词】财政税收 公共资源 科学方法 实践和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和财政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指导方法，其中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财政税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认识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财政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使其不致被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偏见所左右。认真学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和方法论原理，对于促进财政税收理论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财政税收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所固有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可以解决具体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之分，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解决，学会统筹兼顾。

财政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公共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公共资源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们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这是财政学的研究内容。财政学作为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必然要面对资源稀缺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这一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经济学的世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既定成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市场机制在资源既定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经济体在既定技术和要素投入条件下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增长，如何利用现有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引导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首先必须正视，不能无视，更不能回避，只有承认这些矛盾，我们才能形成对经济学和财政学学科的科学认识；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和问题普遍存在，我们就必须具体分析和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各自的特性，从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最后，我们还须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产品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经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这是经济学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只有将这些主要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矛盾和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体的内容和范畴，在财政税收专业领域研究中凸显人文关怀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离开了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就谈不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具体来说，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将由其凭借国家权威和国家强制力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给人民的问题，由此看来，财政学不仅是研究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学科，更是研究人的学科。我们在财政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以人为主体进行研究，研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比如，在关于财政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保障的意义和作用，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广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研究最适税收理论中，必须研究和制定最优的税收征收机制，确保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税收负担，等等。因此，在财政学的学习过程中，在制定和研究财政政策及财政制度时，应注重人民的关切，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财政税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财政税收理论研究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财政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课本知识，获取间接经验，同时不忘实际调查取证，充分认识获取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纵观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正是人类社会经济实际和国家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才促使了财政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财政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社会经济实践服务并指导社会经济实际，财政学中的理论，比如，福利经济学中的第一、第二定理是否说明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庇古税和庇古补贴能否纠正由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被认为运作良好的国家各项社会保障计划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尤其是最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合理以及支出达到什么样的规模才是最优的……这些财政学的理论应当而且只能由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如果这些理论被检验为是正确的，那么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就会使国家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如果被检验为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及时发现其中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将纠正后的理论再应用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确保各项财政政策和制度趋于合理与完善。

篇(4)

关键词产权会计交易费用产权会计理论

1产权理论

1.1产权的定义

产权是为了界定人们利用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在经济学界，由于不同的经济学家研究产权的角度不同、时期不同,赋予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认为，产权就是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即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显然，科斯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的。产权经济学家德姆赛茨认为，产权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于以下事实，即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和社会道德表达出来。以菲吕博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综述现代产权理论时，对产权下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等。

以上产权的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以私有产权为出发点,而我国学者大多是以公有产权或国有产权为出发点。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产权观点有：产权就是所有制权利；产权是反映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力关系的概念；产权包括两层含义即所有权与债权；产权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人们使用资源时的适当规则；产权是以财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权力集合体，这个权利集合体由一组权利构成，包括产权主体对财产享有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利。

尽管上述有关产权定义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学术界对产权的理解已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产权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人与外界稀缺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产权不只是所有权，也是一组权利束；第三，产权作为一种人造的社会工具或制度安排，在协调和规范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社会的强制实施。这三点共识是对产权基本性质的界定，其他一切分歧主要是源于研究的视角不同。

1.2产权的种类与功能

产权一般可以分为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两大类。产权的功能是指产权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作用。产权一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激励功能、减少不确定、外部性内部化功能、效率及效益功能的基本功能。

1.3产权与交易费用

谈到产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交易费用概念。尼汉斯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把交易费用看成是起因于产权的转移，即由于产权的分散和交易才导致交易费用的存在。这就是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虽存在生产费用，但因无产权，无需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看，交易费用产生于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摩擦。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是科斯在1937年首先把交易费用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把交易费用主要概括为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和签订合约的成本，但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趋向于把交易费用作更宽泛的理解，认为交易费用就是一切制度运行的成本，是除生产费用以外的一切成本。如果这样，交易费用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笔者赞同马修斯对交易费用所下的定义，他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约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约而支付的费用。

虽然交易费用起源于产权交易，但是，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时，产权作任何安排都是无所谓的；但在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张五常极而言之，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引起交易费用的多少，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产权与会计

2.1任何时期的会计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产权关系上的

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五个社会形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制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相对应的会计也不同。这种不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产权关系所致。在原始社会，财产属于公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会计是建立在朴素的公有产权关系基础上，其主要职能是简单地反映生产活动。从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私有产权，即排他性产权的出现，会计明显地表现出了双重性，即一方面要达到生产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维护产权主体的利益。会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最大限度地被财产所有者利用。如果说会计的产生是一种必然，那么会计也就是为特定的产权服务的，并建立在必要的产权关系上。

2.2任何一种类型的会计都要维护特定的产权制度

任何一种类型的会计都会受产权的影响，并表现为维护特定的产权制度。世界各国的会计模式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法律体系是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所以会计模式更直接的是与一个国家的产权结构相关。由此可见,会计与产权的关系是密切的。

3产权会计理论

3.1产权会计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产权会计理论在学科渊源上起源于产权经济学与会计学的交叉与融合。会计学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借鉴相邻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的新思想与新概念。产权会计理论则正是会计界在借鉴产权经济学的新思想与新方法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个研究成果。在产权经济学产生之前，中外会计界普遍奉行的是“技术主义至上”的研究思想，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主要是会计计量程序、计量方法等纯技术的问题，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会计界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以产权制度的合理配置为基础对会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其完全适用于会计领域。因为会计是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在信息的接受、加工与传递的过程中，充满着行为选择与价值判断，而行为选择是否适当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样也应该产生着影响。按照产权经济学观点，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远远大于某项计量程序，计量方法的改进所带来的结果。于是从20世纪70～80年代产权经济学形成之后，会计研究人员广泛借鉴产权经济学的思想、概念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会计领域中所遇到的理论与实务问题，使得会计理论研究越来越经济学化。

3.2产权会计理论的主要特征与基本观点

3.2.1产权会计理论的主要特征

产权会计理论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思考与解决会计领域中的一切问题．与传统会计理论相比，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从研究对象来看，传统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假设、会计计价和会计计量方法等问题，而产权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信息的产权制度与会计制度问题。从研究思想来看，传统会计理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的计量问题，而产权会计理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生成时所依据的一系列制度和制度背后所体现的各种产权利益以及围绕这种产权利益所进行的制度博弈。从研究范式来看，传统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计量程序—计量质量—信息反映；而产权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计信息产权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效果。

3.2.2产权会计理论学派的基本观点

目前产权会计理论学派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按照它们间的关联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会计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从最根本上讲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会计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产权结构、体现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志。

（2）会计制度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制度是一份公共合约，是一份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3）会计制度的博弈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各方利益同等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为了使得制度对自己最有利，有关各方围绕着会计规则制定权而展开博弈活动。

（4）会计制度可复制或可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会计制度中，正式契约性的制度具有可复制性，并且移植制度的成本比创立新制度的成本低。

（5）会计制度变迁理论。会计制度与制度环境具有一定适应性，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导致会计制度出现僵滞，进而引起它走向变迁与创新，而会计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活动的开始。

（6）企业剩余计量是靠会计系统来完成的会计对剩余的计量结果将直接影响着各主体的产权利益。

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关系进入经济生活，客观上要求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关系转变为产权关系。产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探讨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一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这一理论不但为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及企业制度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与会计学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

一、产权制度的本质特征及理论依据

产权及其制度分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个传统。的产权理论认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发展着。”在私有制社会，在私人占有财产为主要方式的同时，也存在国家占有形式；而在以公有制为主的情况下，也同时存在私有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从财务关系的发展变化出发，说明生产关系越发展，产权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马恩经典著作中对所有制的大量论述实际就是一个深刻的产权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通过产权和产权制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经济学的解释力。美国学者哈罗德·德姆塞茨指出：在产权与价值的比较与衡量中，“任何资源配置机制，要为(社会)所接受，都必须解决好两类任务，一是不管资源如何使用，必须充分揭示资源收益的信息；二是必须促使人们认真考虑这些信息。”尽管二者从研究前提到理论核心部分都存在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对市场经济下的产权关系与社会关系这一共同研究对象各自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都指出了产权制度、市场、社会之间存在普遍联系，互相影响，分析了产权制度的发展、演变的轨迹与规律，可以为市场经济运行下的许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产权在本质上是由人在使用稀缺物时所发生的与他人之间的行为关系或制度安排。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等是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安排就是制定约束竞争的规则。”他认为竞争何以进行，交易何以可能，产权制度安排是交易的基本前提。反过来，如果没有制定好“约束竞争的规则”，就会形成无效的竞争，就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就会增大社会成本。同时认为，产权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或处置权)，把所有权的边界界定清楚，使权力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也就是说所有权的边界由法律界定。虽然产权在法律上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但由于交易成本为正，产权并非在事实上完全界定清楚了，所以，自由交易的契约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定价而对产权进行再界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向更优不断收敛的过程。未界定的产权作为公共财富被置于公共领域，由交易各方自由攫取并在各处的约束下最终达到产权博弈均衡状态。

二、建立健全产权会计法律制度体系

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是建立在产权基础之上，无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还是经营者都是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契约关系。由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信念的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备等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往往不一致，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才能真正成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则。现代企业会计是以财务活动为对象，以财务关系为内容的统一体。财务关系的现状体现着现时的产权关系。产权关系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的人们在财产上结成的相互关系”。由于产权本身就是经济学与法学相结合的一个综合性范畴，而体现在财产上结成的产权关系，因而也明显地打上了经济与法律关系的烙印。

如何构建我国的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作为法律对事实上所存在的财产关系的确认从一开始便是根本性的。因此我们把《宪法》作为产权法律制度的最高层。在现代产权制度中，由于各个企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将得到明确界定，对企业的产权、债权、契约等问题就要进行规制。民商法是规定产权根本法的保障，它是实现产权法律制度的保障体系，它置于第二层。在产权会计法律体系中最核心的部门是会计的专门法律，我们知道维护、保障财产所有者或投资者权益，维护、保障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权益都必须依靠会计、审计这些最具体、最基础的控制层面，而统驭它们的是由民商法的这些基础层面的经济类法规，如《会计法》、《会计师法》、《核算法》、《审计法》等，它们是第三层面。第四层面就是相应的统一会计、审计制度。它们是产权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层面。

产权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中各种规制的关系如下图。

产权会计法律体系是包括宪法、相关民商法、经济法、会计专门法律、统一会计审计制度若干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宪法》为根本性的，相关民商法经济法是保障体系，会计专门法律是核心，统一会计审计制度是基础。

由此可见，产权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形成是以维护与保障产权及产权经济运营权益为根本目标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安排，围绕产权基本功能所进行的规制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而整个体系的落脚点却置于统一会计制度与审计制度这个基础层次之上。其中，又以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专门法律作为关联性层次，这便突出了会计法律制度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色，从本质上看这个法律制度体系便是产权会计法律制度体系。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我们应根据国情，在总结我国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会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全面促进会计制度的变革。

三、现代产权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对会计学发展的影响

1、协调产权与财权的矛盾，建立产权与财务约束机制。现代公司财务的独立性因公司法人产权的独立性而确立，但是，这种权力不可能超然独立于任何其他的权力，还应该受到一定的制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在原始产权与法人产权之间，有着严格的制衡机制，即“法人治理结构”，法人产权的权力便在这一结构中受到原始产权的监督和制约，企业财权的取得和发挥也在这一“制衡机制”中得到约束。因此，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下的产权制度，必须注意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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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全社会的产权和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从各国公司法的基本精神看，都规定公司的重大投资计划、利润分配、增减资本、发行债券以及公司合并、分立和清算等企业关键的重大财务决策必须经股东大会审批，因此，原始产权对企业重大财权的这种约束，是原始产权决定法人财产权的具体体现，并成为财产约束的重要方式。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财权与产权的联系，财务约束机制的建立也必须受到产权约束机制的影响。

2、产权制度是会计产生的动因，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产权制度撰写是会计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度量衡是源于产权界定的需要，即每个人之间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产权边界需划分清楚，因而需要度量衡。因此，度量衡的统一是一次产权制度变迁史。它降低了产权界定的成本，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从此意义上说会计的产生是源于产权界定的要求。西班牙的数学家、法学家基耶戈杰里·卡斯基洛就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契约，核算的目的就是反映契约双方的法律权利和要求。如同度量衡不统一将导致高昂的交易费用一样，会计制度的不统一也将因交易费用太高而制约产权交易的发展，从而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符合产权效率的会计准则和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认为，一切经济活动即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非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产权交易。所以，作为反映和控制这些经济活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也因此在本质上是对产权界定、产权交易以及产权价值运动的反映和控制。如果这样看会计性质，那么，会计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工具，也并非价值中立，它的运用必然反映和体现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关系。所以，会计政策在形成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

3、提高产权效率是制定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维护与保护市场经济下的产权问题是会计法律制度建立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基本体系最终得以构建起来的落脚点，这是产权效率的要求所致。因为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产权不仅需要界定每个人对稀缺资源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等诸多权利，而且还要界定每个人利用资源的效率，从而界定每个人做出贡献的份额。也就是说，只有产权的权责利界定是对称的和清晰的，每个主体都有可能产生具有产权效率的逐利行为，从而产生资源有效配置。所以，市场经济的产权效率原则，要求所有产权得到充分维护和保护。因此。只有具有产权效率的会计准则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就是产权效率应成为会计准则的一个基本原则。

篇(6)

在《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中使用了“人类的行动”（humanaction）这个术语作为他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米塞斯从最基本的人类有趋利避害、有目的的行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完成了一套“人类行动学”的研究进路。按照“人类行动学”定义，行动（action）就是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behavior）。因此，米塞斯给出了“有目的的行为”这个术语。米塞斯试图推导出一条经济学的公理，即“人类的一切行动，皆有目的”，这是米塞斯经济学的整个研究纲领的出发点。所有合理的经济理论都是这一核心先验预设的演绎结果。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的哲学基础源自康德。对康德来说，存在基本的原则和判断以形成我们知识的基础———例如逻辑规则，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以及物体存在的事实———它们对我们的知性（understanding）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没有它们，有意义的经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关于原则的知识对于知性来说是前提条件，它们不能来自于外界，不能来自于经验观察，而必须是先验综合地真。对米塞斯来说，经济知识也有一个唯一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对有意义的经验来说必须存在“先验综合的真命题”———它就是人类的行动。[1]米塞斯指出，“先验的思维推理与人的行动，都是人类心智的表现，人的心智的逻辑结构创造了实际的行动理性，与行动是同质的（geneous），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从先验原则得出的推理，不仅在逻辑上正确，也可用于现实经济活动。只要先验前提为真而逻辑演绎又无误，则推论必然为真并具有实证內容。换言之，这些推论不再需要去证实或证伪。米塞斯认为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先验的，是人类行动的先验科学。人类行动学的思想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axiom），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显现出来的一种自明的道理。[2]米塞斯的“先验的”理论是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的所有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从米塞斯的观点可知，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构成人类行动体系的节约、偏好、行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理智直观。我们不是通过经验证实这一切，而是先验地从内心中领悟到所有这一切。

二、个体信念与个人主义知识论

米塞斯根据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来理解人类的行动，并推导出经济规律。米塞斯的进路是先验论的个人主义知识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中他说：“就认识论来讲，也即就人的知识论来讲，确实有点东西不得不认为是永恒的。这就是人心中逻辑的与行动学的结构以及人的感官能力。”[2]米塞斯坚守个人主观主义观点，但他不相信人们只是简单地从一种“孤立的”状态进入到一种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状态，他不认可人们从自然个体存到社会存在的转变这种“契约主义”的解释，很难以相信人们能够生活在“观念或抽象”之中。所以，米塞斯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且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人们的选择。社会文化语境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是主体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行为主体思维的逻辑结构相同，但他们的个体信念不同。为此，米塞斯对普通人和精英分子———例如，发起人、企业家、带头人、创造性天才———做了区分。普通人和精英分子的区分可以解释新的个人信念如何通过一种社会过程得到共享或者说扩散。普通人通常是遵循“习惯”或惯例，只有在他们确信精英分子将改善他们的福利时，他们才调整他们的“习惯”或惯例。因为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与个人的信念是相一致的。如果精英分子的思想不再能够改善他们的福利，那么普通人将会抛弃精英分子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普通人事实上分享着个人信念，但这些个体信念无法自发形成集体信念。

三、从个体信念到社会合作

为了解决个体信念与社会合作的相容性问题性，米塞斯采用了“内省”（introspection）这一概念。米塞斯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之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反思（self-examination）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内省的人M会这样想：N像我一样是理性的，也即，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是理性的，除非我们有相反的证据。每个人都有一种先验的相同的推理能力，这些推理能力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能力。米塞斯相信人们能够合作也是源于他的“人类行动学”理论。“人类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这种行动之存在，可以通过内省的方法发现。米塞斯认为社会不存在于别处，只存在于个体行动之中。在个体行动之外去寻找所谓的社会只是妄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缔结契约而形成人类社会。个体仅仅是为了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协作来达到个人各自的目的，而社会合作是随带发生的（superve－nient）。这些合作行动所产生的相互关系合起来被称作社会。社会以合作取代了个人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劳动的分工和联合。人从有目的的行动的动物，变成了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体行动，就不会有社会。

四、批判与反思

篇(7)

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研究，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对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研究。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研究，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分析为主，技术和文献的研究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应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分析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分析方法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研究，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宏观问题分析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分析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研究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企业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又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方法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研究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对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