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导论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资产证券化导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二、物权的公示公信和信托不动产的独立性

三、信托不动产移转与不动产税费（买卖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四、远非结束的结语

[内容提要]不动产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浪潮中的重要的部分，但进入法学视野的时间较短。它的出现对我国现有法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其资本流通性与我国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以及公司法中经营实体组织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另外，在信托财产的设立和移转过程中，使得税费制度也须要修正以促进和保障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不动产、证券化、SPV

一 导论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引人注目的金融产品：不动产证券化。这种结合金融业和不动产业共同发展的模式，不仅改变了个人和公司理财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系统）的以往资金运营方式和房地产业的融资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变革。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需要理性分析西方的金融工具，是否引入和如何引入必须经过客观科学的论证。

今天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中，两类资产证券化占据中心位置，在美国被习惯称为按揭证券化（MBS）和资产证券化（ABS）。这两类证券化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现有信用资产的证券化，或者说是存量资产证券化。与其他资产证券化相比，不动产证券化的范围更广，远远超出了贷款债权的证券化范围。贷款证券化的对象为贷款本身，投资人获得的只是贷款净利息，然而，不动产投资的参与形式多种多样，如股权式、抵押式等等，其证券化的方式也因此丰富多彩，只有以抵押贷款形式参与的不动产投资证券化的做法才与贷款证券化相似，其他形式的证券化对象均不是贷款本身，而是具体的不动产项目。所以不动产证券化包括不动产抵押贷款债权的证券化和房不动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两种形式[1].不动产抵押贷款债权的证券化是指以一级市场即发行市场上抵押贷款组合为基础发行抵押贷款证券的结构性融资行为。不动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又称商业性不动产投资证券化，是指以不动产投资信托为基础，将房地产直接投资转化为有价证券，使投资者与投资标的物之间的物权关系转变为拥有有价证券的债权关系。不动产证券化的两种形式一方面是从银行的角度出发，金融机构将其拥有的房地产债权分割成小单位面值的有价证券出售给社会公众，即出售给广大投资者，从而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用以再发放不动产贷款；另一方面是从非金融机构出发，不动产投资经营机构将不动产价值由固定资本形态转化为具有流动性功能的证券商品，通过发售这种证券商品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

不动产证券化较早的进入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视野，在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先进的成果，可在法学领域中仍算陌生。这种金融产品中若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必然在冲击我国的金融市场过程中受到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双重阻碍。由此，本文重点研究不动产证券化在中国运作将会引起的对部分法制内容的冲击及需要的法律规定调整，而其他如不动产证券化引入我国的利弊分析、金融市场的影响等问题不在论述范围。

二、物权的公示公信和信托财产转让的流通性

我国民法通则里并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应该说不动产还没有在立法中得到明确的界定。在梁慧星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物权法草案》[2]第十一条里规定；不动产指依自然性质或法律的规定不可移动的物，包括土地、土地定着物、与土地尚未脱离的土地生成物、因自然或人力添附于土地不能分离的物。日本民法典第86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66条表述更为简单：土地及其定着物为不动产。孙宪忠教授认为：不动产就其范围而言有三种即土地、建筑物、添附于土地和建筑物的物。[3]尽管上述几种定义并无实质性差异，但本文更倾向于孙宪忠教授的表述，至少更适合作为证券化研究的基础概念。

物权公示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指物权的各种变动必须采取法律许可的方式向社会展示，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原则。[4]从法学定义上讲，公示最终目的使得物权变动中物权的排他性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上都得到满足，从而使得物权的排他性具有主观上的公平正义性，在客观上也能获得法律的承认，公示在不动产的物权变动里就是不动产登记。因为物权的本质是对世权，物权的变动必须要有自己的公示手段才能排除他人妨碍，不动产不比动产不能依靠占有来实现公示，而对于一般不动产物权来说最简单便捷的方式便是登记。

但是，即便是这种最简捷的方式也难以适应证券的流通性要求。

首先，以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为例，登记程序、时间耗时费力，严重影响着证券产品的流通。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房地产产业投资基金（主要采用有限合伙制）和房地产投资信托两种[5].前文已谈及房地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区别于不动产项目的直接投资，即是使投资着与投资标的之间的物权关系变为对该不动产项目的有价证券之债权关系。原因是中间多了一个中介机构SPV （special purpose vehicle）或是信托公司，在法律关系上不动产项目资金不是由投资者直接注入而是由中介机构注入。所有人将不动产债权让与SPV或信托机构必须办理登记手续，市场并不是仅仅要求收益形的债券，而更多愿意投资于共有权式或股权式[6].若该项目系待建工程必然有期待物权变动（类似期房），若是将已完工之不动产项目包装运作意欲证券化流通时，依据我国1997年10月24日《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像不动产有限合伙的方式则登记工作繁复和时间的拖延使之成为不可能。而在信托方式中则出现了不动产物权消失的情况。因此，登记的豁免方能在物权法定的原则下使之名正言顺。建议在物权法“不必登记的物权变动”条目中增加一条：不动产证券化发生之物权变动不必以登记为公示，得以有价票证对抗第三人。

其次，以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例，整个证券化的运作过程中不动产抵押权的转让和最终实现问题成了最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所谓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特设载体SPV集中一系列性质相似的贷款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将购房者定期应偿还给贷款机构的本金和利息（现金流）进行组合包装后，作为标的资产发行住房抵押证券所进行融资的活动。[7]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简要过程是[8]：购房者先与贷款银行签定借款合同，并将所购房屋抵押，贷款银行成为抵押人债权人；贷款银行将其债权转让给SPV，SPV根据贷款种类设计具体的转手证券以及基于转手证券产生的其他类型的MBS（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与证券公司签定承销协议，并接受信用评级与审计；与托管银行签定信托协议，委托SPV的开户银行收取借款人按时支付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并支付给托管银行，由托管银行按照MBS的利率标准支付给MBS的投资者。

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发行住房抵押贷款的银行向SPV转让贷款债权。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附属抵押物的资产证券化，因此，银行债权转让中涉及到抵押权的转让以及抵押物的登记问题。我国《担保法》第50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第52条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可见，我国立法对抵押权的单独转让采绝对否定主义。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1条、第42条之规定，以城市房地产或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为抵押的应当进行登记，即我国立法对住房抵押财产登记采登记要件主义，只有履行了登记手续，才能产生设立抵押权的法律效果。因此，如果SPV不进行抵押变更登记，抵押权未生效，SPV无法享有相应的抵押权益。若SPV逐一对抵押权进行变更登记，则证券化的成本大大增加，不具可操作性。

对此问题学界有建议“通过在抵押合同中设立‘主管部门合同鉴证’条款，以主管部门在合同（应收款出售协议）上签章来弥补未进行抵押变更登记的不足，既达到公示效果，又可以对抗第三人对抵押贷款债权收益的主张”[9]和“在借款人与银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上，增加一条：‘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有权将住房抵押贷款转让给第三方，并授权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可以以次抵押人的身份办理以第三方为次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变更登记手续’”[10]的观点。

笔者认为，这两种途径都是“民间”解决。实际上，前者的主管部门签章以求公示的办法于法无据，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政府的行政行为作为公示和对抗第三人主张的作法也难以操作，试问若政府签章后的过错能否由主管部门承担呢？后者系一种在现行法制下较为无奈的看法，银行并不能够根据这样一份含有特殊条款的合同获得抵押权变动的公示，债权的合意不能取代物权的合意。因此，如果在立法上作出特别规定，应该是最为效率的选择。

还有，在发行人向SPV特设交易机构真实出售资产时，债权的转让成本很高。根据目前相应债的法律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时，应当通知债务人，否则债务人可以拒绝向新的债权人履行义务。因为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是一项巨大的“资产池”，牵涉的债务人非常复杂，这个通知成本非常高。国外如德国法律直接规定可以转让，而韩国则规定在证券监管机构登记后即视为已转让。而我国尚无这种减少通知成本的规定，这将给不动产证券化增加许多操作难度。由于证券化资产池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其出售往往会涉及成千上万个债务人，如果对每一个债务人都要进行通知，发起人的工作量就非常大，这对证券化的成本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为了弥补《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关于此问题的空白，公告作为公示的立法修是使证券化实行的法制保证。

另外，抵押权的最终实现必然会涉及不动产的权利冲突问题。[11] 已经转让的抵押权最终可能会要求实现，经过立法豁免登记公示的住房抵押贷款之抵押权的实现与我国合同法286条中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也须立法确定顺位问题。限于篇幅另文阐述。

三、不动产客税与信托财产的设立、移转

国际通行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包括三类：（1）是房地产取得税类，一般包括登录许可税、不动产取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登录许可税是在不动产登记时政府课征的一种税，税基为登录时的价格，税率各国有异。房地产取得税是在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房地产时向政府交纳的一种税，税基为房地产取得时的评估价格。（2）房地产保有税类。包括不动产税、定期不动产增值税。不动产税，向土地或房屋所有者或占有者征收税基为不动产的评估价格，在不征收不动产税的国家里，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课征财产税。定期不动产增值税向拥有土地或房屋超过一定年限的产权者征收，通常对由市政工程改善而引起的土地增值征收5年期增值税，对因城市发展引起的土地增值征收10年期增值税。房地产保有税，在大多数国家均属地方税，由地方政府征收和管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美国的财产税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80％。（3）房地产流转税类。包括所得税、不动产转移增值税。所得税向经营、出售房地产获得收入的房地产所有者、经营者征收。不动产转移增值税向买卖、转让房地产获得自然增值收益的人征收，意大利、韩国均设此税；美国则征收房地产收益税，房地产所有权人获得的增值收益超过政府规定的免税限额后则缴纳此税。[12]

在流转税方面，ABS往往涉及几十亿元的交易额，如果将ABS视为“真实出售”，作表外处理，必然要交纳营业税，我国的营业税率为5%，按此融资成本会大大提高，ABS会失去价值，很多项目将无法进行。我国现行税法、财会制度中没有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税务及财务表外处理依据。发起人将资产出售给SPV时所得收益要计入发起人损益表中，发起人需缴纳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税率即使很低，也可能给交易带来巨大的障碍；对于SPV是否应该纳税，如果需要，应通过各种方法来降低税务负担，因为在SPV产生税务费用定会增加证券化的整体成本；而对投资者来讲，在持有过程中所收的证券利息是否付税，在变现过程中的变现收益是否支付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都没作出相应规定。而会计制度对于资产证券化表外处理的规定亦是一片空白。我国的已经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案例如中集集团与荷兰银行运营的应收帐款证券化中，中集集团的ABCP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融资费用作为财务费用处理的，当然也是作为计税和扣税依据的。但是，因为此次资产证券化的SPV是荷兰银行荷兰银行旗下的 Oasis Funding，Oasis Funding 再出售给 Tulip Asset Purchase Co （ TAPCO ），最后由 TAPCO 在国际市场上发行ABCP ，没有牵涉到相关的营业税问题，也没有增值税问题。因为这种操作必定是一项融资活动。即使按照销售处理，没有进项税额，也没有销项税额，或者说增值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增值税也就无从谈起。由于投资者是直接和荷兰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发生关系，与中集没有直接的关系，投资者获得的利息收入不是直接来源于中集，而是来源于 TAPCO .因此，对于中集集团来说，不会产生予提税的问题。[13]

在一些免税的国家和地区如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组建SPV，是合法避税并规避我国公司法上过高要求的较好选择。从另外的角度考虑，确实应当全面修订我国现有税法对不动产证券化（乃至资产证券化）的限制。笔者建议：首先，为将要证券化的不动产权益真实出售给SPV设立所得税、流转税、印花税的特别豁免条款，；其次，修订《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或专门对资产证券化向海外SPV支付资产利息和本金的预提税问题作出规定，免去或相应根据双边税将优惠协议免去预提税，以节约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成本；还有，必须设立不动产移转增值税的豁免条款，因为尽管在真实出售中完全符合不动产权益变动的特征，但是，SPV一般是“空壳公司”，他只是不动产证券化的“导管体”[14]，实质目的只是融资，名义上是真实出售，并无物权变动的实质要件。比如美国《国内税务法则》对房地产贷款证券化，按照合伙制、公司和信托等三种不同的实体组织形式，确定不同的税收处理方法。

基本内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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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体组织形式 |     合伙制企业       |       公司         |        信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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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者身份  |       合伙人         |　权益持有人、股东  |    受益人、委托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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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处理   | 合伙人缴纳个人所得税 | 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 | 受益人缴纳个人所得税 |

  |              | 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 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 |    信托本身不缴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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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地产投资信托方面，正式开创了REIT，规定凡具备该法第856条至859条的有关组织、收入及收益分配要件的REIT可享有免税优惠。换言之，即使REIT是以公司为组织形态，也可以不必负担公司所得税，而仅对股东或投资人课征个人所得税。

四、远非结束的结语

本文仅仅涉及了不动产证券化中的部分法制问题，关于此的研究远未结束[15]，最令笔者困扰的不是技术性法令的规定，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原有相关法制的深层次矛盾，乃至整个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生现象时刻冲击着法律的内在稳定。这个矛盾在具有深刻固有法性的不动产法中更加难以解决。

这其中必须有一种理念去支撑，究竟是适用自然法原则还是实证法原则，是以经济分析法学判断亦或是概念法学理解，等等，这些都远非一两篇论文所能够回答的。至此，一定有人会说：“如果法律的规定提高了金融创新的成本，制约了它的发展，就是不效率，应该修正法律。”笔者不禁要反问，谁能说明修订旧法适应新的金融现象就一定是效率，保守法制稳定限制金融创新就一定是不效率，根源在哪里？！

在上述问题没有或很难得到回答时，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法律（制定法）总是要根据现实的要求作出修正，法律也必须要有预见性，法律的目的是让社会实现有序的丰富多彩，而不是压制新生事物。由此，我们得出在这种全新的金融产品与国家法律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前提下，修改立法以保障、促进不动产证券化的发展，在一些问题上作出预设规则，未雨绸缪，疏而导之，将其纳入良性轨道，这是我们的选择。以法律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框架对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资产证券化的每一个环节的设计，每一个主体的参与和权利义务，都需要法律的维护和约束。因此，可以说，离开了法律的规范与保障，不动产证券化寸步难行。

不动产证券化有了生命！

法律有了生命！

（在本文的写作中，受到南开大学陈耀东老师讲授的物权法课程和万国华老师讲授的证券法课程以及韩良老师讲授的金融法课程莫大的启发和指导，在此表示感谢，但所有文责由作者承担。）

[1]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包括金融资产证券化和不动产证券化，将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列为金融资产证券化类（见王文宇[台]著《新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41、142页）。但笔者认为不动产证券化之对象系指不动产财产权，不动产财产权具有明显的物权特征，无论是出于理论研究和还是制度建设的考虑，都应该把不动产抵押权益证券化作为不动产证券化的一种来研究。

[2] 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19页。

[3] 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18页。

[4]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成月版，第178页。

[5] 在美国，不动产有限合伙制作为不动产证券化的形式，因为美国对证券采广义理解，包括“投资契约”，但在我国合伙并不能够公开发行本文所说的有价证券，可以说我国不存在以有限合伙作为组织形式的不动产证券化。

[6] 见王石：“推动房地产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载于“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19版。

[7]涂永红、刘柏荣著《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8] 参见关涛、樊静：“不动产证券化的民法原理”，载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五期。另可参考冉昊、王丽媛：“ABS若干法律问题论析”，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07页。

[9]陈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若干担保问题的探讨”，载中国法学网，2004年3月2日浏览。

[10] 转引自注释10文。

[11] 关于此部分的探讨可参考陈耀东著《商品房买卖问题专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中笔者参与写作的部分内容，第332页至343页。

[12]朱学良等：《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健全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载《中国房地产》1996年第2期。转引自cftl.com.cn.

[13] 参见唐菲、李传全：“赴中集集团进行资产证券化调查报告”， chinasecuritization.com，2004年4月1日浏览。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启示商业银行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为21世纪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使得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而且导致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遭遇寒流，甚至进入冷冬。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投资银行蔓延到商业银行。迄今为止，美国已有15家银行倒闭。其中最大的银行是IndyMac，该行拥有320亿美元资产和190亿美元存款，它也是美国历史上破产的第三大银行。美国金融巨擘花旗股票连续多个交易日下挫，其市值仅为210亿美元，不及其2006年年底时2740亿美元的1/10。根据IMF的统计，全球金融业将因次贷危机而损失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工行市值的7倍之多。

一、次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在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方面

所谓次级按揭是指向负债较重，资产信用评级在620分以下，多数没有固定收入凭证的“劣质客户”提供贷款。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诸如新世纪金融和Countryside这样的按揭贷款发放机构降低住房信贷消费准入标准，把大量的房地产按揭发放给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的中低收入购房者。出现了零首付以及向“劣质客户”提供贷款的行为。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次级贷款一般是无本金贷款，在开始几年只需每月偿还贷款利息，只用偿还超低利息，之后利率将重设，并且在3-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从实际利率看，大部分次级贷款基于浮动利率，即贷款利率随短期利率变动而变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通过以次级按揭还款为抵押品的衍生证券把中低收入购房者偿还贷款的风险转移给了风险接力赛中的接棒者。发放贷款的机构大多“只贷不存”，为了不断获取资金，维持放贷规模，这些机构通过二级市场中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筹集资本，使得大量投资者聚集到次级贷这个链条上来。由于这些次级贷款是建立在低利率和房价不断上涨的基础之上的，而自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连续的升息政策，将基准利率从1%调到5.25%，使得借款人成本激增，加上楼市开始下滑，动摇了整个次级贷款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使得次级按揭还款出现拖欠的情况日益严重，违约率不断提高。抵押贷款企业纷纷宣布倒闭，2007年3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因为超过84亿美元的债务无法偿还提出破产保护。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随之降临。

2、投资者方面

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生成过程很复杂，一般的投资者是没有能力去辨认是建立在什么价值基础上的，不具备理解这些衍生证券所携带的金融风险的能力。投资者的不理智一面，使得投资者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反应过度。

3、监管方面

由于监管方面的缺失，政府把对这种金融衍生品的监督责任交给了评级机构。但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真实，准确的反映次级债券的风险情况。做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评级，使得投资者在没有充分能力去理解整个金融衍生品风险的情况下依靠这些评级结果，做出错误的决策。我国持有雷曼兄弟债券的中资银行有7家。中国建设银行持有雷曼债券1.914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29%，中国工商银行（包括境外机构）持有雷曼债券1.518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01%，中国交通银行持有雷曼银行债券7002万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02%。而我国银行国际交易涉及次级贷逼近100亿美元。随着次级贷款风波的不断升级，我国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损失高达49亿人民币。目前国内国外宏观经济都存在一定的下滑可能性的情况下，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将面临资产质量恶化以及利润增长放缓的状况，并且已经有14家上市银行已经出现了借款人违约数量增加以及流动性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我们应当重视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启示，发挥后发优势，让我国的商业银行走得更快更稳。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1、严把信用风险关口

强化风险控制，确保偿付能力，量化风险。在结合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建立符合相应风险管理需要的资本金充足水平和贷款呆账准备金。同时应严格准入标准，把握信用风险的关口，并做好贷款担保和抵押的动态管理，防止因为2009年房价可能进入下行通道导致的抵押物价值不足的问题，保持信贷业务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大部分商业银行已将住房信贷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来加以发展，有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在信贷资产中的比重高达40%以上。我国目前房贷证券化产品很少，并且发行量比较小，房贷大部分只涉及银行和购房者。2005年12月15日，建设银行推出国内首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2007年12月建行又推出自己的41.6亿元人民币的证券化产品。这与整个抵押贷款市场的规模相比，证券化率非常低。与美国银行业以及房地产业相比较，我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规定首付比例20%-30%，还贷收入比不得超过50%，而且在我国，商业银行一般都保持1元的贷款抵押物的市值一般超过2元。这些措施降低了借款人违约的概率，有效保证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但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弱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防止大规模违约风险的发生，在发放住房贷款时应该更加注意挑选信用记录好，收入稳定，还款能力强的客户作为发展对象。2、保障金融安全，注重风险管理

（1）商业银行的基本原则是“存款立行，风控保行，服务兴行，科技强行”。如果商业银行过多的依赖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资而忽略自己的主业将把自己置身于巨大的风险当中，北岩银行的破产就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英国国内第五大抵押贷款机构也是最具活力的银行之一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大量通过吸引存款、同业拆借、抵押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融资，并投资于欧洲之外的债券市场。这次由于受到次级贷的牵连导致流动性不足而最终破产，引发了英国银行100多年来的首次挤兑行为，并实际上迫使英国政府为英国银行业体系的负债。因此商业银行发展不应脱离自己立行之根本，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变差，商业银行将面临巨大风险。

（2）做好风险评估，切实把握风险，而不是盲目跟进。把握好度，在进入不熟悉和缺乏足够风险控制的业务领域时要谨慎。我国的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较而言，在业务种类和范围，风险管控上都有一定差距。由于在许多业务领域缺乏经验，所以应在充分了解这些业务的时候再进行投资决策，尽可能地防范风险。

（3）要注重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对风险进行管理。从外部和内部的风险管理是使风险得以控制的关键所在。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处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通过颁布政策、规定等措施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按照各项规定运作。首先，在外部监管方面：一是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但是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审计署、财政检查专员办等也在某些范围内对银行进行着监管。由于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标准，且处罚措施不一，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为了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和力度，加强各个监管部门的沟通，对现存的监管体制进行适当的修改，权利适当的集中，从而提升效率和降低监管成本。二是切实提高金融创新的信息透明度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基本条件，因此应当加强监管以及信息披露的强度，对商业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要及时披露。金融创新是银行发展的动力但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它可以提高金融效率和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在金融发展方面发挥的助推器作用，但同时，次贷危机也表明，金融创新可以放大风险，可能产生巨大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因此要又有强有力的风险保障机制。在市场上投机意味非常浓烈的时刻，市场主体往往并不关注真正的价值基础，反而不断的去推高这个市场，让这种泡沫蔓延。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金融危机正是巨大的泡沫破裂的后果。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信息披露一定要充分、及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当中，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由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过于复杂而且不透明，在不了解这些金融创新品的原理和相关的风险信息时，仅以评级机构的不负责任的某些结论来购买这些次级债券，从而成为大量的风险积累的牺牲品。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我国也在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采取了一定应对措施，明确要求对商业银行所持有的金融债券的类别和金额，委托理财、资产证券化、各项、托管等业务的开展和损益情况进行披露。其次，在内部控制方面：第一，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机制，保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由于委托——关系的原因，“股票期权”，“大比例分红”等激励措施使得高管阶层和各级员工不顾公司长远利益和金融体系稳定的短期逐利行为，使金融创新变了质。第二，建立问责制度。如果企业制度中缺少问责制度和高层管理不当收入追回机制，使得那些让公司破产倒闭的高管们还能逍遥度日。把权利和责任有效的联系起来，监督和追查对错误负有责任人的。促使企业人员更加注重风险，从而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降低风险。第三，我国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应当将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防范风险”放在首位，保证各项经营活动都建立在合理风险控制的基础上。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各商业银行应注重培育和强化风险意识，引进在风险管控方面有经验的人才，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在国内外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加强内部审计和对风险的预测和分析，为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预案，按照银监会于2008年初下发的《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提出的指导性建议，逐步引进并深入研究压力测试技术。

3、更具有前瞻性

随着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已经不能做到在金融危机面前独善其身，所以要提高对国际风险的敏感性和前瞻性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时刻对保持国际局势的变化的警觉。在能力范围内去分析国际上发生的各项事件对商业银行的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好应对措施，不打无准备之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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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华：关于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问题的若干思考[J].现代商业银行导论，2008（10）.

[3]王英贵：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及其抵押债券危机的成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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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51-03

一、金融创新的含义、动因和发展历程

学界普遍认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在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人员准备、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等方面开展的各项新活动，最终体现为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造与更新。本文所指的金融创新主要指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国际上对金融创新的动因理论研究众多，其大多从技术、经济、制度、监管等各个角度出发，探讨了金融创新的促发原因，包括技术推动论、货币促进论、财富增长论、约束诱导论、制度改革论、规避管制论等。实际上，无论何种方式促成的金融创新，其本质动因都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就是通过金融创新来扩大收入和降低交易成本，即“每一个金融创新都是为了寻求利润”。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显得比较苍白，因为当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未形成金融创新的内在驱动力――追求利润，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是伴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步伐逐步展开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中国金融创新的现状看，创新动因体现为技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监管引导的综合作用，其根本动因源于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和竞争的需要。

从历史的观点看，金融创新伴随着金融本身的萌芽而开始，并且一直作为金融业发展的推动力发展到今天。在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规避金融管制的金融创新开始，到70年代以后以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为主的金融创新，其中金融工具的创新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新的金融产品陆续出现，包括各种衍生产品、风险转移产品、外汇交易基金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时才开始。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四大国有银行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二是产权结构多样化的数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成立，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

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今天，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环境和背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的逐步取消正在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金融全球化正在冲击中国银行业传统营运模式、经营理念、机构设置、人力资源甚至监管体系；新技术在金融上的应用（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为银行经营管理和金融创新提供了高效的支持平台；新产品和新交易方式的层出不穷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正逐步细化风险配置方式和改变传统盈利模式；社会公众金融意识和需求的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更新不断提出新要求。

二、金融创新中产品创新面临的问题

产品创新是金融创新的主要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领域应该在于产品的创新。但就金融产品创新而言，现在面临很多问题。

1. 金融产品的规划问题。我们缺少一个方向性的规划，包括现货产品怎么发展，期货产品怎么发展，本地产品怎么发展，外地产品怎么发展，还包括本、外地产品怎么发展，这些都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作出统一的规划。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搞计划，因为市场不是管理者的市场，是市场人士的市场，市场发展程度如何取决于市场人士的行为选择，不取决于管理者的政府决定。但市场确实需要规划，规划不仅要明确目标、分阶段，而且要有明确的每一个阶段可以采取的现实措施，这是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制定相对统一的规划，才可能使管理者的理念得到统一，达成共识。投资人也会在取得共识理念的引导下，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2. 制度环境问题。现在产品创新当中的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策层面，大大小小很多。比如说，从法律层面讲，债权人权利如何得到保护？企业短期融资券税收问题如何处理？很多新产品都是在规则不清的情况下运作，这实际上是为以后运行的预期造成了不稳定。另外，创新的产品往往层出不穷,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比较少，这与管理政策方面的交叉、不协调有关系。所以在现实当中，政策层面应注重如何协调、如何配合、如何真正为商业市场化金融产品的创新打开一条可持续的通道。

3. 创新主体的问题，或者叫作创新动力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得以发生的刺激因素是由个人和企业欲使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产生的。或者说,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刺激人们去寻求可能有利可图的创新。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急剧上升且难以预料，大大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需求状况。计算机技术的飞速进步，改变了供求状况。金融机构发现，许多旧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他们提供给公众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卖不出去，运用传统的金融工具已不再能够吸取资金。为了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求生存，金融机构不得不研究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要并改善利润状况，这就是创新的原动力。从金融创新的目的来考察，有获利性、避险性、避管性和扩源性四种类型。然而，不管出于哪种目的的金融创新，它都有一种内在的激励诱导和支撑。获利性来自获取利润激励；避险性来自规避风险激励；避管性来自避免管制激励；扩源性来自扩大金融资源激励。

4. 产品创新市场分级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产品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多雷同。一家银行推出一种新产品，很快就有几家银行推出同质不同名的多种产品，真正需要这种产品的客户其实很有限，创新并未带来整个金融市场的活跃，却可能造成人力资本等的浪费。因此，良性循环的产品创新应按照市场分级找准自己的定位。

5. 金融创新的品牌化。由于金融创新较之其他行业的产品创新无专利予以保障，易于模仿，其“新”生命尤为短暂，因此往往是某家商业银行推出一种新业务和新产品，其他银行很快就加以效仿，这种现象一方面要求银行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依靠内部一套系统有序的创新机制来提高创新的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创新过程中应增强品牌意识，由以往零星的创新模式向系统的创新模式转变。

6. 产品创新后期的管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往往是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后，发现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创新的步伐。在整个金融市场发展当中，以金融产品创新为突破口，但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又遇到诸多现实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失去创新的原动力。产品创新后的继续研究和深度开发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三、金融创新的市场和监管环境建设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除了创新微观主体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外，外部市场环境建设和完善也至关重要。根据中国金融业目前的发展水平，政策和监管的引导及推动是创建有序、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重要力量。

1. 推动制度创新，引导金融创新良性发展。在市场化、专业化未达到一定深度前，金融创新仍需要政府的引导。对金融创新主体的监管是否有效以及对金融创新活动如何导向将直接决定金融创新的效率和发展方向。因此，必须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为金融创新创建起一个既能管控创新风险，又能支持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目前情况下，中国大部分金融产品创新出自银行业，银监会责无旁贷成为良性金融创新监管环境创建的主体。对此，银监会有充分的认识和务实的行动。2005年11月，银监会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先后出台了《金融衍生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指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银行创新活动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与相关部门共同了《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办法》等。

2. 加强金融监管的沟通协调，提升金融创新效率。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已经开始将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引向综合化经营、跨领域协作的方向，而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仍为分业监管模式。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创新活动迫切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通力协作，这对提升金融创新效率意义深远。目前，各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监管协调和联动的重要性，在多项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展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试点就体现了财政部、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机构通力协作。今后，顺应综合化经营的趋势，更加密切和顺畅的金融监管协作将成为各金融从业主体开展金融创新的有力保证。

3. 推动金融市场“软件”建设，为金融创新创建规范、公平、效率的“软环境”。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提高，其中，“软件”指市场机制、制度、法律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1）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迫切需要继续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健全利率管制制度，为金融创新提供市场定价基础和技术条件。（2）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重要基础是市场规则，而规则是通过法律、法规来体现和贯彻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完善甚至缺失的问题，亟待修正和增补。（3）完善场内市场。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在场内交易的总额大约是场外交易的5倍左右，场内市场几乎是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基础。中国的金融创新有必要首先把完善场内市场作为基础环节，在重点解决好风险对冲、柜台交易产品定价参数和风险参数缺失等问题后，再进一步考虑场外市场的协调发展问题。（4）加大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力度。金融创新的重要条件是人才，要创造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中国金融创新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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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双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支持金融创新［J］．中国金融，2006，（13）.

［3］波士顿咨询公司．如何使金融创新转化为盈利［J］．新金融，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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