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阶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目前，消费问题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手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经济增长决定着消费，消费对增长更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国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1865）在《资本论》中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生产消费观。在他看来，“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出发点，而消费则是这一整体的终结点，分配和交换只是这一整体的两个中间环节。无论是什么社会背景，生产过程都必须是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没有最终消费，一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出现断裂现象”。马克思通过对再生产过程和消费需求的探讨指出：“消费需求决定着生产，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消费需求是劳动力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消费需求使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需求促使新的生产需要的产生。因此，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内在因素和必要条件，是任何社会形态生产的最终目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就没有相应的生产”。在他看来，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环节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分析表明：消费总是在某一社会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而消费则是分配的最终实现，它对分配具有反作用。

凯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长期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很难成立，需求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的，总需求对总供给有显著的影响，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因素所决定。”提出了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C=C0+aY。其中：C——社会总需求，C0——社会必要消费，a——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单位所引起的消费增加数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凯恩斯进一步推出，一个社会的有效总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这一社会投资扩大并带来就业的增加，社会就业增加又会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会促使新一轮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循环向前发展。针对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有效需求数量常常达不到有效供给数量等的实际，他主张政府不应该被动地任由经济自行运转，而应该充分运用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主动干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使有效总需求保持在与总供给相适应的步伐之上。他特别强调，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有无财政赤字，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主动扩大消费支出以使经济走出困境、推动经济发展。这不仅在宏观经济理论上作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在西方国家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在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中，他把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由投资而来，而投资则主要来自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是呈反向变化关系的两个变量。由此来看，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消费则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从而减少社会投资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

罗斯托（1960）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根据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他解释说，在传统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完全是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经济，而且通常都是封闭或孤立的经济状态；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是社会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相关问题；在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必须具备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经济中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发明和革新变得十分活跃、适宜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风俗环境等四个条件；在向成熟迈进阶段，是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部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部门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出现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逐渐增多，社会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指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各种成果，人们在体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等项目上的花费大量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没有给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社会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容易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生产是前提，消费是目的，经济越往高级阶段发展就越需要消费来拉动并改变产业部门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

二、国内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刘迎秋（2002）在《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强调，从经济动力学的角度讲，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市场存在的根据，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他指出，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

武少俊（2003）在《强化消费需求启动措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指出，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已成为妨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强化消费需求的启动力度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当把启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作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众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支持农村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积极而谨慎地发展消费信贷；培养消费热点，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

王青（2004）在《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中强调，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运行已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

洪银兴（2005）在《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费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产，还对生产起拉动作用。经济增长不仅靠投资需求拉动，还靠消费需求拉动。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有市场保证因而是可靠的经济增长。

邹红、喻开志（2007）在《消费需求拉动；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缺乏引导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

刘杉（2008）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中论述到，当前中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还有持续降低的趋势，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障碍，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建议。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国1978—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时，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分析后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他们建议，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袁建文（2011）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出发，通过构建最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用沈阳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数据来源作实证分析后，得出：消费需求在总量、速度和效率上都远比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孙海涛（2012）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依据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选用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32年数据，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验证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相互影响作用，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确认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影响关系。数量关系的确立，为探求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数量依据。

三、简要述评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消费与增长无关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费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少，经济增长反而快。第二，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第四，消费与增长的一些实证研究：消费与增长具有一定规律性。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但他们有的并没有充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没有考虑中国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背景，城乡居民的消费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

（注：沈阳市社科联2013年度民生课题“居民消费需求对沈阳经济增长贡献实证分析及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立项编号：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3] 索洛著，平新乔译：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罗斯托著：经济成长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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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人力资本;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78-04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生产力发展迅速,经济成就显著,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初步凸现,经济增长方式正向积极方面转化。2009年全省单位GDP能耗比2008年降低了6.16%,“十一五”的前4年,全省单位GDP能耗下降17.19%,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但应看到,河南省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源和环境因素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加明显。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和人口大省,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省的经济地位日益凸显,研究并界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科学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河南省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目标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增加产品数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推动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同,经济增长依次经历4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矛盾导致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不同步,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并没有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在第二阶段,资本的积累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作为分析这一增长特征的工具应运而生。在第三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效率大幅度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认为人均产出增长是由外生决定的技术进步的变化带来。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张卓元(2005)认为应进行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价格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金碚(2006)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依靠观念的转变。林毅夫等(2007)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目标增长方式,而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则是当前中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卫兴华等(2007)认为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中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出路所在。王小鲁等(2009)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与城市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以及加速的科技研发的贡献越来越愈大,外贸和外资的溢出效应则逐渐弱化。

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　倒u曲线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分配，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水平也决定着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又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

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储蓄和积累在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集中，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即农村与城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出现一些抑制因素，使收入分配不平衡趋势逐步缓和。1，法律和行政干预。随着人们对社会收入分配关注的加强，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也会增强，由此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产生压力，政府就会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缓和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趋势。这些干预措施使储蓄和积累集中的倾向受到抑制。2，人口变动因素。高收入阶层的人口增长率存在下降趋势，但高收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于是一些来自中等收入甚至较低收入阶层的人进入高收入阶层，以维持其固定的比例。这样，导致高收入阶层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持有这些新兴产业资产的人，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快于那些旧产业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在总资产收入中来自新产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与此相对应，旧产业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减少的。在动态经济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上述因素，形成抑制社会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机制。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先扩大后缓和呈倒“U”型轨迹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始终不变的趋势，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它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以追求平均主义为目标的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现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45.2亿元增长为2005年的183084.8亿元，经济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总体趋势呈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一)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于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供给能力等都比较低，整个经济处于短缺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启动经济时，不一定要求全部人口的消费需求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容易实现，而且足以拉动尚未扩大的经济规模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中后期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

20世纪末，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逆转，即继续的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从微观上来说，过去的收入差距相对于改革前的平均主义起到了一种激励作用。但是，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会导致不同收入层之间缺乏流动，进而使得激励作用受到消解。进入20世纪的最后几年，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人面对收入差距表现为极度的无奈,SE作态度转向消极。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完全可以依靠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消费示范拉动而增长，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种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小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借助更多富裕的人消费拉动，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阻碍着这样一个群体形成。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消费品结构在整体上发挥了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但当消费品结构越来越以高级消费品为主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会限制这种消费品结构转化为消费需求的规模。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而收入差距在这个阶段有利于储蓄规模的扩大，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投资需求才改变了对储蓄规模的依赖而变为受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影响最终需求的扩大，这使得投资者预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结果大量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从而减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篇(4)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生产函数 就业结构

一、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况

1978年～2006年间，河北省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河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第三产业已逐渐取代第一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三次产业之间产值的差距明显扩大，第二产业已遥遥领先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二、就业结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稳步上升，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也明显上升，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由1978年的76.9∶13.9∶9.2调整为2005年的42.24∶29.99∶27.77。

三、河北省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借鉴胡永泰的方法，首先利用分产业的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解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再将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可以得出各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原理如下：

其中：为商品增值系数，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为i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为i产业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份额,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其中：TFP增长，TFP增长可分为就业结构效应和净TFP的增长。

就业结构效应 ，表示农业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时带来的经济增长。从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总体就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来看，其中1985年贡献率最高，其中由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提供了6.63%贡献份额，体现了从第一产业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但在1989年～1991年期间，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出现负的贡献，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份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下降。1992年以后由于体制改革、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的增长又逐渐产生正的效应。

为了更明显的看出河北省就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我们把经济增长分为几个阶段来具体考虑，将1978年～2006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1985年、1986年～1992年、1993年～2006年，并分别进行分析。

按照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况，分不同阶段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生的结构效应分析如下，1978年～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的转移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明显，产生的效应为2.53%;1986年～1992年期间，就业结构总效应为0.38%，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而在1993年～2006年间，就业结构效应为1.15%，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有所上升。1978年～2006年间，河北省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平均产生的贡献为1.30%。说明河北省就业人数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确实产生了促进作用，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过程，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加大，加上国家对第三产业的鼓励政策，均促使农业的劳动力较为迅速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从分产业的结构效应可以明显的看出，第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效应为1.66%，第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效应为0.86%。之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吸纳劳动力渐进饱和，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减缓，就业结构的效应有所下降，这个阶段，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比重相对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相对前一阶段有了一定的下降。而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国有企业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大力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使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个体、私营经济吸收了较多的农业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因此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又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个阶段，由于第二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低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效应，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效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结构效应为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0.65%。

四、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就业总量的变化对这一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不同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体现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过程中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贡献。整体来看就业结构变动的总体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又逐步上升的趋势。

3.近年来，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过程中，从第一产业转出的从业人员转入到第三产业产生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在就业结构变动中的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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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等人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或许有着重要的启示。

对技术理解比较暧昧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的动态特征。中国社科院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向《英才》记者介绍，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了，斯密的《国富论》说的其实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这个时期主要是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生产机器和母机，就要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积累。

对这种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就是“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产出增长取决于投资（储蓄）增加，并且资本与产出比率不变，投资越多，增长就越快。

“哈罗德与多玛提出了刀锋效应，认为投资的波动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更多地导致不均衡，也就是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所以经常出现很大的经济周期。”刘霞辉说。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发展出汽车、电力、化工等产业。这个阶段主要是靠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其理论概括就是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罗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最先质疑哈罗德与多玛夸大了投资对增长的作用。他认为，资本要素同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对1909-1949年间美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索洛发现，资本和劳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0%多，另外60%多无法解释。

“这个无法理解的黑箱就叫索洛残差，是资本与劳动之外，其它能促进增长的因素，索洛无法确切解释，但他认为应该就是技术进步，或者叫全要素生产率。”刘霞辉强调，索洛指出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断地技术创新。

当然，索洛的理论也有缺陷。后人慢慢发现，索洛对技术的理解还是比较暧昧的。“索洛认为技术是完全外生的，偶然的，不稳定的，不是靠人类的努力可以左右的。一个天才突然发明了蒸汽机，于是经济就迅猛增长。”刘霞辉说。

这种外生性还体现在，先进国家产生了新技术，后进国家可以直接把这个技术拿过来，依靠移植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按此推断，慢慢地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就会趋同。但历史事实是没有发生趋同，而且在过去200多年，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人力资本驱动增长

20世纪下半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新产业革命，欧美日等国开始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主要靠信息化和服务业驱动。

这些国家的产业开始从纯粹加工制造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一端是研发、采购、设计，一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物流、金融等。与此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是“新增长理论”或者“内生增长模型”。

1980年代中期后，保罗·罗默与罗伯特·卢卡斯等突破了索洛的框架，把舒尔茨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纳入了其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告诉《英才》记者：“他们对索洛模糊的技术进步概念进行了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人力资本、制度等等。他们把劳动力分成无技能劳动力和受过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力资本），这是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出的核心。”

罗默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有规律的。刘霞辉解释，内生就是经济系统本身能够产生的，人类通过一些手段能够促进的，比如企业对研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教育、制度的改进等等。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环境，一个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经济系统产生更多的技术进步。

2009年，保罗·罗默等人又开始探讨新要素供给理论。早前经济学界探讨的要素不是资本就是劳动，而且二者有替代关系。如今他们发现一些新的要素，彼此不矛盾、不替代，而且越多越好、越用越好，没有边际效益递减。

“比如市场规模、城市规模、互联网范围、制度、创意思维、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在讨论人类更新的增长模式。”张平说。

中国增长三部曲

谈及西方国家增长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中国的启示，张平认为，中国增长模式实现从粗放到集约、从投资驱动到科技创意驱动，需要经过“三部曲”。

第一步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也被称为工业化的赶超期。在这一发展阶段，只要把农业闲置资源变成工业资源，不管怎么粗放地利用，效率都极大提升，因为工业比农业效率高太多，“粗放的发展方式是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国过去能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

第二步是进入重工化阶段。企业主和农民工在前一阶段积累起财富后，大量储蓄变成了资本，就会导致高投资、高发展、建立城市等等。“这一阶段接近索洛说的外生性增长，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了设备，自然就引进了技术。”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靠近，开始逐步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就必须向自主创新发展了。原来中国60%-70%的增长靠资本投入，现在这个数字逐步变化，再靠大的投资，增长也上不来了。”

西方先进国家发展到这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是停滞的，资本的供给也是稳定的，但是还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新供给要素导致的技术进步。张平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增长才平稳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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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结构；经济增长；出口结构变化贡献度；出口趋势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05

中图分类号：F061.2；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21-04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tandard SITC0SITC9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general agree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to divided export structure into 255 subcategories of goods and 11services. In according with the categories of capital goods， consumer goods， primary products， intermediate goods， traditional services， information servic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services and other services， it uses the 19942014 export data of 19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of worl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trade and the law of economic growth. Result finds that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trade is closel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optimizing the export structure， as a means of supply management， is benefi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xport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ion of export structure change； export trends

L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和调控一直倚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为经济复苏积极努力，然而复苏效果不尽理想，需求下降。我国对内外经济的发展思路需要作出相应的转变和调整。从对外贸易来看，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在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阶段，外需增长的空间相对狭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经济进入了结构性减速的阶段[1，2]。

从理论上讲，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以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换，在这一假设下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能够推动GDP增长1%[3]。在学术研究方面，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①从技术含量或技术结构方面来研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口技术结构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4～8]。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进行了动态研究，认为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9～11]。②从出口贸易总额或个别部门来研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等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小于工业制成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12]。经济增长属于多因素共同驱动的复合型增长而不是出口导向性增长，出口总量的增加不能非常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13，14]。王文平认为，初级产品出口在加入WTO之前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在加入WTO之后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工业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始终呈正相关关系[15]。

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着重从技术结构角度研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都定格于高附加值商品是出口贸易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忽略了中间价值和低附加值的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各国要素和技术禀赋的差异性；②缺乏对出口贸易结构的详尽分解，缺乏参照比较研究。总体上讲，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单一视角或单一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缺乏经济增长与出口贸易结构规律性演进关系的研究。

1 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1.1 指标设计

本文借鉴和总结相关研究，分别定义了出口结构变化指数、出口结构变化贡献度以及出口趋势指数。

出口结构变化指数是指出口贸易在一定时期内的内部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从总体上测度出口结构变迁强度的指标。

出口结构变化指数C=K11N∑Ni=1（MiTa-MiTb）2 （a，b=1，2，3 且b-a=1）。

出口结构变化贡献度是出口结构变化指数的分解，是解释和说明某一出口类别或项目对于结构变化指数的贡献份额，从微观上对出口结构变化进行分析。

出口结构变化贡献度Ai=K2（MiTa-MiTb）2/∑Ni=1（MiTa-MiTb）2（a，b=1，2，3 且b-a=1）。

出口趋势指数用以描述某一出口项目从上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基本变化，刻画了某一特定出口项目的变化趋势是增加还是减小。

出口趋势指数Bi=MiTa/MiTb（a，b=1，2，3 且a-ba=1）。

指数参数说明：Mi为i类别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MiTa是T期Mi的平均值，将时间序列分为三个时期：T1期为1994～2000年，T2期是2001～2007年，T3期是2008～2014年。N是总出口结构中的子类别，包括SITC0-SITC9的全部货物贸易子类、11项服务贸易子类。K1、K2为常数项修正系数，每一项的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列可能比较小，因此本文将K1设为10000，K2设为1000，放大两个指数以便于分析研究。

1.2 数据来源

根据所得数据，把贸易结构划分为266种产品类别，其中有255种是货物类别、11种服务贸易类别。255种商品类别对应于国际贸易分类标准的SITC0-SITC9。255种货物类别依据其加工属性和产业链级别不同，按照四分法将其分为：初级品、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①初级品对应于国际贸易分类标准的SITC0-SITC4，含有88个类别。②中间品主要对应于SITC5-SITC6，含有85个类别。③资本品对应于SITC7，含有50个类别。④消费品对应于SITC8，含有31个类别。按照目前国际公认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本文将服务贸易分为金融保险服务、信息化服务、传统型服务。

有关货物和服务贸易的266个类别的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全球各经济主体的贸易数据，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了2015年度全球出口贸易排名前19名的国家作为参照主体。选取这些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原因：①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贸易总量占据全球贸易总量70%；②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可以给我国提供很好的借鉴。本文有关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形成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

2 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2.1 出口结构指数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出口结构变化越活跃，经济增长越有活力。表1显示，随着经济由增速到减速，出口结构变化指数减小。中国、日本、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印度以及泰国从T1期到T2期，以及德国的T2期到T3期，出口结构指数分别为717、451、475、363、349、372、445和413，均大于本国减速期及其他家减速阶段的出口结构变化指数。经济增速幅度小的国家出口结构指数变化（日本：0.57%，451；德国：0.46%，413）小于经济增长幅度大的经济体（中国：2.23%，717）。另一方面，在经济减速阶段，减速期的出口结构变化指数小于加速期的结构变化指数。同时减速幅度大的经济体出口结构变化指数小于减速幅度小的经济体结构变化指数。如美国、加拿大、法国从T1期到T2期的经济增速降低幅度分别为1.84%、1.57%和1.05%，出口结构变化指数分别为112、112和141。同时，经济增速快的国家出口结构变化指数大于经济增速小的国家，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其出口结构变化指数最大，均值为489。

规律一：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正向关联作用。其联动机制在于：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趋于强劲时，该国的生产能力提高，各生产要素、资本品、消费品和服务等供给能力增加，从而有能力生产和满足国内外多样性的需求。这种多样性的需求增加导致了供给的结构性变化增加。尤其是经济增长越强劲，资本积累速度越快，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周期越短，能直接或间接地改善经济的增长环境。

2.2 资本品的出口比重增加促进经济增长

规律二：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变化率为正时，资本品出口由减到增。且经济增速越大，资本品的出口增加得越快；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变化率为负时，资本品的出口由增到减。经济增速越大资本出口越趋增加。

表2显示，在T1到T2阶段，中国、日本、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印度以及泰国的经济增长率变化率为正，其出口趋势指数分别为1.6027、0.9737、1.6256、1.0667等均大于这一阶段其他国家的趋势指数。其他国家在这一阶段为经济减速期，按照变化率减速率由大到小的趋势指数分别为：0.8693、0.9270、0.9413、0.9537、0.9541和0.9730。在T1到T2阶段的爱尔兰和T2到T3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得最大，但是其经济平均增长率仍然最高，因此其资本品出口趋势大于其他国家。

规律二的发生机制为：资本品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一国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其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11，16]，同时资本品出口增加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17]。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与资本品出口依赖度不断提高（见表3）。数据显示，经济的增长与资本品的出口存在趋强的依赖性，资本品的出口是贸易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2.3 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随经济减速比重趋于增加

规律三：无论经济增速还是减速，初级产品的出口数量都会增加；当经济增速时，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趋于下降；当经济处于减速阶段时，越是减速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越大。表2显示，中国、日本和德国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在经济增速阶段分别小于经济减速阶段；其他国家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T1到T2期以及T2到T3期均处于减速阶段，初级产品的出口在T1到T2期的出口比重均小于T2到T3期的出口比重。

该规律的发生机制为：初级品作为资本品和中间品生产的基础，是一国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与一国要素禀赋的有限性发生矛盾[18]。因此，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禀赋的差异性是各国之间互通有无，无论经济增速还是减速，对初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由于资本品是影响出口的主导因素，因此在经济增速时，资本品的出口比重增加，初级品的比重下降。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出口贸易结构详细分解分析可知，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联动作用。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供给面环境的管理内容，是国家宏观经济供给侧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①资本品作为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项目，以实现技术突破和新能源、智能化等现代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和成熟化为优化原则，促进经济持续增长；②在保障目前消费品出口规模的基础上，实现消费品出口向高端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消费品出口结构满足各个国家与各种收入水平的多样化需求，降低外部需求弹性；③以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出口质量和坚持能源储备及新能源开发为原则，优化初级产品的出口结构，实现初级产品出口整体附加值的增加；④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完善工业配套能力，实现中间品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升级；⑤灵活配置服务出口结构。保持传统服务出口优势，提高信息化技术水平和引致需求创造能力。结合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加快金融改革，提高开放程度。促进金融衍生品开发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适应国际金融需求。鼓励海外投资方式创新，采取除并购以外的多种投资组合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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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即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增加。其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近2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经验数据测算,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4%[3]。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GDP增长水平总体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碳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从可以看出,1980—199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时期,碳排放量增长也很快,到1997年后才逐渐降低。

由于碳排放受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各主要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析未来中国的碳排放趋势,并选择合理的温室气体减排途径。据徐玉高等[3]分析中国1970—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中国20多年来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占总量的94%以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变化和GDP的增长呈显著相关(R2=0·9581)。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与中国刚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并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相关。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增加,投资的增加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引起对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随之增加;其次,由于经济的增长,人均GDP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对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环境破坏,使得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

但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会引起技术、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演进,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时期减少。张雷[4]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导致国家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减缓,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则导致国家碳排放水平下降,两者结构多元化的演进最终促使国家发展完成从高碳燃料为主向低碳为主的转变。因此,为研究中国未来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出发,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2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的原因

2·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着眼于短期经济总量的增长,重视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结果是对资源、环境形成无形的巨大压力。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可以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成就,但经济结构并未取得明显改进,工业所占比重约为40%~50%,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仅占33%,服务业比重低于巴西约20%,并低于发达国家约35%~40%(图4)。因此,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这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并一度强调重工业发展战略不无关系,而重工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目前仍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要走漫长的道路,未来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还很大。

2·2能源结构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必需的能源看,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未改变。2001年,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洁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气等所占比重不超过11%[5]。计算表明,单位标准煤炭燃烧产生的CO2是等标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标量天然气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较大,故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国家。从能源利用效率看,虽然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了GDP翻两番、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但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碳排放量,中国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3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不转变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且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未来还要持续增长,将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般来说,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EKC曲线),说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恶化会得到遏止并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6]。但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本质上是人们的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且受人们的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尚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地区增长不平衡,满足基本发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经济增长远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的阈值点,碳排放还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分析各国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钱振为[7]探讨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时期,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难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单位能源产生GDP的空间并不大,说明未来碳排放量还将继续增长。

据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估计,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Kuznets曲线关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们接受转折点远远高于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Kuznets曲线,那么经济发展达到转折点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间。尽管1997年后中国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要达到Kuznets曲线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阶段,仍然有一段距离。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条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是衡量减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0]。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国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强度为1·56kg碳/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国的6倍,日本的16倍[11]。这与中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水平还比较低下不无关系,而中国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会得到改进,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投资和能源消耗的现状会得到改善,在改进人们消费偏好的基础上,选择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径,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强度总体上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形成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平均年增长率为4·3%,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6%,能源消费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在此期间,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基本未变。因此,1980—2000年,中国GDP的CO2排放强度平均年下降率为5·6%[12]。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未来中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阶段,对能源、交通的需求还很大,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的空间还比较大。

3结论

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模式,中国碳排放量将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中尤以工业增长排放CO2最为显著。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能源的消费需求增加,碳排放量将很快增长。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沿着一些发达国家的老路去发展,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益,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未来碳排放量的首要选择。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大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是中国的自然社会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和中国的能源利用技术落后有关,因此,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技术,改进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