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理论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资源理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价值判断 逻辑起点 资源配置

企业破产重整价值判断是建立在重整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即判断主体）以其内在尺度和需要为标准与依据，所进行的贯穿重整程序始终的动态的理性决策过程。对破产重整企业进行价值判断，明确企业是否有重整的价值，一方面可以为债务人、债权人、重组方、法院、政府等利益相关者，进行重整计划表决提供分析依据；另一方面，还可优化资源配置，促使资源流向更有价值的企业。

一、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即立论基础，正确认识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系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的关键。对逻辑起点的认识必然会影响整个逻辑体系架构，从而影响到能否正确揭示和反映重整价值判断的实质。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企业破产重整价值判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综合了影响和制约价值判断行为和过程的企业内外部因素，同时也是企业破产重整的最终目的。因此，将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企业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经济学分析

资源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源相对人们无限需求而言，总是相对稀缺。因此，需要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满足人们最大的需求，获取最佳的效益。人们的需求带动了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运营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并获取利润，从而维持持续经营。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社会价值最大化，企业需要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行业加以比较作出最优选择。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资源如果得到合理配置，经济效益就会显著提高，意味着企业可以持续经营。因此，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破产重整价值判断的本源要素。

（二）实践价值判断

对价值判断的研究从本质上看，是对企业的资源是否实现有效配置的研究，尤其是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除了要考虑企业本身内部资源是否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外，还要考虑企业所处行业、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资源配置的特殊性。因此，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破产重整价值判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研究一系列其他判断因素的统领。

二、破产重整价值判断的资源配置约束分析

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除了要考虑企业本身内部资源是否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外，还要考虑企业所处行业、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形成了企业、行业、社会三方面的资源配置的约束。

（一）企业资源配置约束

企业资源配置，是指企业根据战略期所从事的经营领域，以及确立竞争优势的要求，对其所掌握的各种经济资源，在质和量上的分配。其目的是形成战略所需要的经营结构或战略体系。具体方式包括价值工程和作业组合。价值工程是对“生产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紧缺的”的认识。成本是衡量资源消耗数量的尺度，价值工程则作为一种更优利用资源的研究，帮助人们合理使用每个单位资源以满足更多的需要，主要运用在产品设计和生产准备阶段。作业组合是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而必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合理组合，这些活动以产品生产为中心，需要各种资源供给，是一种资源的组合，主要运用在产品生产阶段。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意味着其生产的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没有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合理的作业组合实现价值最大化，进而未能实现资源生产能力最大化，难以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最终导致企业入不敷出、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的局面。究竟是清算还是重整？这取决于重整后的企业是否能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经营。

（二）行业资源配置约束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该企业必定会对外界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对其所处行业而言，行业内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关系，会容易将影响迅速放大，对行业产生巨大影响。若企业所处行业属于竞争性市场，存在大量生产同质产品、能自由进出行业的竞争企业，则企业之间的行为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企业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就意味着将重整申请企业的资源重新分配给行业的竞争对手，使资源流入产生更大价值的企业，实现整个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企业所处行业属于垄断性市场，意味着企业的资源是整个行业的资源，国家一定会竭力挽救企业，通过重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持续经营。

（三）社会资源配置约束

社会资源相对于社会个体无止境的欲望及发展需求是稀缺的。从广义上讲，社会资源即社会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机会、关系、知识等生产生活要素。换言之，是对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而言具有价值的一切要素，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基础的和高级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等等。从狭义上讲，是相对于物质、技术、关系等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而言，存在于社会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资源，一般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互惠、信任、合作等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提升社会质量和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资源占有主体的发展。这是狭义上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配置，指影响社会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要素在不同占有主体之间的一种分配及分配结果。

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价值工程与作业组合样必然受到特定产品、特定工艺技术要求的制约，意味着企业资源配置必然会受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制约。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大，社会个体紧密联系、相互依赖，上市公司一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破产倒闭，影响会迅速放大，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采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源配置制度，达到开发利用社会资源的最佳效果，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三、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的构建

确定了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的逻辑起点，本文试图构建破产重整价值判断的初步体系。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分成：判断理论体系和判断应用体系。判断理论体系包括判断主体、判断目标、判断对象、判断依据、判断特征、判断原则等要素；判断应用体系包括判断方法、判断程序、判断模式、判断表决、判断后果等要素。从横向上看，判断理论体系和判断应用体系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两者都受到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判断理论体系是判断应用体系的理论基础，判断应用体系是判断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应用操作的指南，两者共同构成破产重整价值判断体系的核心。从纵向上看，判断体系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完整的逻辑框架。

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整个判断体系的逻辑起点，具有统领作用。企业本身、所处行业以及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状态，会影响判断的基本理论，判断理论体系的变动又会造成判断应用体系的变动，判断对象重整价值会直接影响判断方法的应用。同时资源配置约束又会直接影响判断应用体系，如企业本身资产运营效率低下、所处行业具有多个竞争者，导致社会质量低下的资源配置状态，会导致判断主体认为重整价值低下，从而导致企业破产清算。

参考文献

[1] 陆晓燕.破产管理人制度中司法控制与当事人自治之间的制衡――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价值探究[J].人民司法，2015（1）：75-79.

[2] 栾富贵.论企业破产退出的财务利益冲突及其协调[J].会计之友，2015，6（11）：2-9.

篇(2)

一、社会学角度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

社会学方面,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网络的制约。社会网络制约价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市场规模影响价格。当产品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后,市场规模逐渐会形成市场网络,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比如,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往往在销量和品牌上占据优势,价格是对外公开且恒定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价格,避免销售者设定欺诈性价格。二是可以制止欺诈性定价。

着名的经济社会学创始人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一般通过终止未来交易制约欺诈性定价。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很好理解,即第一个购买者被欺诈后会通过社会关系传播,形成阻止被第二次欺诈的朋友圈,并不断扩大,防止商人长期欺诈消费者。这在当前信息网络共享时代,该特征表现的非常突出。三是关系影响。主要可以从嵌入关系和距离关系两方面分析,前者对产品价格有着副作用,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信息共享,从而使后来者按照前一个的交易价格进行交易,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后者则是市场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已经公开的信息了解价格。一般来讲,两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当前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综上所述,社会网络的形成能够有效制约商品价格,保证公平公正的等价交换。

二、经济学角度的价格与社会学的关系

(一)价格来源于社会学

从社会建构角度来看,价格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首先,价格的形成和体系与社会统治阶级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当前市场经济中,政府介入的越来越少,但从历史渊源来看,权力始终是决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着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 ? 韦伯曾经说过:“价格体系是人与人斗争的产物,是利益争斗中的计算工具。”的确,在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可以看出,政府往往会通过补贴来压低商品价格,或者通过直接通过市场手段影响价格,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一个企业的内容,商品价格的定价也是由企业权力层决定,比如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定位等等,都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其次,价格的定价体系是社会资源动员的结果。众所周知,商品的定价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则是由人组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资源动员可以直接决定一项商品的定价。比如,对于某品牌的手机,在刚刚上市时往往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大量宣传,从而形成社会效应,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源。当然有很多人都会认为商品的定价是在社会资源形成之前,但忽视了商品的价格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形成,小米手机销售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比如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在我国电力、水、天然气等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则是一个恒定的价格,但通过社会资源的动员,通过听证等方式可以对价格进行调整,从而满足需求。另外,各地的出租车罢工事件也是社会资源动员直接影响价格的范例。再者,社会竞争影响价格。良性的社会竞争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恶性的社会竞争可以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灾难。在市场中,商品的生产者不仅仅只有一家,否则是垄断,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

而就是因为这样,投资者再聚集一定社会资本后,就会利用银行、中介或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抗衡,而抗衡的基础则是商品的价格。社会竞争有利于制约价格定位,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此外,社会竞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投机泡沫,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中早已定位,但通过投资者的投机取巧可以将某商品企业的社会价值估值超过合理范围,从而形成泡沫,导致有人获利、有人亏损。

(二)价格作用于社会学

什么是价格?从商品交换开始,用物品 A 衡量另一个物品 B则可称为以 A 物品为基数的价格。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商品交换越来越多,从而产生由社会稀有物品金、银、铜等构成的中间交换媒介,并又发展成由国家意志力掌控和保障的纸币替代物。简单来讲,价格是用来判断一个商品的价值的。由于衡量商品价格需要由市场因素决定,也会导致真实价格与公布价格的区分,前者是指商品制造花费的人力、物力以及其在市场中的价值体现,后者则受销售者意志力控制,结合销售市场确定的价格。我们作为消费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布价格,但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衡量价格,从而要求我们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如何理解价格的含义?最好的选择是选择历史文物或艺术家的艺术品进行解释。对于一般人而讲,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价值非常昂贵,但懂得欣赏的人会愿意拿更多的钱抬高价格,不懂的人则不会赋予其很高的价格。从经济学理论方面分析,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出了艺术价值,历史文物的价格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解价值的体现。因此,在每一件古董或艺术品价格的背后,价格还能体现收藏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促进社会部分商人成为历史和艺术的保护者,这也是价格在社会学中的作用。

篇(3)

生命、生存与生活，实际上涵盖了人生的各个方面，贯穿了人生的全过程。“三生教育”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系统的教育。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一个人不是由部分因素的拼凑培养起来的，而是由他所受过的一切影响的总和综合地造就成功的。”可见，“三生教育”应该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终身教育。学校虽然是教育的重镇，但也无法独立承担“三生教育”的任务。“三生教育”应当充分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达成既定的教育目标。“三生教育”不仅限于课堂和学校，而是要延伸到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因此，云南省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性文件中也提出要：“加强沟通协作，构建教育合力。按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统筹协调的大教育理念，主动对家庭教育给予必要的指导，主动加强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让家庭和社会支持、参与和配合‘三生教育’，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合力。以多赢和共赢的思路，积极与社会有关方面开展合作，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三生教育’。”提出在推进“三生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人本性、求真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整合性的原则。整合社会资源，走出课堂和学校，建构开放式的教育模式，是当前大力推进“三生教育”的关键所在。

一、整合社会资源推进“三生教育”的必要性

从“三生教育”提出的背景来看，“三生教育”的提出源于现实的社会需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影响，我们的社会已经且仍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型。和传统的生存环境、生活模式相比，现代社会人际交往密切频繁，各类信息非常丰富，生活节奏普遍加快，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模式都已经且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复杂程度和速度上都是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无法比拟的；更重要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非常现实而且立刻影响到每个普通人，使得我们的普通日常生活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要适应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让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这对于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生活和生命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被家长过分溺爱的独生子女的生存和独立生活能力却明显下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现行的教育体系对青少年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方面的教育也缺少足够的关注，甚至在现行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中还没有专门的相关课程的存在。这种落差导致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很多不良社会现象甚至是悲剧。如地震、火灾时学生的自我生存能力严重不足，“张超买凶杀人事件”、“泼熊事件”、“虐猫事件”，校园里频繁出现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等等，一次次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教育作为塑造合格社会成员的关键环节，必然面临这种由时代和社会提出的高要求。汶川地震后三个月，2008年8月13日，云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统实施“三生教育”工作视频会议，对云南省教育系统实施“三生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大力推行“三生教育”，正是应时代和社会的呼唤，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切实突破和创新。“三生教育”教材涵盖了社会生活常识、环境教育、心理教育、防震防灾教育、养成教育等诸多内容，体现了“三生教育”应现实的社会需要而生的深刻内涵。“三生教育”必须面向社会，整合社会资源。

从“三生教育”的内容来看，“三生教育”的开展必须以整个社会作为教育大课堂。由于生存、生活、生命是三个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人所有的行为活动都可以包括进去。而社会是人的所有行为的大环境，生存、生活和生命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生活和生命，生存、生活和生命教育的涉及面也就非常广泛。所以，“三生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学校教育的课堂之中，应该整合各种相关的社会资源，以整个现实的社会为背景。这就像学习游泳一样，我们不可能在教室真正掌握游泳的技巧，要真正学会游泳必须要到水里。而要到社会这个大课堂来进行生存、生活和生命教育，我们就必须注意选择并利用社会资源。

二、拓宽领域，深入挖掘可整合的社会资源

教育领域中的社会资源，从大的角度来讲是在学校教育之外的一切有利于学校教育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或者本身具有与学校教育相交叉的教育功能，或者对于学校教育的展开具有推动作用。

这些社会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明显具有宣传教育功能的各类纪念馆、科技馆、生物园等。这类机构是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利用的主要的社会资源，无疑也是“三生教育”可以利用的现成的重要社会资源。从目前云南省确立的第一批“三生教育”的实践基地来看，也基本上都是这类组织机构。另一类是各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比如公安、消防、交通、工商、敬老院、环保局、戒毒所、医疗卫生等机构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由于这些机构与人们的生存、生活与生命密切相关，它们除了承担着各项社会管理、服务职能之外，也多半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宣传教育职能，而且它们的宣传教育活动更为专业。比如公安机关可以教育民众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犯罪避免受到伤害，消防部门可以教育民众在火灾等危机时刻如何利用生存技能减少损失和伤害。这些宣传教育活动为“三生教育”的整合社会资源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同时，“三生教育”也是这类机构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的绝佳平台。整合这些社会资源进入到“三生教育”过程中，也就是在“三生教育”活动中要注意主动与这类机构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这样的结果是双赢的，一方面，学校的“三生教育”得到了更为专业的指导以及实践经历，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宣传教育职能也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具体知识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注重课堂知识的讲授，这种教育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而“三生教育”是大众教育，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生存技能、生活技巧和生命感受，甚至普通个人都可以是“三生教育”的社会资源。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关于人之生命、生存、生活的教育上尤其如此。不论是商贩、是工匠还是农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掌握着不同的生存技能，对生命和生活有不同的感悟和体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条件与特定的教育需要，让被家长过分溺爱的孩子深入到社会当中去，深入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去，体会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了解生活之艰辛，对促进孩子的成长、加深其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和了解各种生存技能将会起到明显的效果。

总之，“三生教育”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极其广泛，有待我们不断挖掘、整合和利用。

三、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建构开放的“三生教育”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封闭式教学模式。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无论从课时安排还是课堂考核来看，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权威性。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教材是教师讲授、学生学习和教学效果考核的主要依据。实际上，这种“一支笔、一张嘴、一本书”的课堂灌输式教育模式，从理论到理论，空洞无物，无法达到触动心灵、涤荡灵魂的效果，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就是最好的明证。

“三生教育”内涵极其深刻、外延极其广泛，因此，“三生教育”的模式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教育模式。“三生教育”需要合理地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充分的利用和整合社会资源，把课堂教学、专题教学、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应当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

1.“三生教育”的课堂教学要把握时机，关注热点，及时整合相关社会资源。

在课堂教学方面，“三生教育”作为一门正式课程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其教学过程必然要依据一定的教材内容。目前，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三生教育”的教材，其涵盖了社会生活常识、环境教育、心理教育、防震防灾教育、养成教育等诸多内容，并且联系到很多鲜活的热点问题。即便如此，教材的编写相对于社会的变化发展而言，总是有滞后性的。这就要求教师要“用教材”而不是传统的“教教材”。“三生教育”的课堂讲授应该是开放式的，教师要及时把当前发生的、学生关注的社会事件和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把握教育时机，注意时效性，及时整合相关的社会资源，才能起到满意的教育效果。

比如，在“5?12”汶川地震中，学校的伤亡是最让人痛心的。这次悲惨的灾难暴露出很多问题，那些伤亡比较严重的中小学往往在危机生存教育方面还很欠缺，而生存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的伤亡情况就好很多。此时，人们真切地从各个角度开始反思这次灾难，以求避免类似的天灾，或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如何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损失。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学生有这方面强烈的求知欲望，抓住时机，及时邀请相关专业人士来进行地震等危急条件下的生存技能教育的专题教学，能够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2.实践性应该成为指导“三生教育”的根本原则。

三生教育不能仅仅成为相关知识理论的学习过程，应该非常强调实践性，实践性应该成为指导三生教育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三生教育”固然必须对受教育者进行与生存、生活和生命相关的知识的教育，但这类知识的掌握都必须要而且必定会及时体现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之中，明白这一点对于“三生教育”来说是最根本的。可以说，只有以实践性原则为指导的“三生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其教育的初衷，才是真正具有自身特定价值的“三生教育”。否则就很有可能沦为一般的知识性灌输，流于形式。这里的实践是指生存实践、生活实践和生命实践。

篇(4)

关键词： 社会网络 , 社区建设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组成的网络中，通过这些网络我们可以获取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和精神支持。当我们生活在其中时我们往往意识不到网络的存在和它的重要作用，一旦我们走出网络，我们就会感到困难重重。社会学家很早就对社会网络进行了研究，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探讨社会网络理论不仅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区建设也有着指导意义。

社会网络的涵义

齐美尔1922年在其《群体联系的网络》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网络”的概念，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40年第一次使用了“社会网络”的概念，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近些年来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但学界对社会网络的定义还存在很大的分歧。纵观这些定义主要从以下两种不同角度出发的：一类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Walk与Vachon(1977年)将社会网络定义为一套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借此接触个人能维持某种社会认同，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支持与服务和获取新的信息。此类理论常被用来考察和分析个人如何通过网络获取社会资源和信息，我国学者多用它来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问题。另一类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系列接点（人、群体或组织）以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如朋友、成员）连接在一起形成的网状结构。（Ranjay Gulati,1998）,这类理论主要是从节点的特征、节点间的连接关系及状态等方面来探讨组织发展的动力，预见组织演化的趋势。综合上述学者的定义：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个体之间通过持续的接触而形成的亲密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这种亲密关系为个体所认同，同时也是资源流动的重要渠道。我们知道，世界是由无数个体或群体所结成的关系和网络。这种关系和网络分为两种，一类是正式的制度化的关系和结构；第二类就是非正式的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理论打破了传统社会学的个体与宏观结构的二元对立，给社会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我们分析和研究社会提供了新的范式。

社会网络的功能

斯宾塞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发展是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从同质结构到异质结构的过程，结构各部分之间具有不同功能并相互依存。帕森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功能思想，最终创立了社会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帕森斯研究的主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社会结构的功能，对于涉及非正式结构的社会网络的功能研究却很少，从学者们对社会网络的定义我们可以初见其功能的端倪，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社会网络促进社会整合。社会网络为其成员保持一种持续的联系和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为成员进一步的交流沟通提供了基础和平台。它支持和帮助网络的成员积极参与和融入社会，这就使得当正式的制度化关系和结构解体时社会和组织仍能够正常运转。实际上社会网络是在制度化结构之外提供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方式，它较之制度化结构具有更强的整合力，同时也更加具有稳固性。

其次是社会网络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在通过制度化手段获取资源能力较差的一类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按市场机制加以配置的，由于个体间的差异使得每个成员在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各不相同，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社会网络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网络对资源配置不是按个体的能力大小进行的，它是按照网络成员间的亲密度加以配置的。这就意味着弱势群体在网络内具有获取资源的同等机会。

再次是社会网络为其成员增加了获取社会资源和信息的渠道。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是公开的面向社会所有成员的，这些资源通常是可共享的资源或是非稀缺资源。稀缺的资源则不可能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公开，稀缺性就意味着只能会是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享有。一般情况下，稀缺社会资源和信息通常只会在群体内沿着社会关系网络逐步向外传播的。正因为如此社会网络就为网络成员提供了为网络成员所特有的获取社会资源和信息的渠道。

社会网络的上述功能往往是制度化结构所不具备的，或者说是制度化结构功能的补充。当制度化结构发生功能紊乱或失调时，社会网络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基于社会网络的这些功能和作用，我们在发展和完善制度化结构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对社会网络加以保护和完善，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转变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社区（共同体）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在他看来，由社区共同体所体现的社会团结是宝贵的社会资源，在工业和现代社会应当加强社区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就是要恢复或重建过去“单位制”下的社会网络。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下社会成员流动很少，许多城市居民终身只在一个单位从事着同一种工作。这样他们持续接触的也就是单位的同事，在这种持续接触中他们形成了亲密的关系，从而围绕单位构建了自身的社会网络，我们通常把这些以单位为接触结成社会网络的居民称为“单位人”。通过这种稳固的社会网络城市居民不仅获得了所需的物质资料，更是得到了来自社会网络的精神支持，老、弱、病、残、孕者都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当然这种社会稳定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发生变革，即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成员的流动不断加剧，很多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从农民成为了工人。伴随着企业的破产、重组、改制等，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开始脱离了单位进入了社会，原先围绕单位建立起的社会网络也就随之解体，成为了所谓的没人管理也无人关心和支持的“社会人”。进城打工的农民也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网络而成为“社 会人”，这些“社会人”都不约而同涌入社区，在社区基础上恢复和重建“社会人”的社会网络是我国当前社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参与不足，这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城市在社区的划分过程中单纯从地域角度出发，忽视对居民原有社会网络的保护和利用。对于原来是同一个单位或是居委会的居民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将其划入同一社区，这样有利于支持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融入，也有利于社区管理。对于那些新加入社区的居民社区应当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帮助他们在社区内建立起社会网络。在社区基础上恢复和重建居民的社会网络，将“社会人”转变成为“社区人”，不仅有利于居民获取社会资源和信息，增加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同时也为社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

综上所述，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稳定器，同时也是个体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基于血缘（亲戚）关系和业缘（同事）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开始松动和瓦解，在社区建立起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便成为我们时展的需要。“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所体现的是社会网络的恢复和重建，社会功能的替代。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既是制度化的建设，同时也是对社会网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周文建, 宁丰.  城市社区建设概论［M］.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

[2] 蒋涛 .我国社会网络研究简评［J］.社会科学论坛，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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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 理论基础 测量方法

社会资本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许多组织学者把社会资本的概念进一步引伸，把社会资本的研究扩展到组织层次，并一致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组织竞争优势的提升。

在对组织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因子研究中，Nahapie & Ghoshal（1998）较具代表性，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社会资本存在于关系之中，关系自交换产生，社会资本又促进交换。Nahapie & Ghoshal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主要指的是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包括网络连结、网络构型和或调度的组织，又被称为结构性嵌入；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主要指群体成员拥有共享观念的程度，包括共享符号与语言、共享叙事；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主要指群体中人际关系的质量，包括信任、规范、义务和认同，又被称为关系性嵌入。

随后，Tsai & Ghoshal（1998）验证了用社会互动测量的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和用信任表示的关系维度与单位间资源交换的程度显著相关，并对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结果发现，用社会互动测量的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和用信任表示的关系维度与单位间资源交换的程度显著相关，并对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Bolino & Turnley（2002）对组织公民行为、社会资本和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提出了三者之间关系的假设：组织公民行为的社会性参与因子通过网络连结、网络构型等促进了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的发展；忠诚、服从、功能性参与因子通过发展员工之间的联结、信任和认同感增强了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社会性参与与功能性参与因子通过共享语言和叙事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认知维度。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国外社会资本研究的发展，我国的管理学界对社会资本也展开了相应研究。曾江洪（2012）以企业理论为出发点，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获取社会资本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三者彼此之间都有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袁庆宏、王春艳（2012）认为作为社会资源载体的员工离职时，其社会网络嵌入方式会发生变化，进而带来组织间联结的变化，并可能促使新、老雇主间结构洞的跨越及两者间关系网络的强化。周燕华（2012）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跨国公司的255位外派人员进行调研，探讨了中国外派人员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对外派适应的影响。耿新（2010）分析了企业家个体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维度构成，并阐释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并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促成新创企业绩效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

总之，与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相比较，目前管理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企业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目前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的界定还未有统一定论；目前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大部分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介绍、概念辨析等方面，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更少。

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

（一）Coleman的社会资本功能论

198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行动理论的创立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社会结构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社会资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性的资本潜藏在社会团体、社会网络中，个人未必能占有它，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与网络连带才能摄取该资本。科尔曼是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在社会资本领域影响最大，是社会资本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在功能上，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评。

（二）Putnam的社会资本社区论

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发动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2）在社会资本概念的推广并使之成为学界讨论焦点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普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特性是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抑或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但普特南关于美国社会资本在1960-1990年急剧下降的结论，也遭致了多方批评，认为其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影响。

（三）Lin Nan的社会资源基础理论

美籍华裔、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Lin Nan）把社会资本建立在社会资源理论（Social Resources Theory）基础之上将其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取得的资本；资本是一种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在此基础上，林南将社会资本进一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林南从社会资源理论的视角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理论界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属性：关系性和生产性，这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综合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

（四）Portes的社会资本“嵌入”论

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在分析了社会资本的起源、性质基础上，评述了布迪厄、洛瑞和科尔曼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区分了社会资本的“理性嵌入”和 “结构性嵌入”，然后，对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进行了分析（波茨，1998）。与其他学者不同，波茨是从个人的网络关系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布朗，2000）。

（五）Fukuyama的社会资本“信任”说

作为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兰德公司的高级社会科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信任”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福山是从文化角度、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资本展开研究的。

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

由于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实证研究中，测量社会资本方法也是多样化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典型的有定名法、定位法和利克特量表形式。

（一）定名法

定名法（name generator），也称提名生成法，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1984年由伯特（Ronald Burt）在美国“一般社会调查”时所使用，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受访者提供其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关注网络社会资本情况的研究者们可以根据网络成员的相关信息，对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情况进行测量。其问题如“哪些人曾与您讨论过个人私事？”，这种方法在自我中心社会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定名法作为社会资本测量工具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网络边界不易确定、弱关系容易被遗漏等，从而有可能造成研究的偏差（Brown Thomas Ford，1997）。

（二）定位法

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也称位置生成法，由Lin & Dumin（1986）首先提出。该方法一般是先在一张表中列出特征显著的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等结构位置作为指标，然后请受访者回答每一位置上是否有交往者或熟悉的人，接着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其着眼点不在于考察被调查者的具体网络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主要在于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

定位法的优点在于它是内容无涉的和角色/位置中立的，同时其更少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较之提名法更为简便。此外，该方法还能较准确地测量出网络中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所提供的资源情况，避免了提名生成法集中于强关系的问题，不足是其只能测量社会资本，但不能进一步了解受访者的社会网络具体构成情况。

（三）利克特量表形式

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中，经常将其开发成利克特量表形式，采用五点或七点计分法，如Seibert et al.（2001）、谢素贞（2008）等。该方法规避了定名法和定位法对于受访者的私人问题，填答简单。但也正为如此，失去了结构分析的特色，无法确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但因其符合受访者填答习惯，目前在组织管理上也得到了一些应用，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Nahapiet J. & Ghoshal S.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 （2）

2.Tsai W. & S. Ghoshal.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4）

3.Bolino M. C. & Turnley W. H. Citizen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27（4）

4.曾江洪.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与公司治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5.袁庆宏，王春艳.员工离职引发知识反向流动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5）

6.周燕华.社会资本视角：中国跨国公司员工外派适应与绩效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7.耿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8.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Alejandro Portes.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Annual Review Sociology， 1998（24）

11.托马斯·布朗著，木子西译.社会资本理论综述[M].理论与现实，2000（2）

12.Brown，Thomas Ford.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Capital[EB/OL].，1997

13.Lin Nan & Mary Dumin.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J]. Social Networks， 1986（8）

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参考文献：

[1]戴洁.现代社会分层理论范式探析——兼论转型中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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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mpoverished is with develops the closely associated one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is puzzl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out. Social capital's lacking with has close contacting impoverished, the social capital lacks has, the aggravating to b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are impoverished. Therefore, from social capital's angle of view's counter-impoverished work, should from cultivate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ocial capital,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overty the society supports aspects and so on network to begin.

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Portes："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American Prospect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New York:Russell Sage Portes A,Landolt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