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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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家庭经济学 丁克家庭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0－0014－02

在人口学课程授课中，需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人口增长问题。就微观角度而言，我们经常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生育问题。

一 丁克家庭简介

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进使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更为开放、多元和现代化，并为丁克家庭的产生创造了条件。“Dink”一词为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丁克家庭模式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欧美等地流行，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它悄然地侵入到我们这个素来鼓吹“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国度。目前中国选择这种家庭模式的夫妇已经突破60万，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穗等大城市。虽然丁克家庭不是目前家庭结构的代表，却冲击了几千年来生育作为家庭永恒主题的现实。根据蔡洪福等对上海育龄妇女在1983年和1994年的两次调查，上海育龄妇女不想生育的比例从1983年的0.5% 上升到1994的1.7%，到2002年调查时，上海市民不愿生育的人数已达4.9%；北京育龄男女中约有10% 选择不要小孩；深圳白领女性中21.7% 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2003年8月，北京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与1997年的同期调查结果相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上升了1.1%，总人数比例达到10.51%。

二 丁克家庭的特点

丁克家庭作为一种新型家庭模式，有以下几项鲜明的特点：

第一，丁克家庭中的成员呈现年轻化、高学历、高收入的特点。丁克家庭正在成为一种“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可知，自愿不育者中身份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73.7%，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男性占65.8%，女性占68.4%。在白领中，20～24岁和25～29岁人群中不想生孩子的比例高达20%和13.5%，而45～49岁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仅为9.5%。在不同学历的人群中，大专以上学历者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最高，达到10.3%；家庭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达到13.7%，而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中仅为5.5%。

第二，丁克一族极其现实，一方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属于事业型；另一方面，注重消费与享受精神世界，追求生活质量。他们以个性独立为基础，强调两性平等。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激烈的竞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业余的时间为子女操劳，不愿被生育拖累事业，影响个人奋斗和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而是集中精力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拼搏。

第三，从地域上看，城市中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比例要大于农村。原因主要有四项：城市妇女结婚较晚，其生育率本身就比农村妇女低；城市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收入、追求高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决定了选择不育的概率更高；城市的激烈竞争让一些人喘不过气，容不得他们将时间过多地耗费在抚养孩子身上；城市人接受新观念、新文化较快，而在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较深，选择丁克的社会压力要远远大于城市。

第四，从性别决策上来看，女性选择丁克的愿意要大过男性。因为从抚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来看，女性的机会成本显著大于男性，养育子女会影响到女性的工作、学习、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参与，所以女性和男性相比，女性选择丁克的意愿更强。

三 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原因

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教授认为，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来完成，而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该孩子的预期的成本—效益。孩子的成本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到将孩子抚养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等的费用，即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部分为间接成本，即父母主要是母亲因哺育照料孩子耗去时间而丧失受教育、获得更有利岗位和升迁而减少收入的机会，又称机会成本。而父母选择生育孩子是因为孩子给父母带来效益，孩子对父母的效益包括：第一，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直接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第二，养老—保险效用；第三，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感情和精神需要上的效益，能够带来“天伦之乐”；第四，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第五，安全保卫效益；第六，扩展家庭效益，一般发展中国家多希望“多子多福”，家庭子女多，安全有保障，保持家庭的昌盛。

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边际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上升，而边际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却明显下降。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孩子效用最大化理论。人们在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时，往往偏好选择将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上，即对孩子的投入由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这种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选择，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家庭为什么选择少生或丁克的原因。

父母在生育孩子时总是寄期望于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以便到老年时可以享受到儿女们带来的效益。如图1所示，根据孩子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父母选择生育Q0个孩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未来孩子的效益和成本与父母们所期待的不同时，很可能父母对孩子数量的选择将不在Q0水平上。

首先，分析孩子的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社会中子女所能提供给父母或家庭的利益发生改变，子女在家庭生产中作为家庭劳动力的效用降低了。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健全，使人们的养老问题有了经济保障，孩子的养老—保险效益降低，养儿防老的观念受到冲击，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作为家庭未来的顶梁柱、防老的重要性日渐减弱。家庭生育功能大大减弱，孩子对家庭的安全保卫效益、扩展家庭效益等同时降低。由此，传统家庭受到了威胁，父母从子女那里得来的收益趋于减少，这些原因使得孩子的实际收益远远小于预期收益，而且这种收益的减少以及减少的程度是未来20～25年内不能估算的。综上考虑，一些拥有超前思想、生活水平高、文化层次高的年轻夫妇为了不降低目前的生活质量不愿意冒这种实际收益降低的风险，因此打算生育的孩子数目减少，即Q1＜Q0（如图2）。对于丁克一族来说，Q1趋向于零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分析孩子的成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消费观的出现以及迅速变化着的新鲜事物让人们措手不及，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往往远大于预期成本：一是用于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额越来越大，孩子本身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等也使得抚养孩子的成本与日俱增，这会降低人们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动机，将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上；二是社会处于转型期，随着人的自主性、流动性的增强，感情的风险和婚姻的难度也在提高。一些青年对婚姻的稳定性没有把握或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空间，惧怕将来婚姻会发生变故，而孩子的抚育等经济负担和麻烦会增加离婚的成本；三是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才的竞争，生育孩子就意味着在孩子身上要花费许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会失去很多机会成本，因此，选择少生或不育而集中精力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拼搏。考虑到上面的几方面，抚育孩子的真实成本会大于预期成本，而且这种风险的大小在变化万千的社会中难以预测，人们选择的孩子数量Q2＜Q0，而追求自由、极为现实的丁克一族拒绝生育，Q2趋向于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如图3）。

事实上，对丁克家庭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上述两方面的同时考虑：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而实际成本高于预期成本。毕竟，家庭的生育职能经历了人类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单就其中一种原因似乎还不足以使人们下定决心选择丁克、放弃生育，但往往是两方面的共同压力作用使得选择丁克家庭的人们坚定不生育的决心。子女对父母的效用、价值不断下降，而养育孩子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如图4），在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下，本打算生育Q0个孩子，却最终选择生育Q3个，而Q3更趋向于零，出现丁克家庭。

四 结束语

不论什么原因，丁克家庭体现了现代人承担的社会压力正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能从哺育后代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丁克家庭的出现只是多元家庭格局中的一种，比例很少，但国内外的一些资料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在扩大，预示着这种特殊的家庭格局在未来可能会对整个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松.京城“丁克一族”为自由而“断后”［EB /OL］.新华网?北京频道，2004.7.25

［2］蔡洪福、傅成文等.上海市20～34岁育龄夫妇生育意愿调查［J］.人口与计划生育，1995（4）

［3］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4］嘉男.婚姻家庭：中国“丁克家庭”突破60万——拒绝生育到底能坚持多久？［N］.中国妇女报，2004.1.29

篇(2)

1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无农不稳，无工不活，无商不富”是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写照。没有加工企业，使得许多劳动力不能就近就业，影响了农村家庭收入情况，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可以在创办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创办家庭加工厂，乡镇加工企业等工业企业。既可以解决当地农民外出打工难的问题，又可解决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难题，还可以转变以往靠出售原料的原始生产方式，创新驱动产业提质更是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与品位。

2适应形势，完善网络

当今是信息化的社会，任何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都是靠信息技术传播的时代。这就要求在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信息网络体系，以保证产品的产、运、加、销的快速、准确。实现资金的快速周转，降低市场的风险。还可以对产品实行无公害认证，由合作社等组织开展专卖店等经销体系。可以通过单独的种植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加工合作社的联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3逆向思维，变向经营

当前多是靠逆向思维，生产反季节蔬菜、水果，生产高档肉、蛋、奶，可以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生产的同时，逆向生产也可以创造出更多利润。从完善仓储的环节，建造冷鲜保存库，在市场价格低迷或者产出旺季时，进行收储，待价格回升时出售，既可以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又可以保持利润的稳步增长。否则，只能是在价格低迷的时候，大打价格战，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4一乡一品，一乡多品

篇(3)

摘要：人力资本分析方法的出现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新进展之一。这一分析方法不仅直接催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一崭新的经济学分支，而且还带来了其他许多传统理论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其中，以人力资本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新家庭经济学的问世便是明显的一例。本文拟对这种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启示与借鉴意义做一概要的分析与评述。

关键词：人力资本；家庭经济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5001404

一、关于家庭及其经济功能的新视角

谁都知道，家庭作为一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前，系统的家庭分析却一直隶属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地。经济分析虽然也曾光顾过家庭，但浅尝辄止，难见系统［4］。例如，以往的主流经济理论一般都把家庭视为一种消费单位，并且往往被约定俗成地视为与作为生产者的厂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代名词。传统经济理论这种关于家庭的认识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坚持消费导向，认为家庭活动主要是消费行为，其基本的经济功能在于通过有效地配置与使用所拥有的资源，实现家庭成员效用与福利的最大化。虽然，传统的经济学家也知道家庭至少还具有人口生产的功能，但是他们一般并没有将人口生产内生地与整个家庭经济决策联系起来，少数个别的例外，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二，坚持抽象分析，撇开了现实中不同形态的家庭所具有的具体特征以及家庭内部的结构，而统一地将它们都抽象为最简单的经济人主体。这样，传统理论就无法了解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及其他活动的决策机制。所以，正像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企业问题上持有简单化的观点，将企业视为一组生产函数，而抽象掉了企业内部的复杂经济关系一样，其在有关家庭活动的分析上也是持有这种所谓的“黑匣子”观点，仅仅把家庭视为一组消费函数或效用函数。

当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和雅各布•明塞尔等人开创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特别是贝克尔与明塞尔等人系统地将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家庭经济分析之后，大大推动了家庭经济研究的深入发展，从而形成了以人力资本分析为基础的新家庭经济学。这种新的家庭经济学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开辟了关于家庭地位及其经济功能的新视角。它认为，家庭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它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单位。家庭首先要生产消费品，因为家庭成员的消费往往很少能够直接从外部市场来满足，而总要经过家庭劳动的生产过程［1-3］。所以，家庭生产是家庭消费的前提。不仅如此，家庭还要生产人力资本，这一方面表现在既有家庭成员的保健上，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育决策行为。此外，家庭又要生产“”、“快乐”、“信誉”等等所谓非市场的“物品”或“服务”。

与此同时，新家庭经济学也不再将家庭视为一个简单的经济人原子，而是把它看作包含内部复杂关系的经济组织，并运用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探讨家庭内部的结构特点、分工特点及其决策机制等等。例如，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家庭（双亲家庭）本质上是由具有互补性人力资本和不同比较优势的配偶双方组成的共同体。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也不再是传统的工作（外部市场）―闲暇（在家庭中）的二分法，而是市场工作―家务劳动―家庭闲暇―人力投资这样的四分法。每个成员在这四个方面的时间配置，以及不同成员之间在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将因各自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及其比较优势的不同而不同。这些配置将会影响到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

由此看来，家庭不仅具有消费功能，而且具有生产功能；不仅具有生产家庭消费品功能，而且具有生产人口功能；不仅具有增加人口数量功能，而且具有开发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功能。所以，完整地说，家庭应当被视为同时具有生产与消费功能并且包含着特定的内部关系的经济组织。它通过婚姻与血缘关系将若干成员组合在一起，依靠彼此的忠诚与信赖，而不是企业组织中的那种公开或隐性合约，形成一种超稳定单位，使得家庭成员能够实行长期合作，从事在生命周期中一些耗时较长的活动，诸如生养子女以及家庭成员的人力投资等等。这样，新家庭经济学就把家庭经济分析的视角大大地拓宽了。

近十来年，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在贝克尔理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最主要的理论特点就是打破了早先那种关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和谐并且具有单一的效用函数的假定，而考虑到了不同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偏好差异及其不同的行为，并运用博弈论中合作的与非合作的方法来研究配偶双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及其均衡问题。这些发展实际上超越了贝克尔原来的利他主义模型，它们使得有关家庭活动的分析更为细致和复杂化了。

二、关于婚姻与生育决策的经济解析

新家庭经济学为家庭经济分析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革，是对有关婚姻与生育行为提供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深入解析。家庭的基础是婚姻，但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呢？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结婚的收益。根据其婚姻市场模型，男女求婚者构成了婚姻市场上的供求双方。作为理性主体，每一位求婚者来到婚姻市场的目的都是要实现个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就婚姻决策而言，只有当他（她）们结婚以后获得的效用或福利大于单身状态时，他（她）们才能实际地选择结婚。正是这种男女双方对于婚姻净收益的评价，决定了婚姻市场的均衡状态［2］。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般来说，婚姻所带来的收益是通过家庭生产活动的效用体现出来的，像洗衣做饭，家庭娱乐，夫妻，生育孩子等等，这些活动是单个人所根本无法进行或难以有效进行的。因此，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婚姻家庭将会比单个人的情况下更有效率。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任意一对异性联姻都能够带来如此的效率，否则，人们在婚姻市场上的搜寻与选择配偶的行为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实际上，有效率的婚姻是有条件的，它要以婚姻伴侣的合理匹配为条件，而婚姻伴侣的合理匹配又是以配偶双方的人力资本的特性为转移的。

每个人在到达或进入婚姻年龄之前，由于先天禀赋尤其是后天的培养和投资，都形成了不同含量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这具体表现在他（她）的市场工作能力（工资率）、家务劳动能力、体格与容貌、心理与精神素质等方面，并综合化为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就家庭活动来说，其有效率的前提条件是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应当具有互补性。这是因为，家庭活动与企业的生产活动并不完全相同，由独身到婚姻家庭的转变，不仅仅是活动规模的扩大，而且也包含了活动性质或内涵的某种改变。家庭活动具有多样性，而其总效用则取决于多样性活动的总体水平。所以在这时，要素投入的互补性对于提高家庭活动效率和增进家庭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婚姻市场上合理匹配的基本原则就是夫妻双方人力资本的互补性。

如果男女双方的人力资本缺乏互补性，那么将难以保证婚姻收益大于双方独身时的收益总和，从而也就难以成婚。即使因为事先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结了婚，最终也将导致婚姻解体。所以，离婚意味着非互补性的人力资本的分离与重新配置。当然，离婚也是有成本的。除了宗教的、法律的制约（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以及离过婚的人在婚姻市场上与未婚者相比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外，离婚者最大的成本就是他（她）们损失了投资于特定婚姻的人力资本。配偶双方从恋爱到结婚以及进入到结婚后的家庭生活，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投入了若干人力资本，比如双方相互了解，感情投入，积累婚姻生活经验，特别是养育孩子。这些都是相对于特定配偶而言的。一旦婚姻关系破裂，它们或者将变得几乎不具有任何价值，或者将出现贬值，这也就意味着特定婚姻的人力资本的损失。这种特定婚姻的人力资本预期损失会对离婚行为产生某种抑制作用。一种婚姻的存续与否将完全取决于相关的成本与收益之对比关系。这样，人们的婚姻决策行为便被纳入人力资本分析的框架。

除了婚姻决策以外，家庭生育决策也被诉诸人力资本分析，这主要是通过引入孩子的质量概念实现的。以往的家庭经济分析仅仅着眼于孩子的数量，将给定质量的孩子数量置入家庭效用函数，从而其生育决策分析往往难逃马尔萨斯陷阱。然而，一旦引入孩子质量的概念，情况就不同了。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就是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它与数量需求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正是这种替代关系，使得家庭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出现生育率降低的趋势。

具体来说，养育孩子的成本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货币支出或直接成本，其二是时间支出或机会成本。前者除了受物价水平的影响以外，基本上是稳定的，后者则随着市场工资率从而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因而，在收入水平不同从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不同时，这两部分成本的相对大小是不同的。收入水平从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越高，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并且它相对于直接成本也就越大。而一般来说，养育孩子的整个生产过程是一个从时间密集型逐步向物品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在孩子生长的初期，家长主要投入的是大量的时间，这时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机会成本成为养育孩子的主要成本。而当孩子长大以后，其培养教育等等所需的更多地是货币或物品支出，这时直接成本将占主导地位了。可以说，机会成本是直接同孩子的数量联系在一起的，而直接成本则是与孩子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数量的成本（或价格）相对于孩子质量的成本（或价格）将变得更昂贵，因此，家庭便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即出现质量对于数量的替代。这样，便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从而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的经验事实。此外，它也揭示了马尔萨斯预言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看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的人口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机制。

三、关于家庭分工经济机理的新阐释

传统家庭理论没有研究家庭内部的分工问题。新家庭经济学以其基于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分析，填补了这一空白。按照人力资本分析的逻辑，虽然家庭夫妇之间分工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但是两性的生理差异只是家庭分工的初始基础，并不是它的惟一原因。从更重要的经济因素来看，两性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将是其分工的更重要的基础。我们知道，分工与交换的基础或经济原因是不同主体在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即可能源于天然禀赋，例如男女的先天生理差异对其比较优势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后天的人力资本投资，即使是先天无多大差别的人们，如果其人力资本投资的专业化领域不同，也将会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不仅如此，还可能存在着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相互加强的情况，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便是如此。

这里主要考察一下夫妻性别差异因素与其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加强影响。一般说来，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工作的时间越长，他（她）便越有对适于该活动领域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激励，包括注重经验积累与通过培训增长技能。夫妻双方由于生理方面的差异，从家庭生活一开始就实行了某种分工，女方通常更多地操持家务，男方更多地介入市场，这种初始分工或比较优势会激励双方分别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市场人力资本两方面进行不同强度的投资，其结果又会加强双方初始的差异，这样就使得家庭内部两性之间的分工格局相对地固化了。不仅如此，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两性生理差异的影响作用的强化还会扩展至后代身上。因为家长们对于子女的人力投资从其少年时期就陆续开始了，这时孩子们的其他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只有性别特征是最明显的信息，因此，如果没有任何特殊的信息，按照父母们的模式对子女进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必然是最明智的选择。由此，家庭内分工与人力资本投资格局便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换言之，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更强烈地影响了家庭的分工，这被贝克尔称为家庭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定理［2］。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两性间人力资本投资格局的演变，家庭分工的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实际经验证明，妇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家庭原有的两性分工格局的较大变化。经济发展之所以导致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为妇女参与劳动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机会，而这种就业机会所包含的妇女较高的预期市场收益率增加了其养育孩子及从事相关的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故而随着对孩子数量需求（从而生育率）的降低，妇女开始增加对于市场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诸如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由于由两性生理差别所决定的妇女在家庭内的分工优势主要体现在养育孩子上面，而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这部分活动在家庭总生产中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妇女在市场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加强又会进一步弱化男女两性的先天生理差异对分工的影响，因而原先的以性别划分为特征的男女双方的比较优势将可能变化，这时妇女也将会形成在市场工作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她们也就减少了对于家庭工作的依赖而增加了市场工作的时间。因此，从根本上说，妇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的提高乃是她们的市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和积累的结果。

需要注意，根据一般的劳动供给理论，市场工资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因为工资率的提高通常会产生两个效应：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只有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时候，才有劳动供给的增加。对于男子来说，他的一般时间配置是在闲暇与市场工作这样的二分法之间实现的，而闲暇与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效应是不明显的，故工资率的提高对于男子劳动供给的确切影响是不明确的。但是对于已婚妇女，情况则不然了，她们的非市场时间除了用于闲暇，还有大部分用于家务劳动，而家庭劳动与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性要大得多。因此，对于妇女来说，其市场工资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收入效应，故而其劳动力参与率总体上将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女性工资增加、生育率下降、妇女入学率上升和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提高，这几种现象常常是如影相随、结伴而生的，其道理就在于此。这样，新家庭经济学就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科学地解析了家庭内部分工格局及其演变的深层经济机理。

四、启示与借鉴

第一，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家庭经济分析将有关婚姻、生育、夫妻分工等等家庭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开辟了家庭经济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形成了与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不同的关于家庭活动的新洞见，这表明经济分析不仅仅适用于人们的市场活动，而且也适用于包括非市场活动在内的人类行为的广阔领域。

第二，与传统的主流经济理论粗浅的家庭经济分析相比，以人力资本方法为基础的新家庭经济学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家庭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认识，这充分显示了人力资本分析方法的空前的解释能力。道理很简单，家庭的主体是人，故而一旦我们从资本的角度去观察人，从人力投资的角度去考察人们的家庭行为，那么必然会形成一套可以与物质产品分析体系相比照的系统完美的家庭经济理论体系。实际上，不独家庭经济分析领域，当人力资本的概念与方法被引入诸如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等这些曾经被认为完全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地之后，也都带来了这些领域的理论变革与创新。

第三，新家庭经济学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居民家庭行为的特点，诸如城乡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的婚姻关系的嬗变、生育决策与行为的变化、家庭消费模式的形成与变化等等，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它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制定调节居民家庭相关行为的法律、规章与政策措施，例如婚姻法、计划生育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等，使家庭活动成为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J．Mincer．劳动供给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G．Becker．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5-87，35-37．

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家庭经济特困学生；资助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1—0071—02

一、高职院校现行的学生资助体系

2007年以来，国务院和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譬如：《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教财〔2007〕7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2007〕34号）、《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财教〔2008〕196号）、《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财教〔2009〕35号）、《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在校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退役复学后学费资助暂行办法》（财教〔2011〕510号）。这些政策的出台，不断建立健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目前，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助学体系，对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高职院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特点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多数来源于孤儿、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父母重病或单亲且来自贫困及边远地区的学生；学生家庭所在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性灾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其他无经济来源支持正常学习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不仅给这些学生带来了生活上的拮据，同时也给他们心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困难面前，有些学生心态平稳，能够坦然面对现实生活；相反，有的学生不能有效调控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形成了消极的价值观念。高职院校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

1.理想信念模糊

从高职院校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的来源看，多数学生来自贫困边远地区。他们中大多数希望通过求学改变家庭和实现个人成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由于自身家庭经济的缘故，在校园生活中有些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的非常注重现实，极易盲目崇拜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从而迷失自我，使自己的理想信念模糊。

2.缺乏自立、自强精神

当前，国家新资助政策已经在全国各地广泛宣传，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学生能够克服“等、靠、要”的思想，通过自己在校努力学习获得奖助学金或者参加校内外勤工助学等方式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相反，有少部分学生过分依赖学校和社会的各种资助，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和回报社会的意识，认为获得这些资助是理所当然的。

3.心理承受能力偏弱

家庭经济特困学生中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心理，也是这一群体所有心理问题的根源。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由于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压力普遍较大，容易引起高焦虑和抑制情绪，在校园集体生活中极易形成强烈的心理孤独感。同时，当自己遇到烦恼时，由于缺少有效的倾诉和发泄渠道，加重了经济特困学生的抑郁倾向。

4.综合素质欠佳

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在思想、心理、竞争观念等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在校园集体生活中，往往表现出自卑，不愿或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严重影响了综合素质的锻炼。

三、构建高职院校家庭经济特困学生资助体系

目前，我国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逐步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并举的新资助政策体系。但是，新资助政策体系在高职院校实施中，考虑到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的成长环境不同、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同以及个性的差异，导致了家庭经济特困学生心理状态和行为特点也不尽相同的特殊性，新学生资助政策尚不能真正保障弱势群体公平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即使有绿色通道的存在，每年仍然发生着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悲剧。鉴于此，在国家新资助政策体系下，有必要在高职院校中有针对性地构筑家庭经济特困学生全程全部资助体系。

1.健全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信息管理

首先，新生入学时多渠道收集有关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信息，建立家庭经济特困学生档案库。辅导员、班主任平时要特别留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种表现，通过多渠道验证学生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在班级内部积极发动学生开展互评工作，辅导员、班主任要在班级内树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气氛，为开展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的认定工作打下坚实群众基础。最后，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辅导员、班主任要对家庭经济特困库里的学生家庭信息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走访核实，并做好家庭经济特困学生信息动态管理工作。

2.设立家庭经济特困学生资助专项资金

高等职业院校从教育事业收入中提取6%的资助经费，按照一定比例设立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可以从“奖、贷、助、补、减、免、缓”等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针对性的资助工作。

3.建立家庭经济特困学生全程资助跟踪服务制度

每学年针对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由学生资助中心、学生处、各系部通力合作策划家庭经济特困学生资助专题会议、专题班会等形式，宣传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勤工助学等政策、办理流程。辅导员、班主任根据班级中家庭经济特困学生的情况，积极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沟通、协调，为每一位家庭经济特困学生提供全程资助跟踪服务。

4.加强诚信教育、立志教育和心理辅导工作

在高等职业院校中，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教育课、学生社团活动等环节，加强对家庭特困学生的诚信教育、立志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不容忽视家庭特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多鼓励和积极在各种学生活动中吸纳家庭特困学生参与其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努力克服脆弱和依赖的心理，培养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顽强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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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艳艳.高校资助体系分析及改进研究[J].高教研究，20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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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北地区；外出务工；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54-04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对西北地区的农民而言，如果维持原有的产业结构，大部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支出的增加速度，即家庭收入的增加赶不上家庭消费的增长。这其中，日常生活消费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支出增加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西北地区劳动力过剩、资金短缺、资源贫瘠、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一方面，传统的支柱产业――农业生产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化程度较为低下。再者，加入WTO后，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单靠农产品价格上升来维持收入增加已经不太现实。另一方面，不仅农业不发达，非农产业也很落后，就业岗位少，致使农民在当地发展的机会少、余地小，加之人力资源贫乏，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基本属于原始状态，在此情况下，走出家门、外出打工就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本研究属于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微观研究，笔者选择了甘肃省外出务工人数较多且在地形、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等方面较有西北代表性的4个村庄为研究单位，共收集问卷153份，并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探究了务工家庭的生活现状、经济收入构成及家庭消费情况，获得了大量的定性资料。

1.当地外出打工者的特征

1.1外出劳动力以已婚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

外出劳动力中，已婚者的比例为64.7%，未婚者为35.3%。多数农户家庭选择让家里的主要男劳力外出打工，妻子留在家里照看父母和孩子；只有少数是夫妻俩共同外出或妻子外出，外出劳动力以已婚男性为主。外出者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78.2%，小学次之为20.3%，读过高中的占1.5%。外出劳动力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可获得的就业资源受到一定限制。

1.2组织方式以自发为主,劳务市场和政府组织为辅

农民外出就业的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当地农民主要依靠自己寻找门路和亲朋好友的介绍外出就业,自己或社会关系、血缘联系的广泛性和较强的亲和力是他们寻求就业机会的主要依靠。由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虽然近年来日益发挥作用，但其主要的输出对象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的未婚青少年，对已婚中年男性外出作用很小。

1.3就业方式的兼业性、季节性和恋家性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外出就业的农民基本没有脱离农业、放弃土地经营活动。他们或者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利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经营农业。调查中60.8%的劳动力属于季节性外出,即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就业。当地农户外出就业的兼业性和季节性明显带有主动性和期望性,同时具有很强的恋家性。已婚者多在当地附近县区，且流动性很大。“农忙季节可以回家帮忙”及“离家近可以常回家看看”是许多已婚劳动力选择就业地点的主要考虑因素。

1.4从事行业的集中性与低技术性

由于农户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制约和劳动技能的缺乏，外出农民大多集中在煤矿、砖厂、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以手工操作为主且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普遍具有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等特点。虽然近年来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的人数在增加，但增速较慢，多数人受年龄、培训资金和时间的限制，难以接受技术培训。

多数外出者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年收入多在2000元～8000元之间。

2.外出务工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2.1外出务工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

调查显示，当地农民打工收入占到外出者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外出务工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但收入比例在资源不同的村庄差别较大。

通过调查农户的家庭经济条件发现，外出打工者家庭经济状况以中等及以下为主。调查样本中贫困户占23.3%，中等偏下户占三成，经济条件中等的农户有四成，中等以上的农户占总样本量的6.7%。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其最主要、最直接的动机就是提高家庭收入。就总体情况来看，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外出者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但是这个比例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村庄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农业发展相对不错的地区，打工收入占到打工者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在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基本没有收成的村庄，打工成为大多数家庭唯一的现金收入来源，而这样的地区在甘肃省不在少数。

在经济发展较好的D村和J村，村民们大多是在基本保证农业收入的基础上，丈夫或其他家人外出打工来增加家庭整体经济收入，农户的外出打工和农业种植相得益彰。尽管多数农户是家里男主劳力外出务工，但这基本不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和收益。农闲时的土地管理如浇水施肥等由妇女和老人进行，而农忙时大部分外出人员都会回来帮助收获，即使不回来，妇女和老人多受些苦，受些累，也会把粮食和东西都收回来，不会损失。因此，这种情况下，农户外出务工的收入是除去外出成本之后的纯收益，基本不会有损于农业的生产经营。

而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R村和Z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外出打工的收入完全成为农业收入欠缺的一种补偿和替代。目前甘肃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是靠天吃饭，丰年脱贫、灾年返贫现象很普遍。R村和Z村虽然水资源历来比较短缺，但人均土地面积较多且土质较好，在以往雨水可以勉强供应的年景，洋芋和小麦等经济作物收成很好，“种一年吃三年”，农业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但2003年以来，R村和Z村连续四年受到严重干旱威胁，农业已基本没有收成，打工已成为多数农户家庭唯一的现金收入来源。

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地膜、化肥、农药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农民利用农业增收的难度加大，在很多地区，农业的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而作为农民来讲，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依托，也是唯一退路，因此虽然农业基本没有盈余，也没有人放弃土地，这样既可以达到基本生活资料（粮菜）的自给，又可以在家庭壮劳力外出的同时，合理配置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实用的劳动技能，因此大部分外出者从事装卸、杂工、煤矿、建筑等工作，收入较少。但不管怎样，外出务工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变了家庭的经济收入结构，将打工收入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2.2大部分家庭的打工收入用于补充生活基本消费

收入和消费组成家庭经济的两方面，对一个家庭而言，家庭收入往往具有多种来源，而消费支出也是多方面的。一般家庭在进行某一项消费时，并不好严格区分这项消费是来自于打工收入或者农业收入。因此，打工收入和家庭其他收入的用途并不好区分。但是，由于当地的农业收入多以实物的形式消费掉，如：地里打的粮食，自家养的鸡、猪等；因此，农家能支配的现金收入绝大部分还是来源于打工者的工资收入。

据调查，日常吃穿消费、子女教育、化肥等农业生产投资是打工者家庭收入的主要用途，其次为看病就医和“其它”，而“其它”主要指人情消费。

日常吃穿消费是农民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通过访谈统计，这部分现金消费一般占家庭总现金消费的1/4左右。从以前商品匮乏时代走过来的农民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所以日常的吃穿费用能省则省，例如，一般每户农家都会养一头猪，过年时杀掉，腌制成腊肉，这样吃一年。蔬菜一般也是自己种，只有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才会买一些。

当地村民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十分看重，随着打工获得的经济收入的提高，农民可以对子女的学习投入更多的经济支持。虽然现在我国中小学实行了“普九”义务教育，但农民对教育的投资似乎并未减少。据了解，初中和小学虽然不用交学费，但辅导资料、试卷、班费等各项费用加起来，一个小学生一年要拿200多元，初中生一般要住校，上述费用+住宿费+生活费，一个初中生一年要拿600多元，而一个高中生一年的各项费用加起来也在4000元左右。尽管投资如此“巨大”，只要子女学习够好，大部分农民还是竭尽全力地提供。

这样投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对社会地位的固有看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地区，加上社会对农业和农民的偏见，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读书考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只有让子女把书读出来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种想法体现的还是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但多数农民的想法也很现实，当子女学习成绩较差，升学无望时，他们便会让子女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盖房和儿女婚事的支出是家庭大宗消费的主要目标。由于缺乏其他投资方向和热情，农民往往将建房作为长期消费，再加上在农村住房一直是私有财产，所以农户特别舍得在建房上花钱。住房对于农户既是生存消费又是享受消费，还是财产储蓄，房子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农村传统的婚姻习俗中，新房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而且，体面完成儿子的婚事不但是提升家庭社会位置的需要，也是父代农民一生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子女成家之前，为了准备婚事，父代农民不得不压缩正常的生活消费，节衣缩食去进行短时期的“过分消费”。这使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时时处于紧缩状态，尤其是父代农民，在储蓄尚未满足需求之前，更是省吃节用，生活只求温饱。

化肥、农药、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在家庭消费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近年来社会物价整体上调，尤其是化肥的私人化经营，销售者哄抬价格，政府监管不力，使得农民在这方面的支出大大增加。土地较多的家庭，除了生活必需的小麦、玉米，还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如洋芋、洋葱、豇豆等来增加经济收入，而拥有土地较少的家庭只能种小麦、玉米来保证粮食的供应，生产资料投资加上人工，几乎可以与农业的收成相抵。

此外，人情礼已经是当地农户家庭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盲目性、愚昧性消费依然存在。目前部分农村居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超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日趋严重，请客送礼人情风愈演愈烈。

从耐用消费品来看，大部分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仍以黑白电视机、电风扇、手表等中低档商品

为主。目前较少家庭会考虑改善家庭耐用品方面的支出。

3.结束语

以上看来，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但尚难以缓解家庭经济紧张的状态。

由于西北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就业岗位少，竞争激烈，加之外出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打工获得的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因此，外出打工虽然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但对大部分家庭而言，收入和支出相抵，盈余较少，发展缓慢，目前大部分农户只是为了生存而奔波，“生存”而非“生活”对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意义。

西部大开发，西北地区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中，这期间，文化各部分失调的现象十分突出。文化堕距理论认为，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在所组成的文化发生变迁时，各部分的变迁速度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讲，“物质文化”会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北地区也正处于这种“文化堕距”当中，如虽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这一地区的农民普遍观念意识守旧，外出者当中很多人一年外出3~4个月，预测赚够了当年所需的花费便回家，认为只要衣食无忧就可以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那些比他们更贫困的地区相比还不错，并不会尽可能多地去赚钱储蓄以转向其他投资方向。他们平时生活很闲散，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也比较满意，安于现状思想严重，缺乏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西部开发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虽然农民广种薄收，一年一收，但地广人稀，土地面积相对较多，农产品的收入基本可以满足家庭的日常消费，因此，他们农忙之外的生活一直比较闲散。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进步，日常生活消费和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大部分家庭支出的增加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于是农民被迫外出务工，外出是一种基于生存需要的被动的无奈行为。

他们之所以发展意识欠缺，也存在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客观来讲，做生意投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开铺子动辄需要两三万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仍相对落后，“现在铺子开的也不少了，利润小，风险大”，“开了也没人买，资源不好”，这些都使外出者缺乏转“行”的勇气。主观方面，一来很多人认为，自己年纪不小了，已经没有心情和能力去学习新的技术知识，另外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去接受技术培训；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做生意是一种很费脑子、需要“智慧”用心经营的活动，自己“没那个脑子”，打工的生活反而轻松舒心很多，也没那么大风险。

在当地，不外出打工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要好于外出打工的家庭。不外出家庭一般为以下几种情况：（1）自身家庭经济基础较好，或负担较少，或有亲戚的帮助，开个铺子：百货商店、服装、家电、建材之类；（2）家庭中有成员具有稳定的工作，如教师等；（3）家庭拥有较多土地。在D村，土地的分配是不平均的。D村是一个迁移组成的村庄，有的农户迁移较晚，或其他原因，分到的土地较少，他们还需要再攒钱购买土地或者租种别人的土地才可以维持日常食物消费需求。而有的人家土地较多，经济作物可以大大增加经济收入。

这就存在一个“马太效应”的问题，优势累积与劣势累积，即“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经济是发展的基础，经济条件较好者，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投资，学习知识和先进的技术，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人际交往，视野更开阔，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发展得更好；而对于经济条件较差者，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或者惧怕经不起“折腾”不敢投资，没钱没时间学习技术，视野思想观念受限，交往范围有限，不进步即为退步，于是差者愈加相对落后。所以，增加物质积累、进行人力投资依然是促进打工家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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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现状；原因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3084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带来的大学毕业生急剧增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在就业过程中总体处于弱势地位。据相关调查显示，贫困大学生与家庭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学生相比，通常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具体表现为就业率低、签约时间滞后、工作岗位较差等。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若能顺利就业，不仅能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而且能够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从深层意义上讲，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和群体特点，来探究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继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就业，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1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对许多贫困家庭而言，不仅要面临高昂的学费、生活费，就是求职过程中的花费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这主要包括报名与培训的费用、制作精美简历的费用、个人形象包装的费用、交通通信费等，这些俨然已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另一个经济负担。与其他学生相比，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更高，他们渴望能获得一个理想的工作，以改变自己家庭贫困的局面。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早日就业，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以偿还助学贷款、回报家庭，但就业难的现实，使就业成本不断增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往往因较大的求职花费等经济因素，错失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由于其贫困的特征，特e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就业能力不足、社会资源匮乏、心理因素、社会偏见等多种原因，与一般毕业生相比，他们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和生存压力，相对更难就业。

2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群体特点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其自身的群体特点。困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因素，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无法摆脱经济窘困给学习、心理、价值观等思想状况带来的影响。

21贫困大学生的学习状况

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缺乏锻炼自己的机会，影响各种技能的培养，就业能力的不足，使他们面临就业难的困境，进而陷入新的贫困循环。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学业易受贫困家境的影响，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普遍不高。造成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学习状况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不善于充分地利用学习资源。家庭经济困难，或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由于经济条件的种种制约，很少有机会参加各种培训班，也通常没有足够的经费去获取学习资料，还需要面临交付巨额学费、生活费的压力。

第二，家庭的贫困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影响。由于出身贫寒，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迫切希望能够在学业上出人头地，获取丰厚的奖学金，因而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学习上；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也要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勤工俭学，自己赚取学费、生活费，以补贴家用，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感到难以摆脱经济贫困对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第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缺乏实践锻炼，因而不利于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的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在与周围同学的接触中，更易产生自卑情绪，并且往往会刻意回避会让他们感到自卑的社交场合，从而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缺少与外界的沟通，使得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语言表达、组织管理、与人交际的能力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影响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大学的实践活动和课外活动是学生锻炼自身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然而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费。在大学校园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往往因为做兼职、勤工俭学等时间因素，不得不放弃诸如学生会、读书会等社团活动；而譬如话剧社、摄影协会、网球社、登山协会等社团活动，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往往缺乏特长的培养。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参与高校校园的各种实践活动，这易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足。

22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

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会增加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负担，使他们更易产生敏感、自卑、孤僻、焦虑等心理问题。长期共同的学习生活，周围同学的消费水平对比会使经济困难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从而使他们下意识地回避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情绪的社交场合，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不愿意和他人竞争比较。

对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家庭而言，承担高等教育所需的费用和应对城市消费水平产生的高昂生活费是一笔要耗尽家庭积蓄的开支，甚至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在校贫困大学生对于自己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的现实感到负罪，这种负罪感会在他们遭遇考试失利、竞选失败、面试遇挫等高校常见挫折的时候，让他们在心理上承受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压力。长期在这样的负罪感下学习生活，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因此伴随着他们的就是因为各种生活琐事和挫折带来的沉闷、压抑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在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时，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加凸显。

23贫困大学生的价值观等思想状况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影响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状况，进而也影响到了他们能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经济上的困窘，往往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深受灰色的处世观、拜金主义的金钱观、贫富的荣辱观等消极观念的影响。如若面对生活贫困的态度是消极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悲观情绪导致其不求上进，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去主动争取更好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同学在面临就业的时候过于依赖他人而丧失独立，既不敢挑战高薪的工作，也不自信自己能胜任未知的工作，不去参加招聘会和企业面试，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他人的帮助，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有的学生因为经济原因屡遭挫折，在社会现实面前内心滋生不良情绪，不是合理归因遇挫的缘由，而是归咎于父母无能、社会不公，甚至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且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大多自信心不足，不能确立合理的就业目标和就业期望，不能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因此，贫困大学生应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3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31源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自身因素

首先，贫困大学生来自经济困难的家庭，入学后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学费、生活费上。有些人通过赢得奖学金缓解经济压力，但过分在意奖学金使他们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产生了偏差，完全热衷于学习，很少或不参加其他校园文化活动，群体社交活动的缺失，使他们的组织管理、语言表达、实践创新等各方面能力都受到影响。另一部分人通过贷款和勤助解决学费生活费，相应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高校普遍的勤助岗位――劳务型工作上，对自身综合能力发展有限不说，甚至有些学生本末倒置因此荒废了学业。这些都会在无形中削减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其次，来自经济困难的家庭，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因此对钱看得很重，往往缺乏投资和包装意识。在大部分高校学生热衷于考各种证书为将来就业拓宽道路的时候，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却往往因为高昂的培训、报名考试费，或者课余培训时间和打工时间相冲突而放弃了给自己增加就业筹码的机会。在求职过程中，大量的环节需要经济投入：简历制作、服装置办、通信费用、交通住宿等。这些就业成本对于还未踏上社会获得稳定收入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为了节省费用，他们不得不选择成本低廉的求职方式，从而限制了他们择业的范围。

最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大多自信心不足，由于自卑心理，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不擅与人交际，总觉得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个人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显得微不足道。贫困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大多害怕竞争，既不敢挑战高薪的工作，也不自信自己能偃挝粗的工作，不去参加招聘会和企业面试，在遇到困难时心理承受能力差，易产生悲观情绪，不能主动积极地去争取理想的工作岗位，错失了很多就业机会。还有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是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学业，他们急需在毕业后找到高薪的工作，以及时清还贷款和利息，这在无形中又增加了他们的就业压力。而且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支付高昂的学费后，就业期望值普遍较高，迫切希望找到满意的工作以补贴家用，不愿再回到艰苦的地区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里劳动力剩余，使就业变得更加艰难。

32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匮乏

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相比，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贫困的家庭也缺少各种社会关系，很难对其就业提供帮助；又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大多比较封闭，缺少人脉关系，只能靠自己努力。此外，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大多缺少获取求职信息的途径，对工作岗位的分析也不够全面，这些都会延长就业周期，错失一些就业机遇。不少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的重负，迫切希望找到有较好经济收入的工作，以改变家境贫困的局面，较高的就业期望，使得他们刚一毕业就把目标锁定在薪酬较高的企事业单位。然而这种做法人为地缩小了就业范围，并且这类工作的要求普遍较高，每年能够提供的岗位也十分有限，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对于处于弱势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而言，顺利就业的几率更低。

33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普遍缺乏合理的职业规划

由于我国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缺少系统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从事职业生涯教育的师资匮乏，就业指导多是短期行为，缺乏长期培训，导致贫困大学生普遍缺乏合理的职业规划。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多盲目乐观，对现实就业的指导意义不大。由于缺乏就业指导，不少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不了解相关的就业政策，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校期间很少考虑未来的就业方向，缺乏合理的职业规划，导致在毕业后准备不充分，仓促就业。

综上所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因为家庭经济背景的原因，导致文化、心理、获取信息以及社会适应性方面与社会的脱节，造成综合素质的不足而引起就业竞争力短缺，这会进一步导致未来经济方面的再次贫困。而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在高校里弥补这些差距，最起码在知识、技能等教育可影响的方面让这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踏入社会就业时能和其他同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本文通过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和群体特点，着力破解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从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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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研究明确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的适用对象

适用于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生。按照文件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二、确立认定原则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及家长提出申请，实行民主评议班级评议小组的组长深入家庭调查，班级推荐，年级认定，最后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

三、成立学校认定工作机构

（一）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全校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

（二）家庭困难班级评议小组。

各班级成立以班主任为组长、任课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家庭经济困难评议小组，负责认定本班经济困难学生的民主评议工作。班级民主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由班级民族选举产生（申请者除外），学生代表一般不少于班级人数的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在本班级范围内进行公示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三）年级认定工作组。

学校成立以包级主要领导任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代表为成员的年级认定工作组，负责对本年级各班推荐的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年级层面的认定工作。

（四）学校认定工作组。

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分管副校长、政教处主任、副主任，班主任代表为成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认定工作组，负责学校层面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

四、统一确立认定标准

各班级在全面了解学生家庭经济收入，家庭人员组成、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以及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平均消费情况的基础上，依据我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确立了以下认定的基本条件：

（一）孤儿、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等无直接经济来源者；

（二）单亲或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长期卧床，家庭缺乏劳动力，家庭又无固定经济来源且亲友无资助能力者；

（三）家庭被地方政府列为五保户、特困户，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者；

（四）家庭为民政部门确定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者；

（五）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者；

（六）经济条件差，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者；

（七）因家庭经济贫困，无力支付在校期间必要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的学生。

各班可根据上述基本条件，将认定标准设置为一般困难、困难和特殊困难三个档次。

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没有列入贫困生范围：

（1）拥有或使用高档通讯工具；

（2）购买高档娱乐电器、时装或高档化妆品等奢侈品的；

（3）有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

（4）出入营业性网吧的；

（5）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者

（6）有其他重大违纪的同学。

五、严格认定程序，确保工作实效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严格按照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一）学校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年级认定工作组、班级民主评议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认真、负责地共同完成认定工作。

（二）向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及在校学生如实填写《淄博市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或村加盖公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已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再次申请认定时，需重新提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布置启动全校认定工作。认定评议小组认真组织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负责收集《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