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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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南亚地区 国际金融贸易 新格式 地位 经济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国际金融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地区作为亚洲金融贸易的“领头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影响着整个亚洲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地位，同时还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摆脱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后，国际金融贸易以全新的格局呈现在全球经济贸易中。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中，以往的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时期金融贸易的格局。在此，本文从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以及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的地位等两个方面出发，针对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的地位，做以下几方面分析与探讨。

一、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

经济危机过后，国际金融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下文中，将简略分析经济危机后国际金融贸易的格局变化：

（一）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方式维护贸易主导地位

经济危机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方式来维护本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例如美国制定了“购买美国货”条款，以保护美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地位。美国国会于2009年2月份通过了经济刺激计划，奥巴马政府试图借助“购买美国货”条款来维护美国的国际金融贸易优势，该条款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争议。又如英国政府于2008年向银行注资，要求银行向国内企业提供放贷的便利条件。在英国国内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压力下，银行被迫从国家角度看待问题，纷纷加大国内市场的信贷业务比重，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集中的服务。这种应付经济危机的金融保护主义目前已为东欧、北欧和南欧国家效仿，对整个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法国政府为汽车行业提供优惠贷款，在2009年2月份直接向雷诺等汽车制造企业提供了高达60亿欧元的贷款，为汽车行业提供了应对危机的资金支持。

（二）低碳经济以碳量为指标，通过技术标准改变贸易格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碳要素成为改变国际金融贸易格局的重要因素，碳关税、碳排放权等为世界经济局势的变化增添了变数，各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分工和竞争优势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纷纷加大低碳经济方面的研究与开发，试图依靠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未来国际金融贸易竞争中的优势，抢占制高点。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程度低，尚未完成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严重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损耗严重，环境污染大，碳排放量的被迫降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受阻，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低了其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地位。

（三）发展中国家水平联合，共渡经济低迷期

经济危机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迷阶段，发展中国家为摆脱经济发展困境，纷纷寻求新的发展途径，试图通过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来走出经济低迷期。

例如中国于2009年6月份与俄罗斯等国举行会议，探讨如何加强与会国家间的金融贸易合作，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找到了契合点，实现了两个大国间的优势互补。又如随着投资、服务贸易等方面协议的陆续签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投资自由化水平得到提升。作为一个涉及19亿人，经济生产总值、贸易总量分别达到6万亿、4.5万亿美元的高质量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促进了贸易区内部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的地位

在国际金融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在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南亚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主要由11个国家组成，既有经济繁荣的发达国家，如：新加坡，又有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各个国家在发展国际金融贸易的过程中，彼此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新加坡在面临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的过程中，凭借自身经济的优势，主要以服务业、金融业、科技业、航运业、物流业、旅游业为主，与此同时，新加坡在整个东南亚的经济中起着推动作用，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居于整个东南亚之首。

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的过程中，除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还要结合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有针对性的调整经济模式。例如：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文莱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人均GDP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文莱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却并不乐观。在面对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的过程中，文莱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凭借自身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通过资源出口来提高文莱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得财富和中东产油国一样只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

东南亚地区在投资政策中，主要以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为主。在整个投资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吸引外国投资，积极从管理审批制度、产业政策、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便利，包括：通常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除了与国防有关的某些行业外，对外资在新加坡的运作没有任何限制；完全开放商业、外贸、租赁、直销广告、电信市场，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对先驱公司（即涉及巨额资本开支或复杂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企业）和某些金融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高新加坡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地位，新加坡政府在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对国际金融贸易的发展趋势做了仔细研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制定出完善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份经济发展战略中，着力对新加坡今后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分段，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与发展任务。

三、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除了面对国际金融产生的风险外，同时还要面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金融风险。由此就需要东南亚各个国家能够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国际金融贸易的实际发展趋势，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贸易。各国还应制定出应对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以便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东南亚地区在国际金融贸易新格局中的地位，才能跟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才能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培,叶永刚.区域的宏观金融风险――基于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 2011, (8): 1-6

[2] 邓启峰.浅析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启示――以日本、东南亚和美次贷危机为例[J].管理观察, 2008, (12)

[3] 霍迪.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代解读[J]. 现代经济信息, 2010, (3)

[4] 何帆,徐奇渊,徐秀军.开发性金融在推动周边金融合作中的战略选择：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的视角[J]. 中国市场, 2011, (1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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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金融危机；原因与规律；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4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10

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1982―1983年）、日本经济衰退（1990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等六次涉及面广、影响大的金融危机。从全球范围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转变，提高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是我国在后危机时代需要重点思考的战略性问题。

一、近三十年来主要金融危机的基本情况

这六次典型的金融危机共同表现为：起源于一国或一地区，金融市场或金融系统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力，造成金融体系混乱，并突出表现为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风险不断累积，而使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一）拉美债务危机（1982―1983年）

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起源于外债引起的货币危机。当时，西方商业银行看好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发展势头，在政府担保的背景下，大力向其贷款。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三个拉美大国的净银行债务从1977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末的3350亿美元，约为发展中国家总外债的一半，对外借款成为这些国家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主要方式。随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利率大幅度提高，投向拉美国家的资本有减少的趋势。但这时，拉美国家总体负债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借款国平均每年要用其出口创汇的50%以上来还本付息。1982年，墨西哥宣布不能按时还债为先导，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爆发。

（二）日本经济衰退（1990年）

1985年，五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日元、马克升值。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政府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猛涨，形成“泡沫经济”。同时，日本银行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储户对银行丧失信心而发生挤提，导致银行最终破产倒闭和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产生了银行危机。1985―1989年，日本银行贷款的增加额为128万亿日元，其中62万亿是贷向不动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20世纪90年代，银行的贷款的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不良资产，银行不良资产占GDP的2～3%（日本GDP总值为500万亿日元）。1989年，日本收紧货币政策，刺破资产泡沫。1990年股市崩溃，1991年房地产价格狂跌，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衰退。

（三）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

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爆发，根源是统一后的德国实力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均衡，其导火索是芬兰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行自由浮动。当时，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用马克表示的份额不变，由于马克对美元汇率升高，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也提高。而英国和意大利经济一直不景气，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但统一后的德国出现了财政巨额赤字，政府担心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而提高利率，引起了外汇市场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

（四）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

1982年的债务危机后，1986年的石油价格暴跌再次重挫墨西哥经济。经过艰苦调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通货膨胀得以控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墨西哥中央银行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储备。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同盟于1994年初生效。1994年12月20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贬值，通货膨胀再次飙升，墨西哥经济重新陷入严重衰退。

（五）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泰铢贬值开始，危机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形成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并波及到美国、新西兰及欧洲。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国际货币投机者洞悉了泰国经济金融体制的脆弱和缺陷而进行的趋势性投机，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存在重大缺陷。

（六）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法规，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次贷市场急剧扩大。同时，金融机构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信用增级后，受到各国投资者的欢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规模，从1995年的65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2006年末的1.3万亿美元。但从2004年中期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房贷利率也随之攀升，加剧了贷款者的还贷压力。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违约及停止抵押赎回权数量不断攀升，并衍生出一系列事件（诸如贝尔斯登破产、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洲银行收购等），演化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六次金融危机前的共同特征分析

（一）经济持续增长掩饰了经济结构问题

以东南亚为例，泰国、韩国和菲律宾在1997年前已连续15年保持6%~8%的经济增长。而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保持在4%左右。其中，1987―1990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4.9%、6.0%、4.5%和5.1%，在历史上极为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4年危机前，墨西哥同样经历了较长的经济繁荣期。总的来看，在这些经济体持续繁荣的吸引下，资金不断投入，加剧了经济体的不平衡，经济结构问题被表面上的持续繁荣所掩盖。

（二）外部资金大量流入

经济持续高增长以及政策因素吸引了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反向资本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外部资金以流动性极强的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要形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危机前的泰国为吸引外资，实施了一系列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措施，鼓励从国外以低成本借入美元，导致资金大量流入。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危机前，都经历了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形。

（三）国内信贷快速增长

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国为维持固定且相对较高的汇率，导致国内流动性明显增多。例如，1981―1997年，韩国、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各国国内信贷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3%、17%和25%。而金融自由化使外币贷款非常容易。比如，墨西哥利率自由化改革使银行以粗放扩张来降低成本，银行贷款以每年20%-30%的高速增长。日本在经济泡沫时期，金融资产收益大幅上升，促使企业大举从银行贷款并投资金融资产，法人企业在1985―1990年间共筹集405万亿日元中，有185万亿来自金融机构贷款。

（四）普遍的过度投资

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信贷快速增长和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预期下，危机前各国普遍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资产价格泡沫隐现。例如，1986―1995年，韩国、泰国以及印尼等国的投资占GDP平均比例分别高达33.9%、36.3%和32.6%，导致电子、汽车等一些关键工业部门以及房地产出现生产过剩。1990年前，日本兴起投资股票和土地热，企业和个人大举借贷投资金融资产和土地。

（五）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过于乐观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投机性强的资本市场。例如，日本股票市值从1981年的81万亿日元剧增至1989年的527万亿日元，而同期日本GDP增长不到一倍，股票市盈率已达到250倍的异常水平。危机前，泰国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比高达25%，商品房空置率偏高，股市、楼市乃至整个经济出现过度繁荣。1993年末，危机前的墨西哥股市也同样极度繁荣，以美元计价的股价达到1985―1989年平均水平的10倍。

（六）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

危机前，这些国家贸易状况不断恶化，逆差持续扩大，造成了对维持本币币值的信心丧失，使得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70亿美元猛增到1975年的310亿，逆差的持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大量依靠对外债务融资，从而增加了利息负担。1990―1996年，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7%，而且由于不恰当地维持高汇率使得竞争地位不断下降，外界对泰国维持币值能力的信心开始动摇。

（七）货币普遍被高估

危机前，这些国家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货币普遍被高估。例如，在“广场协议”背景下，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984年的251上升到1986年的160。泰国、墨西哥等国在危机前都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本币逐渐被高估。

三、金融危机的救治措施比较

（一）财政政策

发生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为防止财政大幅恶化，这些国家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例如：拉美债务危机时，各国要求压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欧洲货币危机时，英国政府减少对外举债，缓建一些政府的工程项目；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要求政府官员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出国访问；马来西亚1998年政府支出削减18%，部长工资降低10%等[1]。

（二）汇率政策

世界银行统计，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比例始终高于固定汇率国家。发生经济金融为危机时，汇率动荡，为控制汇率暴跌局面，有关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动用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印尼也多次进场干预，具有一定成效。

（三）货币政策

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时，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管理，控制货币发行量，尽力使货币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相一致。例如：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时，部分央行审慎地运用存款准备金制度、“窗口指导”、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并对中长期贷款贷前进行了严格的审批，对市场流动性也作了从紧管理。东南亚及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额作了限制。

（四）消费政策

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是救治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例如，日本为振兴萎靡不振的经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利率，居民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减税购买住宅使东京等大城市的新建住宅销售量大幅回升。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鼓励国民购买国货，多次举行“泰人助泰、食国产、用国货”的廉价国货集市。马来西亚号召国民减少进口货的消费，韩国也大力提倡使用国货。

四、启示

（一）深入客观分析金融危机的实质有助于准确认识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危机的发生虽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特别要注意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问题，微小的外部冲击都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有利之处。日本经济衰退促进产业向我国转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强劲，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制造业投资比重迅速提高是为明证。东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增强吸引外资优势和增强出口优势，也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国际地位。越南的金融危机放缓了我国产业向越南等国家转移的步伐。

（二）优化经济结构才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强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不会形成对外过渡依赖。而且，随着生产要素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2]。

（三）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维护金融稳定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熨平经济的大起大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优势，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货规模和信贷投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效益偏低等问题。应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投向[3]。

（四）注意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提高金融监管效能

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后危机时代，在进一步完善微观审慎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应重点构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体系，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内容应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银行逾期贷款比率和坏账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增长率、外汇储备与短期国际债务的比率、预算赤字、经常项目逆差、利率和汇率政策等。同时，在完成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后，应该进一步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4]。

参考文献：

[1]范香梅，邹宁静.金融危机的本源及其救助措施探究――基于三次重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1（1）.

[2]李东星.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J].特区经济，2009（12）.

[3]李东荣.浅析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成因和防范――从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J].金融研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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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东南亚；经济冲击；SVAR

一、 引言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地域范围研究中，“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地理路径得到了较多的共识。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推广周边区域化的阶段，而东南亚应该是重要的目标区域。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不仅具有历史传统、地理区位、经贸往来上的密切联系，同时还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重要对象。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参与货币竞争，并试图在区域内替代其他货币的过程（邱兆祥、粟勤，2008）。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货币体系顶端的美元和第二层次的日元（陈雨露，2003）。国际货币竞争包涉及济实力、金融体系、币值稳定、交易成本等领域，各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会影响一国使用并储备他国货币的成本，因此也应该成为区域内国际货币竞争所应当考量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于各国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方法首先被用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其内在逻辑是经济扰动相似的国家更可能同时采取一致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因此这些国家可以组建货币联盟、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放弃自主货币政策的转换成本较低。这一逻辑也可以推广到国际货币的使用方面：基于储备国的立场，使用并储备另一国货币的成本不但包括国际铸币税和交易成本，还应考虑发行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启用货币政策制定权来影响甚至控制储备国的金融经济（陈雨露等，2003）。如果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与储备国各自的经济冲击具有对称性，那么两国也应具有相似的货币政策动机，比如当发行国需要提高利率以抑制本国通货膨胀，储备国同时也有提高本国利率的政策要求，这就可以避免国际利差扩大导致储备国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压力；当发行国需要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储备国同时有降低本国利率的政策要求，就可以防止储备国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入导致本国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反之，如果发行国与储备国由于经济冲击缺乏对称性而导致政策动机的差异，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就容易对储备国产生负外部性。在美元霸权下，美国与美元储备国货币政策动机的不一致会将储备国置于两难境地：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符合国内经济要求，若不跟随又要面临储备和汇率变动的压力。经济冲击不对称所引起的美国货币政策负外部性，增加了各国使用并储备美元的成本。在人民币与日元、美元竞争东南亚区域货币地位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使用并储备与本国经济冲击对称性更高的国家的货币，降低发行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成本，是合乎理性的选择。接下来的部分用SVAR模型识别中日美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冲击，考察经济冲击对各国宏观经济的作用效果，并探讨了各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二、 实证方法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开始基于经济扰动对称性研究区域货币问题，常规的范式是用SVAR模型识别区域内各经济体所受的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等经济扰动，计算冲击对各国（地区）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冲击的相应，通过两国（地区）经济冲击的相关系数反映它们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东南亚的国际货币竞争的主要参与者是人民币、日元、美元，我们选取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文莱、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中国、日本、美国各自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程度。借鉴有关文献，我们将一国所受的经济扰动分解为互不相关的供给冲击？着st、需求冲击？着dt、外生的货币政策冲击？着mt。假定各冲击两两标准正交，且期望为0向量，它们所组成的三维经济冲击向量为？着t。宏观经济内生变量Xt受当期及以往经济冲击的影响，如式1所示。

所用的年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产出增长率以实际GDP的对数差分表示，通货膨胀率以GDP平减指数衡量的年通胀率表示；货币指标选取M2，用通胀率调整为实际货币量，再对数差分计算增长率。样本跨度为1960年～2014年，部分国家的统计期间较短，中国数据选取1978年～2014年。ADF检验显示三个指标满足平稳性条件。各国SVAR模型的滞后期根据AIC、SIC、HQ准则综合确定，如果信息准则指示0阶滞后，模型估计选取1阶滞后，所有国家滞后均未超过2期。

三、 实证结果

1.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显示，供给冲击是影响中国、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各国产出增长率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和日本而言，供给冲击在短期和长期中都解释了80%以上的产出增长率变化，美国供给冲击的贡献度也超过60%。供给冲击对东南亚各国产出增长率变动的贡献也相当高，只有菲律宾的短期贡献率略低于货币政策冲击。需求冲击对日本、美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产出变化贡献度，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老挝、菲律宾、东帝汶、越南产出变化的贡献度也较为重要，在短期或长期中超过10%。

对通货膨胀率的方差分解显示，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日本、美国，以及相当部分东南亚国家的通胀变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度，这印证了“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观点。货币政策冲击能解释中国80%以上的短期通胀变动、50%以上的长期通胀变动，日本70%以上的短期通胀变动、40%左右的长期通胀变动，美国60%以上的短期通胀变动、80%以上的长期通胀变动。货币政策冲击还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短期或长期内对通胀变动贡献度最高的因素。然而各国冲击对通胀贡献度的相对变化差异较大，中国、日本、新加坡供给冲击的贡献率显著上升，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度显著下降；美国供给冲击的贡献度显著下降，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度显著上升。东南亚国家中老挝、菲律宾、越南需求冲击的短期贡献度最大，老挝供给冲击的长期贡献度最高，印尼各冲击的贡献度相对稳定，文莱需求冲击的贡献度、东帝汶供给冲击的贡献度在短期和长期中都处于相对最高的水平。

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一国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平抑产出和通胀的过度波动也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应有之义。方差分解显示供给冲击是影响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产出增长率的最主要因素，但影响各国通胀的主要因素变异较大。当影响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对所有经济体都相同，则采取一致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各国实现稳定产出增长的政策目标（Jeon & Zhang，2007）。因此经济内生冲击中，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应该比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更容易导致货币政策动机的一致性；政策动机的一致性进而可以减少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储备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提高发行国货币对储备国的吸引力。

2. 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分析可以考察宏观经济变量受到经济冲击扰动后的调整方式，如果各国产出或通胀对经济冲击的调整进程类似，则更适合采取一致性的货币政策以平抑经济波动；反之如果的调整过程差异较大，则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动机也将不尽相同。脉冲响应分析显示，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方式具有相似性，需求冲击导致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相似度较低。

各国的供给冲击都能提高各自产出增长率。中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累积响应介于美日之间，先有所上升，在第四期达到峰值后略有回落；美国的的累积响应低于中日，前四期上升，后期趋于稳定；日本的累积响应高于中美，并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东南亚国家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累积响应绝对水平差距较大，但变化趋势基本类似，前期上升、后期趋于稳定。各国产出增长率对需求冲击的累积响应分化较大。需求冲击使日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产出增长率下降，菲律宾的累积响应较早收敛于0，日本的累积响应持续了更长时间。其他国家的需求冲击能造成产出增长率上升，中国、文莱、老挝、东帝汶、越南的累积响应较早收敛趋于0，美国、印尼、新加坡、泰国的累积响应持续时间较长。

各国通货膨胀对供给冲击的的脉冲响应分析显示，供给冲击导致美国、印尼、老挝、菲律宾、越南的通货膨胀下降，其他国家通货膨胀上升。在供给冲击使通胀上升的国家当中，中国与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东帝汶的调整方式类似，前期上升、后期平稳；日本的通胀累积响应呈现长期上升的态势。各国通货膨胀对需求冲击的的脉冲响应分析显示，美国和日本的需求冲击导致通胀率长期上升，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通胀率在前两期出现最大值，然后下降。

3. 冲击相关性。用相关系数反映1978年～2014年间各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考察期间分为两个长度近似的子样本：1978年～1996年、1997年～2014年。子样本的划分考虑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此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等重要事件对东南亚区域的影响。各国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Jarque-Bera统计量显示，相当一部分变量拒绝服从正态分布假设，因此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进行测算，在样本容量不足50的情况下，通过查临界值表判断系数显著性。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日本的相对优势最大。在全样本统计中，中国的供给冲击与越南显著正相关，日本的供给冲击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1978年～1996年子区间里，中国、日本、美国各自的供给冲击并没有显示出与东南亚国家的正相关性；1997年～2014年子区间中，中国的供给冲击与越南显著正相关，日本的供给冲击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供给冲击与日本正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数量及相关系数显著上升，日本对中国、美国的相对优势明显。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中国显示出一定的相对优势。全样本统计中，中国的需求冲击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美国的需求冲击与老挝显著负相关。在1978年～1996年子区间，中国、日本、美国各自的需求冲击并没有呈现与东南亚国家的显著正相关性。在1997年～2014年子区间，中国的需求冲击与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美国的需求冲击与新加坡显著正相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有所提高，相比日本、美国有些许相对优势。

中国与日本、美国相比在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存在相对优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并未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启动。这些重要事件增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进而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有所增强，但尚未构成相比于日本、美国的显著优势。结合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供给冲击是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影响产出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方式也具有相似性；而需求冲击在导致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重要性或相似性方面并不如供给冲击显著。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的优势会被供给冲击的相对劣势所拖累，减弱东南亚国家使用并储备人民币、替代美元和日元的激励。为提高人民币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需要在经济结构和对外经济联系上做出进一步增进，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冲击、尤其是供给冲击的对称性，从而创造有利于人民币东南亚区域化的货币政策环境。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际货币发行国与储备国的经济扰动的对称性可以减弱发行国货币政策对储备国的负外部性，从而降低储备国使并储备发行国货币的经济成本。SVAR模型将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扰动分解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并着重考察了各国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影响及对称性。供给冲击是导致各国产出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也具有相似性；需求冲击在影响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重要性或相似性方面并不如供给冲击显著。中国在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相对日本、美国处于劣势、在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的优势容易被供给冲击对称性的劣势所拖累，从而减弱东南亚国家使用并储备人民币、替代美元和日元的激励。供给冲击对称性的不足将制约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区域化推广。

为了构建有利于人民币东南亚区域化的国际货币环境，应该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供给冲击的对称性。日本和美国都是东南亚国家首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国际直接投资能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生产要素及技术的流动，要素和技术的变动又是供给冲击的源头，由此产生了投资国和东道国供给冲击的对称性。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通过降低资本成本、提高资本效率、提升企业家技术创新意愿等措施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基于国内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增加在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陈雨露，2015）。结合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结构优化和增加直接投资所促进的国际要素与技术流动，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供给冲击的对称性，为人民币的东南亚区域化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Ling Hazel-Yuen-Phui.Optimum Currency Areas in East Asia： A Structural VAR Approach[J].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1，18（2）：206-217.

[2] Zhang Bang， Nam Jeon， Hong Fang.A Currency Union or an Exchange Rate Union：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Asia[J].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2007，22（2）：256-287.

[3] 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2）：35-44.

[4] 陈雨露.“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J].中国金融， 2015，（19）：40-42.

[5] 陈雨露.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货币竞争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03，（1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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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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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外围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外围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主权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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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行性分析

1.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昆明地理区位优越

云南作为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经济辐射中心，与多个东南亚国家比邻而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其与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往来时间坐飞机均不超过三小时，故云南也被形象地称为地处东南亚、南亚等国的“三小时经济圈”内。此外，伴随着泛亚铁路的建成通路，交通的便利性势必能够使云南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贸往来更紧密，更高效。

2.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密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大

中国――东盟自贸区双边贸易额逐年增加。云南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经贸活动，从2010年到2014年，云南省进出口东盟的总额占全国进出口东盟总额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1.56%上升至2014年底的2.98%。云南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伴随而来的是跨境结算规模的日益增大。当前云南省内已设立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点，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正处于急速上升阶段。

3.人民币区域化实践的初步成功

云南作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辐射中心，近些年来随着与周边国家经贸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本国范围内使用和流通人民币，人民币充当计价单位，承担交易媒介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民币在以云南为辐射中心的这片区域内初步实现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4.有利的政策环境支持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东盟升级版――打造CAFTA“钻石十年”以及云南省“一心两区”建设等这些政策的支持，使得构建昆明离岸金融市场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二）面临的挑战

1. 金融体系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弱

昆明金融体系不健全表现有：云南省内的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质量的良莠不齐。从数量方面看，金融机构中存款性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其中又主要以大型商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为主，而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数量比重较低。质量方面，云南省内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水平，可及性，便利性均不如发达地区。

2. 金融效率相对于发达省市而言，相去甚远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的投入产出效率。从指标来看，具体评价金融效率的指标有储蓄动员效率指标，存贷比指标等。分析云南的金融效率指标，不难发现，其金融效率与发达地区相比，相去甚远。

3. 人民币资本项目受管制，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

一般来说，只有在一国的货币完全自由可兑换或者说一国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下，该国才有能力建设离岸金融市场，比如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构建就是在日元自由可兑换的前提下才实施的。当前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如若在政府政策推动下，建成昆明离岸金融市场，但由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不可自由兑换，很有可能影响到非居民的投融资决策。

4. 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体系不完善

我国当前有的法律仅仅是九七年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九八年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两部。离岸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本着管制少，优惠多的原则才积极参与其中，如若制定大量的而又没有针对性的法规来限制其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很有可能受到打击，从而不利于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如若不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缺失，完全放任市场发展，则可能再次发生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国际性金融危机。

二、构建昆明离岸金融市场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内外分离型的昆明离岸金融市场，最大化降低市场风险

采取建立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将居民账户与非居民账户分开设立，分别管理，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非居民账户资金的大量涌入或流出而引发的国内经济的动荡，等同于将居民账户与非居民账户的风险隔离开来。居民账户与非居民账户分开设立降低了国内可能因非居民资金进入或流出，非居民短期投机性操作等造成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使得国内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离岸市场太大影响。

（二）借互联网之势，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效率

利用互联网，实现市场内金融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改变传统的多而冗杂的管理模式，精减人员，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在金融工具的创新方面，借助网络的优势，使金融产品在流动性，可及性方面大大改观。金融服务的项目也应积极拓宽，不应局限于传统业务，而是要根据新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或者说金融产品来实施配套服务。金融效率方面，可以利用网络实现数据化管理，注重人才的培养。

（三）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放开的步伐

我国可采取边建设离岸金融市场边放开人民币的资本项目管制的措施，可采取金融业开放的方法。金融业的开放是指有限制地允许非居民金融机构在我国国内提供金融服务，比如基金管理服务，证券承销业务，信贷服务等等，并享受国民待遇。金融业的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促而就，要加强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管理，严格把关。此外，云南可重点加强QFII的建设。

篇(7)

199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泰铢也是不断升值，这就意味着泰国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国的出口，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泰国一直是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由于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时泰国本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而国际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资不断地从泰国撤资，转向美国市场。为了平衡泰国的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调节，从市场的角度，由于泰铢的升值在外汇市场上，投资者会买泰铢，泰铢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使得泰铢会贬值，或者由于泰铢升值导致泰国的出口减少，增加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逐渐升值，最终使泰铢达到均衡价格。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在泰铢升值时，为了让其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政府将卖泰铢，使之贬值。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的价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调高利率，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这种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鳄”有机可乘。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贬值，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再低价购买泰铢，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股市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吸收资本流入，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股市上进行投机，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定势而动，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