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贫困自述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家庭贫困自述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贫困生 资助 甄别 认定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子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让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走出大山来到了大学，通过知识来改变他们的命运。然而，接踵而来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学费的压力，从而高校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贫困生，为了能够使农村家庭的孩子有学上，有书念，国家和学校也相应的增加了助学的力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以及学校的助学岗位，如何能够将这些钱利用的有理有据，用到实处，在这一点上就和我们如何能够准确的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甄别与认定是息息相关的。

1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类别

首先，孤儿家庭。尤其是那些没有兄弟姐妹的孤儿，由于没有家庭主要劳动力，经济困难程度偏重，因此在国家资助政策的扶持下这类学生一般在小学初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受到资助。其次，单亲家庭。处于单亲家庭的学生，由于家庭劳动力的缺失因此会造成经济困难。通过调查，单亲家庭中父亲缺失比母亲缺失的家庭一般来说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会偏重。但是其中也有个别情况，有的家庭当中可能是经商或者是在世父母有正规职业的这些家庭，家庭经济情况有可能受影响不大；同时还有一类单亲家庭属于离异单亲家庭，家庭的破碎可能并没有对家庭的经济情况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这些情况需要仔细甄别。再次，因病致贫。有的学生家里虽然父母双全但是由于家里有重病患者，常年需要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因此给家庭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这一类学生经济困难情况也很严重。又次，突发事件致贫。有的学生家中本来的经济是相当好的，但是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重大疾病、车祸等等的因素而造成家庭经济苦难的学生。最后，多子女家庭。有的学生家里兄弟姐妹较多，而且都在读书，高额的学费给家庭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

2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甄别的方法

首先，可以在新生报到时通过留意学生的穿戴情况来初步的了解学生的经济状况，一般来讲，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穿戴与家庭环境优越的学生的穿戴会有明显的不同。其次，可以通过翻看学生以往档案的情况来甄别。以前已经受过资助的这部分学生应该格外关注，这说明这部分学生之前就比较困难。再次，通过学生的自述来酌情的了解学生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慎重，难免其中存在很大的一部分学生为了得到高额的助学金而弄虚作假。最后，通过与同宿舍同学和同班同学的交谈中，来侧面的了解学生的经济状况，也是甄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甄别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现代的大学生自尊心比较强，不想让同学们知道自己的家庭比较困难，因此处处的掩饰自己家庭困难的现状，这也给老师认定经济困难学生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其次，有的屡次受到经济困难资助的学生，不好好的珍惜国家和学校给予的资助金，经常的挥霍，而学习成绩却屡屡下降，丧失了资助金原来的意义。同时，由于资助金的额度和资助学生名额的限制，曾经受过资助的学生，把接受资助金当做了自己的特权和理所当然，而失去了分享的爱心。再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困难界限比较难把握。现在学校的很多大学生都有手机和电脑，但是有手机和电脑的学生并不都是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的家庭经济苦难情况受到很多同学的质疑，把资助金发给这些学生会引起很多其他同学的不满和怨言。最后，学校对经济困难认定的方式单一也是认定不准确的一个原因。现在高校中认定基本上是采取辅导员宣讲，困难学生提出申请，班级认定小组根据困难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认定的程序进行。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需要学生所在地的村和镇上的民政部门开具相应的证明，据了解，这些证明有的也是弄虚作假，这给学校老师和班级认定小组的认定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同时由于认定小组的成员可能存在个人的主观臆断等因素也会使着认定工作不能够准确到位。

4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甄别与认定的对策

首先，提高高校大学生资助观念。国家向贫困大学生分发的贫困资助金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有书读，同时读好书，所以受到国家资助的大学生一定要利用国家和学校给予的资助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同时，也应该有分享意识，毕竟困难学生的数量还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困难中应该学会自强，在允许的范围内，将这份资助能够让给其他更加需要的同学，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在这份资助中完成学业，同时，加强大学生的资助诚信教育，在资助认定的过程中，提供有利依据，不弄虚作假。使自己从原来的“物质资助”转向“精神资助”，从“资金式”向“能力式”拓展，做个自强自立的大学生。其次，学校建立动态学生档案，制定合理的认定机制。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时（下转第28页）（上接第26页）下流行的网络资源建立贫困生档案库，对贫困生进行实时监控和更新，同时，还可以利用对校园一卡通的消费情况来分析学生在校园中的消费情况和一些消费习惯，来辅助学校对贫困生的经济状况进行认定。对于认定为贫困生的学生，学校在一定时间内将名单在学校里进行公示，请全校师生进行监督和纠正，设立专门的信箱和网站，接纳师生对贫困生评选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对已经认定为贫困生的学生的不文明和隐瞒虚报行为的举报。

5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甄别与认定的意义

对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甄别和认定能够更有利的将国家和学校的资助发放给需要的学生，能够更大意义的发挥资助金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为贫困学生的学习提供有利的帮助，使得这部分学生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正确的认定高校经济困难学生，也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片诚信友善和分享的天地，净化学生的纯洁心灵，让学生时刻有一颗友爱的心。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887）；黄山学院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2013JXYJ32）。

作者简介：柳丽平（1983-），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篇(2)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道德风险对策

一、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救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农村居民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的社会救助制度。【1】。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就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2004年，中国开始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标志着我国低保制度建设已全面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全面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年来，我国农村低保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纳入农村低保的人数从2007年7月2311.5万人增加到2009年4759.3万人，最低保障标准从2007年全国平均857元增加到2009年1210.06元。【2】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低保对象与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且农村低保制度尚不健全，监督体系薄弱，监管松散，因此出现了“应保未保”、骗保、漏保、“关系保”、“权利保”等现象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与功能实现。

二、农村低保制度中的道德风险与危害

1.道德风险的涵义

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社会保障学者赵曼认为，道德风险亦称“败德行为”，一般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时,利用其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3】具体到农村低保道德风险，主要指以下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与低保对象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一种不良现象；二是地方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与低保对象所存在的伦理缺陷。

2.农村低保制度中道德风险的表现

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落实农村低保资金作出明确规定，农村低保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门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因此，我国现行农村低保制度中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低保制度下的群体所进行的行为选择而产生的不道德行为。

2.1低保对象骗取和冒领低保金

由于政府部门没有掌握低保对象的充分信息状况，因此，部分低保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救助后，虽已脱离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但他们却不按规定通知社保机构，上报个人真实信息，甚至在社保人员调查情况时，故意隐瞒收入，或进行关系运作，涂改、伪造有关证明材料，违规制造条件骗取低保金。同时，农村一些低保贫困老人去世后，家人瞒报其信息，继续冒领低保金。这导致农村低保资源的严重浪费。

2.2“关系保”和“权利保”，“低保耗子”吞食低保金

在农村低保问题中,群众反映最强烈、对社会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关系保”、“权利保”，农村低保中的“村委会”道德风险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村低保是国家供给农村贫困群体的一种乡村公共品,其所属主体与管理主体具有不一致性,在其运作中客观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政府―民政部门―乡镇政府―村委会。这种多重复杂的委托关系演化为低保制度具体运行中县级民政局与村委会之间的委托-关系。【4】目前，多数县级民政部门实施农村低保都依赖“村委会”传达低保政策信息、受理低保申请、实施调查、主持民主评议、进行资金发放等程序，因此“村委会”实质上拥有对低保对象圈定的重大决策权。因此，一些村委人员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属办理低保关系，发放低保金，这就是“关系保”和“权利保”。

2011年8月7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曝光了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一村支书一家吃十二份低保的现象。同时，村中住着高楼、办着厂矿的村支书亲友竟也享有低保，唯独该村真正的贫困户却与低保无缘。事实上，一些低保“特权”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低保金变成了村支书自家的小金库，这些“低保耗子”吞食了真正需要低保救助群众的“活命钱”。

农村低保中出现的道德风险其直接危害是，加大了国家财政支付压力，造成了农村低保资源的浪费，“应保未保”使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破坏了社会公平，危害了社会安定团结，同时，也严重削弱了政府工作人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因此，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防范农村低保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基本对策

1.树立政府“公共人”角色意识。农村低保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道德风险，大多基层政府行为造成的, 因此,必须规范优化基层政府行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 应是“公共人”，其行为目标应是追求社会整体公共利益, 增加社会普遍福利。为此政府在“公共人”角色意识的指导下，应实现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次政府必须维护公共利益，排斥自身利益的膨胀, 避免权力的暗箱操作。【5】

2.修订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法制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依据，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的法规和规章体系，从根本上保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确保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不受侵害。严格规范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程序，减少低保救助的随意性，做到依法、规范。

3.严格农村低保的过程管理。农村低保中各项工作的实施要具体到每个环节，确保制度没有盲区。一是严格规范低保资金发放程序，实行社会化发放。二是建立农村低保信息网络系统，实现网络化管理，确保信息更新及时。三是加强对农村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与调查审计，保证“应保尽保，不能保的坚决不保”。

4.加强农村低保工作的监督管理。监督工作是农村低保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是保证工作公平、规范、不偏离轨道的重要措施。全面推行低保听证制度，听证制度以召开低保听证会为基础，以公开操作为手段，通过申请人自述、入户调查、听证评议等方式，对新申请享受的家庭和已享受的家庭进行听证，使群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相结合，扩大群众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凡没经过入户调查、听证会评议及公示的低保对象，民政部门一律不予审批。

5.提高低保对象思想素质。增强低保对象的诚信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劳动价值观，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制意识。同时，加强社会公共部门的监督，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环境中良性运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2]刘晓林.民政部:中国农村社保体系初步形成[N].人民日报.2009-04-23.

[3]陈佳贤.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篇(3)

[关键词] 士大夫；责任；《项脊轩志》

《项脊轩志》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代表作，一直以来都是高中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初读之下，人们都会被其中饱含深情的文字打动，引起自己深深的共鸣，不知不觉潸然泪下。在高中语文课堂上，这篇散文一般都这样被解读成描写亲情的经典。

文章一开始，归有光就交代了“项脊轩”的由来，这是一间有上百年历史的破旧老屋，是他读书、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这个仅“方丈”之大的项脊轩给归有光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可喜”与“可悲”。我们从作者平实的文字中不难发现其中的“喜”与“悲”。

归有光对项脊轩进行了适当的装修，开窗筑墙、种花植木，让这个原本四处漏雨、半日昏暗的小屋焕然一新，有了勃勃生机，充满着一种昂扬的生命气息。他在这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以信手拈书，可以仰天长啸，可以静默端坐，听“万籁有声”、看“小鸟啄食”，这真是一种可以令所有人神往的惬意逍遥！项脊轩虽然带给了他无限的生活情趣，但同时也让他体会到了人间悲情。原先“通南北为一”的“庭”院如今“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当初完整、和谐的一个大家庭现在已经分崩离析，变得混乱不堪了。这也就告诉我们，归氏家族家道中落了。面对事实，长期接受传统思想教育的归有光，内心是无限的痛惜、失落和无奈。因为，这个大家庭昔日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归有光的这种心情在文中的一处细节里可以体会到，“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归有光脆弱的心感受到了“篱”与“墙”的变化和不同，由“篱”到“墙”，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冷漠。当然，在这个大家庭内部，为这个家族的命运忧心忡忡的，不止归有光一人，文中的“大母”就是其中一个。面对“吾家读书久不效”的现实，她把希望寄托在“读书轩中”的孙子归有光身上，并用先祖上朝所执的象笏激励孙子。聪明的归有光自然能从祖母的话中感受到沉甸甸的力量。这就难怪“瞻顾遗迹”想起祖母时，他会“长号不自禁”。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样一个疑问：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时，归有光的情感表现是“泣”，而回忆起自己的祖母时，他的情感表现却是“长号不自禁”，这岂不是有悖于常理？这两位亲人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归有光感动不已，流泪是人之常情，不过她们说话的内容并不相同。母亲说的是“儿寒乎，欲食乎？”，是对子女日常生活的关心，而祖母的话当中包含了对孙子殷切的期望。这种期望在归有光眼里就成了压在他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其实，他的母亲和祖母一样，也对他寄予了厚望。归有光在《先妣事略》中写道：“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正因为归有光要担负的责任重大，母亲才对年幼的他如此地严格要求。正因为如此，在真正实现长辈的愿望、完成他的使命之前，当归有光回忆起慈祥的长辈时，他禁不住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年轻的归有光，已经很自觉地将长辈的关爱与期望化为实际行动。在那个时代，要想改变现状，要振兴家族，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刻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扃牖而居”，整天默默地呆在项脊轩中，足不出户，时间一长，甚至“能以足音辨人”。

原文在选入教材时被编者删去了一段，或许从这一段归有光的自述中能真切地把握他的心灵脉搏：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归有光19岁，还没有功成名就，不过，年轻的归有光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觉得虽然眼下自己身处“败屋”，“昧昧一隅”微不足道，可是完全可以像蜀清与孔明那样，最终功成名就、扬名天下。

但命运之神似乎并不眷顾归有光，20岁的他考中秀才之后直到35岁才考中举人。在这期间，他再一次经历了人间的“可喜”和“可悲”，他23岁与妻子结婚，5年后妻子病逝，时隔多年之后大约在考中进士前3年，他又补写了最后两段文字，前后相隔至少13年。

此时的归有光，已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但还是没有功成名就，他还在项脊轩中埋头苦读，这个地方继续给他以生活中的“可喜”和“可悲”，这点读者不难发现。但此时的归有光似乎变得成熟了，对“悲”与“喜”的感慨似乎也没有之前那么直接和强烈了，但我们依然能从他含蓄的表达中感受到他内心复杂的况味。那庭院中的枇杷树已“亭亭如盖”，睹物思人，怎能不让归有光伤感？归有光曾经这样回忆他的妻子：

（先妻）尝谓有光曰：“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请敕命事略》）

可见他的妻子对他也是充满了希望，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性：母亲，大母，还有妻子，她们的殷切期望，都化为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可如今，过了而立之年，还是功业无成，这怎不令他黯然神伤呢？

这篇经典散文，是从作者心里“流”出来的，它是归有光的一段内心世界的外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有挚爱亲情，更有复兴家族的责任感。这种思想情感，贯穿全文，也贯穿了归有光的一生。

参考文献：

[1]顾农.《项脊轩志》的写作年代[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02）.

篇(4)

关键词 汪曾祺 中华 人文精神 仁爱和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 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 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 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 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 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 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 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 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 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 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 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 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 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 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 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

“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 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 方的特点。”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下层小人 物，和尚尼姑、中小学教员、卖卤味的、药店伙计、挑夫、锡匠……汪曾祺用优美的笔致给与他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寄托着 作者所赞美的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中华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理性上认同儒家的“仁爱”思 想的。孔子的“仁”是以亲子之爱为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这种讲人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 神，是汪曾祺小说叙述的主要情感动力。这种“仁爱”的情感 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 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在《大淖记事》中，我 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队的非法殴打时，揭竿 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 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 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 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爱”的理解，在他们 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 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源自于儒家的“仁爱”观念， 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 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 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鸡鸭名 家》中的炕房师傅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来说 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高于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在 孵小鸡的那几天，他“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 他聚精会神，身体的各部全在一种沉缅，一种兴奋，一种极度 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 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的缠绵怀春似的异样的感觉”。余老 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汪曾祺笔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劳动中闪现出庄严的光 彩，人超越了劳动本身的层面，而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 值。与余老五不同，陆长庚虽然也有着超人的技艺，养鸭给他 带来了极大声誉，他是个聪明的人，乡下的活计没有一样能难 倒他，但他的运气不好，干什么都没有余老五那样幸运，日子 越过越穷，安份中有了些卑屈，懒散中有了深深的绝望。在这 个人物身上作者虽然也有着对其劳动技艺的赞美，但更多的 是同情，寄寓着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批判.

在儒家仁爱学说外，汪曾祺一直在作品中追求和谐，“构 造出一片没有权利浸染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沉淀着淳朴 和温情和谐的所在”，平淡的叙述营造了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 围，在这种诗意的氛围中洋溢着人性的自然，）健康和美。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必然会打上 封建道德规范及社会制度的烙印，其“社会性”的本质属性或 多或少都约束着人的行为包括作家的创作，而在汪曾祺的作 品中“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 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也“没有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表 现生活，而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的性格特点、操 行甚至个人隐私”.

首先，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性的和谐。他通过作品展示 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受戒》中众和尚并不受清规戒律束缚， 仁山在荸荠庵里从不穿袈裟，仁海的老婆每年还要来庵里消 夏，仁渡不只有一个相好的，庵里和尚们也杀生喝酒加赌博， 各路生意人将这里视为娱乐场所，甚至连全县最有名的善因 寺方丈都有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因为作者认为“和尚也是 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 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虽然爱情是人类生活 的重要一环，但汪曾祺作品的背景时代多是对爱情讳莫如深 的，但他却执著于追求美好的爱情，尽管这爱情并不是那么 浪漫。《大淖记事》中巧云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但十 一子并不嫌弃她一破了身，真诚相爱使二人冒着生命危险结 合在一起，周围的朋友们也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当十一子被 打后，巧云勇敢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并且照顾十一子。《受 戒》中明海虽然是和尚，但他和小英子两小无猜，两人顺着人 性自然成长而生发出的朦胧情感，让小英子自然地说出了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样的话语，明海开心地接受.

其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过去的故 乡生活中一定有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事物甚至有丑恶的人 性存在，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剩下的仅有美好，加之作者坚持 “小说就是回忆”的创作主张，就使他的作品中谱出一曲又一 曲人与人的和谐之歌。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是自由的，一切以人性为前提，而且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不 带一点功利色彩。《鉴赏家》里叶三与季淘民两个人明显不 是一个层次，前者是一个普通市民，后者却是当地知名画家， 季淘民能将自己的画无偿的送给朋友，叶三即使家庭困顿， 也不肯将画卖掉，并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将画和自己一起埋 葬。他们和谐关系的基础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再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法国人 安妮?居里安女士曾经问为什么汪曾祺的作品中总有水，即 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的确，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 一个水乡，他在水边长大，整日所见无非是水，因此“水不但 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 说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敬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写。《大 淖记事》开头先对大淖的来历及其自然景观，接着写轮船公 司往东往西的两丛人家和其迥异的乡风，再然后是锡头锡匠 们的活计、家伙，他们的义气，引出十一子这个重要人物；再 写东头挑夫们的生活，过年过节的像素，男婚女嫁的情况，引 出巧云。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十一子和巧云 的爱情产生的合理、自然而且必然，虽然生存的艰难时时影 响着小说中的人物，但美好的心灵总是战胜了贫困和丑恶.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作品中充满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 人性自身、人和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深深打动了读者，具有 不可磨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序言．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篇(5)

因为他是个只读过一年书的“煤老板”，值得玩味的是，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法人。

刘庆元自身也不适应这种变化，公司开会的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语，耐心地听每个人说话。

卖面条赚钱开煤矿

第一代煤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基本都是日子过不下去的破落户，搞煤矿是逼上梁山，后来就成了百亿老板，骨子里觉得自己还是个农民。这代开山派有骨头，能吃苦；没知识，爱文化……收徒爱家，热心教育。作家老五在他的《煤老板自述三十年》中这样评价。

有关刘庆元，有个很幽默的故事。刘庆元是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去吃饭。每次吃饭他总让别人点菜，自己买单就行。时间长了，大家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在一次聚会时达成共识，让刘点菜。推辞不过的刘拿着菜谱对服务员说把这一排菜都点上。上菜时才发现，全是凉菜。后来大家明白，刘庆元不仅是个老板，也是个文盲。

刘庆元1954年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的一个小山村。因家庭贫困，他一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20岁左右时他还是村里的无业青年，和他恋爱的姑娘因家人反对和他在一起而远嫁他乡。25岁那年，他和邻村的姑娘结婚了。婚后的刘庆元常常到山上的煤矿打零工维持生计。再后来他老婆在山脚下的路边开了一家面食店，顾客基本都是从山上往下拉煤的司机。后来刘庆元也开始倒煤了，靠的就是他老婆一碗一碗卖面条攒起来的钱。

有资本以后，刘庆元就有了自己第一个煤矿，到2000年时他又跟人在新疆开了个煤矿。就这样刘庆元走到了2006年。这一年，国务院确定“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小煤矿问题”的工作目标。山西煤矿的风头开始变紧，听到风声的刘庆元决定先人一步，在2007年年初先将在新疆的煤矿转手，同年年底他在山西的煤矿也接受政府整合。刘庆元彻底告别了成就他的煤矿。举家迁到了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刘庆元都无所适从。2008年，他经人介绍在河北买了块地，准备搞房地产开发，但因为房地产不同于煤矿出一车煤赚多少钱那么简单，于是转手给了别人。第一次转型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他在一从事多年媒体工作的同乡的介绍下，投资做了文化传媒公司，进入到他更不熟悉的文化产业。“文盲”刘庆元把公司交给他的表弟来运营，做起了幕后老板。

“我是快到60岁的人了，也不太去想赚钱的事情。我的4个孩子也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煤老板。开现在这个文化公司孩子们也很支持。”少言的刘庆元告诉记者，他大儿子已经参与到公司运营中。

政策引导十分重要

刘庆元可谓是山西煤老板转型的一个样本。

2012年8月20日，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媒体意外发现，昔日的煤老板不少已转身成为新晋商。煤老板们已活跃在节能环保、房地产、农业、文化、金融等多领域，并不断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家正成为昔日煤老板的新追求。

拥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副会长、汾阳市孔子研究会会长身份的孔庆祥，曾经也是煤老板——山西汾阳安兴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孔祥生是汾阳的名人，42岁后孔祥生下海经商，很快成为汾阳、介休一带有名的“配煤大王”，接着投资200多万元买下位于汾阳市三泉镇平陆村的煤矿建起了安兴煤业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底，吕梁市原有的355座煤矿在山西“煤改”大潮中有245名煤老板从煤炭行业隐退，成为幕后股东，或干脆从煤炭产业退出。孔祥生拿到了煤炭资源整合后的补偿资金选择了从煤炭产业彻底退出。

摘掉煤老板帽子的孔祥生，担子轻松很多，“现在脱离了煤老板这个身份，能好好做事，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是我最大的收获”。

孔祥生后来又与汾阳24家被兼并的煤企联合组成“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重新创业。2008年7月11日，由他投资近亿元的汾州府文庙重建工程动工。随着汾州府学的重建，又创建了孔子研究会。

“为引导退出煤炭领域的民营企业家重新投身于汾阳的建设，汾阳市政府早在2010年制订了《关于促进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计划中的‘一企一事一业’涉及教育、文化、旅游、食品加工等诸多产业共37个项目，总投资高达60多亿元。”汾阳市政府一官员告诉记者。

“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有继续从事煤炭产业的煤老板再次遭遇政策尴尬的；有投资农业项目失败的；有巨额资金投入旅游、文化或者房地产业未见回报的。煤老板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管理、技术和资金链条拉长等原因，重新创业遇到很多困难。”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记者分析，“这时有政府政策的及时引导十分重要。很多煤老板转型成功都离不开与政府的合作”。

对煤老板的转型，山西信友集团董事长刘芳亮在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上也表示，政府需在政策上及时加强支持引导……把他们当作建设山西的重要力量。

着眼地方产业

事实上，山西煤改之后的煤老板们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他们正以另一种姿态转战各地和诸多行业。据了解，煤老板们所从事的行业可谓“百花齐放”，有到外省继续做煤炭生意的，有从事教育产业的，有开发旅游资源的，也有投资农业的……就连小额贷款公司也有煤老板的身影，一些煤老板甚至继承起乔致庸“汇通天下”的梦想，利用开设小额贷款公司进入金融界。

早在2008年，由山西平遥县的煤老板创设的蔚联昇小额贷款公司、银昌泰小额贷款公司就已挂牌成立。如今，山西省境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已有近百家，注册资本金近百亿元。

而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并不低，在贷款投向和资本监管方面都有明确限制。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大多投向“三农”和中小企业。而这个高门槛的设置，也许就有考虑在小额贷款公司背后，是山西省数千亿元的民间资本。

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很多煤老板选择了山西本地的优势产业，白酒行业尤其受到关注。

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基建工程已完成85%，基本具备投产条件，年底将正式出酒。该发展区主体工程年产10万吨白酒。2010年9月开工建设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是以汾酒集团为龙头，以做强做大汾酒等杏花村酒业为目标，被誉为吕梁的“一号”工程。其实，该工程就是由30多名煤老板共同出资50亿元建设的。这30多位煤老板中，大多来自汾阳和周边地区孝义、介休、吕梁等地。

“山西汾酒与煤炭领域的闲散资金结合，是个双赢的结果。”吕梁市一官员告诉记者，“这样做既可以为煤老板转型提供平台和项目，也能为山西名酒的发展和壮大提供支持。对煤老板来说，借助汾酒和杏花村品牌比较容易获得较大的收益”。

后煤老板时代

“媒体总是爱透过一面看人，煤老板因此被妖魔化。其实世上哪有妖魔，只有犯错、改过、接着犯错的凡人，包括煤老板。”老五在《煤老板自述三十年》中如是说。

在山西，有两个并存的概念，一个是晋商，另一个是煤老板。想到晋商，人们会想到走西口，总会想到电视剧《乔家大院》；说到煤老板，则带了很多灰暗的色彩，人们联系到一夜暴富，然后就是炫富、斗富，甚至许多不法的勾当也和他们联系到一起。

山西煤老板给世人留下只知道挖煤、没有文化、不懂高科技的印象。然而，如今山西的煤老板们已开始四处出击，在汽车、金融等多个领域崭露头角。曾经的煤老板，正在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这群资源行业的商人们正在以另外一种形式集体进入一个“后煤老板”时代，成为新晋商。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最早在五代十国时，三晋之地就有规模化的商品长途贩运，尤其是从明朝初年一直到清朝末年，晋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曾被冠以“中国第一商帮”之誉，并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并称为世界三大商帮。

“转型是必须的，煤老板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怪胎’。即使山西没有煤炭资源整合，山西的煤老板迟早也会面临着这一天。”李锦对记者说。

近年来，山西政商两界都努力将人们视野中的煤老板，改变成新晋商。在8月20日举行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上，新晋商更是被放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加以展现。

其实，很多山西民营企业家在做着同昔日晋商一样慷慨义捐、斥资办学的善举。

据山西省工商联统计，近5年来，全省民营企业社会公益事业捐助100亿元。以潞宝集团为例，其每年拿出利润的20%用于帮助弱势群体、扶贫助残、助学帮教和新农村建设。

“山西煤老板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新一代晋商的崛起和新生。”山西信友集团董事长刘芳亮在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发言中称。

篇(6)

说起对儿子的失败教育，本文主人公朱鹏先生感慨颇多。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拼命创业，就是为了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

我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在机械厂当钳工。家里兄弟姐妹较多，我只上完初中，父亲就让我辍学跟他学钳工了。1988年5月，我与同车间的女工刘芳结了婚，1990年3月，我们的儿子旺旺出生了。虽然家里穷，但儿子的到来仍给我们夫妻俩带来了为人父母的喜悦。搂着心爱的宝贝儿子，吻着儿子粉嘟嘟的脸蛋，我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发愤图强，改变家里的穷面貌，不让下一代再过苦日子。

有了这个信念和追求，我不再安心自己每月几十元的钳工工作，开始四处寻求生财之道。

8月，我向亲戚朋友借了1500元，与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朋友合伙到湖北利川市收购了1吨野生香菇、蕨菜，运到南京去卖。事先，朋友说南京那边有一位朋友联系好了客户，我们只管把货运去，一手交货一手接钱，这一趟下来少说也要赚五六千元。缺乏商业经验和风险意识的我，只相信朋友义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下海”经商了。然而，当我们把货运到南京后，货被他们运走了，钱我一分还没有拿到，他们就来了一个金蝉脱壳，隐身不见了。我在南京苦等苦找了三天，不仅没找到他们的影子，反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威胁和恫吓，最后我只得离开南京回家去。这一趟生意我连本钱都赔了进去。

当我饿着肚子往家赶的时候，几次萌生跳江自尽的念头，但一想到儿子可爱的模样和妻子企盼的眼神，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回到家里，我看到眼前的一幕更令我心痛和心酸：妻子生病躺在床上，5岁的儿子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蹲在地上，抱着开水瓶往碗里倒水，由于人小力气不够，他的两腮涨得通红，太阳穴上的血管也凸现出来。他在倒水给他母亲吃药。我的心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似的难受。本该享受无忧无虑欢乐生活的儿子却过早地承受了生活的重压。

儿子见我回来，张开两只小手，甜甜地叫了声“爸爸”向我扑来。搂着儿子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滚出了眼眶。妻子忙对我说：“儿子可能干啦，我生病的这几天，儿子每天煮三顿饭，烧两瓶开水，还用盆子到外面接自来水回来洗衣服哩。”我听了心里更加难受，一想到自己这趟生意亏了血本，更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儿子。

妻子十分通情达理，知道我生意做亏了，一点也没抱怨，反而宽慰我：“小孩子第一次学走路没有不摔跤的，做生意也是这样。这没啥了不起，大不了从头再来。”妻子的宽容和鼓励使我勇气倍增，我再次踏上了经商之路。

经过两年多的打拼，我终于在激烈的商战中闯出了一片天地。到1998年12月，我靠贩卖石柱、黄连、长毛兔积累了40多万元的资本，在万县市开了一家野菜馆，主要经营山区出产的绿色食品，如：蕨菜、荠菜、野生香菇、竹笋、土家腊肉。野菜馆开业后，生意红火，吃腻了大鱼大肉的都市人，对地道的绿色食品情有独钟，常常光顾我的野菜馆。一年下来，我净赚了10多万元。

家庭经济状况改观后，我在市中心买了套150平方米的商品房，加上装修一共花了28万元，然后我又更新了家电，将儿子从一般的学校转入市内教学环境、师资力量较好的学校读书，还给儿子买高档时髦童装，经常带他进麦当劳、游乐场去消费。

2000年10月，我让妻子辞去那份薪水不高的工作，与我一起共同经营野菜馆，从此野菜馆的生意更加红火。

生活条件变好了，儿子却变坏了

对儿子疼爱，是天下父母共有的爱心，我也不例外。更何况过去生活条件差，儿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每当我想起5岁的儿子蹲在地上双手抱着水瓶倒开水的那个情景，我心里就一阵酸楚和难过，总觉得欠儿子的太多。补偿的心态促使我在经济条件变好之后拼命在物质上补偿儿子。儿子都快小学毕业了，我还经常给他买高档玩具，一件玩具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我眼都不眨一下。儿子要玩游戏机，我带他看遍全城所有的商场，选了最好的一款游戏机。儿子的一双真皮童鞋仅穿了10天就嫌颜色不好，我马上给他又买了一双更好更高档的。

我每个星期不管多忙，都抽出时间带他去麦当劳、肯德基各一次，几乎雷打不动。同时，给他订了一份牛奶，我每天都亲手给他做营养早餐。儿子卧室里的衣橱、床头柜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高档童装、玩具，我试图用丰富的物质享受来弥补对儿子的内疚，我用这种高档物质表达出来的父爱包围着儿子。

2001年，儿子小学毕业，我不惜重金将儿子送进了市内一家寄宿式的贵族学校就读，那里的学习、生活环境都非常幽雅，儿子很喜欢。看到儿子十分开心地留在学校，我和妻子都感到十分高兴。

原以为把儿子送进这样好的学校就一定能将他培养成材，做父母的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以后发生的事情令我们大吃一惊：儿子变得让我们不认识了。

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和妻子没日没夜地做生意，千辛万苦我们都咬牙坚持下来了，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为的就是多挣一些钱，把儿子培养出来，让他出人头地，同时，我们也准备为儿子将来成家立业创下一份基业。我和妻子都比较节俭，除了在儿子身上大手大脚地花钱外，我们从不敢乱花钱。本来，我们完全有理由买一辆汽车，便于生意上的往来，但考虑到儿子正是花钱的时候，生意的竞争也很激烈，挣钱不容易，最后，与妻子反复商量后，决定买一辆150的嘉陵摩托。

有一个周末，我骑车去学校接儿子，见我骑辆摩托过来，儿子一脸不高兴，还不愿坐我的车。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把嘴撅得老高，气咻咻地对我说：“你看看，哪个父母不是开小汽车来的？就你一副寒酸样，真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我被儿子的话惊得睁大了双眼，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晚上，我把这个情况向妻子讲了一遍，妻子说：“儿子渐渐长大了，有思想、爱面子了。这也没啥奇怪的。要不，我们下个月去买一辆奥拓吧。”

可是，当我开着花了几万元新买来的奥拓汽车去接儿子时，他看见后，只高兴了一会儿，当他发现我的车没有别的家长的车高档时，又不高兴了。他指责我说，怎么买了一辆这样的车，一点儿也不豪华，你瞧别人家的车都是宝马、奔驰、别克，咱家的车比他们的差远了。

2002年五一节放假，儿子带着几个小朋友到家里来玩。那天中午，我打理完菜馆的生意后，让妻子守着饭店，自己回去照顾儿子和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吃饭。打开房门，我被客厅的场景惊呆了：儿子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一枝烟，十分老练地在那里吞云吐雾，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包50多元一包的软中华，其他几个小朋友也在吸烟，整个客厅烟雾缭绕。

儿子见我进来，伸手将茶几上的香烟收进自己的衣袋里。我发现没来得及关掉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放映黄色录像片。

我不好当着他同学的面批评他，于是，强忍着内心的怒火，关掉电视机，然后带他们一同出去吃饭。家里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儿子却变成了这样。难道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后果吗？

我们成了儿子不屑一顾的“乡巴佬”

我开始意识到对儿子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不知道如何着手。现在的孩子成长太快，接受新事物也快，虽然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但他们却很容易接受。自从发现儿子吸烟、看黄色录像后，我就规定他每周回家时必须把本周的测试题带回来让我检查。结果，又是让我大吃一惊，他的各科成绩都很差，还不如以前在普通小学时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已排在全班倒数第二名。

我不得不到学校请求老师对我的儿子严加管教，帮助他把学习成绩搞上去。老师一脸的为难：“你这儿子无法管，他根本就不让管。不仅自己不认真学习，还影响别的同学。我还告诉你一件事，你儿子早恋了，你们当家长的如果再不严管，怕是要出事了。不要整天只顾挣钱，还是要腾出时间管管儿子才是。”

我把儿子带回家，第一次严厉地喝问他在学校都干了些什么。当我指出他在学校的种种“劣迹”时，他居然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学校又不止我一个人在谈朋友。只有那些土八路、没品位的家伙才谈不上朋友。”我气得差点吐血，扬起手在儿子脸上掴了一巴掌，看着儿子那张被我打出五个手指印的脸，我心里疼了一下，忽然想起几年前，儿子蹲在地上倒开水，那张涨红了的小脸蛋，于是，我又感到很后悔。儿子用一种让我心寒的目光仇视地盯着我：“你打我？你是不想让我活啦？好，我死给你看！”说着，朝阳台上冲去。我见状大吃一惊，拼命扑上去一把抱住儿子，不停地向他道歉：“儿子，爸爸不该打你，爸爸对不起你……”我好不容易才把儿子劝回到客厅的沙发上，但儿子再也不理我了。

2003年10月，学校通知家长开会。儿子并没感到父母去学校对他有什么压力，相反认为这是和同学的父母比身价的一次机会。儿子再三叮嘱我和他母亲：“一定要穿名牌衣服，穿名牌皮鞋，做有品位的发型，还要开一辆上档次的汽车，实在不行，你们就去借一辆好车先用用。”

儿子虚荣心强，好体面。但我和妻子这次不想再顺着儿子的意思去做，一是太浪费钱，二是容易增强儿子的虚荣心。因此，到学校开会，我和妻子依然衣着朴素，也没刻意去打扮。到了学校，我们才发现，各种轿车在偌大一个操场停得满满的，家长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浓妆艳抹，简直就是来参加选美大赛的。我和妻子忽然意识到我们太土，与这些时髦的人格格不入，也难免产生了一丝自卑感。

见到儿子时，他居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然后坦然地对同学介绍说，我们是他的亲戚，他的父母生意太忙就委托亲戚来代开家长会。后来，他看都不愿意看我们一眼，爱理不理的，表现出对我们的不屑与反感。

篇(7)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字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杀开了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2007年4月16日和17日，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室和村民严宏昌的家中，笔者和小岗村的部分当事人就那段历史有如下交谈。

记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30年就要过去了，当年写下契约，一起按下红手印，决心的18位小岗村农民，到今天已经有6位辞世，他们是：严立富、严家其、严家芝、关廷珠、关友章、韩国云。为了准确地记录历史，为了说明当时小岗村农民决心的过程，我想再度提出相关问题，请当事人来回答，由我记录、整理，再由口述者订正。即使这样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有一些出入，也不妨碍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众说纷纭，记录显得尤为重要

严宏昌：我愿意回忆、愿意讲一讲，因为这段事情已经是往事了，却有无数来访的人提问过。众说纷纭，有时候我先后说的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各种记录也多，所以应该留下认真的记录。我今天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几位当事人也请来一起谈。你完成了记录稿我也会认真地看，大家一起核对，这样会准确一些。

记者：不管怎么说，你在这个有意义的行动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存的契约中，只有你的名字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前面，一次出现在20个名字中间。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你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己的身世吧。

严宏昌：我是小岗村人，出生在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小时候上过学，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只读了半年，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讨饭走得很远，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都去过。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老婆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到1978年，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当时，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自留地留得很少，每人只有5厘地，我家6口人，总共只有3分自留地，好在都在家门前，耕作管理比较方便，我们家吃饭吃菜就靠这3分地。

1978年8月，从过去板桥内，分出了新的梨园公社，于是要产生新的生产小队队长和其他队干部。于是，全村人家的户主来到严学昌家开会，因为他家的地方大一点。当时担任梨园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钱进喜前来主持。

选举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选出了三个人担任生产队负责人，有我一个、严俊昌一个、严立学一个，一共三个人。这时我提议，下面的干部就不要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村20户人家，有两户是单身汉，就这些人，除了生产队长、副队长，还要选配文书、民兵排长、妇女队长，弄得差不多人人都是官了，要那么多官做什么？因此我就说，有我们三人就够了，工作就可以做了。

当时我将这个意见一说，钱书记当场就同意了，不再往下选了。但是最后要等公社党委批准。

这样一来，小岗村生产队推选出的就是我们几个人了。这事定下来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由于严立学是老会计，那就让他接着干。我是当时全队户主中唯一没有当过生产队干部的，当时在场的人几乎都当过队干部，只有我没有。我成年以后在外面先是讨饭，后是做工，但是人在外面不种地是要交钱的。我每月向生产队交15元，给我计150分。否则就不可以出去，因为出去做工要公社的介绍信，这需要生产队同意。1978年初，我在凤阳当建筑工人，也管着几十个农民工。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包工头了。

我是在1978年上半年回到生产队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还不愿意。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

我被推选为队干部以后，队里的关廷珠当场就对我说，小岗村的人没有当过队干部的就你一个人，如果你让我一天喝上两顿稀饭，我就满足了。

我听了以后压力很大，因为我常年在外，对生产毕竟不熟悉。我也把自己的心情向严俊昌和严立学说过。俊昌是我堂兄，是我三叔的儿子。他说，我没有文化，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点子想好。

记者：当时在被推选出来的生产队干部中，你和严俊昌谁是队长？我看到有许多文章说，当时严俊昌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因为严俊昌毕竟在年岁上比你大一些。

严宏昌：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倒要花一点工夫。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三人被选出来了，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我想，这可能和我在生产队里没有当过队长有关系。还有，我毕竟在外面当过包工头，也管过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年轻，而俊昌曾经当过多年队长。

但在当时，没有定下来谁就是队长，因为最后是要把名单报到公社去批准。但是既然已经把我们选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工作做起来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把当队长看得有多重，没有把它当作是什么官。我倒是真的想把队里的事情安排得好一些，让乡亲都吃上饭。

所以，我没有在意谁是队长谁是副队长，就抓起工作来了。其实所谓的工作，主要是派活，因为没有到年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派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严立学当会计，他有这个经验。

是什么使你们走上“大包干”之路

记者：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小岗村人把生产队的事情主要地交到了你和严俊昌这对叔伯兄弟手里了。接手之后你们先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使得你们一步步地走向“大包干”的道路呢？

严宏昌：选举会以后，严立学就建议要盘点生产队里的家底，因为这个时候就要到秋天了，要平整土地了。我们就把盘点的事情交给严立学。那时生产队里没有什么集体积累，他马上就把家底盘点出来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生产条件了。但我们还是认为，要抓住秋耕和冬耕，为来春种上庄稼打好基础。要整地，没有牛耕田，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只好发动大家出死力气，用铁锹挖，用耙子耙，怎么也得要整地呀。但是我们工具太缺了，大家虽然也用力了，但效果不太好，大家认为这么办不行。

大约也在同时，我向严学昌、严立学提出，每人只有5厘自留地，太不够了，要增加自留地，让大家有点菜吃。对我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这些地就分下去了。

但是这样一来马上就有了问题，我发现生产队集体的地里不怎么有人。有时候我们当队长的到了地头，发现大家都懒洋洋地没有跟上来，到的人干活也不积极。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找到严立学，将一个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让大家有一个竞赛。我为这事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严立学，让他拿到公社要求批准，结果上级不批准。

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三人研究，自己干。我们就按人口分下来，分了两个小队。结果一分开，矛盾还是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匀，我们三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一开始，我找到严学昌，对他说，我以前是小包工头，各项工程包干到人，工程完成得合格而且效率高。干活就是要这样做，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所以我总是能够提前完工。

他说，搞农活能不能这样做？哪个敢做呢？

我说，你去问别人的意见，如果可以，就瞒上不瞒下地来做。

结果大家单线联系，听每个人的意见，发现多数同意这样做。

最后，我就找到立学和俊昌研究这个事情。结果，我们三人思想不太一致，形不成决议，主要是担心上级怪罪下来，我们心里怕。

我把握不定，找到严学昌问他的意见。严学昌对我说：谁要是不同意，就把集体的好处多给他点，哪怕他吃干饭我们喝稀饭都行。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又找严俊昌、严立学商量，要分田到户，分个明明白白。当然前提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首先交够应该给国家的，这在我们凤阳农民头脑里是特别清楚的事情。

按满了红手印的字据

记者：那张表示18户农民决心“分田到户”的契约是你起草的吗？对这张字据有许多疑问和争议，不少人说在开会的时候还没有写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在开会的时候就准备了印泥，让有的人带上了图章吗？

严宏昌：这张纸条是我写的。从笔迹上就可以看出来，是我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了，纸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笔迹。然后由每个人在自己的名字上按手印。就在当时会场上，大家看着写的，同意的人就当场按手印。这张纸也是真的，纸是严立富从家拿来的，因为严立富以前是生产队干部，当时做记工员，他家里有纸。

记者：有一种说法，在那个举行会议的晚上并没有写下这张纸条，这纸契约实际是后来在拍摄电视片的时候补写的。

严宏昌：这张纸条确实是真的，是我写的。至于后来拍电视拍电影，把当年情景一遍一遍模仿。但模仿的东西毕竟不是原件。

记者：为什么在这张契约上，有的人按下红手印，还有三个人却是盖章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严宏昌：当时我们首先要求盖章。因为在我们看来，盖章更具权威。但在那时，因为穷，只有三个人有图章：一个是韩国云，因为他是贫农代表，有图章。再一个是严立学，他是会计，做账要图章。最后就是我了，因为我是小包工头，有图章用来给大家作证明发工钱。

其他人没有图章。有些人基本上没有读过书，不会写字，所以只能由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写下来，然后由他们按手印。

严立学（插话）：严宏昌说的是对的，当时就是这三个人有图章。纸条上的字都是严宏昌写的。

记者：仔细看按满了红手印的契约可以发现，只有严宏昌一个人有两处签名、两处盖章。这是为什么？

严学昌（插话）：这是因为严宏昌表示，在这个事情上他要带头，所以先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以后一旦出事，要捉就先捉他。既然写了两个名字，所以就在两处名字上盖了两个图章。

严宏昌：事实上，在按手印前，我们已经分了田干了起来。我们知道上面不叫干，我们干着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在一起商量，要签字画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同时对于干部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做必须保密。

字据是在向大家讲明了情况以后由我当场写的，名字的排列也是我写的，大致的顺序是按照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积极性比较高的，我写在前面。写这样的条子排列名字，我以前也做过，主要是领救济粮要写这个名单，大家都是按住家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排列的，但这次不是，重新排列了。

记者：仔细审视你们一起秘密开会按下手印的契约，那上面有20个名字，而你们实际到场的是18个人，那两个没有在场的人是谁？他们的手印是怎么按下的？

严立学（插话）：那天晚上到场的是18个人，契约上写了20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是代签的：一个是严国昌，一个是关友德。严国昌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是我哥哥严立坤代签的（按手印）。还有一个关友德，当时跟着我父亲在江西要饭没有回来。严宏昌要我找他哥哥关友章代签，他不签。就由我找到他的叔爷关廷珠，由他代签了（按手印）。

签订契约的草房

记者：当时为什么选在严立华家开会？后来这座房子怎么样了？

严立华：我生于农历九月，究竟哪天是生日我自己都不知道。推算起来，我是1944年出生的。那年秘密开会的时候，大家是到我家来开的。因为我家有两排房子，是我讨饭回来，自己和泥盖起来的，大概在1970年左右盖的。房子前后两排，前两间，后三间。

那天开会的时候，我的老婆孩子在后排屋子里睡觉。我们在前排屋子里开。那个晚上，我家点了一个煤油灯，是用一个墨水瓶做的。

大家来到我家，有的坐在草垫子上，有的蹲在地上。屋子中间有一张小矮桌，连茶杯都没有。

我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大约在80年代就拆掉了。

记者附言：1994年4月，记者来到小岗村，村里还有一些旧茅草房。记者即向村里负责人提出，要选出一些旧草房予以保留，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是小岗村没有人同意这个建议，反而向记者说，看到这些旧房子就会想起伤心事，留下来做什么？结果在几年间，将70年代后期的房屋全部拆光。

分了多少土地

严立华：当时分地搞“大包干”，总的原则是平均每人4亩地，荒地不在内，计算的是熟地。如果加上荒地，大约每人5亩地。这样我家人口少，分得18亩，加上荒地20来亩。

严宏昌：当时我家6口人，分地约25亩，加上荒地大约有30亩。

附录：小岗村妇女段永霞自述

记者附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冬夜里，在分田承包单干的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的18位小岗村农民全部是男性。换句话说，这次秘密会议的参加者全部是男性。这在当时的小岗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这块世代农耕的土地上，传统的力量表现得特别顽强。那时，每一个农户的“当家人”必须是男性。

他们在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契约上按下了冲破旧体制束缚的红手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小岗村改革的道路上没有女性的声音。记者采访了严宏昌的妻子段永霞，请她从小岗村女性的角度谈谈“大包干”契约，她爽快地答应了。下面为口述记录稿。

我1947年生，原先是凤阳县板桥公社罗刘大队吴段村人。说起来，我和严宏昌有表亲关系。我父亲去世早，我是家里的独女，母亲不放心我，特别关照我一定要嫁一个好人。我喜欢严宏昌，就在1969年嫁过来了。

那是“”闹得最凶的日子，闹得地里没有人好好干活了。农村人，不好好干活就要饿肚子。我1969年嫁过来，1970年就开始讨饭了。我前后生了5个孩子，有4个是在讨饭路上生的。

说起来，小岗村男人分田搞“大包干”是为了吃饱饭。1962年这里也搞过一阵子“三自一包”，生活就好一点。可是以后不让搞了，小岗村人就再也没有吃饱饭。

从1970年开始，我年年都要出去讨饭。我走在讨饭的路上就盼望，其实我不要求什么，只要能和家里人天天在一起，喝稀饭也心甘情愿。可是在“”的时候，小岗村人连稀饭都喝不饱。

我出去要饭的时候，桥洞里、车站里都住过。我怀上儿子严金山的时候，半年没有吃到正经粮食，营养太差了，所以孩子长得很瘦，到“大包干”以后才慢慢养好了。

到了1978年秋天，男人们就悄悄商量着要分地包干了。他们晚上开会按手印的事，我那时一点儿也不知道。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女人们知道了怎样，不知道又怎样？但我要是知道了，从心里说是支持他们这样做的。

他们商量分田包干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分下了土地，我当然知道要各家包干了。在这件事上，我知道前亏严学昌，后亏严立学，因为他们两个是特别积极、坚决的。严学昌跑来对严宏昌说，我们分地，有些人胆小怕出事，不愿意，还有的是怕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地分下去，对那些胆小不太愿意分的，如果他们想多要点就多给他们一些。只要能分了田，他们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我们分了地能吃上一年的饱饭就行。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要分地包干的风声了。我对严宏昌说，分了地以后，我马上下地干活。这就算是我支持他的话了。

他们按手印写条子的事，我事后还是听说了，但是我没有见到这张按了手印的条子。事后，韩国云来我家对我说过，要是出事了，我们还要管把你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才知道了有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已经分田干起来了。

后来，县委陈庭元书记来了，我们的事要瞒着呢。但是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人家也是搞农业的，种过地的，哪有看不出来的。听说他看过了以后没有说话就走了。那时严俊昌来找严宏昌说，我们干得好好的，不知道上面让干不让干？看来我们总得有人出头和上面说这个事。结果严宏昌说，要我去开会我就去。

有一天，严宏昌接到通知要到凤阳开会。他要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回来看看4个小孩。我看情形不对，就问今天你去了就不回来了？他不吱声了，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今天去县里能不能回来可就两说了，万一回不来的话，我们家有4个小孩，你要和你的姊妹把我的小孩养大。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哭了。

说完，宏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韩国云、关友江都来看过我。那天我也没有心思做饭，到下午就等他。结果他回来了，在小孩都睡着的时候回来了。他回来了，说原先准备要出事的，最后是陈（庭元）书记解了围，他打电话给地委王郁昭书记，打完电话就没事了。我一听特别害怕，说我们这么点小事把地委王书记都惊动了。

从那以后，我天天听广播听新闻。我家孩子说，我妈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关心自家小事。我在家哭过，就是担心国家的政策变。直到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他讲了支持当年小岗村农村改革的话，我当面听到了，这就彻底放心了。

我们不要过“”那种日子。还是现在的生活好。现在我着急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位（严宏昌），总觉得小岗村发展慢，心里不踏实。为小岗村的发展慢，我也着急。我现在觉得要发展小岗村得靠下一代了，我们这代人挣个温饱，下一代图个发展。所以我儿子出去打工创业那么些年，现在回来了。“兔子满山跑，到老归旧窝。”这是他父亲总对儿子说的。要是我看到下一代把小岗村发展起来，我就安心了。

记者附言：小岗村的“大包干”就这样起步了，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当时，凤阳县委已经走上改革之路，着手研究和制订在农村包干到组的措施。但小岗村农民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走上了“大包干”的道路。可贵的是，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在当时得到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而且加以归纳总结，很快发展成遍及全国农村的――简称“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