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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精品(七篇)

时间:2022-11-04 07:07:41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当代经济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当代经济

篇(1)

英文名称:Modern Economic Science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2848

国内刊号:61-1400/F

邮发代号:52-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荣誉:

百种重点期刊

社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当代经济科学》杂志系教育部主管、西安交通大学主办的中央级大型综合性经济学刊物。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在辟有多种经济研究专栏的同时,特别注重发展自己的个性特色――多样性、创新性和外向性。它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积极研究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进展,及时报道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动态,努力为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为振兴西部与陕西经济,为繁荣与提高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

篇(2)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篇(3)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泡沫经济总是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虚拟经济过度偏离了实体经济,造成市场中的虚拟经济成为了主体,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挤压、限制,其结果是虚拟资本所产生的虚拟价值远远超过现实资本所产生的价值,经济看似繁荣,实则不堪一击。在分析现代金融泡沫经济形成发展的原因时,首先应明确两个基本概念: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和现实资本(ActualCapital)。所谓虚拟资本,就是指那些有价证券,包括债券、不动产抵押单、股票等,它是能够给股票等有价债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和回报的资本形式;所谓现实资本,则是指在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实物形态的资本,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形式和商品形式。其实,经济发展中如果主要以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来运行,那么泡沫经济产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主要是因为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资本形态。而当经济发展以虚拟资本运动为主的时候,泡沫经济就非常容易产生。泡沫经济最容易在金融领域形成,并且由于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总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土地作为不动产,土地的价格构成特征使得土地的资本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因此,泡沫经济与房地产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经济泡沫与房地产泡沫是一对孪生兄弟。

    那么,为什么金融市场上较容易产生和存在泡沫经济呢?在当前金融经济中,泡沫经济涉及不充分信息、交易费用、外部性、非理性预期等众多新概念,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创新频繁出现,导致金融市场的运行和交易活动非常容易脱离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中,成本价格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而在金融经济中,它以预期定价为经济模型。金融市场上较容易产生和存在泡沫经济,这与泡沫经济本身的双重性有关。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日益现代化、国际化和自由化的今天,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有利于资本集中,这种集中是对市场竞争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泡沫经济终归是一种虚拟经济,其中主要存在的是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因此,一旦这种经济过度发展,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具体来讲,严重的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原因,即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出现了经济的整体繁荣和经济宏观环境较为宽松,这种繁荣局面和宽松环境极易为资金炒作提供机遇。所以,泡沫经济一般总会发生在国家对银行政策比较宽松、自由的经济体中。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出现周期性的萧条之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主动降低银行利息,放松银根,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那些有闲散资金的市场主体就会把资金投放到那些有保值增值潜力的资源上,这就为泡沫经济提供了社会基础。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对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预先调控和及时约束机制不够。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未能对那些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的投机活动进行监控、监督和制止,尤其是对投机过程中的贷款支付活动缺乏监控机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监控机制无论是在银行还是在政府都难以有效地建立起来。这是由于银行只是收付中介,而政府又难以对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干涉,甚至还容易被这种投机所形成的虚假繁荣而迷惑。

    通过对金融经济中的泡沫经济的内涵及其形成发展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适当地存在一些泡沫,对于促进经济活跃和繁荣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经济中存在过多的泡沫,并进一步形成泡沫经济,那么这种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经济必然会有破裂、崩溃的一天,最终造成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对金融经济中的泡沫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正确认识中国金融经济中的泡沫问题,对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泡沫问题主要表现为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所谓股票泡沫,就是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其内在投资价值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与泡沫绝对额、经济总量、金融资产总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同时,股票市场同样遵循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规律,一旦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那么股价与公司未来业绩就会形成较大差距,盈率也会出现太高态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泡沫。

篇(4)

【关键词】传统和谐文化 经济发展 启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运用传统和谐文化,如何做好传统和谐文化的植入,如何改善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和谐因素,这是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传统和谐文化中存在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思想,对于促进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面貌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当代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着摒弃传统和谐文化的现象,尤其是牺牲自然的利益而攫取眼前的利益,不注重大局,对经济主体大动干戈,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跟传统和谐文化的缺位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我们必须加大对传统和谐文化的重视,从而带动经济的长远发展。

传统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涵

无讼。这是指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协调的一种方式或者观念。在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文化中,无讼理念曾对中国古代的诉讼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今天,无讼的价值理念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孔子是“无讼”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他曾指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①说的就是把无讼的观念引入执政当中来。在无讼观念的引导下,这种古代传统的文化对于现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与当代法治理念有着某种契合,例如都有赖于人们的认同与遵守,都追求社会秩序与和谐。在今日,无讼对社会的和谐、矛盾的解决以及司法成本的节约等方面仍然有着积极而现实的作用。②当前,社会各行各业竞争激烈,难免会发生摩擦,甚至对簿公堂,造成不必要的诉讼成本与损失,如果能够大力弘扬无讼的文化理念,将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更加有利。

以和为贵。和谐被看作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经济发展中的和谐境界离不开“和”的价值观念与相处观念的有机结合。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和为贵所期冀的是一种向上的团结氛围,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共存理念,尤其体现在集体的道德观上。然而,“和”不是意味着一种盲目的同一,它也需要在同中求异,促进以和为先导,必然需要允许各种不同观念的存在于价值性,从而通过和的办法与手段来促进各种不同思想观念与行为的和谐,这便是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当代经济发展的和谐价值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的是一种和谐的思想理念,积极寻求一种正确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有效运行的方法与技巧,提倡一种中庸思想观念,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契合。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社会向前的形态如果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倒退,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重创,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此,传统和谐文化中就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治理思想。这种思想强调的是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这样自然的发展才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好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老子就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道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张有机地、整体地去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儒家则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发。《礼记・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④强调天、地、人和谐发展。人不是万物的主宰,而应实现天人协调。无论是从道家还是从儒家的观念看来,他们都极力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理,只有人与自然能够达到和谐的境界,才能够给社会带来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传统和谐文化的缺位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使经济主体缺乏主观能动性。传统和谐文化提倡以和为贵,追求社会关系与社会建设的和谐促进与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政府未能明确自己的工作定位以及自身的工作性质。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管理者即政府未能很好地行使手中的管理权力,脱离了广大经济主体,从而使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在整体的经济发展建设中,缺乏统一有效的指导经济发展工作的基本标准和统一的管理监督机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往往出现了管得过严的现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具有创新理念的企业经济主体,更是在政府的限制下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其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扑朔迷离。传统和谐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保证。然而,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尤其是传统和谐文化的支撑,而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人们极力从自然攫取自己所需要的利益,却忽视了保护自然。正是人们对“天人合一”和谐文化的忽视,导致了人们与自然相处的尴尬,甚至遭受自然的报复,从而在更大层面上阻碍经济发展。

最后使人际关系恶化,纷争明显。在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免会出现许多纷争,在纷争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冷静思考的因素,而是选择了大动干戈,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与损失,既不利于社会进步,更不利于经济发展。而这种纷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跟传统和谐文化中以和为贵思想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和为贵,一旦各个行业都能够以此为准则,不自欺、不欺人,便能够在许多行业中创造共赢互利的局面。然而,人们忽视了和的重要性,却只看到了差异性与不容性,最终只能导致在出现后最大限度的扩大化,人际关系恶化,这显然对经济发展很不利。

通过传统和谐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一是以传统和谐思想为指导构建良性指导思想。必须传承传统文化和谐思想,以带动当代经济发展的长远计划,形成一个良性的指导思想。

一方面,将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运用到日常的经济发展建设与实际工作上来,提倡同中存异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将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运用到人际关系的构建上。当前,只有强调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并将其植入人心,才能够在出现问题时,以最快速度与最低成本将问题解决,进而以高效率的姿态投入到新工作中去。

二是转变政府观念,加快和谐政府制度建设。当前,由于政府角色转换不到位,导致许多企业无法放开手脚,影响经济的快速创新。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观念,加快和谐政府制度的建设,转变管理理念,坚持以和为贵,以和为根本,坚持以经济主体的合理利益为重,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重,发挥企业主体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各个行业的和谐共处。在处理政府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时,要加大和谐管理的观念,尊重差异性的存在,并鼓励大胆创新,鼓励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和谐的管理理念,将以和为贵的文化思想广泛传播于社会中,加大和谐文化的普及效应,加大文化的宣传。在处理纠纷时更要注重和谐思想的运用,以更柔和的和谐思想解决充满刚性的纠纷。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转变观念,坚持以服务型政府的姿态展示在广大群众面前,加快构建和谐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保持中立的角色,促进经济发展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此外,还必须坚决遏制在经济发展中滥用自然、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攫取利益的现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

三是加大推进友好人际型社会的构建。当前,由于人们对传统和谐文化理念的漠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磨合与构建,从而使得经济的发展步伐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因而,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大推进人际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在面临经济利益的竞争时,能够以和的思想与理念来促进纠纷的解决,而不用走诉讼的程序,这样的解决模式也同传统社会追求的无讼文化是相对应的,是继承与弘扬传统和谐文化的一种方式,对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文化软实力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支撑作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BKS005)

注释

①《论语・颜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②习剑平:“必也使无诉乎―略论无诉思想的当代法律价值”,《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第221~222页。

篇(5)

【关键词】传统思想 经济管理 当代影响

一、概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

我国的经济管理思想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已经处于萌芽阶段,如姜尚就已经提出了“国富家余”的思想,管仲则强调要“富国安民”等,不过这些都是管理者所提出的一种经济目标而并非能够用于管理实践的具体方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经济管理思想最早是由老子提出的,即老子典型的“小国寡民”的治世思想,主要内容就是无为,不做改变,顺其自然,主张“领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不现实,这是因为人的经济欲望无法压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的。具备实践意义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战国时代因商鞅“农战论”的提出而正式形成,他认为经济的发展首先应该从农业开始,继而才能为军事力量的提高奠定基础,实现国家富强,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军事化思想,后来的荀况则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荀况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封建经济管理思想,即“富国之学”,认为农业才是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的根本,同时还提倡节约消费,作为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另外一条有效策略。此后,我国重农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持续到明末清初。后来又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有识之士又提出了工农商并重的经济管理思想,再后来直到在我国的不断传播,才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理论与方针。

二、我国传统经济管理对当代经济管理的重要影响

(一)对农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因此我国注重农业发展的传统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纵观历史,我国从实现农业稳定生产入手进而实现社会稳定的思想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社会一直倡导的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农业管理成为经济管理的关键部分和重要方面,与国家经济发挥在那态势息息相关,此外又由于我国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也必要严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都不敢在农业方面进行过为激烈的改革,从而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农业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这种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今天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强烈,对我国当前重视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保障与促进意义。

(二)对社会供求活动的影响

实际上,经济活动主要是基于供求关系产生的,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存在某种形式的供求需求。具体来说,经济管理就是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及消费等环节的管理,涉及了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概念。从经济管理的综合性可以看出如果仅仅对某一个方面进行管理显然会出现不良的后果,势必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进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因此,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要对商品的供求有一定的了解,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将经济管理思想应用其中。另外,在经济管理活动中也会出现一些政策性的内容及放任的情形,实际上这些管理方法也都是处于对具体环境背景的考量。因此,对今天的社会经济管理仍然适用,对社会供求关系的调节也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对社会货币金融的影响

就一般的经济活动而言,经济管理涉及了具体的货币和金融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且货币金融和供求关系的管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中,对货币金融的管控通常是由政府来进行的,政府通过对价格的控制来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管理,通过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管理效果。而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都是使用谷物对价值进行衡量的,从而再确定规定的价格标准。在我国,自从秦统一货币之后,金融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具备了构建货币金融管理的条件,随着条件的成熟,相关的经济现象也随之产生,例如借贷及利息等,成为了货币金融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今天,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其相关的经济现象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对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活动的影响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依据一般是量入为出,换句话说,国家进行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的,其中包括财政政策、军事政策及民生政策等。另外,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赋税,国家的责任是对这些财富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以实现促进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直到今天,传统社会的相关经济管理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活动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虽然存在很多不足和落后的地方,但是其中也不乏能够体现管理思想精髓的经济管理方法,对今天农业、社会货币金融及国家政治的发展等都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对这部分好的管理概念我们应继续发扬传承并加以有效的利用,使其符合我国现代化的管理的思想,促进我国的政治、文化、科学及农业等经济不断的发展,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胡天向.试析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知识经济,2015,24:52.

[2]刘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论,2016,Z1:61-64.

篇(6)

当1994年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不妨宣称,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达到了它的顶峰。在“完备理性”假设下,经济学家用博弈论语言重写了当代经济学。所谓“完备”理性的假设,概言之,就是假设每个人都是上帝。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走进茶馆,看看茶经,点一壶茶,坐两个小时,付款,走出茶馆。按照“完备理性”假设,我必须知道附近各个茶馆同类茶叶及水质、茶艺和服务的种类及格调,甚至室外氛围和街道上的交通状况――因为我必须知道由等价交通费所界定的“可选择集”内每家茶馆的情况,以便选择一家“最优”的茶馆,从而我刚刚坐了两个小时的那家茶馆,就应当具有“最优选择”的各种可验证和不可验证的性质。在理论上,经济学家甚至不愿考虑交通费、信息费或任何其他种类的交易费用的限制,他们只是简单地假设人们永远有能力在任何两件事情当中作出抉择――所谓“偏好的完备性”。

只要能够对未来事件作出准确预测,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符合现实情况。这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它在半个世纪里,受到主要来自“卡内基-梅隆”学派的管理科学家们,例如西蒙教授的抨击。后者因提出“有限理性”而闻名经济学界,并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奖。所谓“有限理性”的假设,概言之,就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动物。根据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某一行为,只要它给行为主体带来的回报超过了行为主体记忆所及其他行为所带来的回报,该行为主体就会选择该项行为。或者,某一行为,只要它能够给行为主体带来与“预期”效果相比更“满意”的效果,它就可以成为理性选择的行为。显然,随着我品尝过的茶馆的数目逐渐增加,我对每一价格上的茶的“预期的效果”便越精致,从而我的选择也越具有“最优”的性质。但我的选择似乎永远也无法达到全局最优,因为我始终处于“学习”的过程中,我的选择不断地精致化。由于“有限理性”可以通过学习过程而不断获得完善,它也被西蒙教授称为“过程理性”。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主流经济学不愿意接受西蒙教授的“动物人”的看法,他们宁愿推行“上帝人”的看法,后者具有强烈的数学诱惑力,从而经济学家可以“先验”地推导出现实生活里的人类行为,并且可以“六经注我”般地从经验数据中发现支持他们的先验假设的“事实”。

这一情形在2001年有了突然的转变,分享那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首要的一位是阿克劳夫,他对诺贝尔委员会发表的演讲,题目叫做《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用这么一个反常的题目,阿克劳夫立意要把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引进经济学里来,旨在解释以往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六类宏观经济现象。

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2001年诺贝尔奖传递的上述信号,那么我相信,他们绝不会继续忽略由2002年诺贝尔奖传递出来的同样的但却清晰得多的信号――当代经济学正在发生一次“行为学转向”。

卡尼曼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用他和他的前辈茨沃斯基(已经去世)1994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总结性论文的题目来表示,就叫做“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这里,决策者没有完备的理性能力,每次决策的时候,他只是从记忆所及的案例当中检索出与当前场合最相似的那些案例以及相应的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根据“相似系数”,决策者可以大致判断类似的决策在各种相似场合可能带来的类似的回报,然后由概率加权求得预期的回报。显然,这一思路正是西蒙教授所倡导的“过程理性”或“有限理性”假设的思路。

不同于卡尼曼的行为心理学思路,史密斯是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从张伯伦的一次课堂实验,领悟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以研究垄断竞争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伯伦,在1930年代后期的一次研究班上,把学生们分为两组――买方与卖方。每位同学,或以现金,或以实物,参与模拟的“市场”竞争过程。后来,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坚持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终于把“亚利桑那学派”变成了实验经济学的同义语。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如此显著,以致分享了1994年博弈论诺贝尔奖的德国经济学家希尔腾,最初正是从史密斯那里借鉴实验方法的。

因此,我倾向于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做一种双重的承认:首先是对心理学家卡尼曼和茨沃斯基长期倡导的“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的承认,其次是诺贝尔委员会1994年承认博弈理论之后,顺理成章,对实验经济学的承认。诺贝尔委员会的双重承认指向同样的方向:经济学正在从“上帝人”立场的先验理论转变为“动物人”立场的经验理论。

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人类行为的另一种,同样地重要,通常叫做“宗教行为”。马歇尔曾经说过,决定了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根本的力量,一种是经济的,一种是宗教的。马歇尔进一步认为,单纯地把人当做“经济动物”来研究,那是已经被证明了失败的思路。

篇(7)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