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借贷纠纷；借贷风险；借贷主体；借贷协议；借贷担保

本文为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10354002）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6日

一、引言

温州是我国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也曾是我国民间借贷违约率非常低的区域，然而近年来，其民间借贷纠纷却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年，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为4，051件，2010年、2011年与2012年分别增长了86.2%、59.8%与61.4%，经过3年的快速增长，2012年的纠纷数达19，446件，竟是2009年的4.8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大量爆发？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一个事件的产生必定有内因与外因。目前，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纠纷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外部成因。陈成建（2009）认为道德、法律和经济风险集聚是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原因；黄书名（2012）认为主要原因是借贷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国家金融监管缺位和银行中介功能弱化；曹（2014）则从特征因素、经济因素、金融监管机制因素、资本特性因素、民众法律意识因素五个方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增长进行成因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法律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经济环境变化等客观外在原因非常重要，但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内在成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更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我们对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调查，尤其是对温州瑞安市的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为基础，充分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内在原因。之所以选择瑞安作为调研重点，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经济上具有典型性，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其人口占温州市的15%，年产值占比为16%；第二，民间借贷及其纠纷发生上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民间借贷纠纷对温州全市的占比较高，相对于温州全市的情况，2009年的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占比为28%，涉案标的额占比更是高达34%；第三，与温州全市的情况基本相同，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也呈持续快速增长之势，2012年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达3，927件，是2009年的3.5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现状及变化特征，第三部分结合案例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现状及变化特征

借贷主体、借贷利息、借款数额、借贷期限等是研究民间借贷行为的核心要素。我们以这几个核心要素的信息掌握为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调查：第一，到瑞安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若干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实地调查，获取核心要素的样本数据；第二，拜访瑞安市人民法院，搜集瑞安市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总体数据，以及200余例纠纷案例的样本数据和其他信息；第三，实地抽样调查瑞安当地的众多普通借贷者，了解借贷动机及其对借贷纠纷成因的主观认识等。在下文分析中，总量分析的对象是总体数据，而各类特征分析的对象是样本数据。

（一）总体状况及其变化特征。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涉案标的额也呈持续上升之势。2008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仅812件，涉案标的额为1.77亿元；而自2009年起，纠纷案件数量及标的额呈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到达最高峰，纠纷案件为3，927件、标的额高达34.69亿元，分别为2008年的4.8倍和19.6倍。2013年纠纷数量开始减少，2014年出现明显下降，纠纷数仅为2012年的1/3。从纠纷案件的总体变化来看，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1、借贷纠纷案一度成为民商事案的主体。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占所有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不断大幅上升，一度成为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民商事案件总量的占比超过1/3（2014年除外），2012年和2013年的占比更是高达40%，2014年的纠纷数量有所减少，所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2、借贷纠纷案平均标的额呈明显上升之势。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平均涉案标的额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08年，纠纷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21.8万元/件；到2014年，达到了111.4万元/件，为2008年的5.11倍。

3、纠纷当事人分布渐趋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大致包括家庭及个人（下文简称个人）、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早些年，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自然也主要是个人与个人。然而，随着民间借贷逐步从熟人圈走向民营企业主、典当担保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陌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的分布也逐步走向多元化。调查发现，尽管个人之间的纠纷依然占多数，但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数量呈快速增加之势，其中尤以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纠纷数量增长最快，从2008年的18件增加到2014年的298件，年均增长60%。此外，发生借贷纠纷企业的行业分布很广，既涉及加工与贸易行业、服务业，也包括制鞋、模具、机械等制造业。其中，出现借贷纠纷频度最高的是房地产、投资咨询和融资管理等行业企业。

（二）调查样本及其纠纷特征分析。为梳理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变化特征，我们以从人民法院获取的调查样本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这些样本为来自瑞安人民法院的近4年的200余件纠纷案例，我们从中选取其信息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166件纠纷案例。按年度划分案例，2011～2014年的数量分别为47、44件、40件和35件。

在下文的特征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纠纷案由、单笔借款金额、纠纷贷款流向等基本特征，以及借贷的合法性、纠纷的群体性、纠纷的调解难度等深度特征。鉴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要，下文中凡涉及借贷者个人信息的均予以回避。

1、纠纷案由。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借款方还款违约导致的纠纷，约占40%。纠纷往往缘于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方未归还本息，贷方多次催讨无果，故向法院。调查案例中，一种情况是借款方仅支付前两个月的利息，之后故意违约不还本息；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但因经营不佳失去还款能力。

第二类是因双方对借贷约定不规范或者认识不一致引起的纠纷，约占50%。纠纷往往源于借贷双方在合同（欠条，甚至口头约定）中未明确约定借贷利息、还款期限和借贷担保等，双方认定的借贷事实不同。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但事后借方推说利率过高，只愿支付2%；又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5%，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方由此拖欠本金利息，从而引发民间借贷纠纷。

第三类是因非法吸存、集资诈骗产生的借贷纠纷。数量占比虽小，但牵连广，往往会出现数个原告同一公司或个人，导致纠纷的调解难度大大增加。

2、单笔借款金额。单笔借款金额差距较大，小者仅有3至4万元，大者可达500万元以上。从分析样本来看，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单笔借款金额近年来总体呈不断上升之势，从2011到2014年，纠纷从单笔50万元以下为主逐步转向以单笔50万元以上为主，100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纠纷日益增多。进一步分析还发现，300万元以上的借贷纠纷案例以集资诈骗为主，且每个案件的单笔借款金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3、纠纷贷款流向。从纠纷的资金流向来看，近年来从以生活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经营融资为主的特征变化非常明显。总体上，贷款资金流入生活消费的借贷，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借贷者关系亲近，信息较为对称，借款双方对借贷事实的争议较小。相反，贷款资金用于经营融资及临时周转就容易发生纠纷，近4年该类纠纷占总纠纷数的68%，其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或投机失败、周转资金链断裂。

4、非法借贷涉及面广。近年来，非法吸存、集资诈骗等非法借贷行为不断发生，非法借贷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加，借贷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如，2011年包某某对外宣称二手车抵押业务利润可观，以支付高额回报为诱饵或以共同经营为由向陈某某等14名民众集资款项共达1，418万元，用于高利放贷和经营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后因放出的高利贷无法及时收回，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亏损，资金链断裂，导致1，300多万元借款无法归还而产生纠纷。

5、借贷纠纷日趋复杂化。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纠纷当事人的人数有增加趋势。自2011年起，纠纷当事人不再是原告与被告两个单一主体，而是逐渐向多个纠纷主体转变。经常出现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等现象。此外，因多重借贷的发生，甚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纠纷关系，同一个当事人可能既是原告又是被告。

6、纠纷调解难度日益加大。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难度日益加大，案件审理或者调解时间也逐渐拉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一是当事人的出庭率低，80%的被告收到法院传票后拒不出庭，部分被告甚至下落不明致使传票无法送达；二是部分被告对借据上签字的真实性或借据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需提起第三方鉴定，颇为费时；三是部分担保人被告否认自身的担保义务或担保期限等。

三、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内在成因分析

一般认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相比，民间借贷最为显著的差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借贷主体关系可能较近、协议方式简便、利率较高、担保形式灵活等。这些特点是民间借贷普遍存在并迅速发展的原因，但也为借贷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下文我们将利用166个法院案例样本，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信息，进一步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

（一）纠纷案例的内部特征分析。对获取的166个法院案例样本，我们从借贷主体间的亲疏关系、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与借贷担保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2011至2014年的案例发现，借贷主体关系较为亲近的数量仅占纠纷案例总数的13.3%，且比例波动小；借贷协议很不规范，仅仅为“口头协议”的纠纷占纠纷总数的4.8%，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借贷协议中有担保形式的纠纷仅占纠纷总数的36.1%，这一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借贷主体的亲疏关系。瑞安民间借贷行为主要发生在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之间，比例大约在80%以上，但关系亲近的借贷主体占纠纷发生的比例仅为13.3%。如果按照上述80%的比例推算，2011～2014年关系疏远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为关系比较亲近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概率的26倍。由此可见，借贷主体的亲疏程度直接影响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篇(2)

窥一斑而知全豹，一个经济落后县存在如此严重的民间借贷纠纷问题，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普遍性问题，从一些地方高利贷崩盘的事件也不断见诸报端可以说明民间借贷纠纷普遍性。有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6月，我国非法集资类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上千亿元，每年以2千起、集资额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实践中，民间借贷发挥着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有可能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形成社会问题。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和监管，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体系之外的融资方式，基本处于放任状态，缺少必要的监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往往会吸引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上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至普通的老百姓，将自己的闲散资金都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以其获得高额回报。民间借贷资金容易流向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行业或企业，助长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二是民间融资利率越来越高，造成了实体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中小企业难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缩小规模，或半停工，或停产，资金链一旦断裂，最终导致“跑路”，公司解体，这对中小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冲击。三容易引发经济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这种盲目性、不规范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四是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债权人采用非法手段暴力催讨，非法拘禁甚至故意伤害债务人；因民间借贷而发展成为，甚至引发犯罪的案例层出不穷，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五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用了许多司法资源，法院花大量人力物力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虚假诉讼进入司法程序时还会影响司法公信力。

二、民间借贷问题的成因分析

民间借贷作为商品经济中的一种金融现象，已存在数千年之久，我国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 随后的历朝历代，民间借贷也一直存着，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行为。在农耕社会和商品经济初级阶段，民间借贷大多出于生活需要的借贷，一般数额不大，不会引起社会问题。然而在我国现阶段，民间借贷的资金以生产经营为主，生活消费为辅，原来因缺衣少食、用于生活消费的民间借款已经很少了，现在民间融资的范围和用途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用来解决企业、各种农村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等的生产经营资金的不足。 绝大部分是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并且利率很高，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一旦出现危机，资金链断裂，就面临崩盘的局面，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以下就民间借贷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法律地位不明确

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民间借贷长期以来处于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地位。至今为止，没有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等若干法律和司法解释。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涉及面较窄，还不够具体，不能适应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需要。按照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民间借贷被界定为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借贷，而经济组织之间的借贷则被列为非法。更为严重的是，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难以清晰界定。由于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的法律法规之间协调不够，既可能打击正当的“民间借贷”活动，使个人和企业正常的融通资金的诉求受到压制，也可能放纵以“民间借贷”为掩护的非法金融活动，引发一系列民事和刑事纠纷，从而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乃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二）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

在金融市场中，交易成本是指为达成金融交易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交易成本低，意味着融资效率高；反之，融资成本高，则意味效率低。当前，一般中小企业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对它们而言，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不得不多方寻求较低交易成本的融资方式，例如，民间借贷就成为中小企业的一种有效选择。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民间借贷虽然具有比银行信贷高得多的利率，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时，由于手续繁琐使得单位资金的签约成本较高，而民间借贷在交易过程中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进行“公关”并支付成本，也无预算、审批等程序，只需要借贷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签订借贷合同，贷款选择自由、借贷数额自由，期限灵活，利率定制灵活，借贷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能够减低签约成本。

（三）庞大的民间资本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近年来，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普遍资金富余，而现有投资渠道狭窄，当前由于银行存款利率不高，加上通货膨胀，公众的利息收入进一步下降。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多数居民不具备投资股票的条件，县市以下国债发行量少，农村基本不发行。多数具有风险偏好、手头有较多盈余的富裕居民，在市场供需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发放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以谋取较高的利息收益，民间资本的趋利性使他们在投资股市专业知识缺乏、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制约条件下，只能选择具有一定道德约束和信用了解基础的民间借贷。

（四）民间借贷多为短期行为

民间借贷立足借贷双方的个人关系，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资金供给和使用具有短期性。依附于短期的经济关系，对于长期的市场变化缺乏预测，市场的波动以及经营中的未曾预计的种种因素的出现，会影响到借贷关系的顺利完结。从资金需求方看，借款人可能只考虑弥补当前资金缺口、度过难关，对于资金按时还本付息并没有作妥善安排。从资金供应方看，贷款人出于人情关系、资金收益等考虑借出资金，而没有将借款人的债务偿还能力充分考虑。由于借贷双方均为短期行为、缺乏长期的计划，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不利于企业自身与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五）缺乏合理监管

由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国家无法将其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非正规金融所分流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不能被货币当局统计观测和监控，民间借贷利率是借贷双方根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制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容易导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货币政策效果下降。

三、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赋予民间借贷合法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高利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推动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允许中小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以吸收股本金、职工内部集资等方式融资。打击违法金融活动，保障民间借贷合法权益。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行为，维护民间借贷发展的良好市场秩序。

（二）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督和管理，将其纳入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民间借贷不同于银行信贷，在监督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上有着显着不同，对其必须进行专门的监测、监督和管理。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

（三）合理引导民间信贷资金的流向，拓宽民间资金投资范围。

民间借贷资金的流向具有盲目性，与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有着一定关联。不少领域至今仍为国有企业所垄断，民营资本面临准入壁垒，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和工具并不多。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和设备更新等贷款，继续安排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推广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各种贷款抵押产品，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融资负担。鼓励并规范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金融体系、参与金融服务，通过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和基金互助组织等一些小额、合规的借贷活动，解决经济运行中资金供给结构失衡，改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

（四）建立利率定价机制，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息”投机行为。要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效应，就必须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润空间。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要与其承担的资金风险相对等。要结合利率市场化和民间借贷的风险分布，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和个人经营的盈利空间来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率范围。让资金供求双方以官方利率为基准，实行风险和交易费用加成定价方法，即根据借款的主体、借款的用途、借款的缓急程度、借款的时间长短来确定不同贷款对象的风险和收益差别，自行设定贷款利率，以充分发挥利率的资金配置作用，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篇(3)

《规定》明确：年息24%以下的部分，法律支持投资人的合法权利，即司法保护区；年息超过36%的部分，即使借款人已经付息，也可以依法要求返还，这一区域为无效区。而24%-36%之间为自然债务区。

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

通俗说来，根据上述《规定》，年利率未超过24%，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保护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为法律所认可，依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支持。年利率为24%-36%，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履行保护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如双方引发纠纷提讼，法律不作保护、法院不会支持，但是如果借贷双方自愿履行则法院也不会反对，即对于借款人已经履行的支付利息义务法院不要求出借人返还。

年利率超过36%，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约定无效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法律不认可，视作无效约定，即借款人通过诉讼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会支持借款人请求，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民间借贷，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是广泛存在的一种资金融通的活动。其作为一种资源丰富、操作简捷灵便的融资手段，是银行信贷的有益补充和民间资本融通的重要方式，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难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民间借贷行为来集结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实现融资。而由此引发的民间借贷案件，也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案件之外的第二大民事纠纷。从全国范围来看，法院从2011年开始每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都以20%速度递增。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正是因为民间借贷的灵活性，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一定问题。用最高法的语言说，“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

民间借贷通常会被认为是高利贷。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用年利率24%和36%这两个关键数字，重新划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和利息问题，给“高利贷”重新定义。

增设36%无效线加强管制

新规是否扩大了民间借贷的范围？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红一称，不妨看看同时废止的旧规。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所谓“不予保护”，意味着不能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由于用语模糊，从不同解释出发，该部分债务可以说成是自然债务，也可以说成是无效债务。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将之理解为自然债务，这种理解“甚至成为地方审判的指导意见”。按照这种看法，原有的民间借贷实际为一线两区，年利率24%以内为合法线，受法律保护，超出24%的为自然债务，法院不干预，不存在无效问题。如果按另一种理解，所有超出24%的均是无效债务。

不难看出，无论新旧规定，年利率只要超出24%，都属于高利贷。新规与旧规之不同，主要在于对超出年利率24%部分的处理方式变了。与旧规宽松解释下的处理相比，新规将以往属于自然债务的部分以是否超过年利率36%划线，超过部分进行公权力干预，民间借贷的范围实际缩减；相对于旧规的严格解释及处理，新规增加了24%至36%的缓冲地带，民间借贷的范围略有放松。新规对民间借贷的放松，主要体现在打破企业间借贷的禁令方面。

王红一认为，总体而言，《规定》在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方面的意义显而易见。在经历了鄂尔多斯、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风潮后，《规定》通过增设36%无效线加强了管制，体现出保护借款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倾向。对于天性自由的民间借贷而言，管制总会产生抑制，将民间借贷有效放松并引入正途，是个永远需要解决的难题。

防止民间借贷纠纷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浙江，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纠纷案每天都在发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15年，浙江法院民间借贷纠纷案收案数量逐年上升，其中2012年收案10，502件，2013年收案110，359件，2014年达到127，759件，2015年上半年收案数就达到了84，166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介绍，从近五年浙江法院统计的数据来看，浙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高居全国同类法院第一位。

浙江民间借贷案以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微企业深度介入，出现职业化、中介化、组织化的新特征。其中“高息现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隐蔽化”的特点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难题。章恒筑表示，浙江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部分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年利率回报甚至超过60%。实践中，为规避“超过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规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预先扣息、实际履行利率高于约定利率等做法，给法院认定借贷事实带来困难。

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高兴岳称，2012年，温州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达到顶峰。数据显示，当年温州法院收案19，406件，涉案标的额达到了217.24亿元，占全国同类案件总标的额的10%。他表示，最高院出台的《规定》，是在目前市场化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一定指导和引导，保证民间借贷市场化改革的稳定。同时，对借贷双方来说，也更利于双方规范地履行合同，有效防止纠纷案的多发。

长城战略咨询专家潘晓文分析指出，近年来，金融创新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监管跟不上，非常容易产生非法集资以及民事纠纷案件。因为民间借贷关系的简单随意，当发生司法纠纷时很难加以取证，而司法实践中对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也有争议。本次《规定》对借贷主体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对一些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企业间借贷“破冰”

“按照1991年的司法解释，企业间借贷被‘一刀切’认定为交易无效。但实际上，企业间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这也使得通过各种虚假交易以及名义联营的民间借贷行为大幅增加。”在91金融联合创始人吴文雄看来，此次《规定》对所有民间企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说明正常的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从此可以公开地进行了。

在以往的实践中，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一些网络借贷平台，也只是通过企业负责人借款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完成企业的民间借贷服务。但本次《规定》明确，“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条款明确了企业间的借款合同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即受到法律认可。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

过去，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而最新的《规定》实际上是放宽了对民间借贷机构贷款利率的严格限制，未来无论是民间借贷行业、还是P2P网贷行业的利率将更为市场化，企业将有更大的经营空间。”安丹方分析认为，对于借款人而言，这也多了一重保障，使得民间借贷能够更为阳光化。《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有待法律给出更加细化的规定，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做出了界定。某种程度上，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支持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给其在金融机构外有一片发展空间。”吴文雄如是说。

规范P2P金融发展

央行等十部委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了网络平台的中介性质，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但对“增信”的具体形式并没有给出具体限制。

吴文雄表示，此次《规定》分别对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贷平台的提供者如果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明显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制定这条规定的目的就在于再次加强对P2P投资者权益保护。”安丹方分析认为，现在P2P市场中大部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均建立在P2P平台公开宣传的资金安全保障条款中。但在鱼龙混杂的P2P网络借贷市场中，许多平台或为了逃避责任、或为了绕开监管，并没有真的与投资者签订担保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从而逃避了自己的担保责任。本次的《规定》则直接将P2P平台公开宣传，作为了P2P为借贷提供担保的证据，这既为P2P投资者的权益提供了至今为止最大限度的保护，也进一步推进了P2P平台的去担保化，指明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安丹方认为，惯性的兜底和担保会使得投资人产生错误的投资理念，盲目追求高收益，可能会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而此次《规定》则从立法层面推进了平台“去担保化”。同时，从法律层面上对担保责任进行明确，避免了很多中小平台夸大宣传，恶性竞争，有利于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理念，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网贷合理收益率水平惹争议

当前，关于P2P合理收益率水平的争议很多，而多位业内人士称，P2P综合贷款成本合理的区间应该在15%左右，这样平台既可以实现盈利，又可以保障投资人安全。

最高法《规定》并未影响到一些P2P平台的人气。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平台已经因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自行调整了收益率，《规定》为市场留下了足够的弹性空间。我企贷负责人认为，网贷目前合理的收益率应该在15%左右；而积木盒子CEO董俊则认为，合理的利率范围应在8%-12%，未来可能还会有下行空间。据网贷之家最新数据，在数百家P2P平台中，7月11日-8月9日的30日里，共八家平台平均利率高于24%，根据《规定》，超过24%以上的年息，借人人可以不还，借出人如为此，法院也不会受理。超过24%的部分，尽管并未直接被认定为无效，但按照此次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如这八家平台借款人届时拒绝支付超出的这部分利息，投资人将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篇(4)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我国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也随之规模不同程度的扩充。中小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有大量后备资金增援。而中小企业融资根本无法满足公司上市的基准条件，同样也无法满足国家金融机构融资借贷资金的基准条件。在这种情势下，中小企业只得依附于民间借贷这种调动资金灵活、融资条件相对便利的融资渠道。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新闻会上称，截至2012年底，民间借贷市场的总体规模已超过4万亿元，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微企业超1300万户，其超过1/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

二、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在解决企业资金链资金需求问题、经济市场上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市场占有率扩充起到了积极正面效应。但是另一方面，民间借贷高额利率、借贷手续简单无规范操作、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逐年递增，直接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甚至导致中小企业高比率的破产清算，扰乱了正常化经济市场秩序。

1、中小企业作为借方资质条件弱化

民间借贷往往贷方出让自有资金或者借贷资金于借方，借方向贷方出具收据，经双方签字认可所借款项，借贷关系这种诺成、双务合同即告成立。

在新型民间借贷关系中，作为借方的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融通资金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规模扩大创新，但是中小企业根本无法达到证券市场的融资需求，也无力满足国家金融机构放贷资金严格复杂的审批程序。因此，大量的中小企业只得诉求除国家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资本市场中，确实存在大量拥有资金、需求实现融资利润增速的贷方。他们与借方无实质上依存关系，或者经过中介机构，或者经过熟人介绍，借贷双方并无严格借方资质审查，也无严格放贷程序。双方合作签署一份往往贷方自制的格式合同（有些甚至口头约定、打借条的方式），完成对中小企业的放贷。

可见，民间借贷中小企业作为借方，资质条件弱化，只要有“介绍”，形式上配合完成借贷流程，实现资金借贷相对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容易”得多。

2、民间借贷高额的贷款利率

按照正常流程，中小企业按照约定的款项使用用途实现目的，于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期效还贷，借贷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解除。但是，造成中小企业无力按照约定贷款利率还本付息，最终“跑路潮”的出现或者借贷双方融资纠纷出现对簿公堂，其中的主要原因：民间借贷高额的贷款利率。

民间借贷利率是指居民个人与企业、居民个人之间借贷的利息率。其特点就是当资金紧缺时，利率提高，需求疲软时，利率下降。利率完全受市场自发调节。

P2P机构微金所披露全国16个省、直辖市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情况：据《中国民间利率市场化报告》显示，2014年9月份，调研地区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达27.14%，持续居高不下。其中，福建省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28.81%，浙江省和山东省次之，分别为28.58%和28.48%。北京则相对处于较低水平，为22.26%，其余各省从27.89%到24.86%不等，地区间差异明显。报告显示，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7500亿元，平均利率36.2%。农村地区无论是民间借贷利率还是银行利率都会比城镇更高，分别为25.7%和7.3%。

据中国经济网深圳2015年8月9日讯，2015年8月1日至7日中国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指数如表1所示。

而相对同期，2015年9月6日起执行的最新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如表2所示。

一般而言，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左右。

通过两相对比，不难得出结论：民间借贷高额利率远远超出国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国家虽屡次出招改变现状，但对于巨大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仍然杯水车薪。中小企业在资金链断裂，急需资金却无力获取其他资金来源渠道的情况下，只有获取高额息的民间借贷资金。

3、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显性递增趋势

首先，作为借方的中小企业资质弱化，和贷方之间基于信赖、情面松散签署融资合同;高额的贷款利率，无疑为后续中小企业按照约定偿本付息留下重大隐患。近年来，民间借贷的贷方也逐步严格要求中小企业提供适宜的抵押品，但是抵押品的估价认定、价值监管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妥善处置。

其次，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过程监管无力，甚至很多方面监管“留白”，这也是造成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递增的原因之一。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往往“暗箱炒作”，高额贷款利率、融资款项用途合法性及其专款到位后使用过程、逾期还贷或者无法偿债的情势下贷方追偿的手段等等，完全依赖借贷双方自我“约束”，任何中间环节的纰漏，都会引起双方融资纠纷。

据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情况显示，从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西宁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快速增长，案件诉讼标的金额翻倍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西宁市两级法院共审结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件2252件。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件数逐年上涨，从2013年审结652件增至2014年的1052件，年均增速61.35%，2015年上半年增速68.1%。民间借贷纠纷结案标的额也在逐年增加，从2013年的1.79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8.07亿元，年均增幅为350.84%。

三、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法理依据

中小企业民间借贷无可抑制的增长，仅仅依存我国现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机构活动取缔办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远远不足。立法，只有有法可依，才能切实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也便于国家实施有效监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自2015年9月1日已经施行。这是最高院时隔24年后，重新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1、民间借贷主体认定

《民法通则》第85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2015年8月最高法《新规定》第1条，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因此，可以认定，民间借贷只要主体适格，双方没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主观意思表示，应该确认民间借贷合法性。

2、民间借贷贷款利率规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除原有的民商法原则性规定外，2015年最高法《新规定》第26条明确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条规定被看作是《新规定》最有亮点的内容，重新定义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范围。

3、民间借贷合法性认定

根据2015年最高法《新规定》第14条，具有下列5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最高法运用排除法明示了当然包括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合法性认定。

四、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建构设想

1、我国民间借贷法制规范存在弊端

结合我国既有的司法法规和最高人民银行工作指南，最高法2015《新规定》又在很大程度上明晰了民间借贷的相关问题。这些无疑对于规范和调整中小企业民间借贷 “向阳”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笔者从立法和司法实践角度方面，仍有以下完善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看法和建构设想。

（1）中小企业之间民间借贷规范探析。商业实践过程中，中小企业之间拆借屡见不鲜。在2015年最高法《新规定》颁布之前，基于央行2006年《贷款通则》第2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此部门规章在司法实践中被长期遵守。企业间借贷合同一般都被认定为违反国家金融法规而无效。这次司法破冰无疑对于中小企业直接拆借这种民间借贷“有法可依”。

2015年最高法《新规定》明确认可以生产经营需要为目的的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其规范意图显而易见：中小企业之间民间融资希望破除中小企业短期由于资金困难又急于生产、经营、流通等实体环节的困境。

但是事实上，中小企业短期资金融通往往存在于上下游企业之间、关系企业之间、关联企业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关系企业之间借方为了尽快便利获取融资资金，贷方为了资本市场获利;联营企业基于税收、整体集团利润考量，会计记账方式、融资资本是否真正落实到生产经营需要为目的从现实中都无从监管。这对日后融资资本还贷、融资纠纷的产生埋下伏笔。

（2）民间贷款利率的“新红线”。2015年《新规定》对于民间借贷贷款利率作出了重大调整。《新规定》第26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项废弃了长期以来“四倍利率”为界的两分法，以年利率24%和36%为界对约定利息的法律效力划出了“两线三区”，即《新规定》分别划定了年利率24%与36%两条红线，形成了受法律保护、双方自愿履行（法律不强制保护）、不受法律保护三个利率区间。其中，24%～36%贷款利率依靠借贷双方自愿履行，是属于司法不强制保护的范畴。大部分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利率会归于此档范畴。

笔者认为，24%～36%民间贷款利率形成的借贷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是属于相对于法律债务对称的自然债务。自然债务是依赖借方自愿履行，债务人（借方）如自愿给付，则给付有效，债务人（借方）不得再以自然债务为由，要求返还;债务人（借方）有权拒绝给付，债权人（贷方）无法获得胜诉权而要求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毫无疑问，在此融资利率期间范围的中小企业，贷方债权实现完全取决于借方“意思自治”。这种“自由但不保护”是否会成为日后融资双方争议纠纷的“导火线”？

2、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建构设想

笔者认为，我国既有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毋庸置疑的规范和保障了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但是仅仅只是依靠法制规范约制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远远达不到预期目的。因此，应该从以下方面完善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

（1）加强中小企业自身规范建设。中小企业是民间借贷中的融资主体，应该着力加强自身规范建设。财务做账、民间借贷融资项目风险评估与防范、民间借贷融资资金的附属担保（担保人、担保物）规范、民间借贷贷款利率的考量、民间借贷融资合同签署及履行等一系列问题都应全盘规划、严格规范，致力于将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风险降到最低点。

（2）加强国家宏观监管。中小企业自身发展弱势，很难从证券市场上融资，也很难从国家金融银行业成功获取融资资金，更无从谈起中小企业续贷、短期快速筹资扩建。正是因为这样，中小企业才涌入民间借贷的高息洪流中。

国家应该从宏观金融政策上实施“偏袒”中小企业措施，帮助中小企业资金流顺畅充足。比如对于资信良好的中小企业可以以自身资信担保或者象征性担保、适量担保;对于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加快审批程序流程，缩短企业贷款融资时间成本，帮助企业尽快资金到位;对于2015年最高法《新规定》中，按照双方自愿履行（法律不强制保护）的24%～36%贷款利率的融资担保，加大监管力度，着力政策解读、加强市场引导，使其规范化;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项目的市场监管，在融资项目在建过程中提供相关部门合力帮助等等。

篇(5)

关键词：民间借贷 资金 利率 法律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和形式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

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一些持有闲散资金的人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暗地把自有资金借中小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物流行业者等人使用，以此赚取可观的利润。第二类是以寄卖行、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类似形式进行。即到当地工商部门批办一个经营寄卖、典当或开办担保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多数大张旗鼓的设立了门市，并悬挂明显的宣传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借贷者以一些财产作为抵押物，进行短期贷款。少数者，不开门市，不挂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却实际明晃晃的经营着贷款业务。

二、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动向

近年来，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表现为银根紧缩，股市经历了“大跳楼”，楼市也遇到了“路障”，以高利贷为代名词的民间借贷便成了当前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民间借贷已表现的极其活跃。总结来，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新动向：一是规模大。仅河南一省，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年间，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猛增至500多家。2007年10月份之前，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的担保额度，仅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10倍以上，有的企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额度已经超过了20亿。二是利率高。2011年武汉健民对外委托贷款1.5亿，年利率为20%，每年利息收入高达3000万元，其上半年的净利润才只有3620万元。把高利贷发放方式比作金字塔的话，位于塔底层的老百姓以月息3%-5%放给上层的“中间人”，“中间人”再以1毛左右的利息放给更上一层的“中间人”，经过层层累积，到塔顶端的“爪王”手里利息已高达5毛，甚至更高。三是范围大。地域上，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产业上，从制造领域扩展到商贸领域甚至普通家庭。四是手续“简”，方式“活”。一般借款人和出借人经协商，填写借据，标明借款数额、期限、利率等事项。大多数的民间借贷还以投资、房屋买卖等形式为掩护，方式灵活多样。五是不公开或半公开。高利贷一直被政府政策打压，因此只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且交易地点不固定。六是人数众多，日益“基层化”。参与者众多，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二传手”。七是民间借贷经纪机构应运而生。拌随着民间借贷的狂热，一批民间借贷经纪人应运而生，他们熟悉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以及调查评估等业务，他们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办理相关的借贷法律手续、诉讼等。甚至一些经纪人成立了专门的讨债公司，负责追回到期难以收回的借款。八是民间借贷向“银行”类型发展。举债者“坐地收银”，企业不是向民间借，而是持有闲散资金的出借人主动去“存”。九是纠纷频发，部分地区已成重灾区，引发犯罪。据了解，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个别地方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坑蒙拐骗现象成为常态，刑事犯罪高发。十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尺度不统一。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当前，因民间借款引发的纠纷案件在短期内急剧增加，而对于案件受理、贷款利息、司法措施等却没有统一的规定，造成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到今天活跃、狂热已不足以形容其发展的程度，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危害已超过了其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一面，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畸形化。

三、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原因分析

1.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以及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近一步提高，各地为了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徐州市为例，近年来，市政府致力于建立设施现代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公共设施适度超前化，发展良性循环化，运行从容化的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城市保障体系。据统计，仅徐州市城市建设“十一五”计划期间，先后兴建了涉及道路交通、环境绿化风景区、新城区建设等多个重点项目工程。这些项目工程投资除了部分由国家拔款和地方自筹外，相当部分需靠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市政府通过大量的BT、BOT、BOOT、BOO项目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民营资本的介入。固定资产投资投入的增加，个体私营经济、民间资本的迅猛发展，在拉动内需，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金的极度紧缺。

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寒冬一叶，瑟瑟发抖”的惨淡历程，伴随着经济的回暖，急需大量资金恢复经营、扩大规模。据调查，在温州今年一些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但是紧缩的信贷规模和高额的融资资本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大量的订单。“钱荒”、“等贷”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常态。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状态，浙江省新增的5万多家中小企业中，关闭的已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利润率在5%以上的仅有22.2%的企业。总之，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这是民间融资日趋活跃的根本原因。

2.银行的“高门槛”信贷政策，中小型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遇阻。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体系缺位。“贷款难”问题问题已十分突出。原因主要如下：（1）国有银行的管理模式削弱了支行的贷款经营自。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管理，使贷款审批权主要集中在省级分行甚至总行，从而大大削弱了二级分行及县（市）支行贷款经营自。（2）.一些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高上存资金利率，使其接近于贷款利率，鼓励基层行上存资金。（3）银行的内控机制阻碍了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过分客观强调贷款责任，挫伤了信贷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积极性。（4）贷款手续繁锁，费用负担重。银行每办理一批贷款一般要经过信贷员调查、甚至行社集体讨论、报上级行社主管部门审批、经土地管理或房产管理等部门对抵押物调查评估、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办理抵押物保险等环节，这些程序走下来快则一个月，慢则长达半年。同时，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有关部门要按抵押物评估金额的扣4-6‰收取评估费，要按贷款金额的6―8‰收取抵押登记费，保险公司要按抵押物投保金额的2-3%收取保险费，县办理抵押物登记部门及保险部门均设置有效期限，到期续贷又需重新办理。（5）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与2010年同期相比，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到40%-50%，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贷款手续的繁琐，成本的剧增，使得大批中小企业转而向民间借贷。

3.融资渠道狭窄、不顺畅。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使得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实行融资。一批九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以及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等金融机构的相继撤并，再加上一些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的集中使得中小企业狭窄融资的渠道雪上加霜。在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信贷规模被限制，IPO、发债等其他融资渠道又不通畅，中小企业被逼向民间融资。

4.借贷者利益的驱动。温州的民间借贷极其活跃，用“疯狂”来形容已不为过，不少温州人称：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炒钱最合算。于是，持有闲散资金的人们纷纷加入了放贷的大军中，有的甚至采取抵押房产--贷款--放贷--赚取利差等方式把钱从银行“搬”到各种民间高息借贷机构。江苏省的泗洪县，是一个贫困县，这里的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十多“爪王”掌控几十亿资金，“中间人”坐享其成月收入百万，一时间几十万、上百万的世界豪车宝马、奔驰、保时捷等比比皆是，还造就了“宝马乡”。

5.银行行为为民间市场的推波助澜。一些银行为获得高额收益，也采取各种方法，使银行资金或多或少的流入了民间市场。大多数担保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授信，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等方式后，资金流入担保公司放贷。有些银行为实现“存贷比”指标，其内部员工会采取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员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有的银行员工则与民间借贷机构相勾结，把贷款放给这些民间借款机构，更尤甚的是有的银行员工则充当了放贷的“主角”。还有的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大理的信用卡，然后采取刷卡变现的形式放贷。在绍兴还出现了“转贷”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街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汇总存放到温州、台州等指定的银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同时资金中介也可获得大致1%的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企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利贷金字塔顶端参杂着违规银行资金，银行的高息“揽储”行为纵容了民间借贷的猖獗。

四、民间借贷畸形发展对经济与社会的危害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融通了社会闲散资金，缓解了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活跃了城乡经济。但当今呈现畸形发展趋势的民间借贷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

1.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其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产品结构单一，已明显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不符合当今的产业政策，从而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为他们继续提供了资金，使得这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回光返照，再度繁荣。例如徐州市下属的县镇中大量的从事水泥袋制品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已责令其关闭停产，其在民间市场以各种方式吸收大量资金，继续投入生产。这种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相违背的借助于民间资本维持生计的中小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利于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削弱了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对国家金融制度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1）民间借贷的活跃，分流了银行存款资金，使银行筹集资金难度加大，降低了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能力。（2）流通中的现金流量的准确控制，是调节货币供应的前提，由于民间借贷需求大、利润高、手续简便且形式多样，使得大量资金长期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中央银行难以掌握其数量、投向、分布和运行情况，不利于市场现金流量的控制。从而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货币政策的制定。（3）民间借贷形成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货币流量，产生了国家控制银行信贷与民间分流资金的矛盾。民间金融机构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不规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4）民间金融机构会以高于银行储蓄利率水平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进行放贷，基于这种利润的存在极大地降低社会公众对利率政策的信赖度，不利于中央银行对市场资金利率的统一管理，弱化了国家运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5）民间借贷的介入，一些民间放贷者会在企业无法归还借贷的情况下，取得了借款企业部分资产经营使用权。这样就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银行贷款收回的难度。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

3.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1）风险较大，易发生恶性案件。收益越大，风险越大，当放贷者坐等高利收益时，伴随他们的也许是天大的陷阱。海林市福禄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以月息7%的高息为诱饵，先后吸引徐州市4400余名投资者签订借款协议，累计非法集资6.5亿。四川广元警方仅在整治“高利贷”风暴中，就打掉10个犯罪团伙，刑拘125人。受害人数众多，影响极大。（2）利率偏高，借款人不堪重负而跑路，底层集资者流离失所。民间高利贷有行规：在借款上，实借8万元，但借据要打10万元，扣掉利息2万元，利息实行驴打滚，每天为300元，每5天结算一次，到期未还追加本金，每1万元另还3000元利息。有地方的利息更高，在温州还有年息为100%的。因此，不少中小企业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跑路，浙江仅9个月内就有228名老板逃逸，据统计，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于是就有群体性讨薪事件，暴力讨债等行为出现。同时，因为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受害严重、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特殊家庭便有了生存的困难，流离失所。（3）“官银”的渗入，纵容了腐败。“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实际上，不仅在温州，“官银”参与高利贷现象已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扭曲了公务员在群众中的形象，纵容了官员队伍的腐败，不利于国家的政治建设。（4）手续不规范，底层借贷者难以依法维权。高利贷手续简单，多数仅是双方合意，签订借款合同，有的甚至是口头协议，大多数的底层借贷者都被高利贷主高利的假象所蒙骗，东窗事发时才大呼上当，由于借款手续不规范导致无法维权的比比皆是，当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时，其他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便产生了，这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意义，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之外非正规金融活动，多年以来受经济基础、金融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制约，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它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是正规金融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客观上，民间借贷实现了资源在小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当今的民间借贷已呈畸形发展，但堵不如疏，对民间借贷应积极规范引导。

1.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建议

（1）当前我过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目前调整民间的法条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文件中。在适用时，因《合同法》是调整合同关系的专门法，所以其中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成为民间借贷合同主要和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案件中涉及当事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委托、借款诉讼时效等问题时，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当《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规定时，因《合同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尽管上述零散的法律条文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因民间借贷的自发、过于分散、不易控制性，及在现实中相关的案件的急剧增加等特点，在适用法律时会凸显各法律文件的冲突与矛盾。如，就关于民间借款利息的规定方面就有了不一致性：《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按《关于贯彻执行

（2）对民间借贷立法规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已畸形发展的民间借贷，规制和防范已变的势在必行。《民间借贷行为管理条例》亟待建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立法规制：

①强调借款的书面形式。针对民间借款的随意，形式不规范性，为了避免纠纷的出现，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形式要求，民间借贷合同应规范其形式：即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住址、借款数额、出借和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等其他合法内容，并妥善保存好证据，以便纠纷发生时有据可查。

②规范民间借贷的用途。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因赌博吸毒借贷不予保护，即出借人明知借款人为赌博、走私、贩毒、诈骗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为非法借贷，此时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护。因此，民间借贷应明确借贷的用途，不仅可以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减少因民间借贷助涨的犯罪行为。

③规正高利贷的利率。许多民间借贷纠纷都与利息有关，《合同法》“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不利于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应摒弃。对于合法的借贷利息应予以保护，但还要坚决遏制高利贷化的倾向。根据部分地区实践上的做法，民间借款的最高限不应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超过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应禁止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可以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

④适时进行合理有效的行政干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高利贷村”的必要的行政干预权，如政府有对“爪王”进行解扣，将其交司法部门强制执行，对一些严重欺诈、违法者有对其进行行政的、刑事的司法制裁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控制类似“宝马乡”“高利贷村”的出现。

⑤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时，便很难再实现自己的债权。在民间借款的实践中，出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以前采取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划或者催讨证明等措施来引讼时效的中断从而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重新计算。

⑥规范民间借款合同中担保的相关问题。民间借款合同涉及到担保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应规范担保合同的内容，包括：明确担保的种类、担保人须具备的主体资格、担保的财产的合法性、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等内容。相关内容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来制定。关于民间借贷的保证期间，《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债权人如果没约定保证期间的，一定要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就免去保证责任，此时保证担保便失去了设立的意义。

⑦“高利贷”严重者入刑。现在民间的“高利贷”已经成了一个毒瘤，有地方惊现的100%的年息，其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贩卖的收益，一面是“爪王”的肆意挥霍与“宝马乡”香车名苑的享受，一面是企业主“跑路”和一些优质企业被“高利贷”“蚕食”的悲凉，大批出借“高利贷”的家庭财富瞬间蒸发，“高利贷”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入刑已不足以威慑这种疯狂的行为，因此对于放贷严重者应入刑，实践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高利贷”严重者，根据这个罪名的定义，只要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个罪设立的目的是用来防止立法之初所没有预见的，将来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有专家学者反对其为“口袋罪”，在此，笔者认为应专门针对“高利贷”定罪，设立专门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3）探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途径

当前民间借贷所引发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使得人民法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度增加。诉讼是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途径，人民法院应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款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①加大审查力度，严格甄别、坚决打击“问题借贷”。法官应加大对借贷关系的审查力度，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真实性审查，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一是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二是查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三是注意审查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资金往来情况以确定判决的可执行性；四是审查借贷中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聚众赌博、诈骗等犯罪行为。尽量发现、严厉打击“问题借贷”和虚假诉讼。

②加大对案件的调解力度。对于涉及出借人和借款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可能引发工人讨薪等的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情绪对立严重的案件以及判决后难以执行的等案件，要先调解，重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③及时审理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类的案件，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民间借贷已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行为，甚至引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还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民法院对此类的案件应及时作出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区分犯罪的性质，真正做到罚当其罪。

④做好沟通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效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对涉及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及时向公安、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借贷纠纷，应及时向政府通报案情，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及时作出应对，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发展。

2.建立民间借贷的金融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良性发展的体制和环境

（1）央行制定相关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中国人民银行应制定“民间借贷法规”和“管理办法”来规范其民间借贷行为。一是对借贷的限额和利率水平进行规定，并在相关的管理机构登记，由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监督；二是坚决打击牟取暴利的放高利贷行为；三是赋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加强对自发形成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

（2）建立民间借贷监测机制，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测和分析。定期采集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对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变化趋势进行及时、全面的分析，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变动情况。调节信贷资金供求，防范金融风险。

（3）建立民间借贷的保险机制。将民间存贷款纳入国家担保风险的范围，可以保障储户和贷款人的权益，可以保护小储户的资金安全，防止挤兑现象，还可以为严重现金流短缺、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有利于加强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和对濒临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从而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保护公众信心。①

3.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体系，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规范化管理的氛围

（1）政府应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机构，将分散的民间借贷机构统一起来。通过正规的借贷方式归集社会闲散资金，再投向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如组建民间借贷社区银行。通过给予其相应的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使之兼具民间资本的比较优势和正规金融的专业化特点。从体制上引导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发展。

（2）成立地方金融监管中心。主要监管对象为寄售行、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使之不能过多的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4.对民间贷款机构进行规制，实现“地下钱庄”的阳光化

实践中，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民间借贷机构充当着“高利贷”的角色。实现对这些民间借款机构的统一、有效监管，严格贷款手续和制度，使之杜绝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建立信息报送平台，及时、真实、完整地披露相关担保的信息。加强对上述民间借贷机构的规范管理，整治非法借贷机构，扶持正规的融资性民间借贷机构，使之成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缓冲带和纽带。使“地下钱庄”迎来阳光下的一片蓝天。

5.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遏制民间贷款的“高利贷”化倾向

（1）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2）清理纠正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简化贷款手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3）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投资途径，丰富投资产品，逐步扩大中小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金融工具。推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建设，改善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环境。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4）细化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5）大力发展融资担保市场，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提高融资担保的杠杆系数。政府应建立再担保基金，帮助银行分担风险，承担这一义务，并允许其有一定的坏账。（6）积极推动金融租赁业，金融租赁市场目前在我国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本，而民间借款正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

6.其他措施

（1）加强相关法律宣传力度，注意识别民间借款的各种陷阱。民间借款披着各种伪装招摇撞骗，应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警惕“高利贷”陷阱。例如仅非法集资犯罪形式就有以下几种：①以民间借款形式出现。多数是乡镇中小企业以经营、扩建、进行资金周转为名，向民间借款。②以投资理财公司等中介机构为掩护的形式非法向社会集资。③以投资股权、国债为诱饵的方式吸收资金。④设立虚拟公司以传销模式进行集资犯罪。因此，进行适时的宣传和教育在当前势在必行。

（2）工商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使“空壳”公司一目了然。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注册企业的监管，及时向银行和社会披露、通报“空壳”公司名单，以便银行及时监控其非法交易活动。

参考文献：

[1]易宪容.解读民间信贷[J].中国中小企业，2004（12），第41页.

[2]郭田勇.民间借贷“阳光化”[J].中国中小企业，2008（9），第26-27页.

[3]吴忠辉.民间借贷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建议[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4]杨明.从紧货币政策实施后民间借贷出现的新动向予以关注[J].甘肃金融，2008（6）.

[5]张本尧.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1）.第16-18页.

[6]鞠春彦.民间借贷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06（2）.第128-130页.

[7]人民银行贵港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当前民间借贷持续升温的原因及对策[J].广西金融研究，2001，4.第9-11页.

[8]陈蓉.规范和引导中国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十三期，第50-51页.

[9]徐广，朱春玲.关于民间借贷的理性思考[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2（2）.第32-35页.

[10]吕虹.当前民间借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审理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1（12）.第76-78页.

[1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09]45号.

[12]马欣，仁海舰，宋岩.当前民间借贷新特点及对策建议[J].济南金融，2005（3）.

篇(6)

关键词：民间借贷；阳光化；登记制度

JEL分类号：K23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6-0108-03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正规金融尚不能百分之百满足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性、合理性和必然性。

作为一种传统的借贷方式，中国的民间借贷长期活跃于城乡之间，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据中金公司《中国民间借贷分析》估算，2011年中期我国民间借贷余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约占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的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银行信贷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为中小企业或个人提供了资金融通。但同时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利率高企、运行不规范、监管真空等多重因素影响，民间借贷经营风险逐步积聚，借贷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一、民间借贷的普遍存在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民间借贷广泛存在的基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又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巨大。城乡经济差距巨大，表现在金融资源的拥有上十分典型。大中城市金融机构齐全，金融服务品种众多，企业和个人相对的金融需求满足率就较高。而在人口占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县城还有历史遗留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县以下几乎就是农村信用社一家。这种金融机构设置上的畸轻畸重，金融资源几乎被城市所垄断的现状，虽然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因素，但掩盖不了的事实就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服务品种的缺失。因此，在农村地区民间借贷的广泛存在，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现行的融资体制是民间借贷滋生和繁衍的土壤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中小微企业融资只能依靠民间借贷市场”(见2012.2.8《金融时报》)。尽管这些数据有待验证，但“三农”经济融资难、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有很多，从金融方面看，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首先，银行机构格局与企业格局倒置。我国银行机构的绝对主力军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服务对象上至规模庞大的央企、下至县城里微型的民企。当信贷政策一紧，首先确保的对象必定是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发放时，往往处于边缘化状态。相对于每一地方的成千上万家中小微企业，与其功能定位相对应的专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是缺失的。大中小微企业的数量格局与大中小型银行机构的数量格局呈倒置关系。

其次，企业资金的使用周期与银行贷款的期限不配套。当企业根据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向商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一般银行不会根据企业的生产周期，给予贷款的期限，而是根据自身的资金流转、规模松紧的情况予以安排。企业贷款得到了，但资金期限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大量存在。

再次，由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规模小、风险大、有效抵押物和担保不足的现实，导致申请的贷款很大程度上不能得到全额的满足，更多的是局部或部分的满足。

基于上述的三个因素，民间借贷凭借其方便、快捷、灵活、广泛的优势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的中小微企业中以用于贷款周转、补充贷款不足、临时调剂等形式大量存在。

(三)部分地区充足的民间资金是民间借贷兴起的潜在动力

近年来，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富余资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长。相对狭窄的投资渠道、较低的银行存款利率、金融理财投资知识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因素，造就了一些偏好风险，渴望得到高回报，流动资金富余的部分居民和企业通过实施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行为，谋取较高的利益回报。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大量资金“脱媒”，不利于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

一是大量民间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从事借贷活动，使信贷总量隐性放大，干扰央行对信贷规模和资金总量的监控；二是民间融资活动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之外；鉴于其所具有的“民间”性质和分散、盲目等特点。可能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运行的准确判断，从而造成决策偏差；三是由于地方性产业政策与国家全局性产业政策难以做到“无缝”对接，部分民间资金容易流向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和领域，有悖于结构调整的初衷，从而削弱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加重企业的经营负担

作为一种自发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不受任何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约束，经营活动相对比较随意，民间借贷利率是由借贷双方自行商定。且一般是在资金需求相对迫切，正规金融机构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其利率水平往往要比正规金融机构高出不少。据人民银行舟山市中心支行监测表明，目前舟山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在20％以上，客观上促使民间借贷融资方大大增加财务成本，加大经营风险。

篇(7)

一、 民间借贷融资担保之法律关系剖析

从目前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民间借贷融资关系中存在三方法律主体，分别为作为债权人的自然人、担保公司及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开始于企业因有融资担保需求向担保公司提出融资借贷担保申请；担保公司对其审核后，如同意为其提供担保，便向普通民众提出融资性担保借贷的要约邀请；自然人如愿意提供借款，即与担保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并同企业签订借贷合同，向企业提供借贷。其中，自然人与担保公司的约定，主要为当被担保人（企业）不履行还款责任时，由担保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二、民间借贷融资担保之风险剖析

随着金融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银行信贷额度从紧，部分商业性担保公司将业务从为企业进行融资贷款担保转向吸引普通民众为企业进行借贷投资中来，许多普通民众受部分担保公司高投资回报宣传的影响，在不具备相关常识的情况下盲目将资金向企业或个人进行借贷融资，引发了较高的风险性。

（一）担保公司内部运营、业务操作不规范引发的风险

就实践中遇到的案例，担保公司在内部运营中存在诸多的缺陷：

一是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部分担保公司为增加影响力，占领担保市场，会伪造出资或在出资后违法抽逃出资，这使得其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有些担保公司甚至会利用客户资金进行自己融资以充填其注册资金，逃避相关部门的监管。

二是高利担保吸引投资资本。部分担保公司为吸引投资者，允诺自然人高额利息，以致借款企业或个人无力承担。

三是违法吸收公众资本。一些担保公司直接吸收公众的资金，然后再转贷于有需要的企业或个人，这些行为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涉嫌非法集资，不仅违反国家的法律规范，其极有携款逃跑的可能性，此违规操作势必给投资的普通民众带来损失资金的风险。

四是以新贷养旧贷。在出现还款困难的情况下.一些担保公司采取用后续资金填补上一笔不良借贷，或协商让债权债务人签订延长还款期的合同。这种以新贷养旧贷的做法，极易形成恶意循环，给债权人带来风险。

（二）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

一是民间借贷隐患重重。从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看，我国法律之认可和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但由于民间借贷是由债权人自行判断的行为，不可避免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这就使得其成为一些人进行市场投机、攫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容易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那么为这些借贷提供担保的行为，其风险性不言而喻。

二是企业信用不足，承担责任能力有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其自身发展能力有限，自身资本有限再加上管理上的不规范，很容易带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这也直接降低了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同时在借贷中，如果借款利息过高，给其还款造成过大的压力，目前发生的许多企业主弃企逃跑的大多数是因为这个原因。

三是融资性担保相关法律供给不足。推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建设的法律体系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相关立法；第二类是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一些地方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这些是融资性担保法律规范的具体细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存在不足，主要是尚未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直接约束的现行规范效力层次低。

三、民间借贷融资担保风险之法律防范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多方，民间借贷融资的风险及纠纷也会随之加大，在制度构建方面，对其进行风险防控已迫在眉睫。

（一）完善立法，加强法律制度供给

结合目前我国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矛盾相对集中的情况，建议借鉴、比较国外的立法的基础上，应采取单行的立法模式，并尽快修订法律和规范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关于融资性担保行业的专门法律规范，完善民间借贷融资性担保的法律体系，使其有完善的法治运行环境。

（二）引入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力度

在民间借贷融资担保隐患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担保行业准入的监管，严格审批，把好担保行业发展的第一关口，力促担保行业规范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建议可以成立明确统一的监督管理主体，落实监管责任制度，使得对担保公司的监督力度真正落实到位。

（三）加强法律引导，增强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