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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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基层 社会管理与服务 模式

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分析

行政主导模式。行政主导模式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这种创新主要有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两种途径。

第一，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内部机制创新是指改变政府内部的职能与结构，通过理顺部门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机制体制、强化业绩导向来创新基层管理和服务模式。

推动政府内部职能的转变。通过调整政府内部职能与结构，规范治理行为，提高管理和服务的供给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办事处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是政府内部机制创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街道办事处在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逐步转变为为社区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督指导，实现了由原来的直接提供服务向为社会组织服务和提供服务资源的转变。二是推动社区服务中心从管理转向服务。社区服务中心从行政工作下派转变为与社区共同协作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承担服务项目管理的设计、咨询、监督以及项目资金使用的审计等职责，发挥沟通街道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桥梁作用，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角色转变。三是服务项目从政府制定到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设置。服务项目根据社区特点并在需求调查基础上设置，由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街道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评选，确定社区项目。

健全内部竞争机制和绩效考核。通过给政府部门以压力，改善其服务意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欧盟国家推出的适用于公共组织的通用评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缩写为CAF）吸纳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和卓越绩效模式等企业绩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经验，成为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先进工具。深圳市龙岗区2008年试点整体等效导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为中心的导向，即以顾客群体确认的重要领域和组织能够改进的特定服务领域为基础，在职能转变、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改进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关系等方面，实现事务性管理向愿景管理、从局部管理向系统管理、从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从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转变。

第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目前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主要是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相结合。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通信等多种数字技术，将社区细划为网格，形成精细化的管理单元。为每个网格整合配置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七种力量”，并在基础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移动智能终端，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各类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基础数据的动态更新，准确掌握网格内的基础数据、民情民意。

数字化管理实质是政务信息化系统的一部分，将电子流程管理与服务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对政府需要及拥有的信息资源、关键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务能力。

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模式是通过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新格局，以此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根据基层组织内部创新的不同层次，协同治理大致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协同化和运行机制协同化。

第一，管理组织协同化。管理组织协同化侧重于从组织架构方面创新基层管理与服务的组织结构，构建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实现组织目标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组织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就是管理组织协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创设了“村级和谐促进会”，以人际和谐为目的，以村（社区）为单位，由市镇两级党委政府引导推动，当地群众与外来建设者共同发起，把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基层自治范畴，解决村（居）两委会在外来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随后，这一社会组织的功能由融合为主向参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区）党支部为核心、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为支撑、和谐促进会为依托、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管理与服务模式。

第二，运行机制协同化。运行机制协同化是为原来独立的社会管理服务的政府组织（包括“条”上的职能部门和“块”的综合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建立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合作互惠的组织结构和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作的机制。义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就是运行机制协同化的典型。义乌市总工会通过与新闻媒体、律师事务所、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兄弟市县工会、高等院校等先后实现社会性联合。一是发挥工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作用，建构工会工作体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过程性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性结合起来，形成“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模式。从行政权力和基层民主变化的取向来看，社区治理出现了形式各异的模式。

第一，议行分设模式。议行分设是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将居委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务和自治职能归位于自治组织，形成“议”与“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盐田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服务站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付的社会公益服务资金、购买社区服务的专项资金以及服务站开展低偿社区服务项目的自收经费。社区居委会则履行社区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其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付的办公经费、资产的收益资金及向社区募集的资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相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构建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该区政府出台政策，试行为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区政府以改革职能履行方式为出发点，将扩大社会参与作为重要内容，寻求与社会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吸引社会资源参与养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务规划者和购买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政府扶持”指区政府将购买服务的开支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向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指星光敬老协会负责项目运作。“社会参与”指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一方面实施“义工银行”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整合社会企业资源，将居家养老和社会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平系起来。

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建议

各种模式的实践经验表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协同治理、增强社区治理能力等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为了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下工夫。

推动社会管理与服务制度化发展。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体成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必须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方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顶层设计勾勒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与国家社会政策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职能，将应当由市场、社会完成的治理功能交还给市场与社会之后，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监管。其要件在于以组织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制度化的途径完善政府的服务监管、资源支持等职能。

增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着力构建政府主导、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机制，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居民参与不足、多样化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应释放社会空间，要寻求“信息相关”、“业务相关”和“需要相关”等协同的粘合因素，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进公共服务组织体系建设。三是强化社会工作体系建设，使社会工作者能融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为一体。

明确社区服务管理目标。一方面要明确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落脚点，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展开。另一方面要解决好基层服务管理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关键是以“服务”来强化基层的社会网络，加强邻里互助、增强地区归属感，培养互济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义的服务机制。

增强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将资源下沉到基层，让基层真正有人力、有资源、有手段去为群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要根除基于政府提供服务管理资源的依赖性，着力解决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匮乏的问题，其重要的路径就是使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理性的集体行动破解政府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加强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能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篇(2)

在强化托底民生保障上深化改革

托底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要以困难群众根本利益为坐标，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民政部门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百姓富”要求，始终坚持托底思维，突出做好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保障，让困难群众更充分地共享发展成果，生活得更有尊严。

一是加强救助制度的统筹。贯彻落实《江苏省社会救助办法》，健全完善综合救助跨部门协同协作机制，加强基层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规范化建设，确保困难群众“走进一扇门、找到一个人”，就能申请办理各项救助。

二是进一步提高救助水平。健全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精准化、标准科学化、程序规范化、制度配套化、管理信息化、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城乡低保对象审核认定准确率达到98%以上。在落实现有的低保标准增长机制的基础上，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探索低保标准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提高救助实效。到2020年，以县（市、区）为单位全面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三是加快构建“救急难”长效机制。修订《江苏省临时生活救助办法》，完善临时救助制度，覆盖所有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的居民家庭，实行分类型、分层次、分时限的救助标准。健全完善“救急难”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建立“救急难”信息网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四是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将省定7类对象全部纳入资助参合参保对象范围，实现医疗救助对象基本医保全覆盖。在按照现有政策提高医疗救助比例的基础上，加强医保补偿规定范围外的医疗费用救助政策研究，力求从政策层面尽量缓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上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主体作用，不断完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推动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由特殊群体向社会公众拓展，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模式，努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着力完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政府托底、社会参与、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成率分别达到80%、40%。全面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探索建立困难、独居空巢老人关爱互助服务制度。加快推进“医养融合”发展，为入住老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2015年全省护理型床位达到30%以上，“十三五”末达到50%。推进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培训，确保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上岗率保持在70%以上。进一步发挥商业保险保障功能，扩大老年人意外伤害组合保险覆盖面，全省平均参保率力争达到35%以上。加快推进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覆盖全省所有养老机构及全体住养老人。

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福利水平。在保障残疾人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为残疾人提供扶持就业等发展利需求。在落实孤儿养育标准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以家庭养育为基础、基本生活费为保障、福利机构为依托的困境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加快儿童福利机构转型步伐，依托儿童福利机构专业服务优势，向社会散居孤儿等困境儿童群体提供服务，向社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务。

大力发展慈善和福彩事业。大力开展慈善宣传，积极筹措资金，实施慈善救助项目，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满足不同群体福利需求的重要手段。推动慈善超市转型升级，2015年底，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实现街道（乡镇）拥有慈善超市分别达到80%、70%、50%以上。统筹推进福彩各游戏品种发展，推动银行定投、网银定投试点工作，努力提升彩票销量，不断为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积累公益金。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上深化改革

深化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完善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探索行业协会“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小类标准设立行业协会商会；允许同一行业按产业链各个环节、经营方式和服务类型设立行业协会商会。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分类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完善制度，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改进基层社区治理方式。深入开展城乡社区“减负增效”，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全面清理和规范社区工作台账等，切实使社区回归自治本位，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效能，到2020年，县（市、区）、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三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达标率分别达98%以上。积极探索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社互动”，到2015年底，苏南80%、苏中60%、苏北50%的乡镇（街道）全面推行“政社互动”；2020年，“政社互动”运行机制建设覆盖全省80%的乡镇。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多层性、制度化实现路径和模式，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构建“三社联动”发展格局。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基础作用，依托社区搭建互动平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服务管理，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有机联动的良好局面。拓展“三社联动”内容和形式，推动建立“社工+义工”服务联系机制，倡导志愿者、党员义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

在完善军民融合发展上深化改革

健全国家保障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实现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与国防建设相适应、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相兼容。

健全军人抚恤优待制度。遵循物质保障和精神抚慰相结合的原则，依托城乡社区搭建优抚对象服务管理平台，加快构建民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方面协调配合、社会力量有效介入、服务对象踊跃参与的新型优抚对象服务体系。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增进重点优抚对象光荣感、幸福感。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军人抚恤优待事业提供捐助，营造全社会关怀、尊重优抚对象的氛围。加强县、乡（镇）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逐步将人员配备、资金保障、环境建设等纳入长效管理机制。

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综治网格；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01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保障，是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重要基石。基层综治网格工作，对于加强基础综治基础，提升现代社会治理水平至关重要。如何提升基层综治网格工作水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文重点围绕“网格怎么划、网格做什么、谁来做、如何做”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网格工作“十要”、网格工作“四法”，并规范了各个层面的服务管理团队，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工作内容、创新了工作方法、落实了工作责任，为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治理工作新格局奠定了基础。

一、科学划分，合理构建服务管理单元

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优化社会服务管理单元，使基层服务管理组织设置更合理、更科学、更有利于工作开展。一是在划分原则上，以现有乡镇（街道）、村居（社区）管理格局为基础，综合衡量地域位置、户数多少、人情世故等多方面因素，并充分考虑工作开展的“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属地划分，适度划分。二是在划分程序上，按照乡镇（街道）制定总体网格规划、村居（社区）提出具体网格划分方案、相关职能部门最后协商确定的方式进行。三是在网格管理上，将划分好的网格，按地域和类别合理编排，确定相应序号，实施登记管理。

二、明确职责，整合优化服务管理团队

根据基层综治工作任务，重点关注基层社会治理的“十要”：即实有人口底数“清”、重点人群帮教“诚”、社会治安防控“严”、矛盾纠纷化解“早”、民情信息反映“灵”、安全隐患整改“实”、非法经营管控“牢”、应急处置行动“快”、公共服务发挥“好”、平安法制宣传“勤”。为实现上述目标，根据社会治理工作的新要求，对服务管理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可以进行改革调整，真正实现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实体化运作。一是在乡镇（街道）层面，以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为重点，抓好“一室+一厅+N队”建设。“一室”即综合协调办公室，主要承担总体规划部署、牵头协调、检查督办、日常工作办理等职能；“一厅”即服务大厅，凡是对群众服务的事项都纳入大厅业务承办范围；“N队”可以把社会治安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管控、特殊人群管理等多支承担不同的服务管理职责的队伍一起划入管理。二是在村居（社区）层面，以社会服务管理站建设为重点，抓好“窗口+团队”建设。“窗口”即设立对外服务窗口，落实专门工作人员，为辖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团队”既可以是由驻村领导、驻村干部、片警等基层干部组成的基础团队，也可以是巡防、调解、帮教等具有特色的专业团队。三是在网格层面，每个网格都配备一名网格员，切实做好网格内的社会服务管理工作。

三、健全体系，充分发挥服务管理效能

要在健全工作体系上下功夫。主要是通过完善和落实工作例会、首问责任、情况报告、督查督办、考核奖惩、工作流程、基本台账等制度，形成“党政领导、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模式，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和各自为政，促进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和网格间日常工作的对接，促进部门间工作资源的有机整合，真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到社会服务管理的刀刃上。要在完善工作机制上下功夫。不断完善以矛盾联调、治安（安全）联防、工作联动、信息联通、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服务（管理）联抓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管理力量，规范社会服务管理行为，保证服务管理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要在化工作保障上下功夫。在落实专项经费的基础上，统筹安排村邮员、流管员、计生员等各类人员的支出经费，解决好专职网格管理员的报酬问题；建立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加强督促检查，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干部和社会各方面参与这项工作的积极性。

四、创新方法，高效开展服务管理工作

社会服务管理的方式方法需不断创新，提出网格工作“四法”，促进服务管理工作高效开展。一是实行“定人定格定责”。每个网格都落实专人管理，明确责任，强化考评。二是推行“一卡一册一线”。“一卡”即为民服务联系卡，卡片以网格为单位设计发放，内容包括各级服务管理内容、流程、联系方式、监督电话、主要服务人员等，做到一卡在手，办事不忧。“一册”即网格员工作手册，由网格专职服务管理人员填写使用，内容包括网格基本情况、群众需求、民情信息、案件事件、工作记录等。“一线”即服务咨询热线，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开通一条服务咨询热线电话，随时接受群众业务办理、咨询、求助、投诉等。三是坚持“月访月清月会”。“月访”就是由网格专管员及其服务团队每月对网格内的工作对象、困难群众、重点部位进行集中走访，听取意见，摸清底数，掌握实情。“月清”就是对受理的办理事项、各类矛盾纠纷做到能办即办、当月结清。“月会”就是服务管理中心每月召开工作例会，谈网格实情、谈工作业绩、谈存在问题，集中梳理、分析和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相互交流服务管理情况，总结经验，部署工作。四是做到“勤查勤问勤记”。“勤查”就是网格专管员及服务管理团队经常对网格进行巡查，重点检查发现违法犯罪、安全隐患、非法经营等情况。“勤问”就是经常同群众交谈沟通，问民情、问困难、问问题。“勤记”就是将“勤查”“ 勤问”“访谈”得到的情况及时记录到网格员工作手册，作好备忘。

参考文献：

[1]胡重明.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3（1）.

[2]赵语慧.网格化管理与政府职能定位[J].人民论坛，2013（2）.

篇(4)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以深化平安__建设为主线，以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重点，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问题导向原则。针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从改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入手，进一步强化治安基层基础工作。

综合治理原则。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条块结合原则，整合资源、综合施策，合力解决社会治安存在的普遍问题、难点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科技支撑原则。坚持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拓展信息网络技术应用广度和深度，整合现有综治信息资源，加强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化工作水平。

重心下移原则。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搭建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落实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任务，基层服务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20__年，科学规划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建设，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加强，严密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社会治安满意度和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20__年底前，平安__建设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稳步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本形成，流动人口、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和关怀帮扶体系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大调解”体系完善。

2016年底前，平安__建设深入开展，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系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基层服务管理水平提升，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一）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1.集中部署开展反恐防暴工作。按照市统一部署要求，调整领导小组及成员，组建专门工作力量，配备制式武器和防暴装备，在全区车站、码头、景区、饭店、集贸市场、大型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武装巡逻，力争做到暴力恐怖案件“零发案”。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区维稳办、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2.严厉打击刑事违法犯罪。针对入室盗窃、扒窃拎包、“两抢”、盗窃车内财物、电信诈骗等多发性违法犯罪，深入开展“压发案、打现行”等专项行动，毫不动摇地推进严打斗争，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进一步降低刑事犯罪发案率，提高群众安全感。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

完成时限：20__年10月底

3.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组织开展治安重点区域、复杂场所、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整治“黄赌毒”和打击犯罪工作，对排查出的突出治安问题整治率达到100%。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1月底

4.做好大型活动安保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要求，积极做好全市系列重大活动、全区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重要敏感时期全区社会和谐稳定。

责任单位：区综治办、区维稳办、公安__分局、区局、交警__大队、交警四方大队，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5.推进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建设。全面整合、维护原__、四方两区的视频监控系统，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实现对全区主要干道、重点要害部位的全覆盖。

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公安__分局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中旬

6.加快社区警务室建设。筑牢“守土有责”意识，扎实推进社区警务室规范化建设，按照市要求打造5个社区警务示范派出所和__个示范社区，进一步推动基层警力下沉。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7.加强社区安全防范。推动社区安全防范分级分类治理，深入组织开展“无命案街道和无刑事案件社区”综治主题创建活动，不断提高社会治安满意度和人民群众安全感。

责任单位：区综治办、公安__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8.创新社会治安防范社会动员机制。发展壮大专业化的治安联防队伍，大力发展保安队伍、社区辅警队伍和治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员等群防群治队伍，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量，提高见巡率，增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规范见义勇为协会、治安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增强基层治安防范能力。责任单位：区综治办、公安__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二）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9.完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按照上级部署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0.推进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集工作。进一步整合社区民警、综治、计生、劳动等多平台资源和力量，提高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水平，互联网采集流动人口信息达到采集总量60%以上。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11.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完善调处机制，定期组织开展排查调处活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员，组织开展不间断的排查活动，定期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调度会议，全区矛盾纠纷调解率达到95%以上。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局、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2.加强联动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规范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民事审判衔接联动工作制度，推动设立驻法院（法庭）人民调解室，提高调解水平，增强工作效能。完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联动工作机制。指导推动在各公安派出所、交警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建立联合调解室，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公安__分局、交警__大队、交警四方大队、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3.健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网络、人员队伍、工作制度、基础保障建设，再培育推广1-2个以资深人民调解员命名的“品牌化”调解室。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1月底

14.加强司法工作室建设。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向社区延伸，在全区各社区深化社区司法工作室建设，推进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1月底

（四）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帮扶

15.推动社区矫正机构建设。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管理服务中心建设，搭建平台，强化工作措施，完善管理服务功能。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6.强化重点人员管理措施。利用社区服刑人员电子定位系统，对重点人员实行电子定位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再犯罪率控制在0.06%以内。

责任单位：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7.规范社区矫正工作。落实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监督管理、教育帮扶、档案管理“四个规范”，加强基层干部培训，基层司法所长业务技能、心理知识培训率达到100%，进一步提高基层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8.深化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整合资源，创新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刑释解教人员社区就业援助（安置）活动，

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9.开展帮扶救助活动。联合团区委、妇联、区关工委等部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帮扶救助活动，解除服刑人员后顾之忧。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团区委、区妇联、区关工委，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中旬

20.开展“阳光起航”青少年爱心帮教工作。以教育矫正和帮教服务为重点，积极推进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关爱服务和犯罪预防工作。

责任单位：团区委、区司法局、公安__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一）统筹社会力量资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工作机制，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发挥社区培育社会协同主体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研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计划，安排专人负责，加大资金以及后勤保障力度，从人、财、物等多方面对工作给予支持和保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三）加强综治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加强综治队伍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作风建设，建立完善综治干部学习培训制度，通过集中培训、专家辅导、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提高综治干部工作能力。

篇(5)

关键词：人口流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21-02

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一、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乡村治理实态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上讲，流动促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协调和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上讲，流动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生长、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动带给国家、社会及农民个人的积极效用在很大层面上却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单向性。详言之，流动在将绝大部分社会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动农民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消极的、负面的效益抛给了流出地和留守农民。这一社会现象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密切关注，否则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1.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1]。按常理，流动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我国乡村农村社会，却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民工潮”并未给农村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反而造成了乡村知识、人力、技术、人才及市场的“经济性”外流。乡村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外流。1978年后，国家意欲建构“村民自治”框架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乡村基层民主“草根”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

2.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规模化”，而更趋向于农业“过密化”。在人口压力下，农业“过密化”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糊口经济”。农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土地撂荒、抛荒等畸象，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直接影响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3.流动带给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对剥夺感”，乡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趋下。国内外学者实地调研证实，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诚如周晓虹所言:“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3]农民现代性的提升会促使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效能增强。但是这样的积极效用却并未在乡村社会产生。反而，由于年龄、性别、知识、才能、素质等原因使得未流动农民更多接受到的是关于流动农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优越性。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美国学者古尔(T・Gurr)认为，带给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前，广大农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导致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在构建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构步伐，促使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给和政策出台，给予城市和工业分割、占据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社会资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动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相对剥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其中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最大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袤的乡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最大的特征是促使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龄、知识、资本、能力以及市场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乡村流往城市的单向性，而这又导致乡村社会发展资源的更为稀缺性。在资源不可回流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结构在不断“复制”而导致乡村出现调蔽，乡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乡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弱势，使得政府应通过倾斜性制度供给来不断加以弥合。对此，首先政府应对破解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国二元结构的解构，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均成定说。政府应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结构尽快解构，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环境。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导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乡村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促使农地的“规模经营”

当前，影响乡村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农地配置并未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促成“规模经营”，反而出现大量农地的搁荒、撂荒等现象。究其原委，从经济学角度讲，其中不乏有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导致农地生产意义的萎缩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国，农地的高产主要是通过对单位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要素投资而获取的，并非是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诚如美国学者德珀金斯认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农业内卷化”将影响农村结构变迁和乡村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该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后加以规定，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可以依托经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三是准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包括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等服务。

(三)加快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建设，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维护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4]故可知，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乡村公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和塑造现代文明规范。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建和参与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是经济层面的，亦可是文化层面的，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内学者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中积极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并取得一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组织提升农民现代性的效能。

四、小结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会有所扩大，乡村的“相对被剥夺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但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2] 韦林珍,钟海.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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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和社区媒体

新公共管理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角色进行了新的定位，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二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企业化政府是“政府再造”的重要特征，强调政府经济、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新公共服务”则是对前者的反思与超越，着重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这两种理论在讨论政府与社会关系时都引入了“企业”“中介组织”，以及“开辟新的对话和讨论渠道”等第三方组织概念。事实上，伴随着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基础上的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也急需第三方组织出面，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到稳定器、链接者和展示平台的作用。而在近年大量涌现出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中，脱胎于大众传播时代都市报母体单位、又与基层街区政府职能改革紧密嫁接的新型社区化媒体，因其在波浪式大幅度向前推进我国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中起到独特的展示平台、连接纽带和三角稳固的作用，俨然已成为功能高于任何私营或市场化NGO（非政府组织）的、具有公信力和凝聚力的新型第三方组织。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媒介发展现状，移动互联与自媒体兴起，使传统媒体的社会监督、公共利器等功能加快萎缩，这已是不争事实。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都市媒体已经或正在向媒介服务业快速转变。正如多年前都市化媒体的产生一样，在一片纸媒衰亡声中，以购买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主的媒介社区化竞争浪潮，又一次悄然到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先后对我国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广东、上海等地传统媒体做了调研后发现：至少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纸媒改革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政府买断的党媒公益化，二是以购买社会服务为主的媒介社区服务化。

媒介社区服务化，导致了社区媒介服务单位的诞生，完成了社区治理和传统纸媒的创新结合。媒介传播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回归与适时扩大，而不是异化。从这个角度，媒介社区化所反映的理论内核，与传统权威的新闻价值理论并不矛盾。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空前变革，使当今受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加便捷、愿望更加强烈，两者一经结合，便使传统媒介在客观上强化、彰显和复归了新闻价值理论中关于贴近、服务等部分的内容（其中公共监督功能，很大程度上被自媒体取代）。媒介社区化产生了各类社区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等在内的各类传统媒介都在借助移动互联等手段，实施进驻社区、终端营销的大量实践。社区报应运而生，这种针对特定区域的小众读者的（免费）纸媒，已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存在百年，只是近10年来才伴随着上述变革，被我国结合实际嫁接新生。社区报在中国的兴起，是传统媒体应对我国城市化快速布局和新媒体发展的自我变革，更是媒介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在信息化和后工业时代的自然融合，也是我国政府在基层管理创新实践上的必然需求，是未来基于全球化、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后，务实的、科学的政府治理观在当今时代的自然选择。

2013年5月22日，在继上海和广东等先发地区创新实验后，合肥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合肥晚报》，推出了安徽省也是整个中东部地区除上海外第一张专业社区报《滨湖新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合肥晚报》先后创办了11张社区报，并力争年内完成15张的布局任务。通过对该地11份社区报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合肥地区社区报在一年之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团队的创新和苦干外，更在于他们对于社区媒体与基层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尝试。为了更好地阐述社区媒体对创新社区管理的积极作用，笔者以《合肥晚报》创办的社区报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社区再造”中的社区媒体

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即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社区报运行模式与办报理念。《新闻晨报》《珠江时报》《合肥晚报》等开办的与真正街区合作、扎根基层的系列社区报，目前无论从肇始时间，还是从经营规模上，都集中代表了我国新型社区媒体的典范（笔者认为其他各大中城市都市媒体的所谓社区报或社区版，都是传统都市媒体的变种，而并非专业的社区媒体）。考察这几家社区报可知：他们最典型的运作模式就是与基层政府合作。虽然其中有少量社区报与部分企业通过赞助资金的形式开展，但这些企业不与报纸在运营上发生直接关系。各家社区报负责人的共同看法，是必须保证社区报内容的最终话语权在基层政府中。他们认为，社区媒体中的商业赞助，虽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微薄效益，但最终也是最安全的生命模式还是背靠基层政府。目前经验也已证明，与政府牵手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在办报理念上，不少基层政府负责人开始时还习惯性地按照传统报纸的做法来定位社区报，但做着做着，他们自己主动转变了观念。一些街道书记甚至坦诚表示：不要报道我们，要更多报道老百姓生活，让他们参与社区自治。

研究得知，各家社区报在与街区政府合办过程中，都秉承服务原则。报纸的直接经营者把社区报严格限定为非新闻纸，少数负责人甚至认为，现在的新闻哪还需要报纸传播？尤其是作为周报的社区报，在传播新闻上已不是强项。大家将社 区报定位为“关系纸”“链接纸”，明确其为政府与社会、居民之间建立联系的服务和中介功能，一张社区纸，把社区里人们的情感、需要和服务很贴近地链接起来。

借助媒体优势，提高管理效率。一是受众细分，有效传播。以《合肥晚报》为例，自2013年推出《滨湖新闻》《北城新闻》《老城新闻》等社区报以来，该报就利用社区报的高渗透率，信息传播的高贴近性，解读服务政策，反映百姓心声，进行舆论引导，有效畅通了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促进和加强了社区和谐建设。比如《老城新闻》曾对该市庐阳区推出的“一线为民工作法”做了跟踪报道，使群众对此有了深入了解，一些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政府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二是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一些谋求社区服务转型的传统媒体认为，政府基本行政事务之外的更多社会服务，理应交由第三方组织负责，由社会组织来整合各种服务资源。比如家庭紧急开锁，以往“牛皮癣”广告铺天盖地，老百姓不放心，政府很头疼，一家社区媒体就通过引入政府主管、统一认证的办法，拓展了经营空间，优化了政府服务。

三是与时俱进，搭建平台。《合肥晚报》《珠江时报》等专业社区报还从纸上到线下，通过广泛建设居民议事厅等，积极开辟对话渠道，帮助政府构建良好社区关系，扩大了居民表达权，发扬了社区民主。议事厅设在社区编辑部里，有专门编辑记者接待，倾听百姓心声，纸上成为社区报品牌栏目，线下也成为城市街区外宣的亮丽品牌。

“新公共服务”中的社区媒体

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

贴近服务。当前国内专业社区报都把“承担服务”当作自己的定位，强调“归属性和认同感”，这与社区建设中的“对人的关怀，变管理为服务”理念相契合。此外，社区报作为纸媒还可以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不仅将服务以新的方式传播，拓展服务的范围和公民的意识，而且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比如《合肥晚报》社区报在采编构架中规定，读者不仅是读者，也是作者；在自我定位中明确，社区报不仅是新闻纸，更是互动纸、关系纸；在甄选内容中，不仅要当社区“消息树”，更要当居民“百事通”。所以，社区报里类似“辖区大妈带你逛菜场”这样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篇幅。

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中，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从而实现增进邻里关系和管理身边事务的两大目的。《合肥晚报》社区报一年多实践以来，共举办了各类不同规模的活动200多场，如“社区狂欢节”“帮客志愿者”“社区植树节”“相亲交友会”等，促进了邻里互动，拉近了媒体、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社区报还主动承担责任，组织居民对社区事务开展多种形式的“参政议政”，比如长丰县下辖的《北城新闻》就曾通过举办“美好乡村请你回家看”活动，征求居民对社区建设的看法意见；同时，大量的以居民为主体组成的市民记者队伍，更是让社区报充分发挥了链接和调动居民的功能，社区民众直接成为报纸“主角”，真正实现了主动融入；大量的社区志愿者队伍诸如“合肥帮客”组织在社区报平台的凝聚和建设，甚至受到了团中央和安徽省文明办的高度重视，成为合肥一景，《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这种社区自助模式，认为其对构建人们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等大有裨益。

在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区（街道）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专家学者已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呈现出各种弊端，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单位制瓦解，邻里关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社区服务机构自身性质、组织结构、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局限。另外，社区事务本身又极其繁杂琐碎，触及各方利益，难以面面俱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社区报为主体的社区媒体参与社区管理创新，是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社区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和良好呈现。就目前国内社区媒体的定位和发展现状来说，社区报作为社区媒体对社区建设和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社区媒体的兴起，不仅仅是传统纸媒应对危机、寻求自我转型发展的探索创新，从本质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的必然产物。社区媒介不仅与“对人的关怀，变管理为服务”的社区管理理念相契合，还弥补了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不足，增添了社区活力，提高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在纸媒唱衰、媒体格局大变的今天，社区媒体与社会管理创新或社区管理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共赢，也给公共管理和传媒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与思考。

作者朱杲系《合肥晚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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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中央对社会管理始终高度重视，尤其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论述，更规划了鲜明的路径、明确了具体的要求。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沙的城市国际化进程、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利益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特别是去年长沙被列为全国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更加紧迫。结合人口计生工作实践，就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谈几点思考。

要注重人口问题，把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着眼点

人口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人口问题既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基本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发展和谐和稳定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把人口问题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要把人口形势作为决策基础。分析当期长沙人口发展形势，从人口数量来看，虽然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但人口基数、人口规模不小，低增长率、高增长量并存的趋势仍将长期存在；从人口素质来看，身体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都有待提高，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过程仍将比较漫长：从人口结构来看，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老年化加剧等性别结构、年龄结构问题，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压力仍将继续加大；从人口分布来看，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流动日益频繁，人口分布失衡对城市承载能力、城市生活秩序的压力仍将继续加剧。历史经验证明，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结构的优劣、人口分布的均衡与否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所以，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立足长沙的人口发展形势，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党委政府决策的基础之所在。

二是要把人口管理作为改革重点。作为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社会管理不仅要以人口管理为基础，最终也要靠人口管理来实现。当前，长沙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思想意识形态多样化、经济成分构成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等带来了一系列劳动就业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治安管理的问题等等，必将给社会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我们正处于“两型”社会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城市国际化建设的推进阶段，由于人口流动规模日益加大、频率日益加剧，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将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关键还是要落实到人口的管理上。但人口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地依靠人口手段，需要创新方式方法，更多地依靠社会、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手段。所以，如何进一步强化和优化人口管理，是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三是要把人口需求作为根本目标。社会管理的基础是人口管理，社会管理的目标是服务人口。没有社会公共服务，就没有社会管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发展需求、个性需求日益提高、日趋多元，这对社会管理而言，既是新的目标，也是新的要求。只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所以，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舒畅。要加强信息建设，把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

当前，社会管理环境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社会管理对象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社会管理领域从现实社会延至虚拟社会，单靠传统手段难以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所以，掌握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不仅是当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

一是要确保信息网络的全面性。关键是要做到信息覆盖到全员、联通到部门、延伸到基层，构建覆盖城乡每一个部位和社会每一个人口的社会管理信息网络体系。一方面要通过开展人口数据采集、录入和清理工作，建立一个全面、统一、完整的全员人口信息体系，为宏观决策、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提供人口数据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强科学规划、高位布局，加强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建立一个融公安、民政、教育、卫生、计生、劳动、工商等社会管理职能于一体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做到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管理联动、协作互动。同时，要切实加强信息网络向基层，特别是向社区(村)的延伸和拓展，实现信息网络覆盖到城乡的每一个院落、每一个村落、每一个角落，努力为基层社会管理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载体。

二是要确保信息手段的实效性。实现社会管理效能的提高和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健全的信息网络。也需要管用的信息手段。社会管理的现实需求是信息建设的目标导向。所以，我们在加强和创新以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保障群众权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必须始终着眼于满足公众需求、推动事业发展、优化部门工作，改革工作方式，创新信息手段。以政府门户网站“一站式”服务为龙头，全面推行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网上办公，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行政效能；以社会信息化应用工程为重点，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人口计生、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灾害救援指挥、疫情预警预报以及社区服务管理等领域信息化建设；以便民系统建设为基础，努力构建城乡一体、惠及全民的数字化民生服务体系，实现信息资源由部门业务数据到社会综合效益的转变。

三是要确保信息队伍的专业性。没有高素质的信息队伍，就不可能有高效能的社会管理。所以，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信息队伍，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要立足社会管理发展要求，结合社会管理岗位实际，积极探索创新。优化课程设置，不断完善教育培养培训体系，努力提升信息队伍的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要推行职业资格准入管理，按照标准规范岗位设置，不断完善人才管理使用机制，努力推进信息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同时，要加大工作考核力度，发挥激励机制作用，努力做到用事业激励人、用关爱温暖人、用待遇慰勉人，不断增强队伍的成就感、幸福感、归属感，不断提高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

要夯实基层基础，把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着脚点

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在于抓好基层基础，做到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

一是要推进社区主导管理。社区管理不仅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环节。可以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在于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所以，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加强部门联合，资源整合和政策聚合，加大人财物的支援、支持和支配力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功能、挖掘社区潜能，强化社区管理职责、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实现社区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组织资源的有效优化，充分发挥社区在人口管理、促进就业、维护治安、居家养老、基层文化、科普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基础平台作用，努力为社会管理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强化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是要推进部门联动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一项全局工作，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涵盖各行各业，任何一级政府、任何一个部门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必须坚持综合施治、整体联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切实增强大局意识，严格落实部门职责，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调配合、协同管理，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统筹协调、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