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政府规制 可竞争市场前沿理论

一、规制经济学的起源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 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现有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被称为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收费服务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商业原则经营。这种价格更接近拉姆士价格结构。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特许投标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价、格上限规制理论等。

篇(2)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现有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被称为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收费服务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商业原则经营。这种价格更接近拉姆士价格结构。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特许投标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价、格上限规制理论等。

篇(3)

人们说这头牛值10马居特，这个奴隶值15马居特，那个玻璃项链值2马居特……，而实际上这些物品都是互相直接交换的。”欧洲大陆的货币制度也很早就表现出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分离性。金德尔伯格指出：“记账货币的计算并不需要有真正的硬币，就像人们不需要用尺子来计算距离一样。很早的时候，镑和先令是用来给商品定价的，铸成的硬币仅银便士而已。在比较不同硬币的价值时，货币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18世纪的米兰，流通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要处理好这种局面，只有使它们相等于一个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单位，如利弗或里拉。”然而金融史上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分离只是一些偶然事件，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货币和证券化的发展有可能使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构想走向现实。

一、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魅力所在——支付体系中性

新货币经济学者认为在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里，不会再有因货币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这正如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支付体系是中性的，银行和个人的支付与交易清算活动不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任何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购买力，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

法马(Fama，1980)认为在这种支付体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纯财务决策无关性定理同样适用于银行：“银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资产组合，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支付体系。……但银行只是存款的被动供给者，银行体系在价格决定及实际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下面把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与传统的金本位制度相对照，以理解法马所描述的这种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记账单位是金，法律规定1个货币单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可简单表示为：P=$／CPI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X(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其中，CPI消费品组合表示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表示单位量黄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规定的；(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表示黄金与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组合之间的相对价格，即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商品组合相当于多少黄金。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既是记账单位，又充当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充当银行同业清算手段，它同时也直接用作交换媒介(金币可以直接流通)。银行为了保证其票据兑现，必须自己持有一部分黄金储备。这样，银行的储备选择行为会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黄金的需求，会影响黄金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单位量黄金／CPI消费物价组合)，从而也会影响名义价格水平。

法马认为作为记账单位的物品可以是任意的，如石油或钢铁都可直接用作记账单位，即一般价格水平也可以由一个CPI消费品组合等于多少升石油或多少公斤钢铁(P=石油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来定义。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Greenfield&Yeager，1983)更设想创造一个特别的新记账单位，使得它与实际用于交换媒介的任何商品分离。他们把这种抽象的记账单位称为“Valun”，为了使一般价格水平具有稳定性，Valun被定义为由大量标准商品的特定数量组成。一般价格水平由Valun与CPI消费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决定，即P=Valun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虽然只有在Valun的组成与CPI消费品组合完全一致时，一般价格水平才会完全稳定(为1)，但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注意到，由于大数定律，以商品组合(Valun)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比以任何单个商品如金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更为稳定。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设想作为记账单位的Valun并不充当交换媒介。银行可以用它或交易对手认为的最合适的任何资产，作为兑现其存款账户或银行票据、支付同业债务的工具，如土豆或金等。1单位的银行票据代表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但银行可以用任何资产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用这些资产兑现银行票据时的兑换率(如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多少单位的土豆)是随时变化的，以补偿该资产(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土豆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变化，从而使银行票据的价值(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即(单位银行票据／土豆单位)?(土豆单位／Valun组合)：(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因此，在新货币经济学的世界里，即使在金被用作交换媒介的情况下，也与金本位制存在本质的区别：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变化的，它反映着金与记账单位Valun组合中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同时又是记账单位(一般等价物)，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固定的。

可见，在新货币经济学设想的这种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的储备行为并不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银行票据的价值，即购买1单位CPI消费品组合需要多少单位银行票据，亦即CPI消费品组合与记账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如果银行以土豆作为储备资产，它对土豆需求的变化影响土豆的价值(即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从而会引起土豆兑换率的变化，但如上所述，银行的这种储备调整行为并不影响银行票据的价值(即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这就是上面法马所说的银行体系“在决定价格和真实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的含义。

在金本位或法定货币本位下，一个封闭经济里如果发生对基础货币(本位货币)的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一般价格水平(货币的购买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般商品和劳务名义价格的较长时间调整过程才能实现。为此，费雪尔(Fisher，1926)曾设想通过调整政府规定的单位货币(1美元)的含金量，从而免除一般商品劳务名义价格的长期调整过程。而在新货币经济学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相分离的支付体系里，对用作交换媒介的某种资产的过量需求或供给，可以随时通过市场上这种资产与记账单位Valun的各组成商品间的均衡价格的调整而消除，它并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随着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迅速出清，对其他资产(商品)的过量供给同时趋于零。因此，这种支付体系对于实质经济活动来说是中性的，不会出现对交换媒介的过量需求引起总供给过剩、并最终导致实质经济活动收缩的情形，而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存在基本货币(本位货币)的货币经济里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由于“货币”市场连续地趋于出清(即对任何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供给与需求连续地趋于均衡)，“萨伊定律”趋于成立。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另一个优点：由于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价格(用Valun表示)具有灵活性，这消除了传统部分准备金制下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挤兑风险。任何对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需求的增加都不会导致银行储备的枯竭，而只是提高这种资产用Valun表示的价格，银行可以用更少的该种资产来清偿用Valun表示的负债。

二、实现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前提——一般均衡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商品、金融资产和交换媒介的价格如何决定?商品的价格应以Valun为单位；银行票据应以Valun计价，它们可能以低于或高于面值的价格交易；同样，类似于共同基金的交易账户的余额也必须连续地用Valun定价。问题在于，现实中在根本不存在Valun(某种商品组合)的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如何以Valun为单位对商品、劳务、金融资产及交换媒介进行标价呢?现实中存在的是各种具体商品的市场，即各种商品(包括Valun组合中的各商品)、金融资产间的交易，为了得到各种商品和金融资产以Valun表示的价格，我们只能在所有单个市场都均衡，形成均衡价格后，才能计算出单个商品以Valun表示的价格。这就需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拍卖机制，然而这种瓦尔拉斯拍卖者在现实世界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正如怀特(White，1984)指出的，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将用占主导地位(即交易最频繁)的资产作为交换媒介，并以此作为记账单位(价值尺度)对其他资产标价，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是否可以用特定品牌的银行票据对一般商品进行标价呢?这时Valun商品组合的市场价格之和(以银行票据表示)可能与定义银行票据的Valun的价值发生偏离，即构成Valun组合的各商品的价格之和可能大于或小于1单位银行票据(设1单位银行票据定义为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当然套利可以使两者最终趋于一致。然而，正如舒纳德和威特克尔(Schnadt&Whittaker，1993)指出的，这一解决方案也会带来另一问题：当1单位Valun的市场价格偏离于1时，银行通过连续地调节兑换率以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可能是“不可操作的”(inoperable)。

这种“不可操作性”的原因如下：为了维持确定适当的兑现率，银行必须连续地观察Valun与某种交换媒介(如土豆)的当前相对价格。但是，市场上各种资产都用银行票据标价，并不直接存在土豆与Valun各组成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银行必须连续地观测所有组成Valun的资产(商品)的市场价格(以某种银行票据标价)，以及用于兑现的某种资产(如土豆)的市场价格(同样以这种银行票据标价)，并据此连续地推算出这种交换媒介(土豆)与Valun组合的相对价格。假设经济体系中最初出现如下需求状态：对Valun组合中的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加总的Valun的市场价格(以银行票据标价)高于1，但这种需求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某种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价格(如土豆，同样以这种银行票据标价)。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下降了。这样，为了用土豆清偿其票据(代表对一定量Valun的求偿权)，银行现在必须付出更多盎司的土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种套利机会。第一种套利机会利用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与1的背离。如果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高于1，套利战略是将银行票据以1从其他银行(如用Valun商品兑现的银行)提存，然后以市场价格卖出，这样增加了市场上对Valun组合中商品的供给，从而使其市场价格有向下调整的压力。这一种套利行为的结果是消除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与1的背离。第二种套利机会是这样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在第一期，根据对初始需求状态的假设，市场上土豆的初始交易价格(以某种银行票据标价)不变，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银行已经调整了土豆作为交换媒介的兑换率，即单位银行票据可以兑现更多的土豆，这样产生了第二种套利机会。套利战略是在市场上用土豆换取银行票据，然后到银行用票据换取更多的土豆。这种套利将增加市场上土豆的供给(减少土饭的需求)，从而使得市场上土豆价格下降。第二期，假定第一种套利速度比第二种套利速度慢，即在第二期Valun商品组合的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由于土豆市场价格的下降，银行根据上述机制会进一步下调土豆作为交换媒介的兑换率，即进一步增加单位票据兑现土豆的数量。这又产生了新的第二种套利机会。第三期以后的套利机制与第二期一样。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在第二种套利速度大于第一种套利速度的前提下，银行将连续地向下调整土豆的兑换率，用于兑现单位银行票据的土豆数量将无限地上升，土豆的市场价格会无限地下降。因此银行迟早会停止用土豆兑现其票据。这就是说，在以银行票据对一般商品进行标价的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可能入不敷出，因此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可见，“新货币经济学”的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设想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之上，需要存在一个类似于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定价机制使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构想是很难实现的，但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不断缩短一般均衡的理论世界与现实的距离。

三、电子货币和证券化的发展不断增强新货币经济学理论构想的可行性

新货币经济学设想交易通过同时借记和贷记某种形式的财富账户进行。法马(1983)就曾以证券交易为例说明在一种“精密的记账系统”中，可以避免“需求的双重耦合”的矛盾。然而，怀特(1984)指出从以货币为交易媒介体系中自发产生“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必需满足三个条件：(1)可赎型的内生货币(redeemableinsidemoney)的消失，即债权型支付工具(如支票存款)消失；(2)外生货币的消失；(3)用资产或资产组合而非外生货币对记账单位进行再定义。

随着货币市场基金型支付工具的发展，第一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货币市场基金是一种主要投资于流动性和安全性高的短期资产的共同基金，它建立在股权型合约基础之上，这与传统的银行活期存款存在本质的区别。货币市场基金代表其投资者持有证券化的资产，并连续地进行盯市(markedtomarket)，能够随时按资产的市场价值调整其客户账户的价值。近十多年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迅猛，在1980年末，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只有764亿美元，到了1998年末，它持有的资产达到3380亿美元。在1996年8月，其资产总额曾经达到过8581亿美元。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质量高、流动性强，客户可据此签发支票，其支付功能迅速发展起来。皮洛夫(hlloff，1999)曾系统地比较了可以签发支票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与银行传统的支票账户，发现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支付服务时在安全性、便利性方面毫不逊色，而且客户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可见，以股权合约为基础的支付工具完全有能力取代传统的以债务合约为基础的支票存款账户。

第二个条件也可以满足。在美国，目前法定货币只占交易媒介的1%且主要由家庭持有，在其他广泛的商业活动领域，交易在并不需要法定货币的情况下也能顺利进行。作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随着零星交易的电子支付工具在经济体系中的扩展和支付习惯的演变，这种交易媒介与记账单位间的分离将进一步深入，现实的法定货币最终将失去存在的必要(尹恒，2002)。然而，从当前货币支付体系向账户交易体系的转变将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随着运用证券化求偿权进行的电子支付逐渐代替法定货币，法马设想的账户交易体系会逐渐形成。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法定货币作为记账单位的职能并不会受到损害。我们知道，尽管有些纸币和硬币不再承担着交换媒介的职能，这些货币却变成钱币收藏家追逐的对象。在未来，随着纸币和硬币逐渐变得稀少，社会对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需求已经消失，但这些货币仍然是钱币收藏者所热衷的收藏品，它们可能会作为有着正的相对价格的资产存在。在法定货币相对于其他资产存在确定的正相对价格(如作为一种有收藏价值的资产)的前提下，它充当记账单位的职能不会受到威胁。因此，尽管法定货币不再充当交换媒介，在对它作为资产还存在某些需求时，其记账单位的功能不会受到损害，一般价格水平还会得到适当的定义。这样，在法定货币这种外生货币退出支付体系过程中，格利和肖(1960)的担心就可能是多余的，他们曾指出外生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消失会导致价格水平无法锚定(anchorless)，或者对宏观经济产生剧烈的冲击。

篇(4)

［关键词］ 信息经济学 理论体系 学科建设

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词，起源于1959年马尔萨克（J. Marschak）发表的《信息经济学评论》。1961年，斯蒂格勒（G. J. Stigler）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9卷）的论文，使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进入了科学的殿堂[1]。信息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学领域，同时又是信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信息管理学研究前沿领域，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信息经济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仍有待于拓展和完善。

经过国内外学者近5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项课题。本文试图以学术界目前对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反思为基础，探讨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的基本架构。

1 国内外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述评

1.1 国外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评述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 H. Knight）发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2]一文，把企业的风险、利润的不确定性、信息与市场竞争联系起来，指出“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1949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对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质及其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同时对传统经济理论中隐含的完全市场信息假设提出了挑战[3]。

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发表了《信息经济学评论》,正式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文中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4]。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指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与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它生产要素的影响[5]。

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西蒙（H.A.Simon）、肯尼思?阿罗（K.Arrow）等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率先对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提出质疑[6]。70年代，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威廉?维克里（Willian Vickery）、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ss）、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杰克?赫什雷弗（J.Hirshleifer）、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等欧美知名学者均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行为者拥有的信息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其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而这将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发现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信息不对称”概念展开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正式兴起。

随着人们对信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出版，对美国1958年的知识产业进行了统计测算。1977年，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7]。他将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为止，信息经济学得到长足的发展。

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国际性学术杂志《信息经济学和政策》正式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与组织》、《信息经济学的出现》等[7]，对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8]。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与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奕论的学者，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予了两位信息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这已表明微观信息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9] 。

1.2 国内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评述

篇(5)

关键词：企业理论；产权结构；比较研究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现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企业制度的认识，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的内容之一，生产的进行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演变。

(一)企业的起源

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说明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社会分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各产业之间的分工，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分工。二是生产某一产品之间的分工，这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与企业的产生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使生产者彼此独立，每个生产者只是专门生产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这种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工具专门化，从而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只有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就是因分工与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实现协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起点。因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的客观要求产生了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企业的出现又实现分工与协作的统一。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与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形成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因有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而不断得到发展，企业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向其高级形态演进。

(二)企业的性质和功能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并能利用分工、协作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好处进行生产。企业是因社会生产需要出现的，不进行生产的组织就不是企业。当然，这是就企业的最初形式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只生产物质产品，从事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也被纳入企业范畴，但这并没改变对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质和功能内涵的进一步扩大。

从生产角度来定位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界定。企业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不会因为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而改变，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属性，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研究企业理论。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关于企业的一般理论；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制度，其经济性质由产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企业的不同经济性质，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一组织怎样提高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在不同条件下应建立怎样的产权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理论的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受企业产权制度制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为了使企业发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从这一意义来讲，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最终要落实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

马克思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二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一，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要求。当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确立主体地位后，企业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资本的最低限额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单个资本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为解决企业扩大规模需要大量资本的问题，企业产权结构逐渐由单个业主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制产权结构演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马克思遵循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对单个资本数量要求提高，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思路来揭示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原因。从最初的单个业主制企业，发展为合伙制企业、工厂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决定产权结构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大突破单个资本数量的限制，从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变化，企业也从个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其次，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复杂化。因为产权结构变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并不是资本使用者，而实际使用资本的，又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产权关系就必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从而在企业中就出现委托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及委托关系，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理论最具影响力。

(一)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

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是科斯的企业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科斯从现实世界出发，以现实世界中存在企业这一组织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在生产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这一界定，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价格机制和企业这一组织(企业家)都具有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是由企业家来协调?对此，科斯把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控制别人和指挥别人，他必须支付给别人多于这些人在价格机制下所能得到的报酬，目的是能指挥这些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赚钱，而不只是付钱。企业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通过价格机制的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生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都会构成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些成本。当企业出现时，虽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可大大减少。通过一个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一定限度就是对企业家指挥生产要素权力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结论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如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企业家必须在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因为企业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回到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状态。

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的性质做出界定：企业是一种协调机制，是一种能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组织。企业能存在是通过企业(企业家)的指挥协调，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来进行生产。当企业不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生产时，这种协调机制又会让位于市场价格机制。把握科斯企业理论的要义，一是企业是否是一种具有与市场价格机制同样功能的生产协调机制；二是企业是否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协调生产。科斯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对企业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业理论。

(二)阿尔奇安关于团队生产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

阿曼·阿尔奇安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写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理论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释是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是从像企业这类组织的内部还是通过市场获得更好，同时还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第一，关于团队生产的问题。阿尔奇安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就是一种专业化合作生产或是团队生产。作为团队生产，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二是确定对要素的分配报酬。如果报酬不与生产性努力相对应，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为负相关，那么该组织将遭到破坏。阿尔奇安认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问题，在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交换中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差，报酬和生产力之间仅是松散地相关，那么生产力将较小；但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很好，生产力将会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阿尔奇安重点分析了企业作为一种团队生产的特点。由于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被观察出来，一个团队给市场提供的东西可能被当作这个团队的而不是这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考核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种成本呼唤新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没有成本就能观察到团队中各成员投入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成员会有偷懒的动机。但由于互相监督必然会带来许多成本，所以当每个投入所有者作为团队一份子而工作时，他会有更多偷懒的动机。要克服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就需要有很大的监测成本。所以，怎样才能降低这种监测成本，就成为团队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阿尔奇安认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业的效率最高。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是：“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定有权力修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和激励，同时没有必要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因此，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的团队成员不仅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而且赋予了他改变该团队的个体成员资格和行为的权利。当然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退出该团队)，但是只有这位监督者可以在不必终止这个团队本身或他与这个团队的联系情况下，单方终止任何其他成员的成员资格，并且他能单独决定扩展或减少成员人数，改变成员的成分，或卖掉这个团队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正是这个全部权利的集合定义了古典企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所有权(或雇主)。”因此，古典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他有着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签订契约的权利，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强了对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所有者偷懒行为的监测能力，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的专业化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组联合投入的团队生产，当由一个中心缔约人和许多投入者签订一个双边契约来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边契约时，就形成能促进团队生产的有效组织，这就是企业。二是团队生产的优势在于联合使用投入资源的产出要比分别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出总额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联合投入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质，增加了评估每一位投入者边际生产力的成本。这就要监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产力，以使边际生产力与投入成本相匹配，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因此，出现企业内监督生产的问题。三是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使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业不仅是更有效地回报投入的一种设置，而且是在投入资源的集合之间加强竞争的一种设置。企业被认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市场，我们可将企业和普通的市场看做互相竞争的市场类型，私人所有的市场和公众的或公共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第二，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阿尔奇安首先对认为现代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疑义。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小股东数量的增加，持股进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没有哪一个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这种股份的分散，实际就是所有权从控制权中分离出来。阿尔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们具有的知识也越多，这有利于知识的专门化，这会对企业带来好处。如果管理集团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对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所有者对自己的利益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阿尔奇安认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对价值后果的承担已与决策者的有效控制分离，股东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这一结论，阿尔奇安用现实中的现象来提供支撑。他说：“既然存在着公司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我们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层管理者关注的股东们为什么还要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许经理日益背离股东利益所加在股东头上的损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优势所抵补并且有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所有权确实不断分散这一事实并不会支持这个一般论断，即在这样的情境中管理活动与股东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尔奇安的结论是：在大的、所有权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员的行为和报酬的类型与小的、封闭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监督与更改权的费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公司里的股东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来说，这些效应会反映在预期行为中，从而会在初始资本投资的评估中或专业化转让股份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股东不会是得益较少者，他们的财富也不会缺少安全保证。阿尔奇安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中存在一个长期的、一般的劳务契约，这个契约无须在每次更换劳务类型时不断地重新谈判。不能把企业作为单人运行的机构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个机构内不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竞争这一重要的因素。企业内部的彼此竞争、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表明，这些竞争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一个将市场内部化了的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部门执行筛选雇员、技术和新产品的建议等职能，如果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在外部进行时，很明显就是市场的功能。但当这些职能在企业内执行时，竞争的市场力量就被掩盖在表象背后，并经常被分析者错误地忽视。从行为分析的目的来说，比企业兴衰更重要的是企业里个人的兴衰。我们可把企业看做一个市场，企业里的个人都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为在这个企业里是缺乏竞争。

在阿尔奇安的企业理论中，关于公司管理与产权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司股份的进一步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者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所有者可对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二是传统的个人产权、市场和竞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在所有权分散的公司里，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企业之间的管理者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同样会对公司的财富增长带来好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会失去这种优势。三是在不同的产权类型中，关键要看股东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权是否分散。在股东权利价值不能资本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企业高成本转移利润的现象。如果在股东权利价值可以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就具有关心潜在的资本价值效应的动力，经理也会具有关心资本价值效应的责任感。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他们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比较

在企业起源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一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重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说明企业这一组织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分工与协作创造生产力。其一，分工从生产专业化、工具专业化、操作专业化的角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可把为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环节的分工集中起来，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效率来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其二，协作从生产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产综合效率。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制度，众多生产者的协作生产可完成靠个人的能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协作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要大于单个生产者进行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是生产性。从这一性质看，企业与市场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因此，企业与市场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起源，他们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有企业的原因，科斯强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种方式。事实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也是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把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也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对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企业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和行政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企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可完全取代市场，企业可以与市场并存。采用企业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关键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采用企业这一形式来组织生产，其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完全用市场这一无组织、无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有缺陷的。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研究市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企业制度，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论证了企业这一组织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从共同点看，企业能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必须开展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从不同点看，必须对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企业问题。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企业性质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还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从生产性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与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具有的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这一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得出企业与市场是取代关系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不同界定，能对企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认识。既要从生产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也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既要从企业内部生产的特点来认识企业，也要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上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要求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出现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产权利中包含的各项权利出现分离。当企业实行法人制度后，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更加彻底，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仅不是一个主体，而且还具有多层次的关系，使整个产权关系涉及多个经济主体。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就会在企业出现委托关系。经理层成为企业委托关系的核心，它是连接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中间环节。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使所有者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所有者，资本本身的职能也越来越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而由经理层来承担。产权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及企业经理层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高度注重和研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

篇(6)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篇(7)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 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 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 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 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 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