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调研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海洋文化调研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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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无棣县侯家村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研究 山东省兖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查研究 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无棣县物流业现状与发展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究 山东无棣县制定落实对残疾人的税费减免政策 无棣县现代农场设计 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分析 山东省文化产业核心层发展趋势与比较 金融创新支持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SWOT分析的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构想 浅议无棣县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 浅析无棣县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山东省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研究 山东省齐河县休闲食品产业发展调查 加快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探究 借鉴日本经验探究山东省动漫产业发展策略 1971―2010年无棣县降水变化趋势分析 山东省发展绿色经济的路径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参考文献

1.姜秉国，韩立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92-96.

2.梁晨.北海市海洋文化产业调研报告[C].中国文化的根基：特色文化产业研究（第二辑）.齐勇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18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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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绿色旅游”、“红色旅游”之后，“蓝色旅游”又成为一大热点，但究竟什么是 “蓝色旅游”、应该怎样发展蓝色旅游呢？

对于以海为本的“蓝色旅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1730年在英国的Scarborough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海水浴场，1754年，英国医生Russel发现了海水具有特殊的医疗功能，率先在布赖特使用“水疗法”开发海滨疗养场，使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滨海疗养康复地，这便是世界滨海旅游的雏形；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滨海疗养娱乐大肆流行；20世纪中叶以来，休闲度假则成为滨海旅游发展的主体模式。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滨海旅游也迅速崛起，继60年代风靡全球的阳光（Sun），海浪（Sea）沙滩（Sand）“3S”旅游之后，又出现了外加风景（Scenery）安全（Safe）服务（Service）伴侣（Sex）舒适（Satisfaction）风格（Style）的“9S”滨海旅游，对整个旅游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开始，滨海旅游的发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滨海旅游开发管理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地中海及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注重滨海旅游开发研究，成立专门的海洋旅游发展组织，召开滨海旅游专题性会议，讨论海洋旅游的发展问题。1990年，“世界海岸与海洋旅游大会”在夏威夷召开，与会者主要探讨了海岸和海洋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1995年，印度洋旅游组织（IOTO）成立，来自印度洋沿岸18个国家的100多名成员就加强海岸带管理和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印度洋区域旅游数据库和海洋旅游电子信息网络平台。

以海为本的“蓝色旅游”这一名词最先是由The Reef Atlantis 于2000年作为天堂岛酒店的一种经营理念提出的，主要是指给前往巴哈马群岛度假的人及其它游客提供一个与海洋互动、体验滨海旅游乐趣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机会；在我国，2010年9月，在“台州·中国海洋海岛旅游高峰论坛”上，旅游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首次提出了“蓝色旅游”的概念，指出蓝色旅游“是运用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依托滨海、海洋与海岛产业和特色文化资源，依据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整合开发滨海城市、海鲜美食、渔家风情、文化娱乐、产业旅游、购物旅游、邮轮游艇和休闲养生等多元化与系列化新兴旅游产品的综合性旅游产业”。

“蓝色旅游”确实是蓝色经济区发展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但如果只是盲目跟风不求甚解，将有可能破坏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我认为“蓝区”旅游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1.正确制定蓝色旅游发展战略。战略指导实践，是决定成败的上位解。这种决策性的框架搭建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和专业理论的支撑。中国海洋大学张广海等（2007）在《我国滨海旅游发展战略初探》一文中借助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对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优势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发展战略进行选择，构建出独具特色的滨海旅游战略体系和支撑体系，以求指导我国滨海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大连大学旅游学院肖瑜（2011）在《黑龙江对外贸易》上发表“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战略研究”一文，结合辽宁省的既有条件，建议其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特色小城镇旅游战略、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人才战略五大发展战略，提出统一规划开发、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强沿海经济带内各市之间及与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等建议。借助专业理论及专家人才来加强战略研究，将从宏观上指导蓝色旅游的良性发展。

2.合理利用蓝色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依托和载体，有些旅游资源是可再生的，有些则是不可再生的；有些是适用于旅游活动的，有些则存在着诸多的隐患。我们可以结合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对海洋旅游资源票赋谱和海洋游憩话动谱进行细化，筛选出适合本地的蓝色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结合中国海洋旅游资源的特点与现状，建立蓝色旅游管理体系，从大旅游的高度来认识和利用蓝色旅游资源。

3.科学规划蓝色旅游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先行。蓝色旅游区域规划应该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促使各区域协调发展，避免建设的无序性和重复性；统筹滨海腹地、海岸带和海域的开发建设，统筹海陆产业、生产要素配置、基础设施构建和生态环境治理，以海洋开发建设带动陆地开发建设，形成开发海洋、提升沿海、带动全域的蓝色旅游发展新格局。

4.深入挖掘蓝色旅游文化。重视海洋旅游文化挖掘，强化滨海旅游文化建设，是面向海洋世纪的必然要求，任何旅游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早在1999年，青岛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就在其《海洋旅游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罗列分析了我国滨海旅游发展中在海洋文化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2011年卢飞在《国内滨海旅游文化研究进展》中对于滨海旅游消费文化和滨海旅游经营文化进行了总结分析；2005年刘桂春、韩增林又在《我国海洋文化的地理特征及其意义探讨》中，对国内海洋文化研究进行了综述，对我国海洋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分析，论述了海洋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指出海洋文化建设应积极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5.高度重视蓝色旅游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各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蓝色旅游也不例外。骆乐、刘海为（2009）的“上海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结合上海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和旅游现状，通过对游客进行调研，分析总结出了影响上海旅游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为滨海旅游开发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滨海城市要实现本地蓝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SWOT分析，必要时成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对当地经济及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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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阅读大量公共政策学、体育产业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通过CNKI系列数据库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于海洋体育、体育产业发展策略等文献资料，以及《浙江省海洋体育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政策规划，为本研究论文构架奠定理论基础。

1．2实地考察法

根据研究需要以及海洋体育运动项目特点，选取浙江省海洋体育16个“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中的若干进行实地调研与考察，了解相关海洋体育产业的发展与现状，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详尽资料与数据。

1．3专家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海洋体育重点建设项目运营负责人与省、市、县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以及海洋体育、体育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访谈对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相关项目的实际建设状况，为本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2浙江省海洋体育发展的策略分析

2．1政府主导策略

2．1．1积极的政策引导。海洋体育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积极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帮助。积极的政府主导政策与相应的辅助配套政策的出台，无论是引进国内外具有知名度的海洋体育赛事，还是打造具有当地体育文化、海洋文化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亦或是发展现代时尚的海洋体育运动项目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在海洋经济背景下发展海洋体育，离不开社会的积极参与，政府主动出台相应的引导性政策与保障性政策，通过政策优势吸引高水平的人才驻足以及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参与，提升区域在招商引资与人才引进等方面优势性和主动性。同时，在相应的税收补贴、工商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实现真正的通过政策的引导来构建海洋体育发展的美好局面。

2．1．2合理的产业规划。当前处于海洋体育的起步发展阶段，其在供需之间处于总量稳定不断上升的常态不均衡状态，海洋体育的各类行业门类基本处于无序化状态。政府正在尝试逐步地将这些不均衡的行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解决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以达到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从而最终促进海洋体育的发展。海洋经济背景下发展海洋体育，应当积极实施“一地一特色”的整体规划，尽量避免区域产业重叠，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投入，重点考量区域海洋体育的发展现状、区域经济辐射能力、潜在海洋体育发展需求。使得省内的海洋体育发展形成互有特色、优势互补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科学布局。

2．1．3有效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一方面是服务型政府维护产业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运作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机构对于自身管理的改良与再提高的方式。我国各级政府监督管理体系设置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如何使监督管理能真正意义上做到行之有效，省、市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的体育、文化、工商等职能部门向下要在国家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包含监督主体、监督原则、监督内容以及监督问责处理等方面的完善而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政府内部也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监督平台，做到政通顺达，执政为民。

2．2文化营造策略

2．2．1挖掘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2］。早在人类文明的新时期时代，地处长江三角洲沿海的先民们已经能够制造木舟，并且利用舟楫开始了大海的航行。从鉴真东渡到“海上丝绸之路”，再到郑和下西洋的遥远历史，以及现如今的世界第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以及舟山连岛路桥的伟大工程，无不体现着海洋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科技的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其海洋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景观文化，海洋商贸文化，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渔业文化，港口文化，体育文化，名人文化等。在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大背景下，就不能忽视文化尤其是海洋文化的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征服海洋的先民的后裔，浙江本地的海洋文化近年来随着海洋发展战略逐渐被人们所挖掘。象山县石浦渔民出海捕鱼时为求平安、丰收，素有“祭海”习俗，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实行“休渔期”，“休渔期”结束称为“开渔”。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将原来民间的“祭海”活动组织成节庆活动，称之为“开渔节”。自1998年首次举办开渔节以来，名声日长，象山开渔节已成象山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2．2．2创新体育文化。早期的人类为了生存，学会了跑、跳、投等各种技能和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随着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兴起，真正意义上以追求人体的健与美，满足人们休闲、交友需求的体育文化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了如今以“更快、更高、更强”为代表的现代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差异性，不同地域的群体表现出迥异的个性，使得社会塑造出不同体育文化特征的群体，正是由于这一的差异的存在，才造就了体育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华民族传统的“六艺”中，“射”与“御”便蕴含着丰富的体育文化。现代体育不断追求力与美的高度参与和高感官的观赏，塑造出了与众不同的体育文化，促进了体育活动参与性。发展海洋经济背景下的海洋体育发展，必须以创新塑造体育文化为首要大事，以举办高级别的国内外知名体育赛事来营造当地体育文化，再通过相应的体育文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举办具有大众参与性的特色赛事，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方向共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氛围。以舟山市为例，该市已相继成功举办全国帆船锦标赛，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国际海钓比赛，国际环岛公路自行车赛，全国航海运动大赛等体育赛事；2011年浙江省首届海洋运动会在舟山市举行，赛事持续70天，共设23个大项、99小项，结合海岛民间民俗文化而形成的体育项目，立足海洋海岛特色，展示海洋体育魅力，促进全民健身与文化、旅游的有机融合；2004年朱家尖、东极岛等地参与海钓游客达4万人次，2005年游客人次超过8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6000万元［5］，形成了以国内外海洋体育特色赛事带动本地海洋特色活动，以“办大赛促小赛”的海洋体育文化发展道路。

2．2．3打造时尚文化。现代体育尤其是诸多的职业体育赛事，吸引着无数人注视的目光，除了自身高超的运动技能技巧外，蕴含其中的时尚文化、时尚元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当今广泛流行于欧美的冲浪运动是一个典型的时尚文化与体育文化相结合的例子。五颜六色的冲浪板，个性十足的冲浪爱好者，在碧波蓝天中翻滚，冲浪运动无疑成为了海洋体育运动中最为时尚的运动之一。但追溯该项运动的起源，会发现冲浪运动仅仅是南太平洋诸岛的原住民借助于海浪往来于岛屿之间的一种交通方式，而现在富有时尚元素的冲浪板原来也只是普通的木板。正是因为欧美人将美丽的时尚图案印在了木板上，将传统的行为经过与时尚的元素相结合，才有了新颖的有吸引力的时尚运动。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浙江，人均GDP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准，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使得本身出现了对于时尚文化的需求。随着世界游艇制造业的东移，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三大游艇制造集聚区形成，我省也在新一轮的发展规划中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游艇业，把时尚文化十足的游艇业作为产业升级的新型替代产业，形成游艇制造、游艇娱乐观光、游艇赛事旅游为一体的游艇时尚产业链［6］，使得时尚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更加富有生命力。

2．3赛事推动策略

2．3．1扶植海洋体育品牌赛事。结合本地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海洋体育人才优势，积极引进和举办国际性的帆船帆板品牌赛事、国际海钓大赛和国际海岛野外生存户外拓展挑战大赛等海洋体育单项赛事或浙江省首届海洋运动会等全国性海洋综合运动会等，通过有效的市场化手段运作，拓展与海洋体育竞赛相关的广告、冠名权等无形资产开发，努力打造富有特色、极具影响的海洋体育赛事特色品牌，以品牌促发展。争取国家体育总局，省、市体育局的大力支持，力争使更多的国际海洋运动大赛落户浙江，吸引相关项目的国家队前来浙江训练比赛，并进一步将基地落户我省。同时，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海洋体育竞赛表演，要敢于创造积极的条件，利用本省有力的经济杠杆带动海洋体育竞赛表演的发展，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越的设施条件，不断提升表演赛事的竞赛水平与赛事层级，并且积极地利用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与省内外以及周边省、市诸如F1大奖赛上海站、上海网球大师赛等知名品牌赛事形成互动发展，以发展促品牌。

2．3．2打造大众海洋体育活动。打造符合本省、市、区域实际情况的大众海洋体育活动始终要坚持“高中低平衡”的发展思路，充分考虑各个社会阶层的需求，暨要符合国际海洋体育发展趋势以及专业海洋体育运动参与者的较高层次需求，打造游艇、潜水、帆船、冲浪、动力滑翔伞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和较强社会影响力的运动项目，也要打造符合中低端消费需求人群的如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泥滩摔跤、泥滩健美等沙滩休闲运动项目以及本省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如海钓、横渡、海岛生存等海洋体育运动，可以采取俱乐部制经营方式，以商业化和职业俱乐部相结合的发展方式，依托运动俱乐部和单项体育协会不断拓展海洋运动的参与群体。同时，根据海洋体育运动项目发展规划，打造相应的海洋体育运动基地，具有国际化标准的滨海休闲综合体或海洋主题公园，游艇、帆船（帆板）俱乐部基地等，以及能满足普通需求人群的海钓基地，海岛野外生存户外拓展挑战赛基地。

2．3．3开展海洋全民健身活动。对于大众海洋体育活动的开发与促进，不能忽视拥有广泛基础的全民健身活动。应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的号召，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在沿海、岛屿等开辟全民健身步道、自行车健身道等全民健身路径及设施，积极鼓励引导居民及游客参与到海洋体育的各项活动中去。充分利用各地的海洋文化节庆活动等来推动沿海地区以及海岛的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通过广泛的群众基础，积极地推广舞龙舞狮、浙江船拳等项目，使全民健身活动深入海洋居民。

2．4经济互惠策略

2．4．1协调发展海洋农业。广义的农业一个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等产业形式“大农业”概念，海洋农业除了包含传统的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和海水增殖业等渔业产业外，还包括了以海洋渔业为生产原料的农副产品副业生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省依托舟山渔场丰富的渔业资源，历来都是我国的一个重点渔业省份。海洋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海洋农业的支撑，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海水增值业等产业所产出的众多渔业资源，不仅可以满足人群对于参与海洋体育休闲旅游等过程中的观赏与食用等需求，而且由此衍生出来的海钓等流行的海洋体育运动项目，其未来发展依靠着海洋农业的各种渔业资源作为基础，反过来极具特色的海洋农业产品又吸引着人群前来参与到各种海洋活动中来。海洋体育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海洋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滩涂、海岸线、岛屿等空间资源，但获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如何协调海洋体育与海洋农业的发展，不但要巩固海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也应当转变传统的海洋农业发展道路，将海洋农业由传统的渔业生产型，逐步过渡到新的捕捞、养殖、加工一体化，内外贸全面发展的产业化经营的新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海洋农业发展新模式，并且与海洋体育协调发展，朝着双赢的目标前行。

2．4．2发展运动装备制造业。浙江省素来以加工制造业而闻名于世，较好的工业基础以及极具特色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使得浙江省的工业走在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上，加上发达的对外出口贸易经济实力，使得我省不但拥有发展海洋体育运动的迫切需求，更有了为本省乃至全国、全世界提供相应海洋体育运动装备产品的实力。在《浙江省海洋体育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将重点建设海钓、帆船帆板、沙滩足排球、游艇、滩涂高尔夫、海岛野外生存拓展运动与自驾露营、铁人三项、环岛自行车和马拉松、海上航空运动、潜水与冲浪等十大海洋体育项目，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运动装备与运动设施的支撑，巨大的运动项目发展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运动装备需求，如何利用本省的制造业的优势，发挥小集聚大产业的特色，打造如福建泉州、莆田等一样的运动服装鞋帽制造业生产基地并不是没有可能。目前，全球游艇制造业有着从欧洲向亚洲发展的东移趋势，包含长三角在内的国内三大游艇制造业聚集区已经初步形成，上海奉贤等地依托自身条件已经开始打造集游艇制造业、游艇娱乐观赏、游艇赛事旅游等有机结合的游艇产业链，开始尝试游艇经济的发展模式。我省在自身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和产品制造业优势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游艇经济产业链条，发展自身的游艇经济模式，必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4．3拓展滨海休闲旅游业。素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文物之邦、旅游胜地的浙江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尤其是滨海休闲旅游业又占了旅游业收入的一大部分。立足于丰富的海洋环境资源，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打造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国内最具规模的全天候旅游休闲运动功能中心，集滨海休闲旅游观光和海洋体育赛事运动于一身，使得无论是前往滨海区域旅游休闲度假，还是从事休闲运动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去处。合理开发重点建设，打造集休闲运动为一体的杭州湾海域度假区；集航模、游艇、滑翔、动力伞、帆船帆板为主要发展项目的宁波———舟山近岸海域；集沙滩和滩涂体育项目的岱山———嵊泗海域度假区；拥有滩涂高尔夫、野外生存拓展等项目的象山港海域和宁海湾；湿地资源滨海运动休闲的三门湾海域度假区；发展休闲钓鱼和滩涂运动的台州湾海域；发展湿地龙舟、湿地帆船帆板、湿地钓鱼、湿地摩托艇等项目的乐清湾海域；开展跨海横渡、滩涂高端休闲运动的瓯江口及洞头列岛海域；发展帆船、帆板、游艇、冲浪、潜水等项目南麂、北麂列岛海域；发展游艇、高尔夫、赛马、滑翔等运动项目的高端运动休闲的九龙山度假胜地。积极发挥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复合经营，推出以体育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滨海运动休闲产品。

2．5人才高地策略

2．5．1外聘专家人才。为将浙江省建设成为综合实力领先、核心竞争力突出的海洋体育强省，相关领域的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必不可少。为构建人才聚集高地，应当聘请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浙江省体育局、旅游局以及浙江省内外高校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为浙江海洋体育的发展担任项目顾问、咨询专家等，并且以省内外高等院校为平台，通过“产、学、研”相结合，为项目研究、课题评审、方案设计提供建议与意见，并且以人员培训班、研讨会、论证会、论坛等形式建立长期合作机制，通过外聘专家人才的方式打造浙江省海洋体育人才资源库。

2．5．2引进特殊人才。对于发展海洋体育所需的特殊人才，尤其是海洋体育竞赛组织策划的管理者、海岛户外运动项目的教练员等在各自岗位有着极其重要职责的人才，应当制定优惠的人才引入政策，通过吸纳相应岗位的优秀人才，来促进现代海洋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相结合的新体系的构建，同时重点引进充分调动各地体育行政资源，对体育系统的各类人才的人力资源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存档，并且及时更新，对全省的海洋体育发展人才进行科学而有效的管理，建立起真正的人才高地。

2．5．3培养本土人才。发展包含海洋运动休闲、滨海休闲旅游等产业在内的海洋体育，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必不可少。充分利用本省人力资源优势，依托省内相关高等院校、职业学校构建其我省海洋体育运动人才培训体系，培养海洋体育运动社会体育指导员、滨海休闲旅游专业导游、体育中介服务经纪人等应用型本土人才。同时，对于相应的职业从业者，建立和完善在职进修、岗位培训等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根据海洋体育的不同类别，以及相应运动项目的不同人才需求特点，依托人才培训体系，大力培养本土实用性人才，为构建全身海洋体育人才高地策略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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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4-0029-02

杨永明：浙江舟山职业技术学校校长。该校是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浙江省首批先进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示范基地、浙江省首批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基地学校，国家中职教育改革示范校、浙江省重点技工学校。杨校长是工商管理硕士，舟山市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浙江省首批高职高专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11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国家海事局船员教育培训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员。在学校管理的实践中，杨校长思索的是：舟山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因地制宜;海洋特色的职教专业应该如何形成体系，构建合理的专业群;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如何推进;在海岛特色的职教办学模式下，产学如何兼顾。

网格化管理 章程化立制

学校在推进优质管理的过程中，探索实践了服务师生、服务学校、服务社会的新形式“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育人模式有四大特点：一是育人主体多元。由单一的学生管理部门或班主任管理，转变为“班上的问题班主任管，课上的问题任课教师管，谁发现问题都要主动管，倾向性的问题大家齐抓共管”，构筑了全员管理模式。二是育人时空延伸。德育从班级延伸到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乃至社区、企业，并通过学校学生处、就业处进行有序的沟通、整合，使其发挥最大的管理效应，构筑了全程管理模式。三是育人内涵拓展。班级德育团队的教师充分利用学识、阅历和经验的优势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行为管理。同时，具有专业特长的任课教师、实习教师、企业技术能手无论在课上课下、教室宿舍、学校企业，都能将教书和育人有机结合。四是管理理念更新。组成一个个团队去服务师生、学校和社会，变“管理”为“服务”，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取得最佳的管理成效。网格化的管理中更注重团队建设，尽可能使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有更深的认识，缩小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的距离;注重成员的层次化和性格互补，进行合理分工与协作，明确建设目标、落实建设任务，形成团队建设合力，确保示范校建设项目如期优质完成。

规范管理，学校章程的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需要进一步强化。在当前形势下，多数学校还处于变革的过程中，学校的办学纲领、思路、规划都需要进一步依托章程理顺。学校的实践是，在规划的总纲下建章立制，突出以法治校，以创造体现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一是制度制定要实用：必须结合学校自身特点，不贪大求全，好高骛远。二是制度建设要创新：要与时俱进，在执行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三是要提高执行力：重点在于强化监督约束，关键在于抓好示范引领。同时，出台《学校双师素质教师认定、培养与管理办法》等制度，从评价体系、技能提升、学历提高等方面予以规范;成立督导委员会，通过深入教研组、车间、教学楼、寝室楼，对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进行督查。

海洋特质 产学蕴新

海洋经济是舟山经济的主调。地方职校服务区域经济，要有“海味”，立足舟山群岛建设就是办学的根本任务，依托海岛建设规划，实现学校海洋特色办学。

一、专业设置的海洋特色

学校紧紧围绕新区建设，合理调整专业布局，重点打造船舶建造与维修、港口机电、港口物流、海洋旅游4大专业群，分别对应舟山的相关产业，真正实现专业与产业紧密接轨，面向区域经济建设，培养区域发展和行业进步急需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

二、服务地方的海洋特色

在服务上对接、利用学校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省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和市技能鉴定所的优势，广泛开展行业企业等社会培训及各种技术服务，实际为地方服务。学校有专门的渔业培训中心，开办渔业船员专业技能培训班和渔业职务船员审、换证（升级）培训班。2011年以来培训近万人，其中职务船员2000多人。针对产业转型后失海渔民增加的现状，依托学校的实训基地和职业技能鉴定所，开展相关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帮助失海渔民实现再就业。为满足小岛各行业的培训需求，学校党委发动各党支部的力量，挑选骨干教师组建党员讲师团，开展下海岛送教送培活动。

三、学校文化的海洋特色

在文化建设上，学校以海洋文化为依托，积淀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以文化熏陶学生，以精神感染学生，培养学生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知识像大海一样渊博，体魄像大海一样刚健，追求像大海一样执着，创新像大海一样奔涌的鲜明个性品质。

在实现产学深度合作上，学校牵头组建了舟山职业教育集团。集团运行采取会员等级制、连锁加盟制、校校合作办学等模式，迈出了校企合作的新步伐。学校积极推进与船舶行业、港航系统、舟山海洋产业集聚区、舟山港航综合保税区的合作，目前，一批引领行业发展潮流的重要企业全方位介入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与学校共享国际顶尖的技术设备。学校方面，不仅输送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还以冠名班、订单班的形式招生办班。在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下，学校不断强化自身的合作意识，积极主动下企业进行调研，与企业管理层进行交流，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基点，深入进行校企合作，真正实现学校、学生、企业、社会共赢。

点评：校长对教育的理性认识和理想追求，直接影响校长的管理行为以及学校的办学走向。杨校长尝试网格化管理，核心在于构建团队协同、众人参与、共同负责的民主化管理格局。从管理效能上说，网格化对于提升管理效率、加强监督、简化事务处理环节有着积极意义，促动学校从传统被动管理、坐等管理转向主动联网管理、协同服务的开放式管理。通过章程建设，以制度法制化的进程推进依法治校，是构建具有现代法治精神学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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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strength）：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开发的优势分析

（一）地理位置优越，物产资源丰富

大连位于中国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1906公里，由于地处北温带，近海年平均水温在10℃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在550-950毫米之间，海水含盐量为30‰左右，这种海域中的海产品，营养最为丰富，味道最为鲜美。大连盛产鱼、虾、贝、蟹、藻，是我国重点的水产基地之一，营养价值较高的毛虾、对虾、海蜇、香螺、海虹、牡蛎等海鲜产品亦成为大连各大海鲜餐饮店的特色菜品。如此丰富的海产资源是大连发展海鲜美食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二）海鲜餐饮名店众多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连众多的海鲜餐饮名店和海鲜大排档均衡布局于各条街道，现已形成“蜘蛛网”式的经营格局，如中山区的品海楼、万宝海鲜舫等；沙河口区的天天渔港、中海楼等；西岗区的紫航海鲜大饭店、新海味、蓝海湾等；甘井子区的小平岛假日酒店、双盛园大酒店、海中全等；旅顺口区的海鲜一条街等。如此数量众多的海鲜餐饮名店为大连发展海鲜美食旅游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二、W（weakness）：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开发的弱势分析

目前，大连旅游业界对海鲜美食旅游市场的调研还不够深入，海鲜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亟需创新。同时，由于大连观光型旅游产品的开发历史长，产品效益好，出于对观光型旅游产品可观利润的追逐，大连旅游经营者对于开发海鲜美食旅游之类的旅游新产品的积极性还不够高，导致海鲜美食旅游市场开发乏力，投入不足。

三、O（opportunity）：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开发的机会分析

（一）海鲜美食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加追求营养、滋补和养生，海鲜美食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绝大部分海鲜食品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脂肪含量又非常低，对人们的身体保健和滋养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海鲜美食因此受到人们的青睐。海鲜美食旅游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因此，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二）十二运为海鲜美食旅游提供新契机

全国第十二届运动会将于2013年8月至9月在辽宁省举行。大连作为十二运的主要分赛区，将承办足球、曲棍球、花样游泳等14个项目的比赛、训练任务。届时，将有大量的运动员、游客汇聚滨城。因此十二运的举办将是大连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契机，更是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发展的一个绝佳机遇。全运会的参与者和参观者，大多数会做延伸旅游，感受大连蔚蓝海洋文化，品尝特色海鲜美食，将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三）辽宁“夜经济”新消费增长点的引领

所谓夜经济，就是以市民和游客为消费主体，以购物、餐饮、文化、休闲为主要形式，时间段在晚上七点至次日六点之前的相关消费。对于外来旅游者而言，“夜经济”是使其更进一步了解该旅游城市，丰富旅游活动内涵的一种体验性消费方式。辽宁省服务业委建议省内各地全力推动夜经济发展，使夜经济成为全省消费新的增长点。辽宁省在餐饮“夜经济”方面，将以传统夜市、小吃街和大排档为中心，形成夜间餐饮美食集聚区，为旅游者创造一个特色的饮食环境，一边感受当地文化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大连的海鲜美食“夜经济”将给游客带来别样感受。

四、T（threar）：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开发的威胁分析

（一）国内其他同类型城市的竞争

大连市海鲜美食旅游市场的开发面临着其它同类型旅游城市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青岛、秦皇岛等周边知名滨海旅游城市的竞争更为激烈。其他同类型的旅游城市会抢占一部分旅游市场，所以只有拥有更优质更丰富更具新意的海鲜美食旅游产品和服务及相关配套设施，才能保证大连海鲜美食旅游对市场的占有率。

（二）海水环境的污染影响海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篇(6)

关键词：施洞子母船；边驾艇独木舟

中图分类号：K875.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57-11

中国东南土著越族与东南亚、太平洋“南岛语族”海洋文化关系是近年国际民族、考古学界关注的共同课题，“南岛语族”从华南向东南亚、太平洋群岛扩散的海洋交通工具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疑点。2006年，笔者在美国学术理事会及Luce基金的资助下实地调研了波利尼西亚人的双体与边驾艇的航海独木舟，重新整理分析了中国东南舟船的民族考古资料，提出史前华南土著可能使用类似于“南岛语族”之航海用“边驾艇独木帆舟”的民族考古线索，但这一看法始终缺乏明确的实物证据(吴春明，2008)。在美期间，“太平洋艺术网()”负责人刘俐向我展示了她在黔东南台江县施洞发现的一组“龙船”照片。由于刘俐不是在龙船节期间造访施洞的，因此她看到这些“龙船”实际上只是拆解后安放在“龙船棚”内的一大两小的三只独木船体。但根据刘俐转述的苗民介绍，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施洞龙船节期间，两小独木舟是作为“边艇”捆缚在一大独木舟两侧而成为一艘完整的龙船。我当时就预感到这处施洞龙船的极端重要性，她与千百年来“南岛语族”劈波斩浪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的形态结构非常相似，它很可能就是在华南海域消失了二三千年的史前土著远洋舟船的“活化石”。

为考察这一重要的舟船形态，2008年6月27～29日(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施洞苗族龙船节期间，笔者专程赶赴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调查、勘测了完整的施洞龙船的形态、结构与建造工艺。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这一称为“子母船”的施洞龙船果然与“南岛语族”的“边驾艇独木舟”异曲同工，毫无疑问地它在太平洋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施洞“龙船节”及其“子母船”的土著文化内涵

台江县施洞镇是黔东南州重要的苗寨，位于清水江上游，依山傍水。清水江为沅水的上游水系，是黔东南重要的河流之一，东行沅水最后汇入湘江，曾是古代苗族先民逆水上行进入黔中的主要通道，清代民国间施洞码头仍是黔中山货木柴中转运输湘江、长江中下游的主要水路起点。

农历五月划龙船是黔东南苗民的重要民俗活动，清乾隆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载：“苗民好斗龙船，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水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20多人。短挠激水，行走如飞。”(徐家干，1997)施洞苗族龙船节源于“恶龙祭祀”：相传远古的一天，施洞清水江边的苗民父子保与九保两人在河中打鱼，突遇狂风巨浪，水中恶龙把九保拖进龙洞杀死，保就放火烧了龙洞、烧死恶龙。被烧死的恶龙灵魂作祟，导致清江流域大雨滂沱，洪水四溢。此时，一个苗妇女带着小孩到江边濯衣，小孩无意中用她母亲的捶衣棒划水嬉戏，嘴里念叨着：“咚咚多，咚咚多”，顿时天上云消雾散，太阳升起，恶龙的尸体浮出水面。那恶龙还托梦给苗民，希望苗民们能用杉木仿照它的身躯，造成龙船，每年在清水江边划上几天，仿佛它活着时在水中嬉游一般，它就能保佑苗寨消灾除害、五谷丰登。于是，各苗寨纷纷伐木造舟，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划龙船竞赛，果然获得风调雨顺，苗寨划龙船的习俗因此流传下来。

施洞苗族划龙船、祭恶龙的传说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彰显了清水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土著性。首先，这一传说与华南社会常见的端午节祭屈原、赛龙船的民俗故事截然不同。施洞苗族龙船传说主体是恶龙灵魂祭祀，属于“万物有灵”的广义的原始宗教范畴，具有鲜明的华南底层文化色彩。而屈原是历史时代真实的公义人物，华南社会的祭屈原、赛龙船属于缅怀英雄的儒家道德教化，具有鲜明的上层文化色彩。从民俗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华南社会普遍的祭祀屈原的赛龙船传说应是龙船文化中后生的、附加的内涵，从祭恶龙到祭屈原，体现了华南龙船竞渡文化从基层的土著文化到上层的楚汉文化的变迁过程。其次，施洞龙船传说中“保”与“九保”父子，属于典型的父子连名，透露出施洞苗族古代文化中曾经实行的父子连名制，父子连名制是古代华南土著社会重要的氏族世系制度，凌纯声先生在《东南亚的父子连名制》、《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等文中，列举了“父子连名制”在内的五十种华南土著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从华南到东南亚海洋地带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 (凌纯声，1952，1954)。清水江流经黔东湘西，是沅水上游的重要水系，从文化圈的“中心－边缘”关系理论上说，“失之礼而求之野”，清水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土著性，应是在周汉以来华夏、汉民人文南迁后，华南土著文化西渐的产物，这为理解施洞龙船形态与结构的特殊性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史背景。施洞龙船节中，施洞镇十里八乡苗寨多派出龙船参赛，笔者考察、测绘了平地营、柏子坪、塘坝、塘龙四个村寨的龙船，发现各村龙船形态与规模都大同小异，以一大两小独木舟组合的“子母船”为特征。前引徐家干著《苗疆闻见录》有语“其舟以大整木刳成”，施洞现在所用的龙船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建造的，因大型原木的缺乏，一大“母船”已不用整木建造，而采用多件木材拼合而成，但仍然保持“刳木为舟”的独木舟楫形态与结构特点。

平地营村位于施洞镇区东南部，隔清水江对岸的台地上，笔者调查时子母船已从江边坡地上的“龙船棚”中搬运到江边安装就绪。经勘测，母船全长23.6米，舯部横断面近圆形，舯部最宽处0.6米，舱内艏部深度0.54米，舯部深度0.46米，艉部深度0.38米，舱面从艏到艉平铺五列横板，横板不及舱内，船内不分舱。两侧子船等长14米，宽0.38米，舯部深度0.37米。两侧子船与中部母船之间通过母船舱面五列横板上方的五列横杆连接，连接处采用全榫卯栓扣结构和竹青篾条捆扎，不见螺栓、铁钉以及船体穿孔等合定方法，凸显其原始性。母船船艏以栓扣和篾条捆扎方式安装带牛角形耳的木雕龙首(图一)。

柏子坪村位于施洞镇区北部的清水江岸，笔者调查时子母龙船也已从村边江岸上的龙船棚中移动江边安装就绪。柏子坪龙船的形态与结构完全相同于平地营村，规模也约略相当，只是子船与母船的连接工艺有所差别。经勘测，母船全长23.26米，舯部横断面近圆形，舯部最宽处0.67米，艏部深度0.53米，舯部深度0.44米，艉部0.36米。舱面从艏到艉平铺五列横板，横板不及舱内，船内不分舱，但在横板位置各使用扁铁套箍加固船体一周。两侧子船等长14.53米，宽0.28―0.37米，舯部深度0.36米。两 可知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的原初形态是一致的。此外，施洞“子母船”的双边子船是紧贴着中间的母船的，横向阻尼力比较小，而太平洋的“边驾艇”与中间的主独木舟间有都有一定的间隔，横向阻尼力更大。这点差别应与两者所处的不同的水上环境有关，施洞“子母船”更适合相对狭窄和相对平稳的江河环境，而太平洋“边驾艇”无疑更适合宽阔但更多风浪的海洋环境。 第二，连接方式。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都是通过若干连接横杆，将双边或单边舟艇附加于主体独木舟上，这是两者的基本共性。细微的差别表现在，施洞所见的子、母船体之间都是固定的五列横杆，横杆与母船、子船船体间以榫卯栓扣、绳索捆扎固定。而太平洋上连接边艇的横杆有二～四根不等，横杆与舟、艇的连接方式多样，有船舷穿洞嵌入式、船舷穿孔捆扎式、船舱内横杆套槽捆扎式、舷上平台结构式以及边艇上设置垂直式、V式、X式、Y式等不同形状的桩柱连接等(图六)，太平洋边艇连接方式的多样性与这类复合独木舟在海洋环境中的航行实践与长期发展有关。第三，船舱结构。不管是施洞“子母船”还是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舟体均为通舱形态而不见分舱结构，均处于舟船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施洞“子母船”的船舱狭小，与竞渡龙船的特殊功能有关，据施洞塘龙村的苗民介绍，施洞古旧时候载货“子母船”的船舱就较大，可以装载乘客、货物、家畜等物。太平洋上的“边驾艇独木舟”上就常见船家生活起居、搭载货物的大小平台，既有露天平台，也有封闭的舱房建筑，甚至还有圈养家畜的栅栏等。

第四，动力形态。施洞“子母船”和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的动力形态差别较大，虽两者都有使用船桨划水，但太平洋土著舟筏常见的风帆是施洞龙船所没有的。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采用树叶、竹篾或植物纤维编制成三角形的帆面，既有原始简单的倒三角帆，也有三角蟹爪形帆，极富特色，是确保“南岛语族”自史前时代以来远航于亚洲东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的动力保障(图七)。施洞“子母船”不具备风帆动力，应是龙船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不代表其与太平洋舟船的差别。

第五，“龙船棚”与船屋。现在的施洞“子母船”已是仪式用船，除每年农历五月的“龙船节”外，都停放在专用的“龙船棚”中，施洞苗乡几乎每个沿江村寨都建有“龙船棚”，显示了这类龙船在苗民社会心理上的重要地位。据好友美国夏威夷Bishop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博士介绍，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也常搭建类似的船屋以保护“边驾艇独木舟”，显示这一确保土著先民漂洋过海的“边驾艇独木舟”在“南岛语族”社会心理上的重要地位。

总之，保留在我国黔东南台江施洞苗族的“子母船”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的“边驾艇独木舟”，在形态结构、子母(主舟边艇)的连接方式、船舱形态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复合独木舟，而且这一复合结构都是出于基本相同的抗横摇摆的设计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是世界舟船体系中非常特殊的类型。这一类型在华南民族考古及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三、施洞“子母船”在华南民族考古及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

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在本质上的共性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自远古时代以来华南土著民族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源流关系的历史反映。1930年代以来，林惠祥教授就从体质特征、文化习俗、考古遗存等学术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华南大陆为东南亚群岛土著马来人(“南岛语族”的东南亚支系)的起源地(林惠祥，1938，1958)。凌纯声先生创建环南中国海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论，阐述了东亚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凌纯声，1954)。最近二三十年来，张光直、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等中外考古学家更明确地论述了距今5000余年来“原南岛语族”土著先民从华南沿海梯次浮海抵达台湾、菲律宾、印尼群岛、太平洋群岛的海洋扩张史(张光直，1987年；Peter Bellwood，1997；Patrick V.Kirch，2000)。无论如何，自史前到上古时期的华南土著民族文化与太平洋的“南岛语族”间是一个巨大的跨界民族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一个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百越一南岛”一体化的民族文化蓝图(吴春明，2003a，2003b)。就是说，太平洋群岛上的“南岛语族”是史前时期华南沿海百越土著先民的海洋移民文化，这在中外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中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但是，东南沿海土著先民的远洋航海工具是什么?在笔者将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做比较研究之前， “南岛语族”式的复合独木舟在华南民族考古中尚无明确的发现与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学者一般认为“原南岛语族”离开华南沿海时并没有“发明”“边驾艇独木舟”这种即轻便又相对稳定的原始航海工具，海洋先民主要是依靠竹木浮筏漂航到东南亚群岛，之后才创造了远航太平洋的“双边架艇独木舟”(Barry V.Rolett，2007)。

施洞苗族“子母船”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同一性的确认，为探索华南与太平洋土著民族的史前交通工具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方面，台江施洞地处黔东南的清水江上游，为湘西沅江水系的重要支流之一，沅水、清水江水系正是苗族先民、周秦汉唐以来长江中游的苗蛮系统濮系族群西迁进入湘黔山地的重要通道。依据民族史的一般看法，华南的土著民族包含了东南的“百越系”、中南的“荆楚系”、西南的“百濮系”，虽然濮越异同、楚越异同等问题在民族史学界有激烈的争论，但从民族考古的角度看，在整个东亚民族文化体系中，越、濮均属于蒙古人种南方类型(海洋系)，自远古以来相继创造了以砾石石器工业、稻作农业等为代表的共同的史前土著文化以及历史时代以来的崖葬文化、铜鼓文化等，在族群记忆中拥有共同的“盘瓠图腾”，在华夏与汉民族人文视野中同属于“苗蛮(南蛮)”系统，濮、越是有着很大的共性。另一方面，黔东南地区自古民族文化纷纭复杂，清水江流域及西江上游水系的都柳江流域都还有大批侗族、水族等比较确定的百越族裔，他们主要是汉唐以来随着百越的消亡而部分西迁的瓯骆民族的后裔，在这一共同区域内的濮、越系裔的民族文化交流也是十分密切的。因此，施洞苗族等黔东南苗族文化不仅可以看成西南苗瑶、百濮系史前上古民族的文化遗产，同样可以从中窥见包括百越在内的华南苗蛮系统古民族文化的一般状况，施洞苗族“子母船”很可能就是史前、上古华南百越等水上民族广泛使用的同类复合独木舟的“活化石”。如果这一分析无误的话，施洞“子母船”就是太平洋“南岛语族”之“边驾艇独木舟”的逻辑原型，其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除施洞“子母船”外，华南地区迄今尚无其他明确的“边驾艇独木舟”资料，但民族考古上却有不少珍贵的线索，进一步佐证了史前、上古华南土著民族是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的首创者。比如清代台湾“番族”民族志上的“蟒甲”，黄叔`《台海使槎录》卷六“番俗六考”载：北路诸罗番 的“蟒甲，独木挖空，两边翼以木板，以藤缚之”，陈淑均《噶玛兰厅志》卷五“番俗六考”也有：“番渡水小舟名日蟒甲，即艋胛也，一作蟒葛。其制以独木挖空，两边翼以木板，用藤系之。”从字面描述看，“两边翼以木板”的“蟒甲”应就是“边架艇独木舟”，可惜缺乏实物和图像资料为证(凌纯声，1970)。而且，“蟒甲”音mangka，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中“外架艇独木舟”也普遍称为wangka、waka、vakas、hakas、wanga、nawangk，与台湾番人的“两边翼以木板”的“蟒甲”几乎同音(A.C.Haddon and James Homell，1938，P.71)。因此，清代台湾原住民的“蟒甲”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残存下来的“外架艇独木舟”。此外，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奥地利考古学家海因?戈尔登(Heine-Gelden)也发现，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河船，经常安装双边架艇以保持平衡和增加浮力(A.C.Haddon and James Homell，1938，P.21)。如此说来，施洞“子母船”在华南“苗蛮系统”文化地带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其实，华南史前及历史早期的考古资料中也有类似的线索。浙江萧山跨湖桥距今8200～7500年的独木舟，残长5.6米，船宽只有0.52米，船舷上侧残失，船舷两侧散布许多“木桩”、“木料”遗存，其中“木料”有圆木和剖木两类，两侧至少有6根倒卧的长木料与独木舟平行，长度达2.5～2.8米，另有一些短木料与独木舟和长木料大致垂直，这很可能就是一艘“边架艇独木舟”的遗存，否则这些与独木舟平行的长木料和垂直的短木料的作用就很难解释了(图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4，第50页)。有学者认为，跨湖桥的独木舟船舷上没有可供捆扎横杆的穿孔而否认其是“边驾艇独木舟”，其实太平洋的许多“边驾艇独木舟”和施洞“子母船”的横杆连接都通过子母口的栓扣结构，在独木舟上没有留下任何穿孔的痕迹。因此，跨湖桥独木舟不是一般的河湖船，而很可能是一艘适于海上航行的“边驾艇独木舟”。

篇(7)

“中美文化论坛”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签署的《关于鼓励人文学科学术性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事宜的谅解备忘录》而举办，其宗旨是为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建立一个公共性、学术性、互动性的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此机制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式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加深中美两国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相互了解，促进双方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友好合作，推进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第一届中美文化论坛以“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为主题，围绕数字技术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艺术、推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两年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前两届更多的是聚焦文化领域的具体问题，第三届中美文化论坛则转向“文化的语境”这一宏观层面，探讨中美两国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民族渊源、历史发展等原因所形成的文化特质，从而寻求相互认知、理解与认同的基础。

围棋&象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作《论中国》中曾经分别以象棋和围棋为例，来说明中美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他认为，西洋象棋体现的是力量的碰撞，其目标是正面攻击对方的王，最终靠决定性的战役将死对手而大获全胜；而中国围棋的理想战略是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长期包围，从而积累相对优势，只有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能分出胜负。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区别。

而这一问题，早在公元十六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经遇到。利玛窦根据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考察调研，通过《中国札记》这本书，他表示中国人真的没有想到要扩张国界，真的没有企图侵略远方的野心，进而得出“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它不扩张、不侵略的农耕文化本性”的结论，了他原来欧洲海洋文化的逻辑。换句话说，中国文明属于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而美国文明则不同。当十七世纪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时，采取的正是海洋文明不断扩张的霸气法则，而后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理直气壮地将他们所谓的文明施予荒蛮之地。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利奇在致辞中提到：“美国人认为他们生来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换句话说，中国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美国人则是“己所欲，施与人”。也正是基于此，《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面对文化差异时，简单将其归结为冲突的根源，而不是如中国人般致力于的思维。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通过分析亨廷顿的三个错误假设，认为亨廷顿无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内部斗争激烈，却从来没有与周边的其他文明发生长时间的冲突”的现实，抹杀了文明间可以和谐共生的特性。而通过行走于世界各大文明区的亲身经历，余先生体会到文明的敌人不是别的文明，而是野蛮。所以文化和文化之间不应该冲突，而应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甚至互相欣赏，总之文化差异不应该导致人类冲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南京大学“中国与美国研究中心”美方合作主任詹森·帕滕特作为一个跨文化学者，也明确反对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群表面看上去彼此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有同样人体构造，同样的生理感觉，由此产生共同的人性以及共同的利益。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摩罗先生也尖锐地指出，亨廷顿面对其他民族文化时，没有能够坚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尤其是说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伊斯兰世界，这是典型的西方利益主宰下的话语权表现。但如何面对这一困境呢？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源自上个世纪初期中国教育的改革导致我们照搬了西方的学科体系，我们一方面认可西方文化的先进，另一方面，也必须有意地维护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才是确保民族利益的最佳形式。

在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面，美国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美国纽伯瑞图书馆“美洲印第安人和原住民研究”达西麦克尼克尔中心主任斯科特·曼宁·史蒂文斯认为对于美国境内的美洲原住社群而言，记载着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及本土居民母语的资料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源，但是广大民众对此重要性却认识不足。由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享有人类历史活化石之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回忆昨天的历史，而是为了广大民众的今天生活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艺术的沟通融合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提出，早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魏晋时期出现的“将无同”这三个字，所表达的就是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国家”，不必然发展为冲突，而是需要通过交流与对话达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也认为在各个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现代性问题的二元对立思维：未来与过去，现代与传统，西方与非西方，民主与专制，善与恶，等等。但中国古代的哲学，尤其是《易经》所包含的阴阳思想，就是一种超越此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足以提供解决这类问题的无限可能性。

但在政治因素的左右下，文化是海洋，是环境，而国家则像船只，航行在文化的滔滔巨浪中。中美两国的文化虽有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尊重彼此的创造和社会成就以及更重要的人类环境。相对于政府间的外交行为，历史、文学、哲学和相关学科等人文领域的研究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及陶瓷艺术中心主任朱乐耕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介绍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唯一延续最久，又没有中断过的艺术形态的陶瓷艺术，通过国际交流带来的新视野，以及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飞跃发展。他认为艺术是超越国界的，不需要语言文字就可以通过心灵来沟通和感受的，由此希望可以通过艺术搭起一座座友谊的桥梁，让不同的文明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

而在人文艺术领域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相对稳固的地域性也会随之发生化学反应。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只要有益于人类，就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就能成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从而为人类造福。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从电影这个大众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着眼，通过分析《武侠》、《辛德勒的名单》、《集结号》、《五颗子弹》等中美优秀电影作品，指出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中国电影最突出的价值表达是体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信守方面，而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方面最关键的又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取向的认同方面，它集中体现在对于“仁爱”精神的阐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