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诉讼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间借贷的诉讼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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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和资金的多寡产生密切的联系，由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紧松政策规定和引导，资金的短缺有时不可避免，法人和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自然日渐增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建设也快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民间借贷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成为一种合法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沛县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多，提请市院抗诉或者向沛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2009年2件，2010年4件，2011年5件，2012工作年度刚开始受理的第一件申诉案就是民间借贷纠纷。

我院受理审查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诉讼标的各案不等，从案外人赵娟申诉的赵侠和陈梅的几万元，到案外人陈侠申诉的马玉芹和朱红法的几十万元，甚至案外人王福顺申诉的张继义和王高河的几百万元均有体现，反映出案件的重大性和复杂性。

一、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类型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法院的判决，另一类是针对法院的调解。申诉案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对法院的调解案件占了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且我院2011年和2012年受理审查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均为调解结案；二是案件的来源除了当事人申诉外，第三人及案外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比重也大幅上升，2011年和2012年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0%均为案外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或者调解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而申诉。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激增，引起了我们检察机关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通过依法审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针对案件出现的原因和现象，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出现的原因。

第一、法院的工作考核机制。近年来，法院系统对审判人员的考核业绩的主要的指标是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这就导致法官在工作中片面追求调解而结案。第二、案多人少导致法官的审查不完整和不完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民间借贷案件日渐增多，但法院的审判人员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而法律对审理期限又有明确的规定，于是审判活动中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不完整而出现瑕疵。第三、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很多调解结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之间多具有亲密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战友关系，采用虚假调解的方式予以结案，使自己的财产逃避被真正的债权人执行而恶意调解结案。因为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法院为了案件的快速办结，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忽略了严格审查导致申诉案件发生。第四、法官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判决类的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特别是第三人（案外人）申诉的理由多是法官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事实上我们经过审查最后提起抗诉的理由也是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五、法律对虚假诉讼规定的滞后。虽然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对妨碍诉讼行为如何进行处罚均有规定，但对于故意虚假诉讼却没有相应明确的规定。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根据该答复，虚假诉讼不属于诈骗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这类法律规定的滞后，给虚假诉讼者以可乘之机。

三、民间借贷纠纷调解结案案件的共性。

1、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具有利益共同性。2、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一般不具有对抗性，被告通常主动到庭，自动放弃答辩期等诉讼权利，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证据也没有任何异议。为迷惑法院和法官，当事人也会有“虚假”的对抗，但从不否定基本事实与证据的真实性，往往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3、诉讼的内容具有财产性。诉讼的内容均体现债务的确认，以达到相对第三人的虚构债务、转移财产之目的。4、诉讼双方当事人多数自愿以调解方式结案。争议的最终解决通常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因此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规避法官对详情的审查，往往选择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

四、解决虚假民间借贷纠纷的方法。

第一、加大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查力度。检察机关是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责的司法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依法进行监督也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责，对法院违法的审判活动，案外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诉到检察机关的，检察机关要审查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慎审查，是否是违法调解，涉嫌虚假诉讼的，要坚决予以抗诉或者发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第二、运用科学的鉴定方法明辨是非。在沛县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几乎全部都是对借条进行司法鉴定辨别真伪后，再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突破案件。在疑是虚假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对存疑的有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伪造的证据，要及时委托中介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当然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水准也决定着鉴定结论的权威，要规范和提高鉴定结论的准确性才能给司法机关以识别虚假诉讼的第三只“火眼金睛”。

第三、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从立法的角度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禁止，并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严惩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使虚假诉讼者望而却步，不敢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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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借贷中约定了还款时间的，诉讼时效自该履行时间届满之日起计算。

2、民间借贷中约定债务分期偿还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3、《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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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后，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借贷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的同时也带动了正规金融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并且其风险的危害性也大。因此，如何定位我国的民间借贷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已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民间借贷发生纠纷的形式以及法律规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债权人的债权和保护债务人的人身财产权利。

一、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及规定之间存在的相互冲突（一）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尚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分散在《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中。

在《合同法》中，借款合同作为一种有名的民事合同被集中地归入在第12章之中。《合同法》第12章第1条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会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很明显，《合同法》对民间借贷合同是采取区别对待的，主要表现在借款主体和无息推定原则上。民间借贷既然是借贷合同的一种形式，就应该准用金融借贷的有关规定，然而实践中却不是如此。

（二）现有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存在相互冲突且协调性较差在现有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之中，存在着规定相互冲突的问题，协调性较差。比如《意见》第8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即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掌握，但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而根据《合同法》第211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即实行无息推定原则，很明显，这两条规定是互相冲突的。《意见》规定是在约定利率不明时按同类贷款计息，而《合同法》规定则是不计息。就涉及到法的效力问题，根据上位法优先的原则，《合同法》应当优先适用；但是《意见》似乎更符合当前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多以《意见》为准。这样的冲突是在法律的实践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但民间借贷的实践己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的规定早已经是捉襟见肘，为了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对相应的规定进行修改己经是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民间借贷法》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范。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纠纷的主要形式

（一）案例引发的思考

案例1:本色集团是在浙江省东阳市注册的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法人代表吴英，在集团下共有本色商贸有限公司、本色车业有限公司、本色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本色网络有限公司、本色概念酒店等数十家实业公司，总资产达30余亿之多，26岁的东阳女子创造了这样的本色集团，不能不说是个神话。吴英更是因为短期的富有曾经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7年2月10日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随之本色的神话似乎到了终结的边缘。随着本色，集团的土崩瓦解人们也渐渐开始思考本色后面并不本色的东西。各种媒体在争相报道本色事件的同时，在众多报道中，十分相同的是报道中都提到“非法集资”、“高利贷”、“民间游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字眼。可见人民所关心的己经不仅仅是事件的表面，而是事件背后的思考。

案例2:孙大午，被列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2003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此案一出，震惊全国。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孙大午的融资行为属于正常合理的企业融资行为，该案是个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扩大化的例子。这种扩大化的根源，是民间融资的制度困境，以及金融垄断因为民间融资行为而产生的危机。

以上两个案例都存在同样的焦点，在民间大量闲置资金的背景下，巨额资金的所有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尝试为资金寻找出路。除了传统的投资途径外是否还有可以拓展的空间，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之下是否存在更加高额的回报之路，民间借贷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与“非法集资”、“高利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的界限等厂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民间借贷合同在现实中的纠纷

1.合同的名称

亲戚朋友之间的借款，应当出具什么样的凭证？生活中最常见的有三种：欠条、收条与借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的法律含义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合同名称虽然不是认定合同法律关系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它对于法官的判断无疑是有影响的、欠条和借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而收条则不仅仅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还能够作为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前者如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时出具的凭证；后者如卖方收到货款时出具的凭证。在这两种情形中，持有收条的一方是无权要求对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的。持有收条的一方要求出具收条的一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就必须证明，其所持有的收条表征的是债权关系；而并非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出示一张收条通常是不够的。收条的持有者在不能出具其他证据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欠条和借条虽然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但它们之间也是存在差别的。借条表明了债权关系形成的原因，即因为借贷而形成；欠条则无法从字面上表明债权关系形成的原因。债权失系形成的原因是很多的，借贷只是其中的一种。能否初步认定债权关系形成的原因，对当事人最大的影响是诉讼时效的计算问题。结果写明是借条衣借贷关系成立的话，则适用的诉讼时效是两年；如果写明是欠条，其应当适用几年的诉讼时效则应当依据欠条形成的原因来确定。

可见民间借贷合同的名称应该是借条，而不是欠条和收条。

2.合同的期限

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容易产生争议的时间包括两点：还款时间和欠条书写时间。还款时间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的应当归还本息的时间。现实中人们经常忽视这项约定，或未作出明确约定。最常见的表述为“一定时间后”还款，如“一年后”还款。“一年后”从字面上来讲是一个时间段，而非时间点。借款后两年、三年或更长时间还款都能够被理解为“一年后”还款。尽管法律上对此有着一定的解释规则，但这种书写方式毕竟增大了实现债权的不确定性。还款时间的不明确，在实践中也容易引发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因此，在约定还款时间时，最好将其明确到年月日。借条形成时间通常是债务人书写欠条的时间。这一时间的约定也应当具体到年月日。实践中，债务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漏写这一日期，或仅仅书写年月日的一部分。如债务人仅写明八月一日。尽管在书写借条时这一时间对债权人债务人都是明确的，但时过境迁，难免会对借条的形成时间产生争议。而借条形成时间的不明确则可能导致诉讼时效难以计算。债权人可能不得不面对借条是否己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问题。尽管文书的形成时间有可能通过物证鉴定来确定，但这样做也并非绝对可靠，而且将增大当事人的费用支出。

3.合同的主体

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主要是指债务人的身份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债权人应当审查债务人的身份证件，并要求债务人当面书写借条。如果债务人将事先写好的借条交给债权人的话，就不排除该借条中债务人的签名系由他人代签的可能。其次，如果借款人同时又是某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话，债权人一定要明确债务人是该借款人本人还是其所代表的公司或企业。在法律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可以代表公司或企业从事包括付款在内的民事行为的。如果债权人不对债务人的身份加以明确的，有可能出现借款人身份混同的情形。直接的后果是，债权人在日后的诉讼中，将不得不面对公司或企业与借款人之何的相互推诿，从而为债权的实现带来麻烦。

三、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建议

民间借贷对于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以缓解银行资金不足的矛盾，以及解决公民之间生活和生产中遇到的临时性的资金困难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尽快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一）加快民间借贷立法

针对我国现阶段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零散的问题，结合民间借贷的特点，制订一部规范并能适应其发展的《放贷人条例》。在《放贷人条例》中：

1.应当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主体以及利率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并对民间借贷、借款合同、与民间投资进行严格的区分，使民间借贷的发展能够向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2.应当对放贷人的条件、放贷对象、放贷利率在何种范围波动等做出规定，还应当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利率管制、税务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从而推动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3.明确民间借贷交易方式、契约要件等问题：a.应承认口头合同和书面合同，但更鼓励和倡导民间借贷主体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b.可通过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主体、标的、借贷金额、利率、期限、违约责任等要素的方式对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进行规范和引导；c.应明确的、全面的、严谨的规定利息约定的方式、合法利率的范围、利率的计算方法，还应严厉禁止将利息计入本金重复计算利息的计息行为；d.进一步详细的规定民间借贷可采取的担保方式，并鼓励对民间融资主体对民间借贷合同进行担保。

4.《放贷人条例》要明确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以明确其诉讼权利。

（二）规范借款合同

《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不一定采用书面形式。但是鉴于民间借贷随意性的特点，如果在对方翻脸不认账或者因约定不明发生借款纠纷时，法院是无法认定借款关系事实的。例如，在当事人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借款人何时返还借款，实践中有两种情形容易发生纠纷：一种是借款人提前还款，另一种是逾期还款。《合同法》第207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这为当事人提前还款提供了法律依据。再比如对是否支付利息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这显然对借款人不利，也容易使借贷双方产生矛盾。总之，为了避免纠纷的出现，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规定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而且协议应载明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住址、借款数额、出借和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等其他合法内容，并妥善保存好证据，以便纠纷发生时有据可查。

（三）规范借贷用途

合同法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守法和公序良俗。任何一个合同行为都要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进行赌博、走私、贩毒、诈骗等非法活动而将金钱借给别人的，应明确规定其属于非法借贷。非法借贷的出借人依法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债权，反而要受到民事、行政制裁，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四）规范担保合同的内容以及订立程序

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担保形式是保证和抵押。当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时，由担保人代为履行还债义务，或者要求借款人或第三人提供一定的财产抵押；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依法变卖抵押物并从中优先受偿。规定当事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担保人须具备主体资格。也就是说担保人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公民或其他组织。不具备以上能力的不能成为担保人。另外，担保法对担保人主体资格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除外）职能部门不得作为保证人。

2.当事人意思表示须真实。担保活动应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或恶意串通，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所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所以，在农村很多村民被高利贷者强令作担保，有的私人印章被别人拿去作借债担保等，都违背了平等、自愿的原则，担保合同应当无效。

3.担保财产必须合法。

担保人用财产作担保，必须对财产拥有所有权，同时必须是法律不作禁止的财产。如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作为担保抵押财产（但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的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除外）。另外，法律规定，一些财产抵押担保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如以车抵押的，应到当地车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抵押担保无效。这一方面内容可以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解释来制定。

（四）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条例》中应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否则债权人一旦怠于行使债权，超过了诉讼时效，便丧失了自己的胜诉权，借出的贷款会石沉大海。实践中还有一种办法是，出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以前采取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划或者催讨证明等措施，这样，就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另外，民间借贷保证担保中，当事人往往会忽略了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规定，债权人必须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免除责任。所以，在民间借贷保证中，债权人如果没约定保证期间的，一定要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就免去保证责任，保证担保等于虚设，这些都应在《条例》中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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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刑民交错问题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衔接民事判决与刑事立案的问题亟待解决，实践中涉及非法集资的民间借贷合同对已执行部分可将超过集资参与人本金的部分予以追缴，对刑民交错问题，刑事事诉讼的进行并不妨碍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认可。

关键词：刑民交错；民间借贷；刑事程序；合同效力

一、法院的民事判决与刑事立案衔接难题

法院民事判决和刑事立案衔接难。有的非法集资案件在进入刑事程序前，部分债权人对债务人己经提起了民事诉讼，被刑事立案后，如果法院还未对之前的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对于该种类型的案件，一般会遵循先先刑后民的原则，而且提起民事诉讼的借贷关系等案件会纳入刑事诉讼中一起处理。但是在法院己经作出民事判决的情形下如何处理存在争议，各地方法院也有不同的处理。有的地方是将判决涉及的借贷案件排除在刑事程序外，而有的地方则将其一并纳入刑事程序。2014年3月25日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明确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但仍然回避了已执行案件的处理，此时对民事判决如何处理，是否应撤销并追回被执行财产？这仍是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的难点。

二、对已执行完部分财产的刑民衔接及建议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事、民事案件互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意见》参照其规定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作了明确。强调在同一法律事实下，刑事案件应当优先于民事案件，对于公检法正在侦办的非法集资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检法在侦办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法院。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面情况处理。

实践中，部分集资参与人在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立案前或者刑事诉讼过程中，以经济纠纷特别是借贷纠纷为由对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返还集资款项，部分案件民事判决生效后，涉案财物被强制执行。上述情况导致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时，基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交叉，既不利于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也容易侵害其他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意见》规定，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国家法律对于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所持的态度，通过上述的规定，对于集资参与人所得的利息、回报等应当予以追缴，以及对于集资参与人的财物返还以本金为限，这都充分说明，立法者对于构成犯罪的非法集资案件所涉及的借贷合同的效力的态度是否定的。对于合同效力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无论是《意见》还是之前颁布的解释等，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并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对于案发前，已执行案件也应当借鉴上述该《意见》的处理，对于这类通过执行返还集资参与人的财产，应当做出类似的处理，如果集资参与人执行到的财物少于本金的，则应当将该判决并执行完的案件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如果执行到的财物超过集资参与人本金数额的，则超过的部分应当予以追缴，并作为集资财产用于返还其他集资参与人的本金或者依法追缴。

三、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案件的交错问题

实务中，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关系一直交错不清，即单一的民间借贷关系与集合的民间借贷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这里也就涉及到单一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与集合的民间借贷的效力问题。非法集资犯罪尤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借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合同关系，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其产生的民事权利本身应受民法保护的，也即该行为有效。当这种自由损害到在社会公共利益及市场秩序时，国家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适度干涉与调整，在刑法中规定了非法集资类罪名。该行为具有违法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无效，因而应当认定各组成该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关系是无效的。一前一后民间借贷关系的有效与无效的冲突，其实质是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解决法律冲突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选择不同，故如何在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与非法集资罪所保护的金融秩序法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妥善处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与借贷合同民事案件的核心与关键。

民法是私法，关注私权的保护。而刑法是公法，关注刑法规范法益的保护。如果我们以刑法保护的法益为优先价值选择，即认定借贷合同为无效，则集资参与人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果我们以民法所保护的私权为优先价值选择，就会放任这种侵害社会公众秩序和利益的行为，最终导致更多的社会公众受到损害。从这一点，刑民交叉产生的矛盾似乎具有不可调和性。如何实现二者“法益”的最大化？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借贷行为，往往只要进入非法集资范围就一律予以否定，然后全部纳入刑事处理程序。这种单一的处理方式，不仅增加了司法成本，而且抹杀了市场经济中“利益―风险”的对应均衡机制，造成实质上当事人权利保护失衡。故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时，应采取更加理性、多样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类型债务，以实现意思自治与非法集资的制度交融。就此议题来说，其关键在于非法集资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意思自治的民法效果作何评判，以及意思自治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对非法集资罪的法律排除。最终归结为一点，即惩罚和保护如何平衡的问题。①

从民间资本的发展趋势看，民间借贷市场资本日渐活跃，广大民众手中的闲散资金有投资的欲望，而广大中小企业又有吸收资金的市场需求，从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良方之一。同时，民家借贷市场的活跃，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鼓励民间借贷的发生具有其必要性。

因而，我认为，认可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相关部门也在推进相关司法解释及具体操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这需要建立在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法规做出进一步明确，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建立在更为完善的监督机制的前提条件下的，如果只是空谈对那一部分的效力认定为有效，或者将那一部分排除在非法集资范围之外，操作性不高，且认定标准较为抽象复杂，不具有实践操作性，且对于证据的收集及认定也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刑事诉讼的处理并不影响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债权人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韩耀元、吴峤滨.“《关于办理非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解读”.《人民检察》，201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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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基层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15%左右，案件标的小，但执行难度相对较大，笔者通过对北安市人民法院近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执行案件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这类案件收案数逐年增加，而执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一、四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收案结案情况

2005年北安市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61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14.8%，执结18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9.5%；2006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74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15.4%，执结20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7%；2007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93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22.7%，执结24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5.8%；2008年1至9月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79件，占同期收案总数的30.4%，执结率占同期案件执结率的24.1%。另外，从执行结案方式来看，这类案件通过采取强制执行执结比例较其他案件大，司法拘留人数多，可以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已成为当前法院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财产可供执行。这类案件占未结案件的60%左右，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一些农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如果家中有病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只好高息借贷，用他们的话来讲，只要有人借就行，利息高点也无所谓，这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除了基本住房和承包地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还有一部分人为了做生意或承包耕地而借贷，由于经营不善也无力偿还。

（二）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这类民间借贷案件中，被执行人全部下落不明的占30%左右，一些被执行人欠多个债权人的借款，有的确属资不抵债，有的在借款时就没有想过要还款，提前转移财产，有的借款人多年下落不明，债权人害怕超过诉讼时效，只好提起诉讼，其进入执行程序后的情况可想而知。

（三）保证手续不健全。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一些债权人为了保证实现债权，在与被执行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时，要求有保证人提供担保，特别是在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保证责任约定不明，分不清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有的超过担保期限，有的债权到期后重新更换借据，没有保证人予以担保，这样案件在执行时债权人很难实现债权。

（四）借据金额与实际金额不符。此类案件采取强制执行的比例占80%左右。有许多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的本金与借据的金额不符，一种类型是直接在借据中约定本金、利息；第二种类型是本金和利息计算在一起，算做是借据金额；第三种类型是计算出利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借据金额写本金的金额；第四种类型是利滚利，多次发生借贷，每月都不能还清，余额部分加新借部分合在一起约定利息，重新出据借据。以上四种类型大多数债权人是类似属于职业放贷人，大多数债务人是着急用钱，信誉和能力较差的人。对此类案件的执行难度非常大，被执行人在执行中抵触情绪大，往往不肯按判决的执行标的自动履行，有的甚至宁愿被拘留也不认帐，用债务人的话讲，当时没有办法，如果有一点希望也不愿去借他们的钱。

三、解决民间借贷案件执结率偏低的对策

民间借贷案件受理案件逐年上升，执行难度大，因此必须寻找对策予以解决。

（一）发挥金融系统的借贷作用，抑制农村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通过比较笔者发现民间借贷案件增多与金融部门限制小额贷款有关，抬高了农民贷款的门槛，有的干脆不开展此项业务。农村信用社直接面对农民本人贷款，近几年利率不断增加，手续繁杂，多人联保，且贷款金额较小，还款期限缩短等问题，造成许多人不愿到金融部门贷款，而去借贷个人的高息款。因此，为了解决农民用款短缺，减少私借贷的数量、金额，金融部门应加强对小额贷款的发放，降低利率，只要贷款保证手续齐备，均应给予贷款，金融部门发放小额贷款数量增多，手续简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自然减少。

（二）规范市场项目规模

一些借款人由于盲目立项或扩大种植养殖规模而高息借款，最后因经营不善，损失惨重、血本无归，或上当受骗丧失了偿还能力。因此，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对这些人员立项，扩大规模应予以把关、引导，同时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三）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增多，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活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民间融资市场不规范造成的。一部分急于用钱的人无正当融资渠道，另一部分有闲散资金的人无正当投资渠道，由此产生民间借贷市场混乱无序，为此，政府应对民间融资市场加以规范，一方面为拥有闲散资金的人创设更多投资、增长财富的机会，另一方面为急需用钱的人建立一个借贷融资的平台。

（四）完善民间借贷保障机制，确保债权人利益得到实现

一些民间借贷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发生借贷关系时约定用房屋、车辆等财产做抵押，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抵押部门没有开展此项工作，使民间借贷抵押房屋无法进行保护，导致在执行阶段无法执行抵押物，因此，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民间借贷的抵押提供合法保障。

篇(6)

论文关键词 吴英案 民刑结合 集资诈骗

近几年来社会越来越关注民间借贷现象的发展，而民间借贷中的集资诈骗也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吴英案?无疑将这一问题推向了顶峰。我国法律对于民间借贷中集资诈骗的界定问题还不够完善，法律适用过于僵化和教条。而学者们要求宽待吴英这类人的观点虽然有利于发挥市场效率，但难免会增加民间借贷中借款方承担的风险。于是，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既坚持了公平又能充分发挥效率的可行方法。

一、民间借贷利弊共存，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刻不容缓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除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信用社等金融性企业之外的企业，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行为。?民间借贷现象在我国社会中存在已久，对于灵活使用民间空闲的大量资金，使它们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对于银行力所不逮的地方，民间借贷发挥了其独有的作用，使许多中小企业受益颇深，它是我国扶植中小企业，帮助它们起步的重要力量。其作用不容小视。

但是，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尤其是近些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金融政策有所改变，金融机构存货基准利率上调，导致民间借贷的现象更加活跃，这给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导致非法集资现象频频发生，非法集资，在国外被称为庞氏骗局（Ponzi.scheme），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是金字塔骗局的变体。?而集资诈骗是非法集资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集资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集资的方式向不特定多数公众实施欺骗行为（非法集资方式行为多样，依照司法解释有四种行为：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使不特定公众产生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不特定公众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相互传递信息强化错误认识交付财物，导致大部分被害人蒙受损失。?不久前的浙江吴英案无疑将非法集资这一热门话题推向了顶峰，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总理先生的特别关注。所以，解决民间借贷纠纷中集资诈骗问题的法律适用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今天，我想就法律和社会上对吴英案的热烈回应谈一谈自己对民间借贷纠纷中集资诈骗问题的法律适用的看法。我认为我国刑法对如何认定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这导致了许多像吴英这样的人为自己喊冤，而人民法院在定罪量刑上也十分为难。

二、理论界和实务界之争——吴英到底有没有罪

对于集资诈骗问题的法律适用，我国法学界存在着很多争议，例如吴英到底应否被判处集资诈骗罪，以及应否判处死刑，这都反应着我国法律对于集资诈骗问题的罪与非罪，应处何罪仍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仍习惯用简单的教义学来定义集资诈骗，无法与生活实际相联系。

对于吴英案和社会上的集资诈骗问题的不同观点，我认为本质上是公平和效率两种价值的交锋。

（一）公平至上——严处吴英，以儆效尤

一方面法院更多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它认为吴英承诺的高回报是集资的诱饵。吴英注册了多家公司，则是为掩盖其已巨额负债的事实。吴英还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等方法，通过高调宣传，试图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目的在于骗取社会资金。?吴英在负债累累，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对非法集资款随意处分和挥霍，如花2300多万元购买珠宝，花近2000万元购置汽车等，其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对这类行为如果不严加要求，会使金融市场秩序被破坏，欺诈行为横行，市场再无诚信可言。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政府有必要以自己的能力帮助维持市场正常高效运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吸引投资，保护投资者。如果放纵吴英这类人的行为，一但其企业破产，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是致命的。政府有义务保护每一个投资者，使他们收到公平的对待。在吴英已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及时补救对方的损失，从维护公平的角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二）重视效率——宽容以待，先民后刑

另一方面，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和我一样有很多人替吴英喊冤，认为将其行为定性为集资诈骗是不正确的，她的行为仍属于合法的商业行为。他们认为民间融资以相互信任为基础，以信用借贷为主导，手续简易。根据在浙江省的相关调查样本显示，只有5.5%需要正式签订合同，5.6%需要担保人，2.4%需要个人或家庭财产抵押。绝大多数民间融资仅建立在口头约定或打借条基础上。这说明民间融资本身就是一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关系性融资”。契约化程度极低。所以吴英的融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故意，她只是和所有其他民间借贷的当事人一样。比如吴英的浙江老乡—德力西集团总裁胡成中，德力西发展初期，准备建一个产品检测中心，需要30万元，但公司没钱，银行也不给贷款，不得已，胡成中向民间借贷，现在德力西集团产值180多亿元。同样，所以可以假设，吴英未必不能成为第二个胡成中。而我们知道，在2007年2月1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公告，宣布吴英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而此时吴英的名下尚有100多套房产，40余量豪车以及大量的珠宝，同时吴英也在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的资金链仍在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就判定吴英无力偿还贷款恐怕为时过早。

根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等学者的看法，成立集资诈骗罪的核心要素是“诈骗方法”，诈骗方法既要考虑诈骗罪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理解，也要考虑融资领域的殊异性进行特别限制。不宜将教义学设计的诈骗罪构造条件绝对化，应当与时俱进地对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进行限缩性解释，必须对集资诈骗罪中“诈骗方法”进行二次缩减。?教义学缺乏价值判断和现实关怀，一些严格坚持诈骗罪规范构造如日本判例认为：“只要是自己一方有瑕疵，而隐瞒这种事实进行交易，一般都构成作为形式的欺骗。”?如果推行这种标准，那么会对我国市场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对诈骗罪应按照有救济无刑法的原则进行限缩解释，限缩解释的标准应该是身份公开难言诈骗，即“具有诉讼和救济可能性”的案件不应动用刑法进行定罪，也就是说对于身份公开型诈骗的合理程序是：先民后刑，他们认为即使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其身份公开，双方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救济，这时，刑法便没有必要介入。这就是刑法的最后性的要求。他们提出应给吴英“以赔消罪”的机会，政府可以责令吴英停止借贷，告知出资者通过民事诉讼救济权利，在通过民事诉讼无法救济受害人权利时，或吴英否定了民事救济的意愿时，才启动刑事诉讼，将其认定为犯罪。?而吴英案中，浙江省法院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程序，直接将可能属于民间借贷的行为当成集资诈骗来面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本案中，吴英并未逃跑或表示拒不返还集资款，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已经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认定其行为为犯罪。浙江省两级法院的做法未免过于严苛。

三、我看吴英案

（一）用公平之帆为效率之船保驾护航

对于上述的两种观点我更偏向于后者，即我认为吴英的行为不应算作集资诈骗罪，我认为我们国家应当对民间借贷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因为健康的民间借贷有利于民间资本的高效运转，能使大量的闲置资本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这也充分的体现了效率这一价值观。在处理集资诈骗罪的问题上，应考虑社会现状，注意对特别地区的特别处理。以免公权力对市场运行产生限制的效果。法院对吴英案的判决我认为稍显严厉，温总理在2012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的提问时曾经提到过，中央打算将浙江省温州市作为民间借贷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所以，法院的判决也应和中央重视效率的精神相一致，即放松的民间借贷案件的刑事制裁，更注重对其的引导和事前监管，并更多依赖民事诉讼解决相关纠纷，从而充分提高效率。而像高艳东教授等人的观点，即“先民后刑”，又稍显宽松，很多时候不能有力控制集资诈骗对受害人的影响，不能及时防止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这有不能满足公平价值观。是牺牲公平去追求效率的行为。

（二）民刑结合，宽严并济

了解了法院和高艳东教授等人对吴英案的处理方法后，我一直在想，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在公平的基础上最大的发挥效率么？难道我们一定要像法院一样为了追求近乎绝对的公平而白白牺牲效率或者像高艳东教授描述的那样，为了发挥效率而牺牲公平？很显然，法院的做法过于保守，甚至有些杞人忧天，大大的抑制了市场发挥其效率。我始终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点，让公平和效率保持平衡。我认为，高艳东教授的“先民后刑”的提议是很有价值的，它对如何权衡公平和效率两种价值来说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种做法多少还是有牺牲公平来追求效率之嫌。经过了深刻的思考，对于像吴英案这样的案件，我有了一个提议，希望将现有的“先刑后民”变为“民刑结合”。我知道，我国政府在处理地方债务问题上，就一直采取比较灵活宽容的方式。对于能形成优质资产并保持稳定现金流的地方债务，中央政府会酌情进行延期或重组。我认为这一做法也同样适用于民间借贷。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确定像吴英这类的被告人是否有偿还的能力，并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和高艳东教授的“先民后刑”不同，我认为，在通过民事诉讼无法救济受害人权利时，我们仍可以给予被告人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暂时用刑法规定强制其将全部现有财产与政府订立抵押合同，并对其资金流通采取一些限制，以免发生被告人逃跑的情况，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使被告人的受害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但同时仍应保持公司的正常运作，并提供应有的条件让其创造收益以补偿受害人。这样的做法对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得到补偿是最有效的，同时也给了被告人一个机会，使其不至于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充分的发挥了被告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化的发挥了市场效率。就好比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采取延期处理的方式，这对市场的高效运行是十分有利的。“民刑结合”的做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刑法有限性，最后性的要求，但它确实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一方面通过刑法的强制性控制危害的扩大，给被告人施加压力，让其在压力迫使下发挥全部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损失，避免刑事制裁，另一方面，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问题可以让很多涉及借贷集资纠纷的企业不至于彻底倒闭，能够有效防止公权力对商事效率的不应有的限制。而要想具体实施“民刑结合”的政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立一个权威的评估机制，什么样的借贷纠纷可以适用“民刑结合”？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认定被告人尚有以收益弥补亏损的能力？给予被告人多长的期限可以使受害人的损失不会进一步扩大同时也让被告人充分利用现有资产创造收益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这也是目前我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可以在建立这一评估机制上制定法律和政策。充分发挥政府之手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功能。这也是和我们的经济政策相符合的。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政府加强在这一方面的立法，建立起有效的评估机制以对更多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分类对待，限缩的解释集资诈骗行为，并给与其更灵活机动的处理，那么，我国市场经济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更好的发挥民间借贷快捷灵活的特点，建立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充分结合的金融体系。同时建立有利的监管机制与其配合，让违法者在享有弥补自行过错的机会的同时，也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损失不会进一步扩大，希望不会落空。

篇(7)

1、民间借贷最长诉讼时效20年，所以借条是有期限的。

2、一般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为2年，如果你在借条上写明了还款时间，那么你就要在借款期满两年内要求还款，否则你的债权可能不受法律保护，如果不注明还款日期的话，你可以随时要求还款，使用最长诉讼时效20年，所以出具借条时最好不要注明明确的还款期限，只写明债权人可随时要求还款即可。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