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经济增长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夜经济 区域经济增长 消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呈逐年提高的趋势。到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整个社会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转变，人们的消费也逐渐由基本生活保障向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发展。

“夜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在城市，由于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白天工作压力不断加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选择舒缓压力的休闲性消费模式。“夜经济”就是在夜间发生的居民消费活动，它是白天经济活动的延续，包括餐饮、购物、娱乐、旅游、休闲、健身等消费内容，以其时尚、轻松的特色成为当今都市最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一。

近几年来，“夜经济”在我国的发达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形式之一，“夜经济”是伴随城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它直观地表现着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并潜在地拉动生产需求。据统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夜间消费已经占到全天消费的50％，并还在逐步上升。以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市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200.4元，其中，外出就餐为1058.6元，服装购买为1062.5元，文化娱乐用品购买及文化娱乐服务为1141.4元。将后面几项数据加总所占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26.74%，而这几项数据属于休闲性消费，正是夜间消费的重要消费形式。可见，夜间消费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消费模式，拉动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映射出城市的文化与活力。下文以重庆市发展“夜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例作出实证分析。

影响重庆市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的增长机制

区域经济的增长是指一个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增长相伴出现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迁移和城市人口的增多，以及就业规模的扩大。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需求、供给、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区际生产要素流动等，其中需求能力取决于投资和消费水平，消费是对现有产品的服务的需求，可以直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消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检验

以重庆市1985～2005年消除价格因素后的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与人均GDP的数据来验证重庆市的人均消费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对重庆市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做单位根检验，得出重庆市1985－2005年的人均GDP时间序列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消除价格因素后的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时间序列亦为非平稳的，同时也说明他们至少是一阶单整的，因此再对他们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滞后期数为2时，重庆市的人均GDP与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互为因果，这表明重庆市的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促进了重庆人均GDP的增长，同时人均GDP的增长也影响了平均每人的消费性支出。当滞后期数分别为1、3时，人均GDP的增长是人均消费性支出变化的原因。

（三）“夜经济”消费成为引导重庆区域经济进入新增长周期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扩大重庆居民消费是拉动重庆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夜经济” 所带来的消费增长已成为一股新的力量，不仅迎合了重庆的城市文化、人们的消费需求，更体现出了重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水平。自2003年以来，重庆平均每人在外出用餐、购物、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已经占到全年消费性支出的20％以上，可见，重庆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由传统的消费方式转变为追求生活品质的休闲性消费，在重庆发展“夜经济”具有良好的现实条件。“夜经济”所带来的娱乐、休闲、健身等消费形式有望成为经济转型时期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使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重庆“夜经济”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一）重庆“夜经济”的发展现状

“夜经济”的繁荣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重庆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夜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解放碑、沙坪坝、杨家坪、观音桥为核心的夜市经济正在不断发展成熟。以解放碑为例，作为重庆的CBD，解放碑云集了重庆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和优势企业，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吸引了众多品牌百货的入驻，与本地百货业融合形成了一个档次落差有致的商业购物环境。加之闻名的“八一路”美食街的餐饮业态的有机补充，以解放碑为核心的特色化商圈已初具规模。2004年渝中区人均GDP率先突破3000美元，为解放碑夜市经济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成为重庆“夜经济”的领军力量。因此，以购物、餐饮、健身为主题的夜市经济成为解放碑夜间主要的消费内容。

“夜经济”的兴起为重庆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外来百货业态的相继入驻吸收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两年来，北京华联、银泰百货、美美时代百货、王府井百货等进入重庆，上万失业人员再次就业，一定程度上对重庆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目前重庆夜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开始经营餐饮、服装、小饰品等行业，走上了再就业的道路。

（二）打造重庆特色“夜经济”的途径

首先构建以解放碑中心商圈为核心，以常规餐饮、休闲餐饮与特色餐饮为主要内容的解放碑中心商圈夜市，是启动与拓展重庆“夜经济”的最好选择。首先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管理机构，充分整合解放碑、南滨路、朝天门的餐饮资源。例如，解放碑“八一路”好吃街的地下层有部分空闲，且和第一层的美食经营有一定的脱节，应该一方面开发利用闲置的空间，提供更多的商机，形成一个整体的经营规模。另一方面调整好吃街里面原有商家的经营业态和经营方式，逐步建立起一个适合24小时消费的经营形式，使现有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夜市的形成，在以餐饮业带动“夜经济”发展的同时，购物休闲娱乐成为进一步带动“夜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由餐饮业夜市带动而起在解放碑的夜市中心基础上，扩大夜市的规模和范围，实现夜市空间上的扩展。首先，将朝天门纳入夜市工程，这就需要加强对朝天门休闲娱乐资源的整合，利用江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引进一些时尚的户外娱乐运动，健身运动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群和个性人群。再联合南边的南滨路，将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的长江索道作为整个夜市工程的新亮点，中高消费层次的人群也被纳入到这个经济圈中，不仅使三者间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发挥利用，他们之间产生的巨大联动效应会形成一个更大范围聚集效应以解放碑食品购物夜市为核心的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健身、旅游于一体的大规模夜市，“夜经济”的规模效应也将得以充分显现。

政策的支持。政府应该在进入条件、占地与管理费用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与优惠。比如：改变政府对每个区开放多少露天夜市的数量限制，凡符合规定要求且经营管理规范、卫生达标的餐饮企业都可以申报；减免企业经营露天夜市的占地费、管理费等；取消企业“圈地”经营露天夜市的限制等等。

参考文献

1.王树春，柳欣.开拓津门夜经济，打造天津经济新的增长点.环渤海经济瞭望，2005年第7期

2.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篇(2)

摘 要：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形成的空间集聚体。为了证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成都龙泉汽车制造产业集群为例，对产业集群销售收入、产值利润与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成都龙泉汽车产业集群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产业集群；经济增长；成都龙泉

一、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概述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且用实证和计量的方法来论证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产业集群理论，诸多学者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Martin & Ottaviano（2001）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减少成本，因此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周兵、蒲勇健（2003）运用EVIEWS统计软件，以西部人均GDO占全国人均GDP的比值为被解释变量；西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数、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税前利润与全国的比值为解释变量作线性回归。通过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拟合度分析，删除了固定资产集聚指标，得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涂山峰、曹休宁（2005）基于索洛模型来研究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区域品牌增加了集群内企业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可以提高区域人均资本存量，根据古典增长理论，人均资本增长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因此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效应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朱智文（2007）以绍兴县纺织业产业集群为例，对东部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他运用SPSS统计软件，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纺织业集群总产值为解释变量对1996年―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绍兴纺织业产业集群总产值增加1个单位，绍兴县的GDP增加0.288个单位。由此表明绍兴纺织业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惠宁、谢攀（2009）对浙江省、陕西省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正相关，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重视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从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他们普遍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产业集群对区域GDP的贡献程度较大。本文主要通过EVIEWS统计软件来验证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龙泉汽车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产业集群形成前后的比较分析

上述表格是从2002年到2013年的统计数据，其中包含成都龙泉的GDP、GDP增长率、形成汽车产业集群时集群内企业数量、汽车产业集群的增加值、汽车集群产值利润和汽车销售收入。

从2002年到2006年，成都龙泉尚未形成汽车及其配套企业产业集群，此时，龙泉的GDP以每年10亿左右的速度平稳增长；GDP增长率也保持在14%左右；汽车产业集群的产值利润和销售收入为0。

2008年，龙泉初步形成拥有整车、主机和关键零部件的汽车产业集群，GDP为218.71亿元。2008年的GDP比2006年增长了104亿元，GDP的增长率提高到18%，汽车产业集群内产值利润为10.4亿元、销售收入为35亿元。

从2008年到2013年，龙泉汽车及其配套企业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其中汽车及其配套企业达到2013年79家。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后，龙泉的GDP的增长非常明显，年GDP增长值大于100亿元，汽车产业集群内产值利润和销售收入也在突飞猛进。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形成汽车产业集群后，龙泉的GDP出现大幅增长。GDP增长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但只根据数据分析还不能得出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确实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二）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分析

成都龙泉汽车制造厂从2006年初步建设，在2008年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雏形，由于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因此只能对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我国，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是GDP，要分析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用汽车产业集群内产值利润、销售收入分别与GDP作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表明：龙泉汽车产业集群销售收入增加1个单位，龙泉GDP增加0.698104个单位。因此，龙泉汽车产业集群对当地经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回归分析表明：龙泉汽车产业集群产值利润增加1个单位，龙泉GDP增加4.754349个单位。因此汽车产业集群内产值利润对GDP的贡献程度较大，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益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在2012年和2013年这两年里，龙泉的GDP在成都市各个县及五个区的比较中已经排到了第一位，最主要的原因是龙泉汽车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经济快速的增长。通过对成都龙泉汽车产业集群对当地GDP贡献值的分析研究，龙泉汽车产业集群形成以前，当地的GDP增长特别缓慢；在集群形成后，GDP增长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汽车产业集群内产值利润总额也在大幅增长。当地的GDP值增长大幅提高，主要得益于汽车产业集群。

三、结论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布局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可以将相互联系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产业集群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各个企业之间专业化程度高，这样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交易费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增长。

（一）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成都龙泉汽车产业集群主要坐落在成龙大道，现在已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包括一汽大众汽车产业集群、沃尔沃汽车产业集群等，这些大型产业集群的入住，使当地汽车产量在2010年为10.17万辆、2011年为15.31万辆、2012年为37.5万辆、2013年为73.2万辆。这些汽车的销售收入使成都龙泉GDP大幅提高，而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龙泉的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前后对GDP的贡献值可以看出，汽车产业集群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了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优势。

（二）产业集群促进当地就业量的增长

产业集群不仅得各个企业之间达到了高度的聚集和精细的专业分工，而且可以促进就业量的增长。汽车及其配套企业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比如汽车的零部件企业增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也就增加了就业岗位，使当地的就业量大幅上升，促进就业规模。就业量的大幅上升，不但可以稳定当地的经济，而且可以使当地的人均GDP快速增长，从而带来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产业集群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上升的过程。衡量城镇化的指标可以用地区非农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比较。如果这一数值越大，表明城镇化程度越高；如果这一数值较低表明城镇化程度低。

随着龙泉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当地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工厂，农村耕地不断减少，绝大多数的农业活动也随之消失，当地的劳动人口主要都在当地的汽车及其配套企业中从事相应的工作，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就业，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大幅度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市场需求将会迅速增长和多元化，这会促进专业化分工，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高度发展。

（四）产业集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区域竞争力是指经济区域有效地吸引和配置资源，生产出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产品、占领更大市场份额，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产业集群可以产生较大的区域竞争优势，首先是因为产业集群的高度聚集降低了交易成本；其次是高度聚集的产业集群可以不断地吸引更多企业进入集群内，从而扩大集群的规模。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优胜劣汰，促使各个企业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使集群内的企业竞争力不断加强，形成内在稳固的产业集群。内在稳固的产业集群可以有效地进行专业分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降低其生产产品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同类型的产品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成都龙泉的汽车产业集群聚集程度很高，汽车及其配套企业都在一个距离很近的空间高度聚集，在这个聚集体中，有汽车各个部件的生产厂商，具有汽车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这样的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当地生产出来的汽车产品在同类型市场上的竞争力。

由于产业集群是高度集聚的，使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精细，缩减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企业之间形成的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内在稳固的产业集群可以吸引更多同类型的企业进入集群内，这样可以促进就业量增长等。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就业量大幅提高，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高低与当地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成都龙泉的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程度较高，使当地GDP年增长率不断的提高，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2：140.

[2] 周兵、蒲勇健.一个基于产业集群的西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数量技术经济研究，2003（8）：143―146

[3] 惠宁、谢攀.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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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牌；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观察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表现在：区域品牌较好的地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也较好，反之，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往往落后。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强势品牌越多，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则所创造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品牌塑造是密切相关的［1］。

一、文献综述。

波特（1998）认为，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获得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的竞争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区域品牌效应凸现，提升区域品牌就势在必行了。波特（2002）又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簇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簇群，带动区域周边地区的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品牌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国内已有许多研究。孙宏杰（2002）认为，区域品牌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品牌效应，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产业产品的主体和形象，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夏曾玉（2003，2004）通过对“温州现象”的考察，分析了建设区域品牌的好处以及温州建设区域品牌的经验。陈方方（2005）强调，地域品牌有识别、搭载、聚集、刺激的经济效应。何铁（2005）指出，品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吴程或（2005）认为，区域品牌可以增强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能够形成地域分工与产业分工的有效结合，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武跃丽（2005）认为，区域品牌比单个企业品牌具有更持续的品牌效应，更强大的吸引力，在对外宣传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肖志明（2009）从品牌带动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通过晋江品牌带动经济增长模式，找到品牌带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品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尤其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品牌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应展开清晰、彻底的研究。所以实施品牌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时展和经济转型的紧迫要求，构建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振兴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

二、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机制”一词的含义为［2］：事物在内因与外力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原理及其表现形态。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机制是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产生的一些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共同起作用，以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区域品牌，使区域经济和区域品牌共同持续发展。

1.区域品牌的内在带动机制。

（1）外部规模带动机制。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首先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后经克鲁格曼等学者的完善而得到发展。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认为［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行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更有效率，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该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会导致某种行业及其辅助部门在同一或几个地点大规模高度集中，形成外部规模经济。通常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企业中，多数的企业规模比较小，内部规模经济难以观察，然而，由于分工的不断外部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深入，各个企业的生产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和特定的经济环节，产品和服务可以同时满足其他厂商的需求，区域品牌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就显现出来。相对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2）空间集聚带动机制。

大量中小企业在大城市的近郊区或中小城市（镇）集聚成群，空间上的接近使经济活动高度密集。从硅谷到中关村，从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到深圳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从娱乐业、金融业、酿酒业、冶炼业到高科技产业的集聚，都是因为有某种或某些优势资源的存在，这些优势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农产品、矿产资源、水陆交通的便利）、人文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等，这些资源是企业集群在某地诞生的个性化条件。另外，空间集聚不仅带来生产上的外部经济性，而且还产生智力与管理外溢。例如：对于集聚的企业，即使自己不进行科研开发，也可以因久居此地而享受智力包括隐性知识外溢带来的好处，如：由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集聚使当地企业技术进步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更快，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使区域品牌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3）整体优化带动机制。

整体优化效应是指群体内各组织由于增长上的协调而产生的收益。区域品牌的特性表明，集群区域品牌是一个天然的区域创新系统，在某一区域的机构集中能够形成一个共享的文化与学习区域，产生一个学习与知识传播的网络，积淀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系统的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如作为高技术集群区域品牌的典范，硅谷因其知识密集、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鼓励冒险并容忍失败的氛围、开放的商业环境、产学研的互动、政企与非赢利机构的合作、专业化的商业服务机构、高质量的生活等特点而被誉为“技术进步的源泉”。

2.区域品牌的外在带动机制。

（1）关联带动机制。

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核心企业，通过该主导核心企业的衍生、裂变、创新与被模仿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一个区域有某个领域的产业或企业出现，随即与之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的原材料、零配件供应、产品制作、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就会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地趋向集中，汇集于区域的各企业，通过合作与交流，寻求规模经济，寻求互动式学习和创新，寻求在产业价值链上新的机会和更有影响力的竞争位置。

（2）扩散带动机制。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与区域外围之间通过双向联系来获取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料、燃料、劳动力和技术，同时也为其他区域提品和服务。区域品牌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形成对原材料、零部件及辅助产品等的较高需求，从而刺激相关部门的建立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4］。

3.不同类型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机制。

（1）由特色资源、技术工艺形成的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

地理气候、地貌条件和文化特质、传统工艺是很难移植和模仿的，有些区域品牌的形成在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或是因为悠久历史的特色技术工艺，如新疆哈密瓜、杭州龙井茶、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等。在特定区域内，基于当地独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人文环境或特色技术工艺，围绕某一主导产品或产业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步树立起来能代表本地区特色的品牌。这种具有特色竞争优势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它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5］。比如河南信阳毛尖、福建安溪“乌龙茶”和“铁观音”系列、浙江安吉白茶等。这些地方借助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发展，并通过区域品牌效应在市场上实现品牌对产品的增值作用。

（2）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的带动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区域内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形成区域品牌的特色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产业品牌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他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三、发挥品牌效应，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树立用品牌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品牌主导。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强国的了解和认识大都是从品牌开始的。

通过波音、通用、微软、可口可乐、沃尔玛，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强大的美国；通过奔驰、西门子，我们认识了德国；通过三星、现代，LG、了解了韩国。同样，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和市场的渗透、占有和垄断，也是通过这些品牌实现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品牌的好处，他们高度重视品牌战略，许多国家把品牌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始终把打造品牌作为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战略，坚持不懈地围绕自己的品牌来提升产品质量，培育企业文化，提供优质服务，推进自主创新，最后形成今天的世界性影响力，这一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产业龙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树立用品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2.搭建用品牌整合资源的平台。

品牌的基础是企业和产品，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重视品牌的培育和研发，加大品牌创新推广的投入，不断开发出掌握核心技术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应市场需要的品牌产品；对于企业现有的品牌应该进一步巩固提高，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鼓励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的生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途径进行品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着力打造区域经济的旗帜品牌。

以知名品牌企业为龙头，以标准化生产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品牌规模效益，把现有品牌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品牌走出省门，争创中国名牌和世界名牌，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通过授权生产、授权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实现快速的品牌扩张、规模扩张、市场扩张。如吉林化纤“白山”牌商标被认定驰名商标后，大力推进商标许可使用，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因此，广泛深入地开展品牌建设研究和交流工作，搭建品牌建设的公共平台，为充分发挥优势品牌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奠定基础，继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整体优化区域资源，奠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基础。

区域品牌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定位的实质就是将区域品牌放在目标顾客心目中给它一个独特的位置，由此而形成区域鲜明的品牌个性。［6］由于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每个区域的禀赋是不同的，每个区域的优势也各有千秋，因此区域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准确定位。区域定位的基础是区域最具优势的资源，优势资源是区域品牌的成因之一。由于区域品牌的培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规模性、低消耗、可持续性的特有资源才是优势资源。在培育区域品牌选择重点产业时，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建立在可持续性的优势资源之上且具有发展潜力、竞争优势明显、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重点扶持。

4.发挥品牌效应，推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品牌之所以对任何企业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品牌效应。产品品牌的声誉一旦树立起来，就会通过消费和流通领域的传播，迅速扩大产品的影响力，赢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只要产品质量信誉不受损害，它的影响力及其经济效果就会长期持续下去，以至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品牌的信誉可以由一种产品放大到一组产品，产品的卓越形象可以放大为企业甚至地区的形象，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也起到了乘数作用。由于品牌产生的扩散、持续和放大效应机制，刺激市场需求，能给企业带来一连串的利益。市场营销学认为，当品牌被公众认可后，就成了一种载体，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品牌效应，将其做强做大，形成品牌企业和集群品牌，就形成了品牌经济。

总之，只有通过积极培育区域品牌、全国品牌乃至国际品牌，才能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占据国内外高端市场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发挥品牌市场带动作用是振兴经济，提高国力的必经之路［7］。

参考文献［1］马志强。区域形象—现代区域发展的品牌和魅力［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5.

［2］孙日瑶。品牌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8.

［3］刘阳。中国品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156.

［4］熊爱华。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中的磁场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8，（8）∶176.

［5］王秀海，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D］。硕士论文，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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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集聚 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聚集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开始在我国有了飞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相关研究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仅增加了资本积累，因而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策性变量对经济增长也只能产生短期作用，因此，任何鼓励FDI的政策都是短效的。而自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FDI同样可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和分析,实证研究证明：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FDI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的重点是把注意力放在FDI在中国各个省份的集聚状况与我国31个省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上，通过具体的指标来说明FDI的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贡献。

二、FDI在我国的区域分布现状――呈现非均衡发展的状况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FDI的数量和金额迅速增长，FDI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吸收FDI的地区分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1.从区域分布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FDI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较少且变化不大,但FDI对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2.从省际差异来看，FDI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发达省份，发达省份之间亦呈现出波动变化，西部地区各省劣势明显。在对外开放初期，外商投资的重点地区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即使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外商投资亦不平衡。随着FDI流入的增多，投资的地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其特点是投资环境改善进展快的省市，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其在全国外资总额中占的比重明显提高。

3.在东部地区内部开始出现FDI的重新布局。FDI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FDI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FDI在珠江三角洲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FDI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

三、FDI集聚对区域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全国31个省份的FDI分布状况入手，在业绩指数、人均指数和地均指数三个基础指标的计算基础之上，来测算FDI的非均衡分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业绩指数（PI）

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业绩指数的方法来测度不同区域利用外资的能力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广为采用。业绩指数PI（Performance Index），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该省外资的流入量占全国外资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省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绝对值比较忽视了不同地区经济规模的差异。通常,一个省份经济规模越大(根据GDP衡量)，吸收的外资就越多。采用业绩指数的计量方式，消除了经济规模不同的影响。如果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省占全国外资的比例与其占全国GDP的比例相等；指数值大于1，表示该市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更多的外资；指数低于1，可能由于竞争力低下等原因，外资流入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

2.人均指数(PPI)

沈坤荣(2001)的研究认为，除了市场容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外，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外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则吸收的外资水平越高。为了克服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笔者设计了外资人均指数这一指标。外资人均指数是指一定时期内，该省外资流入量占全国外资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省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

PPI＝该地区人均FDI/全国人均FDI＝（FDIi/FDIw）/（HRi/HRw）

PPI――外资人均指数（Investment Per-Person Index）

FDI――外商投资

HR――人力资本存量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省份；w表示全国)

如果指数等于1，表明该省外资占全国外资流入的比例与其占人力资本存量的比例相当；指数大于1，表示该省吸收的外资相对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规模要大， 该省内企业资本密集度较高；若指数小于1，则表明该省引进外资的竞争力较弱，与该省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不相当，该省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人均指数消除了劳动力资源的影响，反映各省份利用外资的成就。

3.地均指数（PAI）

土地面积是各个省份一个主要特征。从土地与资本的配置角度出发，对吸引外资水平的差异进行指数运算，得出外资地均指数。外资地均指数是指一定时期内，该省外资流入量占全国外资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省的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

PAI= 该省地均FDI/全国地均FDI= (FDIi/FDIW)/(LA i/LAW)

PAI――外资地均指数（Investment Per-Acre Index）

LA――土地面积 (Land Area)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省；w表示全国）

如果指数等于1，表明该省外资占全国外资流入的比例与其占土地的比例相等；指数大于1，表示该省吸收的外资相对于该省的土地资源要大；若指数小于1，则表明该省引进外资的竞争力较弱，与其土地资源不相称。地均指数克服不同省份的土地资源约束，来反映各地区利用外资的成就。

4.综合指数（SI）

业绩指数、人均指数、地均指数只是剔除了单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果要同时消除经济规模、人力资本、土地资源的影响，则须计算综合指数。其公式为：

SI＝(PI*PPI*PAI)1/3

综合指数是在业绩指数、人均指数和地均指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同时克服了各个省份三大具体特征。这样，不同省份的外资利用成就可以直接进行横向比较；同一省份在不同时期利用外资的成就也可以进行纵向对比，把握外资利用能力的动态变化。

根据1986－2004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出1986－2004年中主要年份的各个省份外资综合指数。

5.外资区域聚集度指标

外资区域聚集度是描述外商投资在区域内形成聚集程度大小的指标。外资聚集度高， 意味着外商投资的较大份额相对集中在区域内很少的几个地区，各区域利用外资的能力差别很大；聚集度低，则说明外商投资在全区域内分布比较平均，各区域利用外资的能力比较均衡，差别小。即

RADt=STDEVt /AVERAGEt

RADt――第t年聚集度(Regional Agglomeration degree）

STDEVt ――第t年全国31个省份综合指数的标准差

AVERAGEt――第t年全国31个省份综合指数的平均值

为了对全国FDI的聚集分布有更清楚的了解，笔者将把全国的31个省份进行区域划分。这样通过东、中、西部的比较会使我们的视线变得更加清晰。

我们可以看出FDI的分布情况，FDI在西部的分布是最不平衡的。在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的各个省份FDI分布相对较为平衡，处在0.4－1.0这个区间徘徊。而东部地区的FDI聚集度波动也是很大的，在1992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聚集度的指数出现了大幅上扬，达到了1.8左右，说明在1992年前后东部的FDI分布不均的状况最为突出。

上面我们分析了FDI的聚集状况，其实FDI的分布不均与三大区域GDP的增长率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的波动状况。这一点只要根据两者的变化趋势既能判断。说明FDI的集聚对于GDP的增长是起到重要贡献作用的。

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有些因素在用数据描述中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FDI的集聚对区域GDP增长的具体数值的测算还有一些难度，但上面的三大基础指数和综合指数及聚集度的测算已经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FDI的集聚对与经济的增长是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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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 01.5:82-93

[3] 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6).

[4]王成岐,张建华,安辉.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2,(4).

[5]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4:19-2.

篇(5)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重要的三大经济圈之一，它在不足3%的国土面积上实现了全国近四成的生产总值，彰显了其重要的经济地位。2014年，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作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被再一次强调，提出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发展机制创新的需要，是合理协调人口资源环境配置的需要，是构建环渤海和新型首都经济圈的需要，是现阶段十分重大的国家性经济战略。（文中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关键词】

京津冀；经济增长；现状

京津冀区域位处东北亚和亚太经贸圈的核心区域，囊括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位于环渤海地区.是北方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心，在我国经济拓展方向上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北京，作为京津冀发展中的的中心城市，是集合了教育、文化、政治以及国家的交流中心，与此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政策条款发展方向的决策中心。在地里位置上东南方和天津相接，其余部分为河北省所环绕。一共有14 个市辖区以及两个县，北京市共有 317个县乡镇级区，总面积达16410.54平方公里。

天津，是我国的第三大城市，是我国直辖市。地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我国近代工业起源于天津，东与渤海相邻，北与燕山北京相接，与北京相距120公里，天津市的总面积为 11917.3 平方公里，拥有153公里长的海岸线，陆线边界长达1137.48公里。

河北省的地辖面积面积达18.88万平方公里。下辖的地级市共有11个，石家庄是河北省省会。目前，河北省正致力于联合进行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一系列交通设施投资和建设，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的保护以及合理利用、设立了系列环境保护和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积极拓展河北省的行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

1 城市发展情况

北京的教育工作是全国发展最好的地区，截至 2012 年 8 月，北京市现共有 89 所普通高等院校，它是全国高等学府的聚集地，聚集了国内数量最多的著名院校。 天津的教育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2012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417 所。其中，普通高校 55 所，普通高中202所，初中317所，小学 843 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 970058人。河北区域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也在逐步完善，到 2012年，河北省具有本科在校学生622629人，具有专科在校学生546167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也在逐年提高。（表1）

1.2 城市建设发展情况

数年间，京津冀地区的发展非常迅速，截至2012年，北京现有建成区面积为1268平方公里，常驻人口为2069万人；天津现有建成区面积为72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从2007 年的1115万人增长到 2012 年的1413万人；河北地区现有建成区面积从2007 年的1738.9扩大到 2012 年的，到2012年常住人口已达到7288 万人。从上表中各地区差异可以看出，天津市的户籍人口密度最高，达到2782人每平方公里。

2 经济增长情况

2.1人均生产总值情况

京津冀发展的 5年以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北京、天津和河北区域增速基本上都达到了两位数百分比以上的速度，北京地区从 2008 年的64491元上升到 2012 年的87475元，天津地区的生产总值5年来近乎翻倍，河北地区 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比 2008 年增加了13598元，京津冀区域总体的生产总值所占全国比重也是逐年升高，仅次于长三角区域，与珠三角地区基本上持平并且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2.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情况

在进出口总额方面，从2000年到2010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额由776847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447913万美元，增长为原来的10倍，天津地区从2000年的1369289万美元增加为2012年的 7743452万美元，河北地区每年都保持不同比例的增加，到2012年增长为177518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从2000年到 2012 年逐年增加，增长比率基本呈平稳增加态势。

【参考文献】

[1]陈冬.京津冀城市进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2012.

篇(6)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78年～2010年，中国取得了年均9.8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持续变大，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差距扩大等。（1）经济增速放缓。从2010年以后，除2011年以较高9.5%的增长以外，其他年份均小于8%，2012年～2014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7%，7.7%和7.3%。（2）区域差距依然巨大。从2014年的GDP总量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为6.78万亿元人民币，而仅为920.83亿人民币。从人均GDP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天津，北京和上海，排名最后三位的分别为云南、贵州和甘肃，其中排名第一的天津为105 231元，而排名最后的甘肃为26 433元，两者相差3.98倍！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国政府通过“对内深化改革，积极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加大开发力度，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其目的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维持稳定增长，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合理的分布。因此，从理论上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因此需要关心的是，当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生相伴的区域差距又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好坏是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能否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是一门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规律。因此，本文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阐述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主要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关系的研究；（2）新经济地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3）总结和建议。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关系：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

1. 静态模型。最初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旨在解释区域一体化发生后，经济活动在空间变化规律以及由产业分布的变化而导致的区域差距，其现实背景就是欧盟的产生。Krugman和Venables（1990）最初的模型就是解释当区域一体化发生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是如何在空间上进行变动的。模型中企业的区位分布是由聚集力（Agglomeration Forces）和分散力（Disperse Forces）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模型中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市场接近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聚集力主要体现在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发达地区，因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同时生产接近大市场还能节省运输成本；另外，在企业集中的地区其生活成本也低，因为企业数量多的区域生产的工业种类和数量自然就多，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少，从而承担的运输成本就小，于是产品价格相对便宜。市场接近效应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集中时，这个地区的价格指数又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制造业人口迁移到本地区。而分散力主要体现在由市场拥挤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较多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为获得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促使其转移至边缘地区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区域一体化化程度（模型中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于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至关重要。当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时，经济系统的分散力大于聚集力，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对称分布状态。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开始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得更快，这样就存在当一体化程度达到某一临界水平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聚集。

从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对过程来看，由于在静态模型中，生产要素都是事先给定的，因此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模型中没有明确表示经济增长的变量，模型中经济一体化程度（由运输成本下降导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过程具体如下：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运输成本下降），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发生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的更快，这就存在运输成本的某个临界点，当运输成本低于突破点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产业的聚集过程开始，工业企业逐步流向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工业企业数量也就不再相等，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两个地区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以企业数量和实际工资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话，（从整体和局部来进行分析）核心区域会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出现经济增长（企业数量增加），同时核心区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消费其他地区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实际收入的提高；另一个是由于核心区企业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消费其他地区产品的种类减少而导致的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得实际工资提高。而边缘区则会发生经济衰退（企业数量减少），同时由于消费外地产品数量的增加，实际收入将会下降。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在运输成本从无穷大降低到零的过程中，两地区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差距会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趋势。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倒U结论一致，这说明在政府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发展经济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全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这个模型本质上解释的是初始有差异的两个地区进行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活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但模型没有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个地区初始的差异？随后Krugman（1991a）修改的假设说明了在即使在两个区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最终出现经济活动集聚的状态。其作用机制就是劳动力流动而形成的自我强化的作用效用。此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对模型进行修改，如把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改为实物资本的流动就形成了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以及把制造业工人修改为自由企业家就形成了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结论，即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差距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的变化规律，完全一体化后，区域之间不存在永久性差异。

2. 动态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价格指数的下降来体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GDP的增长，因此在随后的发展中模型中增加的动态模块，由Baldwin（1999）提出来的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与CP模型不同的是，CC模型中生产要素的存量没有提前给定，其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的折旧和创造来反映的。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这两个新的变量。创造新资本的条件是资本价值大于等于资本创造成本，其中资本价值的确定是由资本长期收益流的现值来确定。只要资本价值大于创造成本，新资本就会不断会被创造出来，在长期，资本的价值与创造成本相等时，资本存量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就停止了。对于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贸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活动是对称分布的。只有当贸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其中一个区域获取初始优势，对称均衡将会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变化后，所有的工业企业将会集聚到一个区域。同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增长地区获益，而萧条地区受损。平均价格指数下降，全国实际收入将会上升。如果初始区域规模不相等，这个转变过程会更快，尽管局部均衡也可能发生。

显然，在CC模型中，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是相互作用的：区域差距具有增长效应（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增长率将会提高）以及在区域差距扩大过程中，发达地区变为增长极，而另一个地区则沦为塌陷极。这样，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发达区域将会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这与Myrdal（1957）的循环累积的概念是一致的。然而，一旦经济活动全部聚集到一个区域，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但此时，如果一体化继续推进，边缘地区的实际收入将会由于进口价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这也意味着全国实际收入的提高。但与静态不行不同的是，即使区域间完全一体化后，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即存在永久性的收入差异。从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成本不变，则区域差距的程度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在CC模型提出后，不同学者对资本创造的过程进行了修改微观机制的描述，形成了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 Model，GS模型）和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 Model，LS模型）。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商品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也有知识溢出程度的变化。从经济增长方面来说，LS模型的典型特征为经济增长受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其决定变量就是两个维度的一体化程度。当经济系统处于分散状态时，如果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则创新成本很大，因此经济增长率低，但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开始慢慢集聚，当所有产业集聚到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区域内的溢出程度会非常高，因此创新成本会大大减小，从而提高资本增长率。这就告诉我们在区域间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如通信技术落后等）时，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得经济进入 “快车道”。从区域差距方面来说，LS模型中不同的区域一体化路径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果一体化中仅仅降低交易成本（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市场分割等），那么最终会促使经济发生核心边缘结构，经济会完全集聚到一个地区，从而加大区域差距；但如果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成本，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的完全集聚。实际上，扩大知识溢出政策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如当经济需同中贸易自由度和知识溢出系数都为中等水平的时候，如果区域一体化中等贸易自由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知识溢出水平就可以把经济系统从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从而减小区域差距，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区域一体化过程来看，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中权衡。如果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则区域间存在永久性差距，且核心地区的福利高于边缘地区。但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边缘地区与一体化化之前相比福利是否提高，其不仅取决于一体化程度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制造业支出份额的大小。随着一体化的与此同时在最新的新经济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方面来进行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关系（Okubo et al.，2010；Fallah et al.，2011），这种异质性之间互相作用关系（异质性的企业和异质性的劳动是在空间上匹配问题）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 NEG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两项政策分别对应着国内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按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预测，在一体化过程中，具被更好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的沿海地区将会聚集更多的产业，因此沿海地区也会得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从制造业的分布来看，陈秀山和许瑛（2008）研究表明，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9个行业存在扩散效应，1996年～2005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空间结构整体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化过程。从沿海―内陆的经济活动分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如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内陆和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经济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年～2007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3.0%的速度，创造了令人关注的中国模式。

这种空间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区域发展差距被不断的扩大。按照不同的尺度空间，这种差距可以分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从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看，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和山东，全部为东部沿海城市，而排名最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宁夏，青海和，都是来自于西部大省份，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是排名最后的的73.64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预测，即随着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区域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促使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当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从高到低，运输成本与产业聚集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随着运输成本由高到低， 经济出现分散到集聚、再扩散的过程。根据文玫（2004）的研究显示：在1993年～1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即这段时间区域发展差距是单向扩大的，随着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当把时间维度加长后，区域差距的变化就体现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呈现倒U变化的规律。徐召元和李善同（2006）的研究表明，区域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呈扩大趋势，2000年～2004年区域差距扩大有所减缓，而2004年收入扩大趋势开始明显减小，2004年也是大部分学者认同的区域差距变化的拐点。因此，新经济地理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很好的解释力。

四、 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出发，回顾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这一对变量的变化。在现有的理论中，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空间经济过程的变化是非单调的，这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是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过程。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也随着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而发生“倒U型”的变化规律。这种规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但随着一体化程度进一步的推进，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一体化手段的多元化。按照新经济地理动态模型的预测，贸易一体化和知识程度一体化都会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不同的是前者的提高倾向于使经济活动的集聚，而后者的提高会使得经济活动分散。而通过贸易一体化使得经济起飞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会改善欠发达地区福利水平，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加大贸易壁垒或市场分割的手段来进行干涉的话，反而不会提高欠发达地区福利。此外，在深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从提高贸易一体化转移到提高要素流动和提高知识溢出一体化层面上来，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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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kubo T.，Picard P.and Thisse J.，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ournal of Intenational Economics，2010，（82）：230- 237.

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内生性；联立方程；市场化指数；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101-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也应该看到，过去的发展建立在依托投资、依赖资源、粗放型发展的基础上，这种非可持续发展方式必然会阻碍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熊彼特[1]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他从经济与技术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技术创新能够解释经济周期的现象。傅家骥[2]指出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手段，在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持续发挥技术创新效应。已有研究充分表明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关系，因此，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内生性显得尤为重要，既能探究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在彼此中的地位，又能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一、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分析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Blomestrome[3]认为FDI能带来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因素，并且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Huang[4]实证分析了墨西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证明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Pomer[5]利用内生增长模型，认为FDI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Borensztein[6]等指出FDI技术溢出效应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Breton[7]运用动态的索洛模型分析日本1969―1997年人力资本对人均GDP的影响。郑世林[8]等测算了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得出1978―2004年贡献度达到80%。潘云文[9]测算了1990―2011年技术进步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陶爱萍[10]等建立了知识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知识溢出与产业集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应促进产业集聚与知识溢出的良性互动。黄清煌[11]等人基于2001―2013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分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数量效应无差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具有明显的分区域特点，王润泉[12]等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教育期望与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内生关系，陈得文等[13]运用GMM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95―2008年中国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李靓等[14]基于1990―2013年的时间数列数据，分析了蔬菜零售价格的形成因素。

笔者以选取2003―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构建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生关系。

二、模型建立和变量选取

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目前大多采用单一方程研究，如面板数据、时间序列数据等单一方程模型，对互为因果关系的变量研究不足，无法解释内生性变化。

联立方程模型则是通过把一组变量联合决定的另一组变量组合在一起进行测量，以便解决单一方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部分无法解释的关系，在联立方程模型中，有两个或更多的方程组成，每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互为其他方程的解释变量，在联立方程模型中，估计其中一个方程的参数时要同时兼顾其他方程的参数，充分利用不同方程之间的联动信息，与单方程相比，更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

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即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技术创新的水平，而技术创新又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其简约表达式为：

E=f（F，XE）F=g（E，XF）（1）

其中，E代表区域经济增长，F代表技术创新，XE表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XF表示影响技术创新的相关要素。

根据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H.Douglas）建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其形式如下：

Y=AKαLβZθeμ（2）

其中，Y表示区域经济增长，A代表技术进步，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要素，α、β分别为资本存量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Z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μ为随机干扰项。

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模型：

lnY=lnA+αlnK+βlnL+θlnZ+μ（3）

笔者建立的具体联立方程模型如下：

lnPGDPi，t=αi，t+β1lnKi，t+β2LNLABORi，t+β3lnFDIi，t+ β4lnOPENi，t+β5lnPAi，t+β6lnMIi，t+εi，tlnPAi，t=ωi，t+φ1lnFDIi，t+φ2lnRDi，t+φ3lnPGDPi，t+ φ4lnLi，t+φ5lLnMIi，t+φ6lnSi，t+ζI，T（4）

⒖家延形南祝笔者选取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外来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技术创新、市场化程度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选取外来资本、研发经费、区域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解释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变量PGDP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表示区域人均GDP，采用平减指数进行处理。变量K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固定资本存量水平，笔者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测度固定资本存量水平。变量LABOR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劳动力投入水平，笔者采用从业人员数来测度劳动力投入水平。变量FDI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外来资本投入，笔者采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来测度外来资本投入水平，根据各年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变量OPEN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市场开放程度，笔者采用人均进出口贸易总额来测度区域开放程度。变量PA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技术创新水平，笔者采用专利授权量来测度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变量MI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市场化程度，笔者采用樊纲等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测算。变量RD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研发投入水平，笔者采用R&D经费内部支出来测度区域研发投入水平。变量L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人力资源水平，笔者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测度区域人力资源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一特定年龄段人群接受学历教育的年限总和的平均数，其中，文盲半文盲人均受教育年限为0，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为12、大专及以上为16。变量Si，t用来衡量第i个地区第t个时期的经济结构，笔者采用第二产业占比重来测度区域经济结构。

三、模型估计

1. 方法选取。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方法主要分为单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具体又可分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间接最小二乘法（ILS）、工具变量法（IV）、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笔者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计算，首先对每个方程进行2SLS估计，根据前两步的估计，得到对整个系统的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估计，因此，对整个联立方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该方法是2SLS和SUR的结合，既考虑了方程内的联立偏差问题，又考虑了跨方程的相关性，具体步骤为：第一阶段，用OLS法估计简化式方程，求内生变量的估计式；第二阶段，将所求内生变量的估计值代入结构方程，运用OLS得到参数的2SLS估计量；第三阶段，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求结构参数的估计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 结果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开放程度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表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59，市场开放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2。（2）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对外贸易，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每增加1%，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将增加0.376%。（3）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从业人员数、市场化指数对经济的增长效果均显著，但作用都为负。FDI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并未成功，中国仍难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外资投入行业讲求高回报，主要集中在金融以及制药、金属、通信和媒体等行业；从全国层面来看，由于从业人员中以劳动密集型人员居多，这些人员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从业人员数量相对过剩，技术人员较少，因此，并未像技术创新一样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效应；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仍未获得欧美国家确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市场化改革进行需进一步完善，在一些不发达省份，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仍占有重要比例，政府主导应进一步向政府引导转变。

技术创新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来讲，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第二产业占比、人力资本程度在促进技术创新水平上有重要的作用。研发经费的投入、人均受教育水平能带来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这符合理论和实际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研发水平的提高；市场化指数与技术创新同向增加，表明技术创新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竞争力度的扩大会促使技术研发的自发进行，是保障和维护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二产业总产值占比对技术创新的弹性系数为0.508；外来资本无形当中能够带来技术的转移，同时对我国的研发水平带来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当地的技术创新，每增加1%，技术创新水平会增加0.117%。（2）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考虑中国地区经济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东、中、西部模型进行单独分析，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空间特性，笔者采用传统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划分，东部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海南；西部为四川、重庆、甘肃、青海、宁夏、贵州、新疆、广西、山西、云南、；中部为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

从表3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开放程度、市场化指数呈现正效应且效果显著；从业人员、技术创新表现为负效应，很可能的原因是从业人员数量较多质量却参差不齐，从业人员不仅包括科技研发人才，也包括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岗位人员，另外，专利授权既包括国内申请者，也包括国外申请者，专利授权后要么是转化效率偏低，要么是专利在国外使用，与国内市场形成竞争关系；FDI表现为负效应且效果不显著。技术创新主要是靠区域经济增长、市场化指数；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表现为负效应；FDI、研发经费投入对技术创新效果不@著。

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从业人员、市场化指数呈现出负效应，FDI和市场开放程度为负效应且作用不明显。中部技术创新主要依靠FDI、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市场指数，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表现为抑制作用。

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开放程度，从业人员表现为负效应，FDI、技术创新、市场指数不显著。FDI、研发经费投入、人力资本对西部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效应，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起反作用。

从东、中、西部区域总的结果来看，结合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系数与技术创新的散点图（见图1），可以看出，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倒U型关系，从三个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来看，结合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影响系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散点图（见图2），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倒J型关系，各分方程的各变量回归系数相差较大，与东部地区相比，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有利，中部略大于西部，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人力资本素质提升到一定阶段，即达到临界值之后，人力资本的增加会阻碍技术创新水平，这也表明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存在着门槛效应；中、西部经济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影响较强，表明第二产业占比大的地区，技术创新提升越快。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力沿着东―中―西部递减，表明存在着技术追赶效应；西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增加效果最为明显，弹性系数大于中东部。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存在倒U型关系，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发展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中西部目前还未达到拐点，因此，东部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中西部暂时为抑制效应。从整体上来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次之，最次是市场开放程度，市场化指数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最大，依次是人力资本、FDI、研发投入和经济结构。鉴于此，结合东、中、西部发展的差异性，相应对策建议为：首先，就全国层面来讲，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强研发经费投入，加强专利保护制度，促进专利成果的转化，保障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以“一带一路”为突破点，保持与区域合作发展态势；减少政策干预，力争扩大市场经济程度；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合理利用外资，有意识地引导外资进入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协调国外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其次，从区域层面来讲，区域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具有门槛效应充分表明，中西部应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缩小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当经济增长达到临界点时，中西部将对技术创新起正向促进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将不再增加技术创新产出，现阶段中西部应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扩大区域受教育水平，使人才数量赶超东部，东部则应进一步提高人才质量；西部应厘清政策和市场分工，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升市场化指数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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