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精品(七篇)
时间：2023-07-28 16:33:16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民间投资增速、比重和贡献率变化态势
(一)国内民间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增幅,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
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投资领域以连续发行国债拉动整个投资需求的增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高于前两年的增幅。同时,由于国债投资集中体现了政府公共投资的意图,主要受益者是国有经济,人们一直担心民间投资被挤出或增势减弱。事实上,除1998年国有经济的投资增幅显着高于民间投资和全社会投资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别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其中“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连续两年高达28%以上(见表1)。在各类经济成份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亿元增加到5663.49亿元,5年平均增速高达32.5%;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从2893.08亿元增加到2998.69亿元,平均增幅仅为0.7%。
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也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增幅。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已从17.4%逐年回落为3.8%、3.5%和6.7%,而全部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别高达20.4%、11.8%、22.7%和20.3%,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二)国内民间投资比重接近国有投资,股份制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全社会投资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则逐年下降。1997~2001年,国有投资、国内民间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三者比重分别由52.5%、35.9%和11.6%变为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速度(%)
注: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47.3%、44.6%和8.1%,目前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接近国有经济。
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以较大幅度持续下降,2001年与1994年相比,这一比重降低了9.1个百分点。同期,集体经济投资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下降3.1个百分点;而个体经济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3个和11.4个百分点。国家注入大量国债投资以来,尽管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总的看仍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国内民间投资比重的变化中,集体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见表2)。这表明,在国债投资集中投向国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也渐趋活跃,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过对比近几年政府直接投资与全社会投资的态势,也可以看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全部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这表明,由于国内民
表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将2001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合为一项(这样其增幅和比重分别高达26%和70%以上),尚未来得及分开统计(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统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忽略了这一点,直接用来论证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大,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过高,而民间投资增长不快。表1和表2已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对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做了区分,可以准确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接近国有经济投资的贡献率
由于近年来整个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们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9%,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52个百分点,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05、1.83和2.49个百分点。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6.17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1.85个百分点,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上升为1.9和3.12个百分点。在其他经济中,股份制经济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得最为明显,由1998年的0.9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1.98个百分点;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46个百分点下降为1.05个百分点;而联营经济等投资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0.08个百分点(见表3)。个体经济投资的贡献率已经略大于集体经济。按照2001年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联营经济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合计贡献率,由1998年的4.92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5.81个百分点,正在接近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6.17个百分点的贡献率。这与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贡献率分别下降的趋势也形成鲜明对照。
表3 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百分点)
注:某种经济类型贡献率=全社会投资增幅×该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四)东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主力军,中西部民间投资增长快于东部
分地区看,民间投资在东中西三大地区都有很大增长,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4)。
1993~1997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民间投资占
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32%,所占
表4 三大地区民间投资在本地区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
篇(2)
化学药品制剂行业是制造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诊断的化学药品制剂的行业，这些药品制剂直接用于临床，因此该行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民健康保障水平。
1 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基本结构分析
1.1 资产规模
2007年1-11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医药行业累计共6 099家企业，其中化学药品制剂企业为1 162家，占比为19.05%。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累计资产总计为1 902.70亿元，同比增长14.64%，占全行业资产27.09%。
1.2 企业经济类型
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中，以股份制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为主要企业类型，这些企业总资产占行业的82.86%，其次是其他经济类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资产很少，并且国有经济资产规模大幅度下降，两者总资产只占行业的5.56%（见表1）。
1.3 企业控股情况
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从企业控股情况看，主要以私人控股和国有控股为主，两者资产总和占行业总资产的67.39%，其次是外商控股企业(占19.86%)，集体控股和港澳台控股很少。从增长情况看，港澳台及外商控股企业增幅比较大，超过20%。国有控股增幅为5.84%。近年来，世界前20位的制药企业纷纷来我国投资，有一些拥有自己的独资企业，还有的在我国建立了研发中心，它们都看好我国巨大的医药市场，这将对我国本土化学药品制剂企业带来巨大挑战（见表2）。
1.4 企业规模
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以中型企业为主，其资产接近行业总资产的一半，其次是小型企业，占行业总资产31.01%，大型企业只占到行业总资产20.10%。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严格执行GMP认证制度，逐步抬高医药企业入门门槛，加上企业间的资产重组，优势整合，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大型企业的优势仍然没有显现，增长速度也比较慢（见表3）。
1.5 地区分布
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主要分布在华东、东北、华北地区，资产总额排序前10位的省份中，华东地区有4个省市，分别是排在资产总额全行业首位的江苏省以及上海市、山东省、浙江省，其中江苏省资产占行业总资产的12.88%，也是唯一一个占比超过10%的省份；华北地区的有北京市、天津市；东北地区有黑龙江省、辽宁省；华南地区有广东省，华中地区有河南省。资产排序前10位的省市总资产占行业资产的71.63%。从增长速度看，辽宁省资产增速很快，都超过了30%。资产总额同比增幅排序前10位的省市和资产总额排序前10位的省市相比，多了华东地区的福建省，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华北地区的，华南地区的海南省。从数据分析看，我国化学药品制剂区域分布将趋于平衡。
2 化学药品制剂行业指标完成情况
2.1 生产情况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 661.85亿元，同比增长24.29%，增幅列医药子行业第5位。该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医药行业工业总产值的27.79%，远远高于其他子行业，超过第2位的化学原料药行业4.01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股份制经济、外资与港澳台投资经济完成了全行业82.29%的工业总产值，保持主力军地位，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只完成了全行业5.03%工业总产值。从同比增长来看，除了国有经济增幅只有2.78%外，其他的经济类型增幅都在20%以上，特别是集体经济工业总产值增幅达到了42.90%（见表4）。
从控股情况看，私人控股企业和外商控股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较多，分别完成了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43.48%和26.16%。虽然港澳台控股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在全行业总产值中占比最少，只有5.65%，但是港澳台控股企业总产值的增幅最大，达33.45%。
从企业规模看，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工业总产值，中型企业完成了近一半，然而大型企业优势不明显，只占22.39%，增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见表5）。
从地区来看，江苏省的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优势明显，列工业总产值排序首位，其次是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17.79%，增幅达到了21.16%。工业总产值排序前10位的省市和资产排序前10位的省市相比，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被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取代，辽宁省则位于工业总产值第12位。工业总产值排序前10位省市完成了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73.27%（见表6）。
2.2 销售情况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完成销售产值1 552.75亿元，同比增长21.75%，增幅列医药子行业第4位。该行业销售产值占全部医药行业销售产值的27.43%，远远高于其他子行业，超过第2位的化学原料药行业3.48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资产占主要地位的两个经济类型：股份制经济和外资与港澳台投资经济分别完成了全行业销售产值的42.02%和40.03%。集体经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势，增幅达42.39%。国有经济是唯一出现下降的经济类型（见表7）。
从控股情况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资产占主要地位的私人控股和国有控股，分别完成了全行业销售产值的43.41%和17.76%。资产总计第3位的外商控股完成销售产值超过了国有控股，占全行业销售产值的26.08%。港澳台控股依然保持最快的增幅(达34.90%)。
从企业规模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销售产值大型企业的优势依然不明显，仍然是中型企业占据主力，完成了全行业销售产值46.91%。增幅最大的仍然是小型企业，达到26.42%（见表8）。
从地区来看，销售产值和工业总产值排序前3位的情况保持一致，江苏省的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优势明显，列销售产值排序首位，其次是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销售产值占该行业销售产值的18.12%，增幅为19.60%，比工业总产值增幅低了1.56个百分点。销售产值排序前10位省市完成了该行业销售产值的73.53%（见表9）。
2.2.1 产销率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产销率为93.33%，列各子行业末位，同比下降了1.95个百分点。
2.2.2 出货值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实现出货值73.44亿元，同比增长42.80%，列医药子行业增幅第2位，增幅同比提高了24.34个百分点。出货值占销售产值的4.73%。
从经济类型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出口以外资与港澳台投资经济为主力军，完成了该行业出货值的47.72%。国有经济出口最少，只占该行业出货值的2.37%。集体经济出货值增幅达到了95.26%。
从控股情况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出口主要是私人控股企业和外商控股企业，这两种类型企业完成了全行业52.45%出货值。但是集体控股企业增长迅速，达到了70%以上的增幅。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出货值达到了95.77%的增长幅度，完成了全行业26.13%的出货值。中型企业仍然保持主力军地位，完成了全行业58.56%出货值。
从地区来看，出货值排序前3位的是河南省、浙江省、广东省，2006年同期排序前3位的省市是：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2006年同期广东省排第5位，2007年1-11月份江苏省排第5位，山东省排第9位。2007年1-11月份出货值排序前10位的省市中，黑龙江省出货值同比增幅超过了100%，河南省达到了88.76%的增幅。化学药品制剂资产总计排序前10位中的北京市、天津市药品制剂出口比较少。
2.2.3 主营业务收入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 515.86亿元，同比增长22.88%，增幅同比提高了7.07个百分点，占销售产值的97.62%。
3 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3.1 利润总额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实现利润总额156.55亿元，同比增长49.79%，列医药子行业增幅第3位。2006年同期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0.75%，2007年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经济效益大幅度反弹。
从经济类型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利润总额贡献最大的是外资与港澳台投资经济，实现了全行业利润总额的49.07%，增幅达到了51.11%。其次是股份制经济，实现了全行业利润总额的37.48%。其他经济和集体经济增长很快，增幅分别为84.24%和81.59%，国有经济利润总额出现了下降（见表10）。
从控股类型看，私人控股和外商控股企业利润仍然占据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主力军地位，两者总计实现了全行业64.58%的利润总额，国有控股也为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创造了21.74%的利润总额。在增幅方面，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增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私人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列增幅排序第1位，达到了53.43%。
从企业规模看，中型企业创造了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利润总额的52.86%。其次是大型企业，接近1/3。从增长幅度看，小型企业利润总额增幅最大，达到72.72%，大、中型企业增幅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从地区来看，利润总额居前4位的省市和销售产值一样，只是山东省利润总额排在广东省前面。利润总额前10位和销售产值前10位省市比较，少了浙江省，取而代之的是海南省。利润总额排序前10位的省市实现了全行业79.63%的利润总额，其中江苏省化学药品制剂利润总额遥遥领先，占22.33%。
3.2 亏损情况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亏损企业数为305家，同比减少了44家。亏损面为26.29%。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累计亏损额为13.73亿元，同比提高了19.29%。
从经济类型看，除国有经济，外资与港澳台投资经济亏损总额同比出现超过50%的增长外，其他各种经济类型亏损总额同比都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集体经济下降得最多，同比下降了52.52%（见表11）。
从控股类型看，除私人控股企业亏损总额同比出现14.60%的下降外，其他控股形式都有不同程度提高，港澳台商控股亏损总额同比提高了122.39%，外商控股同比提高了88.04%。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小型企业亏损总额同比出现了下降，大型企业同比下降了85.68%，列首位，但是占资产最大的中型企业亏损总额同比提高了79.06%。
从地区来看，利润总额排序前3位的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除江苏省出现69.31%的下降外，其他两个省市亏损总额都出现了提高，其中广东省的同比提高幅度达到了67.59%。
3.3 成本费用利润率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累计主营业务销售成本923.27亿元，同比增长23.89%，增幅同比增长了4.29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累计288.07亿元，同比增长14.96%，增幅同比增长了3.2个百分点。
2007年1-11月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1.53%，高出标准值7.82个百分点，列医药子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第4位，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
从经济类型看，成本费用利润率最高的是集体经济(为21.66%)，其次是外商与港澳台投资经济，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3.66%，股份制经济的盈利能力相比前面两种经济类型显得较弱，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0.53%，低于该行业平均水平。国有经济成本费用利润率最低，为3.24%。所有经济类型盈利能力都有所提高，集体经济提高幅度最大，成本费用利润率同比提高了7.69个百分点。
从控股情况看，私人控股成本费用利润率比较低，只有8.92%，最高的是外商控股(为14.59%)，其次是港澳台控股(为14.45%)，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分别为12.02%和12.65%。成本费用利润率同比增长较大的是外商控股和集体控股，同比分别提高了3.21个百分点和2.66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都高于该行业平均水平，其中中型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最大，达到了13.32%。小型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只有8.09%，比大型企业少了4.06个百分点。
从地区来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利润总额排序前3位的省市成本费用利润率依次为：江苏省(14.57%)，山东省(12.08%)和广东省(11.93%)。
3.4 总资产贡献率
化学药品制剂行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4.68%，高出标准值3.98个百分点，在医药各子行业中列第2位，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同比提高了1.95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集体经济总资产贡献率最高，为26.33%，同比提高了10.69个百分点，列首位。其次是外资与港澳台投资经济(为18.43%)，另外3种经济类型总资产贡献率都低于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平均水平，国有经济为6.40%，股份制经济为12.83%，其他经济为11.45%。
从控股情况看，外商控股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最高(22.16%)，集体经济为15.36%，其它控股类型都低于该行业平均水平。港澳台控股为14.42%，国有控股为12.77%，私人控股为12.19%。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最高(18.76%)，小型企业最低(10.66%)，中型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5.55%。
从地区来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资产总计排序前3位的省市总资产贡献率：江苏省为23.78%，山东省为18.54%，广东省为13.33%。
4 结论
2007年1-11月份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资产规模继续增长，生产、销售都保持良好的增势，其中出口增势非常明显，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反弹，盈利能力和经营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产销衔接不够理想，产销率出现了下降。
我国化学药品制剂行业仍然是以中型企业为主，各项指标都显示出较强的优势。从地区来看，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优势主要集中在华东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其中江苏省优势明显，成为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强省。从经济类型看，化学药品制剂的主力军是外资、港澳台投资企业。
篇(3)
一、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
新型集体经济是对传统集体经济的突破，产权明晰，包括多种新的实现形式，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为主，融合合作制与公司制管理模式，凭借劳动和资本分享企业收益。劳动者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组织形式”。一些传统的集体企业通过改革改制，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展现出新的活力。
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特征
1、企业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体
企业全部或多数职工既持有本企业股份，又在企业内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强调以职工持股为主体，其持股比例为本企业全部资本或占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地位。一些企业采用股份的形式引入企业外部出资入做股东，这种企业产权主体的设置，改变了原有企业资金制度单一内生性，拓宽了企业吸引外部资本途径。在组织形式上，自愿组合，自筹资金，民主管理，自主经营，集体积累，按劳分配，入股分红。在联合的基础上确立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实行个人所有，集体占有。
2、劳动者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本企业具有控制权
劳动者资本之和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有相对控股以上地位。在产权制度上，逐步建立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通过控股和企业章程规定取得对企业控制权，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大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架，按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决定企业经营投资计划、选举高管人员，审批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
3、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形式主要体现在支付给劳动者工资和奖励、按劳分红上，依据劳动贡献决定。按资分配体现在各方股东按其股份分得红利，也有一些企业把劳动技术等要素折成股份的，这部分名义上按股分红，实质上仍是按劳分配。职工具有股东与雇员的双重身份。在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取得劳动分红、股金分红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益。建立了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新型劳动关系。
4、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区
主要在资本结构上加以区别。新型集体经济出资入主体是本企业劳动者，劳动者对本企业有经营控制权，而国有企业出资人是国家，国家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授权，任用经营者，企业盈亏是国家的事，职工不具有控制权。而在私营企业中，不允许劳动者入股，或投资者不一定是劳动者。这些与集体经济主要由大多数劳动者共同出资共同劳动。企业不是少数人所有，而是多数劳动者所有的特征有根本不同。
5、与传统集体企业区别
所有权形式，由单一共同共有变为明晰到人，按份共有；人事及决策权由上级任免决定变为职工以股东身份决策；分配上由按劳分配变为按劳与按资分配并存的多种分配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由单一集体制度变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多种实现形式；企业地位由政府管理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三、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有：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集体共有和按份所有相结合，集体共有为主的集体企业；由职工股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由集体资本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劳动者个人资本为基础的合作制企业；其它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的各类企业。
新型集体经济的产生始于传统集体企业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初期大都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主，并在股份合作基础上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有集体资本参加的有限责任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公司制企业。这些企业吸纳社会资本，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合作，发展成为多元投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类新集体经济大量涌现。
四、新型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它作为市场经济，要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新型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这种公有制经济有明晰的产权，产权结构趋于多元化，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化，机制市场化，同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因而有追求资源配置合理性和资源利用充分性的内在机制，容易与市场经济融合。
1、新型集体经济本质特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实行“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相结合”及“个人所有，集体占有”的产权制度，其财产在价值形态上可以量化到劳动者个人。但在实物形态上不由个人支配，而由集体占有和支配，在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将企业共同共有与劳动者按份共有结合起来。这样的产权制度使所有者真正到位，解决了传统集体企业终极产权不到位的问题。
新型集体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它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劳动群众，是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确立“民本经济”的观念，不同于传统集体经济经营活动由政府决定，经营者由政府调配，企业用工由政府安排，排斥个人所有权的二国营模式。
新型集体经济突出了集体经济民本位的特点。首先，在产权上以投资的劳动者为主体，实行民有，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其次，在经营形式上实行民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确定经营者的产生方式，自主决定企业的用工制度，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第三，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民主，劳动者通过股东会参与企业管理，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等形式。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它民利，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第四，在经济利益上实行民享。职工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对企业的投资享有收益。第五，在经营风险上实行共担。
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体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
2、新型集体经济符合我国生产力现状及发展要求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这种变化要求的资源配置方式，新型集体经济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把单个的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既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又在生产关系变化上体现了公有制的特点，一方面，集体资本参股控股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共有财产具有直接的公有性质；另一方面，在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劳动者个人投入的资金转换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以法入主体形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转变是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转化，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化方向相一致。
当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是我国的重要国情。新型集体企业是自发形成的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容纳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它的企业规模可大可小，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它既可容纳手工劳动和半机械化的生产力，也可容纳机械化和自动化、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新型集体经济具有兼容性。能在各种行业中发展。同时独立自主性强，既有主动联结现代产业链，进行协作配套的能力，又有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的机制。由于集体经济量大面广，遍及城乡各个行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宪法》中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新型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有经济分布过广，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随着国家对国有经济的调整，国有经济将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骨干企业，对一般性行业将逐步退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下降。只有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积极向各方面渗透，大量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才能增强公有制经济控制力，填补国有经济退出份额，才能保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失去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
4、新型集体经济与我国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基本国情相符合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只有实现了就业(创业)，才能摆脱贫困，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多种经济成份、多种资本的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集体资本控股或劳动群众有控制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具有把劳动群众的个人资本融合为公有资本的功能。劳动者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享收益，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为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5、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微观参与主体的要求
经过改革，新型集体企业不再是政府附属，摆脱了二国营模式，产权清晰，通过资产量化，经济补偿金转为股份。鼓励职工投资人股，吸收社会人人股，对外合资合作等措施，实现出资人到位，产权结构也逐步多元化。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依职责规范行使各自权利。随之配套产生新的用工制度、内部分配制度、管理和决策制度、对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各项岗位考核制度等，都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运行，企业作为法入主体，在市场中有竞争发展的动力。经营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盈利自身受益，亏损自行负担，与其它性质类型的企业是平等竞争关系。
6、国内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其与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一大批传统集体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革变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好。例如，白山喜丰公司原为集体企业。2003年企业进行改革，把净资5584万元量化折股，法定代表人占公司总股本13％，公司高管人员占9％，公司一般管理人员占13％。职工占12％，退休职工公益股占10％，职工平均每人量化2万元，其余为吸收社会自然人人股。随后，公司又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现在职工是企业持股主体，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重大决策由职工占大多数的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后，还按股分红利。公司2004年销售4亿。产量3万吨，利润3千万元，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当前数量庞大的厂办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正在进行改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量化现有资产，吸收职工入股，变为新型集体经济。
7、国外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各类企业得到了广泛发展
资料显示，集体性质的经济在国外也有较好发展。如西班牙蒙德拉贡、英国工业共有权运动、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加拿大合作社、日本农协等，目前，合作性质经济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各类合作社的社员数亿人。在农业、工业、流通、金融、保险以及各种服务业都出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合作社，西欧、北美许多国家80％以上的农场主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实践说明，在发达国家，集体经济也是有发展空间的。它适应市场制度与生产力发展。
综合上述，新型集体经济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既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又保持了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实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新型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需要，是保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需要。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企业法人主体、竞争主体的要求。大量改革改制发展起来的新型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市场环境下具有旺盛生命力。现在我国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适合改革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将来还要有一部分中小个体私营企业在面临生存危机或无法扩大生产时，发展成为新型集体经济。
篇(4)
1、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公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2、公有制经济，是指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央企，国企都是公有制经济，地方政府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也属于公有制经济。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民营部门（本文定义为除国有和外资部门以外的其它经济成分。在不能获得相关统计数据时，借用非国有经济的概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部门。据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报告，① 在“八五”后三年，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已达82%，但在“九五”期间出现了明显回落 （参见表1）。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速也出现了下降 （见表2）。本文以民营部门的上述变化轨迹为背景，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影响民营部门投资的内在因素。
一、当前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资意愿不强的结果
1998年，我国国有部门投资增长17.4%，但民营部门中集体经济投资仅增长了8.9%，个体经济仅增长9.2 %，虽然都高于1997年，但还远远低于90年代中期以来的增长速度。
怎样看待这一态势，这是否是国有部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挤出”的结果呢 ？由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投资增长的较大差距，人们往往想到所谓“挤出效应”，即建设资金大规模流向公共部门对非公共部门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
判断公共部门投资是否导致“挤出效应”的关键指标是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动状况。如果资金市场对政府支出增加的反应平淡，市场利率水平稳定，则不会产生“挤出效应”。反之，如果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市场利率水平的上升，民营部门的投资就会因成本上升随之相应紧缩，即所谓的被“挤出”。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分析当前情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中央银行从1996年以来已经七次降低名义利率。
第二，实际利率仍处于进入90年代以来的高位。但这种情况不是货币当局对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反应的结果，而是由于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
第三，在商业银行利率仍然因指令性的管理体制而不能充分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情况下，已经市场化的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的变动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资金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自1997年以来，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一直稳中有降，1999年3月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平均利率为4.43，只相当于上年同期8.25的54%，比上月下降了0.007个百分点。这表明经济运行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没有产生导致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明显压力。
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到，扩张性财政政策开始于1998年夏，但表2的数据说明，民营部门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 ）的投资增速早在90年代中期即与国有部门一道开始大幅下降，而且其下降速率快于国有部门 （这是因为它们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较国有部门更敏感 ）。这一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明当前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长疲软只是其内在运动规律的表现。
实际上，在即定的市场条件下，如果把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定义为其投资能力的函数，则当前民营部门投资意愿不强 （国有企业也是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从一些典型调查的情况看，当前民营部门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 ）增长趋缓的态势与所谓“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是密切相连的。为什么当前会产生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的问题呢 ？
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短缺之中。在这种由体制原因造成的短缺经济中，既有的生产力被各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因此造成了在各行各业都有大量的绝对的供给空白，即具有生产能力和能满足市场有效需求，但在实际上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进行生产而形成的供给空白。体制改革使既有生产力以爆发的形式解放。民营部门的投资者们跑马占荒，将资金投入各种项目，占领绝对的供给空白，形成大规模的投资潮，但仍然可以获得相当的投资利润，因此在那一时期民营部门很少有人讨论和关注投资方向问题。以上判断从下述三项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
其一，在80年代中期，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10省200家大型乡镇工业企业进行了调查，其中关于产品市场的结论是 ：样板企业创办时主要产品销售的地域结构是，本地农民购买占19%，附近城镇居民购买占14 %，供销社和其它商业部门 （包括外贸 ）收购占17%，本地国营企业订货占15 %，外地企事业单位订货占25 %.这说明，在乡办工业创办时，我国的需求结构确有一部分是适宜技术水平较低的乡镇企业来供给的，这保证了乡镇企业在创办时面对着一个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市场。因此，在回答“什么是企业创办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产品没有可靠的销路”的得分率在12种可选择的答案中仅列第8位。②其二，1991～1992年，原国家体改委和国家工商局共同就个体私营经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抽样调查，其中关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问题的分析与上一项研究颇有相通之处。在回答近来哪年生意好做时，个体工商户的总的答案是从1979年到1989年生意越来越好做，而生意好做的第一位的原因是同行业竞争少，占44 %；第二位的原因是经营环境好，占24 %；占第三位的原因是社会购买力强，占18.4%，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占比例之和高达86.4%.私营企业的情况大致相当，对生意好做的第一位原因，35.3 %的企业选择经营环境好，23.5%的企业选择同行业竞争少，12.3 %的企业选择社会购买力强，三者之和达71.1 %. ③ 当时的市场之宽松，绝对的供给空白之广阔，由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们的上述回答中可见一斑。
其三，199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在福建和甘肃两省进行了一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调查，对当时两省的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福建和甘肃的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第一位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和开拓新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开发全新产品分别只占到第4和第3位。福建、甘肃两省远隔数千公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当时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却高度一致，因而其调查结果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统计局课题组研究报告的判断，当时“大部分企业是通过购置与新产品和新技术有关的机器设备而实现技术创新的，这一点可从技术创新经费的结构中看出”，企业的“独创型的技术创新很少，很难实现‘首次’技术突破和突破性创新，绝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模仿、跟踪型的技术创新”。④ 由此可见当时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短缺时期的改革所引致的投资高速增长带来了两个合乎逻辑的后果。
其一是创新空白。在投资狂欢时期，投资可以有两种选择 ：投资于现实的生产能力获得“现金”回报 ；投资于研究与开发以获得远期“支票”回报。当资金规模一定时，由于与“支票”相连的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们能拿到现金时总是要先拿现金，于是合乎逻辑的投资目标顺序首先自然是“现金”。
这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在这一时期对研究开发和技术储备较少关心，没有形成足够的新技术、新产品储备，即出现了创新空白。1993、1996和1997年大中型工业企业获专利授权的情况可在相当程度上表明这一点 （见表3）。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1993～1997年间，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平均每个大中型工业企业每年所获授权的专利数量都少得可怜，竟然还不到0.2个。而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如IBM、杜邦、飞利浦等，每年发明专利申请高达数千件，目前都拥有有效专利数万件，这是他们雄踞国际市场的最重要的资本。虽然专利获取情况并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全部，但它毕竟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
其二是高强度的重复投资。面对市场上绝对供给空白的诱惑和前期投资者们所获巨大投资收益的影响，投资者们争先恐后地通过模仿式的“创新”以加速形式投入资金，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进而出现市场的相对饱和。当绝对的供给空白消失时，投资狂欢即走到了它的终点 ：由于创新空白的影响，所谓找不到好投资项目的问题出现，投资效益下降，风险增大，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趋弱，投资增长速度下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虽然民营部门现在所面临的外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环境优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但在市场竞争环境“恶化”的条件下，由于该部门创新空白的影响，企业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即提供能在质量、品种、规格、价格、服务诸方面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物品和服务方面的能力相对下降，其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低速运行阶段，即所谓的“二次创业”阶段。在这一阶段，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资意愿不强的结果，是一种内在自然趋势，它体现着企业进行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要求，因而不应过分强调不利的外部条件 （包括社会偏见、融资渠道不畅等 ）的影响，也很难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出效应”来解释。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的周期运动是可以用企业的创新状态来解释的，当创新在某一个时期较集中地出现时，大规模投资就会随之而来，于是带动经济走向高涨。而当创新扩散后大规模生产导致利润率减少，同时大规模的新的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始时，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就会趋于下降。⑤ 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也可以用来分析特定部门的运行轨迹，熊彼特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周期 （包括投资周期 ）。
二、对民营部门出现创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熊彼特约束”
这一时期在民营部门出现创新空白还有其深层次的内在经济原因和体制原因。
所谓经济原因，就是“熊彼特约束”，即强调足够大的企业规模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及其市场地位是创新的基本条件。按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项带有较强不确定性的活动，需要相当的技术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支持，由此即形成了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制约。⑥ 在熊彼特之后，有关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大企业，小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如研究者的报酬同他们的表现直接挂钩，因而有较强的创新动力 ；小企业内部便于沟通，因此实施创新的速度较快等。当着熊彼特的观点为许多早期统计数据所证实的时候，对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的肯定也获得不少案例的支持。如英国的一份关于中小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创新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任务。”美国中小企业厅的中小企业白皮书也强调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它指出，在70年代，美国40 %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尽管对“熊彼特约束”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我们认为，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的情况看，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这一特定阶段，熊彼特约束确实发挥着作用，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按照熊彼特的分析，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同质的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所强调的共同因素之一就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一些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冲破“熊彼特约束”进行技术创新，是因为它们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一是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即这些企业的创业者们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很强的专业技术素质和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 ；二是有一个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使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们能筹集到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我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各方面的论述已相当深入，但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的状况及其影响则讨论较少，因此本文将给予重点分析。
据前述90年代初期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调查结果，在抽样的47382个个体工商户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0.6 %（其中在工业部门仅占0.3 %），还低于全国总人口中1.9 %的具有大学学历的比例 （见表4）。在接受调查的3161位私营企业经营者中，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3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4.5 %（见表5）。
上述两表的数据反映出当时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力资本素质是相当低的。在这样的人力资本基础上确实是很难进行发明和技术创新的。
对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力资本素质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该调查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但却分析了文化程度高低与经营效果的关系。该报告指出，在个体工商户中，其文化程度高低与其年纯收入高低成正比，小学以下的平均纯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的收入水平比平均收入水平高60 %.在私营企业部门也是一样，经营者文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纯收入也就越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均纯收入比平均水平高2.1倍，比小学文化程度的高2.8倍。上述调查结果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发展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中期，尽管市场竞争的强度大大提高，但由于“惯性”和投资狂欢期外部环境的作用，民营部门的人力资本素质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也是如此，（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在1993～1997年期间，民营部门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总数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平均到每一个企业 （还是大中型企业 ！）也只有24名，五年间没有什么增长。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技术开发投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外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在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技术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低于3 %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存活10年以上。那末我国民营工业部门技术开发投入状况如何呢 ？据我们的调查，成都市1998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绝大部分是民营中小企业 ）的技术开发费用只占销售收入的1.1 %，只相当于成都同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47.8 %.由于技术开发投入少， 致使新产品开发数量和投产数量很少，同期平均每户企业当年投产的新产品0.53个，正在开发的新产品0.25个。⑦ 如果把上述数据中大中型企业所占的份额扣除，则小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还将进一步大大降低。成都市新津县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比较好的，1992末，该县共有私营企业56户。但至1998年末，仅仅6年光阴，这些较早创业的私营企业中已有2／3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没有新技术、新产品的储备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幸存者中也还有相当比例因同样原因陷入困境。全国民营部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状况也不令人乐观。在近几年中，其技术开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3 %这一国际标准，而且也低于国有企业，1996年的比重竟然还低于1993年。直到市场制约变为十分明显的1997年，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才有较大增长，但还是远远低于3 %（参见表7）。从近几年平均每户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绝对额看，从1993年到1996年，民营企业技术开发支出一直低于国有企业，名义增长率为35 %，（参见表8）。但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则1996年的技术开发支出比1993年实际上下降了8.7 %！与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指标的变化一样，到1997年，由于市场制约日益显现，按可比价计算的平均每户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实际支出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参见表9），但仍低于1994年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直至1996年，民营部门的技术创新状况从总体上看仍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直到1997年才有所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经济界在关于熊彼特约束的讨论中，对于小厂商在创新中的良好表现的解释之一就是一些原先在大企业或政府研究机构工作，对某些领域的技术积累有相当了解的技术人员向小企业的转移从而将创新引入小企业，⑧ 这一过程在我国也已开始。其主要特征就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劳动制度的改革，国有经济中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离开国有企业“下海”创业，大大加速了技术资源由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的转移 （虽然转移方式往往不很规范 ），使得一些因体制原因在国有经济部门无法转化的创新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在成都调查中我们发现，与那些较早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相比，成都民营企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一批90年展起来的民营科技型企业 （主要在电子、制药、机械、材料等行业 ），而这些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新技术、新产品最初大都是源于国有经济的，由本企业自主研究开发的不多。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技术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和技术成果资源 ）转移和交流的扩大，“熊彼特约束”的影响将趋于弱化，民营部门的技术创新进程将有可能加速。
三、对民营部门出现技术创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二??体制约束
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所谓体制约束，是指民营部门的投资者们由于自身的内在弱点的限制，其投资和经营行为往往带有短期化的特征，不愿意在研究和开发上作长期投资。在这方面的有关文献中，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的影响讨论较多，而本报告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集体经济。
在对非国有经济的研究中，对集体经济应给予特殊的注意 （由于数据和资料的限制，以下我们主要讨论城镇集体经济 ）。我们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除了考虑到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集体经济在整个非国有经济的就业、产出和投资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本身已经到了一个特殊的转折阶段。
纵向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作为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却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令人瞩目的颓势。从全国角度看，城镇集体经济就业人数自1991年起已连续7年下降，下降幅度达46 %，其中1998年比1997年下降32 %！从我们最近赴成都调查的情况看，城镇集体经济就业人数自1992年至1997年 （暂时没有1998年统计数字 ）已连续5年下降，下降幅度为17 %；1998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9.9 %的情况下，集体经济投资反而下降了12.2 %；在成都郊区新津县，1998年全部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0.8 %，但其中集体经济下降22.1 %！同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4 %，但农村集体经济投资下降88 %！
从1997年的横向截断面看，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刚刚完成的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截至1997年底，我国工商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独立核算并能够编制完整资产负债表的城镇集体企业达72.1万户。其中产权明确并已完成清产核资的企业为36.3万户。权属性质暂时不清的各类“挂靠”集体企业33.6万户。在已完成清产核资的36.3万户城镇集体企业中，工商企业为31.3万户，城镇集体金融企业为4.7万户。1997年末，城镇工商集体企业的全部资金损失和资金挂账为所有者权益的63.4 %，比国有企业高44个百分点，当年合计亏损17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8.2 %，负债率在100 %以上的 （即资不抵债 ）和空壳企业 （即挂账损失大于所有者权益 ）占总户数的50.8 %，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城镇工商集体企业已经破产。集体金融企业问题更严重。据统计，1997年4.7万户集体金融企业的净亏损达91亿元，资本利润率为 -10.7 %，而同期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利润率为9.7 %；累计资产损失和经营挂账达519.1亿元，为所有者权益的94.3 %.这样，至1997年末，全部集体金融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只有31.4亿元，不足当年亏损额的35 %.换句话说，如果1998年集体金融企业的减亏幅度低于65 %，则从整体上看，集体金融企业实际上也破产了。 ⑨我们认为，对集体经济的这种绝对萎缩状态，已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变化和管理不善来解释，应当从体制的角度寻求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实践中，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集体企业的发展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财产来源和管理形式。形成了城镇集体、乡村集体、老集体、新集体、大集体、小集体以及真集体、假集体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照我国的统计制度，所谓集体经济单位是指“生产资料归公民集体所有的各种企业、事业单位”。1991年9月9日，由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这是迄今为止对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性质的最权威的阐述。对这样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本报告将其定义为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以下简称集体所有制经济 ），以与其它形形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相区别，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为了能获得一种更具有概括性的结论，我们的分析将以《条例》提供的体制框架为目标，对集体所有制经济运行中的其它实际问题暂不涉及。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有过自己辉煌的业绩，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今天，其内在的缺陷和矛盾已使这种企业组织形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从促进民营经济投资的角度分析，这些缺陷和矛盾集中体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
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根据按什么原则来分配劳动成果。在一般市场经济中，企业中的劳动和资本同作为稀缺资源，它们各自所获得的报酬的比例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配置，即劳动者和投资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形成的，因此没有哪一个为主的问题。而根据《条例》的规定，作为集体经济，其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第4条 ）”，同时允许“入股分红”（第5条 ）。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按劳分配的前提是生产者组成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 ⑩ 在这里，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要素不参加分配，因而根本没有入股分红的余地。
我国集体经济由于要“自筹资金”，而且可以“吸收职工和其它企业、事业单位、个人集资入股”（《条例》第5条、第21条 ），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不可能实现经典作家所设想得那种按劳分配，于是出现了两种分配原则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按劳分配与前述严格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是不同质的，以下讨论中所称的按劳分配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按劳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怎样来贯彻《条例》所规定的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呢 ？对此，《条例》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各方面也没有一致的说法。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这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即使在私有制企业中，如果不考虑资本收益，劳动者们也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我们认为，就集体经济而言，有可能被接受的设想之一是在分配中使资本的收益低于市场上资本的平均收益。因为如果允许资本的收益达到市场平均水平，那末其分配方式就同在分配方式上没有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其它非国有经济一样了。然而，在这样一种分配方式之下，从投资的角度看，必然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总是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考虑资本投向的。
因此资本总是不断地从收益较低的企业和行业流向收益较高的企业和行业。这样，当市场中存在其它能够按照市场机制获取投资收益的投资机会时，外来投资者就没有足够的动机将其资金投入以按劳分配为主的集体经济。在集体企业的设立阶段，这种障碍有可能使企业难以获得额外 （在企业职工按平均原则入股以外 ）的稀缺资金，形成先天不足 ；在企业的发展阶段，这种障碍又使企业难以吸收外来的直接投资，特别是难以吸收风险资本和技术资本的进入，这对企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不利的。第二，对已存在于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来说，由于存在着一个较高的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的外部诱惑，因而足以形成资本外流的动机，这对于企业来说又是一个不利因素。
在传统的集体经济中，劳动对资本的“排斥”还明显地体现在企业的决策机制上。如果说在收益分配上投资者的收益权还能通过分红得到某种体现的话，那末在参与管理的权益方面，投资者们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条例》第28条规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由企业的职工 （代表 ）大会决定。也就是说，企业的决策管理权也是“按劳 （劳动力 ）分配”的，投资者们无权参加企业的决策过程。由于入股而成为企业投资者的企业职工虽然有决策权，但那只是来自他们作为企业职工的身份，与他们的投资全然无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显然很难设想投资者们 （特别是外来投资者 ）会有多高的投资热情。
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中的这种内在缺陷，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根源仍在于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即根据什么来分配劳动成果。如果偏重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则资本的收益必然受影响。反之，如果偏重于投入资本的份额，则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能受到影响。那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是否可能寻求到一个劳动与资本的最佳结合点，在这一点上，劳动和资本对企业收益的要求互不矛盾而且均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呢 ？从理论上说，这种结合点是存在的，但它要求的条件很苛刻，即企业职工劳动贡献的均质化 （每个职工所投入的劳动是一样的 ）和投入资本的平均化 （每个职工投入的资本数量相等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利益才能归于统一和协调。很明显，在社会实践中，这样的苛刻条件不可能实现，于是在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及其对企业运行负面的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
显然，在劳动和生产资料共同参加劳动成果分配的条件下，分配方式越是倾向于按劳分配，资本收益的水平越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对资本的排斥性（对外部资金流入的抑制和对内部资金流出的激励 ）就越强。由于“投资决定了经济使其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的速度，从而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生产率”，对投资的排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必然使企业的发展无法持续。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集体经济企业实际上是“准国营企业”，产出的价格和资本配置都由计划决定，收益分配实际上是由政府而不是企业决定，因此资本的稀缺性和集体企业运行中内在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矛盾往往被政府的行政干预所抑制和掩盖。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的今天，集体经济企业中的这种内部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于是以产权明晰化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改革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据我们调查，在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方面，许多地区都已经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探索。如四川成都市新津县，通过推进集体经济的改革，使绝大部分的集体企业 （包括原来一直经营较好的集体企业 ）都完成了体制创新，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上完成了产权量化到个人的明晰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完成了这种产权明晰化，并按市场原则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则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企业就不复存在了。
显然，为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也必须探寻适合其发展的多种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将在大生产领域由于其内在缺陷而必然趋于弱化以至消亡。我们预计，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非国有经济内部的所有制结构都将出现重大变化。这就是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将逐步弱化以致消亡，与之相关的就业、产出和投资都将出现绝对的下降，其比例在整个非国有经济中将逐步萎缩。虽然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种代价，但如果那些原被束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能够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中形成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多的产出，那末这种代价是值得付出的，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此应有所预见和准备。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我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克服传统意识形态的障碍，本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则，尽早对集体经济的改革进行全面深入的专门研究，加速对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争取在“十五”期间基本完成改革进程。从投资的角度看，在传统的集体企业完成改革之前，我们对其投资持续增长的预期不报乐观态度。
①参见《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9.6.
②参见《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资本运营与投资问题》，陈剑波，1999.3.
③参见《中国个体私营经济调查——经营、利润、收入》，1993.3，军事译文出版社。
④参见赵玉川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统计调查方案的设计、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载《1996年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论文》。
⑤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熊彼特的词条。
⑥参见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
⑦参见《成都市1998年技术创新工作情况及1999年工作安排意见》。
⑧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熊彼特的词条。
⑨参见同志在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1999.6.22.
篇(6)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
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篇(7)
靠发育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第二，解决失业问题，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我们需要问一问，在城市存在失业现象的情况下，为什么外地劳动力反而比本地职工更具有竞争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外地劳动力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而符合雇主降低劳动成本的意愿。靠人为的保护，无异于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如果与增加劳动相比，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更为合算，谁又能阻挡得住企业家这样做？结果是事与愿违，劳动力市场上的总需求反而因就业保护而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