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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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顺周期性现象广泛存在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中，其自第二版巴塞尔协议颁布以来开始受到关注，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其被认为是促进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探讨顺周期性的定义、表现和成因，尝试提出解决顺周期性现象的对策。

关键词 ：商业银行　顺周期性　启示

顺周期性现象广泛的存在和表现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会受到广泛的关注。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商业银行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现象被认为是促使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发展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一、顺周期性现象的定义

顺周期性，又称为亲周期性（procycality），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官方标准。所谓顺周期就是指新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在经济紧缩时期，多配置资本防范风险，而在经济繁荣景气的时候，配置较少的资本，获取利润，使得经济周期的加剧波动现象（Allen and Saunders 2003）。上述定义是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从本质上讲，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体现了金融通过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实体经济的放大效应。在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的通过信贷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繁荣；在经济下行甚至经济危机出现之时，商业银行的资本紧缩，信贷收紧，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甚至造成经济危机。

二、顺周期性现象的成因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顺周期性现象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各自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对此问题提出了见解。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角度有银行信贷理论、公允价值计量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理论等。在实证分析方面，采用的方法有最小二乘法、EMM法等。归纳起来，其研究角度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即顺周期成因的内因说和外因说。总体来看，比较主流的学术观点比较认同顺周期性成因于银行内部，在实际的市场运行中，又通过外部因素的作用，加剧了这一现象的产生。

（一）商业银行本身信贷行为产生顺周期性

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最为基本的功能之一，也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这个信贷行为本身就可能产生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普遍对企业的经营状况看好，同时，由于经济的繁荣，企业用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也会相应提升。因此，综合考虑之下，商业银行倾向于对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以获取利润；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此时企业在总体上经营状况不佳，利润降低且前景黯淡，由于市场波动，企业此时用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也会相应下降，此时商业银行会倾向于收紧贷款，以避免在风险提升的环境下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银行信贷行为所引起顺周期性是商业银行本身所决定的，由于银行本身也是企业，其逐利和风险规避的特征使得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商业银行信贷所引发顺周期性是经济学界较早发现和着手研究的方面，在顺周期性成因研究中居于较为基础的地位。

（二）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法促使顺周期性现象产生

商业银行中，对资产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计量法两种。银行本身交易账户中所持有的短期金融资产、衍生品等，一般均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交易账户公允价值计量方法被认为是造成银行本身产生顺周期性现象的重要原因。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会使得资产的价格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大幅波动。当经济繁荣时期，资产的公允价值大幅上升，银行本身的财务报表状况则大幅改善，此时，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升，因此便有条件去释放更多的信贷和流动性；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银行本身公允价值部分迅速下跌，为了改善财务状况，银行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然而这种行为则会导致市场上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这个角度上，公允价值计量也带来的顺周期性。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与顺周期性

金融加速器是指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放大作用，银行金融加速器理论引发顺周期性主要是从企业融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企业融资主要有内源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三种方式，其中后两种方式是外源融资，其融资成本是依次上升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本身的财务报表状况改善，对银行方面释放的信号是本身内源融资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此时无论是本身进行内源融资还是贷款，其融资成本均会下降。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此时不得不依靠外源融资，而银行方面则会在判断企业财务报表的基础上，为了防范风险，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经营更加困难，从而最终使得整个经济更加萧条。

（四）资本监管理论与顺周期性

为了减少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其中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金融监管当局会制定一系列的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迄今已有三版，均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作为核心指标。应该说，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顺周期性问题。在经济上行时期，银行本身资本质量提升，更容易达到监管标准，因此信贷和释放流动性方面，不会面临太大压力；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资产质量下降和信贷风险上升，银行会更加趋于保守，才能更加稳健的使本身资本充足率不落到监管标准之下。同时，第二版巴塞尔协议中内部评级法，是银行广泛采取的风险评价方法，这也被认为是产生顺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顺周期性现象带来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顺周期性现象产生原因较为复杂。因此，在应对这一现象时，应采取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会计准则和银行监管标准的实际情况，从整体上对顺周期性现象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Allen， Linda， Anthony Saunders， “A survey of cyclical effects in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models”， BIS working papers， 2003， 20-23.

[2]谈俊.《银行顺周期性文献评述》，金融评论，2012，3：113-126.

[3]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会计研究，2009，11：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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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围绕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会计准则方面，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的顺周期性及其矫正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Enria[1]研究表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下交易类资产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分别被计入当期损益和所有者权益，因而放大了收益和资本的波动性，导致金融体系顺周期效应加剧。Borio等[2]认为，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若能计提较多的拨备或者提高资本比例，将起到“内置稳定器”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应对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Barth等[3]主张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在会计计量中引入公允价值属性后会产生固有不稳定性、估计误差不稳定性和混合计量不稳定性，从而加剧了财务报表的波动性。其中，固有不稳定性属于真实的经济波动，应在会计计量中予以客观反映;而估计误差不稳定性和混合计量不稳定性属于虚假的人为波动，应当通过完善估值应用指南或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予以降低。Bikker和Metzemakers[4]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拨备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显著降低，而在GDP增长速度较慢时显著增加。Plantin等[5]认为，历史成本忽视了价格信号因而无法很好地反映信息;盯市会计运用现行交易价格，尽管能够克服前者的上述缺陷，但在挖掘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时引入了与基本面无关的干扰因素，放大了资产价格和利润水平的波动。Matherat[6]指出，公允价值会计会导致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波动，并呼吁各国积极应对，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定的差异。Laux和Leux[7]认为，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资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会对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产生不利影响。

国内学者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及生成机制进行了研究。此外，作为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矫正的一大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对如何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刘灿辉等[8]运用最小二乘法对6家上市银行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缓冲资本具有顺周期性。吉余峰和缪龙娇[9]在论述商业银行顺周期性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对16家全国性及地区性上市银行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而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则具有顺周期性。唐梅和林友绪[10]以沪深两市31家上市金融企业2007—2009年季度财务报表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上证指数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证明在我国上市金融企业中运用公允价值会计会产生顺周期效应。鹿波和李昌琼[11]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以及自身贷款增长率较高时期都会减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刘玉廷[12]指出，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体现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独立性，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黄世忠[13]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传导机制，认为FASB和IASB于2009年提出的从会计层面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只是权宜之计，且具有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只有从监管层面应对顺周期效应，从制度上建立起有利于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郑伟[14]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09年11月的《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预期损失模型的采用体现了会计准则对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压力的妥协，意味着会计独立性遭到破坏，我国对此应当秉持充分谨慎的态度。刘星和杜勇[15]在通过计算实例对预期损失模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析其优缺点，认为预期损失模型在我国银行业的实施只是时间问题。姚明德[16]从模型计量的对象、内涵和方法层面上分别论证了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与巴塞尔协议计量预期损失模型的异同，为协调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提供了借鉴。胡建华[17] 指出，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指标非平稳，含义不明确，且由于缺乏完整的周期性数据的检验，指标的可靠性尚未被证明。

本文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此与会计准则相比，金融监管明显侧重于审慎性而非客观性， 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二者必须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二、资本监管下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强化机制

正是由于监管部门对会计信息的过度依赖，使原本旨在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准则得以通过资本充足率这一传导机制影响到监管的成效，大大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1资本监管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规则的顺周期性

金融危机前，各国会计准则普遍要求商业银行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来确定应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所谓已发生损失模型，采用的是基于过去交易或者事项的“发生观”，要求会计主体在确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时，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换言之，银行只能对已发生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未来可能发生并能有效估计的损失确认减值，而不能将未发生事项作为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依据。这一规则有效地限制了银行管理层通过非公开透明的方式操纵利润，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充分体现了会计准则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目的，但被用于监管目的时，则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从监管角度看，银行经营应充分遵循审慎原则，以维持金融与经济稳定。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贷款的信用风险逐渐积累，银行应当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较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一来为经济衰退时集中出现的贷款违约损失作准备;二来银行得出的净利润减少，导致可被计入资本的数量下降，银行为维持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得不限制信贷投放，从而避免风险过度积累。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信用风险集中具体显现出来，由于此前计提了较为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银行不必大量确认减值损失，[dylW.net专业提供教育论文写作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净利润下滑幅度小，银行放贷能力受到的制约减少，从而避免信贷过度紧缩导致经济一再下滑。然而，会计准则在规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规则时并不考虑监管目的，而是只关注当前时点所显现出的信用风险状况，因此表现出相反的作用。经济繁荣时由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贷款违约率较低，银行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不能反映已逐渐积累的信用风险，因而低于银行监管所需水平，信贷的过度扩张对经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衰退时这一作用更为明显，大量确认的减值损失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能力，导致经济继续下滑，贷款违约情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不得不继续确认减值损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一机制使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被大大强化。

2资本监管下公允价值计价原则的顺周期性

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主要针对银行的交易账户，规定银行对交易账户的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若能够获取市价资料应当尽可能地运用盯市原则，若无法获取市价资料应当采用模型估算其公允价值。由于交易账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是银行为实现短期获利或者维持流动性而持有，市价的变化与之密切相关，因此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从理论上而言是合乎逻辑的，有利于反映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但在实践中，由于金融资产价格受到市场供求影响可能发生较大波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往往与资产实际价值发生偏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在资本监管过度依赖会计信息的情况下，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出现非理性上涨，严重时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银行对交易账户中的金融资产大幅增加账面价值，同时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分类，分别在利润表中确认收益和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估值利得。虽然资本监管将后者从资本计算中剔除出去，但监管资本要求仍然相对容易满足，使银行得以继续扩张信贷，推动经济继续上涨，金融资产市场价格进一步偏离真实价值，引起下一轮信贷扩张。经济不景气时期，资产泡沫破裂，恐慌抛售使金融资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下跌，银行不得不大量确认账面损失。与此同时，按监管制度的规定，银行资本基础被严重侵蚀，银行为将资本充足率水平维持在最低监管要求之上，不得不抛售金融资产和紧缩信贷，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跌，而盯市原则下，下跌的金融资产价格又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定基础。此外，由于监管部门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会将金融资产未实现估值损失直接从资本基础中扣除，因而使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经济衰退时的顺周期性更加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曾试图要求修改会计准则，甚至要求暂停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这从侧面体现出公允价值计价原则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强化作用。

三、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分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顺周期性

1现有方案尚不能消除顺周期性

针对商业银行的逆周期性，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部门和以IASB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前者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框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银行是否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及计提的数量;后者则建议在会计处理中，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时以预期损失模型(expected loss model)代替现行的已发生损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然而上述方案在理论上都存在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顺周期性问题。

(1)逆周期资本缓冲及其困境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在于信贷周期识别指标的构建。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对近40年全球30多个国家40多次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表明3/4的信贷激增导致了银行危机，7/8的信贷激增导致了货币危机，指出信贷规模/GDP指标具有最佳的识别效率。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存在以下三大困境，难以有效解决我国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周期，数据积累明显不足。近30年来，由于我国各种经济增长动力的释放，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既未出现过经济危机，也未形成真正的经济周期。

第二，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指标取值不稳定。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还保有很多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痕迹，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有极大的规模。随着我国融资结构的不断成熟，直接融资占比将会提高，银行信贷占比将有所降低，这也是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改革方向。由于信贷规模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将会出现可以预见的降低，所以信贷规模/GDP指标并不具有稳定性。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信贷占比已经出现了急速下滑，信贷规模/GDP指标已经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第三，我国并未取消信贷规模控制，资本监管的信贷传导机制不顺畅。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为了更为有力地实施经济调控，我国自2008年重新恢复了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虽然信贷规模控制一直以来就是学界的众矢之的，但其在货币调控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受到政策制定部门的青睐。我国近30年的数据表明，中央对于信贷规模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直接起到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作用，而通过资本充足率对于信贷规模的间接调控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

(2)预期损失模型及其困境

金融危机后，IASB建议采用预期损失模型确认金融工具减值损失。在该模型下，银行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以其整个存续期为时限，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在出现减值迹象之前即预先估计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也就是说，银行在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即应考虑预期信用损失并确认相应的减值，而在此后每个计量日，银行都要重新修正对预计现金流量的估计，并将资产账面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由于银行各期都根据对损失估计的变化调整账面价值，因此确认损失进而各期利润相对平滑，理论上减轻了会计准则造成的商业银行信贷能力的周期性变化，有助于减缓经济波动。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预期损失模型并不能根治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而且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非会计准则制定不合理。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包括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疏失和金融监管缺位。因此，修改会计准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顺周期性，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其次，这一方法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很难将全部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其估计值仍然可能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如在经济衰退时高估预期损失，从而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最后，预期损失模型的引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监管部门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本质上是要求银行多提准备确保资本充足，因而财务报告使用者很难了解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建立在对未来的估计基础上，主要参数均由会计主体自行确定，主观性较强，因而具有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而且由于预期损失的估计涉及到大量金融专业知识，不仅增加了会计核算的操作难度和成本，也使除专业机构以外的信息使用者难以理解相应的会计数字，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

2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分离是两者目标差异的内在需求

针对财务会计的目标，学界存在大量讨论，目前主流观点有两种：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报告应当以恰当的方式提供有关管理层对其承担的受托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的信息，换言之，会计必须如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的真实状况。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会计准则主要是IASB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和FASB制定的美国会计准则，二者在对财务会计目标进行阐述时均未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有机结合。综合三套准则的规定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当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客观公允、真实可靠为宗旨，从而使会计信息在首先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具有最广泛的适用范围。

金融监管的目标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此与会计准则相比，金融监管明显侧重于审慎性而非客观性。此次金融危机中已发生损失模型与预期损失模型之争也根源于此：已发生损失模型以客观证据为依据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体现了会计准则客观真实反映银行经营状况的目标，但不够审慎;预期损失模型要求考虑未来信用损失，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目标，但明显背离了会计准则客观真实的要求，损害了会计信息质量。混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界限，只会使双方的目标相互干扰，或者难以保障会计准则的独立性和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或者损害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二者必须分离。

四、对策与建议

会计准则强调“如实”，旨在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金融监管强调“审慎”，旨在熨平可以预见的经济波动。因此，只有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相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我们建议，弱化金融监管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对于部分科目在会计报告之外，建立单独的监管报告体系。

1对于贷款损失准备分别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和预期损失模型

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在会计报告中继续沿用已发生损失模型，我们建议在金融监管报告中引入预期损失模型。所谓已发生损失模型，即银行在确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时，只能对已发生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未来可能发生并能有效估计的损失确认减值;而预期损失模型下，银行以信贷资产的整个存续期为时限，以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为基础，在出现减值迹象之前即预先估计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前者能够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体现“如实”的会计目标，但只表现了当前时点的减值迹象而不具有前瞻的跨周期特点，以此为基础计提监管资本会具有极强的顺周期性;后者有效地平滑了各期损失进而利润的波动，能够较好地抑制顺周期性，但违背了会计的“如实”反映原则。因此，对于贷款损失准备，应当实现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在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时采用预期损失模型。

2对于弱流动性资产分别采用盯市模型和内部模型

对于商业银行交易账户的弱流动性资产，在会计报告中继续沿用盯市模型，在金融监管报告中采用内部模型计量。所谓盯市模型，即要求银行按市场价格对持有的资产进行估价;内部模型则要求银行建立一套内部估价体系来确定资产价值。前者及时反映了资产的价格变化，如实地向信息使用者展现了银行的真实状况，但波动性较大，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后者反映出资产价值变化相对平缓，顺周期性得到抑制，但赋予了银行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靠性较弱。所以对于弱流动性资产，应当使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相互分离，在会计核算时采用盯市模型计量，在金融监管报告中利用内部模型确定资产价值。

参考文献：

[1]Enria，A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R] European Centr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13， 20044

[2]Borio，C，Furfine ，C，Lowe，P Procyclica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Stability：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R] BIS Working Paper，2001

[3]Barth， ME，Beaver，WH， Landsman，WR Value-Relevance of Banks Fair Value Disclosures under SFAS 107[J]The Accounting and Review，2004，71(4)： 513-537

[4]Bikker，J， Metzemakers，P Bank Provisioning Behaviour and Procyclica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Elsevier， 2005，15(2)：141-157

[5]Plantin，G， Sapra， H， Shin， H Marking-to-Market： Panacea or Pandoras’ Box?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8，46(2)：435-460

[6]Matherat， S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Challenges and Dynamics[J]Financial System Review，2008，(Special Issue on Valuation)

[7]Laux，C，Leuz，C The Crisis of Fair-Value Accounting Making Sense of the Recent Debate[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2009，34(6-7)：826-834

[8]刘灿辉，周晖，曾繁华，等中国上市银行缓冲资本的顺周期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12，(3)：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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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顺周期；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监管问题再一次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对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除了理论界与各国政策制订层面指出的华尔街金融创新过度、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缺失以及美国产业空心化等众多原因之外，全球普遍采用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存在的缺陷也备受关注。理论界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加剧了金融资产的波动，助长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而这种顺周期性则是金融危机以及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爆发的罪魁祸首。金融危机之后，围绕如何改进与完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降低由于会计计量方法的缺陷而加剧金融资产价值波动的风险，成为世界各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加剧了金融机构财务报表波动

公允价值会计是目前世界各国会计广为采用的计量方法。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相比而言，这一方法能够对计量的资产做出更加及时的反映，并使收益更加真实和全面，更加符合会计里的配比原则要求，对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有更好地保障，对于企业资本保全也能够产生积极意义，因此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的需要。2006年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之后，这一计量方法得到全面引入，对我国企业会计核算以及金融资产计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金融危机后，公允价值会计备受指责。西方国家金融界指出，由于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和抵押债务债券（CDO）等次贷产品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机构在不同的会计时间对金融资产按照其市场价值进行调整，并确认了大量尚未实现（unrealized）且未发生现金流（non-cashflow）的损益。在金融市场上升周期中，大量正收益助长了投资者盲目的信心，进一步推动金融资产泡沫的形成；而在金融市场下降周期中，大量负收益则扭曲了投资者的心理，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造成投资者恐慌性地抛售持有次贷相关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股票。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投资者的恐慌心理和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导致次贷产品价值雪崩，这逼迫金融机构只能不惜代价地降低这些金融产品的风险暴露，最终导致本来就已经是脆弱不堪的次贷产品市场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又造成金融机构反过来又在账上进一步确认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最终导致账面上的损失进一步加大。有学者指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前述“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加大了金融资产的波动性并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我国政府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应用范围已经基本涵盖了我国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我国金融机构也包含在内。《企业会计准则》共38项具体准则，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有17个。以与我国金融机构相关性最强的四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金融资产转移》、《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列报》和《套期保值》为例，这四项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了“四分法”，即根据企业购买和持有金融工具的意图和能力把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于金融负债，《企业会计准则》采用了“两分法”，把金融负债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这些准则的应用，由于对应的金融资产与负债需要根据市场的最新价值进行调整，因此资产负债波动进一步明显，损益波动性也随之增强。

二、公允价值对金融危机放大的影响分析

美国金融被不断放大的原因错综复杂，仅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影响来看，由于不同资产市场间具有不断增强的传递性，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在金融市场本身存在的“金融加速器”基础上，又加入了“会计加速器”，这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增强。

首先，金融市场的“混响效应”（reverberation effects）导致公允价值进一步放大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市场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这使得金融危机因素很容易从信贷市场传递到资本市场、从资本市场传递实体经济，从而导致众多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产生混响效应。当不同市场之间的这种混响效应超过了结构稳定性和金融市场脆弱性之间的极限值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便会导致金融体系发生崩溃。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公允价值的运用，使得其内部估计也存在市场波动性因素，特别是对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存在信用风险，其持有的证券化产品收益率波动性极强，市场的和企业内部的波动因素同时增加了这种波动性。

其次，公允价值的运用严重削弱了金融机构在危机爆发后的自我修复功能。由于金融机构本身存在对监管资本的要求，这种监管资本要求已经被很多的学者证明存在顺周期性，即在经济上升周期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机构资产价值上升，资本相对充足，因此其面临的监管资本环境也相对宽松，这刺激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扩张，如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证券公司以及基金公司投资规模扩张；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机构资产价值下降，其临西充足性下降，因此其面临的监管资本环境也相对严格，这导致金融机构业务规模收缩，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得金融风险的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以商业银行为例，公允坐计量下会计准则对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确立不同的计量目标并提出不同的计量要求。对于交易账户而言，宏观经济景气时期，证券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泡沫不断积累，此时采用公允价值对交易账户内的交易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计量，导致银行确认的利润大幅增加，进而提高了其资本充足性，而银行资本充足又会导致其购买更多证券资产，进一步推动泡沫膨胀。而在宏观经济低迷时期，证券资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下跌，此时公允价值会计对交易账户中的前述资产计量，会使得商业银行确认大量的估计损失，进而侵蚀其资本，而这又会导致其抛售资产，加快泡沫的破裂。

三、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改进与完善

针对前述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金融机构财务报表的波动并进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有很多的金融机构建议应该全面取消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但更多的是认为应该在现行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完善与改革。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以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等国际会计准则机构在坚持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基本前提不变的基础上，纷纷提出改革与完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以减少由于会计计量方法导致的金融机构财务报表波动进而加剧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在这些方法中，包括对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允许金融机构在特定的情况下对部分金融资产改为按摊余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允许金融机构在特定条件下用未来现金流动贴现模型对类似于MBS、CDO、ABS等资产进行估值。特别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对全部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全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不再区别各自内在的属性，以降低由于金融资产计量方法不一致而引起的报表波动。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则提出将原来的金融资产改为按公允价值计量和摊余成本计量两个类别。同时，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计提方法，普遍认为应以“预期损失模型”代替以前的“已发生损失模型”，以对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的风险而导致的业绩波动进行提前预判，减少由于市场变化导致的金融机构财务报表过度波动。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金融机构财务报表的波动性、缓解其顺周期性，但是却给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主观能动性，为其创造了更大的盈利空间，会计机构的独立性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其效果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

虽然我国金融机构乃至我国各类企业引入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时间并不长，但是面对金融体系有可能由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导致的财务报表波动性以及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我国仍然应该根据国际有关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改革的有关做法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与制度。目前，我国最需要加强与做好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进一步做好资产估值的技术工作，重点解决在恶劣的市场行情下如何对金融资产价值进行评估的问题。金融市场平稳情况下估值并不困难，但是在金融市场泡沫严重累积以及金融市场价格快速下跌的情况下，金融资产估值的重要性犹为突出。我国应参照其他国家做法，运用金融工程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以历次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时的数据为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估计模型，以解决由于估值带来的金融机构财务报表过度波动。其次，在资产损失确认方面，我国应加紧研究以“预期损失模型”代替“已发生损失模型”。只有损失计提方法与模型合理，金融机构的利得才能真正科学和合理，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行情对其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于证券行业与证券投资基金而言，这一问题犹为明显，因为这些机构金融资产比重非常大，而正确确认这些机构可能发生的资产损失对于保持其经营稳健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也应该从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完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金融资产价值往往在一个会计期间会发生较大的波动，但是目前我国只披露期末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对于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幅度则不披露，导致信息披露并不完整。我国应增加公允价值波动幅度相关信息，提高信息的完整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信息依据。

参 考 文 献

[1]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J].会计研究.2009（11）：23～29

[2]钟伟，顾弦.从次贷危机看公允价值与金融周期波动[J].武汉金融.2009（5）：10～14

[3]张智飞.证券投资风险的生成机制与防范[J].武汉金融.2009（3）：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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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转贴于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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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顺周期性;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杠杆率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仍在继续。这场危机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诸多重大的监管问题,如金融监管制度的顺周期性。在巴塞尔协议的整个审慎监管制度中,资本监管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而此次危机则突出反映了资本监管制度和整个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相对较小的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的损失,居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整个银行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信心,银行冲减损失,资本金水平下降,从而减少对企业及个人的贷款,银行业难以发挥其正常的融资功能,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2008年初,主要负责全球金融稳定的主要国际组织,即金融稳定论坛(现改为金融稳定委员会)明确表示,将组织力量专门研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并于2009年4月了解决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报告,报告的重点则是放在金融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上。

一、顺周期性的定义

根据上述金融稳定论坛的报告,顺周期性是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会扩大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程度,并造成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系统波及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恶化又冲击了金融系统,就是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

从金融理论上讲,金融系统本身就具有内在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由于抵押资产升值,市场前景看好,银行增大信贷供给,刺激经济进一步扩张。然而,这一时期发放的许多贷款很可能转化成经济衰退期的不良贷款;当经济出现衰退时,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抵押物价值下降,贷款风险得以暴露,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加审慎,提高了贷款条件、担保要求、信贷审查的要求,提取更多的准备金,核销了坏账,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放缓,贷款规模减少。使信贷的急剧减少对经济冲击很大,进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经济复苏举步维艰。

金融稳定论坛的报告认为,缓解顺周期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重点是要从监管政策角度出发,克服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从而减少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紧张情况,但是彻底消除经济周期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而最终的效果就是确保银行在经济上行时积累充分的资本并在经济下行时释放出来,从而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报告进而明确了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主要涉及了三方面的监管政策:一是资本监管;二是准备金;三是杠杆率及计值标准。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原因及补救办法

国际资本监管制度主要是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资本协议,即1988年和2004年出台的巴塞尔老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老协议要求银行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比不得低于8%。如果银行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率非常低,银行为了满足监管资本比率要求必须提高比率。Jackson等(1999)指出,银行会采取成本最有效的方式来满足监管资本要求。最佳做法是减少信贷供给。如果许多银行同时采取这种方法,会导致对经济的整体信贷供给减少。对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银行体系受到的资本约束比较严重时,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

相比之下,新资本协议的顺周期性更为突出。新协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高资本监管制度的风险敏感性。但是风险计量指标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风险测量行为本身可能就具有顺周期性。对短期波动性的短视估计、资产和违约的相关性、违约的概率以及发生违约的损失,这些都有顺周期性。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风险测量标准就会提高,从而触发进一步紧缩,而在风险不断积聚的扩张时期,风险测量可能要宽松得多。

资本监管制度的顺周期性已经成为国际上需解决的一大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顺周期性,但已有许多研究提出各种方法弱化资本监管制度的顺周期性。

1、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调整超额资本要求。在经济高涨期,银行要持有比最低监管资本更多的资本;在经济萧条期,如果有必要,可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如Esterlla(2004)指出,通过在经济萧条期设立“明智的最低资本要求”来削弱顺周期性的影响。刘斌(2005)指出,法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只是对银行的最低要求,而并不是银行自身确定的最优水平,不同的银行应根据自身的风险状况确定自己的最优资本充足率水平;监管当局制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应从整个银行业来考虑。因此,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要求两种不同的比率:一是最低资本比率;二是最低目标资本比率,预先设定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比率。在经济高涨期,希望银行遵守最低目标资本比率,在经济萧条期,监管部门应要求银行满足最低资本比率。

2、增加对特定高风险资产或行业的信贷风险权重。在经济高涨期,如果银行监管者发现银行贷款迅速向特定高风险行业聚集,则如果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此类贷款的风险权重为100%,监管当局可以要求提升到更高,如150%或200%。尽管风险资本比率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计算风险资产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导致银行监管资本上升。

三、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顺周期性

贷款损失拨备是商业银行用来抵御贷款预期损失而从利润或收入中提取的用于弥补到期不能收回的贷款损失的准备金,它是银行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其计提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银行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进而对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影响。Borio,Furfine和Lowe以1980～1990年10个OECD发达国家为例,发现银行信贷风险拨备显示出很强的顺周期性。银行的拨备数量与经济周期呈很强的负相关性。在经济扩张时期,信用风险相对较小,此时银行的盈利能力较强,但还是会相对少计提贷款损失拨备,更多的利润被分配掉。而当经济衰退来临时,一般贷款损失会增加,但由于在经济高点期计提的拨备相对较少,导致缺乏拨备来缓冲损失,同时由于过度悲观,也会低估贷款质量,想加大计提损失拨备,最终表现为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波动。其结果之一就是银行资本受到侵蚀,长期抗风险能力下降,从而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许多实证分析也表明,银行贷款损失拨备的计提行为具有强化信贷紧缩的作用:在经济上升期,贷款损失较少,拨备的计提比例远小于利润率,较高的利润率进一步使贷款扩张;而在经济下降期,贷款出现大量损失,拨备计提比率远大于利润率,贷款损失严重侵蚀了银行的利润和资本,银行不得不大幅削减贷款。

影响贷款损失拨备计提顺周期性的因素很多,既有银行自身的内部原因,也有监管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如何解决各方因素的不利影响,建立前瞻性的、平滑性的贷款损失拨备体系,对于缓解银行放贷行为的顺周期性、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Evan Kraft指出,当前的贷款损失拨备计提实践多是事后性的,它是基于对已发生状况的认识,并不能有效认识到未来预期发生的损失,所以计提的拨备往往是不充分、不合理的。滞后性的贷款损失拨备计提模式严重削弱了危机时的银行资本基础,造成了信贷紧缩。因此,许多研究文献的主要观点就是涉及前瞻性的贷款拨备计提模式。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将逆经济周期的要素引入到现有的拨备计提框架中来,建立起某种向前看的拨备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每增加一笔贷款,就要预期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损失。这一损失应是基于一个完整经济周期在历史统计数据上估算出来的,而不是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之上。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经济会产生波峰与波谷,并伴随着信贷的扩张与收缩。因而可以用整个经济周期中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除以该时期的信贷总规模,得出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中平均的贷款拨备比率。对于信贷扩张期的拨备比率,制度设计应保证使其高于平均水平之上;而在信贷收缩时期由于前期已经计提了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此时只需计提低于平均水平的拨备就可完全覆盖萧条时期所产生的大量贷款损失。

另一个平滑贷款损失拨备顺周期性的实践是动态拨备。自2000年开始,西班牙央行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在传统的一般准备金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了统计准备金,以反映对银行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经济扩张时期,不良贷款比例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银行应建立统计准备金;经济衰退时期,不良贷款比例高,专项准备不足以覆盖贷款损失,动用事前提取的统计准备金来弥补。动态准备金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

从西班牙的实践可以看出,动态准备金是专项准备金的补充而非替代,类似于专项准备金的蓄水池,确实熨平了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周期波动性。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计提动态准备金,使提取的总准备金大于应提的专项准备水平;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减少银行当年专项准备提取量,动用动态准备弥补专项准备的不足。西班牙从2000年7月1日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2004年大部分银行的动态准备金都达到了要求的最大值。西班牙央行的数据显示,动态准备金制度确实起到了平衡经济周期影响的作用。

四、杠杆率的顺周期性

高杠杆率是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林证券为例,从2003年到2007年其杠杆率增至28倍。花旗银行2002～2006年相应的杠杆率从18倍增加到了22倍。高杠杆经营的结果就是2007年、2008年由于资产负债表恶化,核销剧增,所有者权益净减少,杠杆率增加到了30倍,“花旗大厦”摇摇欲坠。

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也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高涨时资产价值高、杠杆率高,经济低迷时,资产价值低、杠杆率低。

基于以上因素,杠杆率监管成为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监管的一个重要部分。Bichsel和Blum(2005)认为,杠杆率可以作为弥补资本充足率监管缺陷的安全网。Blum(2008)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杠杆率限制可以提高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内在机理。孙天琦从直接限制杠杆倍数、直接限制抵押贷款的抵押率、更加重视高杠杆经营机构的流动性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讨论意见。

五、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准确预测经济所处的周期以及商业银行潜在的财务风险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来缓解监管制度周期性,难度是相当大的,目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理论和实践都在努力探索缓解金融监管顺周期性对经济的影响,核心问题是保证银行在经济下行时期持有充足的资本,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重视初始杠杆率的作用、改变贷款损失拨备的周期性以及提高总体资本充足率等措施都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改善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

(作者单位: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2009),Report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on Addressing Procyclicality in the Financial System,2 April,2009.

[2]罗平.资本监管制度的顺周期性及其补救办法.国际金融研究,2009.6.

[3]陈颖,尹一婷.逆经济周期的审慎监管制度:动态准备金及其实践.新金融,2009.1.

[4]孙天琦.改进杠杆率监管.次贷危机给监管当局提出的重要任务.西部金融,2008.12.

[5]潘再见,陈振.杠杆率限制与资本监管有效性研究.新金融,2009.7.

[6]罗平.资本监管制度的重大改革.提高资本的质量和水平.新金融,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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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周期性作为金融系统的内在特征，客观上反映了其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但也存在降低金融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使整个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明显的恶化。顺周期性在BIS巴塞尔委员会于1975和2006年分别出台的两个协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巴塞尔新协议第一支柱的风险模型(根据资产的历史价格来估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因资产价格的不利变化而损失的可能性)在经济上行阶段，资产价格波动率不高，风险值较低，资本金充足。然而，在第三支柱的规定下，长期保持经济周期顶端带来的资本过剩状态将受到处罚，因此在上行阶段银行仍实行积极信贷。到下行时期，资产价格波动率大幅增加，风险提高，对于银行资本金要求增加，银行实行紧缩信贷，对于经济状况起负面作用。顺周期性在资本充足率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公允价值会计三个主要方面体现明显。资本充足率(CAR)［2］系指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比值，其反映银行在遭受存款人和债权人资产损失后以自有成本承担损失的程度。在经济上行时对CAR要求放松，银行实行积极信贷，而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难于融资，只能选择减少信贷供给而加剧信用紧缩。贷款损失拨备是基于事实与管理层的判断在贷款组合恶化时的计提拨备，由于其设置机制以明确的恶化趋势存在为前提，故而具有滞后性。在经济上行时，经济情况向好而风险尚未体现，拨备计提少;而在经济恶化趋势明显时，本应增加拨备计提，但由于市场环境的恶化，银行利润和相应的资本压力已不足以满足拨备计提增加的需要。公允价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其分为按市值计价和按模型估值两个层次。当资产价格走低，公允价值会计下的资产市值不论是按市价还是按模型均有下降，从而引发市场参与者的恐慌抛售，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资产价格的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对此现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均持关注态度并引入反周期机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当前各国采用的普遍做法。美国财政部在2009年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中第二部分指出，对于具有重要性的机构来说，必须提高其资本与风险管理的标准。这一部分又被细化为三个方面，即设置更有力的资本要求:这些公司的资本应更为稳健，应当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下能够更加具有有效性;加强对信用风险、流动风险等的管理;创建高效准确的行为机制。这些做法，能避免下行时因毫无准备而带来的损失。英国在2009年3月18日金融监管改革报告中，指出了对于顺周期性的防范措施，分为资本充足率和会计准则两个方面。其中应大幅提高全球银行体系的资本质量和数量，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应当大大高于当前的巴塞尔要求;大幅提高交易账户行为的资本要求，提高对证券化、尤其是再证券化的资本要求;监管者应保证实施新协议不会造成顺周期性;应引入逆周期的资本充足率机制，该机制应具有缓冲资本随经济周期升降的特征。而会计准则方面则要求建立“经济周期准备金”，以此来进行缓冲。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协议III》通过，新协议将资本充足率上调至6%，增加反周期准备成本，为巴塞尔协议在面临顺周期性的问题下的转变迈出新的一步。其次，应对顺周期性可建立逆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其中以西班牙的监管实践最为典型，效果最好。西班牙中央银行实行动态拨备制度，其基本思想是在经济上行期，动态拨备基金积累;在经济下行期，消耗拨备基金弥补损失。在2004年欧盟统一会计规则下，动态拨备制度进一步修改完善。动态拨备制度为逆周期，强有力地降低了顺周期的程度，并且通过制度的设计防止银行利用拨备基金进行利润调节，保证了拨备金的正确使用方向。

二、公司治理与薪酬激励机制下的金融监管

目前，薪酬激励机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激进的薪酬机制对于短期财务业绩予以鼓励，高管在利益的刺激下会倾向于过度风险承担，追求短期效益，从而引起过度投机。高管通过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将产品的信用链条拉长，使投资者难以意识到较为远期的风险，而仅仅关注于短期的现实利益，从而将盈利模式建立在非健康的实体经济与基础资产上，谋取因信息严重不对称带来的巨额财富。其次，业绩激励与股价挂钩，金融机构倾向于市值最大化，股东对于风险的容忍度已经高到足够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形成威胁。再次，收益与风险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性。金融机构的利润具有较强的虚拟性与滞后性，有些业务的风险滞后表现，导致管理层实际获取的薪酬可能是机构本身并未获得的利润，同时薪酬一经发出不可追回，一旦面临下行期，管理层并没有义务承担亏损与风险。最后，董事会与管理层由于自身对于利益的无限度追逐，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视，甚至已经意识到巨大风险的存在，但出于利己主义的要求而刻意忽视了风险的潜在威胁。同时由于管理层与公司之间只为关系，一旦公司出现问题，管理层即可辞职选择其他公司，从而规避由于其过度投机带来的危险后果。对于薪酬激励的监管改革，多从薪酬决定机制和薪酬结构两个方面入手。通过要求增加股东大会对于高管薪酬的发言权和增强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从决定机制上对于高管的非正常高薪酬予以限制。在实际操作中，美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财政部在2009年10月22日，宣布对于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的7家大公司高管进行限薪，其中有花旗、美国银行等7家企业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在具体操作中，对监管人员提出了五项薪酬限制的标准，但此标准并非机械不变的，应对具体情形予以调整和改变，充分考虑薪酬限制与维持公司活力。首先，薪酬不能超过同类公司相似职位的薪酬水平;其次，薪酬基本上以股票形式为准。据此，薪酬与公司长期表现挂钩，因此高管不会只关注短期效益而进行过度风险投资。第三，减少现金薪酬所占的比例。第四，要求激励标准与预先设定好的预期目标相一致。第五，限制丰富离职补偿与退休金计划。与此相配合，制定若干限制薪酬的基本原则，如只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合理性的增薪，薪酬与股票形式为准，限制现金薪酬的比例等。截至2012年6月4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对最后三家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的公司，即AIG，GM，AllyFi-nancial的薪资限制情况报告中指出，在2012年CEO的整体薪资水平保持2011年水平不变，同时其薪资结构也大体维持了2009－2011年的整体结构，高管的薪资水平有所下降。同时这三家公司均已进行了成效卓著的对于纳税人投资的偿还活动。我们发现，美国的薪资与激励机制监管与限制，在四年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维持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稳定，促进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英国金融服务局向银行业CEO了“致CEO公开信”，对其薪酬方案提出了监管建议。2009年财政部的财政先期预算报告中阐述了“银行薪资税”，即对在2009年12月9日—2010年4月5日之间，向单个雇员发放奖金超过2．5万英镑的银行以50%的税率向该银行就超出部分征税。此税旨在鼓励银行将用于奖金激励部分的资金转为构建资本金，鼓励银行检查激励方案，保证其与银行的长期目标以及贷款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时间相一致，确保薪资政策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积累，并希望改变银行业的此种激励惯例。此税的征收为英国对于整顿银行业高薪酬释放出信号。同时也为《金融服务法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进行试水。《金融服务法案》旨在对金融界进一步的监管，制约不适当行为，增强英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全球化金融监管合作的问题与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资本大规模流转，金融业务与机构逐渐实现了跨境发展，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大幅度增强。金融监管呈现出从国内单边监管转向国内国际多边监管，从封闭性监管转向开放性监管的总体趋势［3］。目前，全球化金融监管合作，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多为跨境的大型投资银行与证券机构。以高盛集团为例，其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集团内部所有运作都紧密相连，互为一体。因此，此类机构的跨国特性就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多国的监管部门，如果其中一个市场的政府监管严格，此类机构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分支机构进行市场转移，从而造成实际上的监管空白与政策失灵。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行为规则与措施力度不同，也为机构规避风险提供了法律缝隙。而且，主要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全球性损失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也引起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其次，全球化迅速深入发展，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强度不断增加，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而金融危机也非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所能遏制，金融危机发展与变异的特性亟须国际社会强有力的监管合作，才有希望实现监管的全面与有效，以期维护世界经济的总体稳定性。面对全球化金融监管下的问题，建立全球或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需要缩短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但各国监管机构均试图通过国际多边组织共同推进符合当下实际的监管规则。监管规则的制定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强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的监管，即对大型对冲基金，私人资本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对此类机构实行相对统一的监管标准，有效实现跨国监管与联合监管。其次，通过建设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协调各国政府救市的方式与时机，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管信息的共享，通过协商与合作分担跨国运营的主要机构的损失。同时在危机发生前与发生初期，应用危机预警系统尽可能地降低经济危机风险带来的损失。美国在2009年6月颁布的《改革白皮书》第五部分中，强调了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与增强国际合作。强调了美国以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在其参与的重要国际会议与组织，如G20，FSF，BCBS中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同时，作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中的主要部分，增强国际合作与提高国际监管标准［4］。英国于2009年7月公布《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第七部分，为金融监管的国际与欧洲系统内部的合作［5］，文中指出了跨境公司在规模与复杂性上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具有潜在的威胁，并且肯定了欧盟以及G20对于全球化金融监管所作出的努力。进一步阐述了有待于增加国际监管与合作的方向。充分发挥欧盟在增加全球金融稳定性和建立广泛使用规则上的积极作用，构建各国家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建立处理国内外监管者之间矛盾的争端解决机制;赋予FSA国际性的监管效力，并且号召所有国家加强风险防范与管理。欧盟作为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区域共同体，其金融监管实践无疑为全球性与地区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其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全球性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欧盟的金融市场统一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09年前至2009年的准备改革阶段;2009至2011的欧洲金融监管改革阶段;2011至2013年的评估阶段。第一阶段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于2009年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欧洲新监管机构会议。在进入第二阶段的实体改革过程中，2009年9月各国提出监管立法意见，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欧盟议会的投票机制，于2010年11月公布立法文件文本，并于2011年1月增加了新的立法建议。最终于2011年年底，三个全新的金融监管机构(ESAs)与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取代原有的监管委员会，并行使职能，这标志着欧洲金融监管合作的全面展开。第三阶段为对于现行改革的评估与建议阶段。2013年5月24日，欧盟再次召开会议，对于新监管机构的效率与成效进行评估，以审查新改革的实际效能。欧盟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发展的脉络与步骤，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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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业 改革 发展 逆周期监管

一、逆周期监管的引入

1．经济危机的反思

从历史的视角回溯，金融监管的发展兼具渐进式与变革式特征。渐进式特征体现在金融监管通过修补金融体系中的制度漏洞，应对非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而逐渐得到完善。而金融监管的变革式发展则大多出现在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监管理念与方法的革新，提升金融监管应对系统性冲击、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

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自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造成大量金融机构破产，除了触目惊心的巨额损失，危机也凸显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其缺乏防范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从上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到这次危机我们不难看出经济从繁荣到危机运行轨迹的周期性。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自身所具有的刺激经济发展、积蓄放大风险的特性,总是加速了经济的繁荣,加剧了经济的危机,呈现出顺周期的运行规律,使全球经济呈现不可持续性。

2．逆周期监管的提出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研究提出缓解顺周期问题的政策工具,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周期计提资本缓冲,以满足下行周期吸收损失的需要。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会议正式宣布了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包括要求银行在信贷高速增长、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即逆周期资本监管。2011年1月，欧洲银行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正式启动，泛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开始形成；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

在“十二五”规划蓝图中，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是金融业所要努力的方向。与前两次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文字虽未改动，所要努力的内容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项内容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根本目标，将金融业视做一个有机整体，既防范金融业内部相互关联可能导致的风险传递，又关注金融体系在跨经济周期中的稳健状况，从而有效管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最终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在日前召开的“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国际金融危机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正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良药。”

通过逆周期的审慎监管，将有效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和短期行为，提高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并为建立可持续、稳健的中国银行业体系发挥重要作用。逆周期的监管政策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财政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风险

1．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所处的大环境已经不同。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和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分量在加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

同时，金融业自身情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业整体竞争力明显上升，截至2010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87.2万亿元,负债总额82.3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05年12月末,只分别为37.47万亿元和35.81万亿元，数年之间,我国银行业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提高了2.32倍和2.29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银行业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明显改善；多层次金融体系得到完善；金融业竞争力大幅提升，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至84家上榜。

2．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

一方面来自“天量”的贷款。数据显示,2008年1月,中国流通货币是3.67万亿元,2010年7月,流通货币增加到3.95万亿元,增速7.6%。在基础货币增加并不大的情况下,国内银行的信贷创造却异常猛烈,2009年国内新增银行贷款为人民币9.5万亿元,增幅31.7%。2010年，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为8.55万亿元,已经超出全年7.5万亿元的贷款计划,照此贷款节奏,由此可见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依然强烈。随着商业银行不断放出“天量”信贷,蕴含的诸多风险也在不断积累。据某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部负责人介绍,2009年商业银行为配合“4万亿”投资计划,投放了巨量中长期贷款,其中“铁公基”项目相对风险可控,但大量的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放,存在资金流向不可控、财务状况不透明等诸多问题,蕴含了巨大风险。再加上2010年4月中央密集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作为持有大量不动产抵押的银行,房价的大幅波动或成为新风险的“发源地”。

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率拐点隐现。2003年12月,中国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是17.9%,此后7年时间里不良率一路下降。到2010年二季度,数据低至1.3%,注意这是全行业数据。经历了2008年的去库存化和2009年的宏观调控,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始终稳步向下走。中报数据显示,国内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出现激增。2010年二季度数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出现集中性增长。其中工商银行关注类贷款二季度上升了419.86亿元;中国银行上升119.33亿元;农业银行上升48.58亿元;交通银行上升27.08亿元。而2010年一季度末,工、农、中、交的关注类贷款分别较年初下降了325.39亿元、110.58亿元、38.06亿元、32.45亿元。五大行中,仅有建设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在二季度环比是负增长,但五大行关注类贷款总体上升了539.97亿元,增长了0.1个百分点。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主要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是不良贷款余额的2倍多,囤积的关注类贷款在资产质量发生波动时很可能迁徙为不良贷款,从而对资产质量形成较大压力。

在外部环境与自身条件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借助金融体制改革实现新的发展尤为急迫，金融业监管既要继续承担未完成的任务，又要面对新的课题。

三、逆周期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目前,基于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以及上述种种隐患，银监会的监管理念也正在向《巴塞尔协议III》靠拢,梳理其一系列举措会发现,逆周期资本监管思路已经清晰可见。

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是指资本监管要求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化而变。在资本数量方面,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应累积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衰退时期的需要;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适当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标准,促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推进经济的复苏。在资本质量上,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中核心资本的占比应较高;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允许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上更多地依赖附属资本。

而在“顺周期”的监管思路下，贷款损失准备主要依据贷款实际发生的损失计提,在经济上行期贷款质量较高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水平较低，不利于贷款损失准备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期，贷款质量恶化，需要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但此时银行财务状况也随之恶化,无力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银行在经济上行期间也未积累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以弥补贷款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无法达到“以丰补歉”的效果。两相对比，逆周期理念的优势一目了然。

1.准确判断“周期”

“逆周期”监管新规的推进，在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对“周期”准确判断的难题。面临可能出现的资本充足率、税前净利润等各项指标缩水的现实，首先，应建立银行风险的会计监督机制。在处理金融会计日常业务中事前、事中和事后进行过程监督。事前监督是指对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制定与考核。事中监督是对银行的经营过程的动态监控。事后监督主要应通过对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和各种报表的检查分析,对银行稳健经营的结果进行全面复审检查,考核各单位有关控制银行风险责任指标的执行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与措施,以进一步防范银行风险；其次，根据银监会制定的统一政策,各银行每年从实现的净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基金,专项用于补偿各种风险损失,作为风险管理考核目标。最后，改革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按照现行的制度规定,银行坏账准备是按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3%。计提。但是,不同期限和不同性质的应收账款与发生坏账损失有不同的的关系,按期末计提不能揭示其联系也与坏账准备的提取不相协调。因此,采用账龄分析法来计提坏账准备,并按账龄和性质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2.实施逆周期资本要求

逆周期资本要求是指针对宏观系统性风险，通过资本监管规则的设计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时期增加资本金，以缓冲经济下行期资本金要求的大幅提升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它通过资本金监管抑制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放大作用，缓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逆周期资本监管至今并没有统一的方法，研究集中于如何通过修正新巴塞尔协议中相关方法来确定逆周期资本要求。现有的结论认为，与直接对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进行修正的“输入端”修正方法相比，在利用内部评级法得到的资本金要求基础上，通过逆周期资本乘数来计算逆周期资本金要求的方法对经济的顺周期特征有更强的纠偏作用。但是，逆周期乘数的计算方法尚无一致的结论。一般认为，可以将GDP增长率、信贷增速、资产价格上涨幅度等宏观经济指标中的一种或几种通过技术方法转化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逆周期乘数，但如何使其更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周期特性，同时更具逆周期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采用杠杆率限制

杠杆率限制也是危机后各国际组织及各国监管机构所提出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与新巴塞尔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及其他内部评级模型相比，杠杆率指标不易被人为操纵，且不具备风险敏感性。因而与具有较强风险敏感性特征的微观审慎监管工具有很好的互补性，能更好地缓解其周期性特征。同时，历次危机爆发前，高杠杆率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指标特征之一。限制杠杆率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的非理性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另外，从危机对各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影响的结果看，由于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在其金融体系中更广泛地采用了杠杆率指标方面的监控与限制，缓解了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杠杆率指标计算简单，但其有效性也依赖于其在金融体系中应用的广泛性。由于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入，金融机构拥有越来越多复杂的表外结构，更加复杂的衍生产品交易等使杠杆率的准确计算存在相当的困难。除此之外，杠杆率限额的设定对金融机构的业务与经营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并涉及监管边界的争议。这些都是杠杆率限制监管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4.动态拨备制度

动态拨备制度作为一种缓解贷款损失准备顺周期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其原理与逆周期资本在原理上是相同，即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拨备计提，以抵消经济下行期内急速上升的信用损失及拨备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真实性原则，当前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拨备计提规则必须基于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因而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导致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状况加速恶化的时期，金融机构由于剧增的拨备计提要求不得不缩减信贷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下滑。建立动态拨备制度的指导原则是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尽管目前还没有各方一致认可的具体实施方法，但西班牙中央银行早在2000年就已经实施了一种动态拨备制度。在这种动态拨备制度下，动态拨备与过去传统的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共同构成银行的总拨备。其中，动态拨备主要通过测算长期平均贷款损失率，对资产组合中的潜在风险进行估算后计提。由于在经济的上行（下行）期，会计准则计提的专项准备则相应的较少（较多），而根据上述动态拨备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为正（负），表明银行需要增加（减少）动态拨备。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可以在经济上行期为未来可能的经济下行期预先提取准备，同时抑制了银行自身信贷顺周期的过度扩张。尽管动态拨备制度已经能够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由于该方法有悖于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其计提准备方面的主观性可能会带来会计操纵等后果，因此平衡前瞻性和真实性是该制度设计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宗怡,冀勇鹏.对我国实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的探讨[J];当代财经;2003年07期

[2] 霍再强.金融风险内在生成机理分析[J];时代人物;2008年06期

[3] 娄锋.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危机管理[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4] 巴曙松,王怡,杜婧.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05期

[5] 赵李曼.金融监管视角下信贷风险转移机制的再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6] 杨贵宾,李燕妮.金融监管:国际经验与我国的选择[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