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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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以及合作共治性。在发挥传统公共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公共管理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具有着时代性的特征，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入手，从公共性、服务性以及合作共治性三个角度来阐述了公共管理的作用发挥，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对公共管理的时代性特征作了详细的分析。其目的在于为公共事务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方法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公共性;合作共治性;全球化

一、引言

公共事务管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受重视，但是在当今时代，越来越被政府官员以及学者和政治界所重视。公共管理的概念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新的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而造成了变化，其理论和管理的模式正在逐渐与时代接轨。目前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这对传统的公共事务管理提出了挑战，公共行政需要在自我辩证否定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并延伸其内涵，自我超越，以前者从未有过的张力和活力迅速发展，奠定它在新世纪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继往开来，塑造、规制和导引当代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向和运作方式的重要地位。

二、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

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下面笔者分别介绍这几个本质特征的内涵及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共性公共管理内的公共性，其含义主要涵盖两个层次:第一，利益取向方面。公共管理是不能只作为某一特定群体与阶层的意志实现工具的，它必须要肩负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以实现全体大众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首要。并且，公共性的宣示能够明确的表明，公共管理是一种能够实现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一种方式;第二，公共参与性。公共管理的实行主体是大众，也就是说其中包括涵盖政府，同时还有公民与其他组织在内。现代的政治理念所昭示的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公共性，政府所实行的一切权利也都是公共权力，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特征。这种权力只能用来提供与维护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它不能成为实现某一阶层与群体利益的工具，政府也没有权力用它去剥削社会成员，更没有权力用它去维护自身的一己私欲。所以，合法的现代政府一定是具备秉持与坚守公共精神的，并会运用这种公共精神去规制着其的运行过程。

(二)服务性在研讨公共管理服务性之时，非常有必须要再次审视一番其的概念。由现代意义去看，管理应该是什么?其实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疏解它:(1)管理就是决策。管理中的一切活动，由最初的确立目标到最后的绩效评估，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决策。(2)管理就是服务。政府的协商、调控、强制、约束、指导活动，都是为实现政府目标而进行的措施，所以它是一种服务。其他组织管理也是如此。(3)管理就是协调。管理需要化解矛盾与冲突，需要协调所有万事万物间的一切矛盾与冲突，需要通过协调管理去创建和谐且有效率的运行体例，然后由这种运作体例去实现已经确立成型的目标。

(三)合作共治性合作共治性是公共管理尊崇的治理理念，这个特点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治理的职责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社会各界包括公民和政府相互配合，共同来承担的。这种思想极富创新性，在公共事务管理历史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管理理念之所以会横空出世，原因在于人们看到了市场自发调节存在的局限性，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是尽善尽美的。靠市场单方面的调节，只能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反之，仅仅依靠政府和政策，资源最优配置也是无望实现的。所以，治理思想不畏国家与政府权威，宣示社会唯一中心权力不是政府。治理思想明确表示:政府在面对与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时候，因为受制于外部与内部客观条件，所以无法做到全知全能事事一肩挑，所以，这就造成了另外一种局面———去找寻且发挥其他资源的作用去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而这种资源则是民间与公共组织的可以当做权力主体的力量。

三、公共管理的时代性:公共管理何以成为当代全球关注的焦点

全球各个国家对公共管理与其变革的关注均是比较热切的。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与学者们在官邸与书斋以心智谋略演化而来的，而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需求是造就的现象。其涵盖全方面意义的全球化发展，此中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以致全球众多国家自上世纪中期至今一直面临的均是有着一定相似度的问题，只是问题严重程度有所不一而已。随着社会中不可治理性问题的频发，现代民主化进程发展，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等问题的凸显，这些问题都以时不我与的紧迫态势步步紧逼各国，要求公共管理在管理效率、理念、方式等方面能够推陈出新。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大幅度的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已而得到相应配置与重新配置;国际间的合作与对话协商频次均有大幅增长;传播优势强的文化的渗透性与扩展性已得到增长。全球化问题早在上世纪中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逼近人们。全球化发展也是自那时而逐渐进步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也愈加强劲。如果通过经济活动去观望全球化会发现，全球化涵盖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从原材料到人力资源的转移，还是从金融到收入分配或者是市场营销，它们都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模式上相互依存。上世纪中期到至今所凸显的种种问题证实，民族经济的整体性已在被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所侵蚀，民族经济的自甚至也遭到了相当大程度的侵蚀，这种情况明确的证实:全球内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在不对国际信息深思熟虑且不找寻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下，去做出与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相关的任何决定的。

全球化理论为从世界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活动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在改变着很多国家决策者的战略决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首先，它影响着很多国家的外交策略，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其次，国际竞争和国际的合作并存，使各国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发生着变化;再次，全球化推动公民社会和全球结社革命的兴起，结果使得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向发生着变化，将权力运行的方向转移到国际组织，或者与社区组织近距离接触。导致政府权力部分上移和下移—向上是向国际组织转移，向下则是向社区组织或第三部门转移。这些变化，都导致了传统公共事务管理已经不合时宜，不论是理论方面，还是管理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公共管理必须要进行自我创新才能适应全球化的趋势。

从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历程来看，从简单的公共行政管理过渡到公共事务管理，并不是一种概念上的偷换，而是意味着公共事务管理在定义上和管理方式上的深刻变革。研究者们应该把目光聚焦到如何完善政府监督机制，以及与政府的合作来达到优化公共事务管理上来，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黄健荣．论公共管理之本质特征、时代性及其它［J］．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03期

［2］武家磊．论公共管理的本质和目的———以社会契约论视角［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01期

［3］马杰．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与路径分析［J］．理论观察，2010年03期

［4］徐媛媛．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制度与权力走向［J］．求索，2010年03期

［5］孔伟．公共管理的实践和理论背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02期

篇(2)

一、新经济的特征

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更替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拥有某种先进技术，而不再是由资本规模和劳力数量决定企业竞争的胜负。在新经济运行中，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新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新经济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终身教育将是人类谋生存，求发展的基本条件。新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形态，所以要求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必须终身学习，终身接受教育，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由于知识可共同拥有的特性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各种有用资源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社会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网络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方式，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形势。

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虽然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会有所不同，但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企业文化，其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1.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强调团队协作精神。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比较细致，企业中任何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协作，没有人与人在企业运行过中的相互协作，即没有团队协作精神，企业就不可能高效发展，也不会产生1+1＞2的效果，也就不会有企业中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2.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认定由于人们能力不同存在收益差别的合理性。正因为企业中人们有很大的能力差异，所以人们在企业中收益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获得资本收益，有人获得劳动收益，有人获得创新收益。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持有企业股份，获得的就是资本收益和创新收益；一般员工按照劳动合同获得工资，则是劳动收益。由此导致人们的收益差距拉大，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和技术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3.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分配中只强调效率。公平是社会的功能，例如社会依靠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讲效率，社会讲公平，最后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以上三个方面为基本内容的企业文化，是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以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三、建设适合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

1.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是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战略，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的战略，特点是优势企业抱成一团，目的是为把竞争对手挤垮，或者使对手实力受损。虽然其责权关系是宽约束，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企业界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的一种创新。近几年来，企业结盟、兼并、接管的事例层出不穷，这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给企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重组后企业文化怎样融合的问题。所以企业的兼并、联合的过程中只有做到取长补短、扬优避劣、达成共识，形成“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2.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20世纪末最成功的是学习型组织，它不仅被视为业绩最佳、竞争力最大、生命力最强、最具活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在心灵上潜移默化、升华生命的意义。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其管理的核心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再到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强调“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根源与知识及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潜能及智慧的开发有关”。可见，学习对组织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

3.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中将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成企业的公众形象。良好的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企业声誉卓著，企业就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顾客，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就能得到周围邻里的支持和帮助。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力更为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形象战略尤为重要，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和地位的体现。21世纪，企业竞争除了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以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最先发现消费空档，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据消费者的心，谁就能占据市场，不断扩大经营效益。

篇(3)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篇(4)

关键词：财务会计；理论；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财务会计理论也顺应市场需求，在会计细则和理论上发生了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活力。因此，若要推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全面探究它在现阶段的变化特点，并把握其本质特征，然后依据经济发展需求，全面研究其发展趋势。

1、财务会计理论的主要内容

1.1会计主体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计算机和网络迅速普及，数字信息处理技术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会计理论得以突破国界的限制，进行国际间的联合和分组。这无疑增强了会计主体的可变性，加大了对会计主体的认证难度，使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变得更难界定。

1.2会计基本前提

现代经济下的会计基本前提是指持续经营、货币计量、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会计基本前提的各个组成要素都提出了挑战。

1.3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主要包括提供信息的原因、提供信息的对象、以及提供信息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通常将会计信息使用者视为一个整体，为其提供通用的会计报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会计信息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及时沟通交流，信息提供者在研究需求者的决策模型后，全面思考其财务需求，进而提供详尽的财务报告，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目标可能会依据不同的决策模型提供专用的财务报告。

1.4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主要是为了根据企业决策和要求，及时提供会计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传递速度已取得飞速发展，这极大地提高了会计操作和调控的时效性。企业信息需求者可以通过相关网站及时了解企业的相关财务信息，因此，在现代经济下，会计分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1.5持续经营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可以根据项目特点和内部需求，依靠互联网相互合作共同完成项目，在项目完成之后，合作企业自动解散。在现代经济下，这种临时性的企业联合已经十分普遍，因此，持续经营的模式将逐渐退出会计理念。

1.6会计要素

在传统的会计理论中，会计要素主要包括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与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已经成为新的经济核心，无形资产也发展成为企业生存的基础，知识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会计要素。

1.7货币量

网络的普及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趋势，金融活动的国际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这种形式下，国际贸易急剧发展，市值变动的幅度也逐渐增大，这无疑增加了货币计量的难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可能出现一个全球通用的货币计量单位，使国际间的金融贸易更加便捷。

1.8会计权益理论

传统的会计平衡公式主要体现企业财务资本持有者的权益，对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则未能体现，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信息、知识、创新思维能力无疑成了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的财务体系不能只包含非人力资本，还应切实体现人力资本。因此，在现代经济下，必须及时更新会计权益理论。

2、现代会计理论的新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理论为顺应经济发展需求也产生了新的调整和变化，若要研究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在熟悉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了解上述要素在现代经济下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推测和思考其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当前会计理论主要产生了以下变化：

2.1会计分期概念的变化

会计分期主要是指企业能够及时利用会计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在现代经济下，信息传递速度飞速增长，传递渠道也呈多样化趋势，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实现共享。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会计分期含义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更加注重时效性和专业性。

2.2持续经营理论的变化

持续经营要求财务会计能够准确把握企业的经营时间。财务会计理论是以企业持续经营为前提的，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普及，许多企业，尤其是地方性的中小型企业寿命越来越短，这就使得企业的经营时间存在很大的未知性和多变性，持续经营的理念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改变，较之传统的持续经营理论变得更加复杂灵活。

2.3货币量含义的变化

货币计量以货币价值恒定为基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交往日益密切，货币价值产生了更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货币价值起伏变化的背景下，货币量的含义显然也要发生相应改变。传统会计理论中恒定不变的货币计量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要求。因此，货币计量也在朝着灵活多变的方向发展。

3、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财务会计理论的各个组成要素都在发生相应改变，原有的概念含义和实行手段都已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入探究会计理论的发展趋势，以掌握其发展方向，促进其持续进步。总体而言，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主要有以下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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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教育学院 美术系，重庆 400067）

摘 要：在经典殖民主义及其价值全面终结之后，西方运用自身的知识／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中国目前的园林景观设计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在文化全球化抹杀了各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身份的时期，中国园林景观设计应弘扬民族文化，这是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真正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园林；后殖民理论；景观设计；走向

中图分类号：J502文献标识码：A

On the Trend in the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Postcolonial Theory

TU Qiang

园林景观是一种创造人类优美环境的综合艺术，与其它艺术不一样的是它更多地借助了物化了的审美意象来完成对心理和外部世界的把握，其基本任务就是向人提供亲临自然之境、享受自然之趣的良好氛围。而按照广义的“文化”概念，人们建造园林景观本身就是创造文化。因此园林景观的阅读意义，比起功能满足的意义更为重要。然而现在铺天盖地充斥人们视野的是所谓“欧罗巴风情”的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这类景观在中国蔚然成风，占据了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相当份额，强迫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去阅读。展望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未来，不由得产生一种要解读它的强烈愿望。

园林景观设计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话语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

中国目前的园林景观设计正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在经典殖民主义及其价值全面终结之后，西方运用自身的知识／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也就是依靠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温和的对自身价值的无可怀疑性的表述，对在“现代性”基础上构成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Daniel Burnham提出：“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寻常景观，应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对异常景观的追求．最终使我们的大地失去诗意，使我们的栖居失去民族特色。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使这条“欧化创作”路子有了“理论依据”。为了迎合地产商赢利的目的一些设计者更是任意的拼贴，剪接“王朝”、“骑士”、“宫廷”、“地中海”、“威尼斯”、“凡尔赛”等西洋古典园林景观的元素，似乎只有用刻意体现的异域特色，才能显示其园林的品位。

中国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被西方所主导，并对第三世界的规范及价值观带来了钳制性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的泛滥的主要后果，就是西方强势文化在诸多方面取代第三世界本土文化。西方文化迅速充斥整个世界，文化的全球化从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的西方化，使整个东方第三世界弥漫在后殖民语境之中。内外部的边缘他者无意识中都受西方主流文化的辖制，有意无意中趋媚迎合西方主流文化。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一体化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强势文化为主导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全球化是外部后殖民文化语境的再进一步的延伸。赛义德在追溯西方文化霸权的谱系时，特别关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模塑和建构，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模塑和建构使得第三世界成为沉默的他者、文化上的“被殖民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文化全球化抹杀了各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身份。

根据权力话语理论，园林景观设计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是一种操纵行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设计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使自己的话语(设计作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园林景观设计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设计作品殖民化。维克多。雨果更是将建筑艺术称为“石头写的史书”。难道新千年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史书注定要用它国的文字来书写。

事实上，有着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造园艺术。中国古代造园的文人雅士以自然山水为创作的摹本，以道家和禅宗的恬静淡雅，以诗情画意的情感体验和“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创作思维方式，造就了无数影响后世的名园胜景，其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与现代园林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因此，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应是现代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基础。

中国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一个重视整体与关联的综合思维模式。对大千世界的感悟是以突然顿悟的认知体验和直接切入对象的方法，即注重直觉。表现在艺术领域，就是重视艺术品的神思和韵味，追求意境。要求人们以主观的感受去体察、捕捉、和创造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渗入心灵的感受。注重艺术品的隐逸、恬淡、质朴的自然之美。由此出现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艺术样式。而现代中国园林应很好地植根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身份，学习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文化内涵。使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神韵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有良好的体现。

中国园林景观不仅重视近区的环境美,而且也注重与更加广阔的大自然的亲和关系,造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国风水理论中的“观势”、“观相”,实际上就是园林景观设计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应该说,这是颇具美学价值的调查研究。在自然环境中搞建筑要借助于引景、建景、借景,甚至运用对景等手法,把自然景色烘托得更美。

中国有着悠久的造园历史。从意境的追求到空间的营造，从筑山理水到植物配置都有大量优秀作品。当代中国园林景观设计都可有许多创作手法可以学习,借鉴。

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布局，一方面景观创造要考虑其所在地现状，另一方面局部景点布局要服从整体，注意主从关系。设计师营造景点，通常是驾轻就熟，而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布置景点却常常被大家忽略。比如在重庆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的设计上。有些设计师最初想在公园中规划较为复杂的多层次景观元素，甚至还有“玻璃水晶城墙”、“激光虚拟城墙”的考虑。但因公园的性质是遗址公园，是以保护和展示古城墙，还原古城墙的历史风貌为目的，应将古城墙作为景观的主体。最终公园的植物配置以及景点布局都紧紧地围绕古城墙的历史脉络展开，使城墙自然地融入周围环境。人们可以在石阶与古藤下细细品味历史沧桑与变迁；同时，简洁的设计布局使公园与城市景观相互辉映。

1.庭园理水。水是构成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要素之一。无论北方、南方造园，凡条件具备，都必然引水入园。“山以水为血脉……故山得水而活”、“水狭必间其隔”等等都是有关水景的重要论述。贝聿明在苏州新博物馆的设计中，水体布局学习了传统园林中水面开合有序、大小曲折变化,陆地与水中小岛用曲桥相连，丰富了园林的空间层次。在水体景观的形态上讲究内外相连,动静结合，瀑布、喷泉、涌泉的设计应用，使园林有形、有声、亦动、亦静。运用高科技手段，把自然界中最有活力的水的形态提炼升华，展示在人们面前。

2.渗透与层次。追求意境的幽雅深远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特点。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都利用各种手段来增强景的深度感和层次感，使空间错落有序，层次变化异常丰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即是借景。在重庆长安华都住宅小区的景观的设计中，园林景观面积并不大。如何以小见大，使人们有更舒适的休闲环境，是设计上首要考虑的问题。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突出应用了借景和步移景异的设计理念。将几个重点景点作为道路变化的对景，道路线性的曲折变化则紧密结合这些对景景观展开。这样的处理手法一方面丰富了景观空间的层次与变化，另一方面在绵延一公里的景观长廊上不仅使各个景点之间互相借景，而且利用园林地处半山的地势，把远处的城市景观巧妙地借到园中来，使不大的景观空间，显出丰富的空间层次。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运用到现代园林中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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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多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他们对国际法本质的看法，但由于国际法本身的复杂性，目前也没有学者对国际法的本质做出全面的概述。而且，学术界大多偏重于对国际社会冲突激烈、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本质的探讨，然而，对国际法本质的正确认识对我们认清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内在形成机制和驱动力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弄清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提纲挈领地解决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还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法的本质的含义

研究国际法的本质需要从法的本质看起。西方的法学家们很少直接阐述法的本质，但在三大主流法学派对法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仍能了解他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着一套永恒不变行为规范，这一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不变的，它体现着自然的理性和正义，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能称之为法。分析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从实际存在的法律规范来讨论法的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纯粹且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法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活法”，社会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实质。[5]

我国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次大讨论，已基本上克服了“阶级斗争法学”的偏颇，扬弃了所谓“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性是法的唯一本质”等僵化定义。[6]诸多研究者都对法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认为“法的本质是整个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法学研究都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7]这一观点强调了法的本质问题的重要性。郭道晖认为，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种元素是构成法和法律的本质内容，法是这三种元素的化合物。三者组成法的三维，缺一不可。还有研究者认为法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确认、分配和维护，该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由社会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童之伟认为法的本质在今天可以确认为“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在这里，社会权利是社会整体权利的简称。它是一个反映法定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学范畴，以所有权归属已定之财富为本源，表现为法律权利和权力之总和或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广义的权利”。[8]

二、国际法本质的决定因素

国际法的本质应能体现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并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要研究国际法的本质首先要对其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各国际法主体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其赖以依存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

1、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的客观社会基础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众多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9]现代国际法需要适应一种复杂的世界格局，各国特别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国，总是谋求参与国际活动而获得利益，而这种利益在不少场合是靠损害别国(尤其是弱小国家)利益而取得的。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时国际法的本质特征，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也不断推动国际法的演变。同时国际法又是协调各种国家利益一种重要手段。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当代国际社会还是以国际旧秩序为基本特征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体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是国家间关系中一个普遍和主要的因素”[10]各国为了满足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可以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直至诉诸武力。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本质特征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经济全球化与分工国际化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是决定国际经济法本质的客观因素。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不合理、不公平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制度;以垄断为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制度;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决策制度。[11]

2、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的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和主观条件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也是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根本。国际法是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和协调的结果，也是通过原则、规则、制度等形式，通过法律的拘束力对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进行调整的规范。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利益已经不可能简单局限于一国国内利益。各国出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参与国际交往。出于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协商一致，订立契约，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国际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法一经产生就会对国家利益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进行调整，并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法本质的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本质就是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实力对比对全球利益进行保护、协调与分配。冷战后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相互斗争与妥协。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斗争性是冷战后国际交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遭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而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从我国在WAPI标准的推出进程中屡屡遭受的歧视和阻挠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更关注的是如何共同瓜分全球经济利益，而不是所谓人类的共同福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在旧的经济秩序下获得的既得利益，发达国家一直试图保持在WTO各回合谈判中的优势地位。从成员国在WTO中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试图占据“掌门人”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决定了它们的标准制订话语权，通过WTO协议允许的原则，它们正利用技术标准保证它们产品优势和竞争力、使技术标准成为贸易保护的隐蔽手段。发展中成员国在多边贸易框架内的地位则显然居于弱势。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虽不是可有可无，也只能充当配角;从规则制订上看，发达国家是WTO规则的制订者，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接受者。现有WTO环保贸易条款涉及的领域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特别关注的领域，而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领域，如在国内被禁止或严格限制商品的出口问题，危险废物及垃圾的跨国转移问题，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问题等，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12]另外，在程序性的问题上，发达国家试图主宰各项议题的制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缺乏民主的谈判方式过去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些就是WTO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性的一面。

这一矛盾有时甚至会白热化，以至于WTO的协调功能有时会暂时失灵。2006年，由于在农业补贴和农业援助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难以弥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们不得不中止已持续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表示：“我们陷入了极度困境。”[13]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国际交往中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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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1-04

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的不断渗透，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从而使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并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一般称之为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日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的概念、特征、功能、分类以及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

1世界城市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1966年，霍尔(P. Hall)最先对世界城市作出了较全面的解释，即专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1］。198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系统地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他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有2个：一是城市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接的形式和程度，即作为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作用、国际剩余资本投资安全性、面向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者的重要性、作为意识形态中心的作用等；二是城市所控制资本的空间分配能力，如金融及市场控制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还是国际区域性的，或是国家性的［2］。

美国著名学者S. Sassen(1991)将世界城市称为全球城市，她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全球城市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3］。

M. Castells（1996 ）针对那些少数国家中能吸引和集中高层管理活动的特定区域而创造了节点城市概念，节点城市是全球经济下的点，电信港的发展使得这些城市能够跨越传统的边缘界线而进行交流和贸易。世界城市则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4］。与以前的静止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Castells赋予世界城市动态的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世界城市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2世界城市的特征和功能研究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总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金融中心构成了最高等级的世界城市体系，并以它们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为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可以看做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成为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别分支。Reed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1981年他收集了美国76个城市1900~1980年有关金融、经济、文化、地理、政治方面的50多个指标进行多变量分析，勾勒出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1989年他又对全球金融中心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属于全球性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巴黎、东京、苏黎世属于第二层次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布鲁塞尔、芝加哥、多伦多、悉尼、圣保罗、新加坡、香港等属于第三层次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之后， L. Budd & S. Whimster（1992）、Lee & 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 Meyer(1998 )等也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分类。

Friedmann与Wolff(1982)认为世界城市的经济从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和金融业快速转移正是这些全球变化进程的空间表现，在世界城市中的许多地方性的问题总是可以理解为超国家的影响结果，特别是那些跨国界资本的快速流动［5］。Friedmann（1986）指出，尽管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文化因素在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变量是解释不同等级世界城市对全球控制能力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的生产过程，而且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

Sassen （1991）则对世界城市“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进行系统研究，认为金融和生产服务业是特定生产过程的产品，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独立市场，已成为决定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强弱的新的重要因素，并且它体现为一种建立全球生产和服务交换空间过程之上的“控制能力”的生产，而全球城市就是生产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萨森（1995）还指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和特别服务业的强大需求而进一步壮大。随着国际交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也会逐步为世界城市所替代［6］。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世界城市在信息网络建设中更是领先一步，成为全球通讯网络的主要结点，发挥着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和作用。Castells（1996）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先进的通信网络，在描述世界城市发展时他写道：“巨型城市是连接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点。互联网不能掠过巨型城市：它依赖于坐落在这些中心里的电子通信与电子通信者（telecommunicators）”。Castells还指出，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把生产中心、消费中心、服务中心以及从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网络中的过程。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全球支配和过程是以网络组织起来的。新的通讯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在全球信息网络中世界城市充当着主要的节点，支配着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S. Graham & S. Marvin（1996）也认为，全球城市在塑造浮现中的全球地理和远程通讯基础设施发展格局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在快速变化的通讯景观中发挥主导作用。Malecki（2001）运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骨干网络带宽与网络数量等数据，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信息空间的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

此外，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Hall（1966）曾将政治要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世界城市应是“主要的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Friedmann（1995）也认为，“世界城市处于世界经济和地域性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结合部分”，因此，“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世界城市这一概念具有典型的经济学语言痕迹，尽管这概念具有分析世界城市的能力，但掩盖了城市生活其他重要特征，如历史的、社会文化、管理、政治和环境等因素［7］。

3世界城市分类研究

1986年，弗里德曼采用7个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商务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重要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人口规模，并按照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城市进行分类。N. J. Thrift（1989）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但更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据此他选择了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2个指标界定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类：全球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洲际中心（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区域中心（悉尼、芝加哥、达拉斯、迈阿密、檀香山、旧金山）。以研究大都市带而著称的美国学者戈特曼（1989）也提出了界定世界城市的三大指标，除了人口指标外，他认为“脑力密集型”产业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他还注意到政府权力中心对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在他列出的世界城市名单中，除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兰斯塔德、莱茵―鲁尔区等以外，还包括北京、圣保罗、汉城、墨西哥等新兴的世界城市。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1991）在讨论如何促进伦敦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其世界城市地位时，从基础设施、财富创造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等4个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比较和分类［8］。Knox(1995)认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界定世界城市可能更有效，于是他提出了世界城市的3个判别标准：（1）跨国商务活动，由入驻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来衡量；（2）国际事务，由入驻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来衡量；（3）文化集聚度，由该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来体现［9］。D. Simon（1995）认为，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基点（basing point），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如下：第一，存在一个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第二，发展成一个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地；第三，有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能够吸引和挽留有专长的国际移民、技术人才、政府官员和外交官。Beaverstock J.V., Taylor P.J. 等（1999）则从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和法律服务业等高等级服务业方面入手对世界城市进行等级划分。总之，各学者对第一层次世界城市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包括纽约、伦敦、东京或者加上巴黎，而对第二、第三层次世界城市的划分分歧较大。

4世界城市形成机制研究

弗里德曼（1986）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均会重组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从而使一些城市凸现为全球的关键城市。这些关键城市不再直接生产工业产品，而成为积累和扩散国际资本的基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即世界城市。Friedmann（1995）进一步指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而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所构成。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其拥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级就越高，反之就低。Sassen(1995)认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商务交易的复杂性，伴随着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这些城市的集中，也造成企业命令与控制职能的集聚。全球城市的形成动力来自于两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的结合：一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二是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控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时她也指出，世界城市只是一种分析框架，用以抓住世界城市的共性，而每一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要透过浓厚的当地制度环境和法律、行政框架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益发达的全球通讯网络在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智能建筑、电信港、光纤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已成为正在浮现中的信息化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些电信设施的建设和扩张对一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Moss,1987）。Lanvin(1993)认为信息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战略性资源，而电信系统则成为城市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先进电信设施在少数世界城市的集中，为它们进一步的繁荣提供了保证。Batten(1993)也认为，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联结到世界各地；二是能否在世界无形的

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三是有无创新性和适应性去不断开发网络中所固有的潜在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A. Leyshon & N. Thift（1997）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全球城市的发展和功能日益依赖于先进的远程通讯网络和服务，这样的城市在地理空间的小部分集中了绝大部分经济部门和跨国活动的通讯最密集的要素。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交易方式（面对面的或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简单地替代，远程通讯网络加速了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性增长，从而促进了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M. Castells把当代信息经济归纳为由“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组成的网络型社会，而世界城市网络就是其中的网络之一。Castells于1989年首次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的“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他认为，信息技术使得地理摩擦为零，世界经济将由“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转变为“流的空间”。信息经济的流具有独特的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的网络，就可以消除国家疆域的壁垒，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交易之中。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就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之所在。

5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世界城市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全球性网络，它较少受政治势力控制，以资本流动、信息传递、商品交换、生产分工和合作为主要沟通纽带。但迄今为止，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单个城市的评价或几个城市的比较分析，对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较多，而对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连续、完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资料。Short & Kim(1996)等从电信容量方面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探讨。Lee& Chen (1994)、Smith & Timberlake(1995)、Keeling (1995)、Rimmer (1998)等曾采用国际航班旅客资料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Beaverstock等（2000）采用高级生产服务公司的办公区位来分析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着重探讨了伦敦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最近，P. J. Taylor（2001）, P. J. Taylor, D. R. F. Walker, G. Catalano（2002）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Taylor等把世界城市看做是彼此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内容是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内以及办公点之间的那种很少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办公点间的各种信息、观念、知识和教育等彼此连接在一起。因此，世界城市网络可以解释成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以及它们之间产生的各种“流动”的混合体。据此，Taylor等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等三大方面和7个不同侧面（世界城市连接、国际金融连接、支配中心、全球指挥中心、地区指挥中心、高连接通道、新兴市场通道）对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进行了测定［10］。

6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越国界的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运动，形成了全球规模的经济系统。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城市的形成，而世界城市又依靠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和扩散能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化的势头有增无减，全球化正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尽管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尚未定论，但对大城市来说，全球化无疑是新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全球范围内的大城市将被重新挑选排队，它们将在形成中的世界城市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极化作用将加剧，少数大城市将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世界城市占据全球城体系金字塔的最顶端，是全球经济的指挥和决策中心。西方学者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判别标准、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都处于探索之中。尽管学者们在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指那些在全球或世界某一大区范围内起到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枢纽作用，并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集中了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是具有全球意义战略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中心。世界城市按照其经济能级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全球性世界城市和区域性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是长期竞争的结果，世界城市格局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如战后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在加入WTO后，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将日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实践上，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已经开始，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步伐，并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其向世界城市迈进。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7042114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EYB028）。

参考文献:

［1］Hall P. The world cities［M］. London: Heinemann, 1966.

［2］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69~83.

［3］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1996.

［5］ Friedmann J &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3:309~344.

［6］ Sassen S.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A］. In: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78.

［7］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A］.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47.

［8］ 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 London: World City, 1991

［9］ Knox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A］. In: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20.

［10］ Taylor P. J., Walker D. R. F., Catalano G. etc. Diversity and power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Cities, 2002, 19(4), 23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