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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主要内容
《框架》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全球银行体系的高流动性资产储备水平(流动性缓冲,Liquidity buffer),提高银行业借短贷长的期限转换成本,降低资产负债表期限不匹配程度,减少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冲击力,实现流动性风险计量的全球一致性。
《框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提出了将被银行业采用的流动性风险暴露计量方法,即两个监管标准。其次,介绍了可供监管当局监测单个机构流动性风险的常用手段,即四个监测工具。最后,讨论了监管标准和监测工具的应用问题,即四个方面问题。
监管标准
委员会提出两个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意在达到相对独立且相互补充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确保机构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源来提高应对短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制定了“流动性覆盖率”。第二个目标是让银行运用更加稳定、持久和结构化的融资渠道来提高其在较长时期内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防止银行在市场繁荣、流动性充裕时期过度依赖批发性融资,制定了“净稳定资金比率”。
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用来确定在监管部门设定的短期严重压力情景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景下的资金净流出。设定的压力情景包括了单个机构和整个系统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冲击的情况。具体包括:机构的公共信用评级显著下降;部分零售存款流失;无担保批发融资流失(如对公存款流失);担保融资显著缩减(如同业回购交易);对衍生品交易提出抵押品追加要求;对表外契约性与非契约性风险暴露(含已承诺授信额度和流动性便利)提出高额提款要求等。
分子项目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指无变现障碍、优质的流动性资产储备。该储备的基本特点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低,易于定价,与高风险资产关联性低,且在广泛认可的发达交易所市场挂牌;市场特点是活跃并且有一定规模的市场,低市场集中度,向安全投资转移(Flight to quality)等。委员会目前正在对高流动性资产的狭义定义(仅包括优质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央行准备金、级债券等)和广义定义(包括附加流动性资产,即把一部分优质的公司债券和担保债券也包含在高流动性储备之内)进行测算,将根据评估情况确定最终指标口径与监管标准。
其中,优质流动性资产给以100%的转换系数,附加流动性资产中非金融机构公司债券和非自发的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评级为AA或更高的给以80%的转换系数,其余项为60%的转换系数。
分母项目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为未来30天资金流出减去未来30天资金流入的净额。
对于未来30天内资金流出项,包括零售存款流出、无担保批发资金流出(如中小企业存款、公司存款、同业存款、类存款、衍生品现金支付等)、担保资金流出(如债券到期和正回购)、附加要求(如衍生品估值和抵押品、证券化产品在流动性压力情况下发生的资金流出)以及其他资金流出(如授信及流动性便利、保函、信用证等表外资产和或有项目资金流出)。以上各产品、业务在计算公式中,按照工具或融资的类型、交易对手、稳定性、是否业务往来、是否担保等属性给予不同的系数,最后加总得到未来30天资金流出评估值。
对于未来30天内的资金流入项,包括完全履约的风险暴露未偿余额所产生的契约性现金流入(如贷款本金和利息流入),到期的逆回购现金流入、其他机构对银行承诺的信贷额度、同业存款等,除类债券担保逆回购外,其余系数均为100%。
净稳定资金比率。净稳定资金比率主要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
该标准要求银行在持续的压力情景下,仍然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用来持续经营和生存1年以上(目前监管要求大于100%),具体情景包括:因大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或操作风险暴露所造成的清偿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被任何一家全国范围内认可的评级公司调低了债务评级、交易对手信用评级或存款评级;某一事件使人们对银行的声誉或信用度产生怀疑等。
净稳定资金比率旨在促进银行使用更长期的结构性资金来源以支持资产负债表内、表外风险暴露和资本市场业务活动。巴塞尔委员会给定了具体的测算模板和参数,主要资产、负债及调整系数如表1:
两个指标的比较。(1)监管目标不同。流动性覆盖率重在强化对银行短期流动性风险状况的监控,时间窗口设定为30天,确保银行在设定的严重压力情景下,能将无障碍且优质的资产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净稳定资金比率目的是促进银行业资产和业务融资更趋中长期化,作为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的一个补充,鼓励银行通过结构调整减少短期融资的期限错配、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时间窗口设定为一年。(2)分析角度差异。流动性覆盖率是从现金流量表的角度进行分析,衡量30天净现金流量缺口的覆盖程度;净稳定资金比率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一年内银行保证权益类和负债类项目的流动性支持资产类业务的发展。
监测工具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9年的一个调查,全球的监管当局运用了超过25种不同的监测方法和概念。为了更具一致性,委员会列举了下述四种监测工具。
合同期限错配:将表内外所有项目中参照合同约定的现金流入与流出,按到期日对应列入指定的时间段(如7天,3个月等)。例如我国银监会开展的定期流动性期限缺口监测就属于这一监测工具。
融资集中度:主要是批发性融资集中度分析,分析因素包括重要的交易对手、融资工具和交易币种,重要性的定义是单一交易对手、工具和币种比重占银行总负债的1%以上。例如单一客户存款集中度分析、单一交易对手大额可转让存单占比等。
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衡量银行有多少无变现障碍的资产可以当作担保融资的抵押物,从市场上或从央行提供的融资便利中融资。例如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对于分层次流动性体系储备的设置与监控。
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数据作为对上述计量方法的有价值的补充,主要包括市场整体信息、金融行业信息和特定银行的信息。
应用问题
《框架》讨论了一些与标准和监测工具应用有关的问题,包括银行计算及报告频率、应用范围、币种结构,以及将标准和监测工具向公众披露的程度等。
《框架》对银行业的影响
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
在各国政府的积极救市措施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金融市场也恢复了流动性。流动性监管标准是比较严格的监管要求,再考虑其他监管调整(如资本定义、会计标准、行业税收等)和当地监管机构的新要求,累积的监管效应可能制约银行业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影响经济的复苏,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
一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一方面,为了满足流动性监管标准,银行会更加倾向于购买指标中提到的优质流动性资产,由于市场深度和供求关系,将导致这些资产的溢价,这种“羊群效应”将提高银行持有优质流动性资产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业须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优质流动性资产,导致市场上其他类别债券的流动性降低,会出现政策“挤出效应”,发行主体融资可能出现问题,或以较高的成本融入资金。
二是对银行经营效益的影响。一方面,为提高并保持充足的流动性,银行必须拥有较高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并相应地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使得银行的经营资金中,有一部分需要沉淀为收益率较低的资产。另一方面,为保证较高的净稳定资金比率,银行要尽量拥有期限较长的负债,开展期限较短的资产业务,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成本,降低了资产收益,对银行的整体业绩将产生较大影响。
三是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的国家,银行在满足流动性管理要求的前提下,为保持稳定的ROE,必定相应提高贷款定价,提高了实体经济中资金使用成本,将产生第二轮政策效应,可能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四是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广大投资者对银行业信息可谓风声鹤唳,两个监管指标的披露必须考虑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投资者广泛接受其内在含义需要过程,并且投资者通过片面了解的定量数据可能会带来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的误判。因此,需要谨慎决定关于这两个包含前瞻性情景预测的压力测试指标的披露,建议可以成为监管机构的管理数据,仍然披露市场接受程度高的成熟监管指标,如存贷比、流动性比例等。
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委员会为应对本轮金融危机而制定的流动性风险全球统一定量监管标准,更多地会影响危机中心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中西方银行业由于宏观经济因素和市场环境不同,业务种类和产品特点差异,特别是资产负债结构差异较大,从流动性监管标准定量测算结果来看,中国银行业应相对有利。
资产负债的差异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一是静态分析,中国银行业多以被动负债(存款)为主,平均值在80%左右,如工行2009年的存款占负债总额约90%,西方大型银行则比例较低,普遍在50%左右;西方银行业在危机前更多地以主动负债(如同业拆借、大额定期存单、证券回购协议、发行债券等)为主。二是动态分析,当某一风险因素影响货币市场系统性风险时,市场流动性会在瞬间消失,即出现所谓的悬崖效应(Cliff effect),西方银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
巴塞尔委员会对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应对是及时的、有效的。建立全球统一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监控体系,是必要的,更是必然的。新框架提出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两个流动性监管国际标准,有助于提升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降低资产负债的流动性错配,推动银行业回归传统的稳健核心经营模式。并且,新框架体现了前瞻性的风险监管理念,有助于满足动态监管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和监管效率,实现监管模式与方法的与时俱进。
【关键词】流动性;流动性风险;流动性管理
流动性对于企业的意义犹如血液对于人体一般,是企业经营的一项基本资源,充足的流动性可以用来满足预期和突如其来的现金流出,满足企业规模扩张的需求,保证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相反,因缺乏流动性而无法及时满足债务偿付义务,将会危及企业的活力,严重的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因此,流动性管理对于企业而言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那些负债较高、固定资产占比较低,拥有大量流动资产的金融机构,其活动的本质就是作为流动性的通道,故而对流动性的管理需要更加精细化。
一、流动性的含义和来源
流动性的含义。对流动性进行系统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流动性的含义,准确的定义是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内容。流动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流动性特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们在性质上属于容易变现的资产;广义的流动性是指需要货币时获取现金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时间上的及时性、价格上的合理性以及数量上的充足性。美国银行业协会对流动性的定义为:银行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来满足客户当前或未来的资金需求。加拿大财政部金融机构监理局将流动性定义为一种能力,具体指一个机构可以及时地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来应对到期的承诺。这些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定义都是广义的。在广义的概念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是一项资产,是变现能力较强的流动性来源之一。目前对流动性的研究也大部分泛指广义上的概念。流动性的来源。流动性的来源渠道有很多,但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企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如销售产品回笼的资金,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资产到期收回的本金、利息或分红即属于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该来源是一种基础性的流动性来源;二是通过筹资活动获得资金,包括短期筹资、中长期筹资以及权益筹资。不同的筹资来源可以应对不同的流动性需求,以金融机构为例,短期非急迫的流动性需求可以通过回购、隔夜拆借等手段解决,长期非急迫的流动性需求可以通过信用借款、发债或股权等方式解决,对于急迫的流动性需求则要采取非常措施,如担保筹资、向央行借款等。在正常的经营情况下,通过负债获得资金是一种很好的流动性来源,但是当发生系统性危机或者机构自身的信用受到市场质疑的时候,筹资困境会诱发资金的流出,增强现金流入的困难;三是通过销售资产获得资金,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资产能否及时地按照账面价值变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资产所处市场的深度(反映承受大额交易的能力)、广度(反映参与者的多少)等。其中容易变现的资产可作为流动性储备,流动性储备是所有流动性来源中最可靠的。企业为了应对意外的流动性需求,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流动性资产,但流动性储备资产的回报率是最低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尽可能地降低此类资产,合理的流动性储备规模是在流动性风险和盈利之间寻找平衡。经营活动和销售资产取得的现金属于内生流动性,筹资属于外生流动性,流动性储备犹如水池中的水一样,现金的流入似水池的进水口,现金流出似水池的排水口,当资金的流入大于流出时,流动性储备就会增加,相反,当资金的流入小于流出时,流动性储备就会相应减少。应对需求时流动性来源的安排顺序。一般而言,以上三种流动性来源在满足需求时,未担保的筹资安排是在经营现金流之后的第一道防线,出售资产变现是最后一道防线。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抵押或者卖出资产,尤其是那些固定的或者关乎企业生存的重要资产,将减小企业的财务弹性,降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当然,这样的一种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景来综合考察各个来源的特点。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正常情况下,银行借款是一项很好的流动性来源,但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自身经营、声誉发生重大损失和变化时,银行借款将会变得异常困难,出售资产将会成为获取流动性的首选途径。
二、流动性风险的含义和分类
流动性风险的含义。若在流动性概念的基础上来定义流动性风险,那么流动性风险的概念将更为具体,它是指企业不能根据需要而以正常的价格(合理的融资成本和资产的账面价值)及时获取现金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是企业在经营与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种主要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强、冲击破坏力大的特点,尤其对于高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其被称为“最致命的风险”。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很多资本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充足的流动性来应对债务,被迫进行合并或者被收购,甚至走向了破产清算的境地。这次危机证明了流动性风险爆发的突然性和严重性,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成为金融机构持续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及分类。流动性风险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存在流动性需求。流动性需求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流动性缺口,即现金的流出大于现金的流入;二是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获取资金。其一,错配型流动性风险和突发型流动性风险。从流动性缺口产生的原因上,可以将流动性风险分为两类:错配型流动性风险和突发型流动性风险。错配型的资金缺口是指由于资产负债期限和规模错配导致一定时期内现金的流出大于现金的流入。如短债长用的情况,短期负债到期后需要偿还,但资产期限尚未到期无法及时回流现金,从而导致净现金流出。对于提供流动性转化的金融机构而言,这样的错配是无法避免的,是由金融机构的经营性质和资产负债表结构本身决定的,从性质上讲是内生的。突发型的资金缺口指资金的需求超出了金融机构的计划,或者现金的流入低于金融机构的预期,导致没有充足的资金应付突发的现金需求。造成突发型资金缺口的原因有很多,大体可以归为四类:一是无法预测的现金流量。二是不利的法律或者管理部门的裁决;三是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和企业的负面印象。在现实的经营环境中,大部分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都会面临一些在时间或者数量上无法预测的现金流量,如居民储蓄存款、开放式基金的赎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性投资等项目在时间和数量上均不确定,并且无法预测的程度越高,突发型流动性风险也就越高;四是不利的法律或者部门裁决会带来紧急的支付、赔偿和停业的成本。这会对经营活动和相关的现金流量造成暂时的或者永久的破坏。企业财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其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无法预测性,如果管理不规范,就会增加预测企业现金流的难度。企业的负面印象会改变利益相关人的行为方式,降低交易和减少资金供给,使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变动不可预测。总体而言,突发型的流动性风险往往由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或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而引发,是一种“间接的、结果性”风险,从性质上讲是外生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流动性风险早已蕴含在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中,而一些触发性的事件会将其暴露出来,流动性缺口的产生往往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二,筹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从获取资金的方式上也可将流动性风险分为两类:筹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筹资流动性风险是指不能根据需要在成本合理的程度上获得未担保的筹资而遭受损失的风险。造成筹资流动性风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负债不具有连续性;缺乏融资市场渠道;负债筹资来源过度集中和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当信用资金的提供者不愿意将到期负债继续提供给企业使用,或者企业被迫接受增加的成本来保证负债来源时,往往表明企业的筹资流动性风险已经存在了,信用资金的连续性可以作为筹资流动性风险的早期信号。缺乏融资市场渠道意味着企业无法进入特定的融资市场,从而被迫接受较高的融资成本,比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果无法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那么短时间的资金需求将被局限在需要资产抵押的回购市场上。企业过分依赖单一的产品、市场或者贷款方也会增加筹资流动性风险,因为过度集中的筹资来源一旦停止,企业想要寻找到替代性的融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当然,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比如金融系统流动性趋紧,同样会增加企业筹资的难度。资产流动性风险是指不能根据需要按照账面价值将资产变现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包括以不合理的贴现折扣比例将其资产作为抵押品,或者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其资产组合。通过资产获取流动性的方式包括抵押无负担的资产获取贷款、出卖流动性资产获取资金、进行资产证券化、变卖非流动性资产等。这些方式一般与资产流动性风险的高低相对应,如果企业拥有充足的营业现金流量和筹资来源,就不会面临资产流动性风险,当资产流动性风险较低时,企业可以通过抵押资产获取现金,如果企业通过变卖非流动资产来获取流动性,则意味着企业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已经很高了。影响资产变现的因素包括资产市场性的缺乏、缺少无负担的资产、资产过度集中、企业自身高估资产价值、贷款抵押物不充分等。资产市场性的缺乏意味着资产不容易或者根本无法变现,比如厂房、办公楼等固定资产的售卖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容易及时变现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缺少无负担的资产表明企业缺乏可处置的资产,那么通过资产获取流动性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资产过度集中存在两个含义,一方面指企业拥有的头寸相对于市场容量来说占比较大,另一方面指某一资产的头寸在企业整体资产规模中占比较大。过度集中的资产可能会由于市场深度不够而无法按照账面价格整体变现,例如企业某一金融资产进行大规模抛售时,市场价格有可能出现大幅度下降,从而影响资产变现的价值。过度集中的资产也有可能遭遇因市场突然变化而无法变现的风险,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次级债券”交易几乎停滞,大量持有该类债券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而如果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被高估,那么企业以该项资产为基础获取流动性的数量必将低于企业的期望值。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如果贷款项目出现风险,那么可以通过处置抵押物来回收资金;但如果抵押物的价值不足以弥补本息金额,那么金融机构将会遭受损失。其三,流动性漩涡。筹资流动性风险或者资产流动性风险的出现都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带来财务困难。但在某些情况下,筹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会同时出现,形成流动性漩涡,造成失去偿付能力的危险。流动性漩涡可以由内部或外部因素诱发,企业首先出现筹资困难,被迫出售或抵押资产,从而降低财务弹性,引起利益相关人的担心,抽离资金,导致企业筹资更加困难,进一步出售资产变现,最终进入财务困境,造成偿付危机(如图1所示)。
三、流动性管理的目标和原则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压力测试;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110-04
在此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浪潮中,尽管有些银行具备较为充足和高质量的资金,但仍然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陷入了困境,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仅仅依靠限定资本充足率并不足以遏制金融危机的发生。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此次巴塞尔协议的修订不仅仅改革了最低资本金要求,并且在流动性监管中提出了流动性覆盖率以及净稳定资金比率两项新的指标。这意味着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提到了同资本充足率相同高度。
一、巴塞尔协议Ⅲ中有关流动性监管的新指标
在以往的流动性监管中已经存在一些较为明确的指标,比如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流动比率、超额备付金率、流动性缺口等等,但这些指标都在静态的基础上衡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缺陷。而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金比例与传统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相比,具有更强的综合性,能更好地反映商业银行未来的流动性状况。
下表将以存贷比(LD)为代表,比较传统监管指标与LCR、NSFR的异同。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流动性覆盖率以及净稳定资金比率与存贷比相比的一大优势是在压力场景下考虑未来短期或长期内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它们衡量的是当银行面临某种假设的压力场景时,它们是否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抵御流动性缺失带来的冲击,因此这两项指标对于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具有更强的前瞻性、现实意义以及指导作用。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主要根据两项新指标在国内外银行的落实情况来探讨压力情形下流动性风险测试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
二、各国银行流动性监管改革
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流动性风险计量文件框架一经出台便引起了银行界和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现各国已经陆续进入了流动性监管改革的意见征求阶段。除了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和秘鲁等国家地区已经基本明确流动性监管的改革要求和实施时间外,大多数国家都还处在对巴Ⅲ监管指标的研究阶段,尚未最终的监管决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13年10月24日宣布了一项有关金融机构流动性监管的规定,这是美联储首次为大型金融机构设定最低流动性监管标准。此项规定主要为了迎合巴Ⅲ中对流动性覆盖率的要求,既要求银行在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短期内的流动性冲击缺口。据美联储官员介绍,本次规定将资产按照流动性高低分为三个级别:被视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资产包括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以及政府债券。次优资产包括投资级的公司债和房地美、房利美等机构发行的抵押支持债券,第三等级主要指优质股票等资产,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流动性资产所占总体优质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40%,该种对优质资产的分类要比巴塞尔协议Ⅲ更加严格。
加拿大作为巴塞尔银行委员会成员国,在推动协议实施方面一直是领跑者,但加版的巴III除了提出比巴塞尔委员会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外,并没有对流动性监管中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做出详细规定,只是提出了将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实施LCR和NSFR指标。在流动性压力测试方面,加拿大宏观金融风险评估框架(MFRAF)下的银行通过评估压力环境下加拿大主要银行间的溢出效应来鉴别系统性风险。该框架的一大优势是将偿付性、市场以及资金流动风险当作一个联系的整体来考虑。除了MFRAF,加拿大银行还计划采用一种自上而下定量流动性压力测试的方法,即由当局基于跨企业的一般假设以及监管和公开数据进行的压力测试来评估银行在压力环境下承受风险的能力。该种环境的特点是银行在一个资产销售的恶化的市场流动环境中运行。这种方法将会解释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因为动态的流动性压力测试场景,资产分类特点以及资金来源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因此资产缩减率以及资金流出率都将随时间变化以便和其保持一致。
奥地利共和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添加行为反应到自下而上的压力测试方法中,完成了包括第二轮反应的流动性压力测试,其中自下而上的压力测试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这种方法基于金融机构自己的认定或是基于中央银行,监管者为了横向审查而设定的一般场景而进行的。在该方法中,监管部门向一些银行提供流动性压力的场景,然后银行需要指出他们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何种程度上减轻压力场景的影响。然后由监管者或中央银行来进行行为反应分析并鉴别潜在的第二轮效应。这种结合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方法的压力测试的好处,就是该测试利用了现金流方法衡量了对市场流动性冲击的抗衡能力。并且他们还捕捉了潜在的第二轮效应。然而,这种方法也有许多缺点。比如说数据强度太高,除非已经有一个完全成熟的期限错配模板,否则在进行压力测设前,必须进行一项非常昂贵的目标数据搜集工作,并且这样获得的信息质量可能是次优的。最后,第二轮效应不得不依赖从实践,专家判断以及相关文献中产生的数据评估出来。
瑞典银行高度依赖市场融资,总资本额的58%来自市场。瑞典金融监管局近期表示有可能采取措施,以降低银行流动性风险,避免出现融资困境。一段时间以来,瑞典银行已经计算了类似巴塞尔委员会的LCR和NSFR流动性参数。这些参数被发表在金融稳定报告中。瑞典银行既不指定一个定制的量化宏观经济场景,也不在流动性压力测试中使用经验数据校准流出率。瑞典银行正在研究调整压力测试,使之在压力场景中包括增长的贷款损失,并且很快将开始包括提高的资金成本。
此外,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也表示,由於美国退市令流动性改变,致导流动性紧张。今年将以流动性作为首要的监管条件。
三、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发展历程
2013年6月,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钱荒”,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6月20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路飙升到了30%,而月初这一数字仅仅为4.5%。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市场上并不缺钱,中国银行中大部分具有充足且高质量的资产,能够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然而此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钱荒还是险些把中国的商业银行逼入绝境,这充分暴露了中国在流动性监管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缺失。
为了应对银行流动性监管缺失带来的隐患,积极响应巴塞尔协议Ⅲ对流动性监管的重视,银监会于2013年10月11日就《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办法(试行)》对外公开征求意见。事实上近些年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发生,中国有关机构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规范(如表2所示):
四、中国商业银行有关流动性监管的最新进展
现阶段中国对流动性监管的政策制定仍然处于意见征集期,正式的法规政策还尚未。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此在很多标准上不能盲目采用巴III的统一规定。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与2011年10月初次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相比,2013年新修订的试行稿取消了对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要求,这可能是因为净稳定资金比例目前看来在现实意义不大,并且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但随着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并不排除今后会执行该项指标的可能性。另外,银监会此次的《流动性办法》并没有如外界期望的那样取消存贷比监管要求,这是因为从实践经验来看,存贷比指标虽然存在一系列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动态地反映银行的流动性情况,也没有考虑压力情形下银行行为变化引起的流动性缺失,但是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数量,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在此次试行方法的修订中,还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在压力状况下流动性覆盖率降至100%以下,这说明中国的流动性监管制度充分考虑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发展现状,给予了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鼓励活跃市场。但同时,《流动性办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从压力测试的角度来说,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标准化的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以季度为基础进行报告。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银行考虑如下压力场景:超预期的存款撤回,流动性资产冲击,批发资金市场的干涸,增加的资金成本以及对手方提出的的更高的保证金要求。在实践中,银行通常会根据他们自己对风险的判断,在测试中加上一些特定的压力,比如说法定储备金率的增长。银行通常会考虑温和的、中等的以及严重的三种压力水平。大多数银行利用最短生存期的每一时期水平的现金流缺口来衡量流动性压力测试的结果。银监会会与银行定期讨论压力场景的范围,严重程度以及压力测试的结果。总的来说,中国的大银行在数据收集,建模和管理运用方面要好于小型或中等规模的银行。然而,银行压力测试的有效性和强度通常被数据的限制所约束。
五、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压力测试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压力测试主要是基于资产负债表法、现金流量法和财务指标法。与西方一些国家成熟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体系相比,中国的压力测试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浮于形式,并未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监控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中还有以下的问题。
第一,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模型。由于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相比,还必须要考虑表外业务,因此操作起来更加复杂,需要系统的、严谨的测试评估模型,但是目前中国的压力测试主要套用其他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型,并未开发符合中国金融市场自身业务风险特征的压力测试方法。并且各银行之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口径进行测量,使监管当局无法基于横向的比较衡量整个系统的流动性风险。
第二,中国现有数据资料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流动性压力测试无论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还是“自下而上”的方法,都需要基于历史数据来评估商业银行面对风险时的实际承受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并未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因而也就缺少金融市场动荡时商业银行行为反应的具体数据,因此压力测试的有效性和强度常常被限制。
第三,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风险但在压力测试中经常分开处理。银行在他们的压力场景中关注单独的风险因素,隐含意是假设风险因素是独立的,这显然过于乐观。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风险往往是相互关联的,这是因为当快速变现资产的时候会伴随着一定成本,这将会削弱偿付缓冲。这种单独处理资本和流动性的方式可能会低估银行的风险。
第四,在流动性压力测试中很少模拟网络和反馈效应。像如前所述奥地利共和国央行进行的那样,在常见的一致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中可能会包含银行的反应。显然,个别银行危机行为可能促进金融系统的压力,在压力时期往往会发生银行的集中破产倒闭,一家银行在面对流动性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很可能通过银行间市场的反馈效应或声誉效应等途径迅速的扩展到其他有业务往来的银行。Van den End利用蒙特卡洛方法,将该框架应用到荷兰银行上,结果表明由于集体行为使得第二轮效应比第一轮效应要有更大的影响(既流动性风险高度非线性),他建议银行应该持有大量的流动性缓冲。
第五,在银行的应急资金计划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经常性地依赖于中央银行的支持。中央银行在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中所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被认定是非常偏离货币政策实施基本框架的。2013年6月发生的大规模“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央行一反常态,没有像往常的流动性危机中那样被商业银行“绑架”,迅速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因此确保银行可以凭自己的力量管理其流动性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第六,压力测试方法的实用性和认可度不高。由于中国银行的监管制度尚不够完善,造成了很多管理者为了美化银行业状况,刻意将某部分危机风险排除在流动性压力测试之外,降低压力情景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披露不够,公众甚至是银行自身员工都不能了解银行面临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再者,由于中国的流动性风险测试还有一部分并不符合中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状况,成熟度还不高,因此大大降低了实用性。
六、有关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建议
第一,开发适合中国商业银行业务、风险的完整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体系。可以通过模拟银行在压力下的行为来捕捉反馈和第二轮效应,结合流动性风险与包括偿付性危机在内的其他风险种类,避免将流动性风险作为个别银行的个别危机考虑。加强数据的收集工作,建立完整的数据库体系,使压力测试的开发有据可依。
第二,对于个别银行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来说,压力场景下不应该将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当作流动性的主要来源。监管应当鼓励银行在到期时利用标准公开市场操作以及普通借贷工具以合理的成本履行其义务,在没有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的情况下也保持可以吸收特异性以及系统性冲击的流动性缓冲。
第三,完善流动性监管制度。加大信息的披露力度,完善管理体系,保证银行系统按照设定的压力测试流程严格进行,只有将流动性压力的结果投诸实践,才能使它真正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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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sel Committeeon Banking Supervision.Liquidity stress testing:a survey of theory,empirics and current industry andsupervisory
practices.Working Paper No.24.October 2013.
[4] 李东卫.中国银行业“钱荒”的成因及对策[J].青海金融,2013,(9):4-7.
论文关键词:资产流动性,资本结构
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公司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公司的资本成本、收益分配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对其的研究也是相当广泛。但正如Myers在其198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TheCapitalStructurePuzzle》中所指出的:“什么样的资本结构是合理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最优资本结构,是因为能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是特别多的。在这些因素之中资产流动性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最早对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进行研究的是Keynes,之后又有许多相关的研究。通过对二者之间的研究能够为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找到部分原因,也能为资本结构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鉴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自身特点(如拥有大量的非流动资产、自身盈利能力较差等),通过研究其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对优化其资本结构,提高其财务行为的合理性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回顾
Keynes(1930)最早开始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关系的研究,认为公司的融资成本过高或
者因为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企业发行的债券容易被低估时,管理层会选择持有更多的现金或高流动性资产。
Myers&Majluf(1984)运用优序融资理论对公司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认为现金或高流动性资产只是企业债务的负数,当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资源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时,管理层会选择偿还到期债务,积累流动资产,因此当企业持有较多的现金和流动资产时,这也就意味着其资产负债率较低。
Williamson(1988)针对企业资产流动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指出,由于更具流动性或更有重新调配性的资产抵押功能更强,外部融资成本更低,因此,资产流动性越高,债务融资数量越大,从而提高了公司资产负债率。
Harris&Raviv(1990)指出,债务提供关于公司盈利能力的信息,投资者就会利用此种信息来观察公司在不同资产负债率区间的契约支付能力,从而对公司经营政策的变动做出相应的反应,且此时投资者会权衡预期的违约成本和公司经营政策的潜在改善。因此,随着资产流动性的增加,预期的违约成本降低,投资者越愿意使用债务来获得公司经营政策的相关信息,进而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
DeAngelo&Wruck(2001)认为,管理层往往能够通过变卖公司高流动性的资产来偿付暂时的债务利息,这也为其在发生财务危机时赢得更多的时间去实践公司的经营策略而不受债权人的干预。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债权人往往会通过缩短债务契约期限,如要求公司偿还所有的主要债务而不仅是利息;或增加偿债基金或强制债务条款来避免管理层逃避债务压力,从而使得公司的资产流动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二)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于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徐冬和冼国明(2002)考察了破产对公司产品市场行为的效应,发现无形资产较多的公司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余哲等(2005)从资产结构的角度探讨了资产流动性对财务危机重组的影响,建立了一个考虑资产流动性的财务危机重组模型,研究表明债权人会容忍某些程度的投资无效率以避免无谓的资产流动性损失。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结合我国特有制度背景和制造业上市公司特征,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较之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性以及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性,现提出研究假设:
其它条件保持不变时,资产流动性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
(二)样本数据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650家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所用分析工具为Eviews以及Excel电子表格。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根据资本结构的定义,可以采用资产负债率来代表公司的资本结构,并作为被解释变量。之前研究衡量资产流动性的指标广泛使用的是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但这些指标仅判断了资产在某个时点上转换为现金的能力,没有考虑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异。因此本文引入“动态现金产生速度”这一指标来作为资产流动性的变量,并作为解释变量,这也是本文较之前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文研究的是资本结构与公司资产流动性的关系,而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因此,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引入控制变量对以上因素进行控制。于是引入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实际税率、固定资产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指标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
指标符号
指标定义
资本结构
zcfzl
总负债/总资产
动态现金产生速度
dtzb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365
盈利能力
zcjll
税前利润/总资产
公司规模
gsgm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qsm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实际税率
sdsl
所得税费用/年末总资产
固定资产比例
gdzcje
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表2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固定资产净额约占整个总资产的30%左右。并且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当低,平均资产利润率不到5%,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占整个总资产比率的均值则达到了1%左右。表2还显示出了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平均共占有了整个上市公司股权的54%左右,这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有关。
(二)相关性分析
表3
预测符号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dtzb
-
-89.3722
17.5227
-5.10037
0.0000
zcjll
-
-0.30362
0.040629
-7.47303
0.0000
gsgm
+
0.05775
0.003384
17.06582
0.0000
qsm
-
-0.00046
0.000256
-1.80555
0.0711
sdsl
+
-1.42834
0.298319
-4.78796
0.0000
gdzcje
-
0.006759
0.024122
0.280185
0.7794
C
?
-0.68552
0.071237
关键词:交易属性;治理能力;交易费用;分工;金融体系
目前,学界将金融体系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这种划分标准的相对性已经导致关于金融体系中市场和银行作用的错误认识。在任何国家,银行的作用都要大于市场的作用(弗鲁博顿等,2006),银行不会消亡。金融体系的演化不能简单地认为从发挥市场的优点出发就应该向所谓的市场主导型演进。金融体系结构的形成自有其基础和逻辑,正是这种基础和逻辑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演化。强制性制度变迁必须遵从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并在环境界定的机动范围内实施。否则,只能是有害无益。本文试图利用交易费用经济学从交易属性和交易治理能力的耦合来分析金融体系结构形成的基础和逻辑,力图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理论指导。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介绍金融交易的属性;第二部分分析介绍金融交易的治理能力;第三部分从降低交易费用出发探讨交易治理的分工安排;第四部分探讨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演变的决定;最后是结论。
一、金融交易的属性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盈余单位和赤字单位的资金融通就是金融活动,也称金融交易活动。金融交易的属性就是融资活动的内在特性,不同的交易可被看成相同的基本属性的不同组合。无论是在不同的金融体系,还是在同种金融体系不同的时期,金融交易的基本属性很少发生变化。1979年威廉姆森从探讨契约(交易)的性质入手分析契约关系的规制(治理)时,认为契约(交易)关系的三个基本方面是不确定性、交易的重复频率及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方面主要是指交易偿付的分布特征,威廉姆森把交易的不确定性分为三种情况:低不确定性、中不确定性和高不确定性。交易的重复频率是指同类交易重复的机会的多少,威廉姆森把交易的重复频率分为三种情况:单次、数次和经常。资产专用性是指通过交易获得的资金所购置的资产在特定环境和关系中才具有其全部价值的属性。威廉姆森把资产专用性分为三种情况:非专用性、半专用性和高度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更精确的度量可以用脱离特定的用途或关系时,该资产投资价值丧失的百分比来度量。威廉姆森的关于交易属性的分析当然也适用于交易的子类――金融交易(威廉姆森,1996)。
尼夫(2005)从实用的角度把金融交易的基本属性分成金融交易的风险性或不确定性、资产流动性和制度特性三个方面。交易的风险性是指交易偿付的构造完善并足以用概率分布来描述。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交易的偿付很难预先确定,交易发生前当事人无法用概率分布来描述。这和威廉姆森的不确定性对应,但比前者更精细。尼夫的资产流动性与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相似,都是指交易生成资产的流动性问题,资产专用性越高,资产流动性越低。流动性强的资产是交易执行的某种形式的保证,在专用资产运营方违约的情况下,资金供给方可以通过占有并出售这些资产来减少自己的利益损失。在此看来,交易的风险性或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存在某种关联,但是要注意:风险性或不确定性主要指专用性资产投入生产过程中带来的收益的分布特性,流动性主要是指专用性资产本身的流动性。交易在诸如税收地位等法律和制度特征方面可能有所不同,这些制度上的差异会影响交易的盈利性。另外,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2004)在威廉姆森的三重属性基础上增加了履约衡量的困难性和与其他交易的联系性。琼斯等人在威廉姆森的三重属性基础上增加了时间紧迫下的任务复杂性(赵坚,2003)。绝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文献还是援用威廉姆森的三重属性的分析框架。
因此,笔者主要综合威廉姆森和尼夫的观点提炼出金融交易的三重属性:风险性或不确定性、资产流动性和交易重复频率(尼夫提出的制度特性对交易盈利性有一定的影响,但因现实的制度环境在交易达成时就已经提供了类别不多的交易品种的相关信息,且不具备连续统特性,故未作考虑)。风险性、流动性和交易重复频率都存在一个程度或大小的问题,因而可以分别把三者看成是关于风险、流动性和交易重复频率的连续统;不确定性不能用已知的概率分布来描述,但是完全相同的不确定性是小概率事件。从而,由这三种交易属性可以组合出无数种现实的交易。
为了便于分析,尼夫(2005)将各种可能的交易属性组合划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型:标准型交易(s型交易)和非标准型交易(N型交易)。标准型交易(s型交易)是指风险性低、资产流动性强、交易重复频率小的交易。该类金融交易往往通过资金需求方提供市场价值容易确定的抵押品,或资金需求方所融入资金购买高流动性资产来体现低风险和资产的高流动性属性。因为该类交易具有风险而非不确定性,故其交易条款能利用基于规则的完备合约加以形式化。交易标的物已经经过标准化处理,信息处理成本较小,在相对粗略的调查了解后即可达成交易。加之其高流动性特点,风险管理较为简单。非标准型交易(N型交易)是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强、交易重复频率高的交易,也就是在没有抵押品担保时为购买未来收益不确定的非流动性资产而融资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供给方的偿付取决于专用资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收益,专用资产的市场价值无法保证其资金的权益。因此,资金供给方需要更多的发言权以增强交易的安全性和盈利性。但是,高不确定性意味着存在大量可能的偶然因素,要穷尽和明确针对这些所有可能性的应对措施是不经济的。所以,非标准交易只能通过不完备合约确定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决策处理机制。在实践中,大多数交易的属性组合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相对于标准交易,一项交易具有的某项属性在程度上的增加,会降低将交易视为标准交易的可能性;相对于非标准交易,一项交易具有的某项属性在程度上的降低,会降低将交易视为非标准交易的可能性。
二、金融交易的治理能力
不同的交易属性,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同的金融供给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可以从信息甄别能力、监督能力、控制能力和合约调整能力四个维度加以考察。信息甄别能力是指金融供给主体事前从众多信息中剔除垃圾信息,提炼影响交易的风险一收益组合的信息,并对交易的信息属性(风险还是不确定)进行判断的能力;监督能力是指金融供给主体在交易期间对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外在监督,以确认起初不可预见的或有事件是否发生的能力;控制能力是指金融供给主体在交易期间对交易对方经营行为偏差的矫正能力;合约调整能力是指金融供给主体通过交易条款的调整对交易期间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收益组合的不利影响进行处理的能力。理论上讲,治理能力的
这四个方面都可以是连续分布,不同属性可以组合出连续分布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可因其组合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型(M型)、中介型(Y型)和科层型(H型)(威廉姆森,1996)。
市场型治理能力(M型治理):市场治理是指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直接交易,通过市场的运行特点和方式来实现对交易的有效治理。从融资方式上来讲,这属于直接融资方式。从交易治理能力的属性来讲,市场治理的信息甄别能力、监督能力、控制能力和合约调整能力都比较低。资金供给方对资金需求方的激励约束主要是通过价格信号,价格是协调和调整权利转让的关键变量。资金供给方利用市场信息来决定有关证券或流动性资产的价格(市场的透明度和证券研究比较容易确定相关证券或流动性资产的价值),价格与价值的差别决定交易的方向和头寸的大小,从而影响资金需求方的融资规模和成本。资金供给方对资金需求方的激励约束主要是通过市场信号的变化间接地发生作用,在参与成本较大的情况下,“用脚投票”往往是较现实的选择。当参与变得经济可行时,“用手投票”也只能是决策性、框架性问题的参与,无法对资金的使用实行较为有效的治理。从市场交易的现实来看,交易条款已经经过标准化处理,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为购买具有高流动性资产而融资。市场人通过执行大量的同一类型的交易,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如果同样的专门化信息处理技术也能用于一些相关类型的交易,那么市场人还能实现范围经济。但是市场治理的管理成本要低于中介治理和科层治理的管理成本,如果更强的治理能力带来的优势不敌管理成本的节约,那么市场治理就是较好的选择。
科层型治理能力(H型治理):科层治理是指把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纳入同―个科层组织,通过科层组织的运行特点和方式来实现对金融交易的治理,从融资方式上来讲,这是一种内部融资的方式。科层治理相对于市场治理来讲各方面的治理能力都要强一些,在估计无流动性资产产生现金流以及在监督和控制资产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科层治理通过深入的初始甄别,能比较全面地评估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通过全方位、持续的监督,提供了处理项目运营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最大可能性;通过对项目绩效的评估和分析,能提出应对环境变化、改善运营管理的措施;以及在环境变化使得交易合约的框架无法实施时,调整交易合约的条款,甚至终止交易。但是,科层治理的管理成本要高于市场治理的管理成本,如果更强的治理能力所带来的优势超过增加的管理成本,那么科层治理可能就是较好的选择。
中介型治理能力(Y型治理):金融中介综合了市场和科层的治理能力,在治理能力连续统中处于中间位置。金融中介比市场具有更好的信息甄别能力、监督能力、控制能力和交易条款调整能力。在强势有效的市场上,市场的信息生产成本要低于金融中介。但是,现实的市场难以达到强式有效。在市场尚未达到该种状态以前,投融资决策都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工作,而金融中介在这方面因与资金需求方在资金结算方面的联系而具有优势(这正是中介赖以存在的因素之一)。而金融中介的这种信息优势又强化了其监督、控制和调整能力。但是,中介治理的管理成本要高于市场治理的管理成本。相对于市场,更强的治理能力所带来的优势超过增加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科层,如果较弱的治理能力所带来的优势超过减少的管理成本,那么中介治理就是较好的选择。
三、交易费用与金融交易治理分工
满足由交易的基本属性组合出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从融资方式上来讲,无外乎是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外部融资进而可以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从金融供给主体来讲,无外乎是企业自身、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不是以一种融资方式满足所有的金融需求,也不是一类金融供给主体满足所有类别的金融需求。金融交易是有成本的,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是金融交易双方追求各自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派生,金融交易的实施必须遵照成本一收益原则,交易双方必须在特定的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达到某项金融交易的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在金融交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中,金融交易的属性及其组合为该交易的双方提供了从事该项交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基本框架。金融需求产生后,满足该项需求的交易的属性就已经确定,金融供给方对交易属性的治理能力及其实施产生的交易费用就成为交易双方分析该项交易的成本一收益特征的关键。交易费用的大小关系到交易需求和供给是否能够达成市场出清。资金供给方只从事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交易,资金需求方只为他们能够承担的交易费用买单,金融交易的达成可以看成是交易双方成本一收益原则同时满足的结果。
金融交易的交易费用是进行一笔金融交易的非利息成本。从金融交易的过程来看,交易费用主要可以分为搜寻、考察等签约前的费用,讨价还价等签约中的费用和实施,控制和执行等签约后的费用(弗鲁博顿等,2006)。交易费用实际上就是交易治理能力实施的费用(成本)。资金供给方只有具备必要的治理能力,他们才能降低金融交易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满足金融需求的潜在金融供给者。只有具备较高的治理能力,相对于其他潜在的金融供给者享有成本优势,才可能成本为现实的金融供给者。前文中分析述及市场、中介和科层的治理能力都是各自赖以存在的质上的特点,市场、中介和科层必须发挥各自治理金融交易的先天优势,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优势治理项目,才能有效地满足金融需求,并保证治理能力的有效配置,并在这种配置框架下经过长期的专业化运作强化这种配置和各自的治理优势。
在标准交易的治理中,市场治理的交易费用通常要比科层治理为低。风险性信息属性下的金融交易采用完备合约安排,不需要持续的监督、控制和合约的调整;交易生成资产的高流动性带来的资产组合调整的便利也利于监督、控制成本的减少。此时,流动性资产的价格波动会对流动性资产对应的实物资产的经营产生约束(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设施)。在非标准交易的治理中,科层治理的交易费用要比市场治理和中介治理为低。资金投入形成的实物资产具有高度的专用性,该项投入的回报只能是其未来收入现金流,投资回报期往往较长。不确定性信息属性下交易采用的是不完备合约安排,需要资金供给方持续的监督以确认交易期间或有事件是否发生,需要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来动态调整经营计划,需要资金供给方持续的审计、配备合格的经理人以控制资金在动态的计划中得到合理的使用。极低的流动性及其伴随的长回报期,加之不确定性的收益分布,内部融资和内部治理是非标准交易的满足和治理的最优方式。在实践中,大多数交易介于标准交易和非标准交易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该类型交易的资产流动性介于高流动性和高度专用性之间,资金需求方占用资金的期限相对较短。比如,企业的流动性贷款往往用于原材料、零配件的采购,产品销售后即可偿还贷款,贷款期限一般较短(在允许金融中介进行资本性投资的情况下,往往都是以持有企业的可流通股票的形式实现资本性投资的,而此种方式属于市场治理的范畴)。但是这种程度的专用性使得交易双方的良性互动成为必要。该类交易的信息
属性或属于风险性,或属于不确定性。属于风险性的交易宜采用完备合约安排,属于不确定性的交易宜采用不完备合约安排,这种兼具二者特点的合约就是新古典合约。在资金需求方的权益仰仗于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交易具有古典合约的特点,监督、控制和合约调整的成本相对非标准交易的治理要低。在资金需求方的权益仰仗于一定程度专用性资产的运营收益时,监督、控制和合约调整的成本相对标准交易的治理要高。可见,市场治理(M型治理)的优势在于标准交易(S型交易)的治理,科层治理(H型治理)的优势在于非标准交易(N型交易)的治理,中介治理(Y型治理)的优势在于相对科层治理的非标准交易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的交易的治理。另外,金融交易重复的频率和同类型交易需求的量会通过“学习效应”影响供给方的效率。某项交易重复的频率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同类型交易需求的量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供给方的竞争也有利于提高其治理能力和运营效率。同时,交易量的增大和范围的扩展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四、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演变
金融交易治理的分工决定了金融交易的治理形式的结构,也就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结构,所以,也可以认为金融体系的结构是由交易的属性和治理能力的耦合的结果。加之前面述及的金融交易的达成可以看成是交易双方成本一收益原则同时满足的结果,笔者认为交易的达成是金融供求双方“三重耦合”的结果。从实践来看,“融资比例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以及同一经济体内的不同时期之间变化很大,但企业新投资所需资金约有半数是通过企业经营从企业内部获得的。在内部融资之外的另一半中,在北美国家约有80%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获得的,其余才是由证券市场提供的”(尼夫,2005)。这说明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双方的成本一收益原则的同时满足可以出现在市场、中介和科层三种不同的治理形式上,但主要是科层治理和中介治理形式,市场治理只占较小的比例。由此可以认为“一个金融体系包含了多种多样的金融安排,每一种安排都具有自身的竞争优势。除了市场交易之外,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为治理非标准交易(N型交易)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尼夫,2005)。
资金供给方的交易费用必须从他们收取的费用中得到补偿,其从事该项交易的交易费用取决于其治理交易的效率,而资金供给方治理交易的效率取决于交易全过程其必须执行的信息处理的规模和类型。所以,资金需求方满足其需求必须承担的成本规模取决于资金供给方必须执行的信息处理的规模和类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金融供给的角度来讲,较小规模、低频率重复的金融交易难以降低金融交易中资金需求方必须承担的成本,许多金融需求因此而无法得到满足。资金需求方在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力求使得获得资金的成本最小化,在企业内部和金融市场寻求最佳的交易条款。但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他们并不总是能找到最佳的交易条款。资金需求方可能会偏向于寻求熟悉的筹资来源,而放弃不熟悉的筹资来源,接受一个基本可行的交易条款。但是,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交易费用和偿付的边际等价(包含非利息偿付等负面影响)。如果资金供给方的交易费用补偿规模太高,超出需求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再有效率的金融供给也将是有行无市。所以,从金融需求的角度来讲,较低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决定了较低的融资成本上限,超出该上限的再有效率的金融供给也将会被抑制。综合起来,厂商的资金筹集存在债券直接融资、银行间接融资和无均衡交易三种均衡解,银行机构开展业务的特点决定其可以有效控制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而资本市场可以通过传递信息使交易更顺畅,机构与市场可以并存、互补。可以认为,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和资金供给方的效率是改变金融交易治理结构的主要方向,市场、中介和科层的效率差异可能改变三者对金融交易治理的边界,从而决定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但不存在某种治理形式消亡的可能。
我们讲理财首先要看需求,你的需求最终将决定你的操作策略。从你的想法上看,你只是想追求资金的效率,希望用有限的资金产生更高的收益,至于收益干什么用我并不清楚,因此我很难判断你抛掉房产、买入股票的行为是否合理。
从产品的性质上看,股票和房产有着巨大的差异。股票具有高流动性、高收益性和高波动率的特点,房产的流动性较差,波动性较低,但可以通过杠杆投资的方式获得较高的收益。因此,对于不同理财需求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选择。
从收益上看,国内股票的平均红利率不到2%,而房产的租金收益率大多在2%~3%之间,需要获得稳定收益的投资者自然会选择房产。但无论是股票的红利率,还是房产的租金收益率,都不是国内投资者所特别看重的,因为这样的收益率水平比银行存款还低。大家最重视的还是股价与房价的上涨幅度。我想你也不例外,你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是未来一段时间,股市的涨幅能否大幅超过楼市,对吗?很遗憾,我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我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只能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事实上,如果世界上真有人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就跟本不需要进行资产配置了,只需把所有的资产投到未来涨幅最大的产品中去就行了。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我不建议轻易出售房产,理由有三:第一,房产交易会牵扯到大量的交易税费,会产生额外的成本;第二,如果未来还打算购买房产,可能会遇到限购、限贷等政策;第三,国内目前只有上海和重庆两地试点房产税,重庆只对高档房征税,影响不大,而上海是对增量房征税,卖掉再买回就可能要缴房产税。近期,多地都有可能试点房产税,先对增量房征税是主流趋势。因此,除非是在自己手里的资金过于紧张、流动性资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出售房产的方案。
[关键词]流动性;财务结构;资产结构
[DOI]10.13939/ki.zgsc.2016.40.129
1 财务流动性与财务结构
葛家澍(2008年)财务流动性是一种财务信息,它包括资产的变现程度和负债的偿还先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按照流动性排列,左边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右边包括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表反映了资金的来源与用途,任何资产都对应着一定的资金来源方式,按照资产与资金来源方式的对应关系,可以将企业的财务结构划分为稳定结构、平衡结构和风险结构。稳定结构是指在资产与资本的对应关系中,流动资产的资金不仅仅来源于流动负债,而且还有一部分来源于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既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属于低风险、低收益的财务结构。平衡结构是指流动资产的资金来源全部由流动负债提供,即流动资产等于流动负债。风险结构中流动负债既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又要满足非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即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房地产企业的建设周期较长,负债经营程度较高,不确定因素很多,一旦决策失误,会使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控制财务风险。
2 财务结构的衡量指标
衡量企业财务结构特点的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是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表示一元的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偿还保证,是衡量短期营运资本是否充足的基本指标。速动比率是企业的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在这里我们使用流动资产扣除存货来简单估算速动资产。现金比率可以用现金类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进行计算,通常现金类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万科交易性金融资产比重很小,一些年份没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我们直接以货币资金作为分子。现金比率是衡量短期偿债能力的最为稳健的指标。现金流量比率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是衡量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否满足到期债务的重要指标。从下表可知,自2008年以来,万科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都逐渐下降,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的财务流动性降低。但是企业的现金流量比率较为稳定,说明企业的主营业务比较突出,自身产品的获利能力较强,靠企业的产品能够取得大量的现金,满足企业的未来发展。
3 财务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3.1 财务流动性与资产结构
企业的资产结构也是衡量企业财务流动性的重要方面。其中,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越高,企业资产流动性越差,资产质量越低。自2008年以来,万科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率仅仅为1%,2014年和2015年下降为0.4%。这与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销售特点有关,非常低的应收账款说明企业流动资产质量较高。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合理比率,对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也会产生影响,非流动资产的比重越高,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就越大,经营风险越高。企业非流动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增加往往是在前期盈利驱动下导致的投资规模的扩张。房地产企业较长的开发周期决定了其非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只有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才能放缓房屋开发速度,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从2008年以来,万科流动资产占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9.63%、17.89%、20.31%、20.84%、22.63%、11.90%、10.66%、8.51%。逐渐下降的流动资产比重说明万科流动性风险加大,重资产结构的特点无法逆转,这与万达的轻资产结构战略相反。为避免现金流短缺,企业必须扩大融资规模,支撑非流动资产的长期增长。从表中可以看出,万科的资产负债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3.2 财务流动性与股权结构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类。在资产负债率一定的情况下,股权结构也会影响财务流动性。有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增加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股票流动性降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也会降低股票流动性。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和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自2015年以来,宝能、恒大、华润等大股东的持股都对万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控制权之争说明企业未来经营前景较好,财务风险较小。
3.3 财务流动性与收入增长
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加会引起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的增加,当企业销售收入迅速增加时,可能会导致支撑增长的资金不足,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万科自2009年到2015年以来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9%、4%、42%、44%、31%、8%和34%,股东权益的增长百分比自2009年到2015年分别为17%、20%、24%、21%、28%、10%和18%,股东权益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需要企业调整负债从而支撑企业收入和资产的增长。万科流动资产的增长率自2009年到2015年分别为58%、38%、28%、22%、5%和18%,而流动负债的增长率分别为90%、55%、29%、27%、5%和22%。流动负债增长速度高于流动资产增长速度加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说明恶化的行业环境对万科的流动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3.4 财务流动性与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不足会导致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下降,财务流动性的实质在于现金流的总量与时点的对应情况。在经营、投资和筹资现金流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从2011年起呈现一定的波动性,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一直都为负值,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自2013年也呈现负值,2015年企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为负值,说明企业财务出现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万科的非流动资产的比重提高,经营收入的增长导致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增加,在股东权益增长比重有限的情况下,过快的流动负债增长和持续为负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加大了企业的财务流动性风险,因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万科应密切防范财务风险,降低投资规模,剥离不良资产,改变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股权融资比重,从而避免流动性风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