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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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国建，戴庞海.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40.

[7]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64.

[8]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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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选德.《道德经》诠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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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587.

[16]沈寿.太极拳谱[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138，47，49，50，245，94，45，34，102，44，25，44，70，34.

[17]徐文明.六祖坛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11.

篇(2)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累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复，人们自然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根。当前的国学与商道热，可能有四个原因：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

过去，我们在向彼得・德鲁克以及约翰・科特这样的西方管理大师求取真经。如今，《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国学经典已经摆在了很多企业家的案头。形形的总裁国学班更是身价不菲，学费动辄以万计。从历史的烟尘中走来的国学，似乎突然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不可以死搬教条，更不可拘泥于古文原典在当时所表达的语义和情境，企业管理者必须要能够“借用”其观点、思路、方法和概念，活学活用，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

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近一百年以来，国学――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冲击，先是，后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在西方“绿色文明”面前，作为“黄色文明”的国学遭到批判。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一股“国学热”正悄然兴起。这难道是企业家在赶时髦？实则，这已经成为一种需要。

现实基础

企业界“国学热”的兴起并非偶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进，国人得以与西方管理方式亲密接触，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与阶段自有其特殊性。

企业家追捧国学，除去跟风因素外，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的无力感、财富观的困惑、人生道路的迷茫。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他们所承载的财富和资源开始变成一种压力，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出口。

西方管理方式重视制度，比较理性，而中国的企业看重人情。经过近三十年向西方管理模式的学习，中国企业界开始意识到管理制度的建立并不困难，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人心浮躁，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缺失，幸福指数不高。因此企业界逐渐意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管理方式，而需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对其进行微调，使管理更具艺术性。

在现实中，企业家们也多是处处碰壁，于是转而向国学求解。皇明集团在2000―2003年这段时间内，曾出现较大波折。企业在经历了十几倍的飞行式增长之后，回落到了百分之十几的增幅。2003年则最为混乱，企业文化认同度差，企业战略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当时产品可以很差、很烂，做事可以没有底线，与皇明太阳能所坚持的企业文化战略反差很大，撕裂了很多人的心。

周边有太多让人“往下滑”的力量，黄鸣意识到：一些看起来很先进的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里却无法贯彻。科学管物，管理管人。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是可以畅通无阻嫁接的，但是管理看起来不可能。于是他开始另辟蹊径，在管理理念中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尤以《论语》最为突出。慢慢地他发现很多平时强调的东西，都可以从《论语》里找到依据。在经过调整之后，企业战略认同度大大提升，皇明也开始重回快速增长的轨道。

在海尔最困难的时候，张瑞敏总是去翻三本书：《孙子兵法》《论语》和 《道德经》。《孙子兵法》中对他启发最大的是一句算不上经典名句的话“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他从这句话得到灵感，开始考虑如何调整海尔：把产品、市场、技术更新换代与《孙子兵法》的这句话相对照，水是产品，石头是市场，快速流动是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就是说，要让产品占领市场，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因此一直以来，海尔必须把技术的更新换代作为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原则。

张瑞敏曾如此阐释海尔的成功：“日本式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式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动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归根到底，我们要造中国自己的名牌。”

国学管理的作用

国学在企业中的运用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心智教化，即对管理者和员工的教化。管理的实质其实不是管别人，而是管自己；管自己实际上是管心，只有修己，才能安人；人心正了，人心齐了，企业就管好了。

其次是指导具体操作环节。管理的环节包括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研发、财务、物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用国学的思维来管理，比如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用“五行人格”“八卦人格”为标准来识人、用人。

还有就是帮助预测和决策。决策需要一些数据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是决策那一瞬间的判断，这一瞬间的判断包括企业家的直觉和灵感。直觉和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靠不断的修行、掌握国学功夫。国学修行能够触发智慧的“引爆点”，激发人的潜能，有助于在关键时刻形成正确的决断。

国学热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自身精神追求的一种向往。人们希望通过在传统国学中追求一种精神的安慰，具体就是期望对于世界观、人伦关系、性格志向以及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能够提供一种文化的力量。”中华道统文化的流传历经千年洗礼，其间包含了诸多博大精深的管理哲学。在笔者看来，国学绝不是纯理论形态的单一伦理道德，而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每个人的世界观，做人做事、对待家人的准则以及生活哲学等。

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主旨;校园文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逐渐加快，促使文化也逐渐朝着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尤其是在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很多外来文化涌入到我国，使我国文化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多元文化的融汇、冲击给校园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于学校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学校可以利用多元文化来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拉近与国家文化的距离。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校园文化减少了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传承，导致校园文化人文精神缺失，不能体现出民族特色，针对这样情况有必要利用传统文化精神主旨构建良好校园文化。

一、传统文化精神主旨构建良好校园文化的作用

(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文明创造过程中提炼出的精华，包含了民族精神、气节以及传统优良道德。但是受多元文化冲击，我国很多具有崇高民族精神的古典文化在传传播中出现了断层，诸如:《道德经》《论语》这些被外国思想家所尊重的经典文化，却不被学生熟悉。而这也正是目前学生普遍欠缺的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如果学校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精神主旨内容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不仅使我国的传统文化等得到继承与发展，而且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旨不断充实学生的头脑，促使培养出的学生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精神主旨，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繁荣作出最大的贡献。

(二)传统文化精神主旨丰富了校园文化。

传统文化精神主旨部分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像儒家所推崇的“厚德载物”是从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开始形成的文化思想，虽然那个时期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又兼顾其他文化思想的发展，这也体现出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是可以兼容互补的，学校要充分利用这种兼容互补性，尤其是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旨部分更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继承与发扬。以厚德载物的宽厚之心去构建校园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思想。并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秉承着包容之心加大与外界的交流，可以是校校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国际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校企之间的交流，并在交流中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部分使校园文化得到丰富，凸显出独特的特色。

(三)传统文化精神主旨传承有利于对学生人格进行塑造。

随着近些年来网络科技迅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受互联网影响思想价值观念不断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对思想观念发育尚不成熟的学生来说影响更大，导致学生犯罪、校园暴力事件等层出不穷，这些负面情况成为构建和谐校园工作中的主要不稳定因素，逐渐引起各学校的关注。因此合理引导学生的价值观、端正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是各学校的首要任务。而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仁义是现代学生应高具备的思想道德标准。孔子所讲求的“仁”是要求他的学生具有博爱思想，以和为贵，这也是我国多民族和平共处的主旨所在。如果把这种精神主旨融入到校园文化，必将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塑造，使学生怀着仁爱之心去与他人交际，减少不良因素对和谐校园建设的影响。

(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学生缺失社会责任感是校园文化建设中常遇到的问题，很多学生认识不到社会责任感的意义，对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出现的偏差，从而导致他们的责任感不强，同时有些学生遇到事情不寻找自身的原因，而是抱怨外在环境，以漠视态度面对社会上发生的事，认为这都与自己无关，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旨主要强调完善个人的修养，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传统文化所传承的是不管发生任何事都要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后。如果把这些传统精神文化主旨部分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克己奉公、勇于牺牲的精神，使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提升，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二、发挥传统文化精神主旨构建良好校园文化的策略

(一)构建校园精神文化。

校园精神文化体现出了校园整体的精神风貌，也是校园文化构建中的核心部分，象征着校园的灵魂，是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本质特征。校园精神文化的构建与传统文化的主旨相互结合，不仅体现出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更能够传承我国数代人所经历的精神果实，使校园的精神文化更具特色，并呈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丰富师生的思想，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及发挥出强大的导向作用，在校园的精神文化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中包容、仁爱的理念融入到校园的办学理念中，使师生能够时刻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自觉构建宽容仁爱的价值观念，激发出广大师生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

(二)构建校园文化制度。

校园文化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课堂制度;二是课外活动制度。课堂制度是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在课堂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比如说:可以适当增加课程中的国学课程部分，并使学生对国学产生兴趣，主动接受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理性分辨能力，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与国外文化精华;可以增加中国历史课程，让学生勿忘国耻并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清自身的使命，培养深厚的民族感情与意识，把自身利益和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还可以对学生加强革命传统历史教育，让学生在看到我国的发展与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距离，使学生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责任感得到增强，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出巨大努力。完善课外活动的相关制度，促使校园的课外活动更加的丰富多彩，学校可要求著名的国学专家学者来学校开展讲座来诠释传统文化的主旨精髓，从而营造出浓厚的国学教育气氛。还可以利用演讲、竞赛等方式促使学生多接触传统文化并逐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另外可以传统文化表演、展览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能够在无形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提升辨别能力，减少不良思想的影响。

(三)构建校园物质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只要包括了校园的环境，学生时刻处于校园环境中。可以说只有构建良好的校园环境，才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培养目标以及学校的历史传统，来规划校园环境，使校园的每一处建筑景观都能够体现出学校的发展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学生通过对感性直觉上对校园环境的认识，从而掌握校园文化的本质，进而使学生在精神得到满足与愉悦，并对学生的信念理想以及追求进行指导，促使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

(四)构建校园行为文化。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学校教师首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主旨精髓的价值，从自身出发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使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不断提高，教师要以崇高的思想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影响学生，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到提升，并以此来提升传统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度。同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让学生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完善自我，增强责任感，为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三、结语

总之，传统文化的精神主旨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也是社会主义进步的指导精神，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凭借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为学校铸造文化灵魂，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和谐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必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33

篇(4)

毫无疑问，历史车轮的前行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审美情趣也随之产生改变，我们不难看出艺术作品在结构、语言、作用、功能及观念上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在当下，充满了物质欲望、快餐文化、力求创新的现代社会生活，早已使我们远离了农业文明时期的亲近自然、悠然自得、鸟语花香。生存环境和生活理念的改变使得我们对于笔墨的形式语言自然不能仅仅拘泥于古人。但无论中国画的表象所呈现出任何状态，其传统语言“内核”也包括我们的审美认识是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根本无法、不可能、也不想脱离与这伟大传统文化的血脉亲情。虽然现代的绘画作品无法像古人那样自然淳朴、清新雅致、野逸悠然，但是每个人都是有传统可借鉴的。倘若否定了这个传统，中国画便无根基可寻了，正如清人王学浩在《山南论画》中所言“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面对当下，重识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笔墨精神的魅力不仅在于其高深、博大，还在于它是建立在伟大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产物。之所以讲画家要做到“三分画里，七分画外”也可能正应如此吧！历代名家也都是曾吸收画外的文化营养才有佳作问世成为大家的。中国画要有的中国味，这是不可缺失的法度。伴随着文化历史的发展，笔墨语言这种民族文化积淀下的文化精神也将愈演愈烈，正向世人展示其璀璨光芒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当娱乐时代取代了田园生活，当物欲横流的价值观念取代了单纯自然的“心手相忘”。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作为画家我们要把山水艺术以其特有的或简淡、或清雅的笔墨，以旷幽的意境以及洒脱的文人情怀向人们展示着宇宙的浩瀚和高尚的人格。所以此时再谈具有传统文人情怀的文人画体系，再谈山水画之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将如冰壶般澄清，如沐春风一般。这正是山水画文化精神在当下社会文化所体现出的独特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加快了经济建设后，所呈现出山水艺术的核心是“现代性”的闲雅之志。应该说无论从生活状态还是思想意识，当代画家都不可能回到农耕文明时代感受“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悠然自得、闲情意趣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山水艺术就脱离了人文情怀，只是就像徐恩存评价卢禹舜先生那样：“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敏感到人们焦灼的精神和审美的需求，他把自己的艺术框定在精神层面的高度上，着力以笔墨语言、意象符号去营造一个精神家园，去慰籍焦渴的审美心灵。”[1]它是对古代和谐的突破。画家应该最大限度的摆脱一些不良因素，寻求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更加高级的“天人合一”。静观、冥想、悠闲、诗意，应是画家对传统的向往和回归。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完全理解山水画所包含的山水精神的精髓，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绘画加以改造、升华，进行时代的选择，把那些能够引起现代人心灵共振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因素加以吸收，发扬光大，在积极而不是守持的开拓性实践中，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通过现代审美的精神沟通，正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

中国古代画家所接受的“四书”“五经”的熏陶决定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均把道德看作衡量文人价值的标准。孔子提出修身的施行准则和方法:“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实际上这也是把艺术的作用、位置规定好了，就是要以 德、仁为核心。画家们普遍认为首先要有德，也就是先学做人，“画品如人品”这种思想更贴切的诠释了历代文人画家所推崇的人要先有高尚的品格，才能有神品或逸品的产生。画品要保持特有的文化取向，实现一定的人文关怀，体现人文本色，画家或是关心国运民生，弘扬高尚的道德人品；或是在大美山川自然中寄托情感，实现精神的超脱和自主。山水画或大山大川或小桥流水或“大漠孤烟直”的环境下，在和谐美的陶冶下显示出其特有的那份宁静的、闲适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正所谓宗炳所言“圣贤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 （《画山水序》）”又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2]这一点也是国画家所应饱含的基本思想修为。山水画本身是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高雅艺术。唐人王维的山水画就是在追求着“意象之外”等精神境界的代表，被苏轼称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如：其《江干雪霁图卷》（图2）。然而自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迅猛发展阶段以后，在生活中道德观念出现了松动和价值取向也发生的漂移。物质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心态的层层蜕变，不断充斥作为精神境界主体架构的传统人文情怀和思想观念，当代文化的多元化也迫使山水画从传统文人笔下的隐逸循世、虚静萧散、闲适清雅中走出，转而投向对现实社会的描写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关怀。

蕴含在传统山水画内在的文化内核，引起了处在现代文明时期的当代画家感情深处的、矛盾的万千滋味。正因处在这样一个行为与规范相冲突的今天，才使得国画家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清新雅逸”，或是“天人合一”，或是“林泉之心”变得更加向往了。因此在当代国画家笔下的笔气墨韵，形式语言，无论是对西方文化观念冲击下的矛盾，转向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重新审视解读，还是对逝去文人精神之高赞，均是当下国画家们寻找心灵得以寄托的家园，精神得以畅游的美好境界。

传统文人画家大都以自我人格为主体，可以通过使自然人格化来为其抒发内心情感。使人的根本感受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从而沉浸于审美的陶冶中。正所谓“乘物以游心”（《庄子・逍遥游》），“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客观世界固然无法改变，但画家在审美活动的静观中，使主观摆脱利欲的诱惑、摆脱纷扰的世事，不再用现实的眼光关注欲望的满足，而是从天地大美中移出物象使得“物我两忘”，从而消化了对立、冲突；再造和谐、圆融。通过 “乘物以游心”的审美方式，培养超脱、澄怀的处世态度, 使人进入自由世界，不为利驱的审美人生境界。它在貌似“不争”、“无为”、“处下”的背后透露着人对人生自由的执着，同时也闪耀着人生智慧的光芒。道家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的自主、自觉, 还教育我们要把这种自然道德推广到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之间去。当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金钱作用的不断渗入下，再来研究这种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的美学观念，无疑是对人们心灵的净化，更引发了当代画家对传统美学的追忆和向往。艺术风格的发展与演变，是跟随文化历史、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改变的，但其观念和审美视角仍应该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真正的好艺术应该是对人有益，山水画之中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正是上千年来使其保持独特、清晰的民族血脉之源。虽然那些曾经作为中国画坛的主流，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中国文人画家已经成为历史，但那重人品、重学问、重才情，着力于文化艺术相融合的种种力量，追求精神性、文化性，崇尚主体审美的主旨，不但体现了中国文化艺术精髓，且触及了中国画艺术本质的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也是作用于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山水画文化的价值所在，也是“万象之根”。

传统山水画作为民族的艺术形式，已历经久远了。今天再谈山水画就必须站在山水精神层面上，这就必然涉及审美意识、艺术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传统文化。所以，艺术必然构建精神，中国山水画背后的精神恰恰源于传统文化精髓。虽然历史的前行和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的审美层次以及观念随之改变；现今艺术的多元化；中西文化的交融。这一切都对当下国画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但作为一个民族画种它是基于它特有的民族大文化的根基上的，不是独立的，而且均体现出不同于其他的民族特性、文化底蕴与思维形式。

山水画作为民族文化中的宝贵艺术存在，它的美学思想动人之深、感人之切，使人思之回味无穷。这种通过山水精神所传达出来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乘物以游心”等大智慧唯中国美学文化所拥有，当代画家倘若没有对民族特征的深刻理解，怎么能悟到这博大精深的中国美学之真谛，又怎能通过作品去向人们传达这份智慧的关照呢？重识传统和中华悠悠文明是当代中国画家创作的无限动力和不竭的源泉。山水画的山水精神是在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交织并存中产生的，不仅丰富了代表着东方文明的中国文化体系，还因其具有鲜明而玄妙的民族特质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 林彦：《卢禹舜艺术研究》，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2] 王秀成：《中国历代画论选释》，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篇(5)

本文以贵州高校为例，对大学生诚信及诚信教育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大学生诚信问题令人堪忧。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培养大学生诚信践履的自觉性迫在眉睫。将传统诚信思想融入大学生诚信教育，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诚信思想的精髓，而且为研究和实现大学生诚信教育开辟了新的思维角度。

［关键词］

传统文化;诚信思想;诚信教育;大学生

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传统诚信思想是现代教育的宝贵资源和生动教材，学习传统诚信思想不但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诚信思想的含义和精髓，而且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研究和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将传统诚信思想融入到高校的诚信教育中，有助于学生们高尚品德的形成，同时有利于构建和谐校园。《说文解字》对诚信的理解:“诚，信也。”“信，诚也。”从先秦开始连用，诚信的内涵和要求是真诚、信用、遵守诺言。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孟子提出“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认为“信”是无条件的，“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非十二子》)。诚信美德已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确立并且含义丰富而深刻。此后，诚信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墨子说:“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突出了诚信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道家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善信”。法家更强调诚信的规范作用，弱化它的道德层面。商鞅主张“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韩非子•外储上•说六》通过吴起、晋文公等人诚信的故事，充分体现了诚信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精神，以及它在传承过程中的带头表率作用。

二、贵州高校大学生诚信和诚信教育现状分析

诚信是做人做事之根本，而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主力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由此大学生的诚信尤其重要。通过对贵州高校大学生(包括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诚信和诚信教育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对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部分学生存在诚信缺失现象，主要表现在考试作弊屡禁不止、论文抄袭严重、恶意欠缴学费、还贷不诚信和就业中的不诚信等方面。另外，发现大学生诚信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如高校对诚信教育的重视不够，诚信教育方法单一，诚信教育环境欠缺等。

(一)贵州高校大学生诚信现状分析

1．学习中的不诚信

学习中的不诚信表现比较突出的是考试作弊和论文抄袭两个方面。据调查考试作弊原因中，为了考试及格占47%;为了得高分获得奖学金的占20%;考试答不上时着急占17%;认为成绩低没面子的占16%。调查反映了学生对作弊的认知情况，57%学生认为作弊“是错的”，但不敢举报;25%的学生认为习以为常了，无所谓;认为考试作弊“有关个人品德问题”，并且敢于揭发的只占18%。有9%的学生承认经常作弊;承认偶尔作弊的占38%;心动但未行动的占36%，没想过的只占17%。我们发现考试作弊现象较明显，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论文抄袭方面，据调查，近五年来每届毕业生约40%以上的毕业论文进行初次检测时都不符合规定，多半是用几篇相关文章拼凑而成，根本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最后经过教师的指导和多次修改才能基本过关。

2．缴纳费用不诚信

学生缴纳费用主要包括学费和其他应缴费用。调查发现有少部分大学生将费用挥霍而空，故意拖欠各种费用。部分家庭条件并不困难的学生以经济困难为由甚至伪造困难证明申请减免学费、助学贷款和助学金等，而用于超水平消费。虽然学校采用了缓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措施，但还是有学生恶意拖欠学费甚至毕业后依然不还款。据调查，在欠费的学生中，约占23%的是恶意欠缴。

3．还贷不诚信

据调查，从实施助学贷款以来，平均20%的学生违约，每年毕业后迟迟未还款的现象越发严重。通过学生资助中心的信息反馈，每年逾期未还贷款学生很多，各学校辅导员通过各种途径追踪贷款，还发现有些学生尽管有能力偿还，却迟迟拖欠，甚至一些家长也支持这一行为。

4．就业中的不诚信

调查发现一部分学生有在毕业推荐表中篡改成绩、伪造证书等弄虚作假行为，另一方面，存在毕业生就业协议违约率逐年攀升的现状。部分学生为了确保自己能就业，为了保险起见，与多个用人单位签协议，甚至伪造协议、随意毁约。

(二)贵州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分析

1．对大学生诚信教育重视不够

学校是提高人民素质和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学校的诚信教育是实现社会诚信的基础，高校的德育必须要以诚信为基本准则，力求为国家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综合型优秀人才。然而，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往往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最高标准。虽然表面上强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但事实上，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认知教育，而德育往往被弱化和边缘化。这恰恰验证了人们所说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视不够往往也是大学生出现失信现象的一个原因。

2．大学生诚信教育方法单一

目前，高校对大学生所采取的德育方法简单化和形式化。据调查，学校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公共课的课堂教学方式进行，专业课几乎不涉及德育。而部分学生对公共课比较反感，学习效果甚差，难以达到教育目的。此外，部分学校开展一些与诚信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试图通过宣传达到诚信教育目的，但是部分学生往往只是为了获取名次和奖励而参加活动，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诚信内涵和精神，没有内化为自觉行为。

3．大学生诚信教育环境欠缺

环境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带来了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使学生们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心理状况发生了各种变化。在不同领域出现失信现象: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政治领域的官僚腐败，文化领域的学术泛滥和弄虚作假，工作领域的不爱岗不敬业，生活领域的人际交往不守信等失信行为，冲击和阻碍大学生的成长。正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部分自控力差的大学生出现了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

三、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启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内涵深刻、博大精深，为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和理论基础，是诚信教育的生动教材，指导我们加强大学生的诚信立人、诚信践行和诚信交往教育等。

(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立人教育

中国自古就对诚信教育很重视，自西汉儒学占主导地位后，《大学》《论语》等经典成为学生的基础课，通过儒家诚信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教化，学生们已形成了自觉的诚信习惯和诚信行为，从而具有诚实守信的高尚人格。《论语•为政》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袁子•用贤》中“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说明诚信者方能立足于社会，失信者在社会中寸步难行。这对当代大学生人格自我完善的诚信立人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高校应当将传统诚信思想渗透到教育当中，把诚信立人教育作为大学生德育的重要内容和评价标准。教育学生把握好诚信价值取向，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守信大学生。凡事追求真实、实事求是。杜绝学术欺骗、考试作弊;抵制恶意拖欠学费和贷款;消除就业中的不诚信等。使大学生能够自觉遵守诚信规范，将诚信观贯穿于毕生始终，让大学生在诚信的教化和熏陶中立人、成人。［1］

(二)“口能言之，身能行之”———诚信践行教育

《荀子•大略》中曾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孔子主张“听其言观其行”“寡言而行，以诚其信”。明代吕坤说:“不须犯一口说，不须着一意念，只凭真真诚诚行将去，久则自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意思即诚信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需苦苦思索，只需诚心去做，时间已久就会自然地养成诚信习惯并为人们所尊重。古代的诚信教育告诉我们一定要践行诚信，要体现在行动上、实践中。由此我们应当引导大学生从实践中、从小事开始树立诚信理念。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要以实践活动为出发点，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不断地锻炼和摸索，严格按要求检验和改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其真正具有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诚信是一种对人们行为外在要求和约束的社会道德规范，当人们真正遵守它的时候，才内化为人的品质修养，而这正是对大学生诚信教育所希望达到的目的。［2］

(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诚信交往教育

老子《道德经》说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概意思是:“别人不那么相信你，是因为你做过不守信用的事”。告诫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若相互不信任，存在欺骗、虚伪，则彼此间关系终将恶化、矛盾重重。人们之间若不能以诚相待就不会结交真正的朋友。现在很多大学生感叹世间炎凉、人情淡漠、孤独无助，其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际交往中诚信缺失，事实上只要努力践行诚信之德，诚心诚意待人，就不会出现孤独冷漠了。只要将诚信的人格素养作为交往前提和基础，无论是师生交往、同学交往、朋友交往等人际交往中都能建立真诚互信关系，从而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四、融入传统文化诚信思想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途径

传统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将其渗透到诚信教育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塑造学生们高尚的诚信品德。

(一)培养大学生诚信理念

1．“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人理念

自古“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为人处世的最基本要求。“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3］孔子认为诚信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人若无信则举步维艰。这宝贵的教育资源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理想人格”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依据。根据大学生失信现状，培养“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人理念迫在眉睫。

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理念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强调学习不要不懂装懂，要实事求是。中国古代的诚信治学理念值得学生们借鉴和学习，有助于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的严谨治学态度，也对部分大学生的考试作弊、学术抄袭等弄虚作假情况起到强有力地制止。

3．“朋友有信”的交往理念

在传统文化思想中，诚信不仅是交友的基本要求，也是择友的基本准则。“朋友有信”是儒家五伦之一。《论语•学而篇第一》［4］第七章中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因此，不断增强大学生诚信交往教育，建立言而有信、以诚相待的人际交往关系是大学生终身的追求。

(二)继承和创新传统的诚信教育方法

1．内心自省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即善于向有才德之人学习，也要善于从无德之人身上去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即每天勤于反思和检讨，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反复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缺失。可见，“内省”是我们值得借鉴的教育方法，实现自我教育是我们追求的目的。由此，加强内心自省的诚信教育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自觉自省的习惯，将诚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自觉做到诚信。［5］

2．慎独自律

“慎独”即凭自身的信念和自觉性，不做违反做人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事。“慎独”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种很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是我们值得借鉴的诚信教育方法。自律和他律是大学生诚信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他律起到外在的约束作用，自律起到内在的决定性作用，自律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有效方法。通过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将诚信内化为个人的自我要求和品质。

(三)完善诚信教育环境

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传统诚信思想对我们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环境建设来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1．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社会诚信度会影响学校的发展。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和很重要的地位，既是方针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家事务的执行者，还是国家权利和人民权利的维护者，在诚信方面较个人具有更大的作用、影响和责任。因此，首先应当建立诚信政府。具体执行者即公务员自身做到诚信，做到为民表率，发挥其带头作用，其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其次，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诚信教育营造好的社会环境。通过政府的作用，培养社会诚信道德理念，加强社会诚信教育，规范社会道德秩序，积极营造一个诚信、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诚信教育朝积极健康方向发展。最后，政府应当提供诚信教育平台。贵阳孔学堂是一个以推崇孔学、弘扬国学、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基地，同时也是人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的精神殿堂，还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学堂。因此，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各高校以孔学堂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基地，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有利于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更好地发展。

2．加强高校诚信体系建设

当前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高校应当更加重视诚信教育，培养诚信践履的自觉性，切实增强诚信观念。首先，建立健全高校诚信守则。守则是大学生的诚信规范和要求，必须遵守诚信守则，这对增强诚信理念、践行诚信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加强教师诚信教育。诚信是师德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教师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诚实守信，才能为学生做出表率，才能建立与学生之间的诚信桥梁。再次，诚信教育应当与时俱进。针对新问题及时调整内容，更新方法和教育途径。除了重视和加强诚信教育理论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具体操作模式的探讨和构建，使诚信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具体来说，学校可以构建诚信院系、班级、团支部等，使学生在浓烈的诚信氛围中，增强诚信理念，践履诚信美德。另外，开展各种表彰活动，让学生备受鼓舞和增强自豪感，从而坚定诚信信念。当然，对于失信行为要予以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惩罚，让学生通过自省真正意识到错误，从而改正错误行为和纠正错误思想。最后，高校应当改变传统的诚信教育方式。传统上普遍采取课堂教学和宣传教育，比较单一和形式化。我们可以采用走出去的实践教育模式，如高校之间开展诚信交流活动，在贵阳孔学堂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遵义等红色革命区的实地考察教育等，采取丰富多样而有效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增强学生的认同感，更有效地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

3．注重大学生的诚信践履自觉性

诚信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在实践中自觉转化为诚信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名实相符”。高校着力培养大学生诚信践履的自觉性，有助于诚信价值的实现。通过创造良好的诚信教育社会环境，高校采取多种教育方式，利用多平台、多渠道积极开展诚信教育，从内容上加以确定，价值观上加以引导，内心加以升华，逐渐得到学生的认同，唤起学生的内在自觉。同时让学生参与学校、社会各种实践活动，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养成诚信践履自觉性习惯，已不再需要外在的约束和监督，已成为大学生自然而然的意识和行为，这种高贵品质正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作者：韦红霞 单位：贵州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钱益民．浅析儒家思想对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启示［J］．继续教育研究，2013，(10)．

［2］李崇爱，欧志文．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与大学生诚信教育［J］．广西社会科学，2006，(9)．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篇(6)

关键词：

“天人合一”；三维解读；思维方式；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5004506

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包涵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古人追求、实现理想的价值目标，以至于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当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反思这一古老命题，试图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去寻求“救世之道”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1]诚然，“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走向、价值观念、修养境界、审美追求、伦理道德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更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把它仅仅停留在现代意义的理解上，那就远不能全面把握“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因此，从思维方式角度来审视，才是其博大、传承至今的原因之所在；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探析“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更能体现其现代价值和意义。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仅仅将“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是不全面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维结构是以“儒”为主干的，但是其三维结构的两翼——“道”、“佛”也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全面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就应该联系“儒”、“道”、“佛”对它不同的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把神看成是天地一切的主宰，凡事求卜，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蒙昧崇拜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学派建立了各自的天人观，其中，儒家学派的天人观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脉。《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更加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以天为本的。在这里，孟子不仅把道德赋予天，而且还以道德之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依据。有如《孟子》所云“尽心、养性、修身”以至“事天、立命者”；《中庸》所云“尽其性”以至“与天地参”。到了汉代，董仲舒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如他在《春秋繁露·阳明义》中所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到了宋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维结构已经基本形成，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成熟，虽然宋明理学“天人合一”思想和张载“天人合一”观都源自于孟子的天人观，但是他们以及“二程”的理论都对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是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将博爱思想引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朱熹又将天理、人欲发展到极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纵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和所追求的境域意蕴深远。“天人合一”的“天”可以归纳为：“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2]显然，儒家的“天”具有道德的含义，也就是道德之天。“合一”也就是“统一”，是指双方相互联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合”不是简单的“天”、“人”相加，而是一种整体的概念，或者是超越这种简单相加之和。

道家在论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更加注重天、地、人三者的统一。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道家思想中的“天”不像儒家包含强烈的人伦道德的色彩，它指的就是万物之自然，强调的是“无为”，即贬抑人为，强调不要以人灭天，要“无为而治”，即听任万物之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在道家看来，“道”就是最高的法则和原则，人能顺应“道”，顺应万物之自然就是无为。他要求人们放下一切私欲，做到一切皆顺其自然。《庄子·齐物论》中主张“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在道家看来，人即是自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他们还强调要通过修炼的方法使人的“精气神”与宇宙的“精气神”相互沟通和融合，达到天人合一。可见道家的“天人合一”更多地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境界，因此，道家的“天人合一”也同时具有了深厚的审美意蕴在其中。

中国化的佛教也讲与宇宙融通，但是，其思想与儒、道有明显不同。“佛家期于‘成佛’，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云‘作人’。”[3]儒家讲“天”的时候从不离开人，其根本的立足点和最终的归结都在人身上。而佛家则完全相反，佛教的“天”是与人的世界相对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完全没有人世间一切苦难的清净境界，佛家讲的“天”总是超越人的立场，不会归结到人自身，而是归结到成佛——脱离人世苦难的清净极乐世界。如果说儒家讲“天”是为了积极的入世，那么佛家讲“天”则完全为了要慎行于当世，是一种立足当世以求出世或者消极地入世的人生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这种思想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生活，也否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价值。按照佛教的观点，世间皆苦，生活是痛苦，而且整个人生就是痛苦，甚至生命或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人生要摆脱这些痛苦，必须超越“三界”，立足于当世，在人间修行，这样才能按照功德大小进入天国，达到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完全是与现实对立的，是一切皆空的功德大圆满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一条主线的基础上，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尽管儒、道、佛对“天人合一”思想都做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长期沉淀下来成为文化的传统特色，综合儒、道、佛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的思辨色彩更加浓厚，这种古人看待人与天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文化问题，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的文明形态，其实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凝结。”[4]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特色，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随着文化的沉淀，形成相对稳固的思维模式。反过来，这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又会对民族文化的塑构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一）整体性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古人提出了天、地、人合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生存境域，并由此提出人的价值目标也是注重整体的。在古代社会，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模糊的，由模糊产生整体的印象，导致人们习惯于整体的直觉和感性的推理，所以必然从模糊的整体上来把握世界。尽管这种模糊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是它把世界理解成相互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整体，也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追求天与人的合一，如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的。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反映在思维中就形成了整体性思维的特征。”[5]这种整体性思维看到了天地万物存在的相互联系，看到了“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并要求人们按照这种法则行事，由此形成“天人合一”。从宏观上看到事物的联系，把握其整体性，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事物有积极作用，这种从宏观整体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维方式无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原则相比有其明显的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因片面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模糊性与笼统性，以致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显得无能为力，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整体性思维方式有其积极的合理因素，但是，同时应该注重与“主客二分”原则合一，由此促进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型，进而形成新的思维格局。

（二）适度、执中的思维方式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这里的“中”是指无所谓“过分”或“不及”，也就是适度、执中的意思，由“中”到“和”或“合”，“和”来自“中”，“中”是“和”所必需。同样，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暗含了一种顺其自然的不超越、不违背的适度原则。而佛教的人世间皆苦，主张在世间修行逐渐“顿悟”，从而脱离苦海的消极的入世思想中也含有某种程度的“度”的原则，这里的“顿悟”就需要达到某种“度”才能实现。综合儒、道、佛天人观，它们的“天人合一”都是通过“度”来达到“合一”的，适度、执中虽然在《中庸》中得到更多的阐释，但是，“天人合一”本身也正是适度、执中的结果，适度、执中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着更多的适度、执中的思维方式。

（三）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主客合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人合一”完全否认了“主客二分”，只不过这种“合一”是在“二分”的基础上的“合一”。无论是儒家的天、地、人，还是道家的“道”与“自然”，或是佛教的“人世”与“西方极乐世界”，很显然，它们已将人、天、地首先区分开来，只不过这种区分显得直观和浅显。由此，从认识论角度看，“主客二分”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应有之义，“天人合一”内在地包含了“主客二分”。但是这种直观和浅显的“主客二分”只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归宿，“主客合一”才是“天人合一”的最终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思维方式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同样，“天人合一”思想以整体性思维方式和以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只不过由于某种缺陷的制约，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辩证思维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比如《老子》中的“道”即规律之意，它既是世界统一的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同时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的“道”是不变的，因而是静止的，由此又引出了静生动的结论。又如《道德经》中说：“道乃久”，“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同样，大量的佛教教义，比如“三谛”中“一切种智”所强调的“既看到事物之别相，又看到事物之总相”[6]以及“三界唯心”思想中的某些理性思维都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为佛家思想的发展和认识“人”与“天”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尽管佛家讲的“天”往往被认为是其后世，但是达到这种解脱却要投身于世间，以在世间达到本质上的变革来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由此，如果说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是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渊源。因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千年以来一直昭示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才在后世哲学那里产生着深远影响。

（四）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

直觉与体悟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国传统思维始终。直觉是“主体自身通过潜意识的活动，对知识经验进行加工，并跃过严格逻辑证明而产生的突发式直接把握客体对象的思维过程”[7]。中国化佛教里的“观”、“照”、“证”、“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方式。体悟也是指越过逻辑思维，凭借经验和知识，领悟认知事物的思维过程。中国古代诗词所表达的意境和蕴义大多要靠直觉和体悟来体味，如果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一种直觉思维景象或意境，那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的“此中有真意”就是一种体悟到的结果。尽管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早期的劳动与实践而产生，但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天人合一”思想又使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升华，以至于“天人合一”思想乃至于中国传统思维都以直觉和体悟为主要特征。古人对“天”、“人”的认识都具有直觉和体悟的因素，也就是说人们依靠经验和知识，借助于模糊性思维或非逻辑证明的直觉和体悟，从总体或整体上把握对象，领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达到主体客体的融合，从而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反过来，“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又使直觉、体悟思维方式进一步得到稳固，以至于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的发展使得它的缺陷日益暴露，而正是这些缺陷呼唤并促使理性思辨的出现与发展来弥补其缺陷和不足。

（五）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

无论儒、道、佛的天人观是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它们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在认识了天、地、人关系的基础上达到的“合一”。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就是自然（即天、地、人）规律，“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将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对自然的认识统一在一起。《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从中不难看出老子认为人与自然本是同根，但是它们又各自具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各行其“道”。佛教认为人世间皆苦，要达到“合一”就要在人世间修行，这种不脱离人世而最终达到的“顿悟”的境界，很明显就是一种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统一过程。长期以来，这种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指导着中国人在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时能正确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并作出选择。

三、“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思想的基本模式。中国人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甚至审美观，都是建立在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的基础之上。现代人在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大多是阐述其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内容，并试图以此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当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切入点。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8]所以，仅从当今生态危机的角度来挖掘“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就好比仅从儒家一家之言来理解其涵义一样，难免具有片面性。因此，紧跟时代，结合中国实际来审视“天人合一”思想，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更强。

（一）“天人合一”思想是现性思辨的发展源点

尽管中国传统思维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直觉和体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具有模糊性的混沌的、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为主要形式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完全遏制或否定理性思辨的产生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表现为理论思维和生活、实践思维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相辅相成，但是，这种受制于理论思维的生活、实践思维仍然习惯于从整体角度来把握万物，而这种无序的思维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缺陷又急切呼唤着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从而达到“人”与“天”的融合。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整体性思维的深处蕴含着理性思辨的潜能，从而导致从整体性上把握世界的同时，又促使其以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比如老子的“道”既是世界统一的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还是静生动的结论，即把世界看成一个联系、变化、发展的整体。同样，佛教教义“三谛”中认为的“事物之别相”、“万法之变化”尽管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但是都孕育着简单的思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体现着中国特有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促进了理性思辨的形成和发展，并促使其与传统的整体性模糊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形成互补，共同促进现代思维方式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色，是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文化根基。“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整体性思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适度、执中，直觉与体悟的传统思维方式无疑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朴素的辩证思维成为马克思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哲学基础和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推动了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还赋予中国化的以新的民族特色。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与相结合，使中国化的具有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反过来，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会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拥有更科学的内涵。

（三）“天人合一”思想是和谐社会的认识之源

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往往促使人们试图从“天人合一”思想中寻求救世的理论依据。人与自然和谐，顺应自然当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纵观“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伦、道德、义理、博爱、友善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丰富深刻的内涵。千年来，这些精神以文化的形式深深沉淀、传承下来，进而稳固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可以从“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中找到渊源，从这个层面上讲，“天人合一”思想的“合一”与和谐社会的“和谐”不是简单的统一，而应该是社会的和谐广泛地包含着人伦、道德、义理、博爱、友善，甚至更多的丰富内涵，因此，“天人合一”思想是和谐社会的认识之源，并将“天人合一”的精神结合于时代，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

（四）“天人合一”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从表面看，“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从深层次看，即说明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人要遵循顺应自然之道，即规律，才能达到二者“合一”。老子说的“道法自然”以及《孟子》所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都有“可行”、“适时”的要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不违自然之道的“合一”也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这样才能有所生存和发展，这种“合一”本身就包含着对适度的持久性和连续性状态的追求，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要求和强调的。更进一步而言，如何不违自然之道，如何保持持久连续的“合一”便是当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基于当今科学技术的水平上的一种更为主动积极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人被动地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的发展思想或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积极的科学的发展模式。从这一层面来讲，“天人合一”的目的和归宿，也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与“天人合一”思想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它们都认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人的生存、发展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各方面的协调紧密相关。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至今仍对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持续发展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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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聂琴.天人之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12.

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管理思想；借鉴

1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共20篇，492章，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不论哪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个道理。

2.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有的需要统观全局，有的需要独挡一面，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充当的角色不一样，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来行事。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不能强攻硬取，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否则便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的思想，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或者模拟实验，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提出修正意见，改进政策措施。

3.3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运作自如。

3.4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转化者，谓之神。”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它又变成方形。因此，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即规律，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必将影响决策；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弱其志，强其骨；虚其心，实其腹。”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

4.3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是水滴石穿，能够不动声色，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谓“术”

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超级秘书网

5.2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法治”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以期抛砖引玉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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