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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1.1畜牧机械拥有情况
积极做好农机购置补贴项目,2014年用于购置畜牧业机械的各类补贴资金510万元,使我县的畜牧业机械新增303台,到2014年为止全县拥有畜牧业机械1156台。
1.2畜牧业机械化作业完成情况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饲用玉米的机械化种植,2014年初及早维修保养、调试了90台玉米点播机,使饲用玉米的机械化播种面积达100%。收获时积极协调周边各县大型饲用玉米青贮收获机,2014年秋收期间共投入大型饲用玉米青贮机12台,割、搂、捆机械500余台,收获玉米面积2万亩、天然草场机械化收获完成3.91万亩。
2特色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由于受自然气候条件的限制,我县的特色农业主要以马铃薯、大露菜为主。马铃薯产业在我县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也是县委确定的优势产业。2014年建立马铃薯、露地蔬菜、玉米、小麦四个标准化作业示范区,其中:饲用玉米标准化建设完成面积1.2万亩;全县种植马铃薯1.3万亩,马铃薯标准化建设完成0.5万亩。
2.1马铃薯种植、收获机械拥有情况及机械化作业情况
巴里坤县人民政府在前几年出台了对购买马铃薯种植及收获机具的农户给予惠农补贴。农机部门进村入户做了大量宣传,并做好机具对比选型,购进的样式在各乡镇召开现场演示,经试验及改进,各类机械已基本满足巴里坤县的种植习惯和模式。几年共购进马铃薯种植机具113台,马铃薯收获机104台。2014年巴里坤县种植马铃薯1.3万亩,机械化种植0.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46%;机械化收获0.3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27.7%。
2.2建成大露菜推广示范面积3500亩
2014年在巴里坤县实施露地疏菜种植、贮藏、保鲜机械化生产技术推广。根据巴里坤县露地蔬菜种植分布情况,在石人子乡建成露地蔬菜推广示范面积1000亩,4月底在种植区石人子乡大泉湾村二组做好露地蔬菜种植的耕整地作业,5月份开始铺膜播种,截至6月10日全面完成1000亩蔬菜种植任务,种植了小颗粒种子窝笋、莲花白、红萝卜、花菜。在5月初召开蔬菜机具现场演示会,培训种植户及技术人员210余人。在6~7月引进一台旋耕机,并通过改进后进行除草,除草效果较好。蔬菜自8月份陆续上市。经测产,花菜亩产量2t、莲花白4t、大白菜5t、西兰花1.8t。
3存在问题
(1)天然可利用草场退化严重,从而降低了草料收获机械的利用率;(2)饲草料基地不能形成规模,导致畜牧业收获机械的利用率太低;(3)马铃薯机械化种植程度高,但机械化收获有待提高;(4)大露菜的生产一直靠人工点种、除草、收获,费时费力,种植规模小,生产的露地蔬菜量尚不能满足本地需求。
4意见和建议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是否有益于粮食安全,或者说,耗粮型畜牧业的发展格局是否是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如若不是,那么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行为。本文将通过对粮食需求结构、产品需求弹性、城乡居民消费特征、饲料转化率以及消费习惯因素的考察来判断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1.1粮食需求结构转变可能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内在冲突。
1984年以来,我国人均谷物消费呈下降趋势,消费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即人均谷物消费大幅下降,而人均肉食消费、水果、植物油、蔬菜、蛋、奶、鱼类等消费大幅上升,对畜产品消费带来的间接粮食消费对直接粮食消费具有替代作用。粮食直接需求下降,但间接需求日益上升,间接需求又主要体现在对饲料粮的需求上,而饲料粮的供需缺口在近些年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再加上工业用粮的增长,结果我国粮食自给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从100%以上降低为2012年的97.7%,于是就产生了饲料粮需求不断上升的压力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恶化的认识。粮食需求结构的转变使得对粮食总量需求上升,不断地逼近和突破粮食供需平衡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对动物食品需求的增长主要由猪肉与禽蛋等耗粮型畜产品构成,这就意味着粮食安全就表现为如何满足居民对这部分增长的间接粮食需求,换言之,满足了该部分粮食需求粮食安全才有保障。以肉鸡为例,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我国肉鸡的国内产量由618.4万吨上升至2009年的1210万吨,而与此同时,肉鸡的进出口贸易逆差由4139吨上升至573374吨,也就是说肉鸡产业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结果只能使粮食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因为消费者需求的是耗粮型畜产品,而社会却要提供更多的节粮型畜产品,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资源浪费与要素错配;政策之于现实只能是“南辕北辙”。
1.2通过降低耗粮型畜品种的养殖数量,的确可以减少对饲料粮的需求,从而使口粮得到保障。
正是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饲料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种植业的发展,在未来粮食增产的大部分将主要作为饲料,并且后者将成为带动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存在严重的饲料来源瓶颈,在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如牛羊的养殖主要以牧为主的饲养方式,而农区草原面积又呈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禁牧等因素,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尽管近些年提倡通过发展牧草、苜蓿等种植业来扩大牛羊等的养殖规模,但是,目前这些产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方兴未艾,各方面发展十分不成熟,尤其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因此比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市场风险还要高,对于传统的粮食作物而言,由于既可用于口粮、亦可用于饲料粮或工业粮,种植户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发展进行自由处置,或是满足口粮需要,或是换为货币需求,对产品具有自由选择权,显然这些优势是牧草产业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的高风险、高投入和低产出特征,种植业的比较利益日渐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日益消减,如果畜牧业对种植业的带动作用再进一步减弱,这对种粮积极性和种植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据资料显示,尽管人口在不断增加,但居民对直接的粮食消费在逐渐减少,尤其是城市居民尤为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趋势只能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尽管人口增加产生粮食刚需,但现有人口对直接粮食消费需求的降低以及粮食间接消费对直接消费的替代可以弥补新增人口对粮食直接消费的需求。
1.3从城乡居民对食品消费的特征来看,城镇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较强,即价格小幅度的上升(下降)会带来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上升)。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的结果必然降低耗粮型的猪肉、禽蛋产品供给,那么,这些产品价格上涨,考虑到敏感的需求弹性,产品需求将大幅下降,结果畜产品需求下降导致对饲料需求下降,最终负面影响将传导至种植业。同时,城市居民对间接粮食的消费弹性表现为正常品需求,也即间接粮食消费相对于直接粮食消费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因此,在我国居民对耗粮型畜产品消费偏好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条件下,也即不同畜产品之间缺乏替代弹性时,人为地限制耗量型畜产品产量会降低对饲料粮的需求和粮食总产量,不仅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畜产品价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恶化。所以,提倡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必须考虑相关产品的自价格弹性以及交叉弹性的影响。另外,从对饲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来看,生产奶牛、鱼、肉鸡、蛋鸡是最经济的,生猪居中,而肉牛、肉羊是最不经济的。以饲料转化率为例,效率较高的是鱼和肉鸡分别为62.5和41.7,而肉牛和肉羊分别仅为11.1和12.5。反刍动物对牧草、秸秆等农作物的副产品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如果品质较差,这些饲料难以维持反刍动物的需要,还必须补充一定量的饲料粮。这说明牛羊等所谓节粮型家畜,由于其对饲料、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率较低,对资源的浪费更严重,因此其对粮食的节约程度可能是有限的。再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牛羊等反刍动物对前者的负面影响较之禽类及其他牲畜更严重。因此,在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生态环境效应之后,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方式应进行更细致和深层的考量。
2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般可检验的计量模型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2.1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
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与评估有很多种方法,比如FAO的营养摄入评价法、朱泽的4指标简均法、徐奉贤德5指标简均法、马九杰的5指标加权平均法以及高帆的“横纵联合法”等,但总体而言,学界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多侧重于供给层面,而需求面往往被理解为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实证模型中,显然这是有失全面性的。因此,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同时结合本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粮食产量波动系数(0.3)、人均粮食占有率(0.2)、恩格尔系数(0.3)以及粮食进口贸易依存度(0.2)四个指标,其中前两个指标用于测度粮食供给安全水平,而后两个指标则反映粮食需求安全,括号里的数据代表每个指标的权重值。
2.2解释变量的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耗粮型畜产品比重(主要指猪肉、禽肉及禽蛋产量占全部畜产品产量的比重)和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之所以选择耗粮型畜牧业相关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因为如果本文能够证实耗粮型畜牧业比重的上升能够为粮食安全带来积极影响,那么其比重降低就必然给粮食安全带来相反的影响,进而,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就会不利于粮食安全。同时,采用耗粮型畜牧业发展指标还可直接观测其对粮食生产及安全的数量影响。根据前述理论分析,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应与粮食安全正相关,因为前者可通过对饲料粮的需求拉动粮食生产;而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弹性与粮食安全负相关,即弹性越大,当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上升时,需求以更大程度下降,结果产品总收益下降,打击畜牧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可能对粮食需求及其产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价格弹性计算公式为:价格弹性=畜产品消费增长率/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分别采用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对于后者的具体划分,通常的一种做法是将我国畜牧业生产划分为六大区域:华北、东北、东南沿海、华中、西南、西北,本文依据不同区域对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特征和粮食产量高低将这六大区域进行合并,组成两大类区域,即将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合并为同一类区域,这些地区不仅对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和生产集中,而且也是粮食作物的主产区,三大地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接近70%;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15个地区;余下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合并为一类,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水平检验,并且各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具体而言,第一,从全国来看,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每提高1%将对粮食安全产生0.21%的积极影响,即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提高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由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可知,该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大小为-0.1247,即需求弹性每增加1%将导致粮食安全水平下降0.12%。这说明就全国整体而言,耗粮型畜牧业产量下降将不利于粮食安全。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所选四个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影响因子为0.14,这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粮食间接需求的日益增加不仅没有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为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第二,从划分区域情况来看,对于一类区域而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正影响,该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粮食安全0.3个百分点的提高,畜产品需求弹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0.14。另外,控制变量的影响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十分类似,均表现为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不仅如此,通过与全国样本比较,发现大部分指标在对一类区域中的影响更大。第三,从二类区域的估计结果来看,与全国和一类样本估计不同的是:其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系数为负值,说明对于该类地区,降低耗粮型畜产品比重更有利于粮食安全,换言之,在该区域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将对粮食安全大有裨益。其二,在二类区域中,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负相关。这说明,在该区域面临资源瓶颈下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日益高涨的粮食间接需求,从而导致该区域面临粮食安全恶化问题。
3结论与政策建议
1.1畜牧业近年来发展快,但是畜牧业规模小、比较分散,大多数养殖场在农村,以散养为主,存在畜禽混合饲养,卫生环境条件差,畜禽舍简陋,管理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以小生活为主,很难形成大规模化养殖,不能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要求。
1.2全州畜牧业的发展和收入还是低于经济作物种植的收入,农民还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作为主要的生产,畜牧业只是作为副业发展。以畜牧业养殖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比较少,没有大规模和技术水平高的畜牧企业,在畜牧业的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上没有有实力的龙头企业,不能调动其他农户发展养殖的积极性。
1.3动物疫病威胁着养殖业的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流通的频繁,用药的不规范,使得动物疫病的种类增多,治疗也变得很困难。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给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还有一些地区防疫做的不到位,技术人员缺乏,应急预案几乎没有,经费紧张。还有与外国接壤的地方,贸易频繁,也从外地带来了疫病,也对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4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全州比较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很少,有的地方虽然有,但是服务也跟不上,存在着的牲畜交易有场无市的现象。
2对策及前景规划
2.1加强领导工作,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做好对畜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全力发展畜牧业,加大宣传的力度,推进健康的绿色养殖。加强畜牧行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步伐,使养殖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向生态化畜牧业养殖发展。
2.2推进养殖业的产业化发展增加对养殖业的资金投入,吸引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畜牧业中,加大政策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引进高科技的龙头企业,建立养殖业产业基地,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发展壮大。通过发展“订单牧业”、“公司+农户”等经营模式,使企业和养殖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等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每年启动100多个新农村畜牧养殖示范村建设,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建成仔猪繁殖村、生猪肥育村、肉牛育肥村、肉牛养殖小区、茶花鸡养殖示范村、茶花鸡保种村等,促进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2.3做好畜禽品种改良和饲料基地的建设引进畜禽品种,来对地方品种进行改良,提高其生产性能,保留原来优良的特性,规范畜禽生产和经营。尤其是做好对版纳茶花鸡、版纳斗鸡、滇南小耳猪的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建好保种区、保种场、基因库。建立婆罗门种牛繁育场,同时加强配种站建设,引进先进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良种的覆盖率。做好饲料基地建设工作,根据当地的养殖畜禽数量,确定饲料饲草的种植面积,种植优良品种,提高产量,做到饲草饲料和畜禽的供求平衡。
2.4完善服务体系,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州、县、乡、村的4级服务网络,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功能,尤其是做好市场信息分析和预测、品种改良、防疫和检疫、草地建设、科技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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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大悟县地处鄂东北边陲,是大别山区的一个贫困山区县。55万人口,195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八山半水分半田。,农村人平纯收入1601元。建国以来,特别是“七·五”以来,大悟县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受到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现仍未摆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束缚。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着种植业生产的发展。大悟县历来对猪禽的生产较为重视,可从两个方面数字说明这一点。一是把猪牛羊禽的饲养量按牛单位折算,猪禽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三位。二是在畜牧业产值结构中,猪禽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二位。而猪禽的发展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种植业提供农副产品的多少。四九年,粮食生产水平低,年产4.4万吨,牲猪年末存栏只有2.5万头。五七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十年代最高水平,产量11.22万吨,牲猪年末存栏达到该年代最高水平,为9.6万头。五八年至六一年,使粮食由10.33万吨下降到七万吨,牲猪年末存栏也从7.8万头降到2.6万头。七o年至七二年,粮食产量过15万吨大关,牲猪年末存栏也过10万头大关。八o年至二00一年,粮食产量连年上升,由14.9万吨上升到20.4万吨,牲猪存栏也由13.2万头上升到24.8万头,为历史最高水平。因而畜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植业的制约。
二、畜牧业在农业结构中的比重偏小,宏观控制难以实现。大悟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人平只有七分耕地,单纯靠粮食就是绣出一朵花来,也只能解决温饱,但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却很大。一是草山草坡面积大,有天然草场124万亩,据测算可载畜8万个黄牛单位,而目前只利用了60%。二是饲料来源广,大悟县是全省三大花生生产县之一,年产农副产品等饲料5亿公斤,但实际用于养畜的只占47%,在农业结构中,种植业产值通常占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畜牧产值只占30%左右,所占比重太小。而在畜牧业内部,只重视粮食畜禽的发展,忽视食草畜禽的发展。按牛单位计算四九年食粮畜禽与食草畜禽之比0.44:1,八五年为2.57:1,九0年为1.26:1,与当前耕地面积与草场可利用面积之比0.51:1不相称。
对于农业结构,大悟县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调整,但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综合素质差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达到目的。
三、千家万户饲养、小群分散经营、传统的饲养观念和方式未摆脱,出栏率、商品率低。大悟县畜牧业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千家万户饲养,能利用各自的有利环境、剩余劳力、农副产品、残剩食物、简便畜舍等生产出小量的畜禽产品。但是,传统的饲养观念和方式未摆脱,大多数农民还是“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下蛋换点油盐钱”的生产观念。饲养方式多采用,喂猪“一瓢水,一把糠,一篮菜”,耕牛全靠稻草养命,养鸡“白天自找食,进笼一把谷”。因而,长期以来,牲猪出栏率未超过75%,商品率未超过80%,耕牛出栏率、商品率均未超过10%,山羊出栏率、商品率未超过50%,家禽出栏率、商品率未超过20%。
四、畜禽品种杂乱差。大悟县畜禽品种主要来源于江汉平原一带,由于农民的科学养畜水平低,畜禽乱配、近亲繁殖,使畜禽品种普遍存在“杂、乱、差”的现象。品种低劣,导致饲养时间长,生产性能低。出栏一头250斤左右的肥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饲养,耕牛个体象驴子,山羊长得象狗子,鸡蛋象麻雀蛋。
五、草山草坡面积大,自然牧草丰富,但利用少,浪费大。大悟县山场宽阔,各类草场毛面积124万亩,可利用面积109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的连片草场有37处。草场年亩产鲜草695公斤,平均14亩载一个黄牛单位,可载畜8万个黄牛单位,而实际只利用了60%。其原因主要是成片草场多分布在高山、远山区,而牲畜又多集中在村庄周围放牧,放牧半径小,群众又不懂制作青干草喂畜的技术,而在十月份后,牧草已老化,被砍回家当柴火烧掉了。
六、畜牧产品销售半径小,流通渠道狭窄。大悟县畜禽产品主要是内销,外销很少,而且是个体商贩占了大头,商业、外贸部门的主渠道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以外销量最大的牲猪为例,八三年外调量为32897头,八五年下降到9693头,九二年后一直徘徊在2万头左右,只占牲猪出栏数的10%左右。从牲猪内销看,个体屠夫垄断了牲猪收购市场,压价压秤赚黑钱,农民养猪一年,不如屠夫杀猪一天。
七、畜牧部门基础差,服务功能低。八0年以后,大悟县畜牧业防、繁、管、治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了,基层技术人员为千家万户服务,对畜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县财政投入低,政策性收费又难以收起,导致正常工作难以运转,技术人员外流严重,诊疗设备一直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服务功能较低。
二、大悟县畜牧业的现状,是贫困山区畜牧业的缩影。因此,在发展山区畜牧业上要针对山区的现状特点,确定发展方向和方针。在制定措施上,要充分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在发展要求上,必须逐步实行四个转变。一是农民的养畜观念要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意识转变到现代商品生产的意识中来。二是从小农经济的封闭式生产方式转移到科学性、商品性生产方式上来。三是从一家一户的个体效益转变到千家万户的规模效益上来,并逐渐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四是从当前的生产初级畜产品转变到深度加工上来。
〈一〉根据资源特点合理区划、布局,重点放在潜在优势上。根据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划分若干自然经济小区,发展不同项目和品种。
1、城镇郊区:交通、能源、信息等都比较发达,人才、技术、资金条件都较好,市场对肉蛋奶需求量大,应重点发展生猪、奶牛、禽的饲养及畜禽产品加工业等。
2、低山丘陵区:农业较发达,人平耕地面积较大,农副产品多,应重点发展猪、水牛、禽等畜牧业。
3、中山、高山区:山高人稀,居住分散,交通闭塞,农业落后,但草山草坡面积大,牧草丰富。重点发展牛、羊、兔、鹅食草动物,可建立肉牛、奶牛、肉羊、草禽等基地。
〈二〉调整畜牧业内部结构,重点放在发展草食动物,走种草养畜的道路上。过去,一讲到发展种植业就单一抓粮,发展畜牧业就单一抓猪。而牲猪发展的好坏与粮食的丰欠有密切的依赖关系。因此,要保持畜牧业的稳步发展,就必须重点放在发展食草动物上。这是因为,一方面食草动物对粗饲料的转化率是食粮动物的五倍以上,成本低、饲料报酬高。另一方面,山区有广阔的山场,有充足的饲草资源。发展食草动物的数量多少,要以草场载畜量的多少来定。在荒山荒坡水源好,土层厚的地方可人工种植品种优质,产量高的豆科牧草,种草养畜既可提高养畜饲养水平,又可提高载畜量。
〈三〉在发展千家万户饲养的同时,重点放在建设资源相对集中的规模畜牧业上。畜牧业具有投资小、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适合农民目前的生产要求。如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以发展较快的养畜专业户和专业村典型引路,一定能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发展规模畜牧业。如在连片草场的地方建立食草畜禽场,在城郊区和低山丘陵区建立食粮畜禽场。适度规模地集约式经营有利于提高科学化和商品化生产程度。
〈四〉改良畜禽品种,重点放在提高畜禽产品率上。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品种问题至关重要。要改变长期形成的畜禽品种“杂、乱、差”现象,提高单位时间内的繁殖率、出栏率、产肉率、产蛋率。就必须引进优良品种,建立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经济杂交。
〈五〉处理好畜牧业与它业的关系,重点放在发展生态农业上。在山区,发展畜牧业往往与种植业发生矛盾,如与种植业争夺面积,人畜争粮的矛盾等等。处理好这些矛盾,必须在合理区划,统一制订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走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增值的道路,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首先是处理好牧林关系。在山区,往往会出现放牧与兴林,种草与栽树之间的矛盾。可在树间种草,分区轮牧解决这一矛盾。这样既可保持水土流失,又可以“以短养长”,还可以用畜粪肥林,以牧养林。
其次是处理好牧粮关系。主要是表现在种草与种粮、人畜争粮的矛盾上。解决这个矛盾主要是在满足人们食粮的基础上采用种草养畜和种粮养畜。种草养畜可以超出种粮两倍以上的效益;种粮养畜,如种玉米作鸡饲料、种大麦作猪饲料等等。在紧张的地方可套种间作。
论文关键词:玛曲,原料型畜牧业,原因,模式研究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农村统计年鉴》各年计算数据整理
表2玛曲县和甘肃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比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玛曲牧民人均
纯收入(元)
2355
2400
2460
2528
2600
2670
2755
2855
3085
3385
增长率 %
-
1.9
2.5
2.8
2.8
2.7
3.2
3.6
8.1
9.7
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元)
1428.70
1508.61
1590.3
1673
1852
1980
2134
2328.92
2723.84
3134.08
增长率 %
-
5.6
5.4
5.2
10.7
6.9
7.8
9.1
17
15.1
二者之差
926.30
891.30
869.70
855.00
748.00
690.00
621.00
526.08
361.16
250.92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年鉴》和《玛曲县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料型畜牧业发展瓶颈越来越明显。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越来越低,由45.71%降低到30.36%,虽然近几年比例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00的水平。由表2可知,牧民人均纯收入和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2000年最大的926.30元减少到2009年的250.92元,减少了675.38元;同时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率低于全省水平,平均增长率4.14%也低于全省9.18%水平,落后全省4.21%。这说明了原料型畜牧业经济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收入水平。
原料型畜牧业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和牧民收入产生了影响,而且还造成玛曲草场退化,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实行草场承包以后,牲畜的存栏量急剧增长,由1982年的170.81万个羊单位增加到2009年的327.4万个羊单位,增加了近两倍;而玛曲草场的理论载畜量为166万羊单位,2009年玛曲超载161.4万羊单位,超载率为97%。牲畜超载最直接的结果是草场退化,1985年沙化面积为2.16万亩,2003年达到80.1万亩,沙化面积增加了近40倍,平均沙化速度达到20.94%。草场退化导致了草场质量下降草场可食牧草产量从1982年的平均5860.5千克/公顷,下降到2004年的4000千克/公顷,降幅达31.75%;还导致了秦艽、甘肃贝母、红景天等珍贵药用植物的灭绝。草场面积退化草原涵养能力降低,黄河高原水塔功能减弱。
3.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原因分析
玛曲畜牧经济兴衰和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仅关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影响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图1不同类型产品的购买比例图图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藏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4.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4.1转型模式分析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4.2经济转型模式的实证应用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产品深加
工
现有优势产业
延长
高原特色
品牌
产业
相关产业渗透
经济可持续发展
产业链
特色品牌产业
营销
开发优势产业
产业化经营
绝对优势
条件
图3品牌产业化发展途径
二是发展具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地区资源特色产业。玛曲鮭鳟鱼类养殖具备发展的条件。首先,独特的养殖水源—大水泉,其他任何地方不具备的资源,这是发展鮭鳟鱼类养殖业的绝对优势;其次,鮭鳟鱼类在甘肃省其他地区和其他省份都有养殖,但在海拔3400米的高原地区养殖还是独一无二,是发展养鱼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加强高原冷水鱼的品牌建设,使高原冷水鱼发展成“资源优势,优势产品,高价格”的品牌产品。而现有一家鮭鳟鱼类养殖场—大水渔场,规模较小,还没有形成规模化养殖;资金缺乏,致使鱼苗到了更换期限,只能超期养殖,导致产量下降。因此,在培育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时,需要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最后,发展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既发挥草地资源的生态、社会效益,又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解决了传统畜牧业中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相互矛盾的难题。从由表3中可知,玛曲旅游业产值的绝对值由2000年的250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2091.8万元,增长了12.37倍,旅游收入占GDP
表3玛曲旅游业产值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GDP(万元)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旅游总收入(万元)
250
370
495
666
1552
1294
2329.6
3091.8
旅游收入占比例(%)
1.05
1.42
1.72
2.04
4.19
3.03
4.80
5.64
资料来源:根据《玛曲县统计年鉴》(2000-2007)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05%增加到2007年的5.64%,所占比例呈稳步上升趋势。说明旅游业将会发展成玛曲经济支柱产业,在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玛曲高原生态旅游发展要抓住我国城乡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时机,紧紧围绕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点突出民族特色、生态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加强对“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和营销,发展高原生态文化游、玛曲湿地游和民族风情游等特色旅游。
5.结论
畜牧业是高寒牧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高寒牧区经济发展中处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成为关注重点。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原料型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通过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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