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生态思想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人生态思想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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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和谐人格；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6-092-03

和谐人格是和谐社会对个体人格型态的要求，它立足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讲求个体与他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强调构成人格的内部各要素完整平衡、健康积极，表征人格的外部行为体现着与他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研究生作为国家着重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理应具有和谐人格。而当前，研究生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格失谐问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哲学、人际和谐思想、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为研究生和谐人格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

一、研究生人格失谐现状

实现自我身心、自我与他人和社会、自我与自然的三重和谐，形成和谐人格，不仅是研究生适应现代社会、完善自我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和社会对研究生的期待和要求。而当前，研究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格失谐问题。

1 个体心理冲突——自我身心失谐。个体心理冲突是一种紧张情绪，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源于个体在日常活动中的不如意状态。较弱的、正常的心理冲突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般不会对身心造成伤害。但当心理冲突尖锐而又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节时，个体就会出现心理障碍或疾病，甚至出现否定自我、否定生命存在意义的严重情况。

心理冲突和心理障碍是与心理压力密切相连的。通常来讲，承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生作为一个较特殊的群体，承受的心理压力普遍较大。不但社会、自身较高的期望值，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学术科研任务重、就业前景不理想、经济负担大、情感不顺利、人际关系不协调等也导致心理压力产生。适当的心理压力有利于研究生的成长和发展，但研究生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对自身的心理压力进行调适，就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淡漠等，严重者产生自杀心理，并付诸行动。

2 人际关系失调——自我与他人失谐。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社会中的个人必然会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打交道，从而产生多种多样的联系即人际关系。在校研究生的人际关系具有封闭性。研究生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身事务的处理上，对校园活动的兴趣减弱。同时，与导师、同门的关系成为他们校园内的主导人际关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其人际交往范围。研究生人际关系的另一特点是复杂性。研究生在与导师、同门、朋友的交往中，往往会涉及一些有关个人现实利益的问题。封闭性和复杂性是研究生人际关系失谐的主要诱因，而人际交往技巧和品质的缺失，则是造成研究生人际关系失谐的直接原因。人际交往技巧是和谐人际关系的“敲门砖”。人际交往品质，如诚信、宽容、尊重、友爱等，则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研究生人际交往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无不与其人际交往技巧和品质的缺失有关。研究生人际关系失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会影响其日常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

3 生态文明观念淡薄——自我与自然失谐。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生态文明观念的支撑”。研究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理应树立牢固的生态文明观念，做生态文明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而当前，研究生的生态文明观念普遍比较淡薄，“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与生态道德的要求不协调”。一些研究生仍把自然视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不关注生态平衡问题，没有树立人与自然之间平等的观念；一些研究生只看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一些研究生在消费上铺张浪费严重，没有形成生态消费的观念；等等。观念的“不生态”，无疑导致行为对生态文明的违背。加强研究生生态文明教育刻不容缓。

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研究生和谐人格培育的有效载体

“和谐人格是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而大学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阶段”。研究生和谐人格的培育，主要是通过教育完成的。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价值诉求。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为人处世哲学、人际和谐思想及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为研究生和谐人格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也易于被研究生理解和接受。

1 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哲学，缓解研究生心理冲突。缓解研究生的心理冲突和压力，需要外力的帮助，更需要其自身能正确看待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学会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一些为人处世哲学和态度，对研究生的心理有平衡和调节的作用。

古人认为，人的才能“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倡导个人准确定位自己，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对于人生中的“不如意”，古人强调“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坦然处之，又强调挫折对个人的成长有重要作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既强调要迎难而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强不息”，“匹夫不可夺志”，又强调要辩证看待问题，不可“钻牛角尖”，因为存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否极泰来”的可能性。同时，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将爱惜自己的生命同对父母的孝敬联系起来，有利于人们摆脱轻生的念头。同样对待人生，老庄则强调“清净无为”、“道法自然”，主张人们处世应顺其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强调要“致虚极，守静笃”，主张人们应虚明宁静，虚怀若谷，豁达大度。古人的为人处世哲学有助于研究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辩证地看待人生中的得与失，进而缓解心理矛盾，保持身心和谐。

2 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和谐思想，优化研究生人际关系。人际交往技巧和品质的缺失是造成研究生人际关系失谐的直接原因。而人际交往技巧和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和阐释。我国古人特别注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把“礼”看成是人生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及“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则是对“礼”的具体规定。与他人相处，儒家讲求“仁者爱人”，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关爱、友好相处；讲求“言而有信”，“以信接人，天下信之”，把“信”看成是为人、治家、立业的根本；讲求“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个人应忠于亲情、友情，忠于人民和国家，对他人则应持宽容的态度，换位思考，容许他人犯错误；讲求“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团结，协作互助，不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同时，我国古代也有丰富、生动的有关交友、处理人际关系的典故，如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等。研究生应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人际交往智慧，提高人际交往技巧，增强人际交往品质，优化人际关系。

3 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促进研究生生态文明观的养成。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价值追求，它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比如，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庄子则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有助于研究生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从而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生态世界观。古人不仅强调人类应该关爱自然、善待其他物种，而且也关注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倡导人们负起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道德责任。比如，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不仅对人慈悲，对生物也应如此。“扫地不伤蝼蚁命，飞蛾扑火纱罩灯”就是佛家关爱自然万物的生动体现。这有利于研究生树立关爱自然、保护物种的生态平衡价值观。我国古人对待自然资源也秉持遵守时令、节约知足的基本原则。比如，《逸周书·大聚》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陆贽认为：“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这些思想启示我们，对待自然界应秉持节制、节俭的理念。如果贪得无厌，过度索取，就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这有利于研究生树立节制、节约的生态消费观。

三、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促进研究生和谐人格培育

1 处理好“积极”与“消极”的关系，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传统文化有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具有封建性、宗法性、社会取向性、高度约束性等特点，它又有消极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治和人情，轻视法治，不利于人们民主法治观念的树立；注重集体和国家利益，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轻视个人利益和自我追求，容易造成人们人格上的依赖和“无自己”，社会适应性差；对个体的约束较严，强调隐忍和服从，“往往易于使个人需求、欲望、情感受到过分压抑，而得不到正常的表达和必要的宣泄。其结果是引起焦虑不安、谨小退缩、疑心多虑、易于形成强迫性倾向”。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礼仪规范、行为准则已不符合当今社会快节奏、高竞争的特点及对人才的要求，儒家的愚忠、愚孝，道家的清净无为、消极出世，佛教的缘分、命定等，也都有消极的作用。因此，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与“消极”的关系，引导研究生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教师首先面临的问题。

此外，传统文化教育应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体现时代感，增强实效性。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与我国当前的环境现状、科学发展观、生态消费、科技伦理、实验废弃物的污染等联系起来，可以增强研究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传统文化的礼仪规范、行为准则与人们交往中的见面礼仪、宴会礼仪、乘车礼仪，以及交往中注意的问题等联系起来。可以提高其人际交往的技巧，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身心和谐思想与当前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联系起来，可以增强他们自我心理调节与抗挫折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心。

2 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注重通识教育与专题讲解相结合。首先，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课的主导作用。应通过增设选修课或必修课、延长传统文化课学时等，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其次，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世界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国情教育、法制观教育、伦理观教育等都可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和谐人际关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需要有教材和师资队伍支撑。教材应立足研究生实际和本地区文化特色，并对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人际和谐思想、身心和谐思想等内容进行重点和深度的挖掘，既有一定的吸引力，又体现时代性。高校应通过人才引进和加强对原有传统文化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等途径，建设一支专业化与通识化相结合的教师队伍。

大部分研究生，特别是理工科研究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是零碎和肤浅的。因此，研究生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兼顾全体，注重通识性。同时，对研究生所面对的个体心理冲突、人际关系失谐、生态文明观念淡薄等三大问题，又要进行专题讲解，深度剖析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身心和谐思想、人际和谐思想和生态思想等内容，有针对性地对研究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接人待物的技巧，增强其自我心理调节能力、生态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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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挖掘文言文中爱国主义情愫，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从屈原的《离骚》开始，爱国主义就像一根红线，贯穿我们古代文化历史始终。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死不休”，同样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此外，铮铮铁骨忠义两全的左忠毅公，捐躯殉国的史可法，“流血以倡国，以死酬圣主”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幸福”的林觉民，他们的事迹光照千秋，学生可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二.挖掘文言文中美育因素，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观

古代文学作品蕴涵着许多美育因素，有大量反映自然美的诗篇，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出了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出了腾王阁的美景，成为世代吟唱的名句。姚鼐的“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描写出泰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通过学习吟咏，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观。

三.学习古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凡成功人士，大都有远大理想，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战国时代孟子的“舍生取义”曾激励了多少代志士仁人，为正义而斗争。《五人墓碑记》也说“亦以明生死之大，匹夫有重于社稷也”。通过学习，引导学生明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学习古代优美的词句，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想象力、表达力

古诗文有许多优美的词句，有的表意精确，有的富于哲理，有的具有非凡的想象，“红杏枝头春意闹”、“春风又绿江南岸”是炼字的典范，十分精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寓哲理于其中；庄子的《逍遥游》、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非凡的想象力更令人惊叹。经常学习吟咏这些优美的句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想象力和表达力。

五.学习古人的求实精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探索能力

古人注重实践，注重探索。宋代大文豪坡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石钟山记》里反对“事不目见耳闻”就“臆断其有无”。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提倡既要注重实践，又要注重探索和思考，要“求思深而无不在也”。我们要引导学生继承和发扬古人的求实精神，培养学生的实践、思考和探索能力。

六.学习古人坚强的意志，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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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塑造价值目标、追求精神动力，从来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命题，而是取得成功、构建幸福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周易》的内容深秘玄奥又博大精深，但是它对中国古人，尤其是古代士大夫在人生价值选择上的影响却是直接的。具体而言，《周易》中所大力倡导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开拓精神，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主流观点，更是中化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的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周易》热切追求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它推天道以明人事，试图以整个宇宙的广阔视野来考察人生，确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一方面要求人们顺天而动，适应自然，使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又主张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对自然界加以合理引导、开发，使之造福人类。这就是《周易》中重要的“趋时”思想，即一种将个人的主观努力与外界客观条件的转变相互结合、统筹规划的理论。本着这种精神，《周易》要求人们效法天地自然生生不已、健动不息的本性，做到“刚健中正”，保持一种积极进取、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及时立功的人生态度和开拓精神，也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种人生理想观一经推出，便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一脉的精神动力。

历代许多易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乃至政治家都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从《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呼声，到面对沉沉暮气而勇敢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一代名相王安石所规划的变法宏图，再到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周易》积极进取的人身价值观无一不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伟大的先人们，在《周易》人生价值理想的感召下，坚定了信念，鼓足了勇气，完成了责任，实现了价值。所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周易》的人生价值观与它的宇宙观、社会政治观、历史发展观一样，无疑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重要财富而为今人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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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管理 古代循环经济

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其思想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上有以“富国”为主的轻重论思想，下有以“富民”为主的“治生之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君王都将发展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这也是“重农抑商”思想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落后，防御自然灾害能力薄弱，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古代经济思想家热议的话题。众多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都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希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这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的雏形，对我国正在建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古代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

1、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时节生产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时节生产是获得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的首要前提，并且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楚国的孙叔敖引导老百姓利用自然条件，按季节发展生产。“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管仲提出：“山泽各致其时。”孟轲提出：“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况也提到“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财也。”管仲认为农事生产活动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皆均有焉而未偿变也，谓之则。”按照这一原则从事农业生产，既不会因过度开垦而破坏自然资源，又可以得到循环利用获得长足发展，正是“辩于地利而民可富”。在此基础上，北魏贾思勰对先秦思想家提出的资源生态学经济思想进行了科学总结，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以上思想均体现了朴素的顺应自然的生态保护观，对自然资源开采取之有度，才能获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有多少是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发展呢？自然资源匮乏，脆弱、恶劣的生态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等问题，大自然已经向人类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古人尚且知道竭泽而渔是不利于长期发展的，过度改造自然的现代人们就更应该停下来，好好深思反省下这个问题。

2、取之有度，节用生财

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增长十分缓慢，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节用成为普遍主张。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认为“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墨子认为生财与节用是统一的，他认为禹遇到七年大水，汤遇到五年大旱，“然而民不冻饿”，是因为“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管仲也多次提出生财和节用的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荀子把生财和节用的关系处理得较好，在消费观上比前人更胜一筹。他认为“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方面，荀况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他认为增加生产是富国富民的根本办法和主要手段，节约消费是富国富民的重要手段。荀况还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必时藏余。”剩余的物品既可用作储备，“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也可用于积累，发展再生产，形成“节用裕民―民富―田肥―出实百倍”的良性循环。荀子已经把节用的作用上升到富民富国的高度了，虽略有夸张，但是不能否认节用在建国守业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因挥霍无度致使毁国灭家的君王不胜枚举，而因勤俭节约而流芳百世的帝王也不在少数。节用并不是限制消费，而是提倡适度消费，正如荀子提到的“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他主张社会成员按各自的等级地位节用，同时用必要的消费激励人们更加努力生产，使“财货浑浑如泉源”。在思想家们看来，节用既是财富积累，生产扩大化的经济手段，也是生产资料得到长久、循环利用，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的目的，这对于我们发展集约型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3、控制人口数量，节制人口

古代经济思想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主张把人口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老子以“小国寡民”为理想社会。韩非子认为“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此思想把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联系起来，具有前瞻性。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提出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清朝学者洪亮吉认为，人口的膨胀可能导致社会危机，提出了两个缓和的办法，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役”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二是“君相调剂之法”，移民到边疆，抑制兼并，减少赋税等。这与马尔萨斯的“消极抑制”和“积极抑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晚清学者汪士铎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主张“节制生育”的专著――《丙辰备遗录》。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已经绝对过剩，必然导致社会绝对的贫困和动乱，也会导致人口素质的下降、外敌的入侵，主张通过晚婚来降低人口出生率。古人已经意识到人口过多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足而引起的矛盾既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也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家们认为要实现经济的循环往复发展，对资源和生产资料节用是一方面，降低资源的消耗速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资源的消耗者――人口数量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会出现“僧多粥少”引起社会动乱的情况。在现在看来，这些思想都是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但是现代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产生的矛盾已经无可避免，也成为经济学家难以破解的课题。

4、积极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利资源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源，所以古人尤为重视水利资源管理，不仅注重水利开发，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还很注重水利的管理。一是用水的管理。西汉制定了《水令》，防止对水源的争夺和破坏；唐制定了全国性的水利法规《水部式》，统一水利设施的标准和用水的规则，妥善处理上下游之间、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二是水土平衡管理。为了防止过度的漕运、造田等破坏水利建设，在水利资源管理方面，古人主张保持水土1：9的比例，对水面可以综合利用，如养鱼虾等。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人们对水利资源的利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将灌溉、防灾、漕运、养殖结合起来，并且还对水利投资做出了效益评估。水利工程数量与农业用地的关系，不是水利工程越多越好，选址和匹配也很重要，在不过度损害环境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经济效益是最终目的。秦朝的李冰因势利导，在岷江中游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项集防洪、灌溉、交通综合受益的工程。由于保护得当，在使用了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为人民服务，而且成为观光景点。这种因地制宜、开发与保护并举、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对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清朝的一位能人巧匠丁谓在修复宫殿时通过合理的方式使垃圾得到了很好的处理，通过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这样的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在当时确实是一项科学的施工方案。因为这一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这种垃圾填埋的方式依然还存在着，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聪明智慧，或许许多在现代使用着的方法和技巧在古代已经有先例了。

二、古代循环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的启示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而言的，是建立在生态学规律之上的一种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避免、减少、再利用、资源化、热回收、无害化处置作为处理废弃物的先后次序，构造上高度接近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反馈式流程，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解决中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缓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实现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而出现的产物。

循环经济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思潮的时代，这样算来，中国的循环经济思想是启蒙较早的了。中国古代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出了一种简单、朴素的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保护观，也是对古代劳动人民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的限制，最终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但它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都是现代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既为发展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提供了思想源泉，也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除此之外，节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等管理人口思想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着深远的意义，而强本节用所要求的适度消费和稳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对策，对水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在古代水利技术比较落后的时期，如果不注重水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引发不良的后果。譬如，唐宋以后，江浙一带不少官僚豪强围湖造田，使水面减少，“有水则无地可潴，旱则无水可戽。”明清之际的洞庭湖水域也是如此，政府不得不屡次禁令。在生态更加脆弱的今天，我们应该以史为鉴，无论是开发水利，还是修建水库、大坝，都要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工作，还要不断完善水利管理办法，做好一切预防措施，更要注重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在传统的水利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应该有所创新发展，如何让水利造福一方民众，如何让产生的环境破坏达到最小，如何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等问题都是现代水利管理所需要思考的内容。

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古代社会，资源开采是有限的，人们只能依靠节约资源来获得长足发展，这不失为一个适当的管理办法。而在技术先进的现代社会，世界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人类开采过的足迹。但是由于人口的激增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很多不可再生资源已经枯竭了，所以节约资源的管理办法已经在现代社会不够用了，更多的是要利用先进的技术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利用，以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让垃圾也变成一种可回收利用的资源，这才是现代循环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但是节约资源的思想在现代依然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提高市民的节约环保意识有着重要的宣传号召作用。从人们的实际行动做起，让节约资源由意识化为行动，由小部分人的行为转变为所有人的共同行为和日常习惯，这也是循环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

三、结语

当然，古代的循环经济管理思想并不都是尽善尽美的，依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是很难实现的。而洪亮吉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的对策比较偏激，无法实行。虽有一些超前的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济思想，特别是用于指导现代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应以辩证的态度进行取舍，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不仅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壮举，也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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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荀子：荀子・王制[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5] 管仲・七法[M].中华书局，1982.

[6] 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第三[M].团结出版社，1996.

[7] 孔子：论语・学而[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8] 墨子：墨子・辞过[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篇(5)

对于“文德”与“武力”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精彩的论述，比如汉代刘向就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之所以把“文”和“德”结合起来论述，一则是为了阐释文武关系的方便，二则主要是为了突出德行对武力的驾驭作用。对于“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极为深厚的。当然，先贤们强调“德为先”，并不是机械地把德看成是知识习得的一切了，也不是要把“德”与“智”、“武”、“才”截然分开，而是在强调德行在所有其他领域的重要性罢了。

二、人本德育理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此说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德行教育中最根本的教学方法，而且也在三言对偶中道出了“人性养成”的重要意义。人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存在物，人性的锤炼绝对离不开人自身的本性存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初期，齐国的管子就曾断言“人贵于万物”。管子本人就是在“人是万物之灵”的逻辑中阐述了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伦理经济思想的。“人本”思想和教育结下密不可分的渊源，应该说始于孔子时代。据《学记》记载，人要想提升自己的修养层次，“其必由学”，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学校教育来提升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教育不仅可以回归人的本性，而且可以使人脱离开动物的消极存在方式。因此，《学记》提出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思想。《学记》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否认了人的生理性存在，而是强调了“教”的重要性。“人本”思想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至近代晚期发展至鼎盛。这一则是封建统治几近灭亡，政治统治土崩瓦解，人性得以自由释放；二则是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精华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辜鸿铭、梁漱溟、晏阳初、蔡和森等著名教育家都提出了“人性启蒙”这一思想。教育家更是奋笔疾呼：“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遵循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忽视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就会衰落。“人本”思想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德育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三、生命化德育理念

“生命化德育”是指直面生命的社会价值，尊重生命的人本特性，促进生命全面、自由而个性化发展的教育。“生命化德育”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凸显生命的灵动，焕发生命的活力，激励生命的创造，丰富生命的意义。在其现实性上，生命化德育具有道德说教性、文化滋润性、生命方向性和政治引导性等四个方面的特点。它通过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的引导和教育，让其对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对他人生命抱以珍惜、尊重的态度，从而对社会及他人富有爱心，促进学生在生理、心理、灵性、社会性等方面获得全面而均衡的发展。生命化德育是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诸如“自杀”、“消极堕落症”、“抑郁症”、“颓废思维”等问题而提出来的。其实，这一思想早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存在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意识到后世诸人所可能遇到的生命困惑，提出了他的“生命养成说”。孔子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孔子把立志、立人、成才、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看成是个人成长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从而为人生在每个十年的最大困惑指明了心理的预期和希望。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生命养成说”，又添加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生命心志说”。孟子的心志说，强调生命的顽强和坚韧，指出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就人生的大业。孟子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心志说”是指向人的生命的，很明显孟子受到了春秋时期佛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人要经受长期的艰苦磨练，才能担当“大任”。这同佛家的“修炼说”异曲同工。值得一提的是，《易经》中也有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探讨的论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积极进取的文化思维，一直以来成为中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后经演化，“天地君子说”逐渐酿生成“德福制约说”。这一学说认为：““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也就是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享到人间的大福；靠德行之外的东西得来的福分，必然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德福制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中有些人不劳而获、投机倒把、养尊处优、丧志所必然带来的灾害性后果，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财富的增值原理，即“劳必有所得，闲必有所失”。联系今天市场经济的实际，这一思想还是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

四、生态德育理念

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客体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是生态学和德育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其中的“生态”一词是移植了生物学生态概念的结果，因而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系统的生态德育思想，具体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中国古代特别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缺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道合人事的思想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联系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天人观”为我们征服太空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哲学视角，“天人”之间已经不再是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那样“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已经到达了孔子所预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代所关注的天人关系已经简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共存样态。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2.义利观所体现的公平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仁者爱人”所体现的普世爱思想相比，“义利观”主要解决的是利益的共享和分配问题。其实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就在这儿。中国人之所以对“义利”特别重视，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贵贱和均贫富”思想。在今天的道德领域，我们也要效仿古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做法来识别人品。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也就是“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之友。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就品性领域，古籍早就告诉我们“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识别人品的第一要务就是看是否追名逐利，是否品行不端。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3.和同观所体现的甄别人品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也是与识别人品紧密联系的一个标准。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4.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荣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人历来非常重视耻辱观的培养。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耻观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知耻而奋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誉”，才能为荣而奋发。那种不经历知耻的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奋发图强。

5.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以身作则是进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通过自身的行动示范来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启迪作用，达到提升思想道德素养的目的。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五、知行相合的德育理念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行相合”的思想。比如荀子就曾说过“：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在这里强调的是“行先知后”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思想家提出了“知为先”的思想，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为了防止民众的反叛，古代的统治者还以“知识”来约束被治者，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以民众为被治者的“统治”思想，一旦汇进了知识的标准，就把百姓的“行动权”变相剥夺了。“知为先”有时空洞，“行为先”又容易盲目。那么二者之间究竟关系如何呢？国学大师王维指出：“中国古代肇始的知行辩，从现代层面上讲是一种理实之辩。这种辩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事实上，知行之辩到了近代已经发展到极盛。陶行知先生的一番话可以说给这一辩论做了最好的注解。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也就是说“知”与“行”无所谓先后，只能说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算是领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今天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知行相合的思想都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德育手段，应该大加提倡。

六、快乐德育思想

“忧吾忧以及人之忧，乐吾乐以及人之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为有价值的欢乐教育素材。除去斯宾塞功利主义幸福观所追求的“快乐至上原则”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快乐”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失却快乐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过分快乐的人生是庸俗低下的。什么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孔子的苦乐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孔子看来，快乐的标准主要不在物质的享受，精神性的享受才是真正快乐的源泉。孔子一生贫穷，然著书立说，教授门徒，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德育是一种激发人精神力量的教育，它重在用快乐的方式，以幸福、愉快、舒服、爽快为主观感受标准，通过各种愉悦的活动，使人道德品质得以逐步升华的一种教育理念。快乐教育和理性德育二者之间不仅不会冲突，而且还会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快乐德育思想不仅包含感性体验角度的快乐，而且涵括以“乐”为教材教育学生的快乐。正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乐”艺所提供的音乐素材，这些素材不仅可以在诸如“韶乐”的音质体验中享受旋律的激荡和壮美，而且可以激发受众思想品行的快速升华。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言：“当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当受教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当音乐的欣赏变成对施教者品行的效仿，当快乐变成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德性认同，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快乐。”

七“、德刑并辅”的治国理念

篇(6)

论文摘要:《蒙古一卫拉特法典》是古代蒙古族三大法律文献之一，被俄国著名东方学家雅金夫·比丘林称为“十七世纪蒙古社会的一面镜子”。该法典最具代表性立法伦理思想包括:“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尚善行善”的黄教伦理思想，尊重妇女的社会伦理思想。

法与伦理江是人类建立和维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两大规范。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法律与伦理道德浑然一体，在成文法发达之后渐渐地分化为两个体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法律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难以摆脱伦理道德观的影响。《蒙古一卫拉特法典》(简称《法典》作为古代蒙古族法律的典范，研究其所蕴含的立法伦理思想，有助于从深层把握蒙古族传统法律的价值内涵，有助于深人理解伦理思想之于法律的意义。

一、《法典》的诞生及其实施情况

北元以来，蒙古社会纷争不断，战乱频仍，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沙俄东进和满清兼并的加剧，蒙古社会危在旦夕。为调整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摆脱民族危机，1640年9月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在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会盟，组成了广泛的同盟，并制定了新“察津·必扯克”(蒙古语“法典”或“法规”之意)，即《蒙古一卫拉特法典》。《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巩固了封建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近半个世纪蒙古社会未发生大的冲突，尤其是对准噶尔汗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但随着1666年，准噶尔和喀尔喀因争夺吉尔吉斯牧区的克什提姆和实物税发生战争，以及1687年秋，土谢图汗察挥多尔济领兵进人札萨克图汗部，并进犯卫拉特部，进而进发噶尔丹东征，至此，((法典》的军事法、部族联盟等政治军事法基本失效。1688年喀尔喀附清河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准噶尔，蒙古法被纳人清朝的国家法律体系，但《法典》的部分习惯法和立法精神仍发挥着作用。清政府颁布的《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均大量继承了以《法典》为代表的蒙古民族的习惯法与法律思想[2]，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末，新疆的南路土尔息特的司法还受《法典》影响，1929-1930年在新疆考察的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在其《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中有如下记述:土尔息特司法部门的法庭是基于古代的传统，其主要方面是和他们祖先的正义观念一致的，其法律条文在1640年编纂成典。

二、《法典》立法伦理思想的体现

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曾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完善的法是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统一，是程序自然法和实体自然法的统一。呵法典》作为蒙古封建领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服务阶级统治的同时，做到了将法律与伦理相结合，这正是其生命力的源泉。《法典》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范畴，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笔者主要就比较有进步性、代表性的三方面伦理思想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法典》立法伦理思想全面、深人之研究抛砖引玉。

(一)“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

长期游牧实践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和谐共存的生态观已成为蒙古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天是“慈悲仁爱的父亲”，恩赐了人的生命;地是“喜乐好施的母亲”，抚育了人的形体;牲畜是“天地之命所生之”。“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法典》第24，25，57，58，72，80，82，112，116条中。

1.“草原中心主义”观念。草原是畜牧业生产的基础，是游牧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是蒙古族“草原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根渊。“草原是牧民心中的母亲”，所以，《法典》严惩危害草原安全和破坏草原生态平衡的行为。

第一，防止草原火灾。蒙古高原草木繁盛，气候干燥多风，是火灾易发区，为防止火灾，维护草原生态安全，所以从习惯法到成文法都有防火规定。《法典》规定:“在牧民迁出的游牧地方扑灭(残)火者，予以羊一头的褒奖(遗火者给灭火者羊一头)”(第57条);“由于仇恨而纵火者处极重之刑”(第58条)。蒙古高原纵横千里，草木繁盛，气候干燥多风，一旦失火，对草原生态和蒙古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所以，以上两条关于生活遗火和故意放火的法律规定，正是蒙古人草原生态观在法律层面的呈现。

第二，维护生物链平衡。草原生物链极其脆弱，需要人为干预。《法典》规定:“将海番鸭、麻雀及犬用于祭祀者科马一匹;宰杀各种蛇(除阿拉克乌拉的以外)用于祭祀者科箭两支，无箭者科刀子一柄”(第112条);“在王公禁猎区灭绝野山羊者，罚一九及驼一只之财产刑;不知(是禁区)而犯之者则不坐罪”(第25条)。蒙古草原动物种类少。其中啮齿目动物特别多，且在不同季节和年份，因雨量等原因，种群和群落的结构也不稳定。为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禁止对海番鸭、麻雀、蛇等动物宰杀，有利于控制草原上的虫害和鼠害，尤其是草原鼠是破坏草原生态平衡的一大公害，老鼠除了大量挖食草根外，还倒出大量的浮土，致使草原沙化。

2.敬畏生命，爱惜牲畜的观念。畜牧业关系着蒙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牲畜连接着人与自然，牧人已把友情寄托于羊、马、牛等“牲畜”，产生了爱惜、保护牲畜的伦理思想。《法典》规定:“从泥泞中救出骆驼者，得三岁母马一匹;救出马者得羊一头;救出母牛者得箭五支;救出羊者得箭两支”(第82条)，《法典》第57条和第80条也是类似的规定。“除无仔驼留下的母驼、脱疆络的母马、最近产犊的母牛外，挤(别人牲畜)之奶者，科三岁母马的财产刑(第116荣)”。挤无仔驼留下的母驼、脱疆络的母马、最近产犊的母牛之奶，既可给行人提供食品，也可解除牲畜的生理痛苦，完全是人性化的管理。

蒙古族是“马背民族”，马被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神鹭，没有马，牧人就失去了神明。蒙古人在经营草原的游牧生产、生活离不开马，在战争中，蒙古铁骑更使其赢得了震惊世界的荣耀。因此，蒙古人不把马当成一般家畜，而是认作朋友、伙伴。例如，在史诗《江格尔》中，骏马是仅次于主人公的第二位英雄形象。在《法典》中也体现了蒙古人爱马、尊马的习俗，规定“拒绝替换疲劳之马者，科以三岁母马一匹之财产刑”(第24条);“当着高贵者的面，殴打其马头者，科马一匹”(第72条)。

由上可知，《法典》是一部以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为基础，在“天人和谐”生态伦理价值观指导下制定的“生态法典”、“绿色法典”。

(二)“尚善行善”的黄教伦理思想

北元时期，蒙古社会长期混乱，原始的萨满教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初，黄教③先后传人蒙古各地区。黄教主张善行，倡说因果报应，反对战争和严禁杀生等教义，适合于蒙古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顺应了蒙古社会的发展，满足了封建领主以宗教神权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被东、西蒙古普遍接受，出现了“惟喇嘛之言是听”(清世祖实录)的现象。黄教在蒙古社会的广泛传播和信仰，对蒙古族的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活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17世纪蒙古社会的大法，《法典》亦深受黄教行善抑恶、严禁杀生这一伦理价值观的影响。最显著的影响是，《法典》基本废除了蒙古古代习惯法中常用的死刑和肢体刑，代之以具有浓郁游牧特色的罚畜刑。

在刑法上，第一，原则上不使用死刑，死刑只有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或威胁封建主性命的三种情况。甚至杀人罪，也用财产刑代替。例如，《法典》规定“儿子杀父或母，其财产籍没;父亲杀儿子，除本人家庭外，其他一切财产和人均籍没”(第31条);“杀隶者罚五九，杀女奴隶者罚三九之财产刑。丈夫杀其遗弃之妻子罚五九”(第犯条)。第二，对于偷盗事、打架斗殴事、危害公共安全事等一般刑事案件，根据案情和当事人、证人、举报者身份，处以不等的罚畜和赏畜，以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典》规定:“小偷把(所杀的牲畜)拿来偷放到(他人的)兀鲁思里面，则兀鲁思的领主对(小偷)科以罚一九的牲畜”(第94条);“偷盗大锅或三脚铁架者，系上等的罚九，系中等的罚五(牲畜)，系下等的罚三岁母马一匹，(第121条)。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总之，罚畜刑适用于杀人、放火、伤害、奸、偷盗、辱骂等一切刑事犯罪。 在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中，更无肢体刑，完全采用罚畜刑。如行政法中，对“奉命出差的使者拒不出差时，科罚一九”;物权法中，“在王公禁猎区灭绝野山羊者，罚一九及驼一只之财产刑;不知(是禁区)而犯之者则不坐罪”，等等。

蒙古法的罚畜刑最早出现在成吉思汗的《大札撤》中，但直到《法典》诞生以前，罚畜并不是一个主要处罚手段。《法典》一改古代残酷的肢体刑和死刑，几乎在每种处罚中都使用罚畜刑，黄教“尚善”伦理思想对这一法律变革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须说明的是，罚畜刑的广泛使用，还有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其他原因。

(三)尊重妇女的社会伦理思想

“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在蒙古族游牧经济社会里，妇女除承担着“缝衣、造酒、揉皮、挤乳、捆驼、帐房、收拾行李”等家务外，还要从事接羔、剪羊毛、熟皮、割草、放羊等畜牧业生产，甚至还要参加军事行动，“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擎而行……男女杂坐更相酬劝不禁。蒙古族妇女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亚于男子，因而在“父权”主导下的古代蒙古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未像农耕民族妇女那样低下，男尊女卑观念也相对淡薄，对妇女更多的是尊重和保护，产生了许多像“连可汗也是女人生的”，“对喂乳汁的母亲要敬爱”等蒙古谚语。蒙古族尊重妇女，这一伦理观念在《法典》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第一，为保护妇女人身安全，维护妇女人格尊严，《法典》做了细致具体的规定。其一，关于罪的认定以及处罚。《法典》规定:“妇女不愿意，男子强(奸)之者，则男子处罚一九。未婚之女子者罚二九，如女子心愿者罚一九”。包括女奴隶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女奴隶者科马一匹”(第69条)。其二，对骚扰、非礼女性的行为的处罚。《法典》规定:“拔掉妇女之头发或帽缨者处以罚一九之财产刑(第73条)”(这足够购买高贵者所遗弃之妻的价格);对“抚摸十岁以上女子之乳房或(与之)亲吻者”，不但处以财产刑，还要“用指弹其”(第73条)。妇女权益的立法，不仅保障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也使其免遭人身伤害。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有其先进性的反骚扰法，充分说明了古代蒙古族尊重妇女这一社会伦理思想是发达的。

第二，按蒙古族习惯，无论贫富，女子的双亲和养育者有给女子陪嫁的义务，这种习俗在《法典》中得到了体现。《法典》严格地规定了不同阶层妇女陪嫁财产的种类和数目，正视了蒙古妇女的经济地位。“得木齐(四十户长)之女的嫁妆，须成衣十件，衣料二十件，鞍子、笼头、外套及无袖短衣各一件、马两匹”;收楞额(二十户长)之女的嫁妆，须成衣五件，衣料十件，骆驼一只、马一匹”;“中层阶级的嫁妆为成衣四件、衣料十件、马及驼各一头”;“下层阶级之间的嫁妆为马及驼各一头，外套无袖短衣、鞍子、笼头各一件，’(第35条)。

第三，除上述以外，《法典》还做了减免妇女债务、保护孕妇的规定。如妇女在履行与封建领主或诺颜之间的债务时，针对特殊情况，《法典》做出了减免的规定:“妇女在运酒和羊的途中，取击其中的一部分(负债)，那不算数，如果(拿走)负债很多，那么负债应算一半(即偿还一半)”(第65条)。在旧“察津·必扯克”(即旧《卫拉特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妇女到王宫跟前请求免除自己或家族的刑罚时，从尊重妇女的原则出发，轻罚一般全免，重罚减半”。同妇女对蒙古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孕妇作为特殊人群，受到了社会的爱护。《法典》实行奖罚并举，对“护理产妇者，按契约支付报酬，没有契约时则赐马一匹”(第83条)，对“造成坠胎之因者，科以同胎儿月数相等的剐九之财产刑”(第73条)。

以法律的形式具体细致地规定了妇女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这一立法事实充分证明了蒙古族尊重妇女的社会伦理思想对《法典》立法的价值选择影响。

三、结束语

篇(7)

关键词：紫砂壶；品茶；品人生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049-01

紫砂壶艺起源于宋代，经历明清两代，紫砂壶艺逐渐成熟，发展到今天已是日臻完美，有“东方明珠”“华夏瑰宝”的美誉。

最初的紫砂壶，只是以一种日常生活用具身份存在。但经过五百年悠久的历史，今天它已渐渐地演变成一种艺术——一种融自然与紫砂为一体的民族的文化造型艺术，一种融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紫砂艺术。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茶文化热的悄然升温，紫砂壶作为沏茶的最佳器具，近年来，紫砂行业显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作为一名中年紫砂从艺人员，面对现实，端坐案头，心清神宁之时；夜深人静，辗转反侧之际，思考了许多许多……

我自小喜爱饮茶。儿时与同龄嬉耍满头大汗跑到田头，把父亲带去的茶水一口气喝了个痛快，一抹小嘴、一溜烟跑掉了；放学回家，烈日燻人，冲进家门，一壶凉茶咕咚下肚，也算一时之快了……我认为，饮茶是最开心、最朴实的生活。涉世之后，才知茶的学问博大精深。而紫砂壶是茶的载体，是茶道的艺具，是茶文化的派生物。从战国七雄到秦皇汉武，从唐宗宋祖到元明清朝，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包括儒、佛、道等教义思想，无不深深地包孕在茶文化之中。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因而饮茶——茶道再不只是生活而是古朴的诗经、楚辞；典雅的唐诗宋词；玄妙的琴曲；天人合一的道家修行；参禅顿悟的佛家信念。古人的；“茶即我，我即茶”、“茶禅一体”等等都是茶文化熏陶体现出来的高深幽远旷达的心境。

自然，茶道的主体是“品”，而茶道最终追求是“真”。这是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的转化、升华的过程，但是品者不同会有不同的目的，品出不同的结果。有人品茶，先设套路，步步相逼，品出个不欢而散；有人品茶，谈今论古，轻声软语，品出个地阔天空；有人品茶，虚怀若谷，情投意合，品出真知灼见；有人品茶，性情若水，怡情皆得，品出真情实感。可见茶道就是人道，一个心地善良、真实诚信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进而可以交流接纳，合作共谋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一个胸怀宽广，为人正直的人，才能以心换心广交朋友，互相帮助长期合作，反之何以当之。

在品尝茶之香、茶之色、茶之味中激浊扬清，方能成为品行端庄、艺术精湛的紫砂艺人。因此茶道也涵盖着从艺之道。若人在案头，心猿意马很难制作出上佳作品，更难成为真正的艺人。

茶道与经营之道也有着必然的联系。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便是茶道、人道。我们制壶是想推向市场的。经营售壶、信守诺言，遵守“游戏规则”，进而讲求经营之术，让消费者购有所得，物有所值，最终会和气生财、利益共享、皆大欢喜。否则，只能是得意一时，吃亏一世。

紫砂陶艺是工艺美术范畴的一部分，既然是紫砂艺术，那也不乏“创作”之意。紫砂历史上的艺术品是前辈艺人艺术智慧的结晶。能供后辈从业者学习借鉴，吸收其精华，吸取其营养。后辈从业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思维和工艺技法运用，把前辈的艺术营养演化为自己的东西，才能创作出新的作品。绝不能因强调继承传统而一味模仿和复制，不加思索便照搬照抄。这就不是艺术创新，而是重复制造。

紫砂陶艺创作作为一种纯主观的创新，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花很大力气才能成功的。凭小聪明不行，凭蜻蜓点水也不行，凭空想更是不行。它需要对紫砂材质进行精挑细选，对工艺流程精益求精，在操作性、可玩性、观赏性、前卫性、现代性上苦苦探求，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需要深思熟虑，需要踏踏实实地、不间断地下苦功夫。紫砂陶艺创作观念的培养与建立关键要不计名利、不贪小利，不断否定自己，从中发现新的自我，达到新的探索空间与境界。紫砂陶艺创作是永无止境，历久弥新的。这样才能承受经济浪潮的冲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留于不败之地当然，至关重要的一点，紫砂陶艺创作离不开传统，只有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才能真正使古老的紫砂传统与时代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