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的监管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私募基金的监管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具体针对私募基金行业，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议：所有管理一定资产以上的基金管理人，须向美国证监会注册；所有在美国证监会注册的基金管理人管理下的私募基金，都应符合监管机构在投资者及交易对手方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以及监管机构的报告要求。美国财政部的上述提议，无疑将对私募基金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加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4月2日，G20伦敦峰会发表声明，决定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并首次覆盖对冲基金。预计某些被监管机构认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PE和对冲基金，将被纳入监管体系。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Lally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的Douglas Cumming教授在Journal ofBanking and Finance上发表的《一致性监管和私募股权市场的发展》(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and TheDevelopment of Private Equity Markets)以荷兰市场为样本的研究认为，有效且一致性的监管已经被证明对股票交易有促进性作用，协调一致的监管体系对股票市场的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私募基金，根据针对荷兰机构投资者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研究人员得出了与股票市场相似的结论。

通过筛选。研究人员选取了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来研究监管与私募基金投资的关系，其中包括56家养老基金、25家保险公司和19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这100家机构投资者在2005年平均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产占他们总资产的1.09％，2006年至2010年这个值为1.44％，其中有19家机构投资者把超过其总资产的2.5％投资于私募基金，而超过5％和7.5％的分别有10家和6家。

并且，这些机构投资者有在未来投资于其他国家私募基金的趋势。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表示出在2006年至2010年有强烈投资于荷兰以外国家私募基金的想法，其中有3家准备把所有的私募基金都投资到荷兰以外的欧洲，有1家计划将所有的私募投资于美国，还有一些投资者计划将他们私募基金的1／3投资于亚洲。

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热情上升与监管准则的变化显然脱不了关系。在荷兰，近几年有过调整修改，且较有影响的金融市场监管规定主要有三个，包括2004年6月26日最终定稿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Ⅱ)、2005年修改完毕的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2006年修改完毕的新财务评估标准(FTK)。

BaselⅡ主要是针对银行体系的监管，通过对商业银行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虽然BaselⅡ对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没有直接的监管权利，但它同样可以给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带来影响。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在考虑其投资的效率时，肯定会考虑风险，这样就会有多样化投资的要求，而私募投资比股票市场有更高的收益期望。另一方面，按照BaselⅡ的要求，在投资之前必须进行详细的审查；即使机构投资者对BaselⅡ嗤之以鼻，比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不必遵守BaselⅡ，但这些资金的提供者和利益相关方却可能是BaselⅡ的拥护者，为了使他们的资产更加安全，他们也当然会要求这些机构投资者在做资产分布和投资决定时参考BaselⅡ的相关规定。因此，BaselⅡ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对私募投资产生影响。

IFR s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ASB)所颁布的一项全球公认的、易于各国在跨国经济往来时执行同一个标准的制度，用于规范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会计运作的指导性原则，使各国的经济利益可在一个标准上得到保护，不至于因参差不一的准则和不同的计算方法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从2005年1月1日开始，IFRS要求欧盟的上市公司必须将财务报表交IFRS进行审批。在这一点，荷兰走在了前面，从2005年2月起，在欧盟中率先要求所有的非上市公司也必须将财务报表交IFRS审批。

制定报表的标准不同可能影响机构投资者在私募基金中的投资，有些私募公司在评估其资产时相对稳健，他们只有在投资收益确保的情况下才将其计人资本；但有些私募公司，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投资的公司在处理其报表时显得比较激进，他们将其糟糕的投资表现略过不谈，而夸大其正在投资项目的价值。这样就使得私募公司提供的IRR缺乏可信度。当IFRs定下统一的财务报告标准后，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均按照IFRS的要求相对公正地记录其公司资产。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私募公司尤其是那些仍未退出项目的私募公司的可信度得到增加，使得机构投资者更加乐意投资私募基金。

FTK是与荷兰的机构投资者最直接相关的监管制度之一，实施的目的是将国际上或者欧盟中的一些标准引人荷兰，FTK第一次要求在评估资产风险等级时，不能由单个评估主体完成；风险评估模型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机构整个的投资组合。因此，在FTK框架下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肯定会刺激机构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私募基金与传统的投资渠道，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关联性不大，因此，FTK的变化将会刺激机构投资者加大对私募基金的投资。

实证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判断，FTK监管加强了机构投资者在私募基金中的投资，包括基金的基金和跨境投资。数据显示，如果将监管一致性的重要程度分为5个等级(1为最低等级，5为最高等级)，每上升1级，机构投资者对私募基金投资的可能性将增长20％，投资量增长O.9％。BaselⅡ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影响类似，不过没有FTK的明显。IFRS在多元回归的条件下不支持这一论断，但在单变量回归时，也可以得到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有影响的结论。

对于监管，机构投资者与私募基金的态度是对立的。一般说来，私募基金更加乐意将他们投资的项目对公众保密，不希望其财务报表被监督。他们认为，尽量少的监管可以使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金更加充足，因为在决定投资项目时，他们不

需要考虑来自监管方的因素，可以专注于项目本身，更容易带来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认为对私募基金监管的缺乏与私募基金财务报表的不规范是他们考虑不投资私募基金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私募基金受到的监管要比共同基金少得多，私募基金在投资一个项目时，不太愿意将他们投资的详细情况透露给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还没有退出的私募投资。私募基金受到的唯一监管是，如果基金具有一个公司实体，或者有有限合伙人，那么私募基金将受到他们的监督。或者，有些私募基金为了税收上的利益(比如以研发成本抵税)以某些政府部门的名义注册时，就将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与共同基金的最大不同是，在实际投资操作中，私募基金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管。

虽然私募基金更多地披露其信息有助于加大机构投资者对于私募投资的投资力度，但私募基金的经理还是强烈反对更多地披露信息。首先，披露信息需要成本，可能这些成本会超过由于披露信息而带来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收益。私募基金投资的那些公司(项目)也不愿意将他们的信息公之于众，这样可能会导致其现金的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相对于较成熟的私募基金来说，信息披露更可能给新的私募基金带来好处。在风险资本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往往来自于过去的表现。成熟的私募基金如果在过去有一个良好的投资记录，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资本状况。对于这些表现优良的私募基金来说，有一大批的机构投资者希望向他们注资。因此，信息披露不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好处，并且，基于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该市场等原因，他们也不愿意更多地披露其信息。

监管的缺乏往往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流动性的不足。一般来说，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要求基金可以持续10年的时间，而私募投资的项目带来回报的过程也很长，因此流动性很差。另外，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私募基金时面临着比其他投资更大的监管和管理成本，要求他们拥有更加高超的私募基金资产评级技术。相对于投资私募基金的可能高收益，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在乎其投资资产的安全性，因此在投资私募基金时慎之又慎。

相比而言，机构投资者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产比例受到严格的控制，他们还必须为其提供的产品对消费者负责。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客户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资产都在这些机构。因此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必然会很严厉，以防止他们拿普通老百姓的钱不顾风险地寻求高收益，机构投资者一般都被要求提供不同的合适的产品以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资产的分布应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有能够应付各种期望到的以及没有期望到的债务的能力。

在中国，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本土私募基金也开始大力发展。2006年12月末，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唯一一家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挂牌。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先后参与了中意曼达林基金、中国风险投资母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3个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但总的说来，从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到市场机制和私募从业人员，中国的私募基金还存在很多问题，亟需大力改善。

从荷兰的例子来看，监管对于私募基金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中国政府的定位比较模糊，没有一个主导私募基金的管理部门，尚不能形成有效监管；在监管理念上，也主要偏重于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忽视了私募投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可能对金融体系所产生的冲击。而事实上，投资者的利益是私募基金健康发展的基石。由于投资者与私募基金是一种信托关系，在把资金投入私募股权中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其资金的独立支配权。因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投资人相比管理人和托管人处于劣势地位，需要法律监督的保护。具有良好的监督环境，投资者才会对私募基金有信心，从而踊跃投资；同时，政府对私募投资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私募投资业，在税收等方面没有相应的优惠和政策支持。

中国可以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建立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提高了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视程度，提出了宏观审慎性监管的新监管理念，将与私募基金相关的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均纳入相应的监管范围。虽然中国目前的私募基金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成熟程度都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相比，但也应未雨绸缪。将私募基金放在整个金融系统之中统筹监管。另外，中国还需加强与他国监管机构以及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合作，在私募基金的信息共享、预防化解金融危机等方面多做努力。

篇(2)

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假如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熟悉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假如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治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假如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治理公司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然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外形态。假如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经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非凡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熟悉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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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私募股权基金

一、前言

在国内外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中，基金筹集问题、基金治理问题、基金风险控制问题、基金监管问题等都属于这一研究的热点，但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国内外关于基金监管问题的探讨少有突破，介于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研究现状，为了寻找更为有效且适合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正是本文就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所谓私募股权基金，笔者结合国际证监会在私募股权研究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将其定义为“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资本提供操作、管理或提供咨询服务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具备着企业的行为使其很难被清晰定义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参与者，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受到其国内证券监管者的监督的特点。在私募股权基金近些年的发展中，其逐渐出现了资本募集方式转变威胁投资者利益、信息不对称加剧项目风险、资本投资及退出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威胁市场稳定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类全球私募股权基金在自身和运作中都存在各种风险和新趋向，这才使得全球范围内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当下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使用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监管，这样才能够保证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有序发展[1]。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

结合上文中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前要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投资以及退出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与风险，而这种问题与风险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已经不能够较为妥善的予以解决，而政府干预的方式起到的作用也较为有限，为此寻求一种就能够较好保证私募股权基金活力、又能够保护市场稳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为了能够逐步实现这一构想，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理论。

（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概述。监管指的是对某一对象的监督与管理，其在市场中的应用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想要维护监管的公正、平等与自愿，就必须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出面，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就能够实现这一监管的顺利进行。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失灵问题中，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方式的转变，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基金运作中的委托风险，项目投资风险，资本退出风险等问题都是这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而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也存在着合伙企业法、信托法、投资法以及行业规范指引、行业自治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结合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为具备监管主体、监管对象、行业自律的监管方式、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的监管目标、充分尊重市场调节的适度监管原则的监管[2]。

（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原则。在刚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中我们提到，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目标为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而这里我们对其进行细化，就能够得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具体目标，而这一目标还包含着保证这三者在市场中平衡的任务。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属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其进行的监管才需要注重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三者的平衡，也只有保证这种平衡才能够实现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恰当的市场调节[3]。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想要较好的实现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就必须确立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两个监管主体。在具体的政府机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这一监管可以分为依法监管与合理监管两个部分，这里的依法监管指的是依法进行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的确立、权力的行使、责任的承担，而合理监督则指的是政府私募股权基金监管部门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这样才能够较好的完成这一监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机构在进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必须遵循政府有限原则，这样才能够保证政府只负责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等只有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最大程度上保证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在行业协会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中，这一监管主要仰仗的是商业的长期发展和商业习惯、商业管理的形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商业规律或是行业自律，这种监管具备着灵活性、专业性、效率性等较强的优点，这就使得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业自律监管非常重要[4]。

四、私募股权基金的国际监管模式比较

在对私募股权基金国际监管模式的比较中，笔者就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来说，在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主要由准入监管和运作监管两方面进行，而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这一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出台使得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监管力度开始增强；而在英国的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模式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英国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是英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主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相较于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更加强调行业协会监管作用的特点，而其行业协会在监管中主要通过业务培训、政策游说、行业研究和关系协调等方式完成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工作。在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保证风险投资协会成员与外部监管环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层面处理监管问题确保风险投资协会成员的利益[5]。

在笔者对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的具体比较中发现，作为全球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国家，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较强的实用性、先进性与成熟性。具体来说，在两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理念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模式经历了“完全自由”向“从严监管”的过程，而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念的发展就使得美国开始逐步实现“去监管化”，而英国在金融危机过后对自身模式的修改较小；而在监管权力划分问题，美国模式也具备着更为细致的优势，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所具备的优势，而本文所进行的基于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研究也将主要借鉴美国模式[6]。

五、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制度构建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工作中，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财政部、税务、工商、科技等部门都具备或多或少的管理职能，这一管理机构的复杂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就造成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不全面、相关监管法律之间协调尚待加强、监管主体、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尚不明确、自律组织的建设尚待继续推进等问题的出现，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就能够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7]。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为了能够切实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发展，笔者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参考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实际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四点关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对策建议，即建立以证监会为主导，与行业自律协会监管相结合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监管，建立严格科学的合格投资人标准，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规范基金管理人注册制度；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监管，完善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及被投资项目信息披露；加强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监管，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具体来说，在第一点提到的监管模式建设中，这一监管模式需要以证监会为王导、与行业协会自律相结合，这里我们需要参考美国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协会的建设经验，与我国当下已经成立的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共同实现这一监管模式的建设；而在第二点的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中，我国应从法律从层面制定严格的认定合格投资者的标准、严格区分非法集资与私募股权基金，控制资金来源，反对洗钱行为、并建立有层次有重点的投资顾问豁免制度，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能够较好的维护我国金融稳定；而在第三点中，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与私募管基金被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够避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的双重委托风险问题的出现；而在第四点中，我们需要建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相结合的资本退出市场，降低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成本，以此实现资本市场的完善，再通过完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规则及法律法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风险的方式，就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对金融系统风险的预防能力，真正降低我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风险，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8]。

六、结论

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日益发展的今天，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业界人士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由于我国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法律也开始日渐成熟，这就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问题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本文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提出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以此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庞跃华，曾令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05：48-51.

[2] 宋征.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的思考[J].证券市场导报，2010，11：30-35.

[3] 刘志阳，赵隆隆.私募股权基金最新国际动向及其监管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0：18-20.

[4] 张锋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分析[J/OL].河北法学，2013（06）.

[5] 安国俊，李飞.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态势及我国的路径选择[J].国际金融，2011，03：59-62.

[6] 张波.银行系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规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J].金融论坛，2011，11：67-72.

篇(4)

2011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了私募上。

1月14日，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2011年将重点关注提升市场效率、推动基金法修改等工作，“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

这是自2004年私募基金规模发展以来，监管层首次在相关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将研究规范私募基金的制度安排。业内人士普遍猜测，国内庞大的私募基金在2011年有望迎来实质性的“阳光化”。

私募潜行

长期以来，在公募基金由于政策支持而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私募基金却一直处于“灰色”地段――不公开的报表、飘忽不定的投资风格、灵活的操盘手法，以及远超公募基金的高额收益率。

虽然身份模糊，但并没有影响到私募基金发展的突飞猛进。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国内通过信托平台发行的证券投资类私募基金已达614只；私募管理公司的数目为242家；私募基金公司的从业人员已超过了3000人；阳光私募的资产管理总规模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010年国内股市表现疲弱不振，但私募证券基金的业绩表现却可圈可点。数据显示，具有持续业绩记录的587个私募证券信托产品2010年全年平均收益率为6.4%，跑赢市场18.91%，也跑赢股票型公募基金3.39%。

目前，国内的私募资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辽宁和江苏等地，以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在各省会城市，公开的阳光私募基金只有一两家，但私下的民间私募基金却至少有十来家。”一位在华东某二线城市从事私募基金投资的人士说。而江浙、广东一带还囤积了大量的游资，在行情渐起之时“重出江湖”，形成了目前私募基金“南强北弱”的格局。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模式大致有四种。

承诺保底，即基金将保底资金交给出资人，相应地设定底线，如果跌破底线，自动终止操作，保底资金不退回。严格意义来讲，承诺保底不是真正的私募基金。

接收账号，即客户只要把账号给私募基金即可，如果跌破10%，客户可自动终止约定，对于盈利达10%以上部分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这种类型大多针对熟悉的客户，或者大型企业单位。一般属于地下私募基金，不受法律保护。

第三种是投资人以股权的方式成立投资公司，聘请基金经理进行投资。自2007年6月《合伙企业法》生效后，这种类型的基金开始发展。

还有一种是信托基金，2005年在深圳开始出现“阳光私募”，即通过信托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进行托管，通过私募基金公司运作的投资基金。是目前唯一合法的私募基金类型。

信托账户掣肘

国内私募基金目前主要以阳光私募为主，其2000亿元的规模已经成为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2009年7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突然暂停信托公司新开设证券账户，至今仍未有重新启动迹象。“现在私募想要发行只能采取购买信托账户的方式，目前信托空账户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此前开设的多余的老账户，二是阳光私募到期清盘后闲置的账户。”一位私募基金公司的人士说。

虽然各种类型的阳光私募发行量在2010年再次创了一个新高，但现存的为数不多的信托账户已经成为掣肘国内私募基金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老账户日益稀少，信托账户的叫价越来越高，发行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对信托产品规模成立与投资顾问公司资历的要求等问题，导致部分私募基金公司的新产品发行计划被延期或者搁置。

私募排排网研究中心调查显示，53.33%私募表示停开信托证券账户对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对公司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限制。

“有限合伙模式因能解决目前账户问题，而一度成为业内焦点，但由于其高税收、进出问题等因素，有限合伙并未能如大家期盼的那般快速而大量的为阳光私募业注入新的血液。”私募排排网研究员田密表示，“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可能将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畴，对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监管要求、合格投资者等做出切实规定。届时，信托平台可能将不再是私募实现合法化的唯一渠道。”

业内人士指出，在信托账户停开的限制下，私募产品数量仍然快速增长，反映出私募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若《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后将私募行业纳入，私募发展将会更迅猛。同时，如果具体监管措施出台，庞大的地下私募可能会逐步走向阳光化，私募行业发展或将迎来井喷行情。

适度监管成共识

长久以来，国内关于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原则都比较模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和明确的司法解释，导致大量的私募基金在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上游走。虽然在《证券法》第11条中有一个相关的原则性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诱劝和变相公开方式”。但与日益壮大的私募基金力量相比，这些规定仍显得相当单薄。

目前，以信托产品形式募集的阳光私募基金在投资头寸、资金监管等方面的监管权在银监会，而私募股权基金虽无明确监管部门，但多数均寻求在发改委备案。

《证券投资基金法》编立之初，监管机构曾考虑将私募、PE等形式的投资基金纳入其中，但最终仅涵盖了公募基金，在原定的法规名称《投资基金法》前也加上了“证券”二字。事后来看，私募基金监管的重要性不断彰显。

“私募基金这几年来主要是借助于信托公司的合作把它变成阳光化了，但这不是制度化。我一直主张私募基金要纳入监管体系、纳入立法体系。”君泽君律师所管理合伙人周小明表示。

2010年12月4日，在第一届“上证法治论坛”上，尚福林表示，证监会将配合立法机关全面修订基金法，特别是要适应私募基金发展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按照统一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的原则，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为资产管理业务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近两年来，管理层对券商理财、基金一对多、一对一专户理财逐步放开。券商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私募性质。只是发起人属于国有性质，同时操盘的团队也是获得证监会相关资质的证券从业人员，这些属于监管范围的理财产品，其运作方式和私募基金并无太大区别。

“种种迹象表明，管理层对理财方式的探索已经逐渐拓宽，私募基金真正意义上的阳光化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次管理层提及的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则是私募阳光化的一个前提。”一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表示。

“招安”私募

2011年1月中旬，《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下发至各基金公司等相关机构，征求各方意见。此次修订草案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把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围，符合条件后，他们也可以开展公募业务。

《修订草案》中，为私募基金开辟了一个新的章节――第十章“非公开募集基金的特别规定”。

该章节中，第七十五条之一“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基金，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股权、股票、债券等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适用本章规定”。

除了“非公开方式募集”，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中的“证券投资品种”也在第二条中被扩充为――“证券投资，包括买卖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投资品种。”

“所谓的阳光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都被基金法纳入监管范围”，业内资深人士表示，私募只是一个大概念，目前只是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纳入监管体系，而且还是分类进行管理。

有市场传闻，经过此次修改后，之前没有被纳入监管的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风险投资基金(VC)、券商集合理财计划、信托投连险等，均被纳入监管体系。

但是，也有私募人士表示，“听说PE方面，由于发改委不同意，就没有放进去。”

修订草案中，第七十五条之十三规定，“经注册的基金管理人，其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经营年限、基金资产规模等符合规定条件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批准，可以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总体来说，私募还是比较草根的”，该私募人士表示，但至少，目前排名靠前的近20家私募基金，对此还是很关注，并有长远打算。

另有基金人士表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刚开始推行，这是一个需要逐步完善的复杂过程，“但监管私募基金，对市场来说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对于陷入成长瓶颈的私募而言，被纳入“正规军”亦为其成长开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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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6）建立双向交易机制，增加金融投资品种，使得私募基金有可能在股票、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产品所构成的广泛空间中进行操作，并借以提高证券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7）建立由私募基金协会之类的行业自律机构，并由后者相应制订非强制性的业务推荐惯例和风险控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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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系；法律体系；监管原则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难以健康发展

当前，虽然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国家相关部门根据自身情况，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不过现行监督管理规则的法律效力不足，目前，在私募基金的法律性质、合格投资人以及与相关方的法律关系等一些法律问题上，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法律空白。

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归纳汇总如表1所示。

在缺乏明确法律规范的前提之下，往往难以清楚界定合法私募和非法集资的区别，投资者对投资行为后果的预期也难做判断。因此，基金募集人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后，承担犯罪风险的可能性大，同时，投资者的既得利益也得不到到法律保障，这并不利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二）多重监督、低效管理

目前，除以创业投资形式存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外，还有大批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全缺乏监管，使得其设立和运作行为自由放纵。虽然不少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引进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企业，并规定可以由当地的发改委、税务局、财政局和工商局等多部门对其共同实施监管。然而，也正是因为管理部门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缺乏明确的管理思路，任由各地多部门自行监管，严重导致操作过程中多头监管屡见不鲜，而在多头管理的部门中，常出现抢权避责的现象，难以实现监督管理，而其运行效率也始终不高。

（三）监管目标不明确定，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

在实践派和理论派之间，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需要监管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人认为，能否保障融资便利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功能，所以宽松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最重要的，也就不需要监管。但是，笔者认为这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便是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已经比较发达的美国，同样存在着对私募股权基金严格的监管制度，在《证券法》、《投资公司法》等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的富有个人以及机构投资者，与其他相关的条文一起，建立了相对健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和投资保护制度。

资金来源不足，资金募集难度大是我国当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面对的问题，在这种压力下，出现违反现行规则的自己募集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必然，而事实上也不乏这种情况，从而导致了许多并不具有足够风险识别能力的承受能力的个人参与者参与其中，最终或多或少蒙受了一定的损失。因此，必须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对象，从而避免将这项活动中的高风险属性扩散到普通投资这当中，进而造成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从维护融资便利的角度，通过投资契约自由分配投资基金募集任何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国际监管趋势

以下主要是介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微观和中观面层面的国际监管经验和趋势，目的在于提高投资者对该行业的监督力度和效率，提升行业自身的自律作用，以约束业内机构和从业人员行为，从而使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一）基金筹集阶段

虽然通常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倾向与扩大基金规模，因为扩大投机基金的市场份额来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但是这同时也可能降低投资者的收益率。

当前应对的方法有三个：一是投机基金管理机构及从业人员将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投入基金当中；二是以契约方式确定投资者收益率的范围；三是在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约定投资基金的规模上限，并规定如果违反这一约定，将降低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报酬比例。

（二）投资阶段

复合策略型基金，有时存在多家基金投资于同一家企业的情况。而且，由于各投资基金在企业资本结构上所处地位不同，很容易在该企业经营不善时，相互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可以各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与投资人事先约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和决策事宜；其次，在保证基金正常运作时对部分冲突实行信息隔离；最后，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头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向投资者披露事件过程，以及是否有违当初的约定。

（三）管理阶段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在与被投资公司发生关系时，会产生各种可能由基金承担费用。缓解方法应对方法有三个：首先，事前协商由基金承担的费用范围，明确费用结构和可用基金管理费冲抵的费用；其次，由独立第三方核实；最后，在费用发生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四）退出阶段

虽然依照惯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续时间为5-7年，但是，为了让投机基金管理机构有充分的时间完成推出阶段，可征得投资者的同意以延长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但这同样也给部分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故意延长期限以赚取更多管理费提供了机会。对此，文章认为应对方法有两个：一是申请延期需要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二是，在基金设立初期，就明确延期时的管理费用事项。从而增加管理机构以此牟利的难度，减少以此获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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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基金 非信托契约私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特点及当前问题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募集资金从事证券投资的投资基金。相对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私募基金强调绝对收益。私募基金通过分配基金收益获取收入。通俗地说，私募基金必须为客户挣到钱自己才能分到钱。而公募基金不参与分配基金收益，而是按照基金规模比例提取管理费以获得收入。公募基金更重视收益相对排名，排名高则会有更多的投资人选择该基金产品，而基金产品规模增大会导致收入增加。

二是基金管理人必须购买一定比例基金份额，保证与投资人利益一致。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持有基金份额，可以赢得投资人信任，有利于募资过程的完成，公募基金经理人一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压力。但由于基金中在没有直接利益，有时会出现公募基金经理人利用基金资金高位替他人接盘，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从而严重损害公众投资人的利益。

三是私募基金投资选择更自由，投资决策更快，操作更灵活。公募基金对投资股票的仓位、单一股票的投资比例都有严格的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则不受限制。公募基金决策程序比较复杂，一次投资往往要经过研究部门、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部门、投资总监等多个环节。私募基金的投资决策速度快，因此更容易把握市场机遇。此外，阳光私募基金规模不大，通常是几千万至一个亿，相对于公募基金动则百亿的规模，私募基金更有利于资金进出，建仓成本低，操作也更灵活。

合法性问题是当前私募基金最大的发展困境。目前我国已出台的《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法律，都没能给予私募基金明确的合法身份。《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专门针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制定的相关法规也在2004年正式颁布时被全部删除。对此，阳光私募曾采用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的形式，保证私募基金合法性。但是，2009年下半年我国暂停了信托的证券开户，阳光私募基金的产品发行就严重受限。与阳光私募相比，一些松散的私募行为更是处在法律空白地带，投资者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可以说，合法性缺失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私募基金规模的扩大与健康发展，也会导致监管困难等次生问题。比如，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既没有统一的主管部门和监管标准，也没有权威的行业自律组织。

《证券投资基金法（征求意见稿）》趋势探析

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于2003年10月出台，并于2004年6月1日起实施。它仅仅是一部“公募基金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并没有被纳入到这一监管体系中。2009年3月，修法正式启动；2011年2月，《证券投资基金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出台，其对现行《基金法》作出了不少重大改革，具体表现在：

《征求意见稿》给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地位。《征求意见稿》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运用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较《基金法》所添加的“非公开募集资金”即为私募所涉及的范围。除第二条外，《征求意见稿》还单独开辟了第十章为非公募基金作出专门规定。

《征求意见稿》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纳入监管范围。明确界定法律适用范围并为私募单独开辟章节，意味着之前并不受《基金法》监管的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风险投资基金（VC）、券商集合理财计划、信托投连险等，均被纳入监管体系。这样一来，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监管权将大部分集中于证监会，证监会成为私募基金的监管主体。其意义在于，统一监管范围和确立合法性均有利于规范行业行为，避免金融风险发生，而统一监管标准也将促进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在同一平台下相互竞争、协调发展。

《征求意见稿》通过拓展“证券”内涵，扩大了未来投资范围。2003年版的《基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基金财产仅能投资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和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此条规定在《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二条中规定：“前款所称证券投资，包括买卖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投资品种”。此条修改，将基金投资范围扩展到“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者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及其他品种”。需要注意的是，《基金法》中“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被改为“投资品种”，去掉了“证券”两字，表明《征求意见稿》为其他基金投资品种留存了空间。这既为公募基金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也符合私募基金更加灵活的特性。

《征求意见稿》丰富了基金的法律组织形式。《基金法》第五条规定，“基金运作方式可以采用封闭式、开放式或者其他方式”。《征求意见稿》则在第五条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基金合同应当约定基金组织形式。基金可以采用契约型、公司型、有限合伙型等组织形式。”并在第六条明确了三种组织形式的责任范围。这三种形式为私募基金的独立发行开辟了道路，是私募基金未来可以遵循的路径。具体而言，一旦阳光私募和公募基金拥有同样的监管体系和法律地位，阳光私募就可以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发行从而避开信托渠道，不再受《信托法》的限制；同样，合伙制私募基金有可能依据《征求意见稿》享受与公募同等的待遇，暂免缴纳个税。即是说，组织形式的确定可以充分提高私募基金的竞争力。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来发展格局分析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细化为以下五种类型：信托契约私募、非信托契约私募、公司型私募、合伙制私募和松散私募。在《征求意见稿》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格局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信托契约私募发展速度将减缓。信托契约私募依照《信托法》进行发行管理，纳入正常金融监管体系，是当前最常见的阳光私募模式。信托契约私募遵循“信托公司+保管银行+私募公司+投资人”的模式，具有规范化、透明化的特点。但是，信托契约私募的关键问题是中介费用过高，降低了私募基金的竞争力。一般情况下，私募从客户处收取的管理费在2%左右，但托管银行、信托平台和渠道方费用就占了1.5%左右，私募只能拿0.5%甚至更少的管理费。此外，信托契约私募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资金托管、基金管理人提成和个人纳税等环节，粗略计算其收益率至少要高于公募基金30%才能取得等量的收益。这种私募模式对于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在新的《征求意见稿》下，私募基金很可能绕开信托平台，规避信托平台费用，降低发行费用。

非信托契约私募将快速发展。依据《征求意见稿》，可以直接成立集合理财计划，将托管交给用以保证投资者资金安全的银行，但同时避开信托公司渠道，这意味着私募基金可以获得大约1.5%的管理费作为维持基金运作的保底收入，私募基金管理人也因此不必急切地追求分成收益。这种信托契约私募的替代模式，或可在未来显示其强劲的竞争力。

合伙制私募将日益普及。合伙制私募以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存在，是未来私募基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其在章程中约定分配比例，不完全按照出资比例分配。这种模式具有门槛低、费用低、投资广、税负低等优势。合伙基金投资标的非常灵活，既可以从事二级市场证券投资，也可以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不作为经济实体纳税，其净收益直接发放给投资者，由投资者作为收入自行纳税，有利于投资人合理避税。

公司型私募更可能成为一种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模式。公司型私募采用公司式组织形式，参与者必须成为股东，按照《公司法》规定运作。在私募基金运营模式中，公司型私募基金模式税负最高，管理最为繁琐。从现行《公司法》和《企业合伙法》的法律框架分析，公司制私募证券投资要面临33%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此外，如果投资者不稳定，股东会出现频繁的变换，法律程序也更繁琐。因此，公司私募更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模式。以公司制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建立私募证券投资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仅可以规避无限连带责任，也方便基金管理人成立多支性质不同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