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意识形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的意识形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异同点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又能以宽容的心态接受各种宗教乃至不同文化。在中国，儒家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吸收佛道精髓的宋明理学，在元、明、清几代被钦定为官方权威思想，形成为定于一体的文化语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伊斯兰伦理文化与儒家伦理文化有众多一致，二者相互交融，在人们的宗教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

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关怀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教义中某些部分与儒家思想和精神相通，为穆斯林在中国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寻求与儒家相互认同、发展、融合的过程。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

(一)本体论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强调严格的一神信仰，以安拉为本位，以人与安拉的关系为重点，强调对安拉的崇拜和顺从，强调人对安拉的义务，甚至把宗教信仰和功修视作人之本性；而源于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化的主流，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庭亲情，关注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

中国儒家一贯主张是天命就存社会人事之中，不能离开社会人事谈及天命，只有搞好人事关系，才能得到上帝的赞许。近现代以来，对伊斯兰文化基本精神的认识更加明确，著名学者马次伯指出：“不尽人情，不合理性，不切实际，不可得而知的东西，违反了人性的需要的信仰，为回教(指伊斯兰教)所鄙视而认为异端。其基本精神，与儒家‘至诚’、‘尽性’、‘成德’、‘立本’的主张完全符合。不过回教更进一步，很具体地指出了人类对宇宙万能主宰的应有的态度，这就成为他宗教的本质。”

(二)认识论

就认识论而言，而伊斯兰教认为“夫正道之原，自开辟之初，乃真主自立，敕降天仙，……代已极，阐扬至道，道立纲常，而后有教。”即认为知识是由真主创立的，是人类不能企及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要求穆斯林爱真主所爱，恶真主所恶。然而中国儒家相信知识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它来源于社会生活。

总之，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儒家文化的重心则是伦理道德。“天即吾教所谓天地人物万有之真宰”，“天”即“真宰”，“天道”就是神道。

(三)人性论

关于人性论，伊斯兰教认为。至善、完美是真主安拉的重要属性，真主是“至仁至慈”、“至睿至善”、“至尊至大”的。人性的问题上，伊斯兰教认为人性具有善恶两重属性，一方面，人由于禀赋了真主的本性，人是天地问最高的典型，人具有最美的形态；但同时，人又是脆弱的、易受诱惑的，人具有作恶的趋向。 　人性的善恶问题上，中国儒家在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争论，除了孔子以外，孟子、荀子、告子等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荀子性恶说却持相反的言论，他认为人性皆恶，不以礼义矫正，则不能为善。告子论性则称：人性易变，无分于善不善。他说；“食色性也。”求生存和求配偶是人类的本能，是天命之性。”但宋明以后，“理学家普遍主张‘人性二元论’，即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理学家所建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结构，”代表了中同古代人性论思想的最高成就。

二、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同之处

“如果摆脱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从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与宽容的文化立场来看，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都具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而有其特色，从而也自然具有其局限”人类有着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或相似的社会问题，所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必有相同之处。

儒家文化虽以人学为主，以伦理为本位，但儒家文化不绝对排斥灭道，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还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讳言“天”的主宰的意义。“儒家在积极关注社会人生的同时，并不否定天道。儒家虽不热衷于宗教，但主张适当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继续和组成部分。”国家甚至把祭天作为国家宗教，极为重视。“天”字包含二义，一指形象之“天”，与地相对；一指造物之“天?，与物相对，是各教尊奉的最本根之存在。所以对于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共性解释应该“和而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别，另一方面主张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和谐。

三、结语

篇(2)

关键词：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74-02

意识形态批判是20世纪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围绕意识形态而展开的争论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坚力量。与之前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视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是由法国观念学家和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在1801—1815年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科学，即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观念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他和其他观念学家当时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他把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理论形态，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它同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统治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是“虚假的意识”。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以及其虚假性的阶级根源。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集团利益或特定的社会阶层辩护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而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辩护、欺骗、虚假和异化的本质特征。对此，恩格斯曾这样论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2]

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这一论述，列宁进行了发展。列宁从中性的立场来认识意识形态，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他力图通过肯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代表人物主要是从阶级革命传统的角度来阐述意识形态理论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该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形成成熟的意识形态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才有望取得成功。由此看来，他们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看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由上述论述可知，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或批判，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相联系来进行理解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所持的基本立场，从否定的意义上批判意识形态，但是，与马克思在政治层面的批判理解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层面上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因而实现了政治批判向社会文化批判的视域转换。“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在社会革命中而是在学术价值上凸显出来”[3]。

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意识形态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具有进行社会操纵、社会欺骗和社会辩护的功能，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其制造者们为巩固和扩大自身阶级利益而杜撰、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左右人们的思想，决定社会的生活”[4]。

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在弗洛姆看来，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在于它对现实的认同与文饰，遮蔽了人变革现实的可能性，使人无法认识和实现真正人的需要。他强调要用“真实的意识”代替“虚假的意识”，“正是人的自觉思维的盲目性才使人不能认识到他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才使人不能认识到植根于这些需要的理想。只有当虚假的意识被改造为真实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实在而不是认识到由于文饰和想象所造成的对实在的歪曲，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实在和真正的人的需要。”[5]他也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不知不觉的操纵。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通过现代人的单向度特征，揭示和描绘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操纵和控制的功能。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抛弃了传统中认为意识形态与实证科学并不相容的观点，明确地宣布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书中，霍克海默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桎梏，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霍克海默指出，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和揭示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全面论述了科技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它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经济机制变成强大的无形的统治力量。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控制形式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掌握技术便拥有一切，技术趋向于极权主义的转变。技术社会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政治系统，它具有奴役、操纵、控制人的政治功能，只不过这种控制不是通过采取暴力形式来实现的，而是表现为对社会中的对立派别、对立意见在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上的无形压制，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技术统治是更为巧妙的统治，是一种在不合理中体现“合理性”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让被统治者感觉到“舒舒服服的不自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提出了科技两重性的思想，他将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科技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使科技意识形态在特征、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从而使科技意识形态的理论更加成熟和系统化。

三、视域转换的背景分析

（一）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推动

二战后，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西方世界面临严峻的文化危机，技术理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此外，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政治冲突的困境更加困扰着现代思想家，因而它构成了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主题。这就为对意识形态进行技术文化批判提供了土壤。

（二）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范围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批判视域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独立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都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他们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应用于政治领域。这样说并不代表马克思仅仅把意识形态限定在政治领域，并不表示他要把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等内容纳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而使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成为政治的附庸。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和内容，应该承担起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的功能。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 对意识形态概念解释的外延更加宽广，在他们的观念里，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还包括技术、文化、科学、心理等内容，他们把“与真理相对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6]；“那种认为哲学、道德、宗教等信仰行为、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都具有这种功能的主张并没有揭示出那些始作俑者的个性，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行为所起的社会作用。”[6]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否定：关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也表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实质性的，因此它便属于技术统治的形式本身。”由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是把科学理论、文化体制、技术理性等这些并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也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把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也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理论、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法律思想、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虽然具有非政治化倾向；但当它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和政治倾向，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统治，就会使它成为行政机关实行暴行的合法化的修饰，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哈贝马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渐加强，这种高度的关注就使经济问题也逐渐地成为政治问题；而当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时，政治问题渐渐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同样道理，大众文化以“文化工业”为载体，通过通俗的形式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广告艺术片等，广泛流传于社会大众之中，它也具有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引导大众的虚假需求，提供维护其利益的肯定文化来操纵人民大众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抹杀人的个性，消磨人的批判思维，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范围的延伸，因而造成批判视域的转变。

四、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评价及当代价值

（一）理论评价

1.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20世纪文化危机为背景的特殊异化理论，它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科技的异化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深切关注。

2.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否定的维度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的控制更加深刻，科技意识形态使人们渐渐丧失了批判的本性，成为单向度的人，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从而把科技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我们认为这样片面地理解科技意识形态是错误的。科技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双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不能因为它的弊端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从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科技异化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只进行科技批判不足以揭示其根源。

3.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侧重于对科技的政治功能的分析，忽略了科技的其他功能。我们在研究科技异化、使用科技意识形态概念时，不仅要重视它的政治控制功能，同时也要发挥它的价值导向功能，这样才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分析。

（二）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虽然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但其对于科技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从现实层面来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的根本，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维度。但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尺度上讲，我们必须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把握科技发挥作用的尺度，避免人被科技产品控制。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科技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区分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我们的建设才能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迈进。

2.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的社会导向作用。现代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其发达的科技，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文化产品等工具和载体来宣传其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全世界，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因而，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共有的宣传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对我国革命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正确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翁志勇.经典原著选编导读[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8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6.

[3]周宏. 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进程[J].南京社会科学，2004，（2）.

[4]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7.

篇(3)

[关键词] 文化；意识形态；儒学；意识形态建构；启示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以政治信仰为核心，是对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从范畴角度看，意识形态包含于传统文化之中，它不能凭空产生，除了与当前的观念材料结合，还具有一定的传承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 [1]（88）儒学，作为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根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被封建统治者捧上圣坛成为古代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封建社会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还渗透进当今的社会生活之中。深入探讨儒学的理论品性，探索儒学渗透力如此之大的原因，势必可以为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所借鉴。

一、意识形态的文化属性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理论体系中一对重要的范畴。文化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且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接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是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孕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未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意识形式所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这些意识形式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社会思想、伦理、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而并非机械的累加，并且它们与经济基础也不是“等距”的关系。按照与经济基础的远近，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法律思想，它们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第二层次是教育、伦理、艺术，它们离经济基础较远，但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第三层次是哲学、宗教，它们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形式。而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在结构上可以分为由外而内，由边缘至核心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文化层，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人们衣食住行的基础；第二层次是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第三层是行为文化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以风俗、礼俗等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第四层是心态文化层，是人类社会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等。（这里“心态文化”大体上相当于“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的概念）而“在每一种文化中，最核心、最稳定且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构成了文化的灵魂。”[2]（116-120）可见，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文化，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人们接受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潜移默化地接受意识形态的过程。

其次，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整合的作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包括宗教、信仰、风俗、道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一系列精神财富，体现着人类历史活动的过程，具有历史的一致性与传承性。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往往处于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中，这些先前文化所包含的一些观念便会对后续的人们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而文化正是通过这种传承“决定了社会个体的语言、心理、思维等结构，进而决定了社会群体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并潜移默化地积淀为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内在支撑，发挥着价值导向和精神激励的功能。”[3]（155-160） 例如产生于西方，而它正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后才最终被广大中国人民接受，是中国化的必然逻辑结果。可见，一种意识形态是在某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并时刻受其影响。

再次，文化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载体。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精神，其核心要素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理论认为，人首先是一个实践的主体，接着才是一个认识的主体。因此，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只是文化较多地指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常以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形态反映着社会存在，展现人们的生活，借此得以固定并留传影响后世。因此，以文化作为载体的意识形态与常以纯理论说教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相比，更容易走进人们的心里，也更容易使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完成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接受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根基的意识形态更容易融入生活，也更容易被人们认同和接受。文化是意识形态有力的传播工具。

综上，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相互联系，进而决定了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都无法脱离对传统的借鉴而孤立进行。文化较之意识形态有独特的亲民性与渗透力，这恰恰可以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将自身所包含的价值观通过文化载体内化为人们的政治认同。正如列宁所言：“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4]（362）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何以必然

纵观中国历史，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治国学说和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但它们最终在历史的车轮中或被解构消融，或被兼并吸收，无法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然而，儒学在百家争鸣的较量中脱颖而出，建立起自己的官学地位，不仅成为历代帝王统治的指导思想，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规范形式渗透到广大民众的生活中，扎根于他们的心理，内化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并最终成为整个封建宗法社会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统治，指导其运行的理论和思想都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要想考察儒学作为我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何以必然，其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何以可能，就必须将其拉入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境遇中来。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都离不开经济的土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经济形态，它是一种不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形式，由于那时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技术差规模小，单凭个人难以完成满足日常需求的生产任务，与之相适应而产生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土地成了维系人们生存的主要因素，而男性由于体力优势成为家中支柱，由此形成了人们对土地和男性家长的依赖。同时，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这种小农自然经济久而久之使人们形成了敬天尊祖、崇古崇长的心理，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推动下，衍生出了宗法家族制度，而后者无疑投影了整个社会的宗法专制体制。再从历史上看，宗法等级是我国古代的基本社会结构，整个奴隶社会包括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建立在以家长制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上。这种宗法制度即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时期的血缘亲属制度，集中体现为家族本位意识，家长在家族中威望最高，特别是男性家长有着绝对的权威，这种家族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按照伦理顺从的规则处理人际关系。

儒学是一种把民间伦理上升为理论高度的学说，所反映的正是小农社会的伦理关系。儒学本只是先秦时代流行的众多政治学说之一，它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模式一样，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礼”、“仁”、“天”，“它们像三根柱梁一样，支撑起儒家学说的理论大厦。”[5]（242），其中“礼”为社会观，“仁”为价值观，“天”为哲学观。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学为官学，至此树立了儒学在整个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历代帝王无不看重儒学，将儒学作为自己的治国工具，贯穿于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之中，“三纲五常”学说更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甚至儒家思想成了官方的指定教育内容。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由于其产生于宗法社会这一基本社会结构，而我国古代也一直没有脱离宗法社会的本质，一直以三纲五常为人伦，以孝悌忠义为核心，所以，儒学也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一切外来的冲击最后反而成了“儒化”的过程，形成“汇通儒学”的结果。另外，科举制度的建立，又使儒学成为人们走上仕途的敲门砖，由此也成了连接统治者和平民的契合点。因此，以伦理思想为本的儒学除了具有强大的渗透吸附同化异说的能力外，还拥有一定的民众基础，有利于统治者巩固统治次序，所以历代帝王都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对其稍加改造便可以作为治国之道。

三、儒学拥有坚实群众基础何以可能

毋庸置疑，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民族精神与社会心理，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当时社会主要阶层为例，从统治者角度，把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自己的思想通过编书修史注入其中；从士阶层角度，学习、认同儒学是他们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径；而民众更是将儒学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可见，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拥有着坚实的阶级基础，这是它可以在学派林立的较量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种意识形态学说被广大群众接受认同，只靠自身理论的演绎和统治者的刻意提倡与维护是不够的，“回顾人类社会的政治历史，许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运作往往游离于客观性的合法性资源，缺乏现实的道义正当性或统治绩效的依据，其合法性辩护往往只能诉诸于某种抽象的理论推演甚至是非理性的独断论”。[6]（24-31）因此，一种理论要想获得群众认同进而具备合法性，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品质，这样才能形成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如上文所述，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反应古代宗法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升华，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正是由于其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脱胎于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沉淀于民众的心理之中。儒家思想和宗法政治的结合，全面地应对了家族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为中国的宗法农业社会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家族文化形态的政治理念、礼乐规制、道德规范和教育方式，合乎中国古代的国情。[7]（164）

同时，儒学还有浓烈的亲民性和世俗性，即儒学自身具备在古代社会获得广泛认同的可能性。民本思想使其在民间有天然的亲和力，例如孔子倡导“仁政”，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有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为民为国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都体现了贵民的思想，也是历代统治者所需要的，因为中国古代作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劳动者的安居乐业是整个社会得以发展的保障，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即使一个王朝拥有强大的手段，也有面临民众“揭竿而起”，自身陷入土崩瓦解的危险境遇的可能。这是被历史证明的，因此很多“明君”特别重视民本思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被用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其宣扬的尊君、礼制、忠孝等一系列德治教化的思想对束缚人们的思想，稳定封建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儒学在贴近人们的生活方面具有其他学说不可比拟的优势。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古代人民特别重视现世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对尊老爱幼、和睦谦逊、爱家爱国等优良道德传统的崇尚，这些道德伦理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而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伦理元素，正是对此的提炼，集中反应了爱国明志、持节自强、诚信知耻、敦亲重义等民族品质，为人们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纵观儒家典籍，除了记载着一些客观史实以外，关于如何做一个有意义的人也是其重要阐述的一个方面。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生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两个过程综合的结果。

篇(4)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融合受到挑战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形态，呈现出“双刃剑”特性，有其积极的一面，显然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讲，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发展存在着生存土壤的挑战性影响。而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性发展的关键时机，网络文化的无形介入，必然使得对接性工作进展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挑战，比如，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过程面临曲折性，甚至造成发展方向的偏差。

（二）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背景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一方面，国内多元化发展再加上呈现出的利益多元化，而这些性质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网民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一时没有体现出利益性而选择冷淡，再加上网络监督机制的缺失，很容易导致网民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特性，让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网络渠道无形渗透到网络文化当中来，让我国网民在上网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如若不加制止，任其发展的话，最终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带来挑战。

（三）网络对人、事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存在着放大效应

网络本身虚拟，人对着电脑、手机就可以自由表达，这本无可厚非。但平时在现实生活没有表达渠道而又消极的内容便在网络中找寻生存的空间，再加上网络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监督的力度不到位等等，会出现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利的言论。在网络中，一旦传播出去，无形中就放大了不利言论的影响。这也行是一种网络不道德行为，是网络文化并不健全导致的。

二、网络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路径选择

网络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从个人角度切实注意网络中一言一行以维护网络文化形象，更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有之意。除此之外，更应当制定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加强与捍卫网络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地位，决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深度挖掘网络平台优势，塑造先进性网络文化

网络平台作为一个虚拟平台，看似摸不到，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网络平台作为一个新兴平台，在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了其他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体现在：一是网络文化依托网络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凸显广度和深度优势；二是网络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和手段优势；三是网络文化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四是网络媒介不受时空限制、流通量大、开放度高、交互性强的特点增强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网络平台优势，让我们竭力塑造先进的网络文化，发挥先进网络文化的应有之意，让其引领网络风尚，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规范网络道德行为。

（二）探究网络文化优良品质，更好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

网络文化的优良品质是网络文化所凸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方面，也是其宝贵的方面。随着网络影响的深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网络表面现象的层面来看网络文化，而应当深入挖掘与探析网络文化的优良品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网络文化除了具备文化的优势之外，还具备自身独特的优良品质，体现在：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速度与被接受的公平性；二是网络文化的大众性与平民性；三是网络文化的延展性与互通性。这些优势的深度挖掘方能更好发挥其作用。

（三）加强网络平台监控，营造良好网络文化氛围

网络环境的陌生性以及虚拟性为不良道德的网络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提供了新的存在土壤，在网络环境下完全靠道德的力量，完全靠个人的自觉行为，起不到维护良好网络文化氛围的作用。因此，应当加强对网络的监管。第一，应加强对网站的监管，尤其要加强对社交性网站、新闻类网站等的监管力度；第二，应当逐渐推行网络实名制；第三，加强对聊天软件等的监控力度，加强识别功能，拦截不道德言语，避免夸大化，甚至避免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网络犯罪。

（四）加强网络文化理论研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的进行。意识形态问题既可从理论角度进行内涵塑造，也可从实践角度将意识形态体现到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因此，应当加强网络文化理论研究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准备。具体路径体现在：第一，加强网络文化内涵性研究与建设；第二，加强网络文化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第三，加强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机制研究。

（五）寻求现实环境与网络虚拟环境的结合点，使得网络文化更好地对人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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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意识形态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观，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物质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意识形态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所谓实践性就是指它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从而引领人们的实践活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实践性反映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时，就是它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为龙头，通过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拓展产业链，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总体竞争实力。通过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原崛起”等经济建设战略，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了全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gdp数值的较快增长，但在一些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等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过度依赖等问题制约着发展可持续。由此可见，仅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指导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次变革，突出的表现是从经济开始，再逐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 

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对经济建设作用 

1.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导向作用 

引领经济建设方向，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并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因为它是人民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人民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而处于党政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对经济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经济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成功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使人们从内心认可经济建设中各种财产关系的合理性、交换关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关系的正当性，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规则的“认同感”，以减少体制在转轨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摩擦费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这种机制是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决定的。 

2.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建设的客观进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十五规划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重大飞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在本质上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虽然国家处于全面经济振兴阶段，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迫切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人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对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考验。应对这些考验，需要各级党政组织从自身做起，为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旧、平凡干事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工作中敢闯、敢试、敢争；坚持开放创新，摒弃落后的体制机制，以敢于担当、追求卓越执政理念，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审视自我、谋划发展。并对全国总体格局进行了正确判断和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基本认清了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发展大势，总结过去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 

3.社会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之重点。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其中的文化产业竞争又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内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文化看似无形，但对经济发展的引领、鼓舞、凝聚和保障作用是现实而且巨大的。 

文化发展问题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以解决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受到高度重视，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文化创新更加活跃，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30多年来，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夯实了发展基础，并积蓄起了强大的发展势能。而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跨越发展、推进全面转型的历史新阶段。新阶段更加突显的新特征、新任务是加速发展，释放后发优势，在这个“经济建设升级”跨越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兴国”应势而生，深入挖掘我国丰厚的文化底蕴，改造或摒弃那些原有的落后文化，加快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培育和弘扬具有先进性、时代性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成为引导、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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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意识形态；民族性

中国广告的历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各个领域。广告文化也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意识形态称之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理论上，它是一个由“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宗教、哲学和艺术等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一、意识形态是构成广告传播时代精神意蕴的重要因素

1．政治观念成为广告其精神意蕴的重要因素之一。1)皇权与封建礼教观念在广告中的体现。禹铸九鼎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广告事件，这也是政治观念成为广告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开始。以鼎代指国运，当时产生的九牧、九州等概念都成了今天中国的代称。除此之外，秦车和仪仗都是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广告宣言书。

2)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在广告中的体现。1931年10月5日，“美丽牌香烟”广告将东北二省地图及铁路干线大幅画面刊登在《申报》头版，提醒人民注意东北形势。广告语为：“国人爱国，请用国货”，“热血同胞，不可不知万宝山事件，爱国男儿不可不吸万宝山香烟”，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3)政权思想、政治路线在广告中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广告主要反映巩固国家政权、树立国家形象、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的政治意识形态。

4)和谐思想在广告中的体现。第一，体现环境和谐的观念：计划生育、环保的广告大量出现。如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栏目中播出的系列公益广告——《老马的故事》，告诉我们要爱护环境，讲究社会公德，建立和谐社会。第二，体现祖国和谐的观念，出现了很多庆祝香港、主题的广告作品。第三，体现与世界和谐的观念。获全国第二届广告作品展一等奖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广告，以一轮初升的太阳为主体画面，跑道向外有无限延伸的宽阔感。跑道上方一架飞机在飞翔，广告语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广告创意生发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与世界接轨。

2．哲学观念、宗教观念、艺术观念丰富了广告传播的精神内容。1)哲学观念完善了广告文化精神的内容。许多广告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如《文帝亲尝汤药》、《闵损单衣奉母》、《杨香扼虎救父》、《朱寿昌弃官寻母》、《董永卖身葬父》等年画广告作品，以真人真事宣扬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千岛湖风景旅游管理局所做的千岛湖电视广告，字幕是：“纯，淳，醇，心泊千岛湖，杭州千岛湖”。广告的创意亮点正是道家思想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反映。

此外，为无国界医生做的公益海报《愈合战火中的创伤》，画面采用刨可贴将子弹贴起来，体现了无国界医生救死扶伤、热爱和平的精神，也传达出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

2)宗教观念完善了广告传播的精神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成为人们寄托愿望的广告载体。龙门石窟药方洞涉及了针灸疗法，以广告的形式提醒人们按病索方，以示佛祖显灵。

3)艺术观念完善了广告文化的精神内容。随着广告媒体的不断变化发展，广告中所体现的艺术观念和意识形态也不同。

原始社会中，广告传媒技术低下，表现形式和种类比较单一，体现出具有萌芽性质的艺术观，具有很浓的民族特色。在当时，商业行为一般只有“商、贾”两种经商方式，一种通常采用物物交换的“实物广告”，一种通常采用以听觉的刺激达到广告效果的“音响广告”。

文字和印刷媒介出现后，形成了招牌、幌子广告、对联广告等广告形式，在此阶段，艺术观念传统朴素。广告一般采用直观描绘的方法，如药店就画一个药葫芦，表示行业的性质0采用中国传统社会中喜闻乐见的蝙蝠、元宝、桃、莲、葫芦、如意、八卦、龙、凤、福、喜、禄、寿等大量的吉祥造型符号，反映了中国民族文化特有的心理内涵。

l9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广告媒介逐渐向中国移植，出现了报纸、杂志、路牌和橱窗陈列等新的广告形式，还有车身广告、小册子广告、样品广告等等，广告媒介形式多样化，注重艺术性。广告开始重视创意和编排，图形与广告语表现得富有创新意识。如：二十年代，梁新记双十牌牙刷采用“一毛不拔”作为广告语，这话原出自“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本来是带有贬义的，梁新记却用“一毛不拔”来说明牙刷耐用、不易脱毛的特点，新颖独特。

二、意识形态是形成广告传播民族个性的主要依据

按照本尼迪特克所理解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民族性是文化的第一属性”。广告文化的第一属性也是民族性，其核心原因在于广告文化反映的意识形态具有民族性，它是民族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东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反映这种民族意识形态的广告也不同。

西方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在题材的选择上也非常大胆、开放，可以将总统作为广告调侃的对象，也可以非常坦然地展示人的欲望，利用“性”做诉求的广告比比皆是。在第45届戛纳国际广告节上获金奖的一则巴西的止痛药广告，直接以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桃色事件为背景而制作。画面上是一脸沮丧的克林顿前额上贴着莱温斯基笑容满面的照片，克林顿的头像旁边是一瓶TY-LENOL止痛药。广告标题十分清楚地点明：“TY—LENOL，特效强力，医治特别头痛的问题。”

然而，古老的中国文化发源、发展于相对封闭、内省的心理环境，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讲究中庸，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哀而不伤，乐而不”。古代的贞节牌坊正是以表彰死了丈夫，而独自守寡一生的妇女，是象征此人从一而终的有力广告。美国人追求个人享受、个人意志、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国广告在题材选择上与此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文化崇尚的价值体系中，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长虹广告的广告语是：“太阳最红，长虹更新”、“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完美体现了长虹以国家、民族昌盛为自己使命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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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群体十分特殊，他们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和热情，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正是科学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很多研究证实，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应该看到，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在中国，青年人中间大学生群体是文化水平比较高同时政治素质又比较好的群体，这个重要人群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是中国未来走向和国家前途命运极为关切的影响因素。通过近几年对学生政治信仰状况的滚动调查，笔者发现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大学生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当今世界是一个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的关注中心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和人文等方面，不再把政治放在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改革开放后，青年人中间价值观念的“去中心化”现象正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注重个性化的发展，受此影响大学生对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更加关心，改变了原来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理念，出现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并重的现象。而此时他们还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尚没有定型的群体，在这种冲击和变动中有人停滞不前，有人无所适从没有方向感，因此引起了政治信仰缺失。再加上80、90后大学生崇尚个性特立独行，求新求变中甚至还有点叛逆和愤世嫉俗。大学生从自身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氛围中认识到自己正享受着国家发展的成绩，但是个别同学因为自己所接触到的社会问题而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有些失望和灰心，造成政治信仰的弱化。还有个别同学因为教育和就业问题，而对国家的治理方案产生怀疑。甚至有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和暴力影片，对政治有排斥心理。第二，部分大学生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态度不积极。思政课仍然是学生政治方面知识的基础来源。大学生认为我们有必要上思政课，但是思政课程也需要改进，老师的教学方式需要改进。在多媒体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思政课不能再一味的读读课本教条，这样很难激发大学生的热情。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政治现象和信息呈现在民众面前，大学生早期接受的很多政治教育元素与现实之间因为一些负面因素而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大学校园与社会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一样的距离，这使得身在校园的大学生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也会有一些偏差，这也将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信仰。现象、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风气低俗等问题也会让激情满怀的大学生很难冷静、客观的对待社会问题，一些信仰问题也随之而来。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中西文化的冲突，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减弱

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取向，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价值取向以强调自由和竞争、张扬个性，崇尚人权等为特点。这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能共同促进双方文化的发展，但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或没有做好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应对，则容易导致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渐弱，给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

（二）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容易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导向失控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迅猛发展，网络成为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手段、新阵地。无限网络打破了时空界限，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使互联网上各种文化思潮并存、激荡。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其在网络技术上的优势，将网络作为向我国大学生渗透其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大肆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及有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作用，容易造成人们意识形态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和迷茫。因此，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已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增加了高校舆论导向的控制难度，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导向失控。

（三）在多元文化碰撞下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容易导致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激烈冲突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优势，采用各种方式对他国实施文化渗透，企图同化、消解他国的文化传统，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综合实力处于弱势的不发达国家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即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否定自己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由于我国经历了备受欺凌的近代历史的发展阶段，建国后又有“”的挫折和失误，另外改革开放后人们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发现原有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人们为中国的落后而痛苦，也引起了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空前规模的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民族虚无主义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偏激的、割裂历史的文化反思，是对本国、本民族缺点的放大和对本民族传统的完全抛弃，以及对西方文化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的过度美化和采纳，很容易导致大学生出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进而威胁到高校乃至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新路径

（一）以多元整合的态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社会精神文化的导向与灵魂。同时，当今中国文化渐趋多元，就会有多种其他意识形态成分的存在。虽然有些敌对意识形态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挑战，但同时一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补充。因此，要维护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把握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应该采取兼容并蓄、多元整合的文化态度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大放异彩。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具有宽容和对话的精神，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采取理论灌输、政治宣传、组织谈话、领导谈心等方式，注重形式，未能很好联系高校师生的现实生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高校师生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需求，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价值取向的迷茫和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也应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改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高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具体而言，在教育内容上应做到信仰教育与情感教育相结合、社会发展需求与人的发展要求相结合；在教育沟通上，不回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发展中的问题，采用正面教育与反面例证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与学生的平等对话机制。这样，大学生在对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差异的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与鉴别的基础上，能够自主选择个人所应确立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就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本文来自于《黑河学刊》杂志。《黑河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二）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高校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宣传和讲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还是大学生“四观”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讲解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课程。当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理论教学专职队伍是一项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具有坚定的和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具有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教学艺术；其次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关注社会实践，关心学生、认识社会，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放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把理论成果的精髓和实质传达到每一个理论关注者的眼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聘用要严格把素质和质量关、考核贯穿于上岗前和上岗后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并定期进行培训和再教育，使其思想和业务知识跟得上时代脉搏。在现今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重要转型时期，要在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握主旋律唱响主旋律，理论战线上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是精兵、是能手。

（三）强化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坚定意识形态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