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整体格局的调整，文学和文学专业在高等学校、学生心中的位置也有所“调整”，按照温儒敏的话，“考上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数不再是第一志愿（综合性大学普遍如此，师范院校情况稍有不同），学生都很实际，不太愿意学中文；而且受应试教育的约束，中学阶段接触作品不多，甚至语文都还没有完全过关，上现代文学又没有相关学科的学习作基础，学起来的确比较困难。”[1]面对文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心中位置已经“下降”的状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怎样调整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现当代文学对话式教学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结合的重要性

作为高校汉语言专业主干课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刚刚完成高中阶段教育的大学新生在中文系文学类的入门课程，因此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理念的重视和更新直接关系着大一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文学文本的解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掌握等能力的培养。对于大学新生来说，现当代文学的地位可谓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中兼有兴趣引导员、学科领路人和文学能力普及者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些地方高校，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入学学生已非第一志愿报考中文专业，甚至有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为理科学生，他们对于文学文本的阅读、文学史的掌握、文艺基础知识、文本理解能力等本来就很薄弱，这为地方高校的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模式提出了严肃的课题，而作为中文系大一学生专业必修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肩负着使这一类学生完成角色转变、知识结构转变、实现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任。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话式教学即被教育人士提出和重视，今天已经成为大部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它使课堂中的教师与学生地位平等，变以前满堂灌“独白”与填鸭式的教学形式为互动、交流、交往式的教学。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对话式教学需要对话双方对话题有深入的体验和认识，特别是需要对话双方对同一话题在对话进中有火花般的碰撞，继而对参与对话者观点、思想有所影响和改变。在实际课堂中，许多对话式教学却仅流于形式，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学生对教师提出的话题缺乏必要认识，所以无奈之中对话式的教学就又变成教师的“独语”或只有少数学生与教师开展的对本文由收集整理话。“先有‘间性’，而后才有‘交往’，因为‘交往’就是至少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往来。‘有来有往’才能谓之‘交往’，这意味着，失去了反馈联系的交往系统并不存在，而交往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沟通。”[2]可见，仅仅有对话的姿态和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学生的密切配合，而配合的关键即在于学生素质的整体、全面的提高（孤独的个体的提高对于对话式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这会造成教师只与个别学生有良性的对话，而其他人彻底“沦为看客”），加之专业学时的整体性压缩，所以学生自主性的学习成为对话式教学得以良性互动并取得效果的关键。

此外，仅仅靠学生独自摸索的自主性的学习是不够的。自主性学习需要在专业架构之下完成，需要在成熟的、合理的指引下确立学习目标、补充学习动力、完善学习方法、调整知识结构。可以说仅仅有自主的姿态是不够的，仅仅赋予学生自主的权利也是不行的，因为依赖学生素质的自主性学习如果缺乏指引和规范就会沦为无“主”可“自”、“六神无主”的学习。“除非对话双方进行批判性思维，否则真正的对话也无从谈起。”[3]在实际的教学之中，往往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教学方式，甚至小班教学都因为种种原因难以为继，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课堂有限时间里，以课堂教学形式来规范和强化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在课堂的对话性结构里来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确立起来，完善展开。

二、对话—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实施措施

（一）按照学生层次有针对性地实施对话—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

学生学习兴趣、能力、态度不尽相同，与其让所有学生在一堂课上“一勺烩”，不如分层次教学的效果来得好，而这种层次的划分无论通过考试、凭借志愿报名等形式都无法做到绝对准确和科学，所以怎样划分出层次是重点与难点。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习时间比较长，因此，教师可以在新生入学第一个月的教学之中，对授课的对象予以考察，并通过提问、填报志愿、兴趣、及作业的完成效果等来确定其属于哪一个小组。因为学生精力、课时安排等问题，可将一个自然班级编制的学生可以分为两个大组：研究组与基础组。研究组由显示出浓厚的现当代文学学习兴趣、水平大体相当且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基础和能力的学生组成，基础组则由余下学生组成。基础组以一般文学常识的传授和文学基本鉴赏能力的培养为主，教师根据成员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共性问题调整讲授思路，调整教学方法，对文本的深度问题上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研究组则重在对小组成员文本解读与研究能力的提升，略去基础型、常识性知识的介绍。如面对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容时，基础组可以以讨论有代表性文本为主；研究组则在重点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可以在深度、广度上进行拓展，如将伤痕—反思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进行比较，或从当时引起争议较大的伤痕—反思文本来看待八十年代文学对既有文学规范的延续和调整等等。

（二）在对话中针对学生个体差异渗透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无论是研究组还是基础组，教师都需要根据两组学生个体成员的实际兴趣、关注程度来调整对话教学内容，并在与学生对话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根据自己具体情况通过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过程及自我评估学习效果等方式进行自我管理。”[4]学生自主学习的自觉和能力是不能依靠教师单纯的“教”和“布置”就能得以完成，而需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主动地发现文学的“妙味”、“趣味”，并在这种体味中探求适合自己的专业学习方法。教师在学生自主探索中并不是袖手旁观的，而是要利用每一节课与学生对话的机会来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方法进行评估，并在恰当评估的基础之上因材施教，加以适时、适当引导，直至他们每一个人都探索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和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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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课程特点，在与前沿研究成果和当下文学现象对话中建构能力

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门行进中、不断延伸至当下的课程，可以说今天的文学实践就可能是明天文学史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样的特点既给它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它的经典作家作品时过境迁后经常引起争议纷纷；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不稳定性使它具有一种别样的活力和动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积极吸收最新的、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即使富有争议亦可引入教学之中，这样显然能拓宽教师教学思路与学生视界，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活力与动感的特点在课堂中彰显；同时，这样的方式又能够将本学科的知识延伸至文学理论、古代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又是不断面对当下的文学现状的，因此本课程不应该是一门封闭的课程，它更应该带领学生直面当下文学热点，通过师生与当下文学现象的对话、争鸣，使学生作为一个亲历者、文学批评者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的实践之中、参与到文学现场里，那么这样获得的收获是空前的。

（四）以多种对话形式提升学生学习动力

真正的对话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听’，让学生自己来‘说’，再加上教师是对话者之一而‘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体现了教学对话理论、阅读对话理论的精神”。[5]这种理想的对话氛围的创设需要适当改革传统的文学类课程授课模式。传统的文学授课模式是“教师台上本文由收集整理站，口若悬河；学生记笔记，头昏脑胀”，由于许多高校中授课班级班额较大，教师无法也无条件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在目前无法该变的状况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度来安排具体课程的形式和教授方式，化整为零，采用多种形式力图与学生个体产生对话，在这种对话之中使学生的学习动力自主地加以提升。教师可以建设课程学习bbs，利用课下业余时间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对其中有共性的问题亦可在课堂上集中讲解。教师还可以利用博客、微博等来与学生进行互动，这样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多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呈现给学生。在课堂教学之中，对话式的教学也不应拘泥于狭义的对话的形式——学生提问，教师来答的形式，可以以多种形式促成师生思想的交流，如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根据课程内容适当应用多媒体、原著与改编的影视作品对比分析讨论、方言读诗会等，力图立足严肃教育的基础之上，以一个轻松性的教学环境创设来使学生达到能力的提升。

（五）考核方式的调整与匹配

对话式教学形式是与考核方式的调整息息相关的，传统的文学课程考试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之下侧重知识点的考核，学生文本解读的个性化在“普遍性”的名义下予以武断地“排除”，因此考试对于学生而言成了死记硬背才能应对的、谈不上兴趣的所在。同时这样的考试方式也反身成为了枷锁，牢牢地桎梏在教师头上，扼杀了他们对内容的解读和发挥。由此可见，教师欲创设与学生对话的课程语境，欲培养并激发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必须也要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调整，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相配套。可见，只有考核方式根本改革之后，学生才彻底摆脱“存储”式的u盘人，真正成为一个主动摄取知识、主动思考的主体，与此同时，教师也不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复读机”。考核方式的调整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考核内容入手，二是从考核形式入手，而这种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的调整也可按照对话教学的分组来分层次考核。从考核内容的调整来说，考核的内容应该以考察学生文本分析、解读的能力为主，学生的分析和解读只要立足文本、论据较为充分、文章精彩即符合考核要求，那些死记硬背的文学常识可以渗透到考核内容里。考核形式应允许多种灵活的考核形式，不再单一地用一张试卷来决定学生对这门课的掌握程度，可以在一个学期中，多维度地衡量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如学生可通过提交文学批评文章、与教师交流阅读心得或文艺现象看法等，老师以此作为考核的指标之一，而不再依赖一张考卷；教师也可以适当利用互联网，让学生课后提交论文，只要保证文章原创性即可，不需组织统一考核；还可以在基础组中允许学生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对于作品的理解，如排演、拍摄自己改编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等。

韦勒克和沃伦在谈到文学的评价的问题上认为：“艺术作品的成熟指的是它的包容性，它的明晰的复杂性，它的冷嘲和紧张性等；小说与经验之间的对应和符合关系决不能用任何简单的逐项相应配对的方法来衡量，我们所能采用的合理方法是以狄更斯、卡夫卡、巴尔占课或托尔斯泰的整个世界来同我们的整个经验即同我们自己想到和感觉到的‘世界’来作比较”。[6]既然文学与经验、与世界比较而言，它们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那么用单调的、程式化的、忽略个性和创造力的考核方式来衡量学生对于课程的理解，显然是极其缺乏合理性，这也不符合现当代文学学科要求。

三、需注意的问题

（一）对话教学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对于解读者来说，文学是重要的实践行动，而以解读文本、提升解读能力为目标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更是一种实践。对于文学入门者和门外汉的大一学生来说，他们还有待确立有深度的文学观念、文学理想、文学思维方式，因此，教师的主导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在现当代文学课堂中，学生与教师的对话中所获得的收获要远远胜过学生内部的交流，所以，在课堂上，教师要特别重视与学生的基于文本解读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才能了解学生的能力、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的问题，才能够对其自主学习能力的误差给予有效指导。虽然教师在对话式教学中是起主导作用的，但自主学习能力的拥有者、主体是学生，所有的对话都旨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必须尊重、保证学生在对话式教学中的主置。如面对学生普遍关心、引起颇多争议的郭敬明抄袭事件、“韩白之争”、梨花体、羊羔体、韩寒被疑抄袭等文学热点事件时，可以在不预设答案、自由讨论的前提下，让学生自由抒发观点，并有意识地引入文学史上相似的事件进行对比，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史实对这些事件进行解读，培养学生自发地搜集、研读史料和应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从而真正达到对话与自主学习相得益彰的效果。转贴于

篇(2)

最近，参加湖北大学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会议的主题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文体”成为了“问题”，足以见目前我们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是多么令人担忧。会议上，我做了发言，也反思了自己十几年的文学批评之路。作为一名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来说，文学批评也许是一种“鸡肋”文体。它不如“学报体论文”那么庄重大气，显得比较“轻”，但写好文学批评的难度，其实更大。因为学术论文有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而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更强。我的理解是，所谓文体形式，就是造成了它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整体的造型，而文学批评文体则指文学批评所独有的外在体式，如批评语言，批评的结构，批评的风格，以及内在的批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文学批评分类很多，如学院派批评，擅长严谨的理论术语解读，而点评式解读，更注重灵感的火花与突发奇想式的“点穴评点”。另外，还有书话、序言等很多种形式。我从事文学批评，主要还是在2005年考上研究生之后。

后来，我在山东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又上了博士，毕业后调入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工作，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高校后，不自觉地感到压力加大，原来那种优哉游哉的心情没有了，职称的压力，课题的压力，上课的压力，还有繁琐的家庭事务，高额的房贷，都都像一座座大山般，让人喘不过气。在这种焦虑下，文章写得多了，反而更干涩了，缺乏灵感，而且也落入了窠臼，让理论化束缚了自己。时间长了，不断反思自我，特别是对批评的文体问题，也有了一些感悟。

谈到当下文学批评，第一，问题意识是关键性。没有问题意识，或者只是虚假的问题意识，会造成整个文学批评的软弱乏力，这是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是经过深刻的文本体验和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是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独特的洞见。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文章自然空洞、拉杂，文体难看。当然，问题意识的表述，也是要朴素的。若要华丽，更难看，听着花团锦簇，但一想，又空无一物。而我们很多所谓的“问题意识”，往往是别人给的问题，而不是自己“发现”的问题，如我们见惯了诸如某某小说的性别意识，某某诗歌的苦难意识，某某散文的民族国家想象之类的“伪问题”。这里之所以说它们是“伪问题”，并不是说它们不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因为它们是将一些似是而非的“成见”加诸于文本之上，结果反而造成了“真正的问题”，或使得独特的问题不能得到凸显。真正的问题意识，既是这部作品和作家的独一无二的问题，又是文学史，文坛和文化上的普遍问题。这需要批评者能有独特的慧眼和发现的能力。

第二，理论过量问题。理论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范式和思维空间，可以说，在今天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范畴内，文学批评已经变成了一部复杂精密的机器，完全回到点评的传统上来，似乎是不可能了。但太多的理论往往会形成牢笼，束缚批评家进入文本的能力，削弱批评文体的美感，削弱批评家对创作规律的熟悉和理解。例如，重读别林斯基，给我的启示是，无论有多么宏大的文学史观和概念，必须建立在文本，敏锐的、扎实的，又是准确的概括和分析之上。例如，别林斯基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里的中篇小说》，谈到果戈里的小说，他说：“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与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这一切素质，都产生于一个根源，果戈里是诗人，一个生活的诗人。”又如别林斯基分析，艺术家独特的感受和发现的过程：“艺术家感觉在自身里面 有一种被他感受的概念，可是如一般所说，不能够明显地看到它，由于要使它对自己，对别人变得可被感知，而感到十分痛苦，这便是创作的第一步。假定这概念是嫉妒。那么，我们来看他在诗人的灵魂里是怎样发展起来吧，他关切而痛苦地把它保持在自己的感情的幽深殿堂，像母亲肚子怀着胎儿，这概念逐渐显现在他的眼前，化为生动的形象，变成典范，于是，他仿佛在浓雾里看见有着肤色黝黑，满布皱纹的前额的热情的奥赛罗，听到他的爱恨，绝望和复仇的粗野的号叫。”这种分析，既贴切，又准确，还有着饱满的情感，令人击节称赞！

应该看到，不能以理论本身替代文学性。理论的使用，无论是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还是纯文学概念，都是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却又是深刻的意义拓展和启发，但这些东西不是文学性的。文学的理解，在于通过理论的辅助，达到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总结。如谢有顺在评价《中》时提出“软弱也是一种权利”，而孙绍振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在这些优秀的批评文章中，这里的理论，既是从作品文本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又有着批评家本身的思想和艺术的鲜明烙印，如谢有顺本身思想中的自由的、宽容的精神，影响到了他对文本的认知，但又能提炼出一个契合文本，又在作者和读者意料之外的观点。而孙绍振的文章，则是对余秋雨散文中的智性和感性的纠葛，有着独特的内蕴性发现，才会有这样的角度。而对那些不太好的文章而言，文学理论的运用，总是有一个巨大的，先入为主的，非文学的概念，然后，再以文本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无疑是很粗暴的。也不是在文本本身成长出来的，更难说可以真正地体现作者的慧眼发现和独特认知。我们经常会写这样的文章，如“生态文学中的张炜”，“狂欢化的莫言”，“传统现代转型下的贾平凹”，“乡土的沈从文”，“日常叙事的毕飞宇”，“70年代小说家的抒情性”等，一开始还新鲜，但多了，就是陈词滥调。而文学是最害怕陈词滥调的了。

第三，要明白晓畅的说理，不要粗暴和自以为是的所谓批判情绪。要心贴心地写，要将理论与创作本体的规律的揣摩结合起来，要做个“文学的内行”，而不要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或者仰望作家的“守文奴”。要在理论的运用和文本的分析中，体察作者微妙的情感变化，体验作者的良苦用心，要看到他成功之中的失败，失败之中的成功，要学会欣赏他的软弱，也要学会理解他的粗暴与野蛮。只有这样，一个批评者才能真正进入作家的创造的心灵，以及文本所搭建的美丽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不同风格的作家的优劣，并提出关键性的看法和建议。张炜曾批评那些生硬的文学批评：“多么可怕，没有共鸣，只有一些自上而下的俯视，与似是而非的推论。”而要做到明白晓畅的说理，能真正把握文学的规律，就有对作家和作品深层意蕴的把握，细密严谨的推理能力，也要有形象的概括能力。这一点也很重要，是评价批评家能力的重要标尺。如吴义勤教授的《难度・长度・速度・限度――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从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入手，条分缕析，却形象生动，将枯燥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讲述得明白清晰，入情入理，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否对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令人过目不忘的准确认定？如批评家李敬泽，评论艾伟的小说《露天电影院》的人物滕松，就概括为“中国乡村的甘地”，一语道破了这个人物的秘密。

第四，文风的漂亮。批评文体的漂亮，首先在于“朴素简约”，这样才能阻止那些不必要的精力分散；其次要精准精确，只有精准的分析与精确的考量，才能赢得读者的热烈称赞。最后才能算上批评文章的优雅。优雅的文体，能够让读者避免在阅读过程中，因为过分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所导致的僵化与审美疲劳。可以说，这几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小说家毕飞宇说过，任何强大的形式，都是漂亮的。如一个运动员，当他水平高的时候，他的动作一定是美的。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也说过，美的起源是舞和巫，而明显与造型有关。文字强大的时候，自然也有美感，理论文字的强大与批评文体的美感皆在于性感的深刻，它创造了哑口无言的说服力。有位诗人说过，我们要创作出令人哑口无言的光辉的诗歌，但批评的文体力量和美感，来自强大的说服力。有了说服力，才能将感性的理解与理性的高度结合，才能有走入读者和作者心理的能力。我们的理论语言干瘪，刻板，缺乏温度和热情，缺乏理解和同情，也缺乏宝贵的理性自身的反省力和怀疑能力。

篇(3)

一、莫衷一是的争论

莫言的作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值得中国文学骄傲的事。

莫言的作品刚一红起来，立马就有人发出声音：让莫言的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据媒体报道，“10月13日，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已经确定将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也表示，不要低估现在中学生的理解能力，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意，非常适合中学生读。”①诚然，莫言获“诺奖”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他的作品无可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的是该年度世界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圆了几代现代中国文学家的梦，其作品应该得到推广和普及，而对当下的许多中学生来说，莫言和他的作品还相对陌生。因此，语文出版社决定把莫言作品编入高中语文读本，也算是顺应了时代潮流。”②

也有人指出，“莫言被‘诺奖’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源自于拉美，是一种夸张、突兀、充满奇异想象力，甚至有些荒诞的描法。这种源自西方的风格不是所有人都接受。”③而且，莫言作品中存在一些的大胆描写，一些暴力血腥场面的描写，这种鲜血和悲怆交织的残忍，历史与魔幻的狂欢，其实并不符合中学语文教材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正统要求。即使是《透明的红萝卜》，也仍有相当的成分和男女情爱的大胆描写，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当然也不适合在课堂上进行讲解。

总而言之，莫言的作品该不该入选语文教科书，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否作为范文而被收入语文教材中去，是否适合中学生在课堂上阅读，应该从“语文”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语文教材的内涵

莫言的作品获得诺奖是中国文学界的大事，其作品中闪现的对人性的挖掘之深入细致是无与伦比的，对于中学生来说也有了解其作品的需要。但是，“教材与一般文学作品有很大区别，不仅要看作品是否具有典范性，是否符合教学需要，还要看是否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有所帮助。此前之所以没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入选教材，主要还是因为这些作品太过晦涩难懂，成年人都不爱看，更别说是中学生了。”④所以，在决定能否入选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语文教材范文的概况。

（一）教材范文标准：榜样之文

教材范文，必定要是榜样之文。何为“榜样”？这就与教材的“语文性”密切相关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⑤那么，语文教材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载体，就必须承载工具性和人文性，也就是既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又要有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作为“语文”的榜样，必须文质兼美。“文”，体现“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目标；“质”，体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课程目标。比如鲁迅的《祝福》，让学生掌握叙述人称转换、社会环境描写、倒叙手法使用，这就是“文”；让学生了解吃人的封建礼教，引起情感体验，这就是“质”。文质结合，才能成为语文课上的教学范文，才既能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同时，范文的“榜样”，更指语文“课堂教学”的榜样，也就是说，在一两个“四十五分钟”内，教师能够通过这个“榜样”，有效地教会学生一定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从文本的结构而言，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从字数而言，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的统计，在四套通行的义务教育教材中，四套教材平均每篇课文约913个字符。⑥我们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范文字符取这个数字比较科学；当然，这仅仅是平均数字，还要考虑随着年级的递增字符数也应相应增加等各种因素。总之，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范文最高不宜超过2000字符，高中课本范文字符数可略高，至于文言文，最多取其一半。所以，入选的文章必须在结构上有整体性，篇幅符合教学要求，否则会让课堂教学重点过多而难以把握，破坏教学的有效性。

另外，范文的“榜样”，还指“学生摹写”的榜样，也就是说，学生学过范文后，其“初级阶段”能以范文为榜样，写出自己的文章，然后逐步走向写作的自由王国。因此，“榜样”之文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能过高或过低。

（二）教材的选文来源

了解了语文之“榜样”，那么如何遴选这些教材范文呢？

由于历史和审美的原因，优秀文学作品、名家名篇和经典这三者的交叉部分一向是教材范文遴选的主体部位。优秀文学作品、名家名篇和经典都属于“名篇”，它们之间虽有共同之处，但也各自有着其独特的“个性”，它们之间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但是绝不能混为一谈。⑦但同时还必须注意，不是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作品都应该入选，更必须考虑到上文所提及的“语文”的因素。

三、什么作品进教材，应由“语文”说了算

再看莫言的小说。莫言是继承鲁迅之后，写农民写得最贴近底层、最细腻真实的。他笔下的作品，无论是《生死疲劳》里的地主西门闹、长工蓝脸，还是《丰乳肥臀》里的上官一家，抑或《檀香刑》里的赵甲孙丙钱丁，都代表了最现实的农民形象，充满了最底层农民的呐喊，虽然他们身上满是丑陋不堪的模样，甚至呈现的是肮脏的、乱七八糟的样子，但是在深挖人性这一点上，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极其鲜亮而成功的。可见，从文学造诣上来看，莫言的作品作为优秀文学作品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未尝不可。

然而，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入选教材，不取决于文学时尚风向标，也不取决于文学奖项，更不取决于专家领导的一时冲动。语文教材应该有“语文”之范，有“语言味”。

首先，语文界早就达成广泛共识：课文要选取内容健康、文字规范的文本。

其次，从范文应该适应“课堂教学”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精彩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长篇小说，其内容都有很强的连贯性，历史与魔幻并存，如果只节选一部分内容放在课本里，不仅让学生难以体会文章的主旨，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另外，莫言的作品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学积累，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不仅沉淀着他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也让乡土气息和魔幻并存。中学生对各种文体的把握还处在初步的实践阶段，从“范文摹写榜样”的角度而言，起点就显得过高。一下子以这样高的起点为范本，往往可望而不可即，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

因此，笔者认为，莫言的作品精彩与局限并存，但其过于激烈的言语和深刻的内涵难以达到通过“工具”渗透“人文”这一“语文”的特殊要求，反而会让中学语文教学难以驾驭。得了诺贝尔奖，并不能就此认定莫言的作品立刻适应了语文“范文”的需要。我们认为，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并不适合进入中学必修语文教材，即使可以进，也必须在作者同意的原则下对原文进行仔细的挑选和修改，使其符合“语文”的“范”，并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四、语文教材选文不能赶时髦

总的来说，近些年来，几乎每次教材文本的进出改动都会引起争议。其实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已经发表20多年了，如果确实优秀到了足以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程度，那么，20多年来为何始终未能进入有关选材专家的法眼？定要等到现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才能选入教材？前倨后恭，“超速”入选教材，令人惊讶。如果说莫言的作品确实有“经典”之处，也符合教学的需要，过去选择有所遗漏，增选进去，未尝不可；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顺势选取，我们的“语文”不就过于势利吗？

回过头再去想想，因政治风向或其他原因而使有关文章跻身语文教材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诸如一些大人物的文章和一些因政治的需要而临时上升的“名篇”。然而，这些“赶时髦”的产物，如今何在？让语文教科书范文变成了心血来潮或者社会风向的产物，审美价值及职业操守何在！

同时，随着“莫言热”在国内持续升温，文坛歌舞升平，热力四射，一些出版部门只是期望能靠趁热打铁“经营”莫言来赚个盆满钵满。“作为语文教材出版者，语文出版社自然不甘落后，便不假思索地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促使教育部门及学校因热捧莫言、膜拜诺奖，而让高中生人手一册。因此，与其说是高中语文课本选修莫言作品，不如说是语文出版社在选修功利。”⑧更有甚者，大部分高中生并不关心莫言作品是否入教材，他们更关心的是莫言作品会不会是今后高考的热点阅读题目。⑨语文教材编写部门本着让学生了解莫言、了解他的作品的目的而让莫言的作品入教材，但在学生们的眼里，却只与考试的风向标相连，显得可笑。

对莫言获奖，没有必要像打过鸡血一样亢奋。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毋庸置疑，让更多的中学生了解莫言，了解他的作品，十分必要。但要，让学生对现当代文学感兴趣的途径，绝对不只是入选教材。除了课本，学生也可选择其他途径阅读莫言的作品。莫言的作品选入语文教材，学生会读；不放入语文教材，也会有很多学生去追着读。在语文考试与语文教材“脱轨”的现实下，莫言作品无论是否进语文教材，也都应该成为一个学生必须知道的文学常识。如何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给我国学生创造更大的阅读空间，回归读书本身的价值，才是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

我们认为，就目前而言，本着让中学生了解莫言作品的目的，可以适当挑选作品进入语文读本，引起学生阅读莫言精彩作品的兴趣，进而拓展到更广阔的语文阅读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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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周逸梅，田超，张晓鸽：《莫言作品将编入语文社高中选修读本》，《京华时报》，2012-10-14（13）.

②《莫言作品进教材，支持or质疑》，2012-10-16

③王秒：《莫言作品入教材应慎之又慎》，沈阳日报，2012-10-15（11）.

④⑧《莫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教材》，西安日报，2012-10-16（8）.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社，2011年版。

⑥周美玲，苏新春：《四套基础教育语文教材的用字状况调查及思考》，《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版。

⑦王家伦：《教材选文一定要名篇吗？》，《中学语文》，2009年第2期。

篇(4)

中国企业的多品牌经营有些是企业品牌战略主动调整，有些是历史带来的过渡性产物，有些是基于竞争市场需要做出的战术性策略选择。分析多品牌形成的技术背景对于我们制定针对性的多品牌经营战略有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形成多品牌

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出现资产并购、企业重组会形成自然品牌积淀。比如格林柯尔。格林科尔在入主科龙集团后，就必须面对科龙历史沉淀下来的科龙、容声、康拜恩、华宝等品牌，2003年05月，格林柯尔控股美菱，这样格林柯尔旗下就出现了四个冰箱品牌（科龙、容声、美菱、康拜恩）、三个空调品牌（科龙、华宝、康拜恩）的多品牌交叉运营的品牌格局。同样，TCL集团在市场并购过程中也出现了TCL、乐华、施耐德等多品牌并存市场局面。历史原因形成的多品牌我们认为由于多种原因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历史遗留的多品牌领域奋然前行。

竞争需要多品牌

与中国家电业被迫接受多品牌战略不同，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在宝洁、联合利华的示范下，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主动选择了多品牌战略。日化、食品、烟草等行业，造牌运动从未停止。如丝宝集团的舒蕾、风影、顺爽等，拉芳集团的拉芳、现代美、雨洁、缤纯等。五粮液集团的五粮液、五粮春、金六福等。快速消费品的多品牌战略主要是基于市场竞争需要以及消费定位需要。因为多品牌策略的主动性，快速消费品的多品牌战略在运作上比较活跃。

发展创造多品牌

当企业进行多元化运营时，选择多品牌战略成为企业必然结果。如中国希望集团很多区域性品牌、白酒企业策略性品牌等。在手机行业这种发展需要推动的多品牌战略也十分明显。如普天通讯集团的波导、首信、CECT、普天、东信等手机品牌。

形成多品牌的原因有时还是基于文化背景需要。如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推出的一系列碳酸类饮料以及果汁类饮料品牌。

对于多品牌战略，行业类一直有比较强烈的争论声，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如家电。但是就好象我们知道人口众多是中国一个现实一样，中国的所有政府策略都必须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来发动一场战争迅速消灭中国庞大的人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使中国家电业进入单品牌经营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基于中国家电企业多品牌现状，组织有效的多品牌管理、经营体系。任何超越中国家电现实的理想和理论可能都不会为中国企业家所瞩目。

中国企业多品牌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企业的多品牌策略之所以受到专业人士的口诛笔伐，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多品牌管理上确实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难以忍受的低级错误。中国的企业家在信息接受传递中出现严重信息失真，导致中国企业多品牌经营外表上形势一片大好，内在却危机四伏。试举一些中国国内企业多品牌经营的问题点供参考。

1、定位高度重合　 内斗不断

品牌定位的高度重合使中国企业面临着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当推出新品牌时，没有击败竞争对手的品牌，往往是首先击败了自家的品牌。

有一个白酒企业，非常精心地推出一个自认为定位比较清晰的白酒品牌某某家酒，经过轰轰烈烈市场推广，该白酒品牌迅速在区域市场风起云涌，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企业原来的老品牌市场份额大面积委缩。企业大叫冤枉，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两个品牌是有着比较清晰的差异化定位的。但关键是这种定位只是企业的一相情愿，至于消费者沟通，该企业只是在报纸上做了一些平面说明，消费者的市场测试完全成为摆设。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企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因此，中国的品牌往往成为市场流星，很少成为像外资企业的恒星品牌。

中国家电业多品牌战略是最受非议的行业，为什么？因为中国家电业的雷同面孔使中国消费者很难建立差异化消费需求。因此错误的不是多品牌战略，而是多品牌定位策略。我认为，从目前中国市场复杂的消费结构、复杂的消费观念、复杂的经济地理去看，我以为中国市场客观上存在多品牌运作的市场空间，只是看中国家电企业宏观把握多品牌的能力。在我的《格林柯尔系冰箱品牌定位思考》中会有关于中国家电企业多品牌运作的一系列观点供参考。

2、资源严重失衡　 营养不均

我们在进行品牌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品牌资源匹配上缺乏起码的常识。

首先是喜新厌旧。中国企业对新品牌总是情有独钟，新品牌很容易出成功，因此往往中国企业推出新品牌就是老品牌沉默的时候。消费者在浮躁的心态引导下变也迅速地做着移情别恋式的消费尝试；

厚此薄彼的调整资源分配。可能是基于人动，可能是出于审美价值的变化，可能是品牌本身的先天不足，中国企业的多品牌战略永远在上演厚此薄彼的闹剧。

3、手段极其匮乏　 创新不亮

中国式教育是以创造共同价值认知为特征的求同教育。因此，中国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往往答案是惊人相似。西方教育是以创造差异化为特征的教育，所以，哈佛对优秀学生的认定标准是独立思考精神、广泛的兴趣、创新意识。

由于国家教育的求同属性，中国企业的品牌手段高度雷同，即使不是同一个人，当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时，我们的品牌手段便变得似曾相识。更何况有一些企业多品牌策略完全出自一人之手。除非品牌策划者是一个阅历丰富、视野开阔、知识广泛、兴趣高雅、特立独行的通才，否则，中国企业的多品牌战略一定只会是面目相似的复制品。所以，品牌专业人士往往出于对企业的爱护大声疾呼推动单一品牌战略。

4、命名语言干瘪　 僵化腐朽

中国的方块汉字以多含义、多想象而著称，中国的汉字组合也是以词汇众多而闻名。但面对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我们的多品牌策划往往在命名上显示非常的弱智！中国人对于名称的玩味与把握较西方国家更加讲究，所以中国古代的个人名字中会有小名（通俗）、大名（正式）、别名（性格）、字（社会地位）。然而，综观我们企业的品牌命名有时让人非常费解。

在企业品牌命名上，我认为古代与现代有两个著名文学家的命名技巧值得品牌策划人员借鉴。其一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命名的技巧，另一个就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小说家金庸。通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取得命名能力的法宝。胸无点墨何谈才情勃发。

品牌命名在安徽白酒行业显得十分明显。安徽白酒企业在品牌命名上显得让人难以忍受蹩脚。十年窖、五年窖、八年窖、百年某某、精品某某、在白酒主品牌名进行前后缀式的延伸都显示出安徽白酒企业在品牌命名上江郎才尽式的品牌创意能力，这样的品牌命名纯粹是在跟中国消费者玩文字游戏，纯粹是在考验中国消费者文字辨别耐性。消费者在这样情况下只能选择模糊。

6、市场动作失真　 自相矛盾

我们在从事品牌管理咨询与品牌推广中发现一个问题，企业的老总在谈到市场推广时非常兴奋，但谈到品牌推广便不知所措。市场动作经常性伤害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价值与品牌资产。

有一个空调家电企业在市场推广中选择了购++品牌，送格力空调的促销行动。从品牌的角度，这完全是一次伤害自身品牌的拙劣的市场活动，不仅于销售无补，而且降低了作为主流空调品牌的身份与档次。类似这种缺乏大智慧的点子促销在我们的市场活动中比比皆是。这种见别人发财自己动作失真的做法对创造多品牌管理的作用有时甚至是负数。

有一家日化企业见别人在多品牌建设中收获颇丰，于是怀揣100万的现金找到我们，要求我们为其推出三个洗发水品牌，并力数自己在品牌管理上的创新想法，我们只能礼貌地告诉他另寻高明。市场不是橡皮泥，想捏什么样就捏什么样，市场是征询一定的规律运行的。希望用一招先吃遍天的捷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系统制胜的时代。

7、管理已经失控　 自暴自弃

管理一个品牌对中国企业来说已经是严重的挑战，管理多品牌对于中国企业更是绝无先例。中国企业惟有用勇气与智慧在学习外资品牌管理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与消费者实际，实现中国企业多品牌逐鹿市场的梦想。上海板块曾经是中国国产洗发水品牌的发源地。面对二合一的洗发水行业发展浪潮，上海洗发水品牌固守洗护分开的传统。后来推出洗护二合一产品，品牌维护与管理有严重滞后，以致于在中国洗发水市场版图上逐渐消失。

8、危机意识全无　 自生自灭

中国企业品牌管理上危机处理不当造成的失败已经有作者通过《大败局》进行了总结。诸如三株、巨人、爱多等品牌的沉沦，既有企业发展战略的错误，也有品牌管理危机意识不强，导致企业的大厦坍塌。

就目前来说，中国企业多品牌管理必须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主张和态度。因为根本性问题可以从源头上回答多品牌策略存在的理由。

1、 根据消费者分析定位品牌

有一则笑话是说某餐饮企业老板在车子上觉得用自己的名字的后两个字做洗化产品品牌名非常贴切，不知是酒精使然还是专家意见使然，某迅速注册了一个品牌名并开始招兵买马大干一场，结果是血本无归。这个行业类笑话说明决策者对品牌决策的随机性。目前我们有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在多品牌决策上并不比这个餐饮老板高明到什么程度。鉴于此，我们认为选择多品牌战略必须回归消费者需求分析的原点，有需求才有生存的理由，品牌一定是为消费者而舞！

对于历史遗留多品牌企业，我们认为必须根据该品牌主流消费群特征进行品牌发展的二次定位。当出现该品牌与既有品牌定位重复、交叉，则必须建立新的可以改变的品牌再定位。

对于快速消费品多品牌战略，必须从产品关联的深层把握品牌差异化。定位经得起时间与空间考验，而不是过眼云烟的短暂品牌策略。一旦确立迅速占位。

对于多元化发展中的多品牌战略，建议进行优胜劣汰式的品牌兼并。为一统全国市场奠定良好基础。或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小众传播，成为区域霸主品牌。毕竟，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进入市场的壁垒与获得品牌利润。

2、 根据品牌性格决定品牌手段

如果说根据消费者需要确定多品牌战略的方向是品牌内容内涵的话，那么根据品牌性格确立品牌手段无疑就是在方式方法是给多品牌战略以坚定的承诺。

我们有时会发现快速消费品品牌较少绝对界限分明的品牌内涵，但差异化的品牌手段也可以形成个性鲜明的多品牌形象。当然，一般情况下，品牌手段都是从属于内容，加大消费者对品牌差异化的深度认知。

3、 根据企业资源匹配市场手段

就好象并不富裕的中国农民养了三、五个儿子，中国农民的做法通常是保证普遍成人、突出各自性格、优化有限资源、培养内在精神的思考一样，我们发现中国农民的儿子往往多成功了。当然是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收获。中国的企业家在经营多品牌时需要的其实就是这种中国农民式的简单的智慧。普遍成人，各自成功。

4、 根据竞争方向确立与时俱进品牌精神。

中国市场是现代社会最复杂的市场，中国消费者无疑是最复杂的消费者，因此，多品牌经营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保证每一个品牌不断地与时俱进。切记不要顾此失彼。

有了这些最基本的多品牌经营规则，中国企业在直面多品牌经营中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市场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多品牌战略的实施是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运行。

1. 企业内部产品品牌与产品品牌之间关系处理

绝对做到品牌之间没有竞争是不可能的，即使品牌管理能力如宝洁也不能保证内部同类品牌间没有竞争。但宝洁聪明之处在于宝洁的每一个品牌在源头上与操作方式给消费者截然不同的品牌感受。因此宝洁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企业内部多品牌之间合理竞争与错位消费。中国企业在多品牌策略上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指向，总是遮遮掩掩希望借力。产品品牌这种不明晰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处理使消费者无所适从。

2. 行业内竞争品牌相互之间关系处理

行业内竞争品牌关系处理取决于竞争定位。如果选择跟随性竞争策略，产品品牌与行业竞争品牌应该选择温和的创新策略，不触击领导品牌根本利益，建立符合生态关系的温和的品牌环境；如果选择挑战性竞争策略，产品品牌必须选择挑衅性定位策略，专门寻找领导品牌软肋，打其薄弱环节，出奇制胜。等等。

3. 品牌推广与市场推广之间关系

很多中国企业在处理企业资源时常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他们缺乏打通市场推广与品牌推广的技巧，使得品牌推广与市场推广一直处于关系紧张的境地。要处理好在资源不多情况下两者之间关系，必须有卓越的企划力，以智力成本弥补资金成本不足。建议企业在多品牌管理中使用相应的资源模型为市场与品牌之间建立健康合理的关系系统。

4. 品牌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关系

选择品牌经营必须对现有的企业管理架构进行适当的改革。在现今的中国企业普遍还沿袭着传统的企业管理体系。建议企业在选择品牌经营中调整企业管理模型，适应品牌管理体系。

5. 产品品牌与公司品牌之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