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同时，根据原告请求，对与引起该案件的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纠纷一并审理的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总称。它有如下特点：

1、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是经过行政机关依法裁决的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如：甲与乙对某幢房屋所有权发生争议，行政机关依法对甲、乙之间的房屋权属争议作出行政裁决，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甲，也可以是乙。实践中，对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如果认为行政裁决侵犯了其民事权益，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一定的争议，有的认为有权，有的认为无权。笔者认为，该第三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一是《解释》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可以高效率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节约诉讼成本，避免资源浪费，稳定法律关系。

2、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不能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如上例中，甲或乙无论谁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都只能以对方为被告，而不能以实施行政裁决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3、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可以提出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可以提出解决民事权益之争的请求。如上例中甲或乙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提出重新确认房屋权属的请求。

4、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提出的民事请求，应当是经过行政裁决的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对未经裁决的，不得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或一并审理的请求。

5、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不是附带民事诉讼。

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1、行政诉讼案件的成立，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按照《解释》规定的意思，只有被诉的行政裁决行为违法被法院确认的情况下，民事争议的当事人才可以请求一并审理，这就要求，附带的民事诉讼应当在行政诉讼程序完成后进行，并且以被诉行政行为（行政裁决）违法为其启动的条件。

2、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引起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争议，即一方面引起了当事人对其行政裁决不服；另一方面引起了新的民事纠纷或对业已存在的民事纠纷发生影响，从而引起两种性质不同但彼此关联的争议。

3、两个分属不同诉讼系列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性。

4、有关联的民事诉讼请求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出。即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提起，也可以在行政诉讼开始后、终结前的任何时候提起。

三、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包括下列几方面：

1、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与他人之间的权属纠纷所作的裁决，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决并重新确定权属的。

2、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与他人有关损害赔偿作出的裁决，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决并重新对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处理的。

3、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对他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损害了自己的民事权益，在对该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

由于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程序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审理操作不一，笔者认为审理该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必须既符合行政诉讼的条件，又符合民事诉讼的条件，同时必须符合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2、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或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前的诉讼过程中提起。

篇(2)

内容提要: 《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来源于行政程序中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该原则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对于行政机关树立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规定本身有不合诉讼法与行政法基本原理之处，应当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应当删除现行法中关于限制被告取证的规定，亦无必要涉及人以及其他问题，只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以后所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即可。

《行政诉讼法》中限制被告收集证据是一项极具特色的规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这一规定本身有不合诉讼法与行政法基本原理之处，应当进行修改。

一

《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是行政诉讼法对被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的一种限制性规定，这一规定主要是基于行政程序的规定，并体现证据合法性要求。

行政诉讼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审理对象。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合法的行政行为是由有权的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而这三方面的条件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就应该具备的。就事实依据而言，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就应经过充分调查、全面收集，而不能在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作出以后再来收集。这个过程在行政程序中被表述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此原则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行政机关应当先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的工作，之后才能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行政行为；第二，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主观臆断，凭空想象；第三，先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再去找事实和法律依据来证明自己所作的行政行为正确、合法，就违反了法定程序，因而本身也是违法的。这样，一旦案件进入诉讼阶段，行政程序上的这一要求仍然具有效力。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应当11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只能在原有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即在原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掌握的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证明自己具体行政行为正确、合法的依据，而不得重新去收集证据，来证明早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合法。因此，如果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原告和证人等收集证据，就违反了“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该证据材料因不具有合法性这一证据属性，而不具有证据的作用。

可以说，“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原则决定了行政诉讼中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体系是一个先于诉讼存在的稳定的系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与举证时限的要求主要是针对被告，就有了存在的内在机理。也基于此，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只能就这个系统内的证据材料进行举证。对此，英美法上有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1]我国目前虽未在有关法律中作出普遍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在多处有对行政机关制作笔录的要求。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来源于行政程序中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也得到学者和法官的普遍认同。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行政程序法上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亦由此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这一规定对于促使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树立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对这一规定的理解基本上都限于并着重于被告“不得自行”和“取证”两个要素上。由于行政诉讼法条文本身规定得不甚明确，还有论著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如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是否可以会同法院一起收集证据？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是否可以向其他的证人收集证据？被告不得收集证据，被告的人是否可以收集证据？[2]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司法解释也有所回应，如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6月11日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8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作为被告的诉讼人的律师，同样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3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些司法解释都对被告的人能否调查收集证据作出了规定。

同时，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中，对第33条的研究似乎也没有超出前述理解和研究范围。比如具有较大影响的，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的“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课题组经过几年大量艰苦的工作，提出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依然保留了此条规定，同时也有意识地对原条文文字上的漏洞予以了修正。该建议稿第41条写道：“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并对此作了说明“：由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的诉讼人不得向原告收集证据，易使被告规避法律，通过人收集证据。被告和其诉讼人虽然分属不同的诉讼参加人，但诉讼目的具有一致性，对于其诉讼人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的行为，应当一并予以限制。法律规定不得’自行’取证主要是强制被告收集证据应当经法院许可，在必要时，经法院准许，被告仍可以取证。”

二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要求，是否可以限制行政机关收集12证据？由于诉讼法规范的是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因此，如果针对“取证”行为，行政诉讼法当然只能针对“被告”，只能规范“诉讼过程中”，也就是说，诉讼法规范的是被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不得取证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并不限于诉讼过程，而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能否再就该决定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的问题。

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组织，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主体。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而调查、收集证据，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一种方式，是行政执法的需要。可以说，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是行政执法机关天然的权力。先取证后裁决原则规范的是“先取证”、“后裁决”，而并未规范裁决后能否取证。换句话说，调查取证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天然的权力，唯一的限制是职权范围。我们可以设想，某一个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某相对人作出了一个行政处罚行为，在相对人对该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之后，或者，就是在行政决定做出之后在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自己感觉这个处罚行为的证据工作做得不够“扎实”，就不能去再对案件进行调查，收集证据了吗？或者更进一步说，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是一经作出，就不得更改？行政机关不得就该行为再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的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就不仅谈不上有错必纠，甚至是不允许行政机关去发现“有错”了。行政法上的撤销自由原则及其限制的基本理论已经很好说明这一点。所以，“先取证后裁决”的规则，在这里的限制应当是，如果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已经作出之后，又收集到对原来已经作出的行为有影响的新证据，无论新证据是支持还是否定原来的行为，行政机关都应当撤销原来的行政行为，重新作出一个行政行为，这样还是符合“先取证后裁决”的要求。只是如果行政机关这种撤销行为给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以及考虑信赖利益（如果有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的话）。因此，问题的实质，不是行政机关能不能去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所收集的证据能否证明原行为合法的问题。

所以，即使在行政程序法上，也是不应当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后能不能收集证据的问题的。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行政诉讼法要限制的是收集证据行为还是要规范所收集的所谓证据是不是证据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是否能够对行政机关能否取证作出规定？以及，行政诉讼法在体现和强调先取证后裁决原则时是否仍然只限于“诉讼过程中”？

对此，司法解释实际上已经发生某些变化。如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没有再纠缠于被告的人是否能够调查取证，被告是否能够会同法院一起调查取证等问题，尤其重要的，司法解释没有再仅限于“诉讼过程中”，而是对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以后所收集证据之成为证据的资格问题作了规定。该解释第30条、第31条规定：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这里，司法解释没有再对行政机关或者其人能否调查、收集证据作出规定，而是直接规定了证据的资格问题。所谓“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所规范的就是证据资格或者说证据能力问题。对此，《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61条也有重申。

三

篇(3)

我国行政诉讼包括一审、二审程序，审判程序中的附带赔偿程序，以及单纯的行政赔偿程序，这些程序统一构成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审判程序的基本框架。综观我国三大诉讼程序可知，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受案、回避、公开审判、辩论等具体程序环节上。但行政诉讼又具有自身的特性，就诉讼的原被告双方而言，他们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且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与其他两大诉讼程序不同。更为特殊的是，行政诉讼在诉讼理由和诉讼类型的关系问题上，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存在本质的区别，这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的诉因与诉讼类型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何种诉因，便有何种诉讼类型。我国一些学者普遍将行政诉讼的类型分为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赔偿之诉、履行之诉等。而马怀德教授将其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七类”[1]。诉讼程序主要围绕上述几种诉讼类型展开。然而，在理性审视现行的行政诉讼程序后，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总的诉讼程序中缺乏一个可以进行适当分流的程序，即所有起诉至法院的案件均需在既定的一审、二审程序中完结。且不说案件之受案范围如何，适用的法律依据如何，单在程序设计上，现行的行政诉讼程序并未实现诉讼经济、快捷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取而代之的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各种类型的诉讼一概纳入到传统的两审终审体系中来。

另从诉讼类型上看，凡是诉至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均要进入第一审普通程序。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故一审程序承担起了全部类型案件的起诉工作。因案件的审理程度有简单与复杂之别，故对那些通过简单程序就能够有效解决的行政诉讼案件，实无必要过多地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采用一审普通程序处理，否则“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可能超出其预期借助诉讼想要获得的利益，由此进行利益权衡，当事人往往会选择为减少损失而放弃诉权，这又导致行政争议无法及时获得解决”[2]。对于那些分歧不大，当事双方仅就履行义务、确认违法、确认关系等存在争议的案件，尽管不排除在事实与证据认定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它们仍有归于简单案件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为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有必要事先针对案件的难易程度来选择程序，而不是针对案件类型。此外，因受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我国传统的法院审判体制呈现出一定的弊端，欲重新构建适合于当代主流发展趋势的行政诉讼程序，必须率先构建起一个既具有程序分流功能，又能实现当事人权益的合理配置，强力保证效率和质量，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行政诉讼体系。

二、关于行政诉讼程序重置的设想

（一）以被告确定管辖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表面上看上述规定，并不觉得现行管辖权划分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复议前置案件，经过复议后维持原复议机关决定的，反而由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似乎呈现出“管辖倒流”的局面。立法规定必须经过复议方能开启诉讼程序，说明案件之事实认定，较一般行政诉讼案件存在特殊性。例如在认定过程中会涉及某一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使用，故在管辖问题上，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审理，似乎更能体现这种特殊性。而且，“从宏观层面来说，当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欲寻求法律救济时，是直接向法院起诉，还是先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复议后再向法院起诉，是摆在其面前的现实问题。行政相对人的这种选择不仅关系到国家能否及时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也关系到行政权与司法权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与协作，最终影响到两种权利救济方式的功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3]客观地说，复议前置的案件类型并不多，将其纳入到复议机关所对应的法院的管辖范围中，具有完全的可行性。只是在诉讼结果问题上，需要上级机关督促原行政机关服从　行政诉讼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不仅需要一个认知过程，还需要专门的审判机构进行确认。为使程序能够发挥有效分流的作用，有需要将案件先行过滤。为完成此项任务，西方一些国家在诉讼程序中设置了预审程序。预审程序除了发挥过滤功能之外，还可以进行适当的裁决，如简易案件的实体裁决、程序性裁决（不予受理、移送审判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等）。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案件需要建立繁简分流体系，设立与其职能相适应的预审程序，即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应由预审法官决定，同时预审法官还可以具体审理简易案件并作出实体性裁决和程序性裁决。通过预审法官的裁决，一些案件初步审查后，认为不适宜用建议程序的，则决定移送审判法庭并告知当事人，由正式审判法官审理（预审法官不能是审判法官）。预审程序具有非正式性，其审理一般为书面审理，转为简易程序的，则可以采取会晤、开庭方式。

2.即裁程序。预审程序中的预审法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进行速裁。速裁的范围应包括其职能所覆盖的范围，既有中间速裁也有审结速裁，具体包括案件的管辖、被告主体适格、诉讼时效的超过、证据的调取、裁定简易案件等情形。因即裁程序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与简易程序有部分重合，且范围更广，故其并非一个单纯的程序，而是众多程序决定类型的集称。实践中，法院立案承担着将案件推进诉讼门槛的作用，却不能立即解决案件的实体的问题，但即裁程序将一改现有立案体系的职能配置，预审法官之预审可以直接进行实体裁决，同时行使着将部分案件推进诉讼门槛的职能，双重过滤保证了案件的准入资格。同时，即裁程序也不限制案件的类型，前述的行政诉讼程序问题或案件类型均可以进行速裁。

简易程序设置的主要出发点在于诉讼快捷和及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对于申请抚恤金、申请生活抚养费、申请人身保护、申请急用的简单的许可执照等情形，简易程序一方面可以保护当事人的急需权利，另一方面又能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真正发挥其应有机能。但简易程序毕竟是一种诉讼程序，其简易的处理方式必然会忽略 掉某些诉讼价值如公正。而预审法官径直裁决，则充分体现了职权主义审理模式的特征。

3.正式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理论上属于一审程序，而正式审判程序属于二审程序。行政诉讼的原被告双方如果对简易案件裁决不服的，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正式审判庭提出正式起诉；而未在一定期限内向正式审判庭起诉的，简易裁决生效。在预审程序中，如果预审法官认为案情相对复杂，在限定期限内无法审结的，有必要转到正式审判庭进行审理的，此时简易程序就会转为正式普通审判程序，视为一审。而对于经历简易审理后向正式审判庭起诉的，正式审判庭得依照一审普通程序的要求进行正式审理。根据我国法院的审级设置，在各自审级法院的一审管辖范围内，如果设立预审程序，则需将预审机构与正式法庭设于同一法院之内，以保障诉讼活动的连贯性和诉权的落实。

4.上诉程序。上诉程序总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简易程序中的起诉，即当事人不服简易程序裁决，可以起诉到正式审判庭，其范围包括实体性裁决，部分中间裁决，不予受理、超过诉讼时效、变更管辖等。而对于可起诉到正式审判法庭的案件，当事人如果对裁决不服，依然可以向上一级法院再行上诉。但对于程序问题的上诉，上诉法院依然可以不开庭的方式审理。另一种是未经简易程序直接起诉到正式审判法院的案件，或者被转为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此类案件则遵循我们一贯施行的两审终审制。

5.附带程序。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对于有附带赔偿诉讼请求的，我国法律曾规定，行政赔偿需以具体行政行为确定违法为前提，而行政赔偿附带程序的审理依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之规定。然而，在未经诉讼程序而由行政机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下，则需要考虑与现行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职能衔接问题。因法院的赔偿委员会附设于法院内部，故其不是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倒像一个半协商半职权主义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则应使用并行程序，即在简易程序、正式程序、上诉程序中一并提起。但经过行政机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就应脱离于诉讼程序，由法院赔偿委员会行使案件管辖权。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若当事人提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涉嫌违反上位法规定时，案件应中止审理，此种附带程序必须等待有权机关作出答复。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下适用正式审判程序审理方能适应程序之要求。

（三）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在行政诉讼中，针对法院违法以及不适当的判决，检察机关主要是以抗诉的方式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对于行政公益诉讼，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暂时没有规定，但其出现于立法之中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近来有许多学者主张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以检察机关或者相关社会团体作为诉讼原告，因为“检察机关凭借独特的资源、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以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娴熟地运用法律知识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代表国家而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满足行政公益诉讼之公益性”[4]。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表面上无可厚非，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问题，若由检察机关充当原告，其诉讼原告身份势必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相冲突。此外，公益诉讼的着眼点在于社会公平正义，有时难免与司法公平正义存在冲突。尽管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发挥其在现行体制内的一种自我协调能力，但毕竟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普通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为避免检察机关在日后的诉讼中处于尴尬境地，故不建议其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而与行政机关抗衡。

——————————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吴华.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与重构[J].政法论坛，2001（5）.

〔2〕董治良，张光琼，等.简化行政诉讼程序 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海南高院关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调研报告[N].人民法院报，2011-6-23（8）.

〔3〕顾磊君.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程序衔接[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3）.

〔4〕周孜予，张弛.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程序衔接[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3）. 诉讼结果，此种关系转化模式可概括为：诉前行政复议——诉讼主体偏离——诉讼结果的行政指令。另一种管辖模式则是复议改变管辖，在此种模式下，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成了真正被告，而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能作为真正的诉讼主体，且在诉讼结果上，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配合完成某一事项的，依然可以行政指令方式为之。

（二）案件分流与程序设置

篇(4)

[论文正文]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的诉讼，是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则是指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诉讼，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概念、调整对象、处理方式、受案范围等方面来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诉讼制度，理论上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似乎很难存在交叉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的交叉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的交叉问题，对树立司法权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就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交叉案件的主要类型、交叉案件的审理状况及交叉案件处理思路等方面予以探讨，以期与各位同仁商榷。

一、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案件交叉的原因。

（一）我国立法上的原因。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最初是在民事诉讼法中作出规定的，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行政案件法律规定由民事审判庭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开始受理行政案件。198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有了专门的程序法规定，才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各级人民法院陆续设置了行政审判庭专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行政诉讼制度不发达，行政诉讼法也不受重视，因而行政诉讼长期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体系。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存在独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国家中，行政诉讼大多也是从民事诉讼中分化独立出来的。行政诉讼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的事实说明了两大诉讼关系紧密。故两大诉讼案件产生交叉有其立法上的根本原因。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这样，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将一部分民事审判权授予了行政机关行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打民事官司。但是，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权属争议应由政府先行处理，而政府对土地权属争议作出的处理决定又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不服该处理决定，又可以起诉政府，打行政官司，这种立法必然产生民事、行政诉讼交叉问题。

（二）行政权的扩张与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

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不仅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管理，而且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方方面面的权益，这就决定了行政诉讼的复杂性及与民事诉讼的交叉性。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国家行政干预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行政权得到进一步扩张，产生的行政争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公民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行政管理相对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行政机关告上法庭。甚至，有人打起公益诉讼的官司，认为行政机关开支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应当为纳税人服务，应当依法行政，如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纳税人的利益，就应当被告上法庭，近几年，这类公益诉讼的官司也屡见不鲜。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民”告“官”的官司早已寻常。而行政行为往往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两方以上相对人的权益，这些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着不同的或者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有关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则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是行政相对人以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的事实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后，而相对利害关系人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是有关相对人同时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这些都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的成因。

（三）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直接产生交叉问题。

当事人为民事权益进行民事诉讼时，由于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了当事人的某项权利的取得或行使必须得到行政机关的确认或许可，具体行政行为是行为人行使权利的依据时，为证明请求司法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合法性，当事人必然要提供具体行政行为加以证明，行政行为即成为民事争议处理的前提条件。民事诉讼为了查清事实，依法必须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的依据进行审查，以查明其诉求是否合法，具体行政行为出现在民事诉讼之中，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行政诉讼的任务，这样产生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交叉现象，民事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样，行政争议中经常涉及民事争议，出现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必须等待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的情况。虽然行政争议案件和民事争议案件依法应按照各自的程序法进行审理，但在行政审判和民事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行政争议案件的审判必须等待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的情况，也出现了民事争议案件的审判必须等待行政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为依据的情况。

二、行政、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主要类型。

民事、行政诉讼交叉案件，是指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因在法律事实相互联系，在处理上互为因果或者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案件。近几年来，行政、民事诉讼交叉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审判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

（一）行政确认行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认、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①如权属的确认、工伤事故的确认等。由此可见，行政机关的行政确认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和实质的影响，一旦确认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确认程序上存在问题，使行政相对人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该行政确认行为必遭行政诉讼。同时，因该确认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并不是一方，有利害关系的双方或多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就会产生民事诉讼，形成行政与民事交叉诉讼。这种类型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比较多。

（二）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②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是由行政机关行政权的扩张引起的，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并不涉及所有的民事领域，只有在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才对该民事纠纷予以裁决。如城市房屋拆迁裁决，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的受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2号《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规定：“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同一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在不同的条件下，分别成为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而出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

（三）行政登记行为。行政登记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应申请人申请，在政府有关登记薄册中记载相对人的某种情况或事实，并依法予以正式确认的行为。”③在民事法律领域，一些民事行为实施以后，民事权利并不因民事行为的有效实施而自然取得，必须经行政登记后才能取得。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该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故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和房屋的实际交付都不自然引起房产所有权的自然转移，必须提交相关资料经房产管理部门审查登记，才能发生房产所有权转移。因此，房产管理部门颁发房产证后，持证人凭房屋产权证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提起民事诉讼，而与该房产证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即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却对房产管理部门的颁证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从而出现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目前，因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和房屋转让的频繁，此类情况在实践中也比较多。例如：甲将其祖母乙所有的房屋办成了产权所有人为甲的房屋产权证，乙去世后，乙的两个儿子即甲的两个叔父要求分割遗产即乙的房屋，并提起了民事诉讼。诉讼中，甲以房屋产权证为证据，证明乙的房屋系甲所有，甲的两个叔父转而又对房产管理部门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给甲的产权证，形成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

（四）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是指“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④由此说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是与民事行为主体资格相关联的。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申请而作出的市场主体的设立登记、注销登记等直接涉及民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和消灭。又如甲申请国土部门批准宅基地扩建房屋，国土部门作出许可并颁发许可证，甲取得了扩建房屋的资格，但甲扩建的土地是乙一直耕种并上缴税费的田地，在甲扩建房屋的过程中，乙以甲扩建面积侵犯其权益为由进行阻挠，甲扩建不成遂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排除妨碍，而乙则以国土部门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国土部门的宅基地批准许可。从而出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

三、行政、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状况

行政争议、民事争议交叉引发的诉讼案件应当适用何种方式进行审理，由于我国的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对行政、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一）直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请求司法保护的民事权利，有些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比如行政许可行为、行政登记行为等。有些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认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因不是民事管辖审判的权限，民事审判无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根据行政法原理，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撤销，就具有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勿庸置疑。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定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具有优势证据的效力，直接将当事人提交的具体行政行为作证据使用，以此确认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权利能否得到保护。这样，民事审判直接确认了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如果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对该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经审查后，具体行政行为只要有下列情形之一：1、主要证据不足；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违反法定程序；4、超越职权；5、滥用职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审判要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导致同一法院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引起当事人对法官或法院的误解，势必影响法院裁判的权威。

在行政诉讼中，特别是诉房屋登记机关不作为的案件，比如甲、乙两兄弟共有一套房屋，产权证上写的是甲的名字。某日，甲将房屋卖给丙，甲、丙双方签订了合同，丙付了房款，在丙向房屋管理部门申办房产转移手续时，房管部门以该房系甲、乙两兄弟共有为由不予办理。丙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房管局履行职责办理登记过户。诉讼中，乙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同时乙因不同意出卖房屋，提出甲、丙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如果法院判决房产管理部门履行法定职责，在一定限期内给丙办理登记过户，那么行政判决就否定了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审查权，直接确认了甲、丙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作出的判决；如果是判决驳回丙的诉讼请求，那么该行政判决就直接确认了甲、丙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行政案件的判决，均对房屋买卖合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作出了确认。显然，这种确认是不准确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要通过民事裁判来确认。

（二）先行政后民事或先民事后行政的审理方式。

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发生后，有的法院选择先行政后民事的审理方式，即将民事案件中止，等待行政案件裁判后再对民事案件作出裁判。理由是：在民事诉讼中，对与民事争议相关的行政行为一般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其审查的范围和强度与行政诉讼中的审查完全不同，即使民事诉讼中审查出行政行为违法，但民事案件却不能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或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应当先行政后民事。但是，一律按先行政后民事的处理方式会出现尴尬情形，因为，在实践中，有的民事诉讼却是行政诉讼的条件，如上述甲、乙两兄弟共有的房屋被甲卖给丙一案，如果按照先行政后民事的处理方式，则出现直接确认了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行政判决直接确认了民事行为的效力，因此，当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成为行政判决的先决条件时，先行政后民事的审理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先民事后行政。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情况的出现，大多数是民事争议发生在前。民事争议起诉后，诉讼中涉及到行政争议，因此有的法院按照时间的顺序，选择的是先民事后行政的审理方式。这种审理方式的理由是：行政机关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同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又具有公定力，非因法定程序和法定事由改变之前，不论该行政行为合法还是违法都应推定为合法有效。由此说明，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完全可以采信行政行为所确认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并据此对民事案件作出裁判。但是，这种审理方式很容易导致案件的反复，如甲出卖一批生铁被工商部门查处，经鉴定，该批生铁系不合格产品，工商部门以甲出卖不合格产品为由处以没收生铁、罚款一万的行政处罚，甲被处罚后起诉供应其生铁的乙，理由是乙供的货为不合格产品，要求乙返还生铁货款。民事案件审理中，乙作为工商处罚的利害关系人又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商部门对甲作出的工商行政处罚。在这起交叉案件中，按照先民事后行政的处理方式，民事判决采信了行政处罚所确认的生铁为不合格产品，乙供应的产品不合格，遂判决乙返还货款，而行政案件在审理中却发现行政行为不合法，作出了撤销工商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的判决。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出现了差异，导致同一法院作出的判决自相矛盾。在行政案件生效后，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案件进行了纠正，造成案件审理的反复，影响法院裁判的权威。显然，先民事后行政也不是恰当的审理方式。

（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解决方式。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同时，对与行政案件相关的有关民事争议一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中，解决解决行政争议要以弄清民事争议的是非曲直为前提，而解决民事争议更是必须以先解决行政争议为前提，二者互为条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以下特点：一是行政诉讼的原、被告、第三人都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主张负举证责任。

四、行政、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审理的先后顺序问题。

当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出现交叉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先审理民事诉讼还是先审理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了“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这条规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解决民事、行政诉讼交叉案件的主要程序法律依据。本着依法、遵循程序的理念，从有利于法院依法审理公正裁判案件的角度出发，本人认为对行政、民事诉讼交叉案件，应实行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后，中止正在审理的争议诉讼，解决需要先行解决的争议。

具体来讲，应该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具体处理：1、当因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引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会引起矛盾，也不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没有因果关系时，即不会影响两种诉讼顺利审结时，人民法院就应实行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并行的方式，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进行审理；2、当因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引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发生因果关系时，如果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先审理行政案件，中止民事诉讼。再以行政诉讼的结果作为依据作出民事裁判；3、当因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引起的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顺序就是先审理民事诉讼案件，作出民事裁判，然后再以民事裁判结果作为行政诉讼的依据作出行政裁判。上述处理方式我们概括为“基础性行为优先审理”原则，即当民事和行政案件出现交叉的情况时，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谁是基础性行为，谁就优先审理，当民事行为是行政行为基础性行为时，优先审理民事案件；当行政行为是民事行为基础性行为时，优先审理行政案件。这样操作既保证了办案效率，同时又保证了办案质量，是当事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完美结合。

（二）行政诉讼中解决民事争议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第97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解决民事、行政诉讼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随着行政管理领域扩大和行政机关的职能变化，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并且规定相对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环境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人民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后，必然要涉及原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从“有权利必须有救济”这一法治思想出发，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权和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权，就应当允许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使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司法救济。在行政诉讼中涉及民事争议，并且民事争议的解决影响到行政争议的解决，即民事争议的解决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前提时，法官应该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部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中止行政诉讼，待民事争议作出裁判后再行恢复行政诉讼，作出行政裁判。若当事人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只是对民事争议部分提出审查的请求，则应先中止行政诉讼，将民事争议部分移送民事审判庭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三）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争议的问题。

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争议，是民事争议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对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确认为前提，但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却影响着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这实际上就是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解决的案件。在民事诉讼中涉及需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由当事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决定是否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若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民事审判庭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将当事人的请求移送行政审判庭进行审查，由行政审判庭对具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裁判，裁判结果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由民事审判庭对当事人的民事争议作出裁判。若当事人不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只是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将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部分，移送行政审判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这样的处理方式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审理操作模式，一直困扰着法院。如何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已成为我们法律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正确处理好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当事人缠诉，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②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篇(5)

一、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出现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并存时，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行政诉讼先行，民事诉讼中止。根据行政诉讼的结果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2）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可能导致行政判决结果与民事争议处理结果矛盾；（3）先立案的先审理，后立案的中止诉讼。以上的处理方式或者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或者造成两种判决结果相互冲突，而且增加诉讼成本。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节省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提高审判效率，节省诉讼成本。

其次，能确保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权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的权威性，当事人不仅在诉讼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审判人员，而且必须服从法院作出的判决；其二是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尊重司法机关的地位及司法权的行使，不得对法院审批进行不适当的干涉。 而司法裁判的权威主要体现之一就是裁判的最终性，如果法院针对同一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相互矛盾则必然影响和削弱法院的权威。实践中不同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矛盾或同一法院内部不同审判庭之间裁判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比比皆是，使当事人无所适从，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法院裁判相互矛盾的情况最经常出现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关联诉讼案件中，因此将其合并审理，行政附带民事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

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可行性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现代社会由于大量的民事争议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由法院来审理这些案件有时难以胜任。因此专门行政机关被法律授予权力以解决这类民事争议，如有关房屋、自然资源、专利、商标等的争议。但是这些领域中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行为往往并不能解决民事争议，而且还会引发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从而出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存的局面。法院在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上附带解决民事争议，是否会造成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多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这类案件中往往会作出两项判决：一是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二是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法律虽然赋予了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权力，但最终解决争议的权力仍然保留在法院手中，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不拥有最终裁决权，因此当事人对裁决或确认行为不服向法院起诉，法院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一并加以解决并不是对行政权的干预。

而且，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中，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对民事争议进行了审理，虽然民事争议的解决要依赖于行政争议的解决，然而行政争议的解决不可能完全抛开民事争议，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以林木确权行政案件为例，法院的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几乎完全围绕着原告与第三人（林木产权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林木所有权争议，原告与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主要也是以林木所有权为中心。双方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竭力想要证明自己对争议林木拥有所有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针对民事争议作出裁判，结果却是撤销或维持行政行为，民事争议无从解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诉讼程序效益原则，也可能会造成民事诉讼判决与行政裁判相矛盾的局面。

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尝试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结合，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通过这种方式彻底解决以往行政诉讼中“官了民不了”的难题。

三、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符合的条件及范围

（一）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符合的条件

1、以行政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行政诉讼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判决驳回，则附带民事诉讼也将被裁定不予受理或判决驳回。

2、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行政争议因民事争议而发生；或民事争议因行政争议而发生；或行政争议夹杂着民事争议。

3、两种争议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两种性质的争议是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且民事争议的解决有待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4、民事诉讼必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起。至于具体在什么时间提起，理论界尚未定论，有学者认为“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同时提起，也可以在行政诉讼开始后、终结前的任何时候提起。” 也有学者认为“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最迟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有的国家由法院判例加以确定，有的国家由法律加以规定。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宽窄不一，最窄的仅仅附带解决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损害赔偿，最宽的可附带解决所有与行政案件相关的民事争议。从理论上而言，如果把两个不同性质但又有关联的案件一并审理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效益原则，有利于保障法院判决的统一性，就可以考虑采取“附带”的方式加以解决。然而也不能无限制地拓宽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否则会与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南辕北辙。结合实践，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对行政确认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确认属于准行政行为中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的特点是并不直接创设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某种形式的认可，增强该行为的确定性。由于这种确认来源于国家授权，所以不同于民间的确认，是能够间接产生行政法效力的行为。行政确认行为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确定、认定、登记、鉴证、证明等，实践中常见的主要有确定、鉴定、责任认定和证明行为。其中确定主要包括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证与房屋产权证书；认定包括对解决合同效力的确认，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证明包括各种学历、学位证明及居民身份、货物原产地证明等，鉴证包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济合同的鉴证，此外还有医疗事故鉴定、劳动局对工伤事故确认等等多种形式。

（2）对行政裁决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所谓“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为。” 在一些特殊领域，行政裁决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形式包括以下几种：其一，权属纠纷的裁决，即双方当事人因某一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产生争议时双方当事人依法向有关行政机关请求裁决；其二，侵权纠纷的裁决，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的侵犯产生纠纷，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予以裁决，如商标权、专利权的侵权纠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利管理机关进行裁决。其三，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即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后要求侵害者给予损害赔偿所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广泛存在于治安管理、仪器卫生、药品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

由于行政裁决是由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居间裁判某一领域中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的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行政裁决必须以民事争议的存在为前提。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就会出现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并存的局面，即行政裁决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原有的民事争议并存。行政相对人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行政裁决，其实质是为了解决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例如，甲、乙两村因一片耕地的所有权发生争议，县政府依申请作出裁决确认该耕地所有权归甲村所有，乙村对此裁决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该裁决错误，耕地应当归自己所有。在该诉讼中乙村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撤销县政府的确权决定，而是在于通过法院纠正县政府的行政裁决，确认自己对耕地的所有权，这类案件民事争议的解决与行政争议的解决密不可分。如果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法院在判决撤销行政裁决之后继而对民事争议作出判决不失为一个便捷的方法，同时也彻底解决了民事争议。

（3）存在民事侵权行为被害人的行政处罚案件。行政诉讼中最常见的行政处罚案件，但是并非所有的行政处罚案件均须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应仅限于存在侵权行为被害人的行政处罚案件，即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之间原无法律关系之联系；因一方之故意或过失行政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或法益）运行时。前者为侵权行为之行为人，后者为侵权行为之被害人。行为人因其行为而加害于被害人，因而应负赔偿之责任。” 这类案件中被采取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实施的某一行为既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同时又构成了民事侵权，因而既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又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这两种法律责任基于同一行为而产生，因而具有紧密的关系。实践中最常见的是某些治安处罚案件、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等。最适宜的解决办法是法院在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附带解决民事争议。

四、如何完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一）当事人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部分当事人地位是明确的。原告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告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当为民事争议的双方主体，行政诉讼的原告和第三人既可能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也可能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但行政机关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一方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并非民事争议的当事人。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

1、证据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涉及到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行政诉讼部分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分别适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据问题上，行政诉讼部分遵循《行政诉讼法》所遵循的证据规则。以举证责任为例，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在诉讼过程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有举证责任提出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2、调解问题。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案件（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一律不适用调解，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部分可以适用调解，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而言属于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调解原则当然适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因此，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应当依法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审判庭应当及时制作调解书，如果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在签收之前，当事人反悔的，法院应当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判决。

3、审理方式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一般有三种方式：其一，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一并审判。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案件事实简明无异议时，人民法院就将两种诉讼一并审理及判决，以迅速、及时地解决争议。其二，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分开审理，一并作出判决。这种方式下人民法院首先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审理民事争议、附带将其解决。其三，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案件分别审理、分别判决。附带民事诉讼关系复杂、案情事实以及与行政案件的内在关联性含混不清、一时难以查明，如果一并审理，会超过行政诉讼的法定审理期限，影响行政案件的及时解决。此外，如果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出庭的，也应当考虑先对行政诉讼案件审判后再解决民事争议。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将两种诉讼分开审理，先审理行政案件，待行政案件审理完结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并另行作出判决，这样处理有利于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集中时间和精力，准确、谨慎地解决好两种不同性质的争议。

4、审理期限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民事诉讼法》则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审理期限为6个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一般应为3个月，一般在3个月之内法院能够将案件审结，但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较为复杂或出现其他原因不能在3个月之日审结的，可以在行政案件审结后，由原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部分，但必须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附带民事诉讼是在行政诉讼进行过程中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应当自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之日起计算，而不是一律从行政诉讼立案之日起计算。

5、审判组织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行政诉讼排除了简易程序的适用。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简易程序可以由基层法院或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审理。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而言，其审判组织应当统一为合议庭，不适用简易程序。

6、判决问题。在审理的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下，法院对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一并作出判决，并制作一张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事实和民事争议的事实应当予以叙述；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应当分别阐述行政诉讼部分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理由；判决主文部分应当将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的主文分开撰写。

如果由于客观原因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不能一并判决的，可以分别制作判决，但是两份判决书对各自未处理的民事或行政部分应当有所交代。

如果附带民事部分是调解结案的，应当分别制作行政诉讼判决书和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书。

（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期限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该起诉 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具体为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不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以作出之日起不超过5年。这是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为界限，分三个不同层次的诉讼期限。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对涉及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等四种情况，诉讼时效期限为1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相比较而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起诉期限为3个月，这是最短的诉讼时效；在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正好与民事诉讼中的一般时效期限相吻合。

那么，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如何确定诉讼时效期限呢？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分别适用各自的诉讼时效期限。若民事争议的当事人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上所规定的诉讼期限，则民事争议当事人只能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不能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篇(6)

论文摘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致使权益受损时，如何保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前者是行政诉讼，后者为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途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是本文思路的出发点。

论文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对人权益保护

1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概念比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和制度。行政诉讼是指，行政向对方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就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核心i以独立行使职权为保障；法律主体都由三方构成，行政复议是由发生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为一方，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某些原则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适用调节原则等。二者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司法性，即都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构来解决行政争议，强调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复议的地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质疑的，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是处于附属配套地位还是有着独立地位，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学者认为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是有其独立性的。复议制度属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于“自律”的范畴；而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他律”的范畴。行政诉讼只能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复议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同样作出裁决。

2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状态和存在问题

(1)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中的问题。

对于我国立法上关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间衔接的模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就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则是行政复议前置原则。复议前置是指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行政相对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不服复议决定，再行。二则是自由选择原则，即当事人可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中自由选择其救济途径。

我国行政法学学术界对这两种衔接模式有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如经复议再进入诉讼，延长了救济时间，不利于对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由于上级机关和原机关不在同一地区，复议前置会给相对人带来不便。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遵循“穷尽救济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法院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法院原则上无审查权力。这就导致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相对人在选择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济模式后，只得无奈地感到失望。

(2)经过复议的案件，诉讼标的确定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复议后的情形，大致为以下几种；

第一，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为被告，原机关负举证责任。这里由于复议机关无须对其作出的维持决定负责，复议机关为避免在行政诉讼中当被告，往往维持。有学者认为，凡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复议决定维持的案件也由复议机关为被告，可能无法很好地履行举证责任。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说法，即“谁行为，谁被告”的司法原则。

第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变更与撤销)。当行政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时，复议机关为被告。这里出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具体行政行为适当性审查后作出的复议决定能否被提讼?按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来分析，行政诉讼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审查其适当性(除非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有学者认为，针对行政行为适当性作出的复议决定仍然属于行政裁量行为，不属于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不答复。如果是复议前置的。被告为复议机关；而自由选择复议或诉讼的，被告可以是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也可以是复议机关。

3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解决对策

(1)两种救济制度的优势并举原则。在构建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奉行自由选择原则抑或“穷尽救济制度”原则，都应该秉持最大程度保护相对人权益的原则。笔者认为，两种制度、两种原则各有所长，可采取互补之的方法寻求救济之路。比如，人民法院在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的案件时，人民法院认为是合法的但失当的，可以告之相对人撤诉，另起行政复议。

篇(7)

    [关键词]专利诉讼　无效宣告　专利复审

    为了保持与Trips 协议标准相一致，我国于2000 年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 .按照Trips 协议中关于“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以及对案件是非的初审司法判决中的法律问题，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的要求，要将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的行政决定归入司法审查的范围[1] .这一规定对专利审查制度中司法审查以及专利的司法保护都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确定了司法程序在专利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新修改的《专利法》中首次规定，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就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决定不服的，均可向人民法院起诉[2] .但是现行立法在对专利的无效宣告案件诉讼方面的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

    1 专利无效宣告案件的诉讼程序和诉讼性质

    1.1　专利无效宣告案件的诉讼程序　依《专利法》，当事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为专利行政诉讼，应当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为被告。专利的无效宣告案件程序依次是专利复审委员会—北京市中院—北京市高院三级审理[3] .然而对于专利无效宣告案件经过两审后法院做出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宣告决定的判决，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以不同的理由或者事实再次做出和原被撤销的无效宣告相同的决定，当事人仍可以上诉到法院，这就出现了“循环诉讼”的问题。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诉讼中止程序当中，例如在诉讼中发生修改权利要求的情况，由专利局复审委员会对修改后的专利是否成立进行审查，这时诉讼中止，如果缩小权利要求的修改可以被接受，案件再回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恢复诉讼程序，做出撤销原无效决定的判决之后，专利复审委员会有可能对该专利做出部分无效的决定，当事人还可上诉至人民法院。

    1. 2 　专利无效宣告案件诉讼的诉讼类型　应当注意到，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中，有的是依职权做出的行政决定，有的是依当事人请求做出的居间裁决。对于无效宣告的决定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裁决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应是民事裁决书，不是行政决定书[4] .但依我国的专利法，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属于行政决定。事实上，随着行政机关的职能扩展，行政机关也开始涉及民事争议，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裁决，并非涉及所有民事领域，在特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相应民事纠纷也予以裁决，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包括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行政管理事项，专利复审委员会往往就是对民事纠纷加以裁决的。解决民事争议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裁决行为[5] .对于无效宣告请求，由于专利权是私权，专利复审委员会是解决的双方当事人对专利权有无和大小的争议[4] ，属于民事争议，此争议的解决虽属于民事争议的解决，但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所以行政机关即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的应是居间裁决，因而属于行政裁决。但是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所做的居间裁决而起诉到人民法院，这种诉讼是属于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 对此理论界存有争议。最为普遍的观点是，对行政裁决不服只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在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民事诉讼[6] .以上分析已经得出无效宣告案件本质上属于民事争议案件，但当事人一方对进入诉讼的行政行为即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的专利无效宣告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可见，此类民事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自身的合法性，行政问题虽然不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是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问题。本文认为，根据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的相关地位不同，此类案件应当属于以民事争议为主、行政问题作为附属问。题的重合案件，将其纳入民事诉讼的范围更为科学一些，从而解决实质问题，也符合诉讼效率的原则。

    2 相关国家的专利无效宣告诉讼程序最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行政诉讼法草案，修改内容对专利复审诉讼也产生了影响。根据修改内容，将规定允许法院做出裁决直接而充分地解决原告、被告所争议的实质性问题，而不必将案件发回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决定。对专利无效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对该被驳回的专利申请的专利性做出确定的裁决，而不必再由专利局申诉部门重新做出复审决定[7] .相对来讲，德国对该问题解决更为科学，其成立了专门的专利法院，专利法院既具有司法权也具有行政权，有权宣告某一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对专利纠纷诉讼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对于专利确权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局下属的专利局驳回申请决定不服的，专利申请人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时当事人以专利局作为被告，联邦法院行政庭依照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但是对于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的专利无效审查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专利无效案件，任何一方当事人只能向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不能以专利局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被告，要以原来的专利权人和无效请求人为诉讼当事人，由联邦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审理[1] .

    3 目前我国无效宣告案件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3.1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决定的案件一律作为行政诉讼　依据《专利法》第41 条、46 条，无论是专利复审，还是专利无效请求，凡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可见我国法律并未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属于行政决定还是居间裁决做出区分，并规定在当事人不服该决定时，一律作为行政案件，由法院依照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由于审理这种纠纷与行政机关利益关系不大，因此，在法律上增加了第三人要介入诉讼的规定，但增加第三人，使案件更加复杂，既不利于保护权利人，也不利于保护公众利益；而且行政机关一旦败诉，要由国家负担诉讼、鉴定费用，增加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负担。如果法院判定该行政决定是错误的，原告人即使胜诉了，实质性的问题也不能得到直接的解决，原告人得到的救济也只限于法院将该错误的行政决定撤销，并发回行政机关重新做出新的决定。长时间的诉讼使得专利权这一实体权利问题处于未知状态，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类似于“三审制”的规定，使“权利真空”时间过长[1] .

    3.2　我国的专利无效宣告案件诉讼中，被告人仍是专利复审委员会　依据《专利法》第42 条“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提起的诉讼是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为被告。按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法院没有改判权（仅在行政罚款的轻重上具有有限的改判权） .法院即使认为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是错误的，也不能直接判决某一被判无效的专利为有效专利或者部分有效专利，而只能撤销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由复审委员会重新做出一个新的决定，但是新的决定只要换一个理由或者事实，其结论仍可以和原被撤销的决定相同。从2001 年《专利法》修改实施后，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案件大量增加。2002 年北京市一中院受理的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案件达160 多件，大大超过了前10 年的数量[8] .2003 年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应诉的一审、二审案件共有152 起，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厅开庭审理的所有案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被告的案件占到将近1/ 3[9] .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不少起经两审法院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后，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不同的理由或者事实再次做出相同的决定，当事人再次起诉到法院这样循环诉讼的情况。拖延了无效的审查时间，特别是在侵权诉讼当中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的案件中，甚至成为当事人拖延时间的手段。由此可见，依现行专利法规定而造成的循环诉讼问题，降低了诉讼效率，增加双方当事人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负担。

    3.3　无效程序没有一个专门的法院来做最后统管　在我国，由北京市中院和高院受理专利无效宣告诉讼案件，法官往往缺乏技术知识背景，因此，对涉及到专利纠纷的案件，往往能力不足，不能够保证专利纠纷案件解决的及时性和公正性。而在德国、日本其无效案件均可上诉到该国最高法院，不明的分歧可由最高法院定夺，甚至设有专利法院。我国这样的状况，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高效，其结果对专利权人和无效宣告请求人都十分不利[1] .

    4.解决专利无效宣告案件“循环诉讼”的法律思考对专利的无效宣告诉讼案件，要做到既能够解决表面上的行政纠纷又能够解决实质上的民事争议，这样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既有利于法院，也有利于各方当事人[6] .目前我国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更高效公正地处理专利无效案件，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4.1应当尽快建立统一的专利法庭　专利法庭主要由专利专业人员组成，保证法院对专利的“三性”判断达到权威性、准确性[10] ，从而在处理有关专利纠纷的诉讼案件时做到公正、准确。严格区分行政决定和民事裁决，将无效宣告案件诉讼视为民事诉讼。对于专利复审委员会依法做出的正确决定，法院要运用司法程序坚决予以维持，确保行政复审程序与司法程序协调有序地运行，保证我国的专利复审在法治的轨道上运作。

    4.2　设立专门机构主管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机构的专门化是行政裁决存在的基础条件。没有专门机构，行政裁决难免流于形式，或者裁决难保正确、合理，使行政裁决的存在失去意义。我国也应在专利管理机关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完善处理民事争议的程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独立地、不偏不依地行使职责[11] ，以保障专利复审委员会处理民事争议的质量。

    4.3简化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缩短无效诉讼的时间　对于中止诉讼程序，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后，先给专利权人一个有限的时间，如果专利权人在此时间内决定对权利要求进行缩小的修改，那么无效程序继续进行，原无效请求人仍参加该继续的程序。如果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做出后，专利权人直接起诉到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专利权人提出对权利要求进行缩小的修改，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该案件发回专利局复审委员会继续无效程序，结束诉讼程序，而不再中止诉讼程序。专利局复审委员会如果认为可以接受专利权人缩小权利要求的方案， 将直接做出部分无效的决定[12] .

    参考文献

    [1] 程永顺。 中澳知识产权保护比较。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151312

    [2]王　文。 专利法解释与例解。 同心出版社，20013

    [3] 杨志敏。 关于公知技术抗辩若干问题的研究。 比较法研究，2003 ；

    [4]  董　巍。 浅议有关“专利无效案”的行政诉讼。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2110116

    [5] 张晓茹。 多种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与诉讼程序的适用。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

    [6]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7] 韩晓春。日本法院对复审和无效诉讼案件将具有改判权。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

    [8] 李　罡。 专利法不完善专利复审委一年被告200 次。 北京青年报，2003

    [9] 刘　莉。 知识产权局为何常当被告。 科技日报，2003. 711

    [10] 张志成。 对第三次修改专利法的几点建议。 专利法研究（2003 卷） ，2003

    [11] 黄晓林。 商标权与专利权的行政与司法保护。 中国知识产权报。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