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篇(2)

（一）回顾摇滚乐在国内发展的历史，某些或某支摇滚乐队的介绍，摇滚音乐人个人传记或者访谈。回顾历史的包括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和《摇滚乐的兴起与影响》、陆凌涛、李祥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个人访谈有周国平与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风格》；摇滚乐队介绍有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主，多角度阐释了摇滚乐的起源与壮大。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则以时间脉络来构思全文，自摇滚乐的诞生至今，整理了摇滚乐的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摇滚人物的音乐、生活以及创作背景。周国平和崔健合写的《自由风格》则是以对崔健的访谈录为主的个人专辑。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则是以介绍北京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涌现的一些重要的摇滚乐队。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篇(3)

关键词：公共品博弈；囚徒困境；合作；强互惠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 Nash.J，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o.36，1950

[3] Nash.J，Non-cooperative games.Annals of mathematics，54（2），1951

[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5] 张维迎.从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经济学》，1985年第6期

[6] 李子江.《关于纳什均衡点的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7] Kahneman.D，Beatty.J，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Science，1966

[8] Kahneman.D，Beatty.J，Pollack.I，Perceptual deficit during a mental task.Science，1967

[9] Fehr.E，Schmidt.K.M.，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Altruism――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Munich Discussion Paper，2005

[10] Cardenas J.C.，Carpenter J.，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Lessons from Field Lab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

[11] 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13]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14] 姜树广，韦倩.信念与心理博弈：理论、实证与应用.经济研究，2013

[15] 唐兵.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

[16]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

[17]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

[18] 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20] Rand.D.G，Dreber.A，Ellingsen.T，Positive interactions promote public Coop- eration.Science，2009

[21] Croson.R，Theories of Commitment，Altruism and Reciprocity，Evidence from Linear Public Goods Games.Economic Inquiry，2007

[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

[24] Boyd.R，P.Richerson，Punishment Allow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or Anything Else）in Sizable Groups.Ethology Sociobi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1992

[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26] Deuervain.D，U.Fischbacher，V.Treyer，M.Schelhammer，U.Schnyder，A.Buck，E.Fehr，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Science，2004

篇(4)

关键词：相声 草根 中产阶层 身份认同

2005年岁末，在相声陷入谷底的时刻，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似乎成为相声这一传统艺术的拯救者。他倚重传统，扎根民间，贴近群众，高举回归剧场，注重娱乐性的旗帜，张扬了当代“草根文化”的独特魅力，以致形成了文化界的“郭德纲现象”。[1]可是，郭德纲真的是一个被人称颂的“草根英雄”吗？他的相声真的是为底层大众服务的吗？我认为这是人们对郭德纲及其相声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有调查显示，郭德纲的“钢丝”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大学生，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产阶层或准中产阶层。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本来代表“草根文化”的郭德纲的消费群体应是底层大众，但实际上，他的消费主体却是中产阶层，二者也能很好的适应彼此，达到文化消费上的平衡，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相声在创立之初是一种在露天场所引人发笑的口头表演，是典型的民间文化。而今天的相声，表演中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相声演员也成为表演艺术家，长期的脱离底层社会，使得这个传统表演形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主流相声界的不景气反而突出了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郭德纲将相声表演回归到传统的表演形式，演出内容也多脱离意识形态，贴近生活，他标榜的口语化，大众化，得到观众的青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郭德纲就是草根界的英雄。贴近现实生活并不等同于底层文化，郭的相声同当下最为时尚、最受关注的话题紧密相连，譬如整容、感情问题、富二代等话题，这些都不是底层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底层人民更关注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不会关注郭德纲相声中的时髦问题，可能他们连郭德纲相声中的调侃之意都无法理解。而且，德云社一场相声的票价大约在1000元左右（北京除外），甚至被炒到接近万元价格，这也不是底层民众所能接受的。除此之外，德云社还借助网络和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点也是底层群众不能引起共鸣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更多的是依靠平面媒体――报纸等，了解相关信息。种种迹象表明，郭德纲的相声与草根已经没有更多的联系，郭德纲这位大众捧起的“草根英雄”其实已经与草根无关了。

现代人逐渐从过去忽视休闲转变为重视休闲、注重休闲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社会阶层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城市中产阶层浮出水面并逐渐壮大，已经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而中产阶层也是培育与支撑休闲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2]“德云社”正好为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放松休闲的场所，这种小剧场，为中产阶层高压力的工作之余提供了精神上的放松，使得快节奏的、缺乏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得到舒缓，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他们在郭德纲的相声中不仅寻找到乐趣，而且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添加到相声中去，带来的是新的意义上的构建，郭的相声恰好在庸俗和高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迎合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品位。

维持郭德纲和中产阶层之间的平衡的首要原因是郭德纲顺应了当下文化消费的潮流。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由此造成的生活压力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他们渴望摆脱这种压抑，内心产生的反主流、反权威的心态使得郭德纲“应运而生”。郭的相声在坚守传统、发扬相声讽刺批判的同时，在相声内容中增添了许多当下的时髦新词、新事，极大的满足了现代人张扬个性，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特征。其次，中产阶层在郭德纲的相声中得到极大的身份认同感。他们通过消费郭德纲相声这一“商品”，在表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同时显示了自己在文化消费中的审美情趣和对现实、对权威逃避或者反叛的文化倾向，从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和内心欲望的极大满足感，证明了自己在消费上的实力和能力，也就是说，可以在闲暇时间花几千块钱来消费一场郭德纲的演出，成为中产阶层表明身份地位的象征。最后，新媒体对郭德纲的炒作也成为一个新的亮点。郭德纲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宣传自己，扩大了影响力，而中产阶层也大多是通过网络来接收新鲜事物，二者之所以能达到一种“共识”可以说，新媒体这一平台很好的平衡了二者的关系。

郭德纲及德云社的发展早已不是当代社会草根的代名词，他几乎完全成为中产阶层表明自己身份地位和获得身份认同感的象征，两者无论是在文化的沟通上，还是在经济消费上已经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可能也为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意义。

注释：

[1]苑秀杰：《“郭德纲现象”的意义与缺失》，《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2]张香兰：《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苑秀杰：《“郭德纲现象”的意义与缺失》，《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2]张香兰：《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3]陈东冬：《当代中产阶层消费行为和消费伦理解析》，《商业时代》，2012年第9期

[4]王岩：《我国中产阶级消费时尚的社会学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6]史铮：《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特征――一个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篇(5)

假如你在2012年突然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必不能忽略43岁的梁建章。这位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具备当代国际化学者典型特征：受过纯正西方学术训练，善以新视角反思社会问题，在颇具影响力的新浪微博上言辞辛辣。

6月，梁建章怒评陕西安康孕妇被强行引产事件，发表系列文章，五天内转发量逼近两万。梁呼吁各界人士重新认识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人为的人口限制已威胁到经济良性发展。

三年来，梁建章一直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010年，他自制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吗？》；去年，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在安康事件爆发前两个月，他和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在引言中，他写道：“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为自己的理想奔走疾呼、不遗余力的学者，在日常谈话中却判若两人：语速缓、语气轻、语调低沉——这种双重性或许更符合梁建章所担负的两种角色。在学者形象背后，他从未更改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的那个身份：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假如你关注2003年的中国商界，亦无法错过34岁的梁建章。这年12月，创立四年的携程成为首个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旅游企业，IPO当日股价涨88.56%，刷新纳斯达克三年来的首日涨幅纪录。当时，这位商界新秀正在倒时差，于熟睡中体验了“一夜暴富”。

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商界来说，梁建章和他的合作伙伴的确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2004年携程总营收增速94%，获85%毛利率和40%净利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一种将传统酒店预订与IT相结合的商业模式，由此参演IT业的风起涌云。

2006年的携程已成为在线旅游市场当之无愧的“黑马”，该年总营业收入8.3亿元，同比增长49%——就在所创企业渐入佳境时，梁建章突然决定赴美读书，为同代企业家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就在梁建章攻读博士学位的数年间，中国商界发生巨变。携程的注册用户在2011年已突破5千万，全年总营收5.9亿美元，其业务也从酒店预订延伸至包括机票、度假预订、商旅管理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但在规模接近顶峰的同时，携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期。

2012年第一季度，携程净利率跌入20%以内，营收同比增长只有19%；5月，其股价三年来首次跌破20美元。更重要的威胁在于，由于携程业务日益多元，全线作战的方式导致竞争白热化。微博化的舆论氛围更无情面可留，“增长神话破灭”“错失团购良机”等评论不绝于耳……单纯的学院生活彻底终结了，这是企业家梁建章要面对的商业现实。

身兼学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梁建章于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他有能力同时演绎学界和商界的双重革新吗？

梁建章向来自信。

新起点

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梁建章并非唐突之举。复旦大学少年班出身的梁建章，20岁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在攻读计算机博士过程中觉得“做企业更有意思”，进入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突然改变当下状态，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

关键是做出选择的时间。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之际，刚刚度过艰辛初创期，梁当时认为最大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

尽管1999年携程获得来自IDG、软银、晨兴集团、兰花集团的两笔融资，但起步期却并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烧钱”营销将携程逼到悬崖时，梁建章做出战略性调整：收购传统酒店预订公司现代运通，以酒店预订业务为盈利基点，嫁接到互联网。

坦白说，携程在2000年后的成长超出了梁建章预期。市场占比领先第二名艺龙近40个百分点，而“去哪儿”等网站当时刚起步，难成气候。日趋成熟稳定的内部架构和良好外部环境，使携程在在线旅游市场一枝独秀。

梁建章的个人工作也随之趋于常态。朝九晚五，鲜有加班；日常管理交给团队，只有关键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人事制度安排才事必躬亲。即使不再长时间地深入参与，公司依然正常运转。同时，人称“携程四君子”的联合创始团队成员，都开始尝试新的探索：2002年，前携程总裁季琦创办如家连锁酒店，三年后，前首席财务官沈南鹏离开携程，加盟红杉资本。

梁建章的内心开始渴望一些“ 新东西”——“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学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做投资？梁建章认为那无法使他获得深入参与公司建设的愉悦感；像季琦那样再度创业，去做一家超越携程的公司，又着实困难。于是，这位携程首席执行官又想起了从企业回到大学校园。

从2006年萌生退意，到次年读博，梁建章花了近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游学。从哈佛、波士顿到麻省理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位曾经的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一路旁听下来，希望找到一个能结合其管理经验和多视角学术钻研的学科。

最终，梁建章将目光聚焦经济学。他认为这门学科研究内容与管理相关，研究方法与他多年思维习惯和理工科教育背景契合，加之兼具数学、社科、文化、历史等多领域知识，梁觉得“可以把很多知识串起来深入学习”。

大半年的游学期，不仅让梁建章选到心仪的研究方向，也让携程慢慢适应了梁退居幕后的日子。梁建章与现任CEO范敏平稳交接，携程高端旅游部营销总监华丽回忆说：“James（梁）关注战略布局，范总有丰富日常管理经验，恰当的人在恰当的职位，大家都很放心。”对于“公司老板突然跑去美国读博”这种奇遇，华丽笑说放到梁身上“再正常不过”——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适合做学术。

斯坦福欢迎你

当年，梁建章所申请的斯坦福经济学项目只有四个录取名额。从开始考核到最终确定录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过多次。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的竞争环境和学习压力可窥一斑。

37岁入学的梁建章考试成绩常列前三，尤擅长基础模型和数学。不仅如此，由于他经历丰富，常帮助更年轻的学生分析未来的职业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梁建章也对自己此前的创业经历做出深入思考。

在梁建章看来，企业经营时刻考验决策者的判断力，上要担负公司发展使命，下要考虑员工生计，做企业“像走钢丝”。相比之下，读书生活对他则是人生难得的惬意。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离机场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他常常看着飞机在山间起降的景象，完成了许多关于企业和学术的思考。没课的时候，他会在家里等着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归来，一起学习或运动。

梁建章的人生轨迹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原本，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这篇论文他在博士第三年已完成，但因感觉意犹未尽，他选择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在这两年中，梁建章师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创新创业与人口。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根植于梁建章在携程的一线管理经验。在艰难时光中，梁思考过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根本，正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时候发觉中国这计划生育政策很荒唐。”“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年轻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锐减，在梁建章看来，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潜力有着难以预估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生育率低于1.5，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人口是负担”的担忧早已转化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

为了印证这种理论假设，梁建章开始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印度和日本是梁常去的两个国家。拜访学者，找相关的企业高管做访谈，了解年轻人口的创新创业现状，在聊天中获得思路启发，再用已有数据建模，印证观点。与一般学者相比，梁建章的优势或许在于“找企业高管聊天会容易点”。

一向稍显腼腆的梁建章谈及学术时，会变得健谈起来。但读博期间，梁建章并未忘记携程，他与高管时有电话联系，暑假期间回国集中参加公司会议。学期与假期的自然分割，让梁建章在企业家和博士生这两重身份

之间，穿梭自如。同时，梁开始着力于寻求学术与商业最有效的粘合方式。

一方面，梁建章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先把学术成果在携程内部推广。他认为许多公司随着管理层相对固定化，可能会存在惯性思维的问题，晋升机制和言论通道常会闭塞。如何鼓励年轻人发声，并促进部门间沟通，是梁建章正在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可能是，“由高层参与做一个创新委员会”。

另一方面，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也使这位携程董事局主席在公司战略布局上更高瞻远瞩。“宏观经济搞得更清楚，对企业经营和投资都有帮助。”2008年金融危机时，携程进行了一些投资，比如对经济型酒店汉庭

和如家，回报都相当可观。

今年3月，携程正式对外推出的中国首个顶级旅游品牌“鸿鹄逸游”，其实始于2010年上半年，携程首次推出针对富豪消费群体的旅游产品，“环游世界60天”，报价50万。当时对该产品销路的质疑不止来自于外部，携程员工也担心“曲高喝寡”。谁知，十几个名额在开通订购专线的9分钟内全部售罄。去年续推“环游世界66天”报价66万元，则在30余秒内抢购一空。今年推出的101万元环游世界80天，价格和旅行天数均创新高，全部名额在17秒内就秒杀完毕。

良好的市场反响印证了梁建章和其他高管对高端旅游市场的预判。无论这个细分市场日后格局分散还是垄断，携程都要做这个市场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为此，携程与台湾易游网和香港永安旅行社开展战略合作，为顶级旅游市场设置了一个极高的准入门槛。

这一切是在2009年悄然部署的，恰是梁建章在美读博、远程参与公司管理的时期。“顶级旅游，虽然去的人不多，但是对公司品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值得一做”，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梁建章对本刊说。

“虽然很少有人能既做这个又做那个，但如果有条件，这样做真是蛮互补的。我的idea，人口与创新，一定要在企业做过，才有这个感觉；而学术中一些更加严谨的方法确实可以用到公司决策中”——对梁建章来说，在学术与商业的经验互补，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

理性与坚持

无论是求学，还是管理公司，梁建章都习惯先进行多元化的思考，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之后在一个方向上不遗余力地“深入”下去。

携程网初创时，管理团队除了旅游也设想过金融、搜索，或京东那样的电子商务，“但分析以后，觉得做旅游比做其余的都优势更大，便没有做别的尝试”，梁建章回忆说。

在斯坦福读博初期，许多有趣的课题摆在面前，究竟选择哪一个兴趣点作为研究方向，着实花了梁建章一番心思。“选择的时候得经过考虑，你做得成什么，利用已有的优势去选”。对梁来说，经验是学术的起点，也是后者的归宿。接下来，则要靠坚持的力量。

《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合著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被梁建章坚持的勇气吸引。“这个（计划生育）问题，能身体力行去号召的学者，并不多”，作为中国人口学界罕见的公开反对计生国策的学者，李建新没有想到会与一位企业家出身的经济学者殊途同归。合著过程堪称顺利，一年书稿便基本成型：李从社会、婚姻家庭和综合国力等角度综合论证，梁从经济、资源、创新创业等角度深入阐述。在经历了改书名、删内容等多番磨练后，历时半年，这本新书终于问世，难掩锋芒。

大多数时候，梁建章都希望以理性融合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思考。在具体的学业或管理工作中，这也成为梁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

携程副总裁孙茂华记得，2003年SARS期间，许多公司纷纷裁员节省开支，但梁建章坚决不裁员。他当时做了一番分析： SARS先发烧后传染，而非先传染后发烧。只要政府采取有效隔离，很快就会被有效控制。

一整天都没有业务，日复一日地等待，有些部门上半天班，发60%的工资；有些技术和服务部门，开发程序或者做培训——SARS风波并未持续很久，裁员的公司重新营业便急迫招聘，而携程很快回复正轨，年底如期上市。

2012年，携程或许比以前更需要梁建章的理性与坚持。

如今的携程面临了诸多挑战，除了业绩下滑，股价下跌，还包括被高度竞争中被拖入价格战。梁建章坚信，中国人均旅游投资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人均电商消费，在线旅游收入仍是电子商务中的翘楚。这个过程定会催生一到两个伟大的企业。携程致力于此。“不要只看外面有多少种新模式，自己内部的事可以改进的还有很多，先修内功”，梁建章的这句话给孙茂华很深印象。孙茂华自2000年加入携程，经历了期间的盛衰。

只是，携程的规模已是当年的数倍，挑战也成几何级数增长。

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网络支付环境尚不成熟的商业环境一去不返。当年，携程依靠网络汇聚酒店、机票预订信息，再通过人工电话服务和前台支付的模式迅速崛起。如今，移动互联、社交媒体已从根本上改变了IT产业，酒店预订新模式层出不穷，艺龙等竞争对手的价格战更是花样翻新；去哪儿、淘宝等平台的涌现，给航空公司直销提供多样化渠道，也威胁着携程的OTA业务。酒店和机票预订仍在2011年为携程带来40%和39%的营收，但二者增速均已低于20%。庞大的呼叫中心和高昂的研发费用，同时侵蚀着利润。虽然携程度假旅游业务有41%的营收增速，但深入开发线下旅游资源、拓宽产品线的同时，却也几乎要被人忘记“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了。

篇(6)

关键词:艾利奥特;北美地区;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形成;发展;变迁;研究

中图分类号:G511文献标识码:A

戴维•艾利奥特(David. J. Elliott),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音乐教育学术领域中极富争议的焦点人物,他提出了“音乐是一种多样性的人类实践”,倡导一种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体系(Praxial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并向自己的老师雷默所倡导的美国官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即“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MEAE: 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引起了北美乃至世界(包括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学术争鸣。

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艾利奥特的学术成长史就是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批判史(或者说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解构史),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影响,既代表着20世纪末以来音乐教育领域理论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也预示着未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逐步走向开放化与多元化的趋势。本文从艾利奥特的成长背景简要介绍入手,将其学术发展过程分为追随、质疑、批判、建构、反思五个阶段,逐一分析各时期艾利奥特的学术思想动向。

艾利奥特,爱尔兰后裔,其音乐兴趣得益于父亲詹姆斯•威廉•艾利奥特(James William Elliott)的影响。老艾利奥特是一位业余爵士钢琴家,工作之余晚上爱在家中演奏,每逢周末便与邻居音乐爱好者们组织小型歌唱晚会并担任演奏,还经常创作一些歌曲。耳濡目染的家庭音乐熏陶,使艾利奥特从小就树立了从事音乐专业的志向。艾利奥特6岁跟随当地社区音乐学校的一位专业爵士钢琴家学习,并开始在一些公众音乐聚会上演奏;小学期间,艾利奥特已经成为学校音乐骨干,经常在多所学校和社区仪式上演奏,被师生冠以小“音乐家”称号;中学时期,艾利奥特成为学校爵士乐队的表演者、编曲者、作曲者、指挥者,以及同学们的小老师,深受师生好评;15岁时开始学习爵士长号的演奏,后来一直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专业爵士长号演奏者。艾利奥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完成了自己的音乐学士、教育学士、音乐硕士等学位;1983年在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也称为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77-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2002年至今,在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任音乐教育教授和研究生导师,讲授音乐教育哲学、音乐课程发展、研究方法、音乐认知、音乐教育社会学等课程,曾改编与创作过一些合唱曲,并在世界各地多所大学讲学与兼职。

一、审美哲学的忠实追随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

提起音乐教育哲学,就有必要先简要介绍美国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音乐教育哲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50年代末审美哲学的萌芽,60年代的审美哲学倡议,70年代雷默将之体系化与音乐教学审美化运动,80年代的迷茫与动摇,90年代的实践哲学冲击,21世纪的变迁,时至今日,审美哲学都始终作为美国的官方音乐教育哲学,也是北美乃至世界最大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①而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集大成者――雷默,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他试图在音乐形式自律论与情感表现论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一方面将音乐(作品)视为自律的客体,另一方面认为音乐是一种能够表现情感、呈现情感、深化情感的独特认知领域,提出“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音乐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力,从而巩固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独特而合法的学科地位。②到目前为止,雷默的代表作《音乐教育哲学》已经出版了三版(分别为1970、1989、2003年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艾利奥特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从事音乐专业教学活动,而对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兴趣源于其在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就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贝内特•雷默的启发。③

艾利奥特的博士论文《爵士乐教育的描述、哲学、实践基础:以加拿大人的视角》可以视为其进行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开端。该论文分为3部分:1、实证调查加拿大爵士乐教育现状,以及加拿大音乐教育当局对爵士学习重要性的认识,进而推论出哲学是爵士教育的基本需要(primary need);2、阐明将审美教育作为爵士乐教育的本质与价值的哲学立场。艾利奥特指出:

如果推断我们旨在构想一个完全不同或排他的逻辑基础,倡议爵士乐教育与音乐教育的分离是不确切的,相反,通过界定与阐释当前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我们倾向于建构一个爵士乐教育的本质与价值的理论立场,此立场将促使其潜力与地位在审美教育中全面实现。④

所以,艾利奥特拓展“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基本原则(tenets),提出一个鲜为人知的音乐意义维度――程序性音乐意义(processualmusical meaning或者engendered feeling)的维度,认为其是组成爵士乐风格的根本,并与音乐感知观念一起发展。其研究结论是,在爵士乐教育的“本土化”现象与“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全球化”事业并行的基础上,整合客体、主体连续体(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ntinuums)的音乐体验模式,关注爵士乐即兴语境中的过程及其意义,强调爵士乐演奏行动和爵士乐表演的情感品质。3、爵士乐教育的终极目标与途径。建议发展与该文哲学研究结论相一致的“爵士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实践基础。

1986年,艾利奥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了《爵士乐教育即审美教育》一文,阐明自己的审美哲学立场,但也认识到爵士乐作为一种音乐制作(music making)方式,以审美哲学所强调“听赏”体验的方式来学习,并不适合,提出参与才是爵士乐的审美特征,并非沉思(contemplation)。⑤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艾利奥特在老师雷默影响下,步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继承老师的审美哲学思想,亦步亦趋,将“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大概念转换成“爵士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小概念。但是,由于艾利奥特有着长期的爵士乐专业演奏与教学实践,比一般人更要深刻地认识到:爵士乐是一种集创作与表演为一体的即兴艺术形式,具有“程序性”(过程性)音乐意义维度,提出要使审美哲学的普遍原则适应爵士乐教育,但仍旗帜鲜明地捍卫着审美哲学立场。

二、对审美哲学理论基础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

艾利奥特在博士研究期间,已经注意到审美哲学的局限性。1988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的艾利奥特发表文章《爵士乐的结构和情感: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再思考》,开始质疑审美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迈耶的音乐体验理论”,其中指出,“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不能适应爵士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审美哲学来源于音乐结构与音乐情感关系的单一维度理论,即迈耶的音乐体验理论,这是爵士乐和爵士乐教育所难以仿效的”。⑥但是,艾利奥特并没有全盘否定迈耶的理论:“迈耶的理论不需要被取代;仅需要被修正与补充”⑦,在文章结语中,他又进一步阐明此观点:

首先,因为当前所盛行的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哲学取决于迈耶的音乐结构与音乐情感理论,它不足以充当爵士乐或者爵士乐教育本质与价值的基础……再者,因为本文所提及的局限已经被迈耶本人所确认……有理由假设,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可能还忽视了传统西方欧洲音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结构维度和音乐――情感体验的重要来源,更没有涉及到世界音乐。⑧

可见,当时的艾利奥特认识到审美哲学不仅不适应于爵士乐教育,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不适应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甚至于在文章结束处还预示着艾利奥特正在思考远离对于审美哲学的修正,“我们的真正任务可能是重新建构(音乐教育)哲学”⑨。

三、对审美哲学现代性的批判(1990-1994年)

1990到1994年间,艾利奥特发表了5篇文章,开始对审美哲学现代性进行批判,并步入实践哲学体系建构之路。

1990年,在《音乐作为文化:走向一种艺术教育的多元文化概念》一文中,艾利奥特明显将对审美哲学的“质疑”和“修正”转变为“批判”的态度,开始对自己的老师雷默所倡导的审美哲学进行尝试性的批评。他在阐述六种多元文化音乐课程模式之前,指出:

遗憾地是,正在实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概念大都妨碍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化,因为它们(这些概念)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却并不是多元文化的。例如,通常发现音乐教育者所认同的音乐文化教学是部分或者完全与美国音乐大文化情况相反,而是依旧坚持根据某一特定的“音乐”观念出发进行教学和实验所有的音乐文化。这种思考似乎与通常逻辑背道而驰,尤其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相违背。

然而,(更为遗憾地是)这种思考在理论上已经形式化。例如,“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观念,与《文化素养》一样,坚持认为音乐是一种推理的(a priori)艺术:音乐的本质和价值固存于直接的(immediate)、自律的审美客体中,并且这种审美概念解释(acquit)了所有音乐的本质与价值,因此,贝内特•雷默宣称,所有人的音乐必须是被审美地感知:“我们从所有音乐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当我们记忆每一首乐曲时,不管其文化渊源,应该为了它的艺术(例如,审美性)力而学习,包括超越任何特殊的文化所指”。

由于这种思维享有广泛影响,似乎有必要去建议那些想要鼓励学生深入洞察特定音乐的意义和使用的教师,给予其课程中所体现的多种多元文化意识以批判性的关注。……⑩

1991年,艾利奥特在《音乐作为知识》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将“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作为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艾利奥特坚持:

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哲学是严重错误的。它所宣称的原则经不起批评与分析。总之,音乐教育的官方哲学并不能为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本质与价值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音乐教育的官方哲学,与普通审美一样,忽视了音乐制作的认识论意义。它无法表现(Acquit)音乐艺术。由于将音乐作为孤立和自律的客体集合,“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忽视了更为根本和合乎逻辑的思考,即音乐是人们做和制作的事情。换而言之,音乐既是一个动词又是一个名词。B11

1993年,艾利奥特在《音乐、教育与学校教育》一文中,更为严厉地批判审美哲学:“它是建立在朗格、迈耶、莱昂哈德、雷默和斯万维克等人的已经过时的哲学理念的基础上;审美哲学对于音乐的本质和音乐的审美感知的观念是错误的。”B12并且接着阐述了音乐制作的本质,以及音乐表演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后来本文成为其著作《音乐的种种问题》的第3章内容。

四、实践哲学的体系化建构(1995年)

实际上,1993年艾利奥特已初步完成了其代表作《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写作,当年所发表的三篇文章就是该著作的主要内容,B131994年所发表的文章《音乐的再思考:走向一种新音乐教育哲学》,B14对审美哲学的音乐作为客体、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无情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该文是其著作第2章的内容。

1995年,艾利奥特代表作《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实践”(praxial)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正式建立,也成就了艾利奥特在北美音乐教育领域一夜成名的神话。

艾利奥特认为自己建构哲学有三重目的:“第一是发展一种音乐教育哲学……第二是阐释这种哲学的含义……第三是鼓励教师们将哲学思考作为其日常专业工作的组成部分”B15。

艾利奥特早期的作品中从未提及过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坦言是受到埃尔伯森的启发之后,才开始建构自己的实践哲学体系。1991年埃尔伯森发表了文章《人们应该从音乐教育哲学中期望什么》,其中从剖析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来源――形式主义出发,分析其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人们对于音乐作品的感知与反应的训练;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三种知识领域:理论(theoria)、技巧(techne)、实践(praxis),他首次提出了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实践观点:不同形式的音乐生产是不同的实践;音乐教育具有实践的属性,音乐应该包括西方传统音乐之外的所有音乐。

艾利奥特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发,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音乐教育的实践框架之中。他认为,音乐是一种多样的人类实践,音乐制作(musicing,包括作曲、表演、即兴创作、编曲以及指挥)就是“音乐制作者们”(musicers)参加到心理学家米哈依•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i Csikszentmihalyi)所声称的“心流”(flow)体验之中。他的主要观点有:

(一)音乐实践观――音乐是一种多样的人类实践

艾利奥明确指出,音乐教育需要“实践转向。”B16艾利奥特以“音乐是一种多样的人类实践(MUSIC is a diverse human practice)”作为自己论述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音乐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音乐是“过程与成品的复杂统一体”,不仅仅包括音乐作品、参与音乐的主体――人,还包括相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艾利奥特提出了一系列以实践为核心的语境中的各种音乐制作、音乐听赏、音乐创造等理论观点,以及以实践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课程和音乐教学的观点。实践哲学落实到音乐教学中,是通过批评和反思以及相关联的行为(如表演与听赏、即兴创作与听赏、作曲与听赏、改编与听赏、指挥与听赏)来发展所有学生的音乐素质(musicianship)和听赏素质(listenership)的。

(二)音乐知识观――音乐既是知识本体,又是知识来源

艾利奥特在批判审美哲学知识观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音乐知识观。他认为,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将音乐等同于客体,把音乐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发展听赏者的能力,使其能够得到这些客体所提供的知识。虽然审美哲学也将音乐作为知识进行学习,但是却认为从音乐中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建立在以音乐制作(音乐表演)行动的基础上,仅是在对音乐审美客体的“审美敏感性”的基础上,将表演视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与过程,认为音乐表演从属于“音乐作为客体”。

艾利奥特认为,音乐是“过程与作品的复杂统一体”,是“多样的人类实践”。对于音乐制作者(包括表演者、即兴创作者、作曲者、编曲者、指挥者等)来说,音乐是他或她将要学习的知识来源,即知识本体,所以音乐既是知识的一种形式(form),又是知识的一个来源(source):1、究其本质来说,音乐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它不同于用语言来表述的描述性知识,不仅仅是心智加工的产物,而且是需要通过实践获取的知识;2、因为音乐制作可以为人类提供最必需的知识――建构性知识,所以音乐制作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目的,而“音乐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通过发展学生个体的音乐能力而使其能够达到使用建构性知识的目的……虽然,描述性知识对于音乐能力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音乐教育中,其相对于程序性知识来说,处于第二位(次要)。”B17

(三)音乐作为文化――多元文化音乐课程观B18

艾利奥特认为音乐总是存在于文化之中,对于“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教育者应该实施一种“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提倡一种动态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

对于“文化”,艾利奥特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作为一个群体的人们,为了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幸存,必须适应并改造自己的自然、社会以及超自然环境,因此,文化不是人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是人们所做的事情。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可能是由一个共享的核心文化(大文化)和若干小文化(小文化)组成。小文化所持的信仰或多或少不同于特定的大文化,这是造成误解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当代美国大文化的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唯一优越的文化结构。大多数国家的“大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斗争领域,在此领域中,拥有资源和特权的人们与缺乏资源和特权的人们之间相互竞争而形成了大文化。并认为“文化”几乎并不被人们设想为“我们国家存在的符号”,而更多是被作为行动/符号体系的相关网络,而这个体系是由社会建构、历史维持、个体运用的。

艾利奥特认为,“多元文化”指的是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系统中不相似群体的共存,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多元文化”还意味着一个社会理想,一个维护政策,即为了使不同群体之间的人们互相交流,丰富所有人的生活,同时尊重和维护每个人的整体性,因此,尽管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能是多样的,但是国家也可能不支持多元文化主义或者文化民主的思想。在现实中,美国教育的非民主本质随处可见。

艾利奥特认为,“多元文化”在教育语境内所盛行(currency),是作为一个概念、一场改革运动、一个过程、一个课程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教育”所揭示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学生“应该学习什么文化”,而是,“学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大文化――小文化的联合体”。

从音乐文化方面来说,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也有一个共享的相互关联的核心音乐文化(一个音乐大文化),以及若干音乐亚文化(或者说音乐小文化)。这些小文化的观念,或多或少背离于特定的音乐大文化。这些观念的差异造成了音乐误解,成为通常的音乐错误教育(music mis-education)的基础。艾利奥特认为,由于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音乐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则音乐教育也应该是多元文化。

艾利奥特在理查德•普雷特所提出的六个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概念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种音乐教育课程观念,并且认为第六种(动态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更接近于多元文化的本质涵义。

五、对实践哲学的反思

1995年,艾利奥特代表作《音乐的种种问题》出版,及其对审美哲学的公然批判立场,当时引起了北美乃至西方其他国家音乐教育学者的广泛关注。雷默与艾利奥特师生之间的哲学辩论,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致使众多的音乐教育者都卷入到这场辩论中,关于音乐教育应该是“审美”还是“实践”的讨论成为北美音乐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促进音乐教育理论研究进入了多样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在实践哲学冲击下,雷默采取“融合”的立场,审美哲学逐步演变为“以体验为基础”的哲学。

雷默对学生艾利奥特的批评反应强烈,他指出,艾利奥特的实践哲学“逻辑混乱”(wildly uneven),本质上是狭隘的“表演”哲学;艾利奥特的“新”哲学尊崇现象、过程至上,会导致专业的倒退。B19艾利奥特则反驳了雷默的批评,认为雷默对于实践哲学的批评是错误的和不符合事实的,雷默对于实践哲学所进行的粗鲁“批评”,完全是建立未经证实的错误发现或者错误信息的基础上。B20

众多西方音乐教育学者发表文章,参与到审美与实践的哲学辩论之中。如:库曼(Constantijn Koopman)的《音乐教育:审美还是实践?》、帕乃奥提迪(Elvira Panaiotidi)的《音乐是什么?审美体验与音乐实践》、玛塔奈(Pentti Mttnen)的《审美体验与音乐教育》、鲍曼(Wayne Bowman)的《雷默音乐教育哲学的简要回顾》、乔根森(Estelle Jorgensen)的《哲学的方法》、麦卡锡(Marie McMarthy)与高波尔(Scott J.Goble)《音乐教育哲学:改变的时代》、斯凯尔顿(Kevin D. Skelton)的《音乐与作为文化的音乐:我们应该学习其中哪一个?或者两者兼而学之?》等等。

一些音乐教育学者还试图调解两种哲学之间的矛盾。如乔根森(Estelle Jorgensen)根据当前北美音乐教育专业内部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一种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相对话的辩证观点;斯派知格(Maria Spychiger)和库曼分别采用符号(semiotic)分析理论和传统的哲学分析方法,得出了相似的观点:即两种哲学都是必要的,应该相互包容。玛塔奈(Pentti Mttnen)则认为艾利奥特所反对的是一种建立在康德的审美体验观上的审美体验,他提议一种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上并符合艾利奥特框架的杜威审美体验观。

2005年,艾利奥特受到《哲学家及其批评》系列书的启发,主编了《音乐的种种问题》的“批评姊妹书”《实践的音乐教育:反思与对话》。其中1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界、跨学科的学者们,以哲学基础、表演、听赏、早期儿童教育、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以及课程等不同的视角,对艾利奥特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评论。艾利奥特则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对文章作者对实践哲学的批评一一回复。

近年来,艾利奥特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社会学方向,2004年,在他的倡议下创办了《国际社区音乐杂志》,并担任主编,音乐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成为其研究的核心词汇,而民主、政治、正义等成为文章的重要议题。

本着后现代解释学中关于文本解释的观点,“实践哲学,像所有理论一样,是暂时的、不完善的,正在发展中。”B21近几年来,艾利奥特正在撰写《音乐的种种问题》的第二版,估计不久就会面世,其中必然有诸多内容的增加,代表了他不断反思之后的新思想。

六、结语

就上述对艾利奥特学术思想成长历程的分期与阐述,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

1、艾利奥特的实践哲学思想,直接源自于其自身的爵士乐演奏与教学的专业学术背景。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艾利奥特确实受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将其音乐专业背景与学术成就相联系来看,为什么是艾利奥特而不是其他学者提出了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因为它不是偶然,而是应然,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由于音乐氛围浓郁的家庭影响、作为学校文艺骨干的成功激励,强化了艾利奥特学习音乐的兴趣,最后促成了其步入学习音乐的专业道路;而正因为从小进行爵士乐演奏与创作实践,使它对音乐制作(music making)B22有着深刻的体验,爵士乐作为一种集表演与创作于一体的音乐形式,有其独特的品质,更需要通过特殊的学习途径来掌握。因为即使一个人学会了一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也并不意味着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即兴创作/演奏,而一名爵士乐手则能够做到,行内人将爵士乐作为一种“无限的艺术”,随着演奏技巧的提升、即兴创作经验的积累、不断的反思,逐渐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这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

正如艾利奥特本人所说的,“如此丰富多样的经验,使我在学校音乐项目和许多社区音乐团体中充当着领导作用,包括在我的专业舞蹈乐队。并且,这些丰富多样的音乐经验,也是我进行大学音乐学习的基础。(尤其是,当我13年后写作《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时,这些经验形成了我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基础)”B23。这与雷默的西方艺术音乐学习专业背景完全不同,所以雷默更注重西方艺术音乐的审美体验,而艾利奥特更强调积极参与到音乐制作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来源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体验)。

2、从艾利奥特的学术成长历程以及影响来看,他经历了审美发展的高峰时期,首先是继承前人思想,然后质疑其理论的不足之处,先提出修正,然后进行批判,逐渐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不断反思与成长。从个体成长来看,它是学者学术成长的必由之路;从学术发展来看,则是一种必然趋势,一个学派往往就是如此形成与发展的;从专业发展来看,不同的“声音”更能刺激学术研究兴趣,唯有不断地质疑、批判与辩论才能促进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诚然,在学术大花园中,“一枝独秀”不可能永远,“万紫千红”才是学术繁荣的景象。近年来,实践与审美哲学之辩的余波近年已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引发了国内学者“审美”、“实践”、“功能”、“文化”、“教化”、“创造”、“融合”等多种哲学话语的不同诉求,迎来了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因为艾利奥特所批评的是自己老师的哲学思想,被许多人视为叛逆性的学者,往往带有些许贬意,曾经有学者将两位学者的对立喻为音乐教育领域中的一对“怨偶”,还有人认为艾利奥特和雷默之间出现的“学生批判老师”的现象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师生反目与学术对立的关系。本文认为,按照我国的中庸思维传统,既要鼓励人们提出不同的见解,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防止学术争鸣所引起的“文人相轻”、“人格攻击”,从而建立和谐共存、民主团结、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具体可参见拙文《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变迁》,载于《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2期。

② 具体可参见拙文《北美“审美”与“实践”两大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载于《音乐研究》,2008年第5期。

③ 参见艾利奥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致谢中,他特别提及到感谢“雷默的富有启发的教学、写作与指导”,雷默原为艾利奥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后因雷默工作调离由Malcolm Tait博士继任。

④ David. J. Elliott: Description,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bases for jazz education: A Canadian perspective (Doctoral dissertation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83), 44(12), 3623A,P.165.

⑤ David J. Elliott: Jazz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20, No. 1 (Spring, 1986), P. 41-53.

⑥ David J. Elliott(1987): Structure and Feeling in jazz: Rethinking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Bulletin of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95, 13-38,P.13.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David J. Elliott: Music as Culture: Toward a Multicultural Concept of Arts Education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24, No. 1, Special Issue: Cultural Literacy and Arts Education. (Spring, 1990), pp. 147-166,P.161.

B11David J. Elliott:Music as Knowledg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25, No. 3, Special Issue: Philosophy of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 (Autumn, 1991), pp. 21-40,P.25.

B12Music, Education and Schooling (1993) : In M. McCarthy(Ed.), Wind of Change: A colloquium in music education with Charles and D. J. Elliott (pp.85-98). New York: ACA Book.

B13David J. Elliott : When I Sing:The Nature and Value of Choral Music Education.Choral Journal 33 (1993): 11-17.David J. Elliott: Musicing, Listening, and Musical Understanding.Contributions to Music Education Review 20 (1993): 64-83. David J. Elliott: On the Values of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 1 (1993): 81-93.《当我歌唱时》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新哲学思想;《音乐制作、聆听与音乐理解》中,艾利奥特再次介绍自己了音乐四维度观念,这是其著作的第1章内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价值》则是其著作第5章内容。

B14David J. Elliott:Rethinking Music:First Steps to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24 (1994): 9-20.

B15David J. Elliott: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21.

B16David J. Elliott ed. 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11.

B17同上。

B18本节参考自:David J. Elliott: Music as Culture: Toward a Multicultural Concept of Arts Education.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4 (1990): 147-166.

B19Bennett Reimer: David Elliott's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Music for Performers Only.Bulletin for the Counci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128 (1996): 59-89.

B20Elliott, David. Continuing Matters: Myths, Realities, Rejoinders .Bulletin for the Counci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132 (1997): 1-37.

B21David J. Elliott ed. 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

B22此处使用音乐制作,而不是用表演一词,因为爵士乐表演与我们通常的所理解的表演不完全相同,通常我们认为的表演即严格按照作曲家所创作的乐曲书面乐谱,忠实于原创的再现性表演,而爵士乐则是一种即表演与创作于一体的即兴创作/演奏,虽然也要遵循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但更具有瞬间性、即时性、偶发性、场域性、创造性,需要在“表演中创作”、“表演中思考”,所以艾利奥特才认为爵士乐教育的特征是“参与/涉入”而不是纯粹的思考。艾利奥特认为音乐制作是产生音乐成品的活动,包括表演、即兴创作、作曲、编曲、指挥、歌唱等,不包括音乐欣赏。

B23David. J. Elliott Music Education and Advocacy.来源于网站:省略。

参考文献:

[1]沈亚丹.中国音乐生成过程与音乐主体的感知方式[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90.

Follow, Question,Criticize, Construct and Reflect

-Philosophical Change of Music Education in North America View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avid J. Elliott' Academic Thought

GUO Xiao-li1,2

(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2.Music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篇(7)

摘要：我国海洋渔业转型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筹划，整体布局，明确转型的目标和方向，有计划、按步骤地逐步实现海洋渔业转型的基本要求，从而实现我国海洋渔业转型的总体目标。

关键词：海洋渔业；渔业转型；转型目标；转型方向

海洋渔业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海洋渔业资源的衰竭，使传统的海洋渔业摆脱对于渔业自然资源的完全依赖性，从而谋求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转型是海洋渔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必然需求，是海洋渔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渔民增收和建设渔区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是降低捕捞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益的迫切需要。

1.我国海洋渔业转型的总体目标

我国海洋渔业转型的总体目标是以科技为先导，以集约型生产为主要增长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将传统海洋渔业转变为现代海洋渔业。

（1）以科技为先导

以科技作为海洋渔业发展的先导，实现我国海洋渔业的战略转型，全面提升海洋渔业的产业层次，优化海洋渔业的产业结构，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

（2）以集约型生产为主要增长模式

发展蓝色农业是改变海洋渔业增长方式的关键。蓝色农业主要包括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基因资源开发以及海洋制药等。以海洋生物技术为依托的蓝色农业，将有效开发海洋生物资源，改造传统的掠夺性开发方式，拓展海洋渔业空间，探索可持续利用方式，从而实现海洋渔业的多样化和集约化增长。

（3）以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

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公平性（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协同性（社会系统与海洋渔业自然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各海洋渔业部门之间的相互支持）、高效性（以尽可能低的海洋渔业资源代价产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永续性（实现人类对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2.我国海洋渔业的转型方向

（1）渔民观念市场化

渔民的思想观念由困守渔场向闯荡市场转变。提高渔民在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能力，建立渔民的市场观念，做好渔业的市场营销，加强城乡之间产品流通和贮藏的“链接”，完善深加工产品的市场开发；培育龙头企业，建立加工出口示范基地；建立海洋渔业专业合作组织，以技术、供销、信息、物资、资金、营销服务为纽带，组建各种渔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

（2）增长方式集约化

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国海洋渔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粗放型为主，依靠增加捕捞量和扩大海水养殖面积来实现的。随着海洋渔业双边协定的生效、海洋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近海捕捞量已趋于可捕量的极限，在此形势下，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刻不容缓。

（3）产业结构升级化

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向加大二、三产业转变。我国海洋渔业生产以第一产业为主，渔民的就业渠道狭窄，就业机会缺乏。在渔业资源衰退和捕捞业压缩的情况下，海洋渔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已经爱到了极大的限制，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充分利用现有的渔业生产工具和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渔业加工业、流通业、休闲渔业等海洋渔业第二、三产业，充分利用渔区劳动力，使渔民得到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4）生产方式农牧化

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由掠夺型向农牧化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海洋渔业生产方式以掠夺型为主，重捕轻养，导致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在这种形势下，捕捞渔民应弃捕从养，积极发展海水养殖业，并注重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的“农牧化”。

（5）开发方式持续化

海洋渔业资源开发方式由“耗竭型”向“可持续型”转变。我国长期以来“涸泽而渔”的捕捞方式造成了海洋渔业资源更新更慢，难以恢复，甚至出现了“无鱼可捕”的现象，严重破坏了近海渔业的生态系统。因此，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改变耗竭性资源开发方式，大幅度降低海洋捕捞量，是保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6）经营领域扩展化

海洋渔业生产经营领域由以内海近海为主向远海深海扩展。目前，我国的海洋捕捞业在传统作业渔场大幅度减少和渔业资源日趋匮乏的双重压力下，其发展已经进入了极其艰难的时间，远洋渔业是海洋捕捞业的必由之路。海洋渔业生产的经营领域以外部深、远海域为主要扩展区域，由内海向外部深海和远海延伸，发展深海、远海渔业将成为我国海洋渔业的重要选择。

（7）经济结构多元化

海洋渔业经济结构由以渔为主向多元并举转变。我国海洋渔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风险和压力的承受能力弱，要鼓励渔民进入渔业以外的产业谋求发展，拓宽渔区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提高渔区人均收入水平。

（8）养殖产品名优化

海水养殖产品由普通品种向名特优新品种转变。通过对现有海水增养殖生物品种的改良，以名、特、优、新品种养殖为主导产业，对潜在经济养殖生物种类进行开发，并对具有经济价值高和生物学性状优良的国外品种进行引进，使海水增养殖生物品种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升，走品牌、名牌的特色养殖业之路，使海水养殖业结构日趋合理。

（9）科技含量高级化

海洋渔产品的科技含量由低向高转变。海洋鱼产品的加工是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的延续。我国许多传统的水产风味食品大多是以作坊式手工加工为主，加工技术落后，加工品技术含量低，因而附加值不高。有的产品在生产工艺上存在明显缺欠，需要以现代科技手段加以改进，提高海洋渔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进而提高渔民的收入水平。

（10）渔村建设生态化

渔村建设由“生存型”向“生态型”转变。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体制完善”要求，进一步推进渔村的产业化经营，优化渔业生产结构，使渔村形成较强的经济实体，打造“一村一品”产业和特色块状经济，优化渔村经济结构，构建渔业整体块状经济，大力发展“设施渔业”、“高效渔业”、“生态渔业”、“休闲渔业”等无污染、无公害、生态型的渔业，提高渔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新渔村建设。（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宋蔚.中国现阶段海洋渔业转型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09.

[2]吉樱、喻江山、陈晨.海洋渔业过度捕捞原因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12（6）.

[3]王淼、刘勤.实现我国海洋渔业外部转型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