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综述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评李斯特》的理论定位

从机械思维到有机思维及其超越

再论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论孙正聿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

超越离土教育,走向热土教育

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论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

论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基本要素

“出场学范式”研究综述

哲学文本文献学范式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对话范式研究

“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研究综述

中国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

对“有机”哲学理念的质疑

哲学出场学范式的发展逻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意义的再理解

后现代的希望在中国——柯布博士访谈录

中国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历史与现状

哲学原理范式的形成与逻辑

2012年中国哲学史范式研究的进展

2012年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综述

2014年中国哲学原理范式研究综述

新世纪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创新功能的体现

重新评估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关系

2014年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

2014年哲学出场学范式研究进展

有机是在新时代的创新

“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2012年研究综述

2012年中国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

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的新进展

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当代中国哲学教科书范式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与现状

论当代中国哲学教科书范式创新

2013年中国哲学史范式研究的进展

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2013年中国哲学原理范式研究综述

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现代性论域下唯物史观对人本主义乌托邦的超越

“标准化哲学”的“批判”与“出场学”的“可能”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诠释与转化

努力行进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途中

在反思与创新中伴随当代中国哲学的疾步前行

理性的——对中国特色哲学的几点思考

从解放逻辑到拜物教逻辑——精神分析视野中的主奴关系浅析

问题反思与范式转换的双向互动——“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

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

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篇(3)

>> 我国县级政府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问题及采取的对策 我国国土系统电子政务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对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对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孤岛”问题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历程及面临的问题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我国电子政务的安全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电子政务中的安全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电子政务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移动电子政务建设问题研究 县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关于电子政务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综述 电子政务发展及我国电子政务现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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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儒学；经济人；理性；人性论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最优化分析贯穿各个领域，有着极强的魅力和实证解释力，而西方经济学磅礴的理论大厦也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来的，无数经济学家不断地为其添砖加瓦，西方经济学理论日趋完善，各种流派也是百家争鸣。西方经济学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经济人假说在不断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们认为经济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础联系在一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经济问题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这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影响中国经济学独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百家争鸣，但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历史渊源和影响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视图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影响时，首先选择了儒学文化作为开端。在经济利己性角度探究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融合，力求找到两者之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改善原有假设，建立适合中国的新假设体系。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基本假设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残酷的原始积累，人们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可以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此时显现出的是人类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现实的反映。另外，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是性恶论，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义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响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论善还是恶都追求自我，这一点在众多西方著作、电影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因此，基于经济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传统“经济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利己主义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及修正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受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但是“经济人”假设从建立之初，就倍受怀疑，爱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但他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而这种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利己性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阿玛蒂亚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sen，1987）。”该意见代表了早期批评者如美国的凯里（Carey，Hery.C.）及其追随者汤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及新历史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作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张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经济学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经济实践中，利己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Marshall，Alfred.）也不否认，而提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基本假设构建的进程

在中国，最初关于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影响的讨论大多作为解释每种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出现的，而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较为专门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上来认识，起于樊刚、盛洪、汪丁丁等少数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传统之区别，力图以此找到中国经济学之根（盛洪，1994），并且师徒通过比喻把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畴，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模型（盛洪，1998）；樊刚则从中国文化重人治与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较中，说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樊刚，1994）；汪丁丁把中国文化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说明与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晓玲从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以及西方经济学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对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进行分析（王晓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支持

（一）传统儒学的文化精髓

传统儒学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实质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宽、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学形成了独具特质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时在现代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与基督教义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比，儒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与西方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相比，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性质有着迥异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其行为与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冲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内容，例如博爱、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学思想与“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冲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二曰“克己复礼”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对孔子的“仁学”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而提出了“义”，认为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仁义”道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在经济利益和仁义道德前要做出权衡和决策，而仁义道德对于决策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2、“见得思义”3奠定了义和利的关系基础，在此基础上，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经过后人的发扬，儒家的价值观基本上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当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合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指导行为，而孟子认为，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4。

据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完全对立，而儒学的“中庸”思想却是强调的整体思考，不强调对立与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对人性进行全面整体的思考，考虑经济与否时不是强调二者的对立和矛盾。

（三）儒学思想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支持

前述内容中曾提到，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渊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不是敌对关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补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爱”与基督的“博爱”、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处。

《论语·里仁》中的一段话：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关键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须坚守“仁”的标准，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人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为了得到利欲而不顾廉耻，就会酿成大错。

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标，要在财富和“仁义”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目标在面对儒家的财富观的时候，不需要全盘否定，只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善：经济人的收益应该由货币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构成，其中货币收益即“财”，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学思想并不否定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时要兼顾财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则对于“经济人”假说而言，其内容并非与传统儒家思想完全相敌对，在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时，应该保留传统“经济人”假说中的部分内容。

四、“儒学人假说”的探索：广义利己性与新理性

（一）“广义利己性”假设的及其影响

基于上述对于儒学思想与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内容的对比分析，在儒学人论的背景下，提出“广义的利己性”假设如下：

人同时具备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会给行为人带来满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会在行为产生时转变为利己性，因此，广义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为转变而来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带来物质（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质效用可以用货币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为转变来的利己性带来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两部分效用变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依据是两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该行为会带来物质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为负，因此行为人是否会选择该行为取决于两种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质效用可能会强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会强一些，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行为主体作出不同决策的情况。

（二）新理性人假设

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可以辨别与区分物质和精神两部分效用的大小。经济活动中，主体目标是自身综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货币利润带来的物质效用与生产销售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效用综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设下的利益评价体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广义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类行为决策的目标不是完全的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综合。人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会带来个人满足感的上升，增加个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的效用理论与厂商理论相结合，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其收益由两部分构成：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当两者之和达到最大化时，才会达到均衡。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物质收益的评价采用效用（消费者）和货币（生产者）两种评价方法，而且两种方法分别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独立评价。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将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综合评价，需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借助效用理论中的“货币效用”的观点和结论，可以将货币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统一表现出来，以使评价标准统一，以利于进一步关于最大化等问题的分析。鉴于篇幅的原因具体的评价方法的构建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单独论述，在此暂不赘述。

五、结束语

基于儒学“仁义”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广义利己性”假设和“新理性”假设，在满足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人的影响的同时，可以利用现有西方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将原本对于不同目标群体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基本规律，使用现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做最小的改动满足中国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没有对具体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做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将在其他文章中单独进行阐述。随着各类相关理论的不断丰富，进而构建出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微观体系。

注释：

①出自《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②出自《论语·宪问》.

③出自《论语·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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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验经济学;规范实验;最后通牒博弈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26-02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表彰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实验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显示了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在理论界的影响日渐增强,并且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

实验经济学,是指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下行动,借以分析人的行为,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如果这样,经济学家可以在设计好的可以控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或者那些重大的发现做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其是否具有科学性。

1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从历史上来看,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的相关问题,得从1738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距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认为是学科开端的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和需求的实验。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从事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萨斯通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拉开了实验经济学序幕,萨斯通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个体的无差异曲线,大约20年后卢西斯和哈特在考虑了现实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进行了萨斯通的实验。1950年阿莱提出了对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下的选择进下行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决瑟尔和弗鲁德构造了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实验都是围绕着重复的囚徒困境及其变型展开的,纳什曾经指出实验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难在零和博弈中将参与人的行为视作重复博弈,不同阶段的人的选择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张伯伦教授首次在课堂对市场进行了实验,建立了一个实验性市场以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条件,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与竞争性市场均衡结果不一致,但是这也就启发了当时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在课堂上以他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竞争性均衡实验,与张伯伦教授的实验中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证券市场所采用的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他发现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适度数量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市场也能很快地收敛到竞争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证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经济人不是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与人们习惯的经济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将多次的实验的结果组成论文即《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2 实验经济学中的实例分析

一个很著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戏,该游戏的规则是:两人分一笔固定数额100元奖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来表决,即A提出的方案是给B一个数额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来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两人将一无所得。

在该游戏中,如果我们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要让x>0,那么B就应该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会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会接受,否则两人得到的奖金将会是0,也就是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会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设想一下,在如此悬殊的比例下,如果换成你是B,你也会觉得太不公平了,A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奖金,所以你会拒绝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将角色换一下,由你来提出方案,大部分会选择给B50元,这样的话,B会更容易接受,可这种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测就显得毫无意义,就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找寻其中的规律。

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我选择了45个人作为我的实验对象,事先不给他们任何限制,由他们自由选择可以分配的方案,即为B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实验的结果是31人选择将该笔奖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还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给B大于给自己的奖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选择给与B更多的奖金,即使A得到的奖金更少,否则B会拒绝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这次的实验中只有1人选择了给B最少的奖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我的这次实验结果完全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即x较小的时候,人们是会拒绝这种方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由于我选择的实验对象的样本数量太少,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可以发现,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正确,像“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一定正确,说明人们在决策中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奖金的金额、公平性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选择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更加规范化的实验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性,所以在类似地条件下,不管谁参与的实验都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涉及了很多的实验,涉足的领域有: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市场实验、拍卖实验、风洞实验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需要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做出更多的实验,以验证经济学的合理性。

3 实验经济学的意义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已经逐渐进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当中,通过实验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实证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们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的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其实,这样的方法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即理论的假设和数学的推导往往会排除掉人们行为中的非理和不确定因素,是以人们为“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实验经济学就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验经济学是以人们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的与我们现实世界不一样的问题。

第二,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论证,同时可以操控实验条件和实验变量,排除那些非关键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也就克服了经验检验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实验经济学可以重复实验来进一步论证,用现实的数据代替历史数据,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经济检验的不可重复性,使得经济学理论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四,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第五,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增长迅速,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实验经济学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学科。

4 实验经济学的问题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实验确实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实验经济学家们不单单要掌握好经济学,还要系统的了解实验所要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知道,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要研究现今的经济,揭示现今经济运行和人们行为的规律,但是即使实验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如果与现实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实验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使得实验会越来越难控制,使数据最后也更加难以处理,得不到实验想要得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参与者的主观性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经济学家在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排除个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会考虑设计实验方案的人,从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的期望,导致实验的不真实,这样的主观因素将是对实验的极大挑战,也就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许多著名的实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者由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好的系统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 总结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共同发展,它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知道,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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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直接经济效应；间接经济效应；效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61-02

一、文献综述

国际产业转移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理论：日本的赤松要针对本国产业发展较早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他在研究中发现：日本的产业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的周期。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呈倒“V”型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基于赤松理论，日本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解释产业国际转移现象，认为处在不同时期的产品对技术、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要求不同，从而引起了该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转移。从依附角度，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1949）提出了“中心―”理论模式，普雷维什强调的整体性，无论是“中心”还是“”，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揭示一般产业转移理论的代表有卢根鑫的重合产业转移论、李海舰的“脑体产业”分离转移论以及汪斌和赵张耀的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论，卢根鑫认为，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重合产业上的技术构成的相似性与价值构成的相异导致了产业的转移，即重合产业转移论。李海舰等的“脑体产业”分离转移论将企业的研发环节、营销环节和营运管理中心（决策总部）称之为“脑袋”，企业的制造环节看做企业的“躯体”。提出了脑体产业分离以及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

无论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还是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多方面研究，对推动和促进产业转移理论的发展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而且也给本文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和指导。

二、模型构建与说明

对于移入地区来说，该地区经济某部门（j部门）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指该部门当年的生产总值与生产要素直接投入量的差值。根据投入产出分析中各个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j部门在承接产业移入后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可以用公式来计算：DJ=XJ-（aijXJ+IJ）（1）

其中，DJ、XJ、IJ分别为移入地区j部门在承接产业移入后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与该部门当年的生产总值及对移入地区j部门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它们可作为直接经济效应增长“量”方面的分析评价指标。

对于移入地区来说，该地区j部门所获得的间接经济效应是指各部门在获得直接经济效应后，通过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利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我们定义：

间接经济效应的计算模型公式为：

Q=[（I-HT）-1-I]D=UD（2）

j部门传递的间接经济效应公式为：

TQj=ujiDJ=uj1DJ+uj2DJ+…+ujnDJ（3）

j部门获取的间接经济效应公式为：

OQj=uijDi=u1jD1+u2jD2+…+unjDn（4）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计算及说明

由于数据及篇幅的有限性，本文只计算装备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纺织业等五个部门的经济效应的变动。以2000―2008年五个年度的的数据对比来说明这九年间河南省五个部门承接产业移入所获得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变化的总体情况。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综合评价产业对移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用若干个评价指标来评价：用dxj系数表示j部门单位总产值获得的直接经济效应；用tqxj系数表示j部门单位总产值传递的间接经济效应；用tqvj系数表示j部门单位初始投入传递的间接经济效应。五个产业部门单位总产值经济效应指标计算（如表1所示）。

通过经济效应指标可以发现：在经济效应单位化以后，纺织业处于缓慢上升地位，而装备制造业的系数值普遍偏低。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在总量上都在增加，在单位化了以后，纺织业的其余各项指标都在不稳定中上升。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经济的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决定了这种传统增长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产业转移政策应该有利于改变粗放式的投入产出带动增长，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结论如下：河南地区仍是“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工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最高，服务业的贡献率逐渐提高，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各部门的产业比例有了一定的改变，第三产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增长迅速，这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增长是绝对有利的。河南省近些年承接产业转移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所成效，河南承接转移的产业发展仍处于传统的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建议：河南省应该改变粗放型的投入产出带动增长，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应选择有色金属、食品、电力、化工、装备制造、纺织、建材、交通运输、房地产、旅游、批发和零售等行业。

参考文献：

[1]李海舰，聂辉华.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J].中国工业经济，2002，(12).

[2]赵张耀，汪斌.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10).

[3]裴长洪.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4: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

[4]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76-81.

[5]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M].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9.

[6]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Sept 22th，2004.

篇(7)

关键词：城镇化 县域经济 国外经验 对策

所谓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在中国，县域是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单元，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占国土面积90%、人口70%的县域。因此，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妥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于是他们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城市化战略。例如原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等，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一，加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居住生活。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设资金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第二，重视规划，多数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新区和旧区的有机结合，反映出欧洲人严谨的规划意识。例如，20世纪70年代，原联邦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改革，按现代化的标准重新划定县的区域范围。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我们会看到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小城镇，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由此可见，西方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第三，致力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和保护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巨额补贴消除农业与工商业的利率差，为银行构建稳固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对技术创新、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类的银行贷款等重点项目，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贴息。

第四，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政府结合当地城镇的特色，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六十年代，为帮助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法国采取了“领土整治”和“工业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在有自然资源的地区，传统工业衰落区以及“新工业区”，政府重点以“国家发展资金”的方式吸引大财团、大企业到这些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使得原来衰落的小城镇又恢复了生机。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统计，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我国县城经济单位共有2001个，其中县级市366个，县146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太仓市、浙江绍兴市、江苏宜兴市、福建晋江市、浙江义乌市、广东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

我国由于地大物博，县域经济的差异性非常大。在面积上，大的有几万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区，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岛；在人口上，多则超过200万人，少则不到1万人；在资源禀赋上，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的资源优势县，有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良田又缺少资金和人才的劣势县；在产业上，有的是工业主导，有的是农业主导，有的是旅游和商贸主导；在发展水平上，有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县，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山区县。县域经济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县域百强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第十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全国县域经济的前十名全处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无一榜上有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在县市之间存在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的差异，但各县市的市场化程度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三，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有特点。例如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的江苏省，它的县域经济规模大，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富裕程度相对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中，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应采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以缓解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大力发展周边地区经济，让中心城市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集中力量发展中心大城市，获取了较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增长极”策略，转而普遍发展基层小城镇，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我们应该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用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去发展周边地区的经济，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极大地缓解由于城镇化给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如就业、保险、教育、医疗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赫然摆在眼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能只图大，即大城市的发展，而应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保持原有的生态和特色，坚决摒弃到那种大功能分区、大路网、大尺度的构筑物等过时的做法，提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例如江苏江阴市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地企业集团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江阴市已经形成了特种钢铁、机械装备、高档纺织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了一大批规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大力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今，一些城市存在着盲目追求建设速度，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将来就可能建立一批没有文化的城市，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在大力提倡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进行规划，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切不可以牺牲后人的做法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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