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发展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交通银行发展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信用卡；信用卡业务；消费；交通银行

中图分类：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29日

一、引言

信用卡又称贷记卡，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的方式，是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凭此向特约单位购物、消费和向银行存取现金。信用卡由银行或信用卡公司依照用户的信用度与财力发给持卡人，持卡人持信用卡消费无须支付现金，待账单日时再进行还款。作为五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其信用卡业务发展却并不抢眼。根据各大银行2014年报，交通银行信用卡市场份额排名第六位，约占7.3%，在五大行中垫底。面对信用卡行业中赢利模式趋于统一、信用卡产品本身同质化现象严重、信用卡市场立法不明等问题，交通银行仍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二、调研方法及过程

首先，本次调查采用了网上调查问卷的方法。收到新疆本地答卷57份，占总数的27.94%，其余答卷均来自全国各地；其次，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为银行，而问卷只能帮助调查用户反馈的部分，因此笔者通过浏览国有五大银行以及一部分股份制银行官方网站信用卡专页，获取相关的业务介绍，并上网查询了自己不了解的知识。实地走访了乌鲁木齐市各大银行，与相关业务人员交谈并获取各家银行申请表样表以及宣传资料，也亲身体验了各银行之间服务、环境方面的差别。本次调研重点对象为交通银行信用卡业务状况，包括发卡、费用、服务、风险管理等情况，同时与其他银行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调研能够对交通银行信用卡业务做出评价，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三、调查问卷情况

本文数据结果来自《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问卷》，问卷采取网上的方式，面向全国各地各类人群，共收到答卷204份，独立IP地址192个，考虑到单个IP地址内可以有多名用户同时上网，因此误差忽略不计。

四、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交行信用卡业务发展水平。本次调查中，在选择“拥有信用卡”的88位受访者中有13位在“您使用的是哪家银行信用卡？”中选择了交通银行，排名第六，位于五大行的末位。在“目前无信用卡”的116位受访者中有22人在“如需办理信用卡，最有可能选择的银行”中选择交通银行，同样排名第六。交通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交通银行累计发卡3，628万张，新增卡量608万张。从数量上看，远低于其他国有银行。

（二）影响信用卡业务发展的因素

1、社会大众对信用卡的认知水平。结果显示，对信用卡相关知识“不太了解”的人要略多于“比较了解”的人，占总数的45.1%。而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一部分受访者不清楚信用卡（贷记卡）与普通借记卡的区别之处，或者将信用卡理解为普通银行卡。通过分析我们得到结论，在客户对信用卡业务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银行对其本身基数庞大的客户群体进行宣传和推销，使其信用卡业务发展迅速。而由于不具备客户数量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交行信用卡的发展。

2、现有用户与潜在用户。本次问卷调查收回的204份问卷中，男性83份，占总数的40.69%，女性121份，占总数的59.31%。年龄构成中，绝大多数为20岁以下以及21～25岁人群，分别占总数的36.76%和42.16%。交叉分析后发现，83名男性受访者有43名选择“目前拥有信用卡”，而121名女性受访者中这一数字只有44。年龄方面，人数最多的20岁以下及21～25岁人群分别有80%和58.14%选择“目前没有信用卡”。而在26～30岁和31～40岁年龄段中，分别有88.89%、94.12%选择“目前拥有信用卡”。由此得出结论：我国信用卡用户男性用户多于女性，用户年龄偏向中青年。

3、申请难度。根据调查结果，认为“没兴趣或认为没有必要”办理信用卡的受访者占41.3%，可见各大银行对于信用卡业务的推广还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没兴趣或认为没有必要，表示消费者一方面对于信用卡业务具体细则不了解；另一方面对于办理信用卡的便利或存在的问题认知不清。调查中发现，银行信用卡的申请门槛整体在提高。

4、服务水平。调查显示，已拥有信用卡的88名受访者关于办卡途径，有71.59%选择了“直接去银行办理”，选择“银行业务员上门推销”的占27.27%。可见，银行业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在信用卡业务中的重要性。信用卡用户群体多为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对服务的质量必然有较高要求。因此，银行所能为用户提供的服务对其业务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服务态度方面，根据实地采访体验，招商银行的服务态度最好，工商银行服务态度较差，交通银行总体感觉较好，排名靠前。

消费者对于信用卡业务的服务质量具体有哪些要求和期望呢？如表1、表2所示。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得知，消费者对“费用”、“信用额度”、“优惠功能”三个关键词的关注较为突出。（表1、表2）

5、费用情况。对各大银行的信用卡卡费，最贵的是浦发银行的180元，最低的是广发银行的40元，有8家银行的年费标准都是100元。其中，交通银行太平洋标准信用卡普通卡年费80元。在19家银行中，只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7家银行对所有的消费都给持卡人免费的短信通知，其余的12家银行都对消费短信通知设置了门槛。

五、对策建议

（一）宣传教育、培养市场。根据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十分迅速，但依然存在一部分社会大众对信用卡的知识了解非常少。交通银行与其他大型银行比较，客户人数并不占优势，想要依靠客户基数发展信用卡业务较为困难。这时就需要主动挖掘新的客户，寻找信用卡潜在用户。建议交通银行增加广告投放量，以乌鲁木齐为例，公交车站、百货商场、商业街等人群聚集地，很少能看见交行广告的身影，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的广告牌却十分显眼。在教育方面，交通银行可以在社区、公司、学校进行相关知识的宣讲。

（二）看清客户、找准市场。目前，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卡种不是特别丰富，现有的几种信用卡对客户来说，选择面依旧较窄，与招商银行相比显得十分稀少。招行信用卡的覆盖面十分广，同时对目标客户的认知也十分明确。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卡种上主要忽略了区域特色与时尚族群。全国各省市的客户群体在消费习惯、收入情况、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差异之处。针对不同地域设计不同信用卡，对于交行来说是一个增加发卡量的好方法。可发行类似于招商银行的乌鲁木齐亚克西卡。如今大学生兼职已经很普遍，建议交通银行制定一套合理的标准，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大学生发放信用卡，同时加强与更多高校的合作。

（三）认清业绩、提升服务。应重视与信用卡行业内发展较为领先的银行之间的差距。在服务方面寻求突破，以良好的服务品质获得更多用户。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1）增加联名商家，扩大信用卡优惠的范围；（2）减免不必要的费用，如短信提醒费用。减少用户挂失补办所需的费用；（3）建议交行开发更多积分优惠活动。信用卡积分服务对客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4）增加银行网点。银行网点的数量直接影响了银行的服务水平以及客户的便捷程度。在银行网点数量方面，工商银行全国3万多家网点可称为魁首。交通银行为2，701家。网点的增加也能够提升交行其他业务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宓.我国信用卡市场分析[J].经济视角（下），2008.11.

[2]宗琮.我国信用卡市场的营销策略研究[J].中国商贸，2012.14.

篇(2)

交通银行此次切换的业务处理系统包括核心账务处理系统、信用卡系统、ATM、POS、网上银行等，涉及该行境内所有分支机构。7月19日凌晨3：00至4：35，交通银行将全行生产系统由位于上海浦东的数据中心成功切换到位于上海浦西的备份中心，两中心的光纤距离近70公里。7月19日4：35至24：00，交通银行各项业务处理在备份中心稳定运行了一天。7月20日0：00至1：40，业务处理由备份中心顺利回切到数据中心。实际切换时间和回切时间均比原计划提前20至25分钟，超过了预期目标。7月19日、20日两天，全行对外营业的网点和所有服务系统均正常运营。

7月21日是交通银行本次切换后全行全面正式对外营业的第一天，截止上午9：35，全行与人民银行大额、小额支付系统，以及与其他第三方机构之间的系统都连接顺畅、数据传输正常。至此，交通银行备份系统切换运行取得圆满成功。

银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是金融业稳定运行的基础，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好灾难备份体系建设是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和关键环节。自2002年以来，交通银行信息系统通过数据大集中、海外分行数据集中和迁移两个工程，实现了全行全球主要信息系统的大集中，位于上海的数据中心也成为国内第一个集中运维全球业务的银行数据中心。同时，交通银行的业务系统也扩展至由运行于IBM大型机的核心账务系统、信用卡系统和运行于开放平台的基金、网银、外汇买卖等50多个应用系统组成。随着信息系统高度集中优势的不断体现，运行维护风险也高度集中。为此，交通银行制定了信息系统灾备体系规划，加快灾备体系的建设。

灾备系统建设是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技术难度大，建设周期长。交通银行在灾备系统建设的实践中，围绕我国突发事件处置“一案三制”的总体要求，积极有序推进，在大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的同时，辅以建立配套的管理制度流程和业务持续性计划，使该行的灾难备份体系建设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性 骆驼评级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083-01

前言：资本充足率一直是保证银行正常经营活动的关键，下面将以骆驼评级体系中资本评级为依据，结合交通银行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对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进行分析。

一、资本充足率

鉴于2010年下半年银监会的要求，各大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交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到256.37%，比年初提高70.5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44%和9.27%，符合监管要求。

单从数值上看，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足够了的，但若进行横向比较，“香港的银行平均CAR高达16%，新加坡的银行平均CAR为14%。在OECD国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也是在10%以上。”由此看来交行12.44%的资本充足率是相当而言并不算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负2.98%到现在的12%，已经是做的很好的了。

二、加权风险资产的规模分析

2011年末，交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净额同比2010年增长了17.25%，同比2009年增长了50.13%。

与此同时存放央行款项平均余额同比增幅达33.68%，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利息收入比上年增加人民币24.81亿元。存款准备金额增幅大于风险加权资产金额增幅主要是由于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曾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由此可见，其资本风险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三、财务指标分析

2011年，随着整体经济环境的好转，交通银行经营业绩也随之继续增长，核心财务指标保持较好的水平。如上表所示，截至2011年末，交行资产总额达到人民币46，111亿元，较年初增长16.69%。客户存款较年初增长14.48%；客户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4.52%；人民币存贷款市场份额继续提升，保持同业先进水平。

由于加入世贸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的银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从交通银行这三年的财务报表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整体经济水平的好转，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银行业也逐渐好转起来。

四、留存政策

2010年度及2011年度，在资本补充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以及实施再融资的背景下，交通银行向下调低了现金分红水平，让更多留存利润用于补充资本金，以减少外部融资的规模，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冲击，进而为股东提供更好的回报。

最近三年，交通银行的未分配利润全部用于补充核心资本，用以支持核心业务的发展。在银监会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情况下，交通银行通过减少现金分红来补充核心资本，而不是通过外部融资增发股票和债券的方式，有利于银行自身的管理，避免股权过度分散。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侵害了股东的当前利益，有可能会导致股东“用脚投票”。

不过总的来说，交通银行的留存政策并没有不妥之处，减少当前期的现金分红用以银行自身的长期发展，对银行本身是有利的。

六、总结及建议

通过以上几点的分析可以发现，交通银行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同行业的平均水平，经计算交通银行2011年的基本资本比率为5.89%，权益乘数为16.96%，均符合国家规定的区间之内，而股利支付率略微有点低，仅有14.41%，但也符合国家不超过50%的要求。

由于我国面临经济体制的转型，一方面GDP增长迅速，国民储蓄率高，另一方面有关金融监管方面还不完善，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目前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性还是不够的，有必要继续增加资本充足率：

（1）拓宽筹资渠道，借助外部力量增加核心资本。这里指的主要是增加实收资本这一方面。通过增发股票，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增加实收资本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但这样也会引起股权的分散，不利于银行内部自身的管理。尤其是像交通银行此类银行，国家是不会轻易允许私人或者国外机构掌握控股权的。

（2）改变资本结构，增加附属资本比例。附属资本在风险性上要高于核心资本，但就我国现实情况看来我国银行业的附属资本比率过低，导致资本结构单一，这而是不利于银行发展的。

（3）进行内部整改，提高利润率，增加盈余公积。银行要发展，主要还是得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内部机制，增强银行自身的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利润，通过盈利转增核心资本，这才是银行增加资本充足率的首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陈德胜，姚伟峰，冯宗宪：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与对策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4

篇(4)

【关键词】北洋政府 国家银行 统一发行制度

近代中国由官方设立或控制的管理金融市场、经理国库且控制货币发行的国家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为数极少。1905年户部设立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1908年邮传部设立的交通银行，以及零星的金融法规的颁行，从形式意义上标志着我国近代意义的新式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在政府被动的主导下开始起步。而缺失了内生动力的这一制度的生成过程也就必然会显得有些生硬乃至最终变形。

后，名为统一的北洋政府已经难以控制陷入分裂的政治格局。清末新旧式银行并存且互相借力的发展局面，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由大清银行演变而来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在该时期仍是国家银行群的中坚。

一、后的财政金融与国家银行制度

并没有带来安定的政治环境，但清末以来形成的金融格局却被持续动荡的社会形势所打破。除外国银行势力随着时间与各国在华政治力量的起伏有所消长之外，国内三大金融势力（票号、钱庄、新式银行）的市场比例与影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后，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形成，外国银行也开始了经济控制范围的争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6年底，共有50余家外国银行在华活动，其中英国银行4家、美国银行5家、法国银行3家、日本银行30多家，其他各国银行7家等。而曾经引领中国金融时尚的山西票号在遭遇战争破坏、经营组织与经营理念落后等因素的影响下，由1911年的26家减至1921年的4家，已经逐渐退出近代中国的金融舞台。而钱庄业（特别是上海一带）由于新业务的拓展及所处地理优势，在经过了战时短暂的停顿之后，开始取代票号进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占据了国内金融机构业务的最大份额，并握有票据交换与清算的主动权。1912年到1926年，上海南北市共计新设钱庄105家，资本总额由106万余两增至1341万两。而新式银行在多种因素的催生下出现了不正常的快速发展，1912年到1927年间新出现了186家。中国银行（前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这一阶段仍然是中央银行制度的主体和政府财政的支柱。仅以数量而言，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金融市场得到了极大的膨胀，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再加上同期值得一提的国币改革，可以看出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尽管问题尚多却在不断进步。其主要原因除了近代社会在不断的变革中逐渐觉醒、观念渐开之外，实业的发展与财政背景成为两大刺激因素。

然而北洋政府的财政背景却为该时期银行业的发展增添了几丝阴影。对因财政亏空而大量发行的政府公债的投机成为很大一部分银行的主业，因而钱庄与银行在大量开设的同时，倒闭数目也大的惊人，极端恶化的政府财政造就的内外债经营是金融市场异常发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据统计，北洋政府16年共发行公债27种，发行额为6亿2千万元；同期中央及地方军阀共借外债12亿7千多万元，实收9亿2千多万元，而内债的1/2与外债的1/3用作了国内的军政费用。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银行界大都经营于此，此外另有对政府财政的大额垫款，因而该时期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实际业绩也就变得不那么正常了。

二、国家银行银币统一发行制度的发展

北洋政府成立后对于统一币制和统一发行的认识与前清显然是一致的，因而承继了清末的币制改革，并有相应的法规出台。尽管进步是明显的，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势的虚弱、财政收支的艰难与国内地方军阀间不断的战事，致使货币市场的改革并未完全推行。另外，中外大小银行纸币发行紊乱，无准备发行现象也过于严重。尽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重新定义为承担更多中央银行职能的特权国家银行，但商办色彩已经加重并意欲逃离政府控制的两大银行并未能在制度的规制下起到预期的作用。

民国初年，世面流通的多为旧发银币且种类不一，对国家银行集中发行极为不利。当时国内财政界有多种改革币本位制的意见，熊希龄在1914年1月17日的国务院财政讨论会上说：“中国以银为本位虽与世界大势不合，然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政府意欲以最短之时间谋币制之统一……今日市面通行之旧币大约有二万万余元，宜设法利用，以为暂时之媒介。”1914年2月8日《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得以公布，对国币单位与重量、种类、成色及流通办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宣称“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试图对货币发行市场也进行统一，堵塞地方及私人的铸币权。辅行的《国币条例施行细则》更是详细规定“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一元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而以往通行之旧银角旧铜圆旧制钱政府以国币收回改铸，凡在中国境内以国币授受者无论何种款项概不得拒绝。承担了整顿货币市场、准备集中发行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推行国币兑换旧币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1915年7月，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曾致函上海钱业公所收兑龙洋，取消龙洋行市以推行新币；1919年6月11日上海钱业公会决议取消鹰洋行市，只开国币。至此，外币在国内市场的地位急剧没落，银元行市得以统一，国币成为流通主币，因而在当时甚至被称为“中国铸币历史上唯一成功的银币”。

1928年时有数据统计，全国流通各种银币共7.8456亿元，新国币达5.9234亿元，占80%以上。《国币条例》的实施对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顺利行使央行职能，集中纸币的统一发行，掌握货币市场并稳定金融提供了一种可能，因而有着重大意义。

三、国家银行纸币统一发行制度的发展

在政府的努力之下，银币得以基本统一，但纸币（兑换券）发行市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政府特许银行、商办银行、各省银行号大都可以发行兑换券。以1917年为例，国内银行发行纸币为2.17亿元，其中政府特许银行发行额占42.24%，商办银行占1.11%，各省银行号占56.65%。除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殖边银行等国家特许银行外，商业银行诸如中国实业、中国通商、中国农工、中国恳业、浙江兴业、四明商业、北四行联合准备库（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等都有纸币发行权；而历年在华发行纸币的外国银行也有21家之多（如麦加利、汇丰、德华、横滨正金、华俄道胜、东方汇理、花旗、荷兰银行等）。国内因地方割据导致国库难以统一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地方官设银行号在军阀强制下滥发纸币以冲抵财政亏空，湖北的官票、山西的晋钞、东北的奉票等为其典型。

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纸币的发行始终没能统一。中国银行和“与中国银行同具中央银行性质”的交通银行在其则例中先后被赋予了特许发行兑换券的权力，并负责收兑旧发兑换券之责。以中行特别兑换券直接收兑计，1914年7月1日到30日就曾收回滥币共计31645504元。为尽快遏制纸币市场的混乱，集中由国家特许银行统一发行，北洋政府颁布了《取缔纸币条例》（1915年10月22日），规定：“凡官商银钱行号发行纸币除中国银行外均依照本条例办理”；在该法颁行之后新设之所有银钱行号或已设立但未发行纸币者不得发行；之前“业已设立之银钱行号有特别条例之规定准其发行纸币者于营业年限内仍准发行，限满应即全数收回”，无授权发行者自本条例规定之日起“以最近三个月平均数目为限不得增发并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陆续收回；所有有发行权的银钱行号应“每月制成发行数目报告表，现款及保证准备报告表，详报”财政部备案；财政部可随时派员检查其各种帐册单据。

中国银行在革命后即被指定为主要行使央行职能的国家特许银行，中国银行兑换券早在1913年1月5日公布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中就被规定可用于：“（甲）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乙）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证及交纳电报费，（丙）发放官俸军饷，（丁）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已俨然具有了独家发行的央行气势。随之三个月后公布的用以指导中国银行业务运作的《中国银行则例》（民二则例）第12、14条也出现了发行兑换券、“代国家发行国币之责”的授权；1917年11月21日修正后的《中国银行则例》（民六则例）加以重复。

而交通银行和另一特权银行（殖边银行）发行的制度性规定在《交通银行则例》（1914年3月18日）第13条和《殖边银行条例草案》（1914年3月8日）第10条中也可以看到。

至此，币制改革在制度上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备，但在缺乏统一的政治中心和强势中央政府的条件下，也缺少了对制度的有力推行者和执行者，彻底改革币制并完全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的期望也只能留到下一个时期。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2] 黄鉴辉：山西票号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4]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M].中华书局，1984.

[5]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M].中华书局，1962.

[6]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3）（第一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 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M].黄山书社，1999.

[8]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篇(5)

厘清资金组织商内涵

与提供单一的融资服务不同，资金组织商是：集资金提供者、财务咨询者、方案策划者和交易撮合者等多个角色为一身，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一体化的资金组织服务，从而成为一个综合融资服务平台。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也更为重要，金融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在不同地域、政策环境和文化传统下，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界定、职能定位可能会出现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 即使名称相同， 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职能也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按照这一理论，商业银行从贷款提供商向资金组织商转型，就是从单一的资金中介向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转变，以优化和提升自身金融功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资金组织商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主要发挥的是咨询策划、资源整合和交易撮合的功能。资金组织商一般具备客户、信息和渠道上的优势，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资金需求和供给的信息。综合考虑市场形势和客户需求，资金组织商为客户量身定制最优融资解决方案。通过搭建综合融资服务平台，整合各类产业和金融资源，资金组织商让相关各方在平台上实现对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把资金供需双方撮合到一起，从而起到“资金桥梁”的作用。提供资金并不是资金组织商最主要的功能。视情况需要，资金组织商既可以以自有资金给客户提供融资，也可以仅作为融资交易的撮合者，自己并不提供资金。可以说，传统的贷款提供商类似京东，主打“自营”业务。资金组织商则类似淘宝，主打信息整合和买卖“撮合”，以赚取手续费收入为主。商业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也是从表内资产、信贷业务为主向重点发展表外业务和撮合交易转变的过程。

商业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的重大意义

商业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是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提升服务实体质效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市场深化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老三样”（存款、贷款和发债）已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和跨境跨市场的综合融资需求。部分企业将融资策划提升到了战略高度，融资策划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制订未来发展战略时，企业同时对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融资策略和融资方式进行全面规划。不断升级的客户需求要求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思路和模式，银行不仅要融资，更要“融智”，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咨询、融资策划、资源整合和撮合交易等在内的全方位、一体化的资金组织服务，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当前，实体经济依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小型和微型企业尤甚。商业银行转型为资金组织商有助于缓解这一难题。融资难、融资贵主要是由经济下行条件下优质资产稀缺、不良上升导致银行风__险偏好下降等因素所致，但也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割有关。凭借在客户信息、市场分析和同业合作上的强大实力和专业能力，通过对贷款、发债、股票上市、产业基金、融资租赁、信托贷款以及境外融资等各类融资方式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和个性化的方案设计，银行将显著提升实体经济融资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为客户争取到最优的融资价格（成本）。在提升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上，资金组织商的作用亦很重要。很多小微企业可能不符合部分大中型银行的风险偏好，后者则可以将其推荐给城商行、农商行或其它在小微融资上有专业或地域优势的金融机构，银行则从中起到撮合和增信的作用。

近年来，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大大降低了融资双方的参与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P2P、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新型融资机构和产品直接绕过银行为客户提供融资，商业银行面临不断加大的去中介化、去间接融资化的压力。向资金组织商转型是银行扬长补短、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如果银行能充分利用掌握大量客户和市场信息的优势，通过大力提升融资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交易撮合能力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多样便捷的融资服务，就依然能够获得客户的青睐，而不会成为“21世纪的恐龙”。

向资金组织商转型也是商业银行应对盈利增速下滑、拓展非利息收入的客观需要。2016年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2.27%，较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之前的2012年初下降了48个基点。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3.17%，净利润增速持续放缓，不少银行净利息收入负增长。在此背景下，未来商业银行业务轻型化、表外化是大势所趋，而资金组织商与这一转型方向高度契合。商业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融资服务，重点发展顾问咨询、融资策划和交易撮合等中间业务。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还可以优化业务结构，拓展非利息收入来源，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可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金融创新加快和融资渠道增多为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提供了跨市场的业务条件。商业银行可供使用的金融工具日益增多，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试点综合化经营为商业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提供了内部基础。目前，五大国有控股银行及部分股份制银行的全牌照布局已初具雏形，证券、基金、保险、租赁、信托、期货等相关业务领域均有所涉及，不同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日益增强，业务融合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依托自身在支付、结算、渠道，尤其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信用和数据优势，使其成为综合融资服务平台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长期担任信用中介的过程中，商业银行锻造了强大、专业和高效的风险管控能力，这为其发展新模式、承担新功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交通银行积极开展资金组织商的实践探索

作为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交通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首要任务，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和转型发展来提升自身金融功能，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在牵头开展银团贷款业务中，交通银行就承担了价格确定、银团组建和贷后管理等多个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资金组织商的角色。交通银行于2009年确立了“两化一行”发展战略（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跨境跨市场的综合化金融服务。近年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交通银行在全融资服务、融资咨询策划和融资撮合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内部体制机制和组织架构上加以优化调整，以适应新的业务发展模式。

近年来，我国融资结构发生明显改变。信贷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90%下降到目前的70%左右，一度只有一半多些。融资结构多元化已然势不可挡，全融资服务渐成主流。目前交通银行的融资产品除了贷款、发债和票据外，通过整合交银集团旗下的证券（香港）、租赁和信托等子公司，或是与其它同业共同合作，还可以提供股权融资、融资租赁、信托贷款、产业基金等各类融资服务。交通银行集团可提供的融资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还可以灵活搭配，通过组合创新更好地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初创期风险高的特点，交通银行与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基金）等创业投资机构合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银行贷款”的投贷联动模式。交通银行通过理财基金积极参与国家级PPP基金项目的筹建。2016年年初，交通银行认购150亿股，加入了财政部牵头设立的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交行参与的PPP项目涉及轨道交通、城镇化建设和能源开发等多个行业。PPP基金作为原始出资人进行股权投资，视项目实际运作需要交行还会提供贷款、发债等后续融资。

随着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程度提高、境外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扩大，加之一批自由贸易实验区相继设立，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开展包括贸易融资、境外发债、跨境贷款和本外币资金池等业务，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融资渠道，帮助企业在境外市场获取低成本融资。交通银行整合境内外分（子）行、离岸金融、子公司等资源优__势，持续推动“全球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多产品、综合性、全流程金融解决方案。交通银行连续多年作为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的独家发行及交存、财务人，至今已累计发行1000多亿元人民币。交通银行在自贸区试点并推广至全国的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不仅便利了跨国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跨境资金调剂和归集，还发挥了集团内部经营性融资的功能。

在提供跨境跨市场全融资服务的同时，交通银行逐渐开始重视开展咨询策划、资源整合和撮合服务。通过不断积累的PPP业务实践，交通银行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组织运作经验。与传统贷款人角色不同，商业银行在PPP项目中担当了综合化的融资服务咨询机构。银行不但为PPP项目提供和组织资金资源，包括贷款、投行、保险、信托等，还积极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开发等顾问服务，为项目开发提供咨询。在投贷联动模式下，通过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结合，银行和合作机构可以发挥各自优势，与企业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深入实体经济各环节，在资金、管理、经营等各方面提供多方位支持。总之，银行越来越重视发挥搭平台、建桥梁的功能，组织策划、资源整合和交易撮合服务越来越普遍。

为适应资金组织商这一全新角色和业务模式，交通银行积极推进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和流程优化整合，以夯实资金组织能力提升的内部管理基础。为更好地贯彻以客户为中心和“一个交行、一个客户”的经营理念，提升对客户的全方位综合服务能力，交通银行对业务板块进行了架构调整，适当整合了产品部门，突出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确立了“五大板块”（公司板块、同业板块、零售板块、互联网金融板块和风险管理板块）运作模式，有效提升了统筹协调和一体化管理能力，精简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市场反应速度。交通银行将控股非银行子公司分别纳入了公司、零售和同业与市场三大前台板块进行统一管理，各子公司按照母行业务板块工作需要，围绕客户发展纲要和年度行动计划，聚焦母行对公、同业、个人等不同客户群需求，配套提供联动融资、结算增存和资管理财等专业化非银金融服务，从而有效加强了内部协同，充分发挥了集团合力。

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向资金组织商转型的策略

尽管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中国商业银行已经在担任资金组织商角色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在全面性、专业性和协同性上与真正的资金组织商尚有很大差距。结合交通银行的具体实践，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应从转变经营理念、加强业务整合、深化同业合作和优化组织架构等方面着手，全力提升以咨询策划、资源整合和交易撮合为主的资金组织能力。

在经营理念和角色定位上切实实现转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向资金组织商转型，首先要在经营理念和角色定位上实现转变。在经营理念上，商业银行应积极拓宽金融服务的视野，丰富金融服务模式，将服务视角从经营单一客户拓展至全产业链的客户群，注重做生态、搭平台，将资产配置（表内和表外）的范围从信贷、债券拓展至股权、基金、信托贷款、委托债权、应收账款及各类收益权等多资产组合，将资金来源渠道从存款拓展至大额存单、理财资金、资产证券化等多渠道，将与客户的关系从“一锤子买卖”拓展至涵盖企业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角色定位上，必须“跳出银行做银行”，从单一的“资金提供者”向“咨询策划者”、“资源整合者”和“交易撮合者”转变，从以表内业务为主的商业银行向表内表外业务并重的“商行+投行+资产管理”转变，从坐等客户上门的“坐商”向走出去主动营销、上门服务的“行商”转变。

大力开展跨境跨市场经营和资产管理业务。商业银行应着力提升跨境跨市场经营水平，充分利用贷款、发债、股权、租赁、信托等境内外各个市场，创新组合各类融资工具，为客户设计出更多、更优、更具针对性的融资解决方案。银行必须整合贯通境内外各个金融市场，主动对接境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善用各种融资渠道，搜集处理各方信息，以此调动各类资源，培育和提升资源整合、开展联合服务的能力。资产管理是商业银行除传统存贷款业务外、能有效连接资金提供方和资金需求方的重要业务。商业银行应以资产管理业务为抓手，将资产配置的视角从信贷市场拓展至整个金融市场，以“大资产管理”的思路，通过打通信贷、投行、理财等业务的区隔，积极拓展产业基金、证券化、结构性融资等新型业务；同时拓展表外资金来源，从以存款为中心的负债管理，转变为覆盖存款、理财及同业存款等表内外负债的统筹管理。

深化与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不同银行在客户定位、风险偏好、网点渠道和经营特色上有所不同，相互合作的空间很大。除了传统的银团贷款外，银行之间还可以在客户互介、渠道共用、信息共享和结算清算等方面紧密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综合融资服务。在现有的分业经营格局下，商业银行开展资金组织服务离不开证券、信托、保险以及PE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与支持。银行应与证券、基金、信托和保险等机构深入合作，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既要深度介入股__票、基金、信托和保险市场，拓展资金来源渠道，还要借助这些机构在股权融资、资产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提升资金组织的专业化水平。银行还应与VE、PE等机构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各类产业和并购基金，以“股权投资+银行贷款”或“股权投资+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模式，围绕特定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整合和并购交易，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在与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的过程中，银行还应利用其在支付、清算和交易等方面上的系统和牌照优势，主动为这些机构提供资产管理、资金托管、交易、清算等配套服务，以使得双方合作更为紧密和牢固。

搭建基于互联网的综合融资服务平台。搭平台是提升交易撮合能力的必要前提。平台是处理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桥梁”，将有效发挥汇集信息、沟通联络、搜寻匹配和买卖撮合的功效。在移动互联时代，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借鉴互联网和平台化的思维，创新思路，转变模式，融合网点、电子渠道和客户经理队伍，搭建富有特色的综合融资服务平台。平台要深度渗透目标客户的业务经营和日常生活，通过平台吸引客户，黏住客户，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拓展，聚集尽可能多的融资需求方和供给方，让相关各方在平台上实现对接。

持续推进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和优化。商业银行应着重加强板块、部门、总分行、分行与子公司间的联动，通过构建有效的联动机制来推动各经营单位形成强大合力，为综合化融资服务能力提升提供管理支撑。同时密切授信、风险、资负等中后台部门与前台经营单位的沟通，加强事前的、建设性的业务指导。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商业银行还应积极探索尝试设立行业事业部，开展专业化经营、独立化运作和市场化管理，以进一步提升运行效率。银行应深入到行业和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中去，全面了解客户的产品、技术、市场态势和经营模式，为实施精细化、差异化和专业化的融资服务提供支持。

宏观政策和监管建议

商业银行实现向资金组织商转型，还需要宏观政策和监管上予以支持。建议在金融业综合经营、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鼓励金融创新和优化综合监管等方面推进相适应的改革与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四点建议。

鼓励和支持大型商业银行深化综合经营，进一步提升跨市场经营能力。目前商业银行开展综合经营还只能以试点的方式推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充足的信贷资源，具有丰富的项目运作经验，拥有成熟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体系，具备向资金组织商转型的良好条件。可以考虑允许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业整合、进一步深化综合经营，组建大型金融集团，为企业和居民客户提供更加综合化、一体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证券和保险行业可获得银行强大的资本支持，充分利用银行的品牌优势、客户资源和渠道基础，快速做大做强，进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可谓“一举两得”。

积极稳妥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鼓励开展跨境融资。建议在理性审慎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妥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对企业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简化审批审查手续，并对融资资金调回国内给予更多的便利。建议在总量控制和额度管理的情况下，对企业开展跨境融资予以适当放开。可以考虑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在区内试点创新开展跨境本外币贷款、跨境投融资等业务，待成熟后逐步推广。建议加快推进在自贸区内建立面向国际市场的人民币国际债券平台，境内外符合条件的企业和机构可以在该平台发行人民币债券进行融资。

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建立容错试错机制。商业银行在担任资金组织者的角色中，迫切需要用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模式提升资金组织能力。建议从监管上尽快对诸如投贷联动、股权投资等新业务予以规范和引导，以鼓励银行通过创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总会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风险的创新几乎不存在。建议在自贸区区内开展建立容错试错机制，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这一套机制的关键是把握好四个环节，即试点运行、大胆尝试、评估修正和复制推广。在该机制下，很多创新业务不必等到所有细则出台后再开展，可以边推进、边总结，待完善后再出台较为全面的细则并复制推广。

篇(6)

著名作家俞天白先生授权本刊的独家连载,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上海金融史上留下不朽印记的众多人物和事件。

与时间赛跑的筹备组

交通银行创办之初,困难重重,但是筹备组的工作效率十分惊人。

金融专业尽管人才匮乏,但四大专业银行设法从往这儿调集,并成立了由和徐家渊负责的工作班子;外滩一带尽管寸土寸金,但当他们从富丽堂皇的一幢幢大厦中,看中了原金城银行的行址金城大楼,即江西中路200号,一幢属于上海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当年中国人开设的银行中,十分精致的一幢,只要他们看中,市政府就很快地调拨了过来……

然而,1985年7月1日,国务院仍然没有批文下来。延到1986年2月7日,尽管对交通银行管理处的迁沪、董事会的改组、领导班子的配备、人员的编制、章程的制定、资本金的核复等问题正式批复了,但对该行业务如何界定、机构如何设置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筹备组赴京面呈章程,汇报筹备进展,以期按期开业。然而,直到1986年7月23日,国务院才发出《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决定重新组建。可对外公告时,却把“重新组建”,改成了“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由京迁沪并恢复内地业务机构”,之所以如此措词,是因为考虑到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即香港交行)的利益。建国后一直坚持营业的香港交行表示,如果宣布重新组建,就需要按照新银行的规定重起炉灶了。

没有批准就没有批准吧,反正马上要开业了。筹备组在“自主经营、自求平衡、自我控制”的指导之下,为寻求一个稳妥的立脚点,为展示这三个“自”,早已经坐卧不宁了。

第一个突破口――

“预算外资金存款”

交行组织调查研究,寻寻觅觅的,希冀在四大银行的交叉地带或某个“薄弱环节”,予以占领或者突破。目光,很快在文化教育单位一笔笔“预算外资金存款”上定了格。

所谓“预算外资金存款”,是指那些由国家按照计划预算拨款以外,通过各种经营渠道而获得的存款。这在文化教育机关最为集中,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按照我们国家财政制度以及银行规定,单位存款一般是不给利息的。

“争取过来,反正我们可以交叉开户的,我们给三厘三月息!”

交叉开户,在现代金融业中是一个常见的名词,就是同一客户与这一家银行发生信贷关系的同时,和另外不同性质的银行发生信贷关系。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大胆反“传统”的突破。没有自己地盘的交通银行的信贷员们,立刻付诸行动主动出击了。他们目标有三:大专院校、研究所设计院、宣传机关。上海有47所大专院校,一所所地登门走访,一家家地去宣传交通银行的宗旨和采取的新办法,要求到他们银行来开户。也就是说,请他们将按照“传统”的做法存在专业银行里的预算外资金存款取出来,以CD(“大面额可转让存款证”的英语缩写)方式存入交通银行,月息三厘三!

对于一向无息可获的这些客户,这三厘三,诱惑力是不小的。这些文化教育机关,看起来是“清水衙门”,可因为单位大,所以“预算外资金存款”一般都在百万、千万以上,要不,哪会让“白手起家”的交通银行着迷似地瞄准它?

他们一拍即合。

到9月,金城大楼已装修一新;训方专业人员都已调集到位,并加以培训,可以随时上岗;上海分行划拨的3亿资金也已到位;而更重要的,是以CD争取到的工业发展基金、教育附加、集资办电等方面的资金,竟高达4―5个亿,只等交通银行开业那天,开户收付了。

风云再起

总部迁户的日子被推迟

岂料,到了9月中旬才知道,总管理处由京迁沪的日子又要推迟了。上海分行当然不可能在10月开业营运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努力,都成了白忙!

筹备组紧急蹉商,讨论出一个变通的办法,然后夤夜向中国人民总行撰写报告,恳请批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在10月下旬先行营业,对外称为试营业。

又经过了一阵考验耐心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同意这一变通方案的批复。

好不容易来到的这个10月25日!这一天,一切都显得波澜不惊。然而,对于这些知道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的从业人员,心情却是兴奋的。这一天,柜台成交额是8000万人民币。在上海金融业内,这个数额并不大,但给交通银行的信心却不小。

“第一”总是意味着荣誉,这份荣誉是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众多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对于这家老店新开的交通银行以外的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却别有一番滋味。因为他们明白,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变”就是一切。

CD打破

上海金融界宁静局面

金融界的变化接二连三地发生。比如,在金融体制方面,1986年4月1日,上海人民银行再贴现市场开设,并以此为先声,促使贴现市场于6月开张;8月出现了股票柜台;9月成立上海短期资金市场;

在金融体系方面,1986年初,批准了四家租赁公司,4月开设四家邮政储蓄所,6月开设爱建金融公司;

在信贷管理体制方面,1986年初,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1985年“实存实贷”的基础上,规定了流动资金可以多存多贷,技术改造资金多收可以多贷;

在利率方面,多年来凝固不变的利率体系,由于金融市场的诞生而解冻,出现了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

在业务分工方面,外汇业务已经打破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垄断,开始了外汇业务的交叉,活动范围也扩大到可以冲出国门了。1986年1月,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在日本东京证券市场发行了200亿日元的债券,开解放之后上海对外发放债券之先河……

篇(7)

一、财务重组

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包括注资、发行次级债以补充资本金，处置不良贷款以降低不良贷款率两个方面。

（一）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

1．中央汇金公司注资

中国建设银行在2003年12月30日获得中央汇金公司225亿美元的注资，12月31日以其全部承前资本金和储备弥补了截止2003年12月31日的亏损后，国家又以665亿元向建设银行的剩余累计亏损进行了补充，建设银行将这665亿元人民币归入国家补充款项。同期，中国银行接受了中央政府通过中央汇金公司给予的196亿美元及当时市价约为29亿美元黄金的注资，折合人民币1863.90亿元。中国工商银行于2005年4月接受中央汇金公司150亿美元注资，财政部则保留其原来在工商银行的资本金1240亿元。交通银行并没有直接获得中央政府注资，其财务重组方式是以股份转让及转让减值贷款的方式完成的，其中中央汇金公司出资30亿元人民币获得交通银行30亿股份。

2．发行次级债

附属资本对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发行次级债是增加附属资本的重要方式。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四大银行最多可以发行3000亿元的次级债用来补充附属资本。建设银行2004年下半年，发行了一系列总面值人民币400亿元的次级债券，使资本充足率提升到2004年12月31日的11.29%。中国银行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发行本金额为600亿元人民币的一系列次级债券，成为加强资本基础的附属资本。中国工商银行与2005年8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了第一期债券，这是工商银行首次发行的次级债券。此次发行以组建承销团的方式，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进行单一利率/利差（荷兰式）招标，计划招标发行量为350亿元。投资者认购踊跃，共有41家机构参与此次投标认购，投标总量达到855.25亿元，有效认购倍数达到2.44倍。

3．补充资本金后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情况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大多数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要求。通过财务重组，四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8%，达到了监管要求。

（二）处置不良贷款，以降低不良贷款率

1．核销不良贷款

核销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原有资本金。与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累积的不良资产规模相比，其准备金覆盖率远远不够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动用原有资本金进行核销。

2004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用3000多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冲销已明确的损失类贷款、部分可疑贷款和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确认的非信贷类损失。其中，中国建设银行以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全部承前资本金和储备（包括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的全部净利润，但不包括汇金公司注资），弥补了截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累计亏损。另外，建设银行截至2003年12月31日核销了人民币569亿元不良贷款。中国银行于2003年12月31日转拨缴入资本、资本公积及法定公积的原有余额共2034.62亿元人民币至累计亏损帐目，以弥补主要来自不良资产准备支出的损失。中国工商银行的方案中并没有效仿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将损失类贷款全部核销。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对于其2460亿元的损失类贷款，采取了“人寿模式”，即把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放入到工商银行和财政部的“共管基金”账户之中，靠多种渠道来核销，包括未来工商银行可以获得的部分所得税退税、汇金和财政的股本收益等。这一方案也被认为能减少当下的改革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财政的隐形负债。

2．出售不良贷款

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模式里，可疑类资产的账面处置是由央行发行票据支付50％的对价购买，其余50％的损失由原资本金和拨备冲销。具体处置是由央行以招标方式选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允诺的回收率和央行支付对价之间的差额由央行负责弥补。截至2003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以无追索权方式把1298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按50%折价比例出售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获得645亿元人民币的应收款项。同日，建设银行将其中634亿元人民币购买了人民银行的同等面值票据。中国银行于2004年6月以无追索权方式出售1485.4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扣除贷款减值损失准备后账面净值为734.30亿元人民币）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对价，换取人民银行所发行的本金额为734.30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特别票据。同月，以无追索权方式出售账面为181亿元人民币的政策性资产予人民银行，以此作为对价换取人民银行所发行的本金额为181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特别票据。2004年9月，以无追索权方式出售账面为1053.8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类贷款（账面净值为人民币0元）予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此类贷款的原本金总额为1413.99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并未就出售事项收取任何对价。工商银行于2005年6月7日以无追索权方式按账面价值459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将所得款项的4305亿元用于购买人民银行发行的五年期特别央行票据。此票据不可转让，但可作为当日清算的额度。交通银行于2004年8月前将共计人民币530.2亿的减值贷款转让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交换央行所发行的面值为人民币207亿元的票据。

3．处置后各行不良贷款率变动情况

经过上述核销不良贷款和出售不良贷款，四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参见表4），均保持在5%以下，达到银监会制订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督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后不良贷款比例控制在5%以下的监管标准。

二、引进战略投资者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质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充实其资本实力，改善资本结构，更有助于促进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经营手段、内部控制等多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从而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2005年3月，中国银监会“公司治理改革”课题组提出中国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当坚持的四项原则：一是长期持股原则，战略投资者持股期至少是银行上市后的2-3年；二是优化治理原则，战略投资者应带来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三是业务合作原则，战略投资者能够与银行合作，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四是竞争回避原则，鉴于业务合作难免会涉及部分商业机密，因此，战略投资者在相关领域与银行不存在直接竞争。在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相继上市后，银监会根据各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总结，在2006年5月16日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中，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五项原则：第一，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第二，从交割之日起，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持有期应当在3年以上；第三，战略投资者原则上应当向银行派出董事，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派出高级管理人才，直接传播管理经验；第四，战略投资者应当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第五，商业银行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国有商业银行不宜超过2家。

交通银行引入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后者作为交通银行唯一的境外投资者，以1.86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19.9%的交通银行股权。汇丰银行也以此成为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金融机构中持股比例最高的银行。美国银行和亚洲金融（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子公司）分别购买了建设银行9%和5.1%的股份，购买价格分别相当于建设银行2004年底每股净资产的1.15倍和1.19倍。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金融等投资者签订了战略投资和合作协议，四家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银行约16.19%的股份。工商银行分别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顺利完成资金交割。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总计投资约为38亿美元，购买工商银行新发行股份241.85亿股，股权比例总计为8.44%。

三、IPO上市

财务重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为国有商业银行最终实现上市奠定了基础。通过上市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扩大了融资渠道，增强了资本金实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约束的力量促使上市银行增加了透明度，改善了公司治理，提高了经营业绩。

交通银行于2005年6月23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交易代码为“3328.HK”，是中国商业银行境外上市第一股。其最终招股价为每股2.5港元，接近其招股区间1.95-2.55港元的上限，募集资金达146.5亿港元，发行时市净率为1.68倍，市盈率为15.2倍。7月22日，交通银行又超额配售了8.784亿新股，为交通银行额外募集了约21.96亿港元。在新增发的8.784亿新股中，约有1.75亿股配售给汇丰银行以维持其持有的19.9%股权。因此，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汇丰实际拥有91.15亿交通银行股份（具体见表7）。至此，交通银行实际发行了67.344亿H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166.14亿港元。

建设银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交易代码为“0939.HK”。其最终招股价为2.35 港元，接近招股价1.9-2.4港元的上限，向全球发售264.86亿股H股，其中香港发售19.86亿股，占比7.5％，成交金额达85.8亿港元，国际配售244.99亿股，占比为92.5％，发行总金额约为622亿港元，折合约80亿美元。发行时市净率为1.96倍，市盈率为14.7倍。由于香港公开发行部分超额认购达42倍，国际配售部分超额认购达9.2倍，建设银行行使了其全部15%的超额配售权，超额发售筹资91亿港元，至此，建设银行发行股份总数达到305亿股，筹资金额达到715.8亿港元，折合约为92.3亿美元。行使超额配售后，建设银行的公众持股比例从9.76%增至11.35，而美国银行在建设银行的持股比例则由9.001%降至8.52%（具体参见表7）。

中国银行的股票上市启用“A+H计划”，是首家A+H股上市银行，其H股于2006年6月1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交易代码为 “3988.HK”。其最终招股价为2.95港元，接近其定价2.5-3.00港元的上限。中国银行此次发行了255.7亿股，香港公开发售部分获得约70倍的超额认购，香港公开招股部分获得95.4万散户的认购，创下香港金融市场上散户认购数量之最。国际配售部分也获得约20倍的超额认购，因此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分配拨回机制，面向散户发行的股份由原来的5%增至10%，其余90%为国际配售。发行时市净率为2.15倍，市盈率为16倍。中国银行启动超额配售，增发38.35亿股，实际发售股票294亿股，IPO筹资额升至867亿港元，折合约112亿美元。

中国银行A股发行于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招股价格为3.08元，实际发行股数为65亿股，实际募集金额为200亿人民币。完成了A股及H股发售之后，中国银行的股东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化，其中汇金公司由原来79.9%的持股比例下降到67%（具体见表7）。

四、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评价

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跟踪研究，我们发表公司治理问题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落后、经营风险积聚、约束机制弱化以及经营绩效不佳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认为：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和核心。目前，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均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完成了公司治理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三会”等组织机构的设立工作，股份公司框架下的银行治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一）完成股份制改造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创造了条件

自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后，加速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特别是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指明了方向。

除交通银行早在1987年就组建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前，国家是其唯一产权主体，且由于国家主体的非人格化导致“所有者虚位”问题比较突出，对管理层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造成银行经营的低效益和高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包括引进境内和境外的战略投资者，建立股份制公司，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不过应该各家银行改制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

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是以分立重组的方式进行的，分别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前者承继原建设银行经营的商业银行业务，后者的职能则定位于管理和处置原建设银行中不满足《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资产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央汇金公司、建银投资、上海宝钢、长江电力和国家电网等五家共同发起设立。

中国银行则是整体改造成“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采取由中央汇金公司独家发起的方式设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则是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分别出资50%发起设立的。

交通银行股东主要是财政部，地方财政部门和各类国营企业。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前，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分别以每股1元价格增持了交通银行50亿股和30亿股。

（二）董事会、监事会组织架构逐步健全和完善

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三家银行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了高级管理层。其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德国式的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双层组织模式。董事会中，执行董事均来自于本银行，非执行董事则由银行参股股东的派出人员组成。参股股东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后，为了股东利益，会增强对公司的战略决策影响，防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杜绝关联交易，提高信贷质量，这都将有利于促进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

交通银行的董事会由19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4名执行董事、10名非执行董事和5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人事薪酬委员会。监事会负责监督本行的财务及监督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行为。

建设银行董事会由15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4名执行董事、7名非执行董事和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将部分职责传授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包括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中国银行董事会由1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董事长、3名执行董事、7名非执行董事和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稽核委员会、风险政策委员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协助董事会履行监控职责。另设监事会，包括监事长、2名专职监事、2名职工监事等5名成员构成，对股东大会负责，主要职权包括：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检查、监督中国银行的财务活动；根据需要对本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

工商银行董事会现有14名董事，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另设监事会，现有5名监事。

（三）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业务流程的整合与再造

完成上市的四家银行按照国际普遍采用的模式，对组织架构进行了重新设计，其总的方向是以客户为中心，以股东利益为目标，按照扁平化、集中化、专业化，前、中、后台分离和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审计监督分离、风险管理垂直化的原则，逐步变“小总行、大分行”为“大总行、小分行”，完善分行管理模式，推进分支机构扁平化管理的改革。

交通银行加快推进了授信、内部审计和财务会计等业务条线垂直化改革步伐。在风险控制方面，交通银行设置总行审批中心和隶属总行的五大区域审批中心，将全行主要的授信授权业务纳入总行的一体化管理，建立独立、垂直、专业化的授信评审体系，形成了信贷审批和风险监控的分行、片区和总行的“三级制”，控制。同时，交通银行按照“事业部制”方向，通过组建新的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更合理地定位部门职能，实行“双线运营”。在完成职能整合之后，授信管理部门通过制定授信政策和授信审查审批，来控制授信业务发生前的风险；风险监控部则以风险评级为核心工具，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识别、监测和预警；资产保全部负责对有问题资产的及时处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工商银行于2006年6月31日消息，根据客户和管理及业务流程的需要，进行大面积的组织机构改革，主要涉及对公业务，财务资金和资金交易三个模块的调整。其突出的特点是加强了营销职能部门的设置，分层次分类别营销的意图显著。改革后，将新组建成公司业务一部、公司业务二部、结算与现金管理部、授信业务部、信用审批部、风险管理部、资产负债管理部、财务会计部、运行管理部和金融市场部。改革后，工商银行总行的一级机构数目由原来的31个增加到34个，二级机构数目减少了4个，人员编制和管理人员的数量与改革前大体持平。

（四）针对本行的特点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

创民族品牌，走自主创新道路，成功完成战略转型，是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以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形成真正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为此，各银行在股份改造后，都加大了战略转型的力度，针对本行的经营特点和优劣势情况，制定了中远期发展战略。

交通银行明确提出了“国际公众银行、创新型银行、综合性银行、经营集约化银行、管理先进型银行”的战略转型目标，重点是打造一流的零售银行和建设一流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在理念转型，业务转型，管理转型三个方面。理念转型初见成效，股东价值最大化、经济资本等理念逐步融入经营管理；业务转型开始起步，对零售业务进行了重新规划，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有所提高，中间业务快速增长，对业务收入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管理转型加快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深入实施，数据大集中、管理会计等15个重点项目全面展开。 2005年8月，交通银行成立了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又向综合经营迈出的重要一步。

建设银行提出了全行的战略愿景，即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提供最好发展机会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聘任了首席财务官和首席风险官，一级分行设风险总监，二级分行设风险主管，县级支行派出风险经理，建立以纵向的“负责报告线”为主、以横向的“报告线”为辅的报告线路的同时，经报请银监会审批同意，聘任了三位业务总监。明确了该行的市场定位、客户战略、产品战略、区域战略和渠道战略，拟定了三年奋斗目标。

中国银行的发展战略是坚持资本约束优先，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从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强调质量和效益，合理安排资产业务发展的总量和结构，防止授信资产过度扩张。中国银行以其独有的国际化、多元化的机构和业务为支撑，充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一银行合作伙伴的地位，全方位创建中国银行的优势品牌，努力提升服务质量。

工商银行在IPO中明确提出了“打造中国第一零售银行”发展战略。该行正在积极构建“大个金”的经营格局，即在整合全行所有的个人金融资源基础上，逐步消除按部门设置流程以及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分散的体制弊病，将涉及个人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纳入统一的经营管理，增强零售业务的协同创新和综合发展能力，最终形成对客户的统一服务平台。目前，工行已经在全行范围内落实了大个金指导委员会工作制度，从总行、一级分行到二级分行三个层次，逐步建立起了指导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零售银行业务战略转型的实现。

（五）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尽管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关于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长期以来，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在人事任命和考核方面与行政级别挂钩，缺少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无论是高管人员还是普通员工，其报酬与业绩关系不紧密，激励机制不足，约束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激励约束机制的不足将通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目前，交通银行提出长期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作为吸引和保留高素质人才，促进高管人员致力于股东长期利益和本银行长效发展的激励机制，建设银行在进行股改的第一步进行了用人制度、用工制度、薪酬制度、培训体制改革，并在2005年引入了平衡记分卡的管理理念，建立关键业绩指标体系（KPI），补充和完善了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

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其激励与约束机制相当完善，具体措施包括经理层及员工的工资收入与经营业绩相挂钩。对于董事的报酬，基本报酬按照国际同行业的可比标准产生，奖金则与经营业绩挂钩。奖金在全部工资中占主要份额，并设置了股权及期权激励。如德意志银行为了提高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于2001年发起了全球持股计划（DB Global Share Plan），允许银行员工购买在打折基础上的银行股票，所附期权可以在以后购买相同数量的股票，其制定的股票激励制度覆盖面极广，对员工产生了普遍的激励作用。

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是按照行政级别委派，大多按照行政级别制定工资标准，且工资高低与经营业绩关系的相关度并不明显，特别是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国有银行的经营层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出现了不小的差距。在约束机制方面，由政府指派的管理者因为往往缺乏来自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有效监督，在经营过程中对于业绩的追求动力有限，业绩欠佳的惩罚的手段也无外乎平级调动。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还有待长期改善和提高，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六）外部监管环境正在不断得到优化

为了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取得成效，银监会于2006年4月16日，针对各上市银行公司治理颁布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目的是监督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废止了2004年3月11日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与监管指引》。

按照《指引》的规定，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将按照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评估，具体包括经营绩效类、资产质量类和审慎经营类。其中经营绩效类指标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在财务重组完成次年度应达到0.6％，三年内达到国际良好水准；国有商业银行股本净回报率在财务重组完成次年度应达到11％，之后逐年提高到13％以上；国有商业银行从财务重组次年起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45％之间。资产质量类指标主要指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五级分类标准对信贷类资产进行分类，并按五级分类口径对信贷类资产的质量进行评估，财务重组后应将不良贷款比例持续控制在5％以下。审慎经营类指标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资本管理，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应持续保持在8％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对同一借款人授信的集中风险，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本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国有商业银行在财务重组完成当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应不低于60％，之后在确保财务稳健的前提下逐年提高该比例，争取在五年内达到100％。对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指引》中明确要求应坚持五项标准：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从交割之日起，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持有期应当在3年以上；战略投资者原则上应当向银行派出董事，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派出高级管理人才，直接传播管理经验；战略投资者应当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商业银行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国有商业银行不宜超过两家。《指引》还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应引入竞争性机制，建立优胜劣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市场化用人制度，取消行政级别，实行以聘任为主的任免制度。并且，要适应市场化需要，改革薪酬模式，建立健全业绩指标体系并严格评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