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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认为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三、天人相应、心身统
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
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四、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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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1渊源与发展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医学刚刚形成,是基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结果,其理论性实践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长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医学和西医学已分别诞生了两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论成熟,临床实践丰富。
【关键词】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模式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能力是在医学教育实践临床过程中医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和孕育。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已经成为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学生克服只见病不见人,忽视人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制约因素的影响,从而达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善与和谐。这一执业技能的掌握不只与医学生――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个人发展相关,更与我国医学教育的实践发展、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医院的发展密切相关。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模块建设
人文医学的概念有很多种词义理解,笔者比较赞同贺达仁教授的观点。他将医学分成四个部分: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与人文医学。他认为人文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医学是考察医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提高医学活动主体的素质和社会功能的学科群。①医学生医学人文执业技能培养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技能培养的实践性特征,医学人文执业课程在医学人文学科群的基础上又必须增加与执业相关的技能,因此在医学生医学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教育阶段的核心问题都必须始终围绕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而展开。
“实用技能类”课程一般在临床实习阶段展开,但缺乏相应的课程体系。大多都是在临床教育阶段开设一些讲座,进行一些专题培训。笔者所在学院院主要结合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内容进行专题培训和讲授,主要有以下六大模块:医师概论;医师法律与法规;职业素养;医学道德;医护人员沟通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有效进行体势语言的交流。按照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概念特征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医学专业技能、职业价值、行为态度、伦理道德是对医学生的最基本的要求。人文医学实用技能类课程必须始终围绕这些基本要求展开。因此该教学模块必须强调实用性。要将“基础理论类”课程模块所学内容诸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通过该模块进行实践。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在学生临床见习、实习过程中向学生讲授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法律素质、医患沟通的重要性,使医学生认识到敬业精神和医学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内容,医务人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法律责任是医学职业的基本要素,如医患沟通能力是医学生临床实践阶段重要的人文医学执业能力之一。其他很多技能都要围绕医患沟通的培养展开。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我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要求:“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所以在临床实践阶段必须以医患沟通为主线在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加强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课程教育的序惯性和实践性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应渗透在整个教育阶段。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第一学期开设“中医发展史”课程,使学生了解掌握中医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了解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科学状况、意识形态与医学发展的关系,了解影响医学发展的主要因素。限定选修课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如中医哲学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了解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文化特色,理清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体用关系;从而为系统学习中医学打好基础并有助于体认华夏思维方式,为继承发扬中医学的精髓,为将来从事中医药学临床、科研做好前提的理论准备。在整个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培养中要结合专业基础课着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学生实施人文教育的意识、能力以及法律法规意识。
医学人文课程仅在医学教育的前期开展,同时学习的是医学基础课程。而当进入专业课和临床实习期后,并没有专门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这和国内的大部分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情况相符。笔者所在学院院在实习前一学期只开设《卫生法学》课程。而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包括多个方面,有认知的、也有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如果说专业学习有赖于专业实践,那么人文精神的塑造、综合素质的提高则有赖于积极的生活和行为养成。医学人文执业教育应贯穿医学教育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习阶段又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所提出的医学人文执业课程模式始终必须强调理论和实践教育的结合,必须结合医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笔者曾做过问卷调查“当你作为一名医生,类似SARS的传染病再次来临,你会怎么办?”大一学生选择“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冲上去”占80%,而大三学生大多选择“这种事百年不遇我不一定能碰上”,临床实习学生选择“轮着上则上,轮不上则不上,领导让上则上领导不让上则不上”占60%。这说明医学生在每个阶段对医学的职业认同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阶段的医学人文执业技能教育必须要有所区别。广州医学院就将医学人文教育的整体渗透分四个阶段进行:准备阶段――基础课教学使大一学生在教师讲授和部分临床见习过程中早期接触临床,接触病人,早期进入医生角色,树立终生为病人服务思想;渗透阶段――专业基础课程以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增强人文医学执业能力为导向;强化阶段――临床课程教学内容充分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的要求,实践教学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学生实施人文医学执业能力的意识;反思阶段――临床后期开设“医疗实践法律处理”、“医患沟通能力实践”等医学人文课程,使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反思临床问题,从而获得感悟与提高。
国外医学院校五年期间医学人文课程始终贯彻医学教育的始终,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贯穿医学教育四年时间。而在临床实践阶段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则注重与医技、职业道德相互融合,重视伦理学、法学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关注与社会有关的医学人文素质的养成并开设医学人文应用类课程。人文医学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医学实践教育必须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核心。近年已有很多国内医学院校包括我院已经借鉴国外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的方法开始提出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理论课程教育―临床实践教育―社区医疗实践――终身培训教育”的模式。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临床实践教育的多途径性
临床实践是培养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重要阶段,是医学生从教学走向临床的第一步。这一阶段对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大多落在了各教学实习医院身上,医学教育的实践性特征要求医院必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院和带教医生是医学生走向临床实践教育的第一任教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影响都特别大。在教给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要通过自身示范作用教会学生如何与病人沟通,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关心病人、尊重病人、爱护病人,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乐观的生活态度,树立高尚的医德。在实践中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为以后的和谐行医、依法行医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加强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临床实践教育可以从多个途径开展。2008 年教育部、卫生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指出:“医学院校必须依据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制订符合本校实际的课程计划。”目前,人们对医疗的需要已转向康复、心理治疗、健康教育、老年性疾病等医疗服务上。大多医学毕业生将成为社区医疗服务人员,社区医疗服务满足了人们对医学发展的需求。人文医学教育要结合基层卫生保健体系的需要,以社区为导向,确保人文知识的学习运用与医学、卫生保健的需要相结合。在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尤其在临床实践阶段可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社区,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使学生能够在耳闻目睹中亲身感受和体验医学人文精神,提高服务社区的医学执业工作能力,培养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在实践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来自社会实践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与校园中单向传输的教育效果相比较,前者更富深刻性、持久性和丰富性。(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本文系2008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教高〔2008〕498号)
中医学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断代,且受西方自然科学、逻辑学的影响,现在许多人对中医学的理论、经典、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医者也常常把中医学仅看成一种治病的技术,且常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来证明中医学的疗效,所以很难将中医学思维运用到实践中去。笔者通过中医学与儒家思想的对比研究,旨在梳理中医学哲学观念的来源,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医学的生命观、疾病观,以及医生的品德观等中医学的人文精髓,从而将中医药更好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1孕育中医学的文化背景
在历史的进程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盛世,自从周代礼崩乐坏之后,逐渐出现百家争鸣,百川汇流,形成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而中医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仁爱之道、孝悌之道在中医学的医理、医术、医德等方面都有体现。
2中医学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乃是不偏不倚,无过之且无不及。《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表明太过和不及一样不好。《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意思是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医学强调阴阳平和,任何一方过于亢盛,或者不足,都会带来疾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曰:“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阳主温煦,如果阳气过强就会发热;阴主凉润,如果偏胜则会血脉不通。所以,中正平和显得极其重要。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之品德,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这样最终会带来灾难。《中庸》中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以期达到理想中的均衡态,所谓恰到好处。“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只有达到“中和”的状态,万物才能欣欣向荣地生长发育。所以,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顺应时机的发展。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是行事肆无忌惮,违背事物发展规律,最终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害。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强调身体的健康关键是阴阳一个“和”字。在生命生长的过程中,阴阳和则为“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而不病的表现就是气血平和,无过无不及,否则,就是病态。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阴阳的失调,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和阴阳。《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治疗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补其不足,泻其有余”,使之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据此而确定了阴阳偏盛的治疗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是阴阳偏衰的治疗原则。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因其衰而彰之”达到“平治于权衡《素问·汤醪醴论》)权就是古代的秤砣,衡就是古代的秤杆,形象地描述了阴阳平衡的相态。
3懦学与医术
3.1术精显德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医生怀有救人之心,就必须先磨砺好自己的医术。《中庸》记载:“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人不能生而皆圣,所以在禀赋与能力方面不如圣人,并不重要,只要他的心“诚”,集中精力致力于某一方面,最终就能有所造诣,对人们有所帮助,照样能够做到赞化万物而和天地为三的道德境界。
医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以术济人,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因此,中医学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立德”的根本和基础。王涛在《外台秘要序》曰:“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大医精诚》记载:“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尔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所以,离开了精湛的医术,仁爱孝悌之心对于疾病也没有什么益处。
3.2持之以恒,精勤不倦
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古人以为身为医者,必须有勤奋学习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行医经验和实践,才能在面对不同病证的情况下得心应手。晋代学者张湛曰:“精典的医方难以精通,已经很久了。”孙思邈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做一名医生,一定要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丝毫不能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中医学博大精深,唯有精勤不倦,克服艰难困苦,树立终身学医的信念,方能成为“拯黎民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的苍生大医。
4儒学与医德
4.1孝文化的烙印
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文化认为年青人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与人交往要严谨而守信用、爱护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了,并且觉得自己还有余力,那么你就可以去学文。这里的“文”是指诗书六艺之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儒家是将行孝放在一切事物之前。
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的道德基础。《外台秘要序》曰:“呜呼!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鲁、闵之行,宜其用心。”既然孝如此重要,那么关系父母健康的医术也就不得不去学习了。所以,五代齐梁的时候,不懂医术的人,不能称为孝子。因为不懂医药你就不知道如何更好的照顾父母。
诸多中医学大家如李东垣因母病逝而习医,捐千金以师从张元素;朱丹溪奉师许文懿命而习医。从而使得儒家“孝”理思想深深植入医德之中,但孝在医德中的更多表现则是将孝放大为仁。
4.2医乃仁术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要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代儒者张载在《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示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卫生,意思就是护卫生灵。尊重生命、心怀仁爱、普通一等是一名医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4.2.1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表现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人文价值观。《论语·乡党》曰:“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退朝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学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自序》中曰:“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误生灵。”在这里,大家都反复强调了做为医生就一定要对人对生命髙度尊重和倍加珍惜,须知人命关天和责任重大,决不可草率从事和等闲视之。南朝皇帝萧纲《劝医论》中记载:“天地之中,惟人最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尤显尊贵,而“医乃生死所托,责任匪轻。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只有懂得珍惜生命的医生,才会体验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4.2.1心怀仁爱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是不愿意看到别人受苦,就是“仁”爱之心的开始。《灵枢·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意思是说,看到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心中就觉得烦乱,然而自己对医术又不太懂,冒然去帮他,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又不能代替他受苦。这就是心存仁爱。
《物理论·论医》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门法律》亦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乃仁术”应该是医生思想道德的规范。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曰:“见彼烦恼,若己有之。”这是要求医者对患者的痛苦应感同身受。
4.2.2四海之内,普同一等
孝,作为儒家的道德基础,而“仁”是孝的延伸。“子之道一言蔽之,忠恕而已”。什么叫做忠恕之道呢?“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当你做到孝顺父母的时候,就要做到推己及人。《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将这种孝慈,放大到普通人身上,这正是儒家所谓的“同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即对所有的人予以平等的关爱和尊重的思想。
孙思邈曰:“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果有患者来就诊,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人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要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中医学作为“生生之具”是帮助生命健康长寿的,呵护人类生生不息的工具和技术,应当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所以,中医学的最高道德理想就是普救世人的一切病痛,体现了儒家普同一等的人道主义精神。
5小结
要:
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不仅是医学革命,也是科学革命,是回归大自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合渗透,多学科研究的结晶,并因此能攻克癌症。爱滋病、噬人病毒和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疑难杂症,进而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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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唯象牙塔中医学 理论 癌症 爱滋病 平衡 文明 复兴
人类正悄然迈入21世纪。
纵观19、20世纪,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从信息爆炸到人工智能,促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东方和西方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最“科学”和“神圣”的经典。但是,给我们以同样深刻印象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其水、声、空气、宇宙均遭受污染,稀有动物植物资源濒临灭绝,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爱滋病和癌症,原子弹和细菌武器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社会伦理道德堕落,这一切又无不与西方科学有某种联系。难道科学的每一进步发展必须以威胁人类生存根基为代价?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是面对21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的主题,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但其实质,就是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正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正是研究如何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一、什么是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
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不仅是医学革命,也是科学革命,是回归大自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合渗透,多学科研究的结晶,并因此能攻克癌症、爱滋病、噬人病毒和受内外环境影响的疑难杂症,进而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
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河图》、《洛书》、《黄帝内经》、易医学理论及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自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多学科融合渗透的医学哲学和社会医学。
二、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的基本理论
1.环境唯象理论
“环境”英语中即称“surrourdings”,也称“environment”也有“conditions”(条件)的意思。环境是一事物赖以生存的状态。地球赖以存在的状态是宇宙,人类赖以存在的状态是地球上一切状态及之外的宇宙。但严格来讲,环境包括唯与象两种状态,即潜与显,也即阴与阳两种状态。唯通微,指微观的超出人们力所能及的无形的状态,而象即形也,指宏观的或显的状态,所以环境——事物赖以存在的状态,既有内部环境,又有外部环境,既有显环境,又有潜环境。内外环境潜显环境相互达到一种适度状态就构成该事物。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潜环境与显环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不同层次的环境中,内外环境,潜显环境可以相互转化。唯与象可以互为全息反映,整个世界统一于时空环境。
环境唯象中医学认为,环境并不单指自然界这个宏大、恒动不息的外在环境,还指包括人体内部这个循环往复内在系统环境,两者须达到有机结合。故结合养生与治病、通过体内体外物质交换,通过信息与意识作用,由不同的渠道进行人体控制,形成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结合的独特疗法,其指导思想是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加强新陈代谢,用以提高胸腺水平,提高DNA修复率。通过环境唯象药物摄入,环境唯象针灸按摩,配上环境唯象食物,补充人体所需的七大生命营养源(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酶、脂肪、多种微量元素),达到治、养一体、内外一致,从而使人体营养处于一种新的平衡,因而能攻克癌症和爱滋病。环境唯象中医学认为,人类的疾病是由内外环境引起的,通过协调内外环境可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环境问题是人体健康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2.人体平衡理论
环境唯象中医学认为,生命体是有一定时间节律和空间有序序列的系统。而人体则是有强烈意识行为的生命体,故人体有三个特点:节律性、有序性和意识性,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协调是人体健康的保证。这符合钱学森“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论断,也符合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后者认为,自然界有两种有序结构,如晶体的有序,是以分子作用的距离为表征,可在孤立状态中和不稳定条件下维持,不需要与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但外界信息(物质、能量)稍一介入,平衡迅速破坏,有序马上就解体。另一类有序是在宏观范围内出现的,它只有在非平衡状态下,当其开放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时,才能维持或出现新的有序,如生物体。这正符合环境唯象中医学的人体需要维持不断的能量交换、新旧信息交换,内外环境平衡的观点。另外,人体的节律性决定了人体细胞基因必存在生物钟。人体内的生物钟必须与其外环境中的日月星辰宇宙的生命节律相一致。
人体需要达到内外环境平衡、能量(营养)平衡、意识平衡的高度统一,前两个平衡是基础,意识平衡对前两个平衡有影响。人的意识平衡是指人的意识倾向与行为必须要不损害人体内外环境平衡。内外环境平衡的破坏会影响能(营养)的平衡。意识倾向包括人的思、喜、怒、悲、恐、惊等七情六欲以及表达方式之一的语言行为与认知行为。
环境唯象中医学研究发现,维系人体节律性、有序性、意识性的机制是十二经络、奇经八脉,及与之相适应的五脏六腑、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一批科研人员经过长期协作攻关,揭示出经络现象是不依赖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而独立存在的。十二经络、奇经八脉是以液晶体传递的方式支配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等,使人体内部环境达到平衡,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便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平衡理论。
经研究发现,活细胞膜可能就是定时器(即生物钟,神经核的感应器),它允许某些虚粒子离子(带电的原子和分子)出入细胞膜,但同时又阻止一些离子的通过。当离子通过细胞膜时,其两旁的电位就升高或触发了感应器;从而使节奏摆动。而最新研究显示,由SCN与脑松果体分泌的激素之间的新鲜人脑组织解剖发现,SCN是生物钟的唯一组织,它被激素分子约束于脑底深部,松果体定时定量地分泌出metetomm,故通过SCN决定人体睡眠的正常生理节奏。所以,根据这一种神奇的原理及防病治病的效应,可以打败癌症这一影响人类生命的大敌。
3.“文化基因”说
人类已有文明是人类与环境斗争的产物。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整个的人类文明,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基因。不同文化基因的杂交可构成更优的人类文明。人类各民族的任何体统与文化必有其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的“和”、“仁”、“天人和一”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民族保存其悠久的文明并从未间断。作为人类瑰宝的中医正是“和”、“仁”、“天人合一”的结晶。中医的特点是综合施治、体治病、治病治根,而西方文明则有其抗争的文化基因,崇尚征服自然,故注重精密的逻辑的分析。基于此,西医治标不治本,甚至以身体致残为代价。环境唯象中医学从中西医结合中提取各自的合理内核,提出治标、治本、治人的“三治”理论,以建立更优的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基因,促使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的成果
北京中科前锋科技公司杨晓东常务总裁,著名医学专家彭玉秀女士,国际肿瘤康复专家十豆三教授(抗癌明星),中科院半导体所周旋教授等,利用环境唯象中医学理论,研究开发出“仿生波普治疗仪”,不断调整人体与周围环境能量和信息转换,维系自身的平衡,并与现代科技食品工程相融合,应用研究于食品之中,从而形成以“抗癌浓缩液”为主要成分的营养平衡系列食品48种,以及其他不受环境污染的用品,其中以抗癌镇痛宝为龙头的产品,经过若干科学家、医务工作者、中医理论研究者和药物专家从理论上的探讨,经过上千百次的临床实验证明并通过鉴定。其作用原理:癌细胞膜反馈给基因,调节节奏,摆动,通过染色体上的长环形DNA遗传密码进行有序阅读,在免疫应答和调节过程中,适应内外环境平稳,营养平衡,使其不产生游离原子团,减少产生病变细胞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蛋白细胞介素IS:和神经细胞的活性,增加神经胶质细胞。电镜观察及进行各种动物实验表明,三天见效,一周后客观指标改善。对脑胶质瘤的有效率达69%——88.9%,并通过国内七家附属医院的反复临床证明,取得了在其它癌肿治疗的有效率达88.5%;前列腺增生症的有效率达99%,癌症治愈率达97%,从而证实了环境唯象中医学学说在理论上实证上的统一。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孙晓生
孙晓生,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特邀专家,岭南养生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广东省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10年获23部委联合表彰“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先进工作者”。
节气养生在医学领域的运用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众所周知,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必须顺应大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如《黄帝内经》所言:“人以天地之气,四时之法成”,“故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至,长生久视”。中医养生强调三因制宜,即因人(年龄、性别、体质)、因地(东西南北)、因时(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本文以岭南为地域范围,简要介绍初夏时节节气养生要点及食养食疗。
立夏—清淡饮食护心脏
立夏表示告别春天,夏日开始。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 清晨当人们迎着初夏的霞光,漫步于乡村田野、海边沙滩时,你会从这温和的阳光中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情。
立夏、小满在农历四月前后,称之为孟夏(夏之初),天气渐热,植物繁盛,此季节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人在与节气相交之时故应顺之。所以,在整个夏季的养生中要注重对心脏的特别养护。《医学源流论》曰:“心为一身之主,脏腑百骸皆听命于心,故为君主。心藏神,故为神明之用。”在中医文献中对心解释为血肉之心和神明之。血肉之心即指实质性的心脏;神明心,是指接受和反映外界事物,进行意识、思维、情志等活动的功能。《医学入门》曰:“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神明之心……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是也。”
心的生理功能:主血脉,主神志。心主血脉包括了主血、主脉两方面。血指血液,脉指脉管,又称经脉,是血液运行的通道。心脏和脉管相连,形成一个密闭的系统,成为血液循环的枢纽。心脏不停地跳动,推动血液在全身脉管中循环无端,周流不息,成为血液循环的动力。而血液运载的营养物质能供养全身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肌肉皮毛以及整个全身都得到营养,以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心脏功能正常则脉象和缓有力,节律均匀,面色红润光泽;若心脏发生病变,则会出现血流不畅,脉管空虚而见面色无华,脉象细弱无力,气血瘀滞,血脉受阻而见唇舌青紫,心前区憋闷和刺痛,脉象结、代或促、涩。
心主神志,既是心主神明,有称心藏神。所谓的神,中医学对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它涵概了人体的形象、面色、眼神、言语、应答、肢体活动的姿态等;而狭义的神,即心所主之神志,多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等。神的形成在藏象学中认为,精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产生神的物质基础。神由先天之精气所化生,胚胎形成之即,生命之神也就产生了。在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中,神依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正如《灵枢?平人绝谷》中所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心主神志得生理功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在正常情况下,神明之心接受和反映客观外界事物,进行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其二,神明之心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在脏腑之中居于首要地位,五脏六腑皆在心的统一指挥之下,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正常活动。
心的生理特性表现出:其一,心为阳脏而主阳气。也就是说心为阳中之太阳,心的阳气能推动血液循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使之生机不息,故喻之为人身之“日”。《医学实在易》称:“盖人与天地相合,天有日,人亦有日,君父之阳,日也”。心脏的阳热之气,不但维持了本身的生理功能,而且对全身有温养作用。“心为火脏,烛照万物”故凡脾胃之腐熟运化,审阳之温煦蒸腾,以及全身的水液代谢、汗液的调节等等,都与心阳的重要作用分不开;其二,心与夏气相通应。即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四时阴阳消长变化,与人体五脏功能活动是相互关联、相互通应的。心通于夏气,是说心阳在夏季最为旺盛,功能最强。
立夏节气常常衣单被薄,即使体健之人也要谨防外感,一旦患病不可轻易运用发汗之剂,以免汗多伤心。老年人更要注意避免气血瘀滞,以防心脏病的发作。故立夏之季,情宜开怀,安闲自乐,切忌暴喜伤心。清晨可食葱头少许,晚饭宜饮红酒少量,以畅通气血。具体到膳食调养中,应以低脂、低盐、多维、清淡为主。
小满—未病先防祛“风疹”
大麦、冬小麦等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渐见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节气正值五月下旬,气温明显增高,如若贪凉卧睡必将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在小满节气的养生中,我们要特别提出“未病先防”的养生观点。就是在未病之前,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在未病先防的养生中仍然强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病理观。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外界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并提出人类必须掌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界的变化,保持体内外环境的协调,才能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中医学还认为疾病的发生,关系到正气与邪气两个方面的因素。邪气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而人体的正气不足则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据,但不否定外界致病因素在特殊情况下的主导作用。因此,“治未病”应该从增强机体的正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这两方面入手。
由于小满节气是皮肤病的高发期,较为典型的是“风疹”。《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篇》说:“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古代医家对此病早已有所认识。“风疹”的病因病机不外乎三点:一是湿郁肌肤,复感风热或风寒,与湿相博,郁于肌肤皮毛腠理之间而发病;二是由于肠胃积热,复感风邪,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达,郁于皮毛腠理之间而来;三是与身体素质有关,吃鱼、虾、蟹等食物过敏导致脾胃不和,蕴湿生热,郁于肌肤发为本病。
风疹可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发病迅速,皮肤上会突然出现大小不等的皮疹,或成块成片,或呈丘疹样,此起彼伏,疏密不一,并伴有皮肤异常瘙痒,随气候冷热而减轻或加剧。当我们了解了发病的机理后,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加以预防和治疗。
一般根据临床症状可分为三型:一是风热证 其疹色红赤,痒甚,遇热加重,脉见浮数,此为感受风热之邪;二是风湿证 皮疹色白或微红,兼有身重,脉见浮缓,身受风湿之邪郁于肌肤:三是胃肠积热证 疹色红赤,兼见脘腹疼痛,大便秘结或泄泻,脉多见数风疹色红为热,腹痛便秘为腑气不通,胃肠积热之征。在治疗上应以疏风祛湿,清泻血热为原则。
饮食调养上对各种类似的皮肤病人,均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丝瓜、黄瓜、黄花菜、水芹、荸荠、黑木耳、藕、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蛇肉、鲫鱼、草鱼、鸭肉等;忌食高粱厚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如动物脂肪、海腥鱼类、酸涩辛辣、性属温热助火之品及油煎熏烤之物,如生葱、生蒜、生姜、芥末、胡椒、辣椒、茴香、桂皮、韭菜、茄子、蘑菇、海鱼、虾、蟹各种海鲜发物、牛、羊、狗、鹅肉类等。
养生小贴士
立夏时令食俗:
健康食谱—清炒苦瓜
“尝新”其实就是要吃新鲜时令的水果、蔬菜。绿色或颜色深的蔬菜比较清淡、清凉,立夏后多吃,可驱热除燥。同时,这个季节樱桃、蚕豆也是很时令的东西。
立夏三新—樱桃、青梅、麦还有荠菜、竹笋。
立夏养生汤水:
粉葛老桑枝瘦肉汤
苦瓜木棉牛骨汤:功用—清热祛湿,强骨益肾
做法—苦瓜300g,木棉花15g,牛骨400g,牛肉150g,生姜三片
冬瓜薏米水鸭汤
冬瓜绿豆汤
金银花水鸭汤
土茯苓煲龟汤
小满时令食俗:
素炒冬瓜和赤小豆山药粥。
小满养生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