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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英文课程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在分析全英文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构建了模块式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即结合课堂讲授、专家讲授和专题汇报三种教学形式,逐步提升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和国际化视野。以《FIDIC合同条件》课程为例,通过学生出勤率、课程通过率、成绩平均分、成绩标准差四项指标对全英文课程中引入研究性教学的积极效果进行了具体分析和验证。
关键词:全英文课程;研究性教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4-0116-02
本科专业课双语和全英文教学是当今大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方向[1],也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全英文课程的核心目标是在提高学生英语实用能力的基础上,传授专业知识和开拓学生的国际视[1,2]。因此,全英文课程的教学更应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通过讨论和案例分析提高英语在专业领域内的应用能力[3]。本文通过在总结全英文教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提出了模块式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并在《FIDIC合同条件》课程中进行了教学改革实践,以期培养具有实践和创新能力,能够解决国际工程实际问题的高水平本科生,进一步推动“双一流”的建设。
一、全英文课程教学的问题
由于全英文课程与英语类、专业类课程均不同,且在课程体系中比例少(约1―2门),因此教师和学生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教与学方法转变的问题,包括:
1.教育国际化不足。教师在选取教材和组织讲授内容时,将中文授课资料汉译英后直接讲授[3]。全英文课程应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因此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上都要紧跟国际前沿和趋势[4],可引入最新英文原版教材,或者结合课程特点对英文原版教材的内容进行调整和修订。
2.学习重点倾斜。部分学生将课程的重点放在了专业英语的学习和表达[1,5],而忽略了对专业知识和国际思维的学习与训练,可通过增加案例教学内容、丰富互动式教学方法等手段激发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和知识的转化。
二、基于研究性教学的模块式多元化教学模式
研究性教学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兴趣的激发,重视学生的发现精神和探索精神[5]。在教学方法上,改变原来的教师全程讲授,学生台下“静听”讲授方式,转变为以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为主的“模块式多元化教学”的模式,如图1所示。
1.课堂讲授模块。以实际工程需求为导向,强化学生“因为解决工程问题的需要必须学习该理论”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例如在课前引入一个工程索赔案例,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启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寻找相应的知识点去佐证自己的观点。
2.专家讲座模块。由富有国际工程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讲解,目的是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转换专业视角,拉近和社会的距离,增强专业自豪感。学生在课后上交听课笔记和体会,作为综合考核的一部分成绩。
3.专题汇报模块。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感兴趣的知识点深入学习,完成专题论文并进行汇报,目的是培养学生文献查阅和分析、专业英语表达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教师在课程开始初期下达专题汇报任务,并对文献查阅的方法和论文撰写的要求和技巧进行简要讲解,并要求学生多与教师沟通论文内容,以便更好地达到预期培养目标。论文和汇报成绩同样作为综合考核的一部分。
三、改革实践和效果分析
1.《FIDIC合同条件》课程简介。该课程共32学时,面向工程管理专业大四本科生,是全英文讲授的专业修课程。由于学生在大四阶段已经完成了基础英语和大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因此,在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上具备引入“研究性教学”的基础。
2.改革效果分析。模块式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在中国矿业大学《FIDIC合同条件》课程中进行了为期2年的应用。在2015―2016年采用模块式多元化教学模式,即将一般性的通用条款放在课后由学生自主学习,课上增加大量案例讨论和分析,并辅以专家讲座和专题报告的形式进行深化。跟踪分析2013―2016共4年内(由同一教师授课)的出勤率、课程通过率、成绩平均分、成绩标准差四项指标,详见表1所示。
(1)出勤率显著提升。改革后课程通过率提升8%,说明模块式多元化教学模式活跃了课堂氛围,对学生有较大的吸引力,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缺勤率10%主要是由于大四阶段学生需要外出找工作。(2)课程通过率和成绩平均分小幅度提高。改革后课程通过率提升2%,平均分提高3分,这意味着模块式多元化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掌握度和学习效果,但效果并不显著,这与考核方式的改革以及学生英语基础有着重要关系,工科学生自身英语基础较弱的通病很难在32学时的课堂教学内解决。为保证教学效果和质量,拟通过对选修的学生进行适当的筛选[6],以免加重少数英语和专业课基础较差的学生的学习负担。(3)成绩标准差明显降低。改革后课程得分的标准差由16降低到12,说明学生的成绩更趋近于平均分,缓解了改革前学生成绩两端分化的现象。同时,也说明模块式多元化教学模式通过互动和研讨等方式,更多地激励了低分区的学生向平均分靠拢。
四、结语
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和“一带一路”等战略部署下,迫切需要培养具有国际化思维和视野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这就对全英文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将研究性教学引入全英文课程,提出了模块式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突出了研究性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的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在《FIDIC合同条件》课程中的教学实践证明了在全英文课程中引入研究性教学效果良好,可推广应用到其他全英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文静,贾宏志,耿滔,黄元申,张大伟.高校双语专业课教学改革的研究和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6,(4):115-116.
[2]张虎元,刘平,吕擎峰.研究型大学工科专业教学模式探[J].高等建筑教育,2013,22(6):15-18.
[3]寇珏,孙体昌,孙春宝,徐承焱.工程类本科生课程全英文教学实践[J].中国冶金教育,2016,(2):63-65.
[4]王树乔.工科院校双语教学调查分析实证研究[J].大学教育,2016,(7):88-89.
诚然,房屋租赁从属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深入研究某一地区社会商品经济、私权制度的重要方面,但作为“历史传承”,房屋租赁中的民事习惯不仅记录着传统经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更承载着经济表象背后所隐含的制度与文化,是全面认识某一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命题的重要切入点。然而,当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论题明显缺乏关注,没有专题论文见诸案头。基于此,笔者将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的有关史料,对清末民初黑龙江房屋租赁中的民事习惯略作考察与分析。
一、租不拦典、典不拦卖
清末民初,房屋的租赁、典当、买卖三者交叉出现,共同建构了清末民初房屋交易市场。当租、典、卖之间发生叠加矛盾时,三者权利孰轻孰重,将会影响到交易双方各自权益的争取。一般民事习惯认为,租约的效力低于典约,典约的效力低于卖约。即承租人的权利不能对抗出典契约的成立,承典人的权利不能对抗买卖契约的成立,此即“租不拦典、典不拦卖”。租赁、典当、买卖三种交易行为之间的效力高下关系由此可窥见一般。黑龙江各地习惯大抵如此。龙江县习惯,凡租借房屋,“于约定期限内,业主因不得已之事故,出典此房屋或土地时,租户不得拦阻,因原约期限仍然有效,租户只得主张赁借权,转向典户纳租可也,俗谓‘租不拦典’。至于已经典出之房屋或典地,业主又欲出卖时,典户亦不得拦阻,只得主张质权而已,俗谓之‘典不拦卖’。”[1]。
青冈县习惯,“房屋在租约未满以前,业户若欲出典于人,租户并不得出而拦阻;即在典约期限未满以前,业主如欲出卖于人,典户亦无拦阻之权。”[1]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县区在业主行使“典、卖”权时,租户有优先“接典承买”的习惯。如嫩江县习惯,“房屋业主对于租户在租约未满期以前可以出典或出卖,租户不得阻止,惟须先向租户商议,如租户不愿典买时,方可典卖第三人。”[1]景星设治局地方习惯也是如是,租户租赁房屋时,“业主如欲典卖,其租户在租约期限未满以前,得尽先接典承买”[1]。此外,索伦设治局地方及大赉县、泰来县、呼兰县、兰西县、绥棱县、庆城县、望奎县、木兰县、巴彦县、通化县、汤原县、瑷珲县、林甸县、肇东县、萝北县、漠河县均有“租不拦典、典不拦卖”的习惯。可见,这一习惯在黑龙江省实属普遍。仔细研读“租不拦典、典不拦卖”习惯,可以看出此习惯多有一共性前提,即“未届回赎期”。也就是说,租、典期未满,业主对于出典之产随时可以出卖。显然,这一民事习惯更多保护的是业主利益,而对于租、典户利益则缺乏足够的重视。
法治社会,私有财产权是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基本人权。从清末民初各地房产买卖习惯看,人们普遍地将租、典(当)、卖三者“权重”按“买卖权>典当权>租赁权”次序排列,证明业主享有房屋的最终处置权。每当出现因“三权”重叠引发纠纷而诉至法院时,地方审判庭往往会将“租不拦典、典不拦卖”的习惯作为根据加以采信,似乎更能说明私有财产(所有)权概念和意识已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不可否认,中国现代私权制度之所以肇始于清末民初是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似与中国民间社会广泛存在诸如此类的民事习惯也有关联,否则,移植的东西再好,恐怕会因缺乏应有的土壤而夭折。
上述分析是站在业主(卖方)立场上作出的,论文格式下面不妨再站在“租方”立场略加分析,或许能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买、卖双方的租赁或典当关系一经成立,二者必然是在“合意”的基础上就某些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达成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协议,即“租”是建立在“契约”成立的基础之上。显然,在与受租者契约尚未到期之时,业主就可随意将房屋转典、转卖与第三方的做法似乎欠妥。当然,承租方的一丝“优先权”似乎能起到平衡交易各方权益的作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因租方没有足够的资本力量而落空。总之,“租不拦典、典不拦卖”势必会侵害受租者的正当权益,也容易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引发诸多不必要的纠纷。
二、借地不拆屋
房屋租赁中,或许来自家庭自身人口增长的压力,或许出自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大多租房户会与房东商议自行添修房屋,那么,这里面自然会牵涉一个关系到出赁人(房东)与承租人(房户)切身利益的问题。即:租房期限终了时,之前由承租人建造之房屋产权归谁所有。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物权编所载,涉及黑龙江房屋租赁的调查主要是围绕“添、修房屋”展开,不同县区,习惯略有差别。“借地不拆屋”乃习惯之谓,其意为:“居民租住房院,得添修房屋,于其租住期限终了时,对于添修房屋,若系土木相连者,无论间数多寡,通归原业主所有,不能自由拆动。”[1]清末民初,黑龙江所属各地,多有“借地不拆屋”的习惯,只不过细节之处稍显不同。如青冈县习惯,“居民对于租住房院,得添修房屋,于租期终了,不得自由拆动,悉归原业主所有。”[1]呼兰县有将“添修房屋”卖给业主的习惯,“至于租住期限终了时,对于租户添盖之房屋,量物作价,卖归原业主。”[1]。
一般情况下,房户“添修房屋”需事先与房东进行商议,而且,“主客双方缔结租约之际,须将添修房屋、租期终了归业主所有条款明订于契约之中,方为有效。”[1]换言之,该习惯需有房东知情并经书面形式予以明确才得以承认。如绥化县,“借地不拆屋一项,绥化商民虽有此习惯,必须事先于契约载明,或添修时得原业主同意,方为有效。”[1]巴彦县习惯,民商租住房院,借地兴修,“如租限终了,对于添修房屋土木相连者,无论间数多寡,统归业主管有,不许租户拆动。须于租约载明,认为有效,否则,不在此限。”[1]此外,讷河县、索伦设治局、汤原县等地均有此类习惯。也有些地方这一习惯并不需要书面确认,仍可生效。如庆城县,“借地不拆屋”“以口头契约即可有效,无须载明条款,多有并租约而无者。”[1]望奎县习惯,“原订租约时未尝载明,亦认为有效”[1]。木兰县习惯,“无论契约,有中人即可发生效力。”[1]房屋租赁期限终了之时,房户添修的房屋能否自由拆动,要看原订租约对此有无载明。如克山县习惯,“倘原订租约言明到限日自由拆动,则所添修房屋当然由租户拆去。如原订租约载明租住期限届满,所有租户添修房屋统归原业主所有,则所添修之房屋当然不能自由拆动。”[1]兰西县习惯与克山县习惯颇为类似,“商民租住房院,遇有添修房屋炕墙等项,应需土木材料,如由房东购置,则土木工钱归房户支出,于原订契约载明,期满统归房东管业,房户不得拆动。倘土木材料、工钱均由房户自备,房户搬移时得自由拆动,或由房东给价留买。”[1]。不过,黑龙江一些地方由于地处偏僻,为招徕移民开垦荒地,当地地主多为移民出资建造房屋且不收房租,因而,无“借地不拆屋”之习惯。据嫩江县知事会员薛翘如报告,“居民租住房屋一款,本县草莱甫辟,新来垦户多系自己建筑屋舍,其招来地户由地主建房居住,不纳租金,故阖境向无租户添修房屋之事。”[1]再如通北县知事会员熊良弼报告,“属境新荒甫辟,佃民户不易,凡有来境租种地亩之附户,所住房屋统归原业主修盖。如房屋不敷占用,亦须原业主随时筑建,即间有不租地亩,只租房屋之户,添修房间亦由原业主担任,并无租户添修房屋之事。”[1]漠河县习惯也是如此。
对于租户而言,“添修房屋”之费用是不小的开支,一般情况下,“借地不拆屋”这一习惯本身亦把房户的物质利益考虑在内,比如房东与房户可就费用分担问题事先达成一致,至房租期限届满或提前退租之时,以权充房户利益损失之弥补。如景星设治局地方习惯,“修房费用统由房租内扣除,须载明于原订契约内。”[1]大赉县习惯,房户若出资筑修房屋,可在议定期限内免向房东支付房租:“民间有行借地不拆屋者,必先立租约,将期限若干年、房间若干数,均载注详明,然后修筑,其修筑费尽归租户担任,名曰‘垫修’。待兴修完竣,归租户居住,其年限少则五年,多至十年不等,以租约内所载之期间为度,限内不出租价,至期限终了时,房归原业主。”[1]绥棱县习惯,“商民租住房院,如添修房屋,向于租约内载明添盖房屋几间,每年作租价若干,按年代扣除,以所扣租价足抵添盖房屋之代价为止,亦曰‘垫修’。若租住未至期限,因特别事故退租时,所扣之租价不足抵其垫修之代价,原业主应如数补给。”[1]另外,泰来县习惯、瑷珲县习惯与上述各地习惯并无二致。
总体而言,“借地不拆屋”习惯对于租户和业主或土地所有权人均有一定益处。一方面,业主或土地所有权人在无需支付充足资本的前提下获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另一方面,租户最终在仅支付相对较少的建筑费用的前提下,于一定期限内占有了房屋的使用权。同时,这一习惯对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似乎不无裨益。基于此,把此习惯认作良善风俗当不为过。
三、中人、租期及零星修补费用
从制度效能上看,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西方启蒙理念中的契约社会,但不容否认,以观念层面而言,中国古代是充满契约意识的社会。至近代,西方式的契约意识日渐增强与成熟,成为调整和维护人们社会生活秩序的有力支撑。清末民初,黑龙江各地租赁房屋须先行立契的做法几属社会常态。诚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本来不可能还原,要研究这一时期该地房屋租赁中丰富多样的民事习惯,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契约必然地成为研究房屋租赁中民事习惯所要选取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来源。应说明的是,清末民初黑龙江各县区的房屋租赁契约书式比较一致,这里不妨先就黑龙江讷河县的一纸房屋租赁契约加以誊录,以说明相关问题。透过它,能很容易地研读出清末民初该地许多租房信息,进而由此得出其习惯的大致轮廓。
契约[1]全文如下:立出赁房间人永和堂,今将自置市房一所,坐落在讷河县新街基十字街西南角,计门面草房七间,门窗、户壁俱全,大门、水井伙用,院内丈尺注图列后,凭中人说允,赁与裕厚永营业居住。每年租价江市钱二千八百吊,按二、八月两季交纳,并言明一租六年为满,在此六年之内,不许增租涨价,两家均不得转租他人,但许住户自辞,不许房东驱逐。历年零星修缮,系住房人自理,如房屋坍塌不堪,应由房东修理。又或大拆、大盖或添修房间,系客工主料,惟须两家商量妥协,始能有成,迨六年后,再行另议。此系两家情愿,各无反[返]悔。特立文契一纸,各执一纸存证。中人:李子新张泰代字:单五臣中华民国年月日立租契人永和堂这纸租房契约言简意赅,展示出房屋租赁时的诸多细节内容,比如房屋位置、房屋间数,甚至面积、租房用途、租赁双方身份及中人、租期、租金、房屋修理费、双方权责关系,等等。
现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再将龙江县、绥化县、庆城县、林甸县等地房屋租赁契约(囿于篇幅,不再将上述各地契约全文誊录)中隐含的民事习惯择其要者,列述于下:
其一,关于“中人”。“中人”在中国古已有之,因地域、时限不同,其称谓略有区别。就黑龙江各县区而言,有“中人”与“中见人”、“中保”、“保人”等。至于“中人”之功能与作用,依上述契约中“凭中人说允”一句就可知他在房屋租赁双方之间扮演着介绍、调解、见证的角色。如龙江县房屋租赁契约(出租房人:崔恩惠;租房人:二合公)中分别有“……以上等情,系同中人明白商议,决无反[返]悔”[1]语。此外,每纸契约文后签字画押的“中人”数目少则一、二,多则五、六,甚至更大。如龙江县另外一纸契约文后签字画押的“中人”竟有“沙金亮、范文玉、范文显、文焕章、左青照”[1]五位之多。
其二,关于租期。房屋租赁契约,租期之长短大多明订契约之中。根据租期长短,有些地方有不同分类。如讷河县习惯,租房期限,“分有长期、短期、半季三种”。“租住数年或十余年”谓“长期”;“租住房屋期限一年”谓“短期”;“租住半季,以本年二月起至八月止,或自八月起至次年二月止”谓“半季”[1]。就《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来看,黑龙江各县区房屋租赁时限一般长达数年。龙江县有“十二年”、“二十五年”的租期,而在呼兰县,租户甚至可以“永远租用”。不过,房屋租赁契约一般很少或不规定具体租期的始止时间,这最终要由买卖双方自己协商确定。此外,若租期尚未届满,房户可以辞别,而房东则无辞客之权,这一习惯多在契约中有所体现。如龙江县习惯,“许住不许撵”[1]、“只许客辞主、不许主辞客”[1],庆城县习惯,“准房户辞房东,不准房东辞房户。”[1]然而,个别地方如绥化县有租赁双方是不能随意辞租的习惯,“房东不许増租撵户,而房户亦不得见异思迁。”[1]其三,关于房屋零星修补费用。黑龙江各地房屋租赁,零星修补费用一般是由租户承担,与房东并无牵涉,俗名“上苫房东,下苫房户”,又名“上苫房东,下抹房户”或“大修归东,小修归户”,等等。
如龙江县习惯,“零星修补,皆归房户修理”[1],“房屋糟烂,房东不能修盖,俱属房户修盖”[1]。庆城县习惯,“房屋有应修理之处,上苫房东,下抹房户。”[1]林甸县习惯,租期内,“房户自修、自住”[1]。不过,假使房屋损坏非由房户过失造成,那么此项费用也有以房东来担负的。如绥化县习惯,“屋宇墙壁如有坍塌、倾圮、渗漏等情事,非出于房户之故意或过失者,其效力费用俱由房东担负。”[1]另,讷河县此项费用之承担与租住期限之长短及“大修”、“小修”有关。“长期”租住期间,“房屋稍有损坏,即归房户修补,费用亦归房户自备,俗曰‘小修’。如房屋坍塌不堪,应由房户通知原业主修理,或因原业主住址过远,觅工修理未便,延缓亦可,由房户垫款先修,俟原业主到时,再行归垫,或由租金内逐年扣留,倘逐年未能扣齐,即被原业主将房屋变卖,此项垫款亦应由原业主如数补偿,俗名‘大修’。”“短期”租住期间,其习惯与前者相同。然而,“半季”租住期间,“无论发生何项应修工程,房户概不负责。”[1]通过对“中人”、“租期”、“房屋零星修补费用”等习惯的考察,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房屋租赁契约的完备与成熟,与现今此类契约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也看到上述习惯本身于租赁双方责、权、利之间在极力寻求平衡点,是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总而言之,契约中所流露出的民事习惯即合乎情理,似乎与现代法治理念也不违背,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历史造就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