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评述；个案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36-03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原著与研究者之间的转化。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由于其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而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而言，其作者刘勰都有精辟的论述。因此，对其相关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对《文心雕龙》的文本为对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龙学”的显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历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探究。对此，张连科曾经对其20世纪的“龙学”研究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而又在这样总结的基础上，列举了宏观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观的研究代表人物――黄侃等人。即，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对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属于对其原著的研究；对于后者而言，在宏观的层面上对其研究主要是指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说明。例如，王运熙等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李泽原等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学术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对其原著与相关历代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客观地说明。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变迁。既有研究者对其原著文本内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对其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体系里，既有研究者对传统结论的列举式说明，又有研究者对传统研究结论的再细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结果的重新审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不仅出现了研究焦点由“文本”为研究对象向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转化趋势，而且这种研究趋势还逐渐出现了两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勋初的《〈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思考。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给予骈文的重视。从而得出了《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从构思与美文两个层面上探讨相关的文学问题。再如，在2005年时，王小盾题为《〈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论及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及具体范畴，而且还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王运熙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仅涉及到对传统易学研究成果的审视，而且还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易学给予《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专著的诞生，都不能脱离其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确证。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作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者，刘勰的理论视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其传统易学给予其创作的影响，既是对其创作实践的一种关注，也是对其作者知识理论体系的一种挖掘。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论的参与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例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作为一种语言作品，《文心雕龙》的研究课题一定会涉及到语言学的理论。因此，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作者就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心雕龙》中核心术语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其文言韵语中存在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作用的阐释；包括对这种语言兼有的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的挖掘。所以，对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这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传统训诂学的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个案，对相关术语的语言学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特别是对概念、术语隐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龙》的传统研究，又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核心问题的多维解读需要多维的理论视角。《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美学问题。对于其美学问题的解读也需要新的理论视野。美学又有“艺术哲学”之谓，在此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对其美学问题的分析需要哲学的视角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仔细分析《文心雕龙》的创作，读者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影响《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又是颇为复杂的。从这篇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既可以发现传统哲学著作《周易》的影响，又可以从中发现荀子哲学理论的客观身影。甚至还有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理论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层面进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龙》的传播需要更新传统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龙》的翻译问题逐渐进入近年的研究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的分析，无疑更能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刘颖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期刊上的《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一文；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等文章都是对其传播问题进行的客观分析。虽然这些传播问题似乎与其文本内涵的研究无关，但在实质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其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国外研究者而言，翻译质量决定着他们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翻译的质量是其针对《文心雕龙》所有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忠诚于原著的翻译，国外一切针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没有对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译作介绍，国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国内研究现状。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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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潘玲.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

篇(2)

关键词: 数字习语翻译 接受美学理论 应用

1.前言

习语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对本族语言进行提炼和升华,并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比喻性词组、俚语、俗语和谚语等[1]。习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习语,是指由基数词和序数词构成的习语[2]。作为习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通常简练、生动、形象。具体到英语和汉语,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等不同,各自习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不同。若不正确处理这些文化因素,在翻译中就难免犯很多错误,使得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源语的真实含义,因此在数字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特别注意读者的接受与理解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影响深远,其核心理论是以读者为研究中心,从“视野融合”的角度,通过考察文学接受和产生效果的过程来揭示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历史能动的创立者。它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

翻译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复杂的活动之一,它是原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动态作用的统一体。翻译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翻译观点,人们对翻译活动这一认识越来越深刻,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更是一种文学接受和建构的过程,那么进行双语转换就必须认真考虑译语读者这个审美主体。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阅读译本的过程不是译者与译本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和意义,不是读者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积极参与,与译本、译者形成辩证的对话关系。接受美学在转变传统的文学翻译观的同时,开拓了语言与阅读过程的关系这一广阔的领域,使人们站在新的角度去考虑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为应用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3.接受美学在数字习语翻译中的应用

3.1读者地位与数字习语翻译

译者在翻译习语的过程中,要考虑译语读者的作用和地位。读者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能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如果读者在译语文本中的习语翻译中发现不同的文化因素,他就会根据上下文去理解并接受这些文化因素,变成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调整并扩展自己的期待视野。如果源语中的数字习语与其母语中的数字习语有相似性,读者会积极地调动知识储备使之与源语中的数字习语相比较与联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译文中的数字习语,进而理解源语中数字习语的真实含义。

(1)ST: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来自《选集》)

TT:The old saying,“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the master mind”,simply means the masses have great creative power.

如果读者仅是被动接受,当读了译文后就会有以下的问题:①谁是诸葛亮?②诸葛亮和皮匠之间有什么关系?③皮匠的智慧指什么?但如果读者采取主动态度去理解和接受外域文化并具备一定的审美观和接受能力,通过阅读处理过的译文,读者应该就可以理解源语的文化背景。在例(1)中,“the master mind”解释了“诸葛亮”的内含意义,“wits” 代表了三个皮匠的整体智慧;“equal” 澄清了皮匠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wits”和“the master mind” 说明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这样,读者便可获得以下信息:①“诸葛亮”是中国文化中智慧和天赋的象征;②在中国文化中“诸葛亮”和“皮匠”都运用暗喻,前者代表头脑聪颖而后者代表头脑简单;③在这个数字习语中,“三”是虚指,代表数量众多而并非实指物品数量。通过运用接受美学翻译的数字习语,读者可主动并能够接受到源语中数字习语所表达的所有信息。

3.2期待视野与数字习语翻译

读者的阅读经验包括他的期待视野,其期待视野会影响他对翻译作品的接受程度。如果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很难想象一部艺术作品会实现其价值。在数字习语翻译方面,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不断变化时,习语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就会逐渐被读者认同和接受。读者的接受能力会随着他期待视野的扩展而不断增强。读者的期待视野能增强译者翻译习语的信心,同时好的翻译有助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两者密不可分。

(2)ST:六亲不合,有孝慈。[3]

TT:

Version One: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translated by Waley)

Version Two: When the six family relationships fell into disharmony we got “Respect and Caring.” (translated by LaFargue)

众所周知,英语中并没有“六亲”的表达方式,而汉语中“六亲”却是固定用法,如“六亲不认”等。由于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六亲”成为语言空白并带来不确定性。

在200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六亲” 指“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妻子、子女”。韦利(Waley)的翻译将“六亲”作为一个整体,他的版本创作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那时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西方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其中包括《道德经》的读者,可以说当时的读者完全被动接受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韦利采取了加注的方法向读者解释“六亲”的含义。在版本2中,拉法格(LaFargue)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翻译了《道德经》。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英、美等国家已经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道德经》,同时中国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成外文。与3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读者期待视野更加广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更加深刻,拉法格的翻译不再采用加注的方法。这恰恰反映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不断变化,因此翻译的过程和方法要尊重读者,与读者进行同步的改进。

3.3文化交流与数字习语翻译

译语读者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的过程,还是文化交流的过程。

(3)ST:The new electric cars may turn out to be a nine day’s wonder;no one seems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m any longer.

TT: 新型的电动车可能会成为九天的奇迹,仅仅一时轰动;现在看来人们不再有兴趣购买了。

在例(3)中,译者采用了直译并在句中稍加解释的方法,既表达了源语中的文化形象又解释出了其内含意义。英文中的数字习语“a nine day’s wonder”源自古罗马的一个古老的风俗:无论何时出现罕见的自然现象,古罗马人总将其认为恶兆,并举行长达九天的宗教仪式驱散厄运,带来福祉。现在这一习语通常指“短期内引起轰动并很快被人忘却的事物”。而汉语中的数字习语“昙花一现”指“像昙花一样短暂存在的事物”。若简单地将其译为汉语中的习语“昙花一现”,读者很易理解但源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却荡然全无。因此,正确处理数字习语翻译中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并确切地传达源语习语的文化内涵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源语文本的文化背景,促进文化交流,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障碍,还将开阔读者的期待视野。

4.结语

数字习语是英汉两种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对英汉数字习语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交流活动,更是英汉文化交流的契机。接受美学独辟蹊径,为数字习语的翻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读者能够真实地体会和理解源语的内含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享受。概而言之,借鉴接受美学到翻译研究这一尝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接受美学的关注范围之广,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我相信随着研究领域和深度的不断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具备更大的潜力与更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李丽,王成.英语数字习语的文化探源[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5,3,(4):55-57.

[2]殷莉,韩晓玲.民族文化心理与英汉数字习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40-43.

[3]LaFargue,M. The Tao of the Tao-Te-Ching[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4]陈逢丹.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综述[J].安徽文学,2009,(2):74-75.

[5]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 Penguin Books,1973.

[6]Waley,A.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London:Allen & Unwin Press,1934.

篇(3)

关键词：文本类型；翻译单位；文本功能

翻译单位是普通翻译理论领域最基本的命题之一。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都绕不开翻译单位的确定。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翻译单位这一命题做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从翻译单位的定义方面来看，对这一命题的探讨已经经历了从形式到意义，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王德春（1984）将语言的六个层次上的单位视为翻译单位；李爱玲、武景全（1995）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这些学者从语言的形式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划分，因此他们提出的都是静态的翻译单位。有些学者从语言本身的意义出发，提出了动态的翻译单位。其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1985：157）认为“任何一个语言层次单位―从音位层到整个话语层―实际上都可以成为一个翻译单位”；Andre Lefevere & Susan Bassnett（1990）将“文化”作为翻译单位。

从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方法方面来看，传统的大多数研究是以规定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描写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近年来本命题开始通过语料库提取数据的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如陶源（2015）通过俄汉平行语料库对翻译单位展开研究。另一种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过程导向（Alves，2010）和有声思维法（Lscher，1991；Gerloff，1986）对译者的翻译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总之，多年来这一命题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多样，但关于翻译单位这一命题至今仍无定论，甚至很多观点之间互相对立。

一、文本类型理论

七十年代初，文本类型理论首次由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塔琳娜・莱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1971/2000）一书中提出。莱斯根据文本语言功能的差异将文本类型分下以下三种类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

莱斯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表情型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具有美学的特征，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及其发送的形式。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仿效法，以使译文忠实于原作者或原文。感染型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效果为导向，其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其关注点是信息的接受者，侧重于感染的作用。翻译感染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Reiss，2000：30-48）。见表1。

二、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翻译单位的划分

莱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文章类型、语言功能和翻译策略互相关联，源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为翻译批评模式的根本。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了翻译单位的确定。

由于翻译活动这一过程本身是动态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根据文本类型自主选择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作为翻译单位。如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单位绝不是唯一不变的某一特定语言层级，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下，翻译单位既可以是静态的短语、句子或段落等；也可以是动态的文化、修辞和意群等。因此翻译单位是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的。

三、总结

文本类型理论根据不同文本特点具体分析其对应的翻译方法等，指出以翻译为目的，根据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采取翻译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文本类型理论下的翻译单位的确定，即信息型文本多以短语、句子和段落为翻译单位；表情型文本多以文体、修辞、文化和篇章为翻译单位；感染型文本多以语义、意群和话语为翻译单位。

参考文献：

[1]Reiss，K.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Tr.by A.chersterman）.In Chersterman A，（ed.），1989：105-115.

[2]张美芳 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译技探讨，2009（5）.

[3]李康熙 翻译单位研究综述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2（6）.

[4]司显柱 近二十年中国译学界对翻译单位命题研究的述评[J].外语学刊 2001（1）.

篇(4)

关键词: 公示语语言特点汉英翻译策略

公示语是一种公开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产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1]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应用范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对净化城市语言环境,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公示语的特点

1.文字简洁明了,有时配以图文。公示语广泛地运用于公共设施、公共交通、旅游景点、涉外办事机构等场所,客观上要求其简单明了。通常只使用实词、关键词、核心词,冠词、代词、助动词等一概可以省略。如“营业”(Open)招牌,“游客止步”(Closed to Visitors)等。另外,缩略语也经常出现在公示语中,如“停车场P”、“广场sq”等。

2.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和号召性五大功能。[2]指示性公示语较多地运用在公共场所,向公众提供一种信息服务,告诉公众这是什么。如“问询服务”(Information)、“租车服务”(Car Rental)等;提示性公示语向公众提醒一个事实或现象,它既没有限制的意义,又没有强制的意图。如“油漆未干”(Wet Paint)、“预留席位”(Reserved)等;限制性公示语以相对委婉但明确、直接的口气向公众提出要求,含有限制、约束对方的意思。如,“办公场地,非请莫入”(Employees Only)、“施工现场,禁止通行”(Construction Site,Keep Out)等;强制性公示语是公示语里口气最为强硬的一种,它要求公众“必须”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如“禁止超车”(No Overtaking)、“靠左行驶”(Keep Left)等;号召性公示语对公众起宣传、激励、号召的作用。如“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 or west,Guilin landscape is best.)等。

3.可分为“动态”和“静态”。[3]指示、标示、告示类的公示语往往用静态词,如“紧急出口”(Emergency Exit)。与其相对应的是含有动态性质的公示语,此类公示语往往口气强硬,含有要求、限制等意义,其目的是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以达到其宣传信息的目的。如“(航班)抵达”(Arrived)、“紧握扶手”(Hold the Hand Rail)等。

二、公示语的翻译理据

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在语言功能理论基础上将语言功能分为六大类,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on function)、召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美学功(aesthetic function)、酬应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公示语是一种向大众展示的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把必要的有用的信息传达给大众,进而唤起大众的注意,并按照公示语的指示、提示、限制、强制等要求去履行或规范自己的行为,属于召唤功能性的文本。针对公示语的翻译,Peter Newmark提出了两种基本的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5],以“忠实”为基础,遵循简洁明了、语气得当、规范化和适度诙谐的原则,向公众传递信息。

三、公示语的翻译策略

1.熟悉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在翻译时语汇要简洁,措辞要精确,用寥寥数词,或简单明了的图示,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总经理”(General Manager),“收款处”(Cashier)、“保持车距”(Keep Your Space)、“严禁吸烟”(No Smoking)、“节约用水”(Save Water)等。

2.了解公示语的功能意义,借用已有成果。对于交通等国内外可以一致的标识,完全可以直接借用外国的公示语。国家技术监督局编制、翻译、的国家公共标志与标志语提供了广泛应用于道路、旅行、安全、环保、储运等方面的标准汉英翻译规范,应严格参照执行。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景点介绍、文明口号和标语,要在英语中找到有着相同意义和功能的公示语,不可望文生义。如许多商店或购物场所为了招引更多的顾客,经常推出购物优惠活动,对其商品打折销售,“打7折”不是“70% discount”而是“30% off”等。

3.分析语境,正确把握译、雅译或不译的原则。公示语是一种应用文体,形式丰富,运用广泛。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示语都可以照搬过来翻译成外语。[7]商店招牌、街头路牌等含有指示意义的公示语我们一般直接翻译,如“长安街”(Changan Avenue)、“第一百货公司”(No.1 Department Store)等;对于那些提示、限制、强制性的公示语则要借鉴跨文化交际理论,遵循Peter Newmark的交际翻译方法进行“有效”、“优雅”的翻译。比如“不得自带酒水”译成“Consumption of our foods only”而不是“No self―wine beverage allowed”、“所有商品不得讲价”译作“Fixed price”而非“No bargaining”。

4.注重跨文化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社会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差异,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各有千秋。公示语的翻译就既要保持源语中的信息,又要顾及文化差异,使译语读者能正确地领会信息,不能因文化差异导致意义上的误解。例如将“上海万象服饰公司”译为“Shanghai Thousand Elephant Garment Co.,Ltd.”就不如直接译作“Shanghai Wanxiang Garment Co.,Ltd.”,因为大象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忠诚、憨厚、可爱之物,而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卤莽、愚昧、凶猛之物。将之译成“elephant garment”,谁会穿上“凶猛、愚昧”的衣服呢?

四、结语

公示语是语言中的一类重要的人际沟通工具,因此,我们要充分领略其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的隐含内容及使用公示语民族的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公示语的语义与语用模式及范围,使汉语公示语的英译更符合英语语言文化习惯,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效果。[8]

参考文献:

[1]赵湘.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2-26.

[2]王银泉,陈新仁.城市标识用语英译失误及其实例剖析[J].中国翻译,2004,(2):18-23.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1:21-26.

[4]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35-38.

[5]冯国华,吴群定.论翻译的原则[J].中国翻译,2001,(6):40-42.

[6]左樱.谈汉英公示语的翻译[J].宜宾学院学报,2006,(4):102-104.

篇(5)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论董仲舒董大中；

宗教伦理的历史担当和现代命运——以基督教伦理为主要范型的考察田薇；

美国对外人口援助政策的产生、变化和影响姬虹；

如何提高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青岛市为例崔晶；

《中华法学杂志》研究——兼谈民国后期法学民族主义话语裴艳；

传承创新六十载载欣载奔八十年——中国法制史学60年暨张晋藩先生80华诞研讨会综述张明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征稿启事

试论获得公民身份证件权——从华侨短期回国在国内证明公民身份困境切入刘国福；

国外碳标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杜群；王兆平；

论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合法性危机汪海燕；

航空减排路径之探讨——兼评欧盟航空减排交易指令宣增益；

中国通过仲裁机构履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MARKR.SHULMAN；LACHMISINGH；王琬璐；

因应气候变化的我国流域适应性法律制度之构建柯坚；何香柏；

我国深圳市和上海市欠薪保障基金制度比较研究周贤日；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媒体应对姚广宜；

论环境权主体和客体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王蓉；

模糊千年的一条民事法王学泰；

清代赈捐制度略论赵晓华；

论汉代的法律教育张积；

程序公正与庭审中民族语言的平等实现——以我国刑事诉讼中少数民族翻译的作用为视角阿尼沙；

我国应急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代正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制定中的种种悬念——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周大伟；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天文·历法·人文刘明武；

历史的张力和艺术的魅力——普希金历史题材创作艺术经验二题程正民；

文学经典论争与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肖四新；

略论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妇女劳动权周贤日；

与立国进程之转向——以中心姚中秋；

论少数业主合法权益的保护——兼谈《物权法》第78条第2款的实施问题于定明；

独立人格与游侠精神——关于王小波《红拂夜奔》中李靖形象意义的探寻林骁；

行政法治30年马怀德；

南枝留得夕阳明——读《六事集》有感朱伟一；

长兴里论学——读康有为《长兴学记》曹义孙；

“杜书瀛美学研究暨《价值美学》座谈会”召开陈定家；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征稿启事

一树春光唐建；

名家题词储槐植；张岂之；

构建人大的制度性监督体制俞荣根；

公司董事会职能流变考吴伟央；

中国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常纪文；

形形的科学伴生物李醒民；HttP://

穆旦“地下”诗歌中的忏悔话语分析李遇春；

论仲裁庭(员)作出惩罚性仲裁裁决的权力齐湘泉；

论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体系杨立新；

法制变革及“中国经验”高全喜；

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席涛；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处境与旨归陈立新；

严复哲学译词:特征与命运——“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缘起与定型”研究之二张法；

资产证券化中的将来债权转让制度研究董京波；

近代民法的现代性危机及其后现代转向——兼论当代民法使命侯佳儒；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保加利亚刑法典历史演进与晚近发展张雅；

篇(6)

【关键词】《离骚》；翻译；炼词

Refining the Words： from Faithful Meaning to Romantic Charm―a Comparative Study on 4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Works

Ye Fa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verse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task not only for its terseness in language and distinctiveness in form but for the sharpnes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s such， translators are supposed to refine words or phrases， the basic translation units， from faithful meaning to romantic charm， to meet a higher requirement of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4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works of “Li Sao” to analyze respectively and then compare the degree of their words （or phrases） refining. Accordingly it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verses.

1.引言

作为中国浪漫主义鼻祖的《楚辞》以其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富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等特点独具地位。其中又以屈原的代表作，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离骚》最为著名。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其英译本承担起他国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媒介。本古诗词汉译英过程中，字词作为较小的翻译单位，需经历“如琢如磨”（张智中，2005：131），炼“意”炼“神”，以求“形神兼备”（卓振英，1998：28）。文拟选取杨宪益、戴乃迭（以下简称“杨戴”）、许渊冲（以下简称“许”）、David Hawkes（以下简称“霍”）及卓振英译本（以下简称“卓”）在词之意、词之神的把握上作对比研究。

2.古诗词翻译的“炼词”综述

诗学上的炼字（词）即为诗人对众多词汇反复琢磨，挑选最为恰当者的写诗方法（卓振英，1998： 28）。炼词之目的，在许渊冲英汉版本小诗中被诠释得浅显易懂：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best.

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转自张智中，2005：128）

因此有了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语不惊人能死不休”的誓言，有了王国维《人间对话》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和王安石《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的传神。

字词、句子、篇章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们提出各自翻译标准：从1898年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到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的“传神”论再到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之说。炼词的标准无外乎准、精、美三个字（成昭伟等，2001），炼词可从诗学、词汇学、修辞学等角度切入（卓振英，1998： 28），改韵救义、删繁就简、通情顺理、更易语气、人称换位、跨行增益、诗题改译、润色标点、如琢如磨、改而谬者（张智中，2005：128-132）。成之见解过于笼统，张之所述强调炼词的持久战略，卓之观点则跃过了“信”直述“神”。笔者认为，词的翻译，需先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失去了对原意的正确理解则失去了原文独有的文化内涵，其次，最大限度地保持具体体裁的特色。因此，概括而言，古诗中之炼词一在于炼意，即琢磨如何忠实地传达原意；二在于炼神，即在现意的基础上，如何再现诗歌美学价值。

3.《离骚》四种英译中炼词层面的比较与分析

3.1 炼词之“意”

《离骚》拥有大量富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专有名词，如植物（蕙等），如天干地支纪年法，如政所名词等。在翻译过程中，所译之词，若能承载原先的文化特色准确地表述，则不失原先作品的价值。如以下二例：

1）“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杨宪益、戴乃迭，2001：3）

The Wooden Star appeared in spring， oh！

When I was born on Tiger’s Day.

（许渊冲，2008：5）

When She Ti Pointed to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On the day geng-yin I passed from the womb.

（Hawkes ，1985：68）

On th’ Day of gengyin in th’ first month of early spring，

Of th’ Year of yin， into being th’ world did me bring.

（卓振英，2006：3）

此处，“摄提”，“孟陬”，“庚寅”分别指的是屈原出生的年、月、日，即屈原出身于寅年寅月寅日。杨戴将“摄提”译作Sirius（天狼星），源于古希腊语∑εριο，许译作The Wooden Star，二者均与原文化相去甚远，而霍保留原音，也保留了原意，卓的翻译则忠实地传达本意。再说“孟陬”二字，杨戴和许都将“孟陬”模糊译作spring（春天），忽略了原文孟陬（正月，农历第一个月）之意，将其译成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则更为清楚。最后说“庚寅”，杨戴和许均将“庚寅”译作Tiger Day（虎年），失去了原韵。此外，四个译本中，唯有杨戴，将原文中“吾”，第一人称，译作a child，第三人称，改变了原文叙述主体第一人称，削弱了作者抒发满腔热情的真实感。简言之，在炼富有文化特色名词时，杨戴择其概要，许追求形似，而霍和卓则究其本意，表现出忠实原文。

2）“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Thy Chamber dark lies in Recessed deep，

Sagacious Prince， risest thou not from sleep？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3）

From inner hall kept far apart， oh！

The prince won’t wake， though wise and fair.

（许渊冲，2008：30）

Deep in the palace， unapproachable，

The wise king slumbers and will not be awakened.

（Hawkes，1985：75）

Alas， the secluded boudoirs are beyond reach，

And the king， wise as he is， seems ne’er to awake.

（卓振英，2006：22）

此句作者以美人闺室喻君王宫室，叹宫闱之不可及，怨明君被小人蒙蔽，自己的满腔衷情无法疏泄，已到了急火攻心、不能忍受的边缘。表面上，作者写的是一己之恨，但细品起来，其为君忧心、为国心切的忠肝赤胆历历在目，动人心魄。“闺中”一词杨戴译为Chamber，许译为Inner hall，霍译为Palace，而卓译为Boudoirs。Palace直表“宫廷”；Chamber有“议院”之意，通过联想很容易和政事联系；Hall则是“大厅、礼堂”之意，无任何文化联想；Boudoirs则选择遵循原文象征手法，直意“闺房”，给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

翻译过程中，对于原词词性的保留，有时能够勾画出作者预设的画面，使读者觅得诗中之画。如下例：

3）“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My Chariot drawn by Steeds of Race divine

I urged； to guide the King my sole Design.

（杨宪益、戴乃迭，2001：5）

Ride your fine steed， gallop along， oh！

I’ll go before you lest you stray.

（许渊冲，2008：5）

I have harnessed brave coursers for you to gallop forth with：

Come， let me go before and show you the way！

（Hawkes，1985：68）

Riding on the steed I would rush and charge ahead

As path-breaker， though sweat and blood I might shed.

（卓振英，2006：5）

此处“乘”为动词，驾，乘坐，突显动态，气势磅礴，威风凌凌，勾勒出作者所希望的君主任人唯贤治理国家的美好画面。杨戴选用urged体现骑者紧迫感，许选用ride开始的祈使句，辅以oh结语，很好地描绘出骑者威武而有朝气之感，卓用riding作伴随状语，着重表达作者誓做英勇先驱的决心。相比之下，霍将“乘”这一动态动词译成have coursers这一静态动词，少了些原词的动态美，若改成Gallop forth with harnessed brave coursers，或许更能现原意。

3.2 炼词之“神”

恰当地利用英语构词法或能使译文生动形象，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卓振英，1998：28）。例如后缀ing赋予动态特征，前缀en将原有名词转化为动词，简洁易懂。如以下二例：

4）“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The Turtle-Dove cooed soft and off did fly，

But I mistrusted his Frivolity.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1）

I bid the singing turtledove， oh！

He flies away with false birdhood.

（许渊冲，2008：29）

The magpie flew off with noisy chatterings，

I hate him for an idle， knavish fellow.

（Hawkes，1985：74）

The chattering Turtle-Dove I’d better not ask，

For he may be too frivolous for such a task.

（卓振英，2006：21）

此处“鸣逝”意为雄斑鸠边叫边飞，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而在英语中，动词后加上ing这一后缀（分词形式），恰有表示正在进行及主动意思。许选用singing勾勒出斑鸠飞的状态，霍和卓选用chattering这一派生词，不仅形象地刻画了飞的动作，还渲染出声音的高亢，给读者带了视听的真实感。而杨戴选用coo这一动词虽没有偏离原意但少了些许动的神韵。

5）“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埕美之能当？”

Ignorant thus in Choice of Fragrance rare，

Rich Ornaments how could they fitly wear？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5）

They cannot tell good plants from bad， oh！

How can they know the precious gem？

（许渊冲，2008：33）

Since the beauty of flower， then， and of shrub escapes them，

What chance has a rarest jewel of gaining recognition？

（Hawkes，1985：75）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plants they lack：

To entrust them with th’ judgment of Gems there’s no call！

（卓振英，2006：25）

四个译本在均把握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杨戴过于模糊，未将“草木”、“埕”忠实表述；许采用直译，较为朴实；霍将草木做了列举，显得琐碎；卓用entrust，由trust派生而来，有“使负责，委托”之意，上下半句紧凑凝炼，目的状语过渡自然，再现原诗句简洁扼要。

翻译过程中，有时相似语义承载着微妙区别，从而影响作者情感的抒发。如下例：

6）“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 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杨宪益、戴乃迭， 2001：17）

My way ahead’s long， long one， oh！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

（许渊冲，2008：25）

For the road was so far and so distant was my journey，

And I wanted to go up and down， seeking my heart’s desire.

（Hawkes，1985：73）

Long， long is th’ way， but nothing will my effort arrest；

Up hill and down dale for the beauty I will quest！

（卓振英，2006：19）

此句处于《离骚》抒情主人公两次神游，即昆仑仙境与天宫（李炳海， 2010：45）的中间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抒情主人公神游只为讨回世间公道，理清是非黑白，故不顾路途遥远，夜以继日，其为国、为正义求索之情可见一斑。“求索”一词，杨戴、许及霍均译成seek，而卓选用quest。seek和quest两者均有“试图得到或实现某事”，但quest在此基础上强调过程的持久性，以及所求之物往往是精神层面的理想。在此语境中，作者的正义求索之路正是漫长且存在于理想中，选用quest一次，其抒情形象能得以更好地显现。

词语的情感色彩、象征意义也不容小觑。如下例：

7）“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

First cursed that I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杨宪益、戴乃迭， 2001：9）

I make a belt of grasses’ sweet， oh！

And add to it clovers and thymes.

（许渊冲，2008：11-3）

Yet， though cast off， I would wear my orchid girdle；

I would pluck some angelicas to add its beauty；

（Hawkes，1985：70）

And for the Angelica which I wore they curs’d

Me， and cur’d me for th’ Melilotus I possess’d.

（卓振英，2006：9）

此句作者直抒胸臆，塑造了一个虽遭废弃但坚持美德，刚正不阿，九死未悔的正义形象。其中两种香草“蕙”、“”杨戴与卓译均分别用Angelica和Melilotus；Hawkes译为Orchid和Angelicas；而许译则用Grass、Clovers和Thymes。一方面，从联想意义上看，Grass和Clover分别给人以“杂草”、“幸运”的联想，与原文象征美德的香草意象不符；另一方面，grass较Angelica和Orchid而言，是笼统而非具体的，使原文中承载美好意象的香草难以使读者领会。

诗的意境和韵美有时需要借助修辞格。例如诗歌中的头韵在节奏上阐释诗歌，拟人格则在画面赋予静态的文字以生命。如以下二例：

8）“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Others may smirch their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My Innocence is proof against Abuse.

（杨宪益、戴乃迭， 2001：11）

My fragrance’ mid the dirt won’t die， oh！

My brilliancy ne’er wanes there among.

（许渊冲，2008：16-17）

Fragrant and foul mingle in confusion，

But my inner brightness has remained undimmed.

（Hawkes，1985：71）

Where Fragrance and Flagrancy mingle， I find that

My inner beauty still in its integrity.

（卓振英，2006：13）

头韵，作为英语中的一种修辞，常常被用于诗歌中以便强调互有联系的两个词（丁往道，1994：28）。它蕴含了语言的音乐美，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霍和卓译本中，Fragrant 和 foul，Fragrance 和 Flagrancy，均押f这一音，语意相对，音节相同，较好地展现了诗歌的音韵美。相比之下，杨戴和许的译文在达意基础上少了些节奏美感。

9）“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As old Age unrelenting hurried near，

Lest my fair Name should fail was all my Fear.

（杨宪益、戴乃迭， 2001：7）

Old age draws near from day to day， oh！

Have I a name lasting and fair？

（许渊冲，2008：11）

For old age comes creeping and soon will be upon me，

And I fear I shall not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name.

（Hawkes，1985：70）

As senility is ruthlessly coming near，

‘Tis my sole wish to earn a reputation high.

（卓振英，2006：7）

此句作者感叹：“人生暮景渐渐就要降临啊，我担心的是人生的美名没有树立。”“冉冉将至”一词既写出了时不因我停滞的必然，又饱含润物细无声的韵味。霍译本中Creeping一词赋予了时间以双脚，暮景正如龟兔赛跑中的乌龟，悄然而至。杨戴译本hurried一词则使时光失了些许淡定，许译本draw使时光多了些仓促，卓译本coming使时光少了些低调。

以上九个例子，正是作者从炼“意”炼“神”两个角度出发，解读四个译本的千秋。其中，炼“意”着重炼文化名词之特色及动静词之状态；炼“神”则通过构词法、语义语体辨析及修辞格再现原诗歌神韵。

4.结语

翻译诗歌凝炼的语言以及其独有的形式，正如带着镣铐而舞蹈。若要达到译出“文”又译出“人”，唯“理”唯“神”的境界，必然需要一个通晓原语及译语以及其包含的文化内涵，能够根据翻译性质与功能判断选择词语的译者。这个过程，真是对大诗人屈原《离骚》中一句的写实：“路漫漫其修远兮”。译者确需拥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如何近乎完美地实现古诗词两种语言的转化的议题上，甚至是在某个词的翻译上，可谓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笔者通过对四个译本在炼词方面的对比研究，认为炼词之要一在于炼意，尤需注重文化承载词，也不能忽视词的状态；二在于炼神，结合译出语的词法、语义等特点，考虑译文体裁特点，以创造佳作。当然，炼词只构成汉诗英译过程的一小部分，毕竟词离句及章还有一定的举例，因此，译者需把握全诗的总意象，练就诗化的若干技巧。

【参考文献】

[1]丁往道，等.英语写作手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2]许渊冲英译.楚辞[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3]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楚辞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4]卓振英英译.楚辞[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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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智中.诗不厌改，贵乎精也――许渊冲先生诗词改译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7]卓振英.汉诗英译的总体审度与诗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

篇(7)

【关键词】非洲文W；戏剧翻译；撒哈拉以南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27-02

众所周知，欧洲文学历史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很大程度上当代欧洲文学的进化和发展，得益于对古希腊和罗马经典作品的翻译和模仿。相比之下，非洲文学还很年轻，尽管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与欧洲文学一样，非洲文学的翻译帮助其突破了不同文化和语言形成的障碍，使之在非洲大陆内外广泛传播，确保了其持续发展性。因此，非洲文学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研究者的文学批评和认知，还应该要有翻译理论家的反思和译者的实践。不过当前非洲文学的翻译没有形成聚焦，各类文学体裁的翻译只是浅尝辄止。假如各类体裁的翻译工作能够更精、更专、更深的话，非洲文学的研究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果。

确切地说，迄今为止非洲文学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反思主要集中于非洲小说。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种不平衡，建议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其他文学体裁，如戏剧和诗歌。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创作于非洲大陆的文学作品往往被研究者纳入了一个大范畴，即非洲文学。然而，文学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还可以归属于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很显然，如果要对非洲文学有一个更细致、更综合的认识，相关研究必须要将上述各个层面考虑在内。同样，要确保非洲文学的翻译更为成功，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也不能只考虑非洲大陆的文化特点，还要考虑地区和国家的特点。本文所关注的不仅是广义上非洲戏剧翻译的问题，更关注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戏剧的翻译中存在的特有问题，因为该地区的国家数量众多、民族文化差异较大。②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戏剧的种类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戏剧种类繁多。宗教剧是主要剧种之一，其主题和目标人群都与宗教密切相关。细分之下，宗教剧包括了神话剧、假面剧、祭祀剧、仪式剧等。神话剧取材于观众熟知的神话传说，情节的发展与其说是按照逻辑层层剥离，不如说是按照表演者与观众共享的某种宗教“召唤”逐步展开。这些神话记录了民族风俗的起源特性。与西方神话传说相似的是，非洲的创世神话里的主神是至上神。他和宙斯一样是万物的主宰并且创造了万物。不过颇为有趣的是，至上神在非洲各地的名称完全不一样。例如，约鲁巴人称他为奥罗伦；曼代人叫他思盖欧；阿散蒂人称其为尼阿美；卢旺达人叫他伊玛纳等。与其他大陆各地区和民族同样相似的是，非洲创世纪神话产生于距今久远的历史时期，反映了非洲大陆各族人民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不仅如此，创世纪神话还叙述了各种神o的来历，并且讲述了神o开天辟地的不朽功绩。在创世纪神话中，往往还夹杂了人类的起源神话。绝大多数非洲社会关于人类起源神话都有一种倾向性，那就是至上神在创造世界之后才创造了人类，而且与中国的女蜗神话一样，人类是用泥土造就的，并且通常都是男女同时出现。

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假面剧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面具的佩戴与中国京剧中的脸谱一样，直白地向台下观众传递大量程式化的信息。在很多剧目中，不同的面具与各个地区信奉的神明密切相连。戴着象征着神o面具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各种活动，无不投射出浓郁的宗教仪式气氛，让想象中的抽象神o活生生地降临在舞台上，给有着强烈的非洲观众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慰藉。

由于场地和交通的限制，剧团会在各村落之间来回巡演，而某些演员会因自己的精湛技艺赢得无数拥趸，吸引他们从四面八方过来观摩假面剧的表演。假面剧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部有名的假面剧就是某一地区的活广告，发挥着文化推广的作用。

与宗教剧并存的另一个重要剧种是世俗剧，它包含了民间剧、舞剧和歌剧。民间剧通过教育和引导年轻人遵循社会规范来发挥其社会功能。在将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群紧紧吸引在一起的过程中，民间剧帮助人们了解本群体的社会风俗和价值观，从而完成身份认同。歌剧和舞剧中的宗教元素较少，它们是纯粹的娱乐，艺术色彩凝重。尽管有不少歌曲是以对社会隐晦批评的寓言方式存在，但多数情况下，歌剧中的歌曲是对社会弊端的直白讽刺。除开宗教剧和世俗剧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戏剧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剧种，那就是杂剧。该剧种中既有娱乐的成分，也有宗教的元素，两者杂糅在一起，难分彼此。杂剧范畴里还包含了一种被文学评论者称之为“文学戏剧”的剧种。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个剧种“心在非洲，头深埋在欧洲和美国的两翼中”。③从这句话来看，“文学戏剧”确实是一种“杂”剧，兼有非洲、欧洲乃至美国的要素。综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戏剧的特点是复杂且多样的。

很显然，上述诸剧种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按照目标语言和目标文化来区分这些剧种的话，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必须引起译者的高度重视。

二、戏剧翻译中应注意的要点

为了让撒哈拉以南非洲戏剧的翻译达到预期目的，译者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他即将翻译的戏剧究竟归属哪个范畴。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译者还需要考虑不同剧种所具备的显著特征，如戏剧主旨、主要受众、戏剧结构、戏剧风格、传统手法和戏剧服饰等。本文以宗教剧中的仪式剧为例进行分析，以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戏剧的翻译提供参考。

通常情况下，仪式剧包含了这些典型特征。第一，仪式首先是为了达到一种状态。初始期的“零”状态可以被视为仪式的开始。接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出，台上所有的群体都期待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仪式呈现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人的良知将从一个较低点上升至一个较高点。第三，所有参与者（演员）将以一种创新性的方式，齐心协力去解决那个问题。第四，庄严肃穆的场景和充满诗意的气氛相融合，唤醒了人类和超自然的世界。第五，仪式具有程式化的本质。它的有效性是以重复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仪式剧中经常会出现叠句，因为叠句既可以引起观众对仪式重要性的注意，也可以消除仪式给观众带来的紧张不安的效果。第六，仪式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而仪式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它的象征价值。每一个手势、每一件配饰、每一个布置、每一句台词都是舞台话语的组成部分，吸引了台上所有人的参与。仪式服装的颜色相对固定，提醒舞台上的演员，他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注入什么，如何才能吸引台下的观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七，仪式剧的手势是系统化的，它可以起到治疗、净化、谴责、指派、创建和毁灭等作用。每一个手势的使用都会将隐藏的信息传递给观众，由此手势可以达到演讲般的效果并且逐步固定下来。配饰也是如此。每一个配饰不仅仅是为装饰服务的，它也能够传递信息。第八，仪式剧中的音乐不仅能为观众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也起到了交流互动的作用。鼓声、锣声都有各自的信息，它们在舞台上部分承担了独白和对白的角色。第九，特定场合下，演讲带有一种神圣的气氛。它由专人精心编撰，以确保演讲与艺术法则保持一致。第十，咒语是颇受仪式剧青睐的话语形式。通常情况下，咒语由奇数男性和偶数女性的组合配合鼓点和音符高声念出。它也具备治愈、安抚、刺激等功能。

除开上述需要注意的特点之外，译者还需牢记一点，那就是绝大部分非洲戏剧家仍使用欧洲语言（英语或法语为主）来表现或描述他们各自生活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社会政治的元素，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正是扎根于此。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即将他们的母语换成另外一门语言进行表达。要知道，许多非洲土语并没有书面语言，只是以口语的方式存在。当看到非洲剧本中夹杂了英语或法语，以及非洲戏剧家的土语时，我们不要觉得奇怪，这是因为剧作家们身处的就是双语的环境。词法、句法、格言、意象、对话、修辞等各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是他们面对语言杂糅的矛盾心理。而这一切自然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为译者必须要充分考虑剧作家的母语思维方式，同时兼顾欧洲殖民语自身的句法特征。只有这样，非洲剧本的内涵和外延才会保持完整，从而顺利地完成从源语向目标语的转变。对于中国译者来说，这项工作更有难度，因为要面对的是双重甚至三重障碍。

三、结语

当前中非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戏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身，见证了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如果我们翻译更多的非洲戏剧并将其推广，就能够让更多人知道非洲、认识非洲、了解非洲，这无疑会进一步推动中非间的文化交流，间接地巩固中非间的经贸合作。

注释：

① 在他的博士论文“映像的转移：非洲文学翻译中‘法译英’的若干问题”中，摩西・恩安伊・尼恩塔伊主要关注了非洲小说，不过在论文结束语中他建议对非洲口头文学、戏剧和诗歌的翻译应该进一步研究，以此弥补论文的不足。

② 非洲目前有59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上，习惯将非洲分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非五个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笼统上可以视为除北非8个国家以外的非洲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学对应的是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文学（即北非文学）。

③ 详见 Cf. J.P. Clark.“Aspects of Nigerian Drama”

in Drama and theatre in Nigeria， Lagos， Nigeria Magazine，1981，66.

参考文献：

[1]J.P. Clark， Aspects of Nigerian Drama， in Drama and theatre in Nigeria[C]. Lagos， Nigeria Magazine， 1981.

[2]Moses Nunyi Nintai， Mapping Transference： Problems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from French into English[D].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1993.

[3]Aaltonen， S. Rewriting the Exotic： The Manipulation of Otherness in Translated Drama， in Proceedings of XIII FIT World Congress[C]， ed. by Catriona Picken. Londo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6-33. （1993）.

[4]S坚.从剧场狂欢到社会批判――非洲元戏剧面面观[J].戏剧艺术，2015（5）.

[5]刘鸿武.非洲文化研究综述[J].西亚非洲，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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