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基础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华文化的基础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草原；文化；研究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

二、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篇(2)

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饱经忧患而延绵不绝，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源于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元一体。在大陆，过去60多年，大陆文化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文化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今天的大陆，中华文化处处生机勃勃，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东方与西方彼此借鉴，内容不断创新，影响日益扩大。在台湾，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枝繁叶茂。台湾同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但无需讳言的是，2008年之前的10多年间，台湾出现了一股“去中国化”的逆流。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理应遭到所有中华儿女的抵制和谴责。

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维系两岸关系根基的重要纽带。当前，经过两岸同胞不懈努力，两岸关系终于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开启了大交流、大合作的新篇章，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齐头并进，蓬勃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随着两岸民众往来日益频繁，“三通”之后更重要的是实现心灵的沟通，深化感情的交融。因为，文化的交流要比其他任何领域的交流都更为深刻，更为长久。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岸关系的基础才能更加牢固，两岸关系的动力才能更加持久，两岸关系才能在今后的道路上经受风雨的考验。

强调，当前，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需要两岸同胞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华文化积淀着我们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我们应当以礼敬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深刻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而更积极地弘扬中华文化。

二是共同塑造中华文化的时代形象。和谐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倡导和谐与合作，应当成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时代形象。两岸的专家学者可以共同研究，加强交流，争取形成更多共识。

篇(3)

关键词：全球化 语境 汉籍外译者 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汉籍主要是指所有能体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反映中华民族的语言特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著作。汉籍外译者主要是指从事汉籍外译工作的中国译者。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紧密的联系，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词汇，而是我们真实的世界进程。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在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如何既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又保持本族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文化发展同样面临如何在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问题。这其中在全球化语境下汉籍外译者文化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汉籍外译者的文化意识源于他们的文化使命和由此产生的文化态度。为此，本文从全球语境下汉籍外译者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态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其文化意识。

一 汉籍外译者的文化使命

有史以来，译者的职责便是将本国的文化介绍给其他民族，同时将外族的文化介绍给本国人民，起着两种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而汉籍外译者的主要职责便是将我国的优秀文化介绍给其他的国家，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起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不同时代的汉籍外译者在时代的要求下有着不同的文化使命，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汉籍外译者更是肩负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的文化使命，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弘扬中华文化

众所周知，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始于该民族的语言，同样也终结于该民族的语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而英语的历史优势使得各国对英语的学习和重视与日俱增。全球“英语化”的浪潮更加凸显了弘扬民族语言文化的迫切和必要，因此汉籍外译者的首要文化使命便是弘扬中华文化。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不仅源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更在于我国人民所创造的深厚丰富的文化。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属于我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伟大成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说过21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毕竟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重新占据主导的地位。这句当时被很多西方媒体嘲笑为夜郎自大的言论在今天已经被历史所证实，由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所引申出来的“和谐”不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更是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矛盾的主流思想。

而汉籍外译工作者的首要文化使命便是弘扬中华文化。这不仅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的关键时期，客观、积极地弘扬中华文化将有助于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将有助于中国以更加独立、绚丽的姿态融入世界全球化中去。在汉籍外译过程中，翻译者应该主动地把中国优秀的文化著作翻译成外语，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从而让世界共享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

2 与全球多元化文化平等对话

当前，我国人民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中，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应该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成为世界文化对话论坛中的一个主要声音。

翻译工作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起着文化的引进与输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桥梁作用。在当前全球语境的大环境下，汉籍外译工作者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与全球多元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是时代赋予其的又一重要的文化使命。在翻译的过程中，工作者应该以平等为前提，从客观的角度，立足介绍中华灿烂、丰富的文化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思想和具体的科学文化精品作品翻译成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让属于中华文化的经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时让中华文化以平等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多元化文化的对话中去。我们展示中华文化，但不会违背其他国家的语言规律；我们不会称霸世界语言文化，但也不会屈服于其他语言文化的压迫。

当然，在争取与全球多元化对话平等对话的过程中，汉籍外译者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应该以博大宽容的胸怀，兼收并蓄的思想方针，克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既反对文化霸权真友谊，也不一味盲目地排斥外族文化，使中华文化在与全球多元化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弘扬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世界进入一个多元共存、各抒己见、百花争鸣的文化开放的新时代。

3 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篇(4)

[关键词]中华文化素养教学；厚积薄发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如何将中华文化的素养通过教师个人的人格、气质、情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去影响学生，是每个教师面临的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那么什么是中华文化素养？中华文化既然博大精深，那就不可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出来。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在《教师的中华文化素养》一书中行了系统的论述。本人读了这本书，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老师，必须学习好中华文化，提高自身的中华文化素养，并且有理由有责任在教学中用中华文化素养去影响学生，使千古流传下来的中华文化在岁月中继续传承。

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提高自己的中华文化素养。

一是阅读中华文化方面的经典名著。按照曾仕强教授的说法，中华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千古流传下来的王道，就是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名著。作为一个人民教师除了读大学时学习过的那些经典文章要继续复习外，像《三字经》、《百家姓》、《幼儿故事琼林》、《增广贤文》等这些极有教化的典籍更要深入学习。当然，阅读经典，不是单纯的怀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找经典和现实的联接点。点滴累积中华文化素养，使我们能够在教学中厚积薄发，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润物无声般的中华文化素养的教育。

二是可以通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之旅》、《百家讲坛》等栏目来提高自己中华文化素养。中央电视台是我国的国家电视台，而《文化之旅》和《百家讲坛》等栏目则是宣传中华历史传统文化的栏目。这些栏目经常邀请我国在国学方面有深厚造诣的知名大学教授作为嘉宾，向广大观众介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他们深入浅出，将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一定会让你得到最快捷的中华文化的教育。这对于提高我们的中华文化素养无疑是一条不错的捷径。

三是多向一些有这方面学问的老教师、老同志请教。就算他们已经不在教育第一线，但是只要他们在中华文化方面有独到见解，我们就应该主动向他们学习，主动和他们交流。比如对联方面的知识。随着商业化遍及到乡村，过年过节大街小巷贴的对联基本上都是流水线生产出来，很多已经失去了对联应有的各种要求。就算在学校里，真正了解对联的老师也不是很多。所以，有这样面爱好的人，就应当主动向那些仍然坚持撰写传统对联并乐此不疲的老者请教。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凡是属于中华文化的内容，我们都应当主动吸纳。

那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又将如何把中华文化素养影响并教育我们的学生？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行。

首先是要在思想上，从内部入手，强化学生对中小学阶段古典诗文的学习。阅读经典名著，诵读优秀诗文，是培养学生体会认识中华文化，使青少年能够具有民族自信心和独立性，在文化冲击和碰撞中得以创造性地发展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在行母语教育的过程中，大多把加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日本以增加学习汉字的数量为切入点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英国注重本国经典名著的阅读，向学生介绍上几个世纪英国文学遗产中的主要作品；法国鼓励学生从五年级开始选修拉丁语，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学生学好现代法语，同时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欧洲文明。我国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也就是说，让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认识和体会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从民族文化中获得创造与发展的智慧。

其次是在形式上，从外部入手，让中华文化素养体现在课堂中，在仪表里，在行为上。

比如在每一节课的上下课仪式上，我们就应该对学生行中华文化素养的教育与熏陶。但是，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搞这种不断重复机械性和形式化的东西，他们认为应该像西方国家一样，随意些，以此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礼仪的礼仪之邦。尊敬老师，恰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所以，在行每种仪式之前，老师应该强化这种仪式的意义所在，让学生了解各种仪式的内涵，让他们在愉快的体验中完成课堂上最初和最后的与老师的交流。

再如，学生的仪表穿着，同样也可以渗透中华文化素养的教育。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中国传统蒙学之一的《弟子规》说：“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要求，对我们中学生来说，仍然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年龄尚小，正是形成良好穿着礼仪习惯的时期。一个学生如果连衣冠都不整齐，穿着邋遢，你还寄望他能够在学业上和做人上有多大的作为？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衣着打扮，必须适合中学生的年龄和生理特征，如果能够以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就更容易做到使他们在购买校服的基础上，行其他的得体大方的选择。

篇(5)

关键词： 跨文化视野 国际汉语教师 素质提升

一、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国际汉语教师在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了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纽带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然而，我们仍需注意到，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国际汉语教师的整体素质和各项能力等都有待提高。与此同时，跨文化大背景要求我们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这对国际汉语教师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文化教学、文化传播与文化交际这三个方面。2012年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国际汉语教师新标准》着重强调了语言文化教学、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三项基本能力。

（一）语言文化教学能力。

汉语课堂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汉语教师教授汉语、传播文化的课堂，以语言教学为突破口，从而推及文化教学。这对于学习者深入了解并正确认识异质文化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决定了语言文化教学是国际汉语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能，语言文化教学能力是其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在语言文化教学中，国际汉语教师应根据学习者的知识需求制订课堂教学计划，确定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在课堂上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并与学习者产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语言文化教学实质上是一个跨文化的语言文化交流互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要求国际汉语教师掌握学习者的文化需求，做到因需施教；遵循异质文化间的组织规范，对教学内容进行筛选和加工；吸纳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相关信息，结合中国文化民族内涵和当代特色，开展相关文化教学。

（二）中华文化传播能力。

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介于具有不同特质的两种文化间的交叉点，是联结学习者和中华文化的纽带与桥梁，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推广祖国文化发展的重任。神圣的使命和重任要求国家汉语教师这一具有自觉传播意识的文化主体需具备较强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为了更生动形象地让学习者体验与感受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堂，组织开展中国文化推广活动更有利于加强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在文化推广活动中，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的桥梁，需要通过一系列调研确定活动主题，设计策划具体活动内容，邀请相关人士和团体承担或参与文化推广，并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宣传，吸引公众关注，活动结束后根据参与者的反馈和媒体报道数量等相关指标对活动效果进行评价。[1]因此，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充分利用媒体扩大文化推广影响的意识，文化推广活动的策划和实施能力，这不仅能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还能让受众理解、包容、接受中华文化，增进中华文化与其他异文化的交流理解。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国际汉语教师新标准》中，加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并对此有详细描述：了解世界主要文化的特点；尊重不同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意识；自觉比较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并应用于教学实践；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掌握跨文化交际技巧，有效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使用任教国语言或英语进行交际和教学。[2]国际汉语教师既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友好大使，其多重身份备受所教国的关注，其个人形象和群体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形象。国际汉语教学首先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其次才是教授汉语的行为。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直接影响教学行为的效果和教学质量。因此，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国际汉语教师履行语言文化教育、中华文化传播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深个体间的理解与认知，增进个体间的包容，从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这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教学水平；具有扎实的语言专业功底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超越文化差异，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和对汉语的文化依附；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3]

二、国际汉语教师素质存在的问题

跨文化意识的提倡主要是在外语学习领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抛开文化学语言就很难学到一门语言的精髓，也很难提高自己与对象国人的实际交际能力；在认识文化基础上学习语言，很多时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国际汉语教师要具备能够帮助受众学习和认识中华文化，使其对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的能力。通过对回国的汉语志愿者教师、在校授课的国际汉语教师、回国的孔子学院专职教师等访谈了解得出，国际汉语教师在思维意识、文化知识、实践能力等方面有待提高。

（一）缺乏国际化思维方式和正确的跨文化意识。

国内大部分国际汉语教师还未形成大国际汉语教师的理念，仅仅停留在不断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技巧的层面，而缺乏国际化思维和正确的跨文化意识。《国际汉语教师新标准》提出国际汉语教师应尊重不同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应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等；应掌握跨文化交际技巧，有效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等。由此可见，树立国际化思维方式和培养正确的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二）缺乏扎实的语言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异域文化知识。

国际汉语教师是“适应国内外汉语教育教学环境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国内外多种汉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业教学人才”，归根到底其实质是一种教学人才。然而，国际汉语教师这一群体中，大部分是“科班出身”或是专业的教授，但有部分是“半路出家”或是其他相关领域的教师，他们没有或很少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博大精深，“班科出身”汉语教师并不一定有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就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缺乏扎实的语言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异域文化知识是国际汉语教师走向专业化、高水平之路的障碍。

（三）缺乏充分的文化教育专业技能培训。

在教师培养过程中，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国际汉语教师不仅肩负着语言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可以说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是国际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课堂的基础，而文化教学技能则是其在课堂上出色完成文化传播任务的有力支撑。国际汉语教师处于中华文化与受众的本民族文化的交叉点，必然会遇到文化冲突，如价值观念冲突、新生语言冲突、文化忌讳冲突及语言和生活习惯冲突等，这都对国际汉语教师顺利开展文化教学形成了阻碍。然而，国内的汉语教师培养，包括高校的国际汉语教育硕士的培养，都偏重于专业知识、教学技能的学习和积累，较少系统涉及汉语教师的文化教育学习，缺乏充分的文化教育专业技能培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汉语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

三、国际汉语教师自身素质提升对策

随着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不断发展，国际汉语教师的素质提升问题越来越受到当今世界汉语教育界的空前关注。国际汉语教师素质的提升不仅包括学校或培训机构对汉语教师进行的培养，而且涵盖国际汉语教师的自我素质提升。在当前全球汉语教学事业面临空前机遇与挑战的时刻，国际汉语教师应树立自我培养意识，坚持提升自身素质。

（一）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树立大国际汉语教师理念，培养中华文化传播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国际汉语教师应积极利用课内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报纸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同时对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认知差异、思维方式差异、风俗习惯差异、差异等有清晰认识，，树立大国际汉语教师理念。[4]国际汉语教师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的符号，其言行、举止、服饰、气质等都代表中国形象。因此，国际汉语教师要具有自觉传播中华文化和接触西方文化的意识，与时俱进的跨文化传播和交际的理念，致力于将中国文化的民族魅力和当代特色传递给世界的信念，从而推动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

（二）加强语言文化教育知识学习，扎实语言专业功底和异域文化知识，采用丰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陆俭明教授曾提出，汉语教师应该对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音乐、民俗、宗教、哲学和某些科技知识，甚至当前时代特点、国际形势与发展趋势，都要有所关注与了解。[1]因此，国际汉语教师作为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应加强语言文化教育知识的学习，积极参与课堂学习、讲座培训和业余学习等扎实自身的语言专业功底和异域文化知识，充分利用网络教育手段，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如参与网络孔子课堂教学，观摩《快乐汉语》教学，不断积累经验，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在教学中很好地加以运用。

（三）注重语言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个案的分析及实战训练，提高中华文化传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国际汉语教师可以学习古今中外语言文化传播经典个案，加以分析和讨论，充分领会其设计理念、传播特点和方式等，借鉴其成功经验。例如：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海世博会、迪士尼及其文化、圣诞节及其文化，这些跨文化传播的范例都为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多启发。[5]与此同时，国际汉语教师要积极参与专业教学技能的实战演练，抓住每一个可以锻炼自身教学技能的机会，如参与某些高校开展的夏令营教学工作，主动打造为留学生答疑解惑的“周末课堂”等。文化传播离不开文化推广活动的开展，国际汉语教师要主动进行具体项目策划与推介的实战训练，可根据不同国别、不同教学对象设计相应的语言文化活动，在策划和实施活动方案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传播的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矫雅楠.传播学视角下的孔子学院教师培养[D].山东：山东大学，2010.

[2]刘菲.国际汉语教师新标准出台[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12.13.（第004版）.

[3]胡清平.对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J].语文学刊，2012（11）.

篇(6)

一、课前体验———感悟教材、准备体验

“课前体验”是教师深入挖掘教材内涵、设计问题以引导学生初步感悟教材、定向收集资料并发现问题的过程。其基本流程为：教师挖掘教材，设计问题，学生感悟教材，收集材料，发现问题。

例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一课的教学中，课前给学生布置了思考题：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你是怎么理解的？如何解读源远流长？学生在这两个问题的指导下，有目的地阅读教材，初步了解了教材内容，并定向收集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相关资料，了解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为后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堂体验———丰富内容、深化体验

“课堂体验”是体验式教学的关键环节，是教师创设必要的教学情境，通过合理的设疑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验、合作探究、交流总结的过程。其中，教师活动的基本流程为：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设疑导思，启迪思维点拨总结，合理评价。学生活动的基本流程为：参与体验思考探索、合作探究交流总结。

程序一：创设教学情境，学生参与体验，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直观性教学的原则，或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事例，运用形象直观的语言或视频、图片等方式创设出符合教学内容的教学情境，或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以表演、演讲等形式组织学生参与体验。其基本流程为：教师创设情境学生参与活动激发学习兴趣。

程序二：设疑导思，合作探究，丰富体验

必要的教学情境的创设，只是为学生的认知打开了感性的大门，如何使学生的认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获得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合作探究，感知知识的生成过程。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通过合作探究参与教学活动，在师生间形成平等开放的民主教学氛围；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通过合理的设疑引导学生，使学生形成辩证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实现知识、情感由过去的“灌输—被动接受”到“体验—理解—自觉接受”这一转变。其基本流程为：教师设疑学生探索，发现问题教师启发思维学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教学中，笔者带领学生领略了中化文化的源远流长，并且合理设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合作探究，最终认识到：中华文化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兼收并蓄，汲取着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粹，彰显出极大的包容性，这使中华文化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最终使中华文化虽历经沧桑却绵延不绝，饱受磨难却历久弥新。

程序三：交流总结，合理评价，深化体验

在这一环节，学生将合作探究的结果进行交流、讨论，学生对其进行评价。同时，师生间进行对话交流，彼此交换看法。最后，教师在学生交流和师生交流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并公正地对学生进行合理评价。评价要符合激励性原则，要发现学生在学习态度、协作精神、知识能力方面的可喜进步；同时要客观地指出学生在探究中存在的问题。其基本流程为：学生交流、讨论互评师生对话交流教师总结评价。

三、课后体验———知识拓展、升华体验

“课后体验”是学生通过合理的作业对课堂知识进行重构、找到知识间内在联系、在活动中激发学生探究的积极性、拓展和升华认识和情感的过程。在教学实践中，笔者通过开放性作业这一平台，升华学生体验，提升学生能力，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在具体实施中，笔者通过个性化作业、实践性作业、探究性作业、激励性评价等形式实现作业由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

例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教学中，笔者设置了课后开放性作业，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探究：任选一种感兴趣的兰州文化作为研究性学习课题，进行探源寻流，提出发扬传承家乡文化的策略。开放性作业的实施，既能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学生在实践中重构知识，又能促成学生思想的转化，实现德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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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