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古希腊；古罗马；声乐艺术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46年的古希腊声乐艺术和公元前146年至公元476年的古罗马声乐艺术共同组成了欧洲古时期的声乐艺术。这一时期的声乐艺术在整个西方音乐发展脉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西方近现代声乐艺术的起源。

一、古希腊时期

（一）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所起源的“爱琴文明”为古希腊的声乐艺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摇篮。在公元前20世纪至1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岛、希腊半岛及小亚细亚西部的欧洲青铜时代的文明，被人们称为了“爱琴文明”，涵盖了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两个阶段。这一文明是欧洲最早的文明，也是西方文明的源泉，这更是古希腊文明的起源。由于古希腊的地理位置使之能够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黄金地位，一头与东方文化相互交融，使得古希腊文化不断发展，另一头与西方接壤，深入欧洲腹地，对整个西方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文化所涉及到的美学、哲学、音乐、自然科学、教育、文学、戏剧、诗歌、建筑、雕刻等等方面的都达到了辉煌的成就。古希腊的人们将所有的美德都归功于音乐，他们认为音乐有着感召人类心灵的能力和果效。

（二）古希腊声乐艺术的发展

古希腊的声乐艺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古希腊众多辉煌艺术门类中的头冠。合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的声乐艺术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祭祀祈福，人们都会选择合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一时期的声乐艺术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代，即英雄时代，古风时代，黄金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多里亚人的入侵使得迈锡尼文明受到了毁灭。此后的300多年里面，古希腊整个陷入到了沉寂的状态之中，封闭和黑暗笼罩了古希腊社会，所以导致存留下来的文字和资料稀少，惟只剩下了反映当时社会情况和人民精神状态的《荷马史诗》。根据传说，《荷马史诗》是由盲人荷马通过收集加以汇总和创作的，他同时也还是诗人和歌手。《荷马史诗》是由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史诗》描写了古希腊的英雄征战和一系列的神话故事。这部伟大的杰作结构思维严谨，形象鲜明，语言干练，情节活泼，具有深刻的哲理和理性，所以，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为“英雄时代”。《荷马史诗》中有着舞蹈和合唱的记录，主要是以吟唱的形式流传下来，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三种声乐体裁：弗兰（Fran）——悼歌，旋律较为缓慢；潘（Pan）——献给阿波罗的欢乐性颂歌，旋律较为欢快；酒之歌（Gifirami）——献给巴克斯的抒情性颂歌，旋律舒缓优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由于希腊人根据腓尼基字母创造出了古希腊文字，可以用文字来记录和叙述历史，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是古风时期。随着贸易经济的发展，古希腊社会经历了大的变革，从原始的公社制度将向奴隶城邦制度开始过渡。随着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当时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也随之变革，他们不再沉浸于神话的幻想和对英雄的崇拜之中，他们开始追逐人类自己内心中的情感与心理，他们敢于抒发自己心内中的真实写照，抒情诗（Lyric）由此而产生。抒情诗的旋律大多都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流传所唱的民歌，人们用里拉琴伴奏，演唱形式包括了独唱和合唱等，所演唱涉及到的题材内容有双行体诗，讽刺为主题的诗歌，琴歌和牧歌等等。贵族女诗人萨福（公元前612-557）是创作兼独唱抒情诗的杰出代表，她的演唱题材多以爱情为主题，她非常擅长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感受，曲调情感真诚，忧郁委婉，歌词夸张炫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萨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她的出生地，也是她的家乡建立了被人们视为欧洲最早的音乐学校。品达罗斯（公元前518-442）是将合唱抒情诗这一声乐体裁发展到最高水平的诗人。他所创作的作品稳重华丽，形式完美，后人称之为“崇高颂歌”。

从公元前5世纪起，希腊进入了古典时期。古希腊的社会变革依然在进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已经代替了氏族贵族制度，人们逐渐萌发了民主思想，其中，以雅典最为典型。艺术活动已经不再是贵族阶级的活动，艺术活动在平民中开展地更加广泛。一些业余爱好者在一些盛大的集会上也会出新唱歌、跳舞、戏剧的演出。古希腊的戏剧，包括了悲剧和戏剧，是当时古希腊文化发展最大的成就。古希腊的戏剧是由戏剧对白和音乐组成，中间或多或少地穿插一下器乐伴奏和舞蹈等等，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艺术种类。古希腊的宗教神话传说是古希腊戏剧剧本产生的源泉，但是已经超越了民间的风俗习惯，人们逐渐形成了较高的审美意识和追求，这也是古希腊文明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集中体现。因此，这个时代，古典时期也被历史学家们视为是古希腊音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古希腊的悲剧，通常被人们又称为是山羊之歌，起源于祭祀迪奥尼索思的庆典盛世活动。人们身穿着羊皮，把长春藤花戴在头上，以羊角、羊须装扮，伴奏采用的是阿弗洛斯管。埃斯库罗斯、索夫克洛斯和欧里庇得斯是当时最为出名和伟大的三位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被誉为是古希腊“悲剧之父”，他的创作属于是古希腊悲剧发展的萌芽初级阶段。他出生于希腊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一生创作了九十多部悲剧，代表作品有《俄瑞斯忒亚》三部曲，《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等等。他的戏剧题材大多取材于神话英雄故事，以歌颂的力量为主。他的悲剧庄重肃穆，雄然亢奋，与戏剧中所现的强烈的矛盾斗争情节相辅相成。索夫克洛斯（公元前496-406），他一生创作的时间长达六十年，共写过130多部悲剧，代表作有《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等等。他所生活的时期正值雅典的民主思想意识全盛时期，所以较埃斯库罗斯而言，他的创作有了全新的提升和发展，他作品中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更加分明有力，语言简短明了，他的作品创作风格标志着古希腊悲剧创作的日益成熟和稳定。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一生创作了九十多部悲剧，代表作品有《美狄亚》、《特洛伊妇女》、《希波吕托斯》等等。他所涉及的悲剧题材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有描写政治、、战争等等的，也有描写处于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生活的，还有描写社会世俗道德的。他非常擅长描写女性心理，透过人物内心的表达来反映一些深刻的思想道理，这一点在古希腊的悲剧中显得尤为的重要。在他的悲剧故事中也会经常运用合唱的形式体裁来揭示故事深刻的寓意和表达思想内涵，用乐器伴奏来引出人物的出场，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歌剧最早的雏形模式。

古希腊悲剧的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序词、出场歌、插话、退场词。序词指的是在合唱队首次出场之前的演出，意在说明戏剧背景和强化戏剧中人物；出场歌是接在序词之后，是合唱队进场之后的演唱，意在调节气氛，强调戏剧本身的基调和激发观众的感情，合唱是以齐唱为主，伴奏采用里拉琴和阿芙洛斯管，偶尔会穿插装饰音；插话是在剧情动作表演的开始，前后紧紧衔接合唱，用来划分剧情的层次，相当于现代歌剧中的“幕”；退场词是最后一段合唱唱完以后，作为剧目的结束。古希腊悲剧的结束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演员充当使者报告全剧的结束，另一种是他们所崇拜的神明从天而降，歌舞场地全部升天做为结束。古希腊的悲剧通常三位男演员来演出，他们穿着高底靴，根据剧情面戴不同的面具，搭配不同的服装饰演不同的角色。古希腊的悲剧对于后来十六世纪末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歌剧的形成影响非常深远。在古希腊悲剧发展的顶峰时期，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古希腊喜剧。古希腊戏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而后逐渐演变成为大型的喜剧。古希腊喜剧产生的时代是言论相对自由的民主繁荣时代，所以大多当权者和贵族阶级成为了古希腊喜剧所讽刺的对象。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386），被誉为是“喜剧之父”，是古希腊时期最为出名的喜剧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喜剧，代表作品有《阿哈奈人》，《骑士》，《云》，《马蜂》，《鸟》等等。在他的喜剧作品之中，群众性的合唱、充满讽刺意味的歌曲，抒情缓缓地对白，轻松快乐的音乐及夸张的创作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他的作品可以说的上是高雅与低俗，严肃与活泼，美与丑的绝妙结合。公元前323年古希腊结束了辉煌灿烂的古典黄金时代，进入了希腊化时代。在这一时期，希腊奴隶制度开始逐渐衰退，希腊自身的文化开始向东方和西方传播，并且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越多越多的专业歌手涌现出来，集体性的音乐活动随之减少。声乐艺术的发展开始偏向于个人感情的抒发与表达，感性与理性相得益彰的原则遭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攻击与破坏，所以导致这一时期的声乐艺术发展逐渐退步。

（三）古希腊声乐艺术的特点

1.题材：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诗歌，多为描写劳动、大自然和爱情为主；后期还出现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歌曲，如祭祀歌曲、饮酒歌、情歌、结婚歌、颂歌、悲歌及与舞蹈结合的合唱抒情歌、众赞歌、庆贺歌等等；

2.声乐作品以单音乐旋律为主，具有朗诵性质，旋律简单流畅，节奏鲜明；

3.体裁：声乐作品多以合唱、齐唱、独唱、说唱和吟唱的形式出现，有器乐伴奏，有舞蹈和戏剧穿插其中；

4.歌手、诗人和声乐作品的创作者大多都集于一身；

5.因为当时没有标准的固定的记谱模式，歌手采取了以即兴表演为主的歌唱模式。

二、古罗马时期

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征服了古希腊，随后古希腊全部沦陷。横跨亚欧大陆的古罗马由此成为了古希腊和后来欧洲文化艺术衔接的桥梁。古罗马自身的文化融入了古希腊优秀的宗教、哲学、美学、自然科学、戏剧等等文化，这就使得古希腊文明也很快地在欧洲开展开。在古罗马占领古希腊最早的初期，古希腊的音乐文化受到了古罗马人的轻视和忽略，他们不喜欢古希腊音乐，他们认为古希腊音乐不够威武壮阔。随着古希腊文化的渗透和深入，古罗马贵族阶级中的妇人首先开始接受古希腊的音乐教育艺术，并把音乐教育当成是良好教养和上流社会尊贵身份的标志。很快，这种认识很快在古罗马全部传播开来，音乐在古罗马社会生活中占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音乐对于当时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却不及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音乐活动之中，音乐甚至成为了连接社会关系和交往生活的纽带。但是在古罗马时期，音乐失去了在古希腊所特有的世俗性、群众性、广泛性和平民性等特征，民间音乐只处于到了次等地位，歌唱家、歌手和音乐家已经不是音乐生活的主角。在古罗马，取而代之的是上流社会中的贵族阶级、王公贵胄、奴隶主等等，宫廷乐师也就是在这时期出现的。音乐已然成为了王公贵族消遣娱乐的工具。在这些上流社会阶级的家庭中举办音乐活动和演出，充分反映了贵族们享乐奢华的生活方式。在古罗马时期，器乐的制造技术和演奏形式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与发展，以铜管乐为主，并形成了庞大的铜管乐乐队，为一些重大活动和仪式与大型的合唱团合作一起演出，这也凸显出了古罗马时期音乐艺术的奢华与享乐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声乐教育作为一种职业也普及开来，一般是分为三种：有专门拓展音域或嗓音力度的教师，负责改善嗓音音质的教师，和负责训练音乐和艺术表现力的教师，这说明了古罗马时期的声乐艺术已经趋于规范化和系统化。公元3世纪，古罗马分裂成为两部分，即东罗马和西罗马。基督教逐渐成为古罗马的主流，取代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所信奉的神明。古罗马对于古希腊文明走向中世纪文明起到了桥梁和衔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J].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

[2]大卫•凯恩斯.莫扎特和他歌剧[J].上海:上海三联,2013.

[3]大卫•波格.我的第一本歌剧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篇(2)

关键词:古希腊神话 人与自然 新神 旧神 象征

古希腊神话的优美动人是举世闻名的,选择古希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精神,以及古希腊文学在西方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希腊人的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

一、古希腊新神与老神的战争

要追溯古希腊新神与老神各自的象征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整个战争的过程。在古希腊神话中,新神与老神展开了一场为期十年的殊死大战。赫西俄德的《神谱》,为我们记载了这一战争。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害怕的子女夺取自己的权位,因此在他的每一个子女出生的时候就将他们吞食,但在母亲的庇护下,宙斯逃脱了被吞食的命运。待宙斯长大后,借助于母亲瑞亚的支持,他夺取了父亲克洛诺斯的神位,旧神体制,成为了第三代神王。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是老神百手巨人和赫拉克勒斯的参战。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宙斯解放了被乌拉诺斯放逐的百手巨人布里阿瑞俄斯、科托斯和古埃斯。他们从黑暗阴冷的冥府回到了光明温暖的人间,并受到宙斯的热情款待。为了报答宙斯的解救之恩,他们决定参加以宙斯为代表的新神对旧神作战。他们抓起巨大的石块,向提坦神族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战争中,旧神都是巨人形象,并且是半人半兽,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而新神宙斯将地狱的一部分巨人释放出来,加上十二主神以及人类的力量,最终获得胜利。《神谱》作者赫西俄德在向他的兄弟佩耳塞斯讲述神话的意义时这样说到:“请你记住,诸神与人类有同一起源”。所以我们更加肯定,新神的象征可以诠释为“人”。

二、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对比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其中最关键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将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对比来看,中国神话优美动人的程度也毫不逊色,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故事均是家喻户晓的。神话反映的是远古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进行表现。由于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于是借助幻想,先民把自然力看成为具有能动性的事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 中国神话极其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著作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

然而,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凡是可以称之为英雄的人物,他们要蜕变为人人敬仰的天神,大多要在人间经历种种艰苦的磨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头脑,战胜种种困难征服自然,才能拥有智慧和力量。英雄的漂泊和流浪,并不完全是英雄自觉自愿的行为,相反,大多数英雄之所以不得不漂泊和流浪,乃是因为被注定的命运。正是他们的命运,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其中著名的传说有许许多多。如宙斯为了逃避被父亲吞食的厄运,在地母该亚和天空之神的帮助下,逃到克里特的一个山洞里,才幸免于难,后来他结合人类和百手巨人的力量,最终打败了以父亲克洛诺斯为代表的第二代天神,成为众神之父。赫拉克勒斯,出生后被母亲抛弃在麦田里。虽然后来侥幸得救,但不得不被迫在人间四处漂泊,完成国王交办的十二件苦役。在经历了磨难之后,他最终成为不死天神。可以说,没有主观能动的力量,古希腊的天神以及英雄们不会真正的成功,他们的英勇事迹将不会被我们所牢记。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种种行径,无不体现出“人”的力量的强大。所以在古希腊神话中更突出“人”的作用。

三、从生存方式来分析

“生存方式是人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人的内外关系的统一。古希腊海陆交错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古希腊人必然一方面与土地交往,建立以土地为中介,以农作物为生活资料的农耕式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和专制政治;另一方面与地中海交往,建立以地中海为中介,以武力征伐为基础,以移民或殖民中为继,以商业和贸易为目的的地中海式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和民主政制”。

从新神与旧神的生存方式上看,其中旧神是以狩猎的农耕方式来生存的,他们多是以巨人的形象出现,他代表着不可战胜的自然力量。而新神是以地中海方式生存,他们更多的是去征服和合理利用自然,改造大自然为自己所用。由此可见,两种生存方式之间是相对立的,要维护地中海的生存方式,必须自然和与自然为敌。

地中海式生存方式与农耕生存方式完全不同。如果说农耕式生存方式以对自然及其规律的顺从、适应为前提的话,那么,地中海生存方式的建立则以对自然的战胜为前提。地中海式生存方式以海为生存环境,不能战胜航行中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地中海式生存方式就不可能确立。因此,战胜自然是地中海式生存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大自然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在面对人类能动的思想时,一切力量都变得微不足道。人类最终将让自然为自己所用,新神与旧神之间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预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

四、总结

综上所诉,希腊文化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它们是西洋文明的始祖,具有卓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像力。在那个时代,希腊人对自然现象,对人的生死,都感到神秘和难解,于是他们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在他们想像中,宇宙万物都拥有生命。然而在多利亚人入侵爱琴文明后,因为当时希腊半岛人口过剩,他们不得不向外开拓生活空间。这时候他们崇拜英雄豪杰,因而产生了许多人神交织的民族英雄故事。这些众人所创造的人、神、物的故事,经由时间的淬炼,被史家统称为希腊神话。

参考文献:

[1]赫西俄德.神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2]杨先明.古希腊生存方式与古希腊文学[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3]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摘 要:“李约瑟难题”可另读另解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导致经过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这对当代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警示: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

关键词:制度安排;科学形态;科技政策;“李约瑟难题”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1-0045-04

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为什么当代科学、伽利略时代的‘新哲学’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中呢?”[1]长期以来,这个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谜题困扰了几代中国学者。对这一迷题的解答,不同学者见仁见智。

一、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读

古中国和古希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它们都发育出比较发达的科学文化。从科学形态看,两者都没有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都处于以直觉为主的、对自然界进行猜测的自然哲学阶段;从科学文化的内容看,李约瑟曾经把《墨经》中有关的集合定义和定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做了对比,发现欧氏书中的许多定义和定理与《墨经》中的表述一模一样。[2]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前后(西方是希腊文化时期,中国是战国时期),中西方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

尽管起点相同,考察古希腊和古中国科学文化其后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两者发展路径差别很大(见图1)。

中国春秋战国之后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进入封建社会,从中国科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这一阶段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的萌芽和奠基时期,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到唐宋达到,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日趋完善,明清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唐宋科技发展的延续,其中,虽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也只是“落日的辉煌”。可以说,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到19世纪,从科学形态上看与秦汉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理论与技术混杂在一起的实用科学形态(按照不同的标准,科学形态的划分方法是多样的,我们从科学体系本身的角度(如体系结构、逻辑性等)可以将古代科学分为两类:理论形态的科学和实用形态的科学。如直角三角形三条边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形式是a2+b2=c2(a、b是两条直角边,c是斜边),这种形式高度抽象,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客观真理(自然规律的),用这种方式表达客观规律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理论形态的科学。但在中国古代,上述直角三角形边角之间的关系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在《周髀算经》中有一段现在被称为勾股定理(或商高定理)的记载:“勾三,股四,弦五”。看到勾股弦,就是目不识丁的匠人也知道它们指的是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它们之间满足3、4、5的关系,这种将客观规律寓于生产实践当中,以生产生活中的物的关系来表达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实用形态的科学)。

古代科学文化之花在西方走过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同的古希腊文化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辉煌之后,恺撒大帝的铁骑横扫希腊半岛,对古希腊科学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摧残,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烈火焚毁、柏拉图学院被下令关闭、欧几里德倒在古罗马士兵的屠刀之下……,古希腊科学文化被埋藏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被湮没了,西方进入了以实用技术为主的古罗马时期;紧随古罗马之后是欧洲的中世纪,在谈及中世纪时我们经常在前面还要加一个定语――“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科学在封建神学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沦为神学的婢女;15世纪前后,发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场运动复兴了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文化,就好像将覆盖在古希腊科学文化这个稚嫩的种子之上的尘土和重负给去除了,让这个稚嫩的种子能够接触到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幸运的是,这个种子刚破土而出就在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中发育成长,最终导致近代科学革命,形成了以理论形态为主要特点的近代科学,以至“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萌芽、胚胎。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3]。

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发展下,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文化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渊源。由此,我们可将“李约瑟难题”换一种表述――古中国和古希腊科学文化处于同样的高度,但是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为什么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

二、制度安排和科学形态间的张力

科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其发展变化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科学和技术形态并不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除科学自身的因素外,科技发展与社会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这种制度安排某种程度上决定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及表现形态。某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等)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是由这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某一社会的制度安排是由以科学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当社会制度的安排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进步时,这种制度将会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当生产力水平和科学进步与社会制度安排不相适应时,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不能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安排所容纳,科学进步就会受到抑制。对此,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结论性命题,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如图2)

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科学文化起点相同,都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科学形态,在这种原始的科学形态中,理论形态的科学和实用形态的科学混杂在一起,其后的分化是因为遇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开世界文明之先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社会制度安排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封建制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以肯定,古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是与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的。我们认为导致古中国的科学演变为实用形态科学的原因是中国过早地进入了封建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结构的产物。封建的制度安排需要比奴隶制社会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水平,封建的制度安排是不能维持的。问题是,古代中国朴素的科学形态所能支撑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限的,但社会应用的要求却很高。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封建制度安排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中国古代科学却处于自然哲学阶段的萌芽状态,它的发展水平不能给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于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求得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将“原动力”的寻求转向另一个方向――技术,但是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受科学知识指导的,失去科学指导的技术只能寻求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样,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只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理论的发展,最后只能形成实用形态的科学。

可见,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科学提出了不合其自身发展阶段的要求,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朴素的科学理论在强大的封建社会发展生产力需求面前只能提前发芽,改变其发展方向,形成实用科学这一不成熟的果实(科学形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始终没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失去科学基础的技术发展是不能持久的。

对于希腊文明之后古罗马人的杀戮(或征服)和中世纪的黑暗,我们通常会遗憾地认为,古希腊文明从此衰落了,但是,从制度安排中科学的作用以及社会需求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来看,反倒是古罗马保存了古希腊文明,保存了古希腊科学文化,使古希腊科学文化这个稚嫩的种子深埋在地下,没有在超出其科学形态的社会需求下提前发芽(这时没有适合科学发展的土壤,封存起来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至使它发展成为畸形――实用形态的科学),以至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一样结出实用科学的果实。

古希腊科学文化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沉寂(这种休眠对于科学的发展其实是极为有利的),到文艺复兴时期,遇到了合适的土壤,才萌芽最终成为近代科学的先驱。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比封建制度蕴涵着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但是,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某种制度安排(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受到威胁时,这种制度就会反过来抑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科学进步停滞,或使其畸形发展。因此,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漫长,制度对科学发展的长期压抑催生了实用形态的科学。

上述情况在近代科学、在产业革命时期的发展中也能得到旁证。在前人发明蒸汽推动活塞的基础上,瓦特发明了离心式调节器。瓦特是一名技工,没有太多的热力学方面的知识,他对活塞的改进不过是生产需要使然。中国古代科学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在萌芽状态(朴素的自然哲学)的科学知识“指导”下,面对社会生产的需要,古代的工匠们只能凭自己的经验从技术角度对生产过程进行改进,然后再总结。问题是,中国古代实用形态的科学形成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这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需要一直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对社会生产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在理性化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史境中,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工业技术要求对于科学活动的方向具有虽不是惟一的,也是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特别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社会机构而直接施加的,由工业、政府和私人基金资助的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基金,现已成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兴趣焦点的最重要因素。”[5]也就是说,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可以解释科学知识生产的“前进速度”。

三、对当代中国科学政策的启示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是原动力,社会需求是推进器,只有推进器(社会需求)和原动力(科学)处于协调状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和经济方能获得持续发展。在国家的科学进步水平和社会制度安排中,通常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科学发展水平高,但是由于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对与科学水平相联系的需求不旺盛,这时这个国家不仅经济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动力,现代英国的衰落对此是很好的说明。英国科学在20世纪中叶之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国家创新制度安排的问题,最终沦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科学水平发展不高,但由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比较高,社会需求很旺盛,以至超出了科学水平的承载能力,这时该国家和地区会取得某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但终究没有“原动力”,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如现代日本的崛起。而且由于社会提出了超过科学水平的要求,还会使科学的发展方向甚至科学形态发展变化。

联系上述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两种情形所致的不同结果及我们国家的现实不禁令人担忧。我国近年来基础研究的投入明显不足、成果很少,但是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借鉴历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现代日本发展史不能不令我们警觉,二战后,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没有科学发展的支撑,其发展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本近十年的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出了超越可能的要求,迫使科学形态发生了变化,日本只能确立“技术立国”的方针,以至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在论及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时痛心地说日本没有科学,这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学政策的制定应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贫困与成就[J].科学与哲学,1982(1).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03-212.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

篇(4)

关键词：古希腊；中庸；宗白华；美学散步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道德规范，是人类精神觉醒中最早领悟到的哲理之一。中国和古希腊，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说中庸思想在古希腊精神中也有十分宽泛的表现，并且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发展成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对希腊哲学家艺术理论的中庸思想和净化作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这对于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庸精神、比较古希腊的中庸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以及将其运用于实践当中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一、“中庸之美”是宇宙和人生的和谐与秩序

古希腊人民非常崇尚“中庸之美”，他们把“中庸”作为神谕篆刻在全希腊人民崇敬仰拜的核心──特尔斐神庙上，以达成自身“止于至善”的道德目标。当时古希腊所处的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社会，亚里士多德在ι缁嶂贫冉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和人生美的基础是“执中”、“中庸”，这是内心对反抗社会阶级压迫呼唤的声音，在那个时期是极为罕见的，即便是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人能对奴隶主阶级提出质疑。中庸思想融进了古希腊人民的生活之中，在音乐、舞蹈、戏剧、美术、雕塑、建筑等方面，甚至在政治演说中，都把中庸作为坚持真理和正义的美德标准。

宗白华先生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执中”时讲到：“中庸之道并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中。”[1]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和中国的中庸之道最基本的契合点就是：位于中间，不离两边，不走极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

宗白华先生在《中庸与净化》一文中提到，“实现他的人格，则当以宇宙为模范，求生活中的秩序与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呢？这就要提及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正义与社会秩序和和谐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公正自身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不是未加划分的，而是对待他人的。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如果社会充满了正义与公正，那么社会的秩序就将稳定，也必然实现和谐社会。这也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所在，大及宇宙，小及国家、社会、人生更是如此。个人人生的和谐与秩序，体现在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物制宜，因循宇宙规律。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我秩序达成和谐，那么社会国家的和谐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中庸之道与亚里士多德崇尚的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不谋而合。

二、中庸在古希腊崇尚的人格中的体现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庸是‘善的极峰’。”很多人会有疑问：中庸和极峰相互矛盾。但我的理解中，人类的善是需要登峰造极的，《大学》中开篇便是教导人要止于至善，“至善”也就是“善的极峰”，而中庸即是这“至善”，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就是美德。具体来说，他认为“德性处理情感和行动，处理得过度是错，处理得不及，要被谴责，惟有适中是对，并被称赞──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一种志在求适中的中道。”[2]“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德性惟有适度可以产生、增进、保持体力和健康，节制、勇敢及其他的道性，也正是这样。”[3]在他看来，“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4]

这里可以以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勇敢为例。勇敢是美德，也是中庸的表现，是狂暴与怯弱的折中。偏向狂暴则会导致鲁莽和残酷，太过怯弱则会引起退缩和恐惧，所以勇敢是古希腊人非常崇尚的品格。

希腊人崇尚的人格是在最强盛时期中最美的人格。不似人类历史进化和世界文明演进过程中反复地、受阻地、艰难地前行，也不似“戏本中的主角滚在生活的漩涡里”，希腊戏本中的主角是在伟大的时期中，明知一切，不矜不惧，为生与死而奋斗过。这种丰满的人生，不是激进，而是态度安详了然应对，超然生死。宗白华以“刚健清明”形容这种美的人格，他说，“在和谐的秩序里面是极度的紧张，回旋着力量，满而不溢。”[5]对比中国古代魏晋人格，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宗先生认为，他们的行为体现的是“超然生死祸福之外”的人生态度，也是不滞于物、自由的人格谨慎，还是晋宋时代人们的唯美的人生观。这种洒脱的情怀，不执着也不轻视，正是中庸人格的体现。

伊迪丝・汉密尔顿说过：“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明白地说清楚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对古希腊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这种中庸人格的追求在古希腊的诗歌、建筑、雕像、神话中有很多体现。许多学者研究《荷马史诗》发现，正是从荷马社会开始，中庸观念开始出现，房屋的建筑从原来的单一房间向多房间过渡，男人更多的与房子比较明亮、开放的地方联系起来。古希腊人追求平衡，包括人类与大自然的平衡、权利的平衡、人的个性和特长的谐和发展等等；他们追求适度，包括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对环境的保护和对权利的适度。反过来，他们所信奉的人格中的中庸精神又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正所谓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宗白华先生对西方美学思想造诣颇深，尤其是对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有着非常深刻独特的见解。他的风格和笔调也蕴藏着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风神萧朗，如果说美是调解矛盾以超入和谐，那么宗白华先生对美学的分析同样也是一门美学，对于人们的情感具有“净化”作用，养成个性的和谐，促成社会的和谐。

注释：

[1]宗白华撰《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周辅成撰《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7页。

[3]周辅成撰《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5页。

[4]周辅成撰《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7页。

[5]宗白华撰《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参考文献：

[1]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晏绍祥. 荷马社会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史家亮. 论古希腊的中庸精神[J].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1）：91-94.

[6]林柔香.试论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庄子阐释[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6）：148-149.

篇(5)

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希腊的文明渗透着人本主义精神，即神是最完美的人的体现。

“ 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入……和谐的框架里……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美丽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古希腊人崇拜神灵，他们认为每个城邦，每个自然现象都受一位神灵支配。希腊人祀奉各神灵并为之大力兴建神庙，为神灵提供栖息圣地，因而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古希腊各地。帕特农神庙是希腊全盛时期建筑与雕刻的主要代表，有“希腊国宝”之称，帕特农神庙是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帕特农神庙之名出于雅典娜的别号“ Parth enon ”转写，意为“处女”，是古希腊文明重要见证之一。希腊人神同位，正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把人置放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和征服。帕提农神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人本精神：把建筑本身看作是人向自然进军， 从而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手段与方法，坐落于郊野，高耸壁立而又傲然独有。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帕特农神庙是希腊本土最大的多利克柱式庙宇， 代表着古希腊多利克柱式的最高成就， 而且也是全球公认的多力克柱式的代表。它集中了古希腊建筑艺术的精华， 融汇古希腊多利克柱式和爱奥尼亚柱式风格，多利克柱式给人一种刚毅雄伟、坚强有力的男性气质， 而爱奥尼亚柱式给人一种轻松活波、自由秀丽的女性气质。这种多利亚柱式，内殿爱奥尼亚柱式的形制，内柔外坚，反映出对人的美，对人的气质和品格的理解和尊重，以人为本，尊崇人体为最美的人本主义精神。

神殿的尺寸其整体结构每个角落接近希腊人喜爱的“黄金分割比”，如：台基的宽比长，柱子的底径比柱中线距，正面水平檐口的高比正面的宽……基本都是4：9，从而使它的构图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最美的。通过探索，凭借智慧，他们发现了人体结构中的黄金比例，带有数学的神圣美。帕提农神庙在结构上合乎人体美的比例，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美的追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人的崇拜，由对人体美的赞叹、对和谐的追求引申出对人性美的企羡和推崇的人本精神。

帕提农神庙无论从选址、 形制还是结构都体现了古希腊人独特的建筑理念：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之本，人是万物之尊，正是这种雄峙天外的意志、气势和精神，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固体，它用独特的建筑语言给人启迪，即希腊民族以人为本的精神灵魂。希腊人创造了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希腊人乃至整个人类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精神。

罗马万神庙前一部分是门廊，即由两排科林斯式的柱子支撑着一个半三角形额墙的门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神庙。万神庙作为奉祭众神的圣殿，由于希腊人信奉的多神教，那里每种神都有它自己的神庙，如雅典娜神庙，宙斯神庙等等。罗马的基本上也承袭了希腊移风，但在伊特鲁里亚的建筑影响下，罗马人把诸神集中起来供奉，即在一所神庙内，可以设几个圣殿。此处，古希腊神庙四周以柱廊相环绕，它显得亮畅些，故建筑平面是呈矩形状；而罗马万神庙，因供神的圣殿较多，可呈圆环形，但空间必须宏大，于是在伊特鲁里亚的拱劵结构的基础上，创造了这种从外观上看，比较封闭的拱顶结构。万神庙采用了穹顶覆盖的集中式行制，重建后的万神庙是单一空间、集中式构图的建筑物的代表，万神庙的结构简洁，形体单纯，其主体建筑是圆形的，顶上覆盖着一个直径为43.3米的大弯顶，顶端高度也是43.3米。这样简单明确的几何关系使万神庙单一的空间显得完整统一。

建筑史家说罗马万神庙“把古希腊的回廊移进了室内”的结果，这是罗马神庙建筑中的典型的帝国风格。万神庙主体建筑的美学风格可以概括为简单而庄严崇高，神秘而宏伟富丽，圆洞的设计把神像和天联系起来，这种神秘感是东西方宗教都在追求的。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自己最高艺术成就的艺术风格，对于中世纪来说，哥特式教堂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后人称誉为中世纪的奇葩。

“哥特式”（Gothic）一词最初源于哥特人，哥特艺术是野蛮艺术之义，为贬义词。在欧洲人眼里罗马式才是正统艺术，继而兴起的新的建筑形式就被贬为“哥特”（野蛮）了。然而到12世纪以后，哥特式艺术作为一种熔铸了浓厚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意韵的新颖形式，成为风靡欧洲、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它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哥特式的建筑中. 现今在西方仍然屹立着的许多气势宏伟的大教堂，如：法国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米兰大教堂等，都是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哥特式建筑风格之所以能够取代先前的罗马式建筑风格，最终是根源于宗教的需要。

哥特式建筑风格是法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以“高、直、尖”的挺拔之势和轻盈之感为主要特征。精神的力量通过教堂表达，教堂是一所人与上帝对话的场所，所以它的高昂是将人的灵魂引入到高高在上的天国。在礼拜仪式方面，它保留了基本的十字形平面设计；在结构方面，它不再需要厚重的石材，却可以建造更高更多样化的拱顶。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这样一来，墙壁所空出来的空间就可以用雕塑、绘画和玻璃彩绘来教育教徒。

工匠应用了从阿拉伯国家学得的彩色玻璃工艺，拼组成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宗教故事，起到了向不识字的民众宣传教义的作用，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花窗玻璃以红、蓝二色为主，蓝色象征天国，红色象征基督的鲜血。同时教堂玻璃工匠们利用玻璃来描绘精神的象征符号：柔和的光线透过高高的侧窗洒落进来，暗淡的教堂中，光线集中在圣坛部分，这样可以将信徒的思想朝天空的方向引升。教堂玻璃典型特征之一的大花窗呈圆形，由精致的石肋分隔，好似轮辐，这暗示太阳，象征着基督，而嵌入的圆花则代表圣母玛利亚。“透过彩色玻璃花窗撒下的光线形象地表明了圣经的内容——它直接来自上帝之口，在圣母的体内化为基督之身，窗户是最常令人联想起圣母的物体之一。

哥特式教堂的宗教意义很鲜明地融入到建筑的艺术形式之中了，作为精神皈依的承载体，教堂能够挖掘更多的形式以向人们表现和诉说（如雕刻等），可以说是一部“活现的《圣经》”。在建筑与雕刻上，哥特式艺术从不放弃任何一个细节，使一切建筑形体本身都充满了相应的宗教内涵和艺术表现。它以一种外在性的凝固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西欧人内心深处汹涌激荡着的神秘而诡谲的宗教感受。在那些典型作品天主教堂中，不仅是那高耸人云的尖顶、充满了怪诞和夸张特点的巨大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至连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玻璃和每一个精雕细镂的局部都在宣扬着基督教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篇(6)

［关键词］基督教；拜占庭；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B97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4-0070-03

［收稿日期］2006-05-10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4BS009）

［作者简介］杨翠红（1971-），女，黑龙江同江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俄国史。

“罗斯洗礼”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以往文章多关注基督教对罗斯政治、经济的积极影响，本文拟就基督教对罗斯文化的积极影响进行考察。

一、拜占庭文化相对于罗斯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基督教的传入为何能对罗斯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原因在于宗教的传入必将带来产生此宗教的主体文化。拜占庭文化相对于罗斯文化具有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文化来源的广泛性。东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古罗马文明：拜占庭完全是按古罗马城的模式建造的；迁移来的罗马遗老遗少以讲拉丁语为荣；原来罗马城的文人学者云集新都，从事罗马语言、法律的教学和整理古代图书文献的工作；查士丁尼时代编撰的《查士丁尼法典》是《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等等。拜占庭在公元前7世纪曾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古希腊遗风依稀可见，拜占廷帝国以希腊语为主要交流工具，帝国政府十分重视翻译、整理古希腊文献工作。拜占庭帝国靠近西亚和北非，易受到东方文明的影响，阿拉伯人曾多次侵扰拜占庭帝国，客观上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拜占庭帝国还是沟通亚欧的“金桥”，来自各地的商人和货物汇集于此，有利于拜占庭与各种文化进行交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使得拜占庭文化博大精深，处于当时文明国家的前列。相比之下，古罗斯文化主要来源于各部落原始文化的融合，文化组成因素单一，文化也相对落后。

(二)社会制度和宗教的进步性。拜占庭帝国通过推广隶农制、发展工商业和国际贸易、完善法律体系等措施，确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后经查士丁尼、瓦西里二世等帝王的改革，中央集权制度日臻完善。而古罗斯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社会残余依然存在，如诺夫哥罗德的“卫彻”制度等，严重威胁王权的加强和封建国家的巩固，封建制度亟待完善。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确定基督教为国教。拜占庭基督教是崇拜上帝的一神教，具有完备的教义、经典、礼仪及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基督教“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1］(P34)拜占庭基督教宣扬君权神授，皇帝作为国家首脑，是“上帝选民”，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和教会的最高领导，拥有极大的权力。罗斯多神教与拜占庭基督教相比，已不适应罗斯新型封建国家的发展，也不利于罗斯各部落文化的统一和融合。先进的文化必将以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为依托，因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可以为先进的文化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源泉。

(三)文化成就斐然。拜占庭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产生了先进的文化。普罗可比的《战记》、《建筑》、《秘史》是卓越的史学名著，不仅内容丰富、视野广阔，而且行文朴实流畅。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是天才诗人，他用口语写诗，在语言和作诗方面摆脱了僵化的古代形式。杰出的数学家有研究圆锥曲线的色伦、把数学研究与天文观测结合起来的德翁、研究力学的利奥。著名医师奥雷巴西编纂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2］(P98)。早在7世纪末，拜占庭人就掌握了制造所谓“希腊火”(用硝石和石油混合而成的燃烧物)的秘密［2］(P292)。建造于6世纪的圣索非亚教堂则是建筑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尼西亚圣母升天教堂和君士坦丁堡圣尼古拉教堂技艺精湛的镶嵌画和湿壁画，等等。相比之下，古罗斯文化表现为较为单薄的口头文学创作――壮士歌、神话、传说，木制建筑――多神教神庙、堡垒等。

二、拜占庭文化具有在罗斯传播的有利条件

(一)两国统治阶级倡导和推广基督教

拜占廷统治者向罗斯积极推广基督教，罗斯统治者主张引进拜占庭基督教。拜占庭皇帝曾派传教士到罗斯游说，劝说罗斯大公信仰基督教［3］。9世纪60年代基辅王公阿斯科里德和基尔在进攻君士坦丁堡后接受基督教，10世纪中叶基辅女大公奥丽加皈依基督教。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拜占庭基督教为国教，并在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等地积极推行基督教。雅罗斯拉夫大公积极致力于教会的巩固和发展。

(二)拜占庭文化与罗斯文化具有亲缘性也为拜占庭文化的输出奠定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两国地理位置邻近。从基辅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渡过黑海即可到达拜占庭。两国自然状况、气候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拜占庭文化对于罗斯人民来说具有亲和力。另一方面，两面贸易往来历史悠久。地域毗邻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是沟通两国的商贸之路。拜占庭的布匹、丝织物等商品及其文化早已为罗斯人所熟知，罗斯统治阶级更是对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倾慕已久。因此，拜占庭文化相对于西欧文化更容易被罗斯人民所接受，这也是罗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亨廷顿的文化传播规律［4］，文明总是由高处向低处传播，拜占庭文明传向文化落后的罗斯是大势所趋。“野蛮必将被文明所征服”，拜占庭文明征服了罗斯的野蛮。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推行先进宗教是传播文明的最好形式。拜店庭文明为罗斯社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罗斯广泛吸纳拜占庭文明的营养，创造了基辅罗斯辉煌灿烂的文化。

三、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的表现

(一)文字。随着基督教的传入，罗斯迫切需要传播宗教学说，罗斯本国文字的完善和普及成为当务之急。应摩拉维亚王公的要求，拜占庭皇帝派出两名先知――基里尔、美多德来到斯拉夫人地区传教。基里尔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符合南斯拉夫语和东斯拉夫语发音体系的字母。这套字母取代了其他部落字母，并得到广泛传播，它促进了罗斯文字的统一。这套字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到18世纪初俄国文字改革为止。

(二)教育。罗斯的基督教化为文字的普及，即识字提供了强大动力。从弗拉基米尔时起，拜占庭、保加利亚等地的教会文化人、翻译家来到罗斯。智者雅罗斯拉夫和他的儿子统治时期，翻译了大量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宗教、世俗书籍，并翻译了部分拜占庭历史文献、基督圣徒的传记。

罗斯第一批识字人、记录员、翻译产生于弗拉基米尔一世和智者雅罗斯拉夫时期的教会和后期修道院开办的学校。神职人员之所以热衷于教育事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神职人员具有强烈的宗教热忱，迫切需要通过教育青年一代的方式，传播上帝的福音，扩大宗教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具备从事教育活动的良好条件。教会和修道院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中心，修道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同时，教会和修道院具有办学建校的场所和经济基础。因此，罗斯修道院兴办的教育事业得以迅猛发展。

(三)文学。古罗斯人早期文学主要是照抄从保加利亚传入的宗教书籍，后来发展到翻译由拜占庭传入的希腊文宗教书籍，这些书籍主要是福音书、圣诗集、教会赞歌、布道训诫文集等，但也有一些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哲学的内容。这些书籍使古罗斯人开阔了视野，了解到拜占庭和古希腊、罗马的先进文化因素，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拓展了文学语言。如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的创作与英雄赞美诗这种文学形式密切相关。在基督教传入罗斯后，罗斯出现了一批流芳百世的著作， 11世纪上半叶成书的《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虽然是对圣徒鲍里斯和格列勃生平事迹的叙述，同时也包括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对罗斯文学传记体裁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1世纪30―40年代由都主教伊拉里昂所著的《论教规和神恩》增添了罗斯现实社会的内容，虽然是一部教会布道书，但充满民族自豪感，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在古罗斯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基辅附近的佩彻拉修道院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往年纪事》就是由此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在12世纪初撰写、汇编而成。该书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罗斯的产生，保留了大量古罗斯的珍贵史料，在文学、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建筑和艺术。基督教被确立为罗斯国教后，一批拜占庭建筑师和工匠来到罗斯，罗斯建筑工匠在原有建筑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拜占庭建筑技术的经验，按照希腊基督教堂的形式建造自己的教堂：由四根柱子组成的正方形为基础，在圆顶的上面加上直角的支架形成建筑的十字。一批石结构教堂在罗斯应运而生，如基辅的圣母教堂(又称什一教堂)，建于989―996年；救世主教堂，建于1031―1036年；基辅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037―1054年。石结构代替木结构是罗斯建筑史上的一大飞跃，这使教堂经受住了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存下来。

古罗斯人的绘画历史源远流长，皈依基督教为绘画增添了新的内容。绘画成为基督教堂重要的装饰部分。绘画的主要形式是圣像画、镶嵌画和水彩壁画等。古罗斯绘画家继承了中世纪拜占庭圣像绘画的传统，并在罗斯传统艺术的基础上经过系统的、创造性的加工，形成了有罗斯特色的圣像画艺术。在莫斯科、彼得堡、诺夫哥罗德保存下来的罗斯圣像画中可以看到罗斯人的绘画技艺。11世纪严格禁欲主义形式的拜占庭圣像在罗斯画家的笔下变为生活中的人的肖像，虽然罗斯圣像具有圣像规定的所有特征。这时著名的绘画家是佩彻拉修道院的修道士阿里姆比。

罗斯工匠继承和发展拜占庭造型艺术，拜占庭和罗斯工匠共同创作、完成了基辅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和湿壁画群。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画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使徒保罗的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衣服的褶皱绘制得非常自然，具有古希腊、罗马绘画的特征。在基辅其他教堂也有保存得非常好的圣像、壁画、镶嵌画。著名的米哈伊洛夫修道院的镶嵌画中的使徒形象失去了拜占庭的严厉，他们变得更温和、圆润。

由此可见，罗斯确立拜占庭基督教为国教为拜占庭的先进文化进入罗斯开启了方便之门：先知的传教促进了罗斯文字的完善；基督教的传播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宗教典籍的引入丰富了文学形式；教堂的修建使得大批拜占庭建筑师和工匠来到罗斯，促使罗斯建筑和艺术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3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1.

篇(7)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10-0074-03

1　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Joyd 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　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　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　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　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　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　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　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　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