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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新晨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tongji.shtml
关键词:跨境短期资本;冲击;监管
作者简介:毛红燕(1968-),女,北京人,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防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83-03 收稿日期:2007-07-10
一、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界定及测算
传统国际金融学对国际短期资本的定义是指借贷或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4版的《国际收支手册》中,对短期资本解释是:见票即付的资本或合同原定偿还期限为一年或一年以下的资本,包括货币。同时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项目分为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由于国际收支统计难以严格区分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所以,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收支手册》第5版中取消了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的分类,将资本项目更名为资本与金融项目。现实经济中,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越来越大,流动性极强的短期资本对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因而专门探讨短期资本的问题很有必要。目前一般的观点是,流人的资本在未来一年内能够逆转回流的为短期资本。所以本文中的跨境短期资本,从主体讲,既包括居民的也包括非居民的;从流向讲,既包括流入也包括流出,即通常讲的外逃;从透明度讲,既包括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在内的,也包括表外的未统计在内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在全球货币市场流动的各类短期资本至少有7万亿美元,每天有相当于1.2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短期资本通常采取商业票据的形式融资,或者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交易,或者以存款方式套取利差,或者投资外国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虽然债券和股票是长期或无限期的证券,但证券市场的存在使其具有流动性,因此债券和股票投资也属于短期资本流动形式。适度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资本流入国来说,有利于活跃金融市场,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如果任其蔓延,必将对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因此各国普遍对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加强管理和规范。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短期资本流动的测算方法有:(1)直接测算法。直接测算法亦称卡丁顿法或国际收支平衡表法,该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数据,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测算方法。这种方法的公式是:
游资(Hot Money)=私人非银行部门(非官方部门和货币当局)的短期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项目由于很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缺少私人非银行部门的短期资本项目,因此世界银行经济学家Stijin Claessens和DavidNaude对卡丁顿方法进行了修正。即
游资1=-[其他部门其他资本项目+误差与遗漏项目]
游资2=-[其他部门其他资本项目中的短期资本项目+误差与遗漏项目]
游资3=游资1-股票和债券投资虽然债券和股票是长期或无限期的证券,但证券市场的存在使其具有流动性,因此债券和股票投资也属于短期资本流动形式。后面计算采用游资1的公式。总体说卡丁顿法可能会有国际收支表以外的漏报,所以它基本上反映了短期资本流动的下限。(2)间接测算法。主要包括世界银行法、摩根担保法和克莱因修正法。以采用最多的世界银行法为例:
短期资本流动额=(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官方储备增加额)这种方法将长期资本流动引起的短期资本流动考虑了进去,所以可能会出现多报,但反映短期资本流动的上限。(3)混合测量法。此法由杜利(Dooley,1986)和汗(Khan,1987)等人提出。以间接测算法为基础,并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国内学者对资本外逃测算时大多采用以间接测算法为基础,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调整的方法。例如将资本外逃额度加上“进出口伪报额”,“进出口伪报额”是我国海关所报的进出值与贸易伙伴国海关所报的进出口值的差额。但笔者认为其中有很大程度的转口贸易在内,而转口贸易是已计入进出口值的,所以这一调整数据有待商榷。本文采用卡丁顿法和世界银行法计算出如下结果:
从表1、表2和图1可看出,虽然两种计算结果有所差异,但基本反映了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大体趋势和特征,那就是规模递增性、剧烈波动性和双向流动性。具体可分为5个阶段:(1)1982年~1989年,规模不大,以少量资本外逃为主。(2)1990年一1996年,资本外逃逐步增加,每年约100~200亿美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制度的转轨,大量国内资本利用贸易、非贸易和海外投资渠道,将资本转到海外。部分腐败分子转移其非法收入,部分企业通过维尔京等离岸金融中心转移国有资产。(3)1997年~2001年资本外逃迅速增加,维持在历史高水平,最高达800多亿美元。199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幅度巨大,国内外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加大,出于保值的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出。(4)2002年~2006年短期资本流动剧烈起伏,并且内流和外流交替出现。一方面,2003和2004两年,出现资本内流超出资本流出,在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背景下,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强烈,更多短期国际资本到中国寻求盈利机会。且2003年实行了QFII,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经批准可以直接投资A股和国内债券市场。同时一部分先期外逃资金出现回流,成为资本内流的重要力量。国家外管局公布的最近12年短期外债情况显示,在2001年以前,我国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比例在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却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2005年这一比例超过了55%。直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这股涌入的势头才有所缓解。另一方面,2005年~2006年,资本流出又占居上风。在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加大的情形下,2004年国家试行QDII,允许符合条件的中资跨国公司可以对境外子公司放款,并陆续出台了个人合法财产对外转移、企业对外投资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允许社保基金投资香港证券市场,这样部分企业和个人开始通过这一合法渠道进行非法资本转移,资本外逃进一步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属“迷失资金”1在境内滞留,对人民币汇率仍持观望态度。国家外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6月末企
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余额比2005年末增长27%,账户保留外汇的实际数额占核定总限额的23%。2006上半年,境外直接投资协议投资笔数增长28.2%,金额增长76.3%。
二、跨境短期资本的风险监管思路
(一)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工作。首先,我们不宜过早全面开放资本项目。Eastedy(2000)和Rodrik(1998)的研究发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与经济增长无关。Edward(2000)的研究表明,在较低收入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度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逐渐变为正相关。所以我国不宜过早放开资本项目,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很有必要,要将外汇管理重点由经常项目转向资本项目,抓紧研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的外汇管理办法。其次,加强居民和非居民两方面短期资本的监管。当前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短期资本,和国际热钱一样,也会干扰货币政策操作、引起外汇市场动荡和币值不稳定,更容易钻制度和管理的漏洞实现资本的跨境流动,因而危害性更大,所以外汇管理应尽快从监管境内机构的资本项目交易为主转变为以监管银行等中介机构为主,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对境内机构主体借用短资的流量进行控制,改变现存量控制的管理模式,设定风险指标,对机构主体年流出入外汇短期资本与全部资本的比例进行限定,同时对境内居民个人大额资金收支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应进行特别申报。再次,重视事前预防。在没有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以前,应明确表示本国在发生金融动荡、有关指标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控制。这可使投资者认识到控制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政策决定,提高对风险的心理承受力,从而保持对该国政策的信心。
(二)提高政策对风险的承受力。为防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多数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征税、无补偿准备金要求、规定资金在境内最短停留时间、外汇指定银行制度、实时全额清算系统等必要的限制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根本上说,有效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关键,是要选择好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本市场开放战略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增强本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国内货币供给与外部关联增大,因此,协调好稳定汇率与吐放基础货币增量的关系,保持灵活的汇率机制和充足的外汇储备,较高的外汇储备对减少投机性资本的冲击有益。灵活的汇率制度,使短期资本流入、流出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成本提高,对抑制短期资本有益,同时在资本流入减少的情况下,缓解了外汇储备的压力。在财政政策上,可以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维持均衡的汇率。另外,可采用征托宾税的办法。由银行预扣5%的金融交易税,如一年内不汇出,可全额退税,由此可增加投机成本,从政策效果上,既抑制了短期资本流入,又不影响长期资本流动,减轻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破坏性影响。
(三)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大量短期资本通过香港金融市场投机人民币获益。一种方式是通过购买能反映内地市场的港元资产来间接获益。短期资金在香港以港元买卖和持有具有大陆背景的公司而获益。另一种方式是,外资先在香港短暂停留,然后通过香港路径进入内地。自2004年6月美国进行加息周期以来,港元和美元利率差异逐渐明显。至2004年11月美联储第4次加息0.25厘时,香港货币市场的存贷款利率不但没有按联汇制的惯例上浮,反而多数银行下调最优惠利率0.125%,同时降低储蓄存款利率0.115%,这是自香港1983年实行联汇制以来,港美利率走势首次出现背离2。所以要重点关注香港市场,加强与香港监管当局的合作。另外,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迅速增加,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管制难度越来越大,因为投机者总能利用各国的政策的漏洞找到规避的手段。因此各国政府有必要加强合作,协调有关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充分利用IMF和世界银行提供的信息,将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降到最低。
什么是全球性制造业基地?
在东莞这样的的城市──加入了全球化大潮流的城市里,不需要举很多外面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全球化生产的特点。因为,亚洲人喝的咖啡是东莞生产的,但是牌子是中国瑞士雀巢的;世界上人们使用着的鼠标有几千万个是东莞制造的,但是牌子是台湾东聚公司的。世界上前10大电脑公司如IBM、康柏、惠普等都到东莞来采购电脑和零部件,以便控制成本,提高竞争力。联合国贸发会议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世界上最主要的电子产品、电信设备、石油化工等制造商都已把生产网络扩展到中国。这使我国的很多地方将变成“世界工厂”。东莞则是在全国最早成为全球性制造业基地的城市。
从理论上说,全球性制造业基地就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或者说全球商品链中的环节。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许多商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不同阶段,形成跨国的生产组织网络。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甚至从事工业的家庭都会组织在这种生产网络之中,形成所谓全球商品链。作为全球商品链的环节,例如东莞的一些地方,会依据自身优势形成专业化的产业群,靠着特定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赢得它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基地的位置。
东莞是怎么会成为全球性制造业基地的?
东莞成为全球性制造业基地,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后东莞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成功地吸引外资。从全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一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通过发展出口加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并逐渐形成了配套相对完整的全球性制造业基地。这种工业化是外向型或客户主导型的,是由外资驱动的。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它们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组织起跨国的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通过全球采购和OEM(代工)生产,驱动了东莞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东莞进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是从“三来一补”出口加工开始的,是依托香港投资和转口贸易的优势,利用大陆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沿海开放区域的投资优惠政策的结果。东莞发展的主要激励因素(或东莞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包括大量外来廉价劳动力),以及与海外客商的联系纽带。
说到东莞在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定位,离不开早期我国港台地区传统产业外移的背景和后来台商的集体进入。东莞在80年代初开始加速工业化,最初因为港台传统产业外移而连接上全球经济,而后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上下游产业网络,又吸引了台商的另一波产业外移,让大批台湾电脑厂商选择了在祖国大陆的东莞落脚。东莞因为台商而和全球联系得更紧,让东莞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取得了一个重要节点的位置。这就是东莞的发展轨迹。目前东莞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及其周边产品生产基地,“东莞制造”蜚声世界。
东莞的全球性制造业基地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东莞市制造业厂商云集,既有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制造工厂,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小加工企业。前面已经讲到东莞发展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全球下单,二是本地配套。东莞最初本地配套能力并不显著,制造业在全市各镇遍地开花。后来,本地产业配套体系日趋完备,现在已经明显形成服装、家具、灯饰、皮革和电子等多个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商圈”。
上面说过,东莞的“商圈”实际上是本地产业群(或称地方产业群localindustrialcluster)的雏形,它是由大量中小企业组成,围绕某种商品所形成的细密的本地化分工协作网络。由于东莞“商圈”的发展动力主要是由客户主导的品牌代工,香港和台湾厂商作为东莞本地生产者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枢纽就显得特别关键。大厂的转移,往往可以带动本地供应链的形成。例如台商制鞋业中的宝成(在东莞叫裕元)、电子业的台达等大厂的投资,都带有配套厂,因为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是建立在协力厂商之间高度协调的网络之上的。东莞抓住了台湾电脑生产基地向外转移的契机,自1989年以来,吸引了大批台资电脑相关生产企业,由于台资电脑企业的竞争优势正是构筑在企业间绵密的生产协作网络之上的,因此台资企业的进驻促进了本地电子信息产业配套能力的形成。国际市场上订单结构的高度变化,在生产管理上需要灵活机动,使得上下游厂商之间需要靠近,减少原材料采购中的时间和成本。现在很多外资企业的零部件在东莞已实现大部分本地供应,并把不少大陆土生土长的企业也纳入到本地供应商网络中,并且积极向内地发展新的合作伙伴。
全球性制造业基地有没有危险呢?
作为一个主要依靠外资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城市,东莞体验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面前的欣喜,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东莞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一些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开始淡化。
在这里,需要指出困惑东莞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在外向型加工过程中,本地劳动附加价值低,知识和技术扩散十分有限,东莞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动荡的打击,我国加入WTO后,东莞低成本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将遇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在环境和劳工等方面的新壁垒。第二,东莞的外向型出口加工贸易是建立在国内市场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当国内市场放开,东莞就会受到冲击,许多外资企业谋求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纷纷考虑向北迁移。第三,恶意的走私行为和不规范的市场操作阻碍了本地企业间的交易,限制了本地生产网络的融合。
怎样维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并向创新基地升级?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国流动。资本、知识、式样、商标等,都在全球各个发达的地方不断流动。全球化的流动,好象是很虚的,相形之下,地方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因为有地方历史,有物质供需的情境。有一个词语“全球的本地化”(glocalization),有虚拟的真实化的含义,意思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地方产业群的意义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这说明地方的重要性,地方不应该是全球化的牺牲者。因此,要考虑全球化如何冲击东莞这个问题,再去设计适用东莞的解决方案。
东莞在吸引外商的分支工厂时,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需要营造本地的产业群。东莞必须为提高竞争力尽早做好准备,本地的产业群必须放弃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竞争,投入依靠创新、质量和市场应变力等高级优势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