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规则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世贸组织规则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乌拉圭回合形成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包括各种协定、谅解、议定书、宣言及决定等，构成了21世纪国际经济贸易法律的基本内容与主体，是各国制定国内相关立法与经贸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各国政府管理经济贸易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各国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行为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已满一周年。一年来，中国政府为履行世贸组织义务，享有世贸组织权利，对相关法律、法规做了全面的清理，大量的法规或被修订，或被废止或重新制定。各级政府官员、企业领导得到了世贸组织基本知识的全面培训。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是真诚的、认真的。

根据中国加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世贸组织协议，中国无论是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还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都认真、较好的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今年下半年开始的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审议，也顺利通过。同时，中国今年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进出口贸易都取得了可喜的增长。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有能力履行世贸组织的各项义务，遵守其规则，也完全可以在世贸组织中发展自己。

篇(2)

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后WTO时代，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上好每一堂课。毕竟，应对贸易摩擦，几乎是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走向发达经济过程中的必修课。

与以前“温柔敦厚”的风格不同，中国在今年这两次世贸组织争端中的做派比较强硬，在中美贸易冲突上更是毫不示弱。在4月24日的“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严厉指责美国将中国知识产权问题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明确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决定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积极应诉，奉陪到底。

在对外经贸争端中，中国的确很少出动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发出如此激烈的言论。

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世贸组织奉陪到底？这首先是因为，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双边途径和多边途径中，双边途径固然有高效的优势，但问题是通过这条渠道的磋商可能要较多地立足于对方的贸易规则，而不是相对更加公正的世贸组织规则，而我们当初向公众宣传的入世最大优点之一恰恰是借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遏制不公正的对华贸易摩擦，宣传最终都是要兑现的。而且，如果我们表现出竭力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争端、尽可能避免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偏好倾向，无异于给了对方一个讹诈我们的把柄，在国内也无助于巩固国民对政府维护国民合法权益能力和决心的信心，无助于提高政府的威望。

不错，我们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的总体熟练程度肯定不如那些老牌贸易大国，但总体熟练程度不如不等于所有方面都不如，而且我们要提高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本国利益的水平，这种水平是需要通过真刀真枪的诉讼才能验证和提高的。

不仅如此，为了争取更合理的世贸组织规则、为了在国际经贸争端中的主动权，我国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强烈反应。在知识产权等许多争议问题上，美国难以通过多边谈判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成员方全体，于是企图通过双边谈判各个击破；入世以来，美国企图利用中国入世不久、对世贸组织规则熟悉和运用水平比自己还有差距的弱点，用向世贸组织争端申诉的手段迫使中方退让，并取得了一定收获。对于美国这样的图谋，我们不可能允许其得逞，奉陪到底就成了我们的唯一选择。同时，在美国大选锣鼓声日益紧密之际，这也是告诉美国人，不要三天两头老是把中国当作国内政治生活的出气包。

最后，我们并不否认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作用，但是知识产权和出版物市场准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以出版物市场而言，任何独立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个塑造民族心灵的阵地上放任自流，任何国际经济组织也没有权力要求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突破底线。

篇(3)

一、“建设性模糊”的成因

在经济学家眼里,使用“建设性模糊”可减少与谈判和执行相关的高交易成本。①根据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允许参与者无须条约再谈判而改变它们的态度和偏好,能以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解决不确定性。②美国在外交关系中一贯采用的模糊立场也表明,模棱两可给予其更多的灵活性以应对危险的情况。③现在,借助有意模糊的语言以暂时平息争端达成具有建设性的共识的外交方法已被各国广泛地使用到条约之中。“建设性模糊”之所以能被广泛采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主观方面

“建设性模糊”体现出缔约者们高超的政治智慧,是一种出类拔萃的条约起草方法。采用“建设性模糊”的策略来确定条约文本的措辞,可反映出谈判者未经删节的分歧,这有利于在协调不同观点的同时保留一项条约的关键部分。这是国家之间“”的艺术。“建设性模糊”不仅出现在双边条约或协定中,如《公报》对的处理。也为多边条约或协定所广泛采纳,如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协定》)谈判过程中,缔约成员就对存在利益分歧的内容制定出了含义模棱两可的“建设性模糊”规则(如第6条、第24条和第27条等)。这些规则的含义很难在谈判历史里寻觅,却能不断地从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裁决或部长级会议的决定中获取。这意味着《知识产权协定》并不是一份冰封的文件,对其规则的解释可以结合观念演变的背景和千变万化的贸易环境来进行。④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较不发达国家可利用这些“建设性模糊”规则防御持续扩张的知识产权权利,甚至还可能借此从《知识产权协定》谈判的失利中夺回一城。较不发达国家通过对这些“建设性模糊”规则的仔细解释,或许就有能力在下一次谈判中为自己保留合理政策空间的同时,积极推动可满足它们需要、利益和目标的解释。⑤总之,在具体情况下,国际司法机构的条约解释使得“建设性模糊”引起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建设性模糊”能为国际法(包括规则的解释)随着时间和国家实践的发展预留充分的空间,这对缔约各方都具有重要意义。条约规则必须能体现缔约方的共识,但在数量众多的国家进行多边谈判时,要求得到每个国家的同意通常会导致产生最低标准的规则和“建设性模糊”规则。“建设性模糊”是贯穿于整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历史的条约起草方法。“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当今许多的重要多边公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都是相对宽泛地允许在地区或双边条约中进一步明确的框架公约。”⑥2001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第3条在规定其与《海洋法公约》之间的关系时有意使用了“国际法,包括”这样的模糊措辞。这就为国家解释该公约的措辞提供了一定的自,因为其允许做出这样的假定即《海洋法公约》所制定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国际法持续不断和演进性发展过程的一部分。①条约中的“建设性模糊”规则往往是谈判者为尽快达成共识而有意制造的,其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规则的确定性、法律的漏洞和空白可留给后续的谈判解决,或让司法机构加以解释和澄清。在出现争端时,条约文本中的“建设性模糊”规定能为国际司法机构进行条约解释留下灵活的空间。即这种“建设性模糊”规定能通过解释和适用得到不断澄清,增强规则的适应性并为其预留了发展演变的空间。例如,在草拟乌拉圭回合协定时,谈判者利用条约语言的“建设性模糊”就某些议题达成了规则方面的共识,只不过这些规则是不确定的。当国际贸易形势和问题出现持续发展与更新,又因成本和时间因素而无法立即达成新的世贸组织协定时,国际司法机构就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及时调整相关的情势和贸易关系。尽管一般认为,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形式上缺乏创立先例的能力,因为这种造法往往被视为损害了成员就其国际义务进行谈判的权利。但随着乌拉圭回合争端程序的法律化,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已经获得澄清成员权利和义务的“说服性权威”。其裁决被视为各项协定文本的“补充性”法律渊源。②当然,这个“澄清过程”是否能成功地将不确定的规则转变为确定的规则,还取决于“谁是解释者、它们的系谱或解释的权威,以及解释者适用原则的一致性”等合法性因素。③“建设性模糊”能节省谈判各方达成交易的成本。现实的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情势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整性,决策者往往不会花费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参考所有可能的情势以及收集和处理所有的信息。缔约方鉴于成本考虑,也会有意在条约中留下某些“建设性模糊”。在一个动态的、非稳定的国际关系中,缔约方有意留下条约漏洞既是理性也是有效率的。④就所有可能的环境条件调查、起草和对条约义务的讨价还价所需的成本太高,这使得达成一个各方均满意的条约文本简直不切实际。因其包含的成本超过收益。当条约相对复杂和表现出很多低概率的影响条约履行价值的偶发事件时更是如此。鉴于交易成本的负担显著以及缔约方接受未来情势和可能反应的不确定性,缔约方必须参加如何处理不可预期的偶发事件的事前谈判。⑤当谈判和制定具体条款的成本超过发生争端风险的成本时,理性的缔约方会留下漏洞。不完全的条约与模糊的法令一样,都为相关的行为者留下灵活处理的空间。不过,条约有意的模糊、省略或疏漏虽然可节约谈判和制定具体条款的交易成本,但也会增加出现争端的风险。

(二)客观方面

囿于认知能力本身的局限,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受到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客观限制。⑥基于人类有限理性的假设,国家在缔结条约时也不能完全预测到可能的外部突发事件,也没有能力估计其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当事方能预见到所有相关的偶发事件,即可将其并入条约之中,从而为规避风险提供保护。但常识和法院判例表明这样的预见并不合理。无论当事方如何有经验并小心地设计条约文本,由于“未能预见之偶发事件”,其永远都要面对风险。⑦立法者总是希望用包罗万象的语言来草拟法律,以把最大量的事务归入规则之下。但是,人类有限的理性及其所掌握的不完备的信息,必将导致条约的不完全。

二、“建设性模糊”形成的困境

对外交家而言,条约文本中的“建设性模糊”使其得以离开谈判桌,满意地回去庆祝己方的胜利。但这样“顺利”结束的谈判和促成的条约,在产生短期政治收益的同时,也给规则后续的适用制造麻烦,为未来的冲突埋下种子。换言之,为使条约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迅速达成共识,通常有必要采用“建设性模糊”的方法,但这样做也对条约的适用和解释构成很大的挑战。具体表现如下:1.造成条约适用的困难“建设性模糊”固然有助于缔约方迅速达成共识,但有时这么做的效果“只不过是推迟面对难题”,①不可避免地损害条约文本的完整性、可理解性和可执行性,并可能造成破坏性模糊的消极后果。例如,“建设性模糊”曾经在中东和平进程的无数协定、备忘录等法律文本中大量运用。但巴以谈判的实践表明,“建设性模糊”的使用也造成了很多误解和混乱,并侵蚀了当事方之间的信任。又如,由于成员数量众多和议题的复杂性,使得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世贸组织各项协定蕴含无数的漏洞和模糊,成员经常将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释。相比于实体规则,世贸组织程序规则更是难以被新成员所理解。世贸组织规定了一整套对不同决策投票要求的具体规则,但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历史中一直很少有正式的投票。在实践中,大多数决策是基于“共识”而作出。但什么是“共识”呢《建立世贸组织协定》第9条第1款的注释将“共识”界定为“在作出决定时,出席会议的成员均未正式反对拟议的决定。”但是,这样含义模糊的解释对门外汉而言并无助益。②2.引起国际争端在世贸组织协定中,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措辞,如“适当反措施”、“严重损害”、“不可预见的发展”、“最大努力”或“相同产品”等。③这些条约措辞的模糊性很容易引起纠纷。例如,在1998年“海龟案”④中,当事方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这一规定的理解就出现了争议,关键是对“可用竭的”这样的形容词产生了理解上的差异。在现实中,大多数世贸组织体制中的贸易争端不只是涉及执行明确规定的义务,还涉及“建设性模糊”规则的解释。由于存在大量不同的法律解释空间,这些规则设计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建设性模糊”往往成为争端之来源。一方面在涉及模糊措辞的善意冲突时,国家通常真的不确定自己有义务做什么,以及对它们善意行为可能产生惩罚效果的制裁。⑤大多数辩护方可能确实善意地争辩说,它们相信争议中的措施符合世贸组织协定相关条款的规定。⑥而且“建设性模糊”给条约造成的模棱两可也有可能被争端当事方所利用,朝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去解释。在当事人都相信法律站在自己一边而决定诉讼时,与妥协相反的获胜愿望和热情会占据主导地位,争端解决就成为在真正的偏离义务和以为出现偏离义务的错误认识之间予以区分的过程。因此,在世贸组织历史上,只有较少案件是在专家组刚开始工作时当事方就达成妥协的。⑦3.导致不精确的裁决在世贸组织各项协定中,《服务贸易总协定》也是一个高度不完全的条约。其为成员规定的许多义务,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起草出来的。在乌拉圭回合之后,立法机构并没有为澄清这些义务付出大量努力,它们的范围仍然是不清楚的。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国内规定的义务方面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世贸组织成员可能会对某些约文、措辞产生不同的理解,并且都可能为这些理解寻求正当性的依据。与此同时,世贸组织仲裁者却只能基于司法解释确定成员对某既定问题的共同意图,这不可避免地无法满足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利益。①因此,“建设性模糊”也可能造成国际司法机构裁决的模糊和不精确。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经常出现模糊之处,这使得人们很难明确知道那些拒绝遵守裁定的国家要承担什么“责任”。当发生违反协定规定的情况时,可以获得哪些法律上的集体或个别救济,或者在作出这些判定时应该遵循哪些程序,目前仍然是不清楚的。②例如,上诉机构的裁决对“保障措施”在何时是允许的并没有明确有力地体现出前后一致的原则。因此,与其说有时为解决文本难题提供有用的指导,不如说它们使得世贸组织成员在适用保障措施方面变得更加困难。③4.引发司法能动主义的风险根据国际法上著名的格言“不得宣告案情不明”,国际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不得以对争端没有可适用的、明显的法律规则为由拒绝裁判。④如果“建设性模糊”的解释对解决眼前争端具有绝对必要性,国际司法机构就不能以解决该事项不在职责范围内或以扰乱权力平衡为由坐视不管。同样,如果解释“建设性模糊”对裁决所提交的法律诉求必不可少,国际司法机构也应当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澄清模糊或填补漏洞。⑤一般法律原则可起到填补条约和习惯留下的空白之功能。⑥因此,国际法庭经常强调诚信原则的重要性。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也遵循这种模式,但在诚信原则的使用上,专家组比上诉机构使用得更为频繁。然而,无论是条约空白、规则模糊或存在漏洞,都会使国际司法机构陷入困境。在争端发生时,国际司法机构需要澄清条约模糊之处或填补漏洞,但这通常也招致人们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担忧和批评。司法能动主义要求法官顺应现实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形势,通过司法方法和技术灵活地解释法律规则,创造出解决争端的新路径,但也可能引发司法能动主义风险。

三、“建设性模糊”的国际法因应及实践

对“建设性模糊”造成的条约适用和解释问题,国际司法机构可起到建设性作用。国际司法机构在国际法塑造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由国际司法机构发展起来的案例法,对国际组织法、外商投资法、人权法和国际贸易法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对一切”义务的概念就给理解现代国际法的概念化带来重要的变化,这归功于它在国际法院一项裁决附带意见中的出现。国际司法机构的实践表明,国际司法机构可以很富有创造力,能够显著拓展它们的管辖权和被委托解释规则的范围。⑦当国际司法机构处理“建设性模糊”问题时,其实质上是主动对条约中有意隐藏、悬而未决的政治妥协或政治操控加以裁断。

(一)国际司法机构解决“建设性模糊”的条件

由于预先制定详细规则的代价很高,国家也不可能一览无遗地对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进行规定,特别是当谈判者使用“建设性模糊”来设计规则时,条约通常被认为是带有某种模糊特征的不完全契约。对此,国家赋予国际司法机构解释此类条约的权限。世贸组织成员也将此种任务交给专家组和上诉机构,⑧由它们对案件涉及的具体规定做进一步的阐明和解释。国际司法机构是否能够或应当填补条约中的漏洞,以及适用恰当的条约外部的法律,大部分取决于可适用的程序和规则,特别是特定的管辖权和能够适用的法律。在争端中,参与者所容许填补漏洞的程度取决于裁断者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为解释空白提供法律依据。①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管辖权是有限的,即其管辖权限于决定是否存在对协定具体条款之违反。简言之,世贸组织专家组不能裁决违反非世贸组织法,如果专家组查明申诉方所援引的世贸组织条文并不禁止被申诉方的措施或行为,则被申诉方胜。②世贸组织谈判者有时通过“建设性模糊”的技巧以使成员对规则获得共识,而专家组的职责是对法律诉求作出决定。在“墨西哥电讯案”③中,世贸组织专家组对其在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职能与成员就世贸组织规则达成共识而诉诸的“建设性模糊”予以了区分,认为后者并不在争端解决机构的职责范围之内,解释这样的程序空白将扰乱世贸组织权力的平衡。但是,如果“建设性模糊”对解决当前的诉求具有绝对必要性,就给争端解决机构解释空白或澄清模糊留下一点开放的空间。例如,解释程序性的空白是世贸组织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对世贸组织制度运行重要的程序并非穷尽和全面地规定于各项协定之中。程序通常随着实践和时间得到发展。争端解决机构可拟定其工作程序,正如除国际商会之外所有国际司法机构的标准做法。举证责任、提讼所需之“利益”、法庭之友陈述的可采信性和既判力原则等都是程序性空白的例子。相比于程序性空白,实质性空白通常不那么明显。当实质性空白是关于一般国际法而非实质性贸易法时,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更愿意解释实质性空白。在事关实质性的贸易法时,司法机构的解释需要有更多的说明。④世贸组织的解释性实践表明,有时一项明显的空白事实上并不是条约中的“漏洞”。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认为,“省略一定具有某种含义”。⑤某一特别的条约规定对特定问题的“空白”“一定具有某种含义”。⑥“争端解决机制或世贸组织其他涵盖协定都不存在阻止申诉方通盘或全面地质疑应诉方的体制。”⑦对程序性限制的空白表明没有适用限制。有时,这种有意的“空白”意味着成员默示将解决某事项的权力给予争端解决机制,因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可在有限的范围内解释法律。此外,世贸组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完全可能面临世贸组织协定并未提供答案的法律问题,只因为该事项并不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可适用法律的范围之内,专家组或上诉机构通常拒绝解释这样的空白。例如,在“美国小麦面筋案”⑧中,上诉机构表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文简称《谅解》)中关于商业秘密信息之空白是个“严重的系统性问题”,这表明其并不认为该事项属于司法部门解决的范围。然而,可适用法律是空白的或不完全,与宣布一个法律体系中“案情不明”并不相同。谈判者或有意将该事项排除于条约之外,或无意将该事项留给未来的谈判。因此,在处理具体争端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需要考虑当事国是否有这样的意图。⑨

(二)国际司法机构解决“建设性模糊”的方式

1.适用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是适用世贸组织协定来审理案件的,但由于世贸组织协定并没有一个关于适用法律的具体条款,那么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是否应当遵循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做法,即适用一般国际法来填补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漏洞呢判例表明,在涉及“建设性模糊”是否存在或决定其如何解释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都是适用同样的条约解释原则和方式,即适用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世贸组织规则是可靠的、可理解的和可执行的。它们并非僵硬或不灵活,以至于没有为真实世界中实际情况无止境和不断变化的消长留下合乎逻辑的判断空间。如果以国际公法上的解释习惯规则来解释世贸组织规则,它们将最好地服务于多边贸易体制。那样,我们将获得世贸组织成员通过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所寻求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①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是对世贸组织协定中“建设性模糊”的补充。在因“建设性模糊”导致争端出现时,它们是用以解释、澄清规则含义的重要法律渊源。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经常以一般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诚信原则等来对争端解决机制和世贸组织协定进行补充。但是,一般原则对解释特定意思可能太模糊和不确定,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认为只有附属于某特定法律义务时,诚信原则才具有可执行性,即特定法律义务可加强或补充《谅解》第3.10条和第4.3条所模糊描述的诚信义务之规范性影响。例如,在“韩国政府采购案”②中,世贸组织专家组就强调在涉及《政府采购协定》的“非违反之诉”时适用诚信原则的相关性,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在世贸组织争端中适用法律时将会留下漏洞,而在世贸组织协定的语言中并没看到留下这种漏洞的意图。2.适用“默认规则”国际司法机构往往很难探明“建设性模糊”背后谈判者的真正意图和理由,当然这也不是其必须要承担的职能。尽管如此,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仍可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按条约用语上下文的语境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解释。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还可借助其他的解释方法。例如,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以世贸组织成员在加入世贸组织协定时想要的方式或规则裁决案件,即通过探明它们的意图来解释规则,此时不应当将其司法的行为视为超越职权。对法律现实主义者而言,任何宣称把每个当事方在所有可能情形下的确切义务进行全面清楚地说明的完全契约都是虚构的。在实践中,没有任何契约可达到这样的完全程度。因此,契约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默认规则”。即在没有明确措辞表示相反的意思时,司法机构可采用“默认规则”填补漏洞。③当法律漏洞之出现不可避免,法官就需要以假定符合理性的缔约方期待的方式编造条款,或对既有条款给予解释,以建设性地解决争端。这种“本来想要”的裁判规则被称为“假设同意的默认规则”。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由客观因素推断出的推定意图相当于法律拟制。即通过适用《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认可的不同解释方法来确定当事人的意图。⑤任何一方都可能实施导致契约出现漏洞的机会主义行为。当事人所希望选择的规则未必可实现福利之最大化。因此,还应当设置一种当事人不喜欢的规则,即让其向契约相对方或司法机构披露信息以使得总体福利最大化的“惩罚性默认规则”。⑥同理,条约是国际层面上的契约,也是不完全的。条约中的“建设性模糊”规则可视为缔约方默示把填补空白和澄清模糊的职责授予国际司法机构。如果国际司法机构能充分利用“默认规则”所提供的灵活性,在不违反国际法及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进行裁断,即可化解“建设性模糊”造成的条约适用难题。

(三)国际司法机构解决“建设性模糊”的局限性

若过度强调争端解决机构在“司法创制”方面的作用,就可能损害到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为在未经相关成员充分和公开讨论之前,不应当假定它们已通过起草条约文本的方式放弃其制定重要国内政策的权利。否则,就可能违背它们缔约时的合理期待。退一步讲,即便是当事方有意用模糊的语言而留下契约漏洞,由第三方或一个独立实体担当建设性漏洞的填补者是否能符合理易者的利益也受到学者的质疑。①虽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可解释模糊不清的条款和对刚性的契约义务有效地赋予例外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助于一个不完全契约变得更完全,②但世贸组织协定不完全性之特性决定着其法律空白和漏洞都不能得到完全消除。之所以这样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1)无论采取何种工具解决定义的问题,某些词语之最终使用仍旧是内在地具有开放性和不可操纵性。例如,就其本质而言,“紧急”是具有弹性的词语,对一种情势是否“紧急情势”,很难给出明确的界定。③(2)即便适用“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默认规则”填补漏洞和解释空白,国际司法机构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建设性模糊”的问题。例如,在“澳大利亚鲑鱼案”④中,专家组一方面不愿意对“为遵守法律而采取的措施”进行穷尽的界定,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留给成员决定该定义的自由。又如,在“加拿大航空器案”⑤中,专家组则认为没有必要对“撤销补贴”之措辞形成全面的定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对“建设性模糊”规则的模糊处理方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从理论上来说,许多的“建设性模糊”问题本身就无法通过争端解决机构予以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对条约空白的解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参考常识和诚信原则而已。⑥鉴于世贸组织具有成员驱动的特点,《谅解》明确警告不要“司法能动主义”,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应担当“立法者”的角色。如果过度奉行司法能动主义的信条,将违背世贸组织协定的目标和宗旨,破坏该多边贸易体制在制度架构上的平衡。虽然《谅解》要求争端解决机制澄清世贸组织协定的既有条款,但其也制定若干条款对司法机构的职权范围加以限制。这使得争端解决机构在应对新问题时面临两难境地———既不能以“案情不明”拒绝裁判,也不能超过世贸组织协定文本,超越权限作出解释或裁决。例如,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解释表明,一个词语的含义会随着时间发生演变。但是,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是应当采取演进性解释方法还是应当采取尊重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却存在很大分歧。从世贸组织的判例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一方面对成员通过政治协商和决策造成的“建设性模糊”予以尊重,另一方面也逐渐让成员对“建设性模糊”有所顾虑。但必须看到,世贸组织协定既有文本及其对争端解决机构职权的限定反映出各成员在缔约之初的共同意愿。只有在不违背这些“共同意愿”的前提下,出于解决当前争端的绝对必要性才可对“建设性模糊”予以适当解释。有学者甚至认为,世贸组织应当采用较少司法、更加灵活的争端解决方法,引入少数成员能够阻止上诉机构填补世贸组织协定文本漏洞的裁决之机制。⑦同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一样,世贸组织是一个将大量不同的主体集合到一起的“契约组织”。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很可能并不享有对由立法驱动的法律文本和政策承担“创造性”司法解释的政治共识。⑧司法的功能与其受到的限制同样重要。国际法律诉讼仍是由“任何国家未经其同意,不能被迫将其与其他国家的争端提交调解或仲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则所主导。⑨虽然有些国际司法机构在争端解决上具有强制性,但也是以条约为基础,并未改变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架构。对如何应对“建设性模糊”问题,世贸组织的司法实践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谅解》没包含类似《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那样的条款,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不能解释条约中的“建设性模糊”规则。世贸组织实体性规范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空白或模棱两可,也不意味着没有可适用的法律,世贸组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时常需要通过条约解释的技术来填补空白或漏洞,以及澄清模糊的措辞。但前提是不能破坏“成员让与世贸组织和为自己保留的管辖权限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平衡。

四、结语

篇(4)

与以往相比，今年的小型部长会议更加值得关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一改美国支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强调更加自由和公平的贸易，美国在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全面收缩，拒绝就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反对保护主义做出承诺。但5月底七国集团意大利陶尔米纳峰会公报中纳入了反对保护主义的措辞，也表态支持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世贸组织第11届部长级会议（MC11）取得成功，这也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首次参加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让人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转变有所期待。另一方面，印度、南非等发展中成员对世贸组织讨论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工作牢骚不断，考虑到印度商工部长希塔拉曼的强悍形象，印度是否会在小型部长会议上语出惊人，也是很多人心里的问号。

会上，绝大多数成员部长发言都强调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全球贸易、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表态支持MC11取得成果。同时，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形势和各国政治议程，部长们在继续表达各自关注重点和成果意愿清单的同时，纷纷表示不寄望MC11就所有议题都取得实质性成果，很多议题可以制定长期工作计划。此外，部长们还要求实质性谈判工作都要在日内瓦完成，不能再出现由部长们在最后时刻就绝大多数议题的具体细节开展谈判的情形。

印度商工部长希塔拉曼果然在发言中继续要求推进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等其重点关注议题，也表达了印度反对推动投资便利化议题工作的立场，强调该议题并不属于世贸组织的管辖范畴。

篇(5)

关键词：灰色区域世界贸易国际贸易摩擦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帕斯

篇(6)

多哈回合谈判中涉及地理标志的议题简介

多哈回合谈判中涉及地理标志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地理标志多边注册体系谈判，另一个是地理标志高水平保护的产品范围扩大谈判(简称地理标志保护扩大谈判)。在这两个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大阵营的对立。其中一个阵营是中国参与的，其他成员还有欧盟、瑞士、印度、巴西和非洲集团等成员，由于这些国家共同提交的提案编号是W52号，所以这一阵营简称为“W52小组”，目前这一小组已经有108个世贸组织成员，接近世贸组织153个成员的三分之二；另一个阵营主要是新大陆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自称为“联合小组”，包括十几个发达经济体。

地理标志多边注册体系谈判的进展

这一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地理标志的多边注册体系，便利各国的地理标志产品在其他国家寻求保护。这个议题在多哈回合的纲领性文件《多哈宣言》中是有明确授权的。目前，这个谈判的主要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多边注册体系是否包括所有地理标志产品。目前的谈判授权明确规定必须包括葡萄酒和烈酒，但对是否也要包括其他地理标志产品没有明确授权，只是说可以讨论，需要有利益的成员去争取明确的谈判授权。由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地理标志产品都是非酒类产品，所以我们加入了W52小组，主张多边注册体系必须包括所有地理标志产品，反对对酒类以外的其他地理标志产品的歧视面我们提到的十几个发达成员组成的联合小组因为很多地理名称都是从原来的宗主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沿袭而来的，在地理标志保护上利益不大，因此坚决反对多边注册体系涵盖酒类以外的产品。第二个分歧是关于该多边注册体系的法律效力。联合小组主张该体系就是一个数据库，符世贸组织成员在审查外国地理标志的申请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对各世贸组织成员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W52小组则主张应该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多边注册体系成功注册后，应该在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申请保护时自动满足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关于地理标志的定义，而且不用再证明在来源的成员境内正受到保护，而且这一法律效力对全体世贸组织成员都生效。值得注意的是，W52小组内部的成员立场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对中国、印度和非洲集团等成员来说，如果多边注册体系的范围不能涵盖所有地理标志产品，则不会支持该体系的上述法律效力，而对欧盟和瑞士来说，即使最后该体系只涵盖酒类地理标志，他们也会要求该体系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

地理标志高水平保护产品范围扩大议题

篇(7)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积极扩大进口政策，2001―2010年，中国年均进口商品近7500亿美元，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形成了高度开放的外贸体制

过去10年，中国在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的同时，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对货物进出口法律体系进行清理，形成了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配套部门规章的三级法律框架体系，按照“透明度”、“非歧视”原则，实现了货物进出口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中国为此累计清理法律、法规和规章3000多部。迄今为止，中国已先后3次顺利通过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得到世贸组织及成员的积极评价。

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形成了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2004年7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将外贸经营权管理方式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并删除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提前半年履行了人世承诺。实行外贸经营权管理体制改革，打破了外贸专业公司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调动了各类企业积极性，如今民营和三资企业出口金额已接近中国外贸出口总额的九成。

大幅下调关税，开放市场。一是在货物贸易领域，使中国关税平均水平从加入前的15.3％降至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率降至8.9％，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中国已成为关税水平最低的发展中国家。二是按时间表全部取消了货物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三是在服务贸易方面，在按WTO规则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并承诺将进一步开放11个分部门，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学会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经贸利益

中国是世贸组织成员中遭遇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经济体。对此，中国一方面在双边及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将之作为一项基本的对外贸易政策；另一方面主动学习规则、适应规则、运营规则维护应对贸易摩擦，切实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入世”10年来，中国积极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化解与成员问的贸易纠纷。至今，中国已参与了19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案件，其中中国其他成员7起，其他成员中国12起。同时，中国也作为第三方参与T60多起其他成员之间的争端解决案件。在直接涉华的争端案件中，有近1／3通过双方磋商获得解决。其他经过专家组及上诉机构最终裁决的案件中，中国赢得了与其他成员共同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美国限制中国禽肉产品进口措施案和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在被诉案件中，中国在汽车零部件等案件中败诉，但在美国诉华知识产权案件中，尽管世贸组织裁定中方部分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但在刑事制裁门槛等核，心问题上支持了中方观点。

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败诉案件加深了中国对世贸规则的理解，促进国内的改革；另一方面胜诉案件可以迫使美国和欧盟修改内部相关规定，有效维护中方对外经贸利益，促进多边贸易体系更加公平和开放。

中国成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实践者

中国迄今已同世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成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实践者，以实际行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在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形势下，近年世界经济呈现区域化趋势，自由贸易区建设已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潮流。为顺应这一潮流，中国政府提出要实施“自贸区战略”，正式把自贸区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截至目前，中国对外商谈的自贸区已有15个，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或签署的自贸协定10个。通过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中国不仅有效化解和减少了与自贸伙伴的贸易摩擦，为广大企业进出口创造了稳定、透明、自由、公平的环境；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与自贸伙伴的经贸关系。中国与自贸伙伴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双边贸易规模显著扩大。2010年，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10个自贸伙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7826亿美元，占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6.3％。其中，作为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N20lO年如期全面建成，给双边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当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2011年东盟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问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显著提高，双方经济一体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增加进口。2001-2010年，中国年度货物进口规模扩大T5倍，商品年均进口近7500亿美元，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也是欧盟第二、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在保市场、稳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内需，是2009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进口实现增长的国家，支撑了不少受金融危机困扰经济体的出口。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中国还努力增加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自2001年起，中国陆续给予联合国认定的41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且给惠商品范围不断扩大，是最早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过去10年，中国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年均增幅达27％，2010年达到433亿美元。目前，中国吸纳了=最不发达国家约1／4的对外出口，自2008年以来已连续3年成为其最大出口市场。

推动了更加公平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