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生儿科的发展建议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对新生儿科的发展建议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新生儿科；护理；健康教育

新生儿科主要面对的是出生28天内的患儿，因患儿没有沟通能力，脏腑娇嫩，免疫能力低，所以患病后病情发展迅速，并发症多，甚至引起较高的致残和致死率，影响患儿的一生。新生儿科的护理工作比较繁复，不仅由护士担任，日常活动更需要家长的配合，加强对家长的健康教育，杜绝用传统的不科学的方式进行护理，是护理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就在护理中开展对家长的健康教育对患儿病情的影响展开讨论，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2年7月在我院收治的206例新生儿患者，包括男婴128例，女婴78例；179例足月儿，27例早产儿；日龄3-28天，平均（17.5±2.6）天；均为单胎；身高（41-55）cm，平均（50.1±0.4cm）；体重（2005-4105）g，平均（3455.5±15.2）g；出生时的Apgar评分（7.4-9.6）分，平均（8.7±0.6）分；为便于研究，入选患儿的入院原因均为吸入性肺炎。患儿家长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41例，在高中以上65例；将患儿和家属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儿的性别、日龄、体重、身高、Apgar评分和家长的文化程度等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对照组的56例家长进行常规的健康教育，对干预组150例家长进行加强健康教育，教育内容包括母乳喂养知识，科学护理知识，喂养、洗浴的技巧方法，预防红臀等感染的方法[1]。

1.3 观察要点 比较两组家长健康知识知晓率，新生儿病情好转时间，并发症，出生后8个月时的智力发育情况。健康知识评分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从新生儿护理方法的细节出题，共25题100分，分值越高知晓率越高[2]；智力评分从适应性、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发育、语言能力进行比较，每项5题，共100分，分值越高智力发育水平越高[3]。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分别用卡方11.0和SPSS12.0分析，用%表现计量资料，用±表现计数资料，用t表示组间差异，如果p

2 结 果

2.1 家长健康知识知晓率，新生儿病情好转时间，并发症比较 具体见表1。

3 讨 论

新生儿期发病对预后有一定影响，尤其是损伤智力[4]，加强护理是减少并发症，控制疾病发展的关键，但医护人员不能代替家长的职责，为了提高家庭护理质量，对家长进行科学的育儿知识教育是有必要的。本次试验的干预组比较，家长的健康知识知晓和执行率更高，患儿恢复快，并发症少，对智力影响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建议在新生儿科临床工作中，注意加强对家长的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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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新生儿转运；区域性危重新生儿转运系统；STABLE技术；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 R7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1（b）-0180-02

新生儿急救体系分为新生儿复苏及转院前急救、危重症新生儿转运、NICU 治疗三部分。区域性危重新生儿转运是新生儿急救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性三级转诊系统对保障母婴健康至关重要。成功转运对降低危重新生儿的病死率有重要意义[1]，也是提高危重新生儿存活率极为重要的一环。

1 国内外新生儿转运历史及效果

1900年，美国芝加哥Lyiyzin医院的Deloee医生报道了首例用可移动温箱转运病危的早产新生儿。1950年，美国成立新生儿转运系统（NETs）。因此，我国建立适合本地区经济水平及发展状况的NETs显得十分必要。发达国家较早建立的区域性危重新生儿转运系统（neonatal emergency transport system，NETs）已证明对保障母婴健康至关重要[2]。院前转运使危重患儿直接进入NICU病区，提高了抢救成功率，湖北省统计数据显示，该省新生儿死亡率己由2003年的15.23‰降至2007年的9.92‰[3]。

2 新生儿转运的条件

2.1 良好的转运设施

主要是转运人员、转运培养温箱、转运呼吸机。需要转院的新生儿（早产儿）不只是简单地鼻导管或面罩吸氧，重症新生儿可能在转运途中或到NICU后很快死亡，这和转运设备有很大关系。对于危重患儿，选择转运时机十分重要，在转运途中应具备心肺复苏、急救药物、受过正规、严格训练的医生护士等，抢救应争分夺秒。新生儿转运是很重要地问题，在我国医疗条件差距很大，做好转运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

2.2 合理选择转运时机

应当对新生儿的病情有全面的了解，判断转运的合理时机。通知转运目的医院，做好准备。还应该结合医院的医疗水平，及时判断是否有处理该危重患儿的能力。所以就需要医生对常见新生儿危重症的认识和治疗有充分、足够的经验，才能做出合理的抉择。医生应当判断是否具备转运的标准。

3 新生儿转运制度

（1）新生儿科二线值班医生、急诊科有经验的值班护士及值班司机组成本院新生儿转运小组，负责各下级医院新生儿转诊工作。

（2）各级医护人员接到转诊要求时应做好相关记录：患儿一般情况，阳性体征和辅助检查、诊断、治疗和目前状况，前往转运医院路径。然后通知出诊医生和急诊科护士，由急诊科护士通知司机。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转诊要求。

（3）正常情况下接到转诊要求后5 min内出诊。若遇转运小组外出转运未回，通知备班转运小组。特殊情况下不能及时出诊，相关人员应及时与对方沟通，由对方决定是否坚持要求转运。

（4）急诊科和司机负责救护车每天的安检工作，保证行车安全和药品物品及设备的正常状态。

（5）转运全程要沉着冷静，防止忙中出错。窒息患儿应按新生儿复苏程序进行，如到达时已复苏，应评估患儿，包括生命体征情况，有无休克、酸中毒，是否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支持等；低体温、休克、酸中毒是导致转运途中病情恶化和死亡的主要因素。转运前复苏和稳定对于患儿安全至关重要。特殊情况患儿，如食管闭锁、先天性膈疝及腹裂患儿转运中的处理应参照本科《新生儿诊疗常规》中有关新生儿转运制度方面的内容。

（6）转运过程中患儿应置于转运温箱中，并妥善固定；必要时接好氧管或呼吸机，调整好呼吸机参数；接好监护仪，监测生命体征和血氧饱和度；接好推注泵，控制好输液速度[4]；注意处理转运途中出现的意外情况，如气管插管脱出、堵管、气胸，病情恶化等。

（7）转运回医院后再次评估患儿情况，并迅速送入NICU。与新生儿科接诊医生做好病情交班工作。

4 新生儿转运技术评估

新生儿转运不是一个简单的运送过程，而是一个连续的监护治疗的过程，相当于一个流动的NICU[5-7]。国内李海英[8]研究报道，青岛市所辖县级市胶州市在实施S.T.A.B.L.E.项目培训后，转运新生儿部分生命指标和实验室指标等均较对照地区和培训前项目地区有明显改善[9]。陈运彬等[10]对区域性危重新生儿转运系统运作10年的远期效果随访表明，规范的区域性危重新生儿转运系统运作大大改善了转运的危重新生儿的预后和生存质量，而且建议必须在转运过程中尽快稳定病情，出院后认真进行随访工作，对随访中存在体格、智力发育障碍的患儿早期进行干预。由于新生儿转运系统投入颇大[11]，且与收益不相符合，所以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同医院均不同程度开展了危重新生儿转运业务。

5 总结

国内的研究表明：以NICU为依托的新生儿转运系统是目前降低新生儿病死率的有效转运模式，建立良好的转运网络，通畅的转运流程和专业的医护人员是保障成功的关键[12-13]，但国内对新生儿转运业务都没有规范的管理，各医院的转运程序和方法差别较大。陈运彬[11]对国内外新生儿转运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不足、当前的热点问题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均做了阐述。随着新生儿转运工作探讨的增多，转运技术的进步及规范，相信新生儿转运流程会越来越优化，转运技术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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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儿科输血；ABO血型；Rh血型；抗原；抗体；检测循证医学的基本方法在临床输血工作中的运用即为循证输血(evidence-basedtransfusion medicine)，循证输血在儿科领域的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3 方面的内容：①如何更好地把握不同年龄、不同疾病患儿的输血指征，做到科学、安全输血("要不要输血?")；②如何运用不同的血液成分更好地置换、补充患儿血容量，提高患儿携氧能力和/或凝血功能，做到成分输血、安全有效输血("输什么血液成分?")；③如何尽可能地节约血液资源，减少不必要输血("什么时候输血?") 。

1 ABO 及 Rh( D) 血型抗原的发育

ABO 血型抗原(简称ABO抗原)在人体胚胎发育早期(5～6 w) 即可检出;绝大多数新生儿出生时其 ABO 抗原采用血清学方法即可检测出，但抗原数量和凝集强度不及成人。研究显示，新生儿的ABO抗原成熟程度只有成人的约60%，尤其是早产儿和有血液和免疫系统疾患的新生儿，常出现ABO抗原减弱的现象;而如果患儿为ABO血型亚型，其血清学表现也不是很典型，况且患儿多数是出生以后第1次作血型鉴定，无历史资料可参考，这就给这些主要依靠正定型确定血型的患儿的 ABO 血型鉴定带来了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新生儿自身可用来辅助鉴定血型的检材(如唾液等)不易获得，同样是造成其血型鉴定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多数专家建议如果婴幼儿ABO血型无法确定，患儿又必须输血的情况下，最好输O型洗涤红细胞，以免患儿产生意外抗体对今后的输血造成障碍[1]。

Rh(D)血型抗原[简称Rh(D)抗原]是构成红细胞的重要成分，因此在胚胎早期即可检出，至新生儿期几乎都能正常检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生儿的脐血标本易被华通氏胶污染，且新生儿直接Coombs试验阳性者较多，因此应注意假阳性结果。遇到直接 Coombs 试验阳性患儿，应先洗脱其红细胞表面致敏的抗体，至直接Coombs试验阴性后再作定型; 对华通氏胶污染的标本则必须反复洗涤后方可定型。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ABO血型正定型。

2婴幼儿ABO血型抗体的产生规律

婴儿出生后，会不断地被自然界中广泛分布的A、B抗原及其结构类似的物质所免疫，逐渐产生抗-A、抗-B和抗-A，B。如大肠杆菌O86含有B血型物质(简称B物质)、某些肺炎球菌含有A血型物质(简称A物质)等，这些物质能被人胃肠道吸收免疫。由于对自身抗原存在免疫耐受性，因此A型个体不被A物质免疫，而与B物质起免疫反应形成抗-B;同理，B型个体不被B物质免疫，而与A物质起免疫反应形成抗-A；O型个体血清中则存在抗-A、抗-B和抗-A，B，而 AB型个体中不存在抗-A、抗-B。美国 AABB《血库和输血机构标准》规定，≤4个月婴儿的受血者ABO血型鉴定，只要求用抗-A和抗-B试剂作红细胞血型鉴定(正定型)，而不必作反定型。我国目前尚未明确规定对多大的患儿需要作反定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输血科及国内多家儿童医院输血科对≤6个月的婴儿受血者，鉴定 ABO 血型只作正定型，如果正定型反应强度正常，即以正定型结果为准，给患儿选择同型血液制品输注；对＞6个月的婴儿受血者则同时作正反定型相互印证，如果这类婴儿受血者的反定型不能检出相应抗体，则应采用更加敏感的方法鉴定，并结合患儿临床诊断进一步分析，或送上一级血型参比实验室作血型确证试验，以确保患儿输血安全[2]。

3儿科输血前检测的特点

儿科患者血型抗原和抗体发育的特点决定了儿科输血前检测具有如下特点：①患儿ABO血型正反定型常常出现不一致的现象；②患儿ABO血型正反定型常常出现弱凝集；③给患儿ABO异型的血液作交叉配血，预期的凝集不一定出现或凝集极弱，故在给婴幼儿作交叉配血时应该首先保证ABO血型的正确性；④新生儿换血或围产期新生儿输血治疗要考虑来自母体IgG抗体的干扰，往往不能输与患儿同型的红细胞；⑤由于儿科患者经常输洗涤红细胞或其他特殊定制的血液成分，且这些血液制品只能给某个特定患儿输注、保存期又短，因此意外抗体筛查显得尤其重要。

4儿科输血展望

由于儿科输血前检测与成人有许多不同之处，且儿科输血工作繁锁、工作量大、异型输血常见，同时儿科患者病情变化快，对血液制品规格、种类要求复杂，因此儿科输血需要各级血站的大力支持，而且儿科输血工作迫切需要强大的信息化支持和电子配血系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患儿输上相合的血液成分。另外，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儿科输血前检测规范及儿科输血技术规范，使儿科输血工作者能够"有法可依"，使儿科输血工作能够尽快实现规范化。

参考文献：

篇(4)

文章编号：1003-1383（2013）06-0907-03中图分类号：R722.047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各种医疗技术设备的推陈出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设施更加完善，新生儿急救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早产儿的抢救成功率和存活率明显提高。一项早产儿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5月1日～2011年12月31日，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52家医院的早产儿出生率为9.90%[1]。另有报道早产儿存活者中留有不同伤残者占10%～20%[2]，指出神经系统和肺损伤是早产儿远期后遗症的两个主要方面[3]，可导致早产学龄儿学习困难。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专业的健康照护者面临的挑战，已从保证早产儿存活发展到使他们的发育和预后最优化。早产儿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Familycentered Care，FCC），使早产儿得到父母的全程照护，各方面均达到完善状态，对提高早产儿生存质量和人口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针对早产儿实施FCC，国外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就早产儿实施FCC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综述，为临床提供参考。早产儿生理发育特点及临床表现早产儿由于未足37周出生，其组织器官的成熟度和功能较足月儿差，特别是重要器官的功能发育不成熟，使早产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呼吸暂停、喂养不耐受、营养缺乏和生长发育迟缓等[4]。如早产儿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成熟，体温易随环境温度变化，出现忽高忽低现象，不能维持稳定的正常体温，常因寒冷而导致寒冷损伤综合征；呼吸中枢发育不成熟，容易使早产儿出现青紫发作、肺膨胀不良、缺氧、呼吸道梗阻、肺透明膜病等；消化系统发育不成熟容易引起呕吐、腹胀、腹泻等；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易导致脑室管膜下及脑室内出血，有时伴有脑实质或蛛网膜下腔出血。早产儿的第1年是生长速度最快、大脑发育的可塑性最强的阶段[5]，脑发育早期是“易损性”与“可塑性”并存的时期，“可塑性”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特性，其结构和功能可随体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未成熟脑存在高度可塑性的同时其“易损性”也会增加，从而导致发育异常和行为问题。因此，早产儿尤其是极低出生体重儿，出生后常需要在NICU监护，住院时间延长。NICU环境与胎儿子宫内环境、健康新生儿的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致使早产儿宫外面临的环境有害因素多，如强光和噪音、作息时间不规律、缺乏规律的有益刺激、多疼痛刺激、高频率的非预期侵入性操作、不舒适、亲子分离等，这些刺激可单独或同时对早产儿生长发育（包括未成熟的脑发育）产生直接或潜在的不良影响[6]。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的核心概念家庭护理即为促进家庭系统及其家庭成员，以达到最佳的健康水平为目的而进行的护理实践活动，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家庭。FCC模式是系统化整体护理的一种形式，是以患者为中心护理工作的延伸，是适应当前医学模式转变的积极探索。其理念最早由Fond及Luciano提出，20世纪中后期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显然不足，患者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多数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患者与家庭关系紧密且相互影响，因此提出开展FCC模式。FCC模式不再把患儿当作单一的临床病例看待，而是意识到患儿属于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和一种生命或文化的特殊形式[7]，让家庭融入新生儿的出生、计划和健康服务的评估，发挥家庭在养育、护理、选择等方面的作用，更强调人是综合体，进一步强调家庭在患儿疾病治愈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的核心概念是尊重患儿及家庭，传送健康信息，尊重患儿选择权，强调患儿、家庭及照顾者间的协作，给予力量及支持，有弹性，授权[8]。FCC护理理念已比较成熟，所总结出的8条基本原则[9]及在实践过程中拓展出的9项基本内容[10]都强调家庭在治疗、护理过程中的作用。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的影响FCC的概念最早由范丽于2001年引入我国[11]，引起了儿科、产科等护理界研究热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楼建华团队[12，13]调查的儿科护理工作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实施FCC模式，结果得到了家长的认同，家长可以和孩子在一起，患儿能得到很好地照顾。赵敏慧等[14]对比分析了读懂早产儿行为与个体化照护指导，对父母和早产儿互动行为认知及情绪的影响，发现上述做法能有效促进父母早产儿互动行为的认知和积极情绪的形成。该学者进一步研究了FCC对早产儿母亲情绪及早产儿生长发育水平的影响，结果也表明FCC能有效降低早产儿父母的抑郁情绪，且能促进早产儿的生长发育和智能发育，但这对护理人员是一大挑战[15]，需要医护人员与家长保持长期的、良性的沟通。杨青丽等[16]评估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母亲和早产儿的唾液皮质醇水平的影响及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反应性唾液皮质醇的水平无影响。当前国内大多数早产儿被收治在新生儿病房，父母不能参与照护，因此常会表现出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最终导致他们对早产儿的治疗及照护缺乏足够信心，有的甚至还会出现消极行为。而FCC填补了早产儿父母对早产儿照护知识的空白，可以很好满足其需求，减轻压力。

早产儿实施FCC措施及其效果父母与医疗人员共同参与早产儿的住院护理时，父母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护理知识，在促进孩子行动的能力及对早产儿的支持性均得到了加强[17]。措施包括：关注父母的文化背景，根据患儿具体情况，医护人员与家长共同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建立早产儿个人档案；通过课堂培训、一对一操作示范、小册子及视频、网络电话咨询答疑等，对家长如何妥善照顾孩子进行科学指导；帮助父母认识早产儿的外表、行为和情况，指导父母读懂早产儿的行为暗示和促进生长发育；为母乳喂养、袋鼠式护理（kangroo care，KC）提供指导和硬件支持；并与父母共同制订个性化的出院计划；出院前提供单独的房间，练习照护技能，为早产儿出院后父母对其护理奠定基础，如怀抱与喂养，洗澡与日常护理，抚触与被动操，急救等，进而保证早产儿从病房向家庭护理转移的顺利完成。

实施FCC后，患儿出院回家，护士的角色有新的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早产儿出院后由社区护士做好持续的家庭访视，有利于促进父母的照护技能、社会支持质量及母乳喂养率，患儿生长发育良好，亲子互动增加。目前我国社区护士进行家庭护理较少，资雪梅等[18]将FCC作为理论基础，观察营养供给、信息刺激、亲子交流等干预措施对新生儿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护理干预后，产妇掌握新生儿护理知识明显优于干预前，有效降低新生儿的发病率，对新生儿生长发育和智能发育有一定促进作用。王延荣等[19]探讨新生儿家庭护理的干预效果，对新生儿出院后 3 d 由专业护士上门通过现场示范、口头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给年轻父母普及新生儿护理知识，帮助解决护理操作上的技巧和认识问题，结果显示产妇在新生儿护理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效地降低新生儿的发病率，提高新生儿健康水平。国外有报道建议在进行家访时，所有照顾者及决定家庭经济者均应在场，以确保护理人员的建议能得到接受并很好地实施。护理人员在随访过程中，应正确评价早产儿发育指标，监测其发育状况，早期发现其发育异常，有助于早期治疗，改善患儿的预后，提高人口素质[20]。张坤尧等探讨早期家庭干预对高危儿认知发育的影响，干预组采用家庭式干预模式对患儿进行早期干预，结果显示，6月龄始各年龄段患儿智力发育和运动发育指数均显著高于未干预组，1岁时Gesell智能检查，五大功能区发育均先于未干预组，表明对高危儿进行早期家庭干预，系统管理，可促进其认知发育，减少伤残发生[21]。

综上所述，FCC护理模式是“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核心体现，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综合护理措施，通过指导家长参与照护，可以使早产儿及其家庭得到全面健康维护的服务，提高父母的育儿知识。早产儿出院后持续的家庭访视及积极、持续的护理干预，有利于促进早产儿生长发育，提高早产儿的生命质量。但在护理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要实施FCC会增加更多的人力和精力。目前我国FCC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应端正医护人员对FCC的态度，优化护理人力资源和素质；通过各种途径使家属认识到FCC的优势，改善护理现状，促进其推广实施，以利于儿科护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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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胆红素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新生儿 黄疸 听力检测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early diagnosis and clinic significance of followingup on the 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BAEP ) in neonates with jaundice. Methods BAEP was detected in 258 neonates with jaundice by the myoelectricity evoked potential machine (DANTEC， Denmark). 60 cases neonatal patients with hearing loss after birth of 3 month and 6 month underwent BAEP tes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abnormality rate of BAEP in 258 cases was 81.01%. The abnormal findings in BAEP included prolongation of PL and IPL of the wave Ⅰ、Ⅲ and Ⅴ，and undifferentiation or disappearance of the waveshape. 60 infants who had abnormal BAEPs received followingup BAEP test. Average hear threshold of the neonates after birth of 3 month and 6 month were(70±14.6)dBnHL and(42±12.6)dBnHL respectively(P＜0.001). Conclusion The jaundice can cause damage to peripheral auditory nerve and brainstem function of the neonate. There are directly relations between jaundice degree and abnormal degree of BAEP， prognosis. It is economically practicable that the technique of BAEP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neonatal patients with hearing loss after birth of sixmonth and early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in patients with hearing loss.

Key words: bilirubinemia； 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neonate; jaundice; hearing examine

黄疸是新生儿早期最常见的症状，新生儿黄疸可以是生理性，也可以是病理性，后者也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黄疸严重者可发生胆红素脑病(核黄疸)，进而使脑干听觉传导系统受累脑干听觉诱发电位。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检测可对黄疸儿提供一种无创伤、客观地评价外周听觉系统和脑干功能活动的有效方法。近年来，新生儿听力检测特别是重症监护病房的新生儿听力检测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有关新生儿听力异常的报道甚少。现就2004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258例新生儿黄疸患儿BAEP检测及听力随访结果分析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58例患儿均来自本院新生儿科，男172例，女86例，平均孕周37～41周，平均出生体重3247g (2600～3950g)，无妊娠及分娩并发症，无先天性神经系统及耳疾患，未使用耳毒性药物，无特殊家族史。出现黄疸时间为出生后1～5d，黄疸持续时间为23～30d，检测日龄为5～30d。根据血清间接胆红素(unconjugated hyperbilirubin，UCB)水平分为4组，A组为对照组，正常足月新生儿，UCB＜220μmol/L，共28例；B组患儿UCB 220～308μmol/L，65例；C组患儿UCB308～342μmol/L，91例；D组患儿UCB＞342μmol/L，102例。对新生儿期BAEP检测听力异常的209例患儿，分别于3、6个月后再行BAEP检测。

1.2 BAEP检测方法

采用丹迪公司Keypoint肌电诱发电位仪，在安静、室温20～25℃，患儿自然睡眠状态下检测，哭闹者使用10％水合氯醛溶液(0.4～0.5mL/kg)口服以诱发睡眠。患儿平卧位，使用一次性粘贴电极，记录电极置于头顶(CZ)，参考电极置于同侧测试耳耳后乳突，对侧耳白噪音屏蔽，短声刺激受检耳，刺激强度采用感觉级，最大不超过110dB，频率10Hz，叠加1024 次，左右侧耳分别检查并重复一次以确保其准确率，分别测定BAEP各波潜伏期(PL)，波峰间期(IPL)，波幅及波形分化情况。对每位患儿同时测血清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浓度。

1.3 BAEP异常判断标准

①主波Ⅰ、Ⅲ、Ⅴ消失或波形分化不良，重复性差；②Ⅰ、Ⅲ、Ⅴ波PL及IPL大于本室正常值；③各波PL侧差(ILD)＞0.4ms；④同测Ⅴ波与Ⅰ波波幅比＜0.5，其中任一项异常即属异常例。以V波反应阈值＞30dBnHL作为2～4kHz范围听力损失指标，听力损失程度标准［1］：轻度(听阈36～50dBnHL)，中度(听阈51～70dBnHL)，重度(听阈71～90dBnHL)，极重度(听阈＞90dBnHL)。BAEP异常者，建议3月龄复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用LSD法，方差非齐性用Dunnett's T3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BAEP检测结果

本组258例黄疸患儿新生儿期BAEP检测异常209例，异常率为81.01 %，被确诊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异常主要表现为Ⅰ、Ⅲ、Ⅴ波潜伏期均延长，Ⅰ～Ⅴ波间期延长，波形分化不良或波形消失。异常率随UCB水平的增高而增高； BAEP异常率B、C、D组与A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间两两比较，B与C组、C组与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1 各组UCB与BAEP异常率比较(略)

2.2 听力障碍儿BAEP复查听力损失耳听阈情况

258例黄疸儿中116例于3月龄时进行BAEP复诊，异常率为27.59％，V波平均听阈为(70±14.6)dBnHL；116例中有60例于6月龄进行第2次BAEP复诊，异常率为15％；复查V波平均听阈为(42±12.6)dBnHL，即评价听阈比3月龄患儿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表2 听力障碍儿BAEP复查听力损失耳听阈情况（略）

3 讨论

BAEP可记录声刺激后听觉系统所产生的一系列电位反应，可全面反应听神经的生理过程和病理现象，对新生儿黄疸患儿能较早而敏感地反应胆红素的神经毒性作用。BAEP 稳定出现的是Ⅰ～Ⅴ波，分别代表不同部位所产生的电位。其特定的神经发生源［2］分别为：Ⅰ波听神经颅外段；Ⅱ波耳蜗神经核；Ⅲ波上橄榄核；Ⅳ波外侧丘系；Ⅴ波中脑下丘。Ⅰ、Ⅲ、Ⅴ波在整个刺激强度范围内比较稳定，所以常以Ⅰ、Ⅲ、Ⅴ波PL，Ⅰ～Ⅲ、Ⅲ～Ⅴ、Ⅰ～Ⅴ波IPL来代表神经系统的损害程度。妊娠28周～30周时胎儿即可记录到BAEP。BAEP的波形、形态是随生长发育而成熟变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BAEP的PL缩短，波幅增加，波Ⅴ最显著［2］。

60%足月儿、80%早产儿在生后均会出现黄疸，目前认为间接胆红素增高有一定的毒性，可透过生物膜及血脑屏障，特别是新生儿血脑屏障发育不成熟，一般认为间接胆红素升高超过324μmol/L，可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毒害脑细胞，如此时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严重者可引起核黄疸，导致中枢神经受损［3-4］。BAEP在胆红素导致脑损害的最早期即可出现改变，也是病情发展的灵敏监测指标之一［5-6］。近年来研究发现，听觉传导通路遵循先周围后中枢、先下位后上位脑干的发育规律，代表耳蜗及听神经远端电位的Ⅰ波主要在出生前发育，故各种围产因素尤其是黄疸因素，更易引起周围性耳聋，造成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代表中枢传导功能的Ⅲ、Ⅴ波及其IPL主要在出生前1个月及出生后头2年成熟，也可受黄疸因素的影响。故BAEP表现为多种形式异常，既有PL、IPL延长，又有波形消失。临床可根据V波波形是否消失来判断听力损失的严重程度。

本组黄疸儿BAEP的异常率为81.01 %(209/258)。主要表现为Ⅰ、Ⅲ、Ⅴ波潜伏期均延长或消失，Ⅰ～Ⅴ波间期延长，波形分化不良或波形消失，提示黄疸对患儿听觉传导通路的损害很大。在研究中我们发现Ⅰ波受累所占比例最高，说明胆红素的增高最先侵及的是周围听神经，进而累及中枢，这也是新生儿黄疸患儿常伴有听力障碍的主要原因。

胆红素神经毒性的发生机理迄今尚未完全明确，多数学者认为其主要影响神经元突触传递功能［4］。新生儿期脑屏障发育不成熟，当胆红素浓度超过一定水平和(或)血脑屏障受到破坏时，血清游离胆红素极易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而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毒性作用。本组结果显示，血清胆红素浓度越高，引起 BAEP异常越明显。胆红素对神经细胞的毒性作用分为聚集、结合、沉积三个步骤，前两个步骤神经元的损伤是可逆的，临床可不表现症状，称为新生儿亚临床型胆红素神经中毒症状或新生儿胆红素脑病，而到了沉积步骤病变已成为不可逆，临床出现典型的神经功能异常症状即核黄疸，一般都留有后遗症［7］。因此，及早预测、及时干预，对预防核黄疸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由于婴儿期处于神经系统包括听觉系统的快速发育阶段，特别是在出生后前6个月，故本组新生儿期被确诊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的黄疸患儿，3月龄时有116例患儿参加了第1次BAEP复诊，异常率为27.59％；平均听阈为(70±14.6)dBnHL，其听力损失程度绝大多数为轻、中度，说明有较多的残余听力；经建议约6月龄复诊，116例患儿中有60例参加第2次BAEP复诊，异常率为15％；平均听阈为(42±12.6)dBnHL，听阈值下降，听阈明显提高，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耳听力障碍在发育过程中得到恢复，听力状况有显著好转，听力损失有不同程度减轻。因此，BAEP对了解新生儿听力及脑干功能障碍有重要价值。

我们认为，对BAEP检测异常的新生儿和婴儿，通过跟踪和随访，在6个月内确诊为耳聋患者或排除耳聋，对听力异常婴儿指导患儿及家长进一步干预手段，解除听力异常婴儿父母心理上、经济上的负担，在目前我国的国情下是经济可行的。总之，新生儿和婴幼儿听力损失的早期发现和恰当的早期干预对言语、语言和认知的发育可起到关键的作用，使所有听力损失患儿语言和(或)交往技能得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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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新生儿 脐动脉 行为神经测定 围生期窒息 酸中毒

中图分类号:R714.250.4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9-038-03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neonatal umbilical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relationships. Methods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08 to July 2010 to study delivery of term infa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of 30 patients and observed 2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ivided according to severity of severe asphyxia group of 15 cases and light asphyxia group, 15 cases were neonatal umbilical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and NBNA score.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nd umbilical arterial blood

pH, B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Key words] Newborn umbilical artery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perinatal asphyxia acid poisoning

围生期窒息常导致酸中毒,而酸中毒尤其是严重酸中毒(pH≤7.00)是导致新生儿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死亡的高危因素之一,因此,产时密切监测,利用生化指标判断、评估围生儿有否缺氧、酸中毒及其程度,及时处理,对改善围生儿预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研究报道,脐动脉血pH值水平与胎儿不良预后相关[1]。本研究选择在我院分娩的足月新生儿进行脐动脉血气分析及NBNA评分,探讨新生儿脐动脉血血气分析、新生儿结局之间的相关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2008年9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出生的足月新生儿50例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30例和对照组20例。对照组纳入标准:足月妊娠、顺产、无妊娠并发症及合并症、无产时胎儿窘迫、新生儿出生1 min、5 min Apgar评分≥8分。观察组纳入标准: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产时胎儿窘迫,负压胎吸助娩,新生儿出生1 min、5 min Apgar评分≤7分。观察组中又根据Apgar评分分为重度窒息组15例和轻度窒息组15例。三组间在胎龄、性别、出生体重及父母亲文化程度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 标本收集 脐动脉血采集于新生儿出生后第1次呼吸前,用两把止血钳在近胎儿端钳夹长约20 cm 脐带,用肝素化注射器抽取脐动脉血0.5 mL即刻送检,进行血气分析测定,固定时间、人员采集。

1.2.2 NBNA评分 分别于新生儿生后第4～6 d及第26～28 d由固定人员测量、记录,采用中国新生儿20项行为神经评分法[2]。NBNA分为5部分:行为能力(6项)、被动肌张力(4项)、主动肌张力(4项)、原始反射(3项)和一般估价(3项)。每项评分有3个分度:0分、1分和2分。NBNA评分满分为40分,正常为35～40分,35分以下为异常。

1.3 统计学处理

本组数据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应用方差分析进行各组间比较,采用直线相关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三组新生儿脐动脉血pH值、BE与NBNA

结果见表1、表2、表3。三组pH值、BE值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注: *对照组与轻度窒息组比较,t=4.735,P

注: *对照组与轻度窒息组比较,t=7.650,P

2.2 新生儿脐动脉血气与相关因素的关系

观察组中pH值与第4～6 d NBNA、第26～28 d NBNA的评分值呈显著正相关(r=0.510、0.320;P

3 讨论

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法自1990年在我国制定以来,广泛用于临床,并被证明可信度高、效果好。NBNA和其他方法对预测窒息儿预后的研究结果显示,NBNA 预测预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超过80%[1,2] 。NBNA 主要是对新生儿的行为能力、肌张力状态、原始反射和一般状态进行评定。大量资料证实,NBNA能早期发现新生儿脑功能异常[1,2]。本文结果显示,在第4～6 d轻度窒息组NBNA评分较对照组有所降低,而重度窒息组NBNA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且与轻度窒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缺氧程度越重,NBNA评分越低,这在窒息患儿中表现更明显。随着患儿日龄增长,轻度窒息组、重度窒息组NBNA值均较前升高,表明神经系统损害有改善趋势,而NBNA值能客观反映其变化。

NBNA是一项简便有效的临床测定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开始应用于对窒息新生儿预后的预测,是早期发现脑损伤和预后评估敏感的指标,对新生儿脑损伤有极重要的诊断价值,并可及时对婴幼儿智力发育作出预测。我们对于新生儿生后4～6 d、26～28 d分别进行NBNA 评分,发现4～6 d NBNA 评分明显低于26～28 d NBNA 评分。由此可见,NBNA 评分可早期发现新生儿因脑损伤所致的神经行为异常。轻度窒息儿及时纠正缺氧后,随日龄增长,脑功能可以得到改善,神经行为能力可以逐渐恢复[3-5]。

目前国际上公认,诊断围生期窒息必须具备血气指标[6],脐动脉血反映胎儿各器官组织状态。因此,脐动脉血pH和BE值,可以揭示分娩时新生儿的酸碱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窒息程度与新生儿脐动脉血pH值、BE值密切相关,窒息程度越重,pH值、BE值越低,并且pH值、BE值与第4～6 d NBNA、第26～28 d NBNA的评分值呈显著的相关性,表明监测新生儿酸碱代谢情况,可以作为评估新生儿近期预后的生化指标。鲍秀兰等[7] 的研究表明,产时单纯呼吸性酸中毒与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肾脏并发症的发生不论在频率或严重程度上均不相关,这可能与新生儿呼吸性酸中毒较易恢复有关。有学者认为,呼吸性酸中毒可见于正常分娩过程,是一种短暂无害的酸血症[8]。

综上所述,脐动脉血pH值、BE值与NBNA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可作为评估产时胎儿酸碱平衡的指标[9]。对高危妊娠、阴道助产、低Apgar评分的新生儿,常规检测脐动脉血气分析,可及时加强监测,防止围生儿缺氧损伤的进一步发展。脐血标本采集简便,结合Apgar评分和NBNA评分可 用来判断产时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和预测新生儿病理状态,建议有条件医院对有产科高危因素新生儿进行脐动脉血气分析检查和NBNA评分,以便进行早期干预,减少神经系统后遗症[1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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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摘要】 目的 分析新生儿肺炎的病原菌分布及其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VitekAms System和 KirbyBauer法对558例新生儿肺炎的痰液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并检测其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结果 共分离培养出病原菌352株，阳性率为63.1%，其中革兰阴性菌264株，占75.0%；革兰阳性菌63株，占17. 9%；真菌25株，占7.1%。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为主， 革兰阴性杆菌对第三代头抱菌素的耐药率较高，亚胺培南是治疗革兰阴性菌感染最有效的药物；革兰阳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为主，层析万古霉素仍然是治疗革兰阳性球菌感染的最有效药物。结论 新生儿肺炎的病原菌分布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开展细菌耐药性的监测对新生儿科临床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提高现有抗生素的疗效，减缓耐药菌株的发生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肺炎；新生儿；病原菌；耐药性

新生儿免疫功能低下，极易发生各种呼吸道感染，尤其是新生儿肺炎最多见。目前临床上多依据经验治疗，但由于近年来临床上广泛使用抗生素，其临床表现不再具特征性，感染能否得到有效的治疗取决于感染病原体是否明确，并是否合理使用药物［1］。笔者对我院2003年1月至2008年12月558例新生儿肺炎的痰液标本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为儿科医师对抗生素的合理选用提供理论指导。

1 资料和方法

1.1 标本来源

菌种标本取自2003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院儿科病区送检的新生儿肺炎痰液标本。全部标本均为入院时拟诊为肺炎时在严格的无菌操作下用无菌吸痰管吸取下呼吸道分泌物或痰液，置灭菌容器内立即送细菌培养。

1.2 标本处理

将标本接种于5%绵羊血琼脂平板及流感嗜血杆菌平板(HAEM: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产品) ，分别置35℃和35℃、7% CO2 的孵箱中培养18～24 h。

1.3 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

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均采用法国梅里埃公司的VitekAms System和 KirbyBauer法。结果判断：采用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 ）颁布的标准M100s18 进行［2］，以无菌生长的最低浓度判定该药对该株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 。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 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5923、铜绿假单胞菌ATCC 27853。

1.4 结果

共检测新生儿肺炎下呼吸道痰液标本558例，分离出病原菌352株，阳性率为63.1%，其中革兰阴性菌264株，占75.0%；革兰阳性菌63株，占17. 9%；真菌28株，占7.1%。详细的菌种分布情况见表1。革兰阴性杆菌对第三代头抱菌素的耐药率较高，可能与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菌株的增多有关，亚胺培南是治疗革兰阴性菌感染最有效的药物，详见表2；革兰阳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为主，层析万古霉素仍然是治疗革兰阳性球菌感染的最有效药物，详见表3。所有真菌均不对氟康唑耐药。表1 新生儿肺炎常见细菌种类分布情况（略）表2 新生儿肺炎常见革兰阴性菌耐药率(略)表3 新生儿肺炎常见革兰氏阳性球菌的耐药率（略）

3 讨论

由于新生儿抵抗力较低，感染一直是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新生儿肺炎又居新生儿感染的首位，加上住院时间长，机械通气和吸痰等侵入性操作，使儿科病房中新生儿肺炎的病原体及其耐药性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3］ 。本组资料显示我院儿科科近6年新生儿肺炎的病原体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占75.0%；检出率前3位分别是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铜绿假单胞菌，与董方等［4］报道相近。革兰阳性菌检出率为15.0%，革兰阳性菌检出率最高的是甲型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均为20株，各占5.7%，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检出14株，占4.0% ，但一般情况下，甲型链球菌被视为呼吸道的正常菌群，这提示致病的革兰阳性球菌感染在整个新生儿肺炎中越来越少。而真菌检出率达7.1%，呈上升的趋势。我院新生儿肺炎感染的真菌主要是白色念珠菌，达6.5%。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新生儿呼吸系统发育未成熟，正常菌群尚未很好建立，皮肤黏膜的屏障功能低下，产生特异性IgM的能力不足，免疫系统不完善和超广谱抗生素的应用杀灭了敏感细菌，破坏了黏膜的正常菌群，使耐药菌株和真菌大量繁殖有关。

革兰阴性菌对多种常用抗生素均产生较高的耐药性，但对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率不高，除铜绿假单胞菌外的革兰阴性菌对第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均低于25％。说明大多数革兰阴性杆菌除铜绿假单胞菌外仍对第三代头孢菌素敏感，但其敏感度与开始应用第三代头孢菌素时已明显不同。这与伴随上述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出现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革兰阴性杆菌有关。B内酰胺酶主要包括AmpC 酶和ESBLs。ESBLs产酶株对头霉素类敏感，AmpC 酶产酶株则耐药； ESBLs 多数可被克拉维酸、舒巴坦和他唑巴坦抑制，而这些酶抑制剂一般不抑制AmpC 酶，且AmpC 酶具有较强的横向传播能力［56］，故临床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株进行AmpC 酶和ESBLs的检测尤为重要。部分B内酰胺酶类抗生素（氨苄西林、派拉西林和头孢派酮）在添加β内酰胺酶抑制剂（舒巴坦/他左巴坦）后，对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率尤其是对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率明显降低，提示β内酰胺酶抑制剂在降低细菌耐药性的应用中有着广阔的前景。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高度敏感，耐药率为0，但其对除头孢他定、头孢派酮/舒巴坦及派拉西林/他左巴坦外的所有第三代头孢菌素产生耐药性。药敏分析还发现亚胺培南对所测定的各类革兰阴性杆菌耐药率均为0，与黄勇等报道相符［7］，提示其是目前临床上抢救严重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最有价值的品种。另外，本资料还发现，多数的革兰阴性杆菌对阿米卡星和左旋氧氟沙星耐药率较低，与成人病房对该两种药物的高耐药性不相同［8］，这可能与这两种药物在儿科的应用较少有关。

最常见的革兰阳性球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本组病例中葡萄球菌除对其对层析万古霉素高度敏感，对左旋氧氟沙星和派拉西林/舒巴坦较敏感外，其对青霉素和红霉素、本唑西林、氨苄西林、头孢唑啉的耐药率也已超过60％。近年研究结果显示，MRS比例呈增高趋势［9］，而本组的结果显示MRS达到了葡萄球菌的65.0 %，MRS均呈多种耐药，不仅对甲氧西林等β内酰胺类抗生素，也对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和克林霉素类呈现耐药，尤其值得警惕的是MRCNS检出率高达75.0 %，已超过MRSA成为MRS的主要来源。CNS一直被认为是条件致病菌，现在很多研究证明由于CNS 能产生多糖黏质，这种黏质能促使CNS 对光滑表面的黏附，还能抵御机体的免疫吞噬，同时还是一种毒力因子。因此CNS感染在住院患者中越来越多，其引发的感染常与侵入性操作等因素相关［1011 ］ 。本研究未发现层析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这与层析万古霉素均为国外进口，在国内无仿制产品、临床并未广泛应用有关。尽管如此，近年已有学者报道发现万古霉素低敏感性的葡萄球菌属［12］，提示我们应加强对层析万古霉素耐药性的监测，控制层析万古霉素使用适应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随着各种细菌对抗生素耐药不断增高的趋势，细菌耐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研制开发新的抗生素的速度，人们已认识到合理使用抗生素的重要性。监测临床细菌谱和耐药性的变化趋势是合理用药的基础，根据药敏用药是合理用药的前提。同时，本研究发现使用越广泛使用时间越长的抗生素出现的耐药率越高，我们建议根据细菌对药物的变迁，建立抗生素轮休制，有计划地将药物分期、分批、交替使用，以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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